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你知道论文怎样写才规范吗？如下是小编帮助大家找到的教学论文精选7篇，欢迎参考阅读。
【关键词】 议论性散文；写作技巧；积累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33-0-01
一、引言
议论性散文是近些年来一直比较受高考所接受和喜爱的题材，它可以包含丰富的内容，可以抒发自己内心真挚的感情，表达出自己深刻的思想。议论性散文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广阔的选材范围，比较深厚的文化底蕴，抒情性较强，说理的文采也很好。议论性散文在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众多题材中最受老师和学生的欢迎和青睐。而且，议论性散文的结构也比较程式化，运用议论性散文写出的文章也比较出彩。但是在实际的写作当中，议论性散文比较难写，写出的文章一般难以令人非常满意。因此，要想真正的写好议论性散文，必须要明白议论散文的特点，摸清议论散文的规律和掌握议论散文的写作技巧。
二、议论散文与常规议论文的不同
议论文一般是重在说理，以理服人。但是，常规议论文和议论散文还是存在不同之处的。常规议论文和议论散文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常规议论文一般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展开议论，常规议论文论文论点一般比较鲜明，论证论据也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般包括这几个模板：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议论性散文则一般是采用华丽的语言来进行议论，一般没有非常特别鲜明的论点，也没有非常明确和集中的论据。一般具有很强的哲理性、抒情性、文采性。议论散文比较看重的是语言文采。常规议论文看重的是论点突出。
2.议论性散文中的论点不太明确，论据也不是很集中，并不代表议论性散文没有论点，而是议论性散文的分论点一般比较多，常常会多于常规的议论文，只是由于议论性散文论点的陈述方式不同，相比于传统常规的议论文。议论性散文的论点常常被淡化处理。
3.传统的常规议论文一般使用比较完整的事实论据，议论性散文一般喜欢使用简化的论据，不会进行那么详细的分析，比较善于使用排比抒情等修辞手法。议论性散文一般采用简要的概括叙述的方式对自己的材料进行议论阐述，议论性散文议论一般讲究简洁、精要，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议论散文的写作技巧
议论性散文具有哲理性、抒情性、文采性，因此，该如何写作才能达到议论性散文的要求呢？
首先，要善于采用修辞的手法。
运用修辞手法，可以起到修饰语句的作用，通过调整语句，运用特定的形式以提高语言的文采。在采用的修辞手法中，比较常用的是比喻、对偶和排比等，这几个特别容易起到彰显文采的作用。例如，可以将内容、结构、语气等相关，相同或相近，连贯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语句连接起来用。排比修辞使用起来可以增加文章的气势。比喻修辞会显得文章句子更加优美。
其次，可以采用不同的句型发散文章思维。
议论性散文可以采用不同的句型来增加文章的文采，比如假设句、因果句、条件句、对比句、转折句等。
第三，可以引用诗文、名句来增加文章的文采。
孔子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名言警句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就是因为它本身就具备较深的哲理和较高的文采。引用古人的经典话语，大展集体智慧，把贤人的成语谚语融入自己的文章中，可以使文章的说服力和可信度更强。但是，有特别注意的是，要引用古人的名言名句，尤其是古人的诗词名句，一定要深刻理解他们其中的含义，不能断章取义，随意引用，显得特别牵强附会。
还要注意一点，当引用古人的诗句时，要使自己的文章的风格、语境与诗人的相一致，协调得当，才能起到以一当百的效果。而且要忠实于原文，不能随意删减和增加。
引用古人诗句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嵌入式、割裂式、展示式等。嵌入式就是要将引用的诗句整句嵌入一句话中，加上引号使这个嵌入的诗句成为整个句子的一个成分。或者由相近联想而从自己的记忆中将某一问题或某一景物、某一现象的古今诗词佳句汇集一起。割裂式就是将要引用的一句诗分成几部分嵌入到文章的一句中的不同位置，并使其成为句子的某一成分。既可以剪裁两句古诗组合成一句，也可将一句古诗割裂后组合成一句。
第四，采用列举的方式。
列举的方式有点列举和面列举，详举一例称为“点”，略举一组事例的写法就称之为“面”。点例式一般是通过前面先详举事例，然后加上一层议论分析。有事例析因、正例反设和反例正设等三种方式。面列举的方式可以通过正反对比的方式和例证法两种。使用假设分析时，事例与假设分析可以明显分开，有时也可采用夹叙夹议形式。正反对比的方式是一般采用两个或以上的正面事例，用至少一个反面事例。例证式是用两个或以上的事例组合起来论证分论点。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阐述，我们可以发现，要想写出好的议论性散文，必须拥有甚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文化底蕴可以采用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及相关的诗文字句等材料作为自己的写作素材。如何采用诗文警句来增加文章文采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多积累。在平时中要做一个有心人，分门别类的积累一些名言警句，虽然自己无法写出字字珠玑的文章，我们要学会拿来主义。积累一定的素材加上合理精心的设计，写作时自然就会游刃有余，信手拈来。写出来的句子自然是整齐，错落有致。文章自然会充满节奏感和音乐感。
1859年11月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观点，在普遍相信上帝造物的当时，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知识界与教会、知识界与民众以及知识界内部的激烈争论。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的由来》，更进1步将人类本身纳入进化之列。书中，在历数了人类的罪恶之后，他颇有几分激动地写到：“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要我在猿猴类祖先和野蛮人祖先之间作1抉择的话，我宁愿认猿猴，而不愿认野蛮人。”这种态度使得进化论被广泛地讥讽为“猴子理论”而失去了大多数民众的同情，同时，其正面地与《圣经》针锋相对的姿态也导致了教会更加激烈的反对与压制。
不过，自从第2本书的出版，进化论只用了1代人的时间，便在知识界中取代了教会维持近两千年的观点。原因之1，是经过《物种起源》发表几10年以来的理性思索，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理论符合逻辑，且具有绝大多数真理的特点—简单明了；原因之2，是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这本书中，全面地阐述了“性选择”这1概念，使进化论显得10分完整。当时看来，它可以解释1切现象，这令习惯于以培根的归纳法进行研究和思考的英国人10分信服和欣慰。公开持肯定态度者日渐增多，大多数人虽然同意进化论的观点，但或是因为当初“站错了队”、或是摄于教会的而保持缄默。可想而知，这种内心带有倾向性的“弃权票”，丝毫没有阻碍进化论在学术界迅速建立其优势地位。
随着民智的开启和教会势力的式微，进化论以其它任何1个学说都无法企及的广度和速度，在大众中普及开来。似乎每个人都是进化论的支持者，这足以说明这个理论的简单明了，用它来解释自然界各种生命现象时10分贴切。同时这个理论对传统的上帝造物理念冲击甚大，且与人类自身有关，使得它与其它学术理论相比，受到普通大众更多的关注。这是进化论深入人心、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重要原因。以至于《物种起源》发表整整100年后，英国伦敦皇家学院的动物学、心理学教授朱里安·赫胥黎在总结了正统科学的态度后声称，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不再是1种理论，而是1个事实。”
基因的发现，使得科学家们对进化论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许多达尔文要颇费1番口舌加以解释的现象，现在看来是那么的简单，简直是不言而喻。事情似乎是这样：达尔文作为1个天才，在150年前仅靠对生命现象仔细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得到了当今充斥着最尖端科研设备的实验室的证实。1些科学家，因而自称“比达尔文还达尔文。”如果达尔文本人能活到今天，恐怕也会对将他的学说在基因的层面上做如下的概括而深表满意：
1。生命的意义在于基因传递，与此相比，生物体存活的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2。在生物体的1生中，其各种活动只有1个目的：将自己的基因最大化地遗传下去；
3。生物体的基因以1定的几率发生突变，造成结构和功能上发生1些细微的变化，这种“未经事先设计的变化”如果碰巧有利于生物体的生存，其变异就会保留下来。否则，则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4。进化是1个循序渐进而又历时长久的过程，基因不断突变造成的细微变化，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就会导致新物种的出现；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只要把握住“将自己的基因最大化地遗传下去”这1生命的真谛，就不难理解各种生物的生存和繁殖策略。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必再将选择力量分为自然选择（对应个体的生存）和性选择（对应繁殖）。这其实是1枚硬币的两面。拿1群鹿来举例：为了逃避狮子的追捕。鹿能跑得很快、有很高的警惕性和敏锐的感官等等。至于公鹿为何每年要长出很大的鹿角，既浪费许多能量，又使自己行动不便且易于被猎食者发现，则是因为公鹿要以此为武器，在每年的繁殖季节与其它公鹿争斗以获取权。得不到权、自己的基因无法传递，那么跑得再快、藏得再好也就没有任何意义。通过争斗选出1只最强壮的公鹿与整个鹿群中的母鹿，从而保证只有最好的基因才能得到遗传。同时，1只在1个繁殖季节中取得优胜的公鹿，在任务完成后，往往因“过度”而发生“跛足现象”，这使得这只种鹿在繁殖期后的第1次被追捕中成为牺牲品。如此便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1、增加了怀孕母鹿或小鹿的生存机会；
2、使某1只公鹿多年“连任”的情况成为不可能，从而保证其它公鹿的机会和整个鹿群基因的多样性。
虽然近年来生物学家们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了1些细节上的修正和补充，但其核心思想仍然“不容置疑”。就连教皇保罗2世，也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公众面前表达了对进化论的赞同之意。
其实，近百年来，1直不乏宗教界人士将进化论与《圣经》加以调和的努力。在这些人看来，造物之初，上帝仅用了A、C、T、G（分别代表基因编码中腺嘌呤、胞嘧啶、胸腺嘧啶、鸟嘌呤4个基本成份）4个字母，写了封寄给自己的鸡毛信丢在地上，这封信的魔力便在于它能自我复制，这正是生命形式最基本的特征。随着信在复制和传递过程中在所难免的1些小错误的出现，生命便显现出其多样性来。就这样传呀传呀，直至世界的末日，再由上帝收回这封信各种版本的复印件，并对其中的优劣和善恶加以评判。
换1个角度看，这未必不是事实！
然而世事难料，且颇有几分滑稽。几乎就在曾是进化论最坚定的敌人表示妥协的同1时间，知识界内却有人吹响了反对和置疑的号角：
1、化石问题：
既然任何物种的进化都是从其原有物种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变而来，那么在这1过程中会出现无数个过渡形式。比如，脖子不那么长的长颈鹿、骨骼结构不那么完美的猎豹等等。达尔文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这1点，并为当时找不到相应的化石证据而苦恼。在《人类的由来》中他这样写到：“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我的理论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不过我坚信，这样的化石证据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被找到。”
但是不幸，历经100多年，运用了最先进的科技手段，这种据推断数目1定10分庞大的过渡生物的化石，根本找不到。以至哈佛大学的动物学、地理学教授斯蒂芬·杰·古尔德在1977年这样写到：“出土的化石记录无法为这种进化过程的循序渐进性提供任何佐证。”由此，古尔德提出了“不规则进化”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5亿7千万年前的寒武纪之初，地球上充斥着单1的生命形式——蓝绿藻，由于另1种以蓝绿藻为食的生物大概是酵母菌的出现，为生命的多样性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可能。于是，在短短的1千万年之间，生命的形式以对数增长的模式迅速增加，很快达到S曲线的顶端并保持长时间的稳定。
这便是著名的“寒武纪大爆发”。不同于达尔文的循序渐进式的进化观点，古尔德认为，生物仅将2％的时间用于创造，其余98％的时间则仅用于守成。另外，古尔德另1个更为重要的思想是：当1个生态系统保持稳定之后，生物的进化就将终止。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人正逐渐增多。
2、共生理论：
通过不同生物之间的共生来产生新物种，这1思想已经通过托马斯·刘易斯脍炙人口的小书《细胞生命的礼赞》而广为人知。然而，在这1领域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却是1位女性—马萨诸塞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林恩·马古利斯。她率先系统地提出了“连续内共生理论”，用以解释新物种的产生。例如，在原核生物界（如细菌），1个细菌吞噬另1个细菌，往往并不是简单的消化，而是与其基因发生整合，从而形成新物种。1个个头大、球形的细菌，有较强的吞噬能力。在吞噬1个细长形的、能够快速运动的细菌后，两者的基因可能发生整合，从而形成1个球形的、长着尾巴的既能移动，又有较强吞噬能力的新细菌。
该理论甫1出台，曾遭受广泛的置疑甚至嘲笑，但林恩·马古利斯用基因测序的方法证实：所有动物细胞内的呼吸器——线粒体——的基因，以及植物细胞内叶绿素的基因，均不同于其宿主的遗传物质，而是来源于细菌。这之后，“连续内共生理论”迅速得到承认并被写进了美国的高中教科书。
目前，仍有不少科学家倾向于把“不同生物通过共生产生新物种”这1途径限制于较低等生物范围之内。但是，多布然斯基做的1个果蝇实验，10分强有力地说明了，高等生物与微生物之间共生关系的改变，对于新物种的产生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受控的实验中，果蝇群体在逐步升高的温度下繁殖，产生了遗传隔离的结果。两年之后，在高温下繁殖的种群不能再与在常温下繁殖的它们原来的兄弟种群产生有生殖能力的后代，就像马和驴产生的后代骡子不具备生育能力1样。经证实，其原因正是前者缺少正常果蝇所具有的1种细胞内共生菌。
与达尔文传统进化论不同，该理论认为新物种是原有生物通过合作而非竞争的方式产生。在所有的“异端”中，林恩·马古利斯的理论已得到最确切的证实，因而对传统进化论产生的冲击也最大。转3、有向进化？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拉马克的“获得性性状可以遗传”的学说的本质区别，在于他坚持了进化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混合—在变异水平呈偶然性，在选择方面呈必然性。因此，达尔文坚持认为进化的无方向性，使得进化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等生物的出现，它只能使生物更加适应它们所生活的环境。
但是，对这种变异的偶然性也很是应该仔细推敲1番：
既便是在其著作《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也承认：个别后天肢体伤残的人，会将这种伤残遗传给他的后代。更为人熟知的是，公鹿在争斗中如果鹿角受伤，第2年生出的新角往往也会长成去年受伤后的样子。最有说服力也颇有几分幽默的例子当数生活在南太平洋1个岛上的雀鸟了。这种雀鸟因为受到达尔文的喜爱而被后人命名为“达尔文雀”。然而正是这“达尔文雀”，现在给达尔文出了个不小的难题：这种鸟以岛上蒺藜的种子为食。有些蒺藜的种子过大，壳太厚，因为雀鸟的喙无法叩开它们而得以避免被食用的厄运。当岛上发生干旱时，正常大小供食用的蒺藜的种子很快就被消耗殆尽。此时“达尔文雀”繁殖的后代，喙的长度要比其父母多出4％。这种差异，足以使这些雀鸟能够叩开其父母只能徒唤奈何的大1些的蒺藜的种子，而在荒年存活下来。
有意义的进化仅在1代中便发生了。这与达尔文的“需循序渐进、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概念大相径庭。这个极端例子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旋律是何等的奔放。它仅仅是进化论的1个例外？抑或它揭示了，生命之歌完全是另1个曲调？面对这样的奇迹，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奥妙与深邃。我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或即将无所不知的浅薄心态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敬畏和谦卑。
伊恩·斯图尔特在谈到数学中的“无限”时曾这样说到：“让1只猴子坐在打字机前不停地敲击键子，它迟早会敲出1部莎士比亚的名著，1字不差。”然而现实中的猴子既便寿比南山，也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因为地球不过才50亿年的生命。如果相信“寒武纪大爆发”的学说，生命的进化只用了短短的1千万年时间。考虑到以下的事实，我们很难相信基因突变的无序性：如果让1只猴子坐在计算机有102个键子的键盘前，每秒钟敲1次键。那么它仅靠巧合打出自己的称谓“Monkey”，就需要35710年。如果这个单词是由10个字母组成——例如，BillClinton（这比遗传密码不知道要简单多少），令人大吃1惊：这只猴子的用时会超过地球寿命的700多倍，达38654亿年！
进化论者如今面临两难的抉择：
如果承认突变是有序的，是“经过事先设计的”，那么进化论最重要的支柱便会颓然倒塌，变得与拉马克的学说“本无2致”了；如果坚持突变是无序的，那么进化论者就要忍耐天文学家弗里德·霍利这样的嘲讽：如果通过机缘巧合可以创造出高1级的生命，那么龙卷风吹过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就能组装出1架波音747。
从上述的各种诘难中可以看出，科字家们对传统进化论的置疑只集中在物种的起源方式，也就是前文对进化论概括的第3、4条上。而对于第1、2条的内容，则持完全赞同的态度。这也是反对者中的多数人反对归反对，却依然称自己为“进化论者”的原因。如此看来，我们不妨把目前的情况总结为以下3条：
1。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很好地说明了生物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性的起源；
2。但用此理论来解释新物种的产生，则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3。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将自己基因最大化地遗传下去的这1原则，得到了当代科学界的再次以及更加深刻的认同；
看来，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只能解释生物与所处环境的适应性问题。对于生命的起源和新物种的产生，则是无能为力了。每当某1学科领域扑朔迷离之际，自称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便会多起来。是的，在这1片学术江湖中，如今正是掌门人林立的时候。
但是，终极真理何曾真正曾经落入过人类的手中呢？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人类获得的，只是类似于做出1道脑筋急转弯的罢了。
科书。
目前，仍有不少科学家倾向于把“不同生物通过共生产生新物种”这1途径限制于较低等生物范围之内。但是，多布然斯基做的1个果蝇实验，10分强有力地说明了，高等生物与微生物之间共生关系的改变，对于新物种的产生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受控的实验中，果蝇群体在逐步升高的温度下繁殖，产生了遗传隔离的结果。两年之后，在高温下繁殖的种群不能再与在常温下繁殖的它们原来的兄弟种群产生有生殖能力的后代，就像马和驴产生的后代骡子不具备生育能力1样。经证实，其原因正是前者缺少正常果蝇所具有的1种细胞内共生菌。
与达尔文传统进化论不同，该理论认为新物种是原有生物通过合作而非竞争的方式产生。在所有的“异端”中，林恩·马古利斯的理论已得到最确切的证实，因而对传统进化论产生的冲击也最大。
3、有向进化？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拉马克的“获得性性状可以遗传”的学说的本质区别，在于他坚持了进化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混合—在变异水平呈偶然性，在选择方面呈必然性。因此，达尔文坚持认为进化的无方向性，使得进化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等生物的出现，它只能使生物更加适应它们所生活的环境。
但是，对这种变异的偶然性也很是应该仔细推敲1番：
既便是在其著作《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也承认：个别后天肢体伤残的人，会将这种伤残遗传给他的后代。更为人熟知的是，公鹿在争斗中如果鹿角受伤，第2年生出的新角往往也会长成去年受伤后的样子。最有说服力也颇有几分幽默的例子当数生活在南太平洋1个岛上的雀鸟了。这种雀鸟因为受到达尔文的喜爱而被后人命名为“达尔文雀”。然而正是这“达尔文雀”，现在给达尔文出了个不小的难题：这种鸟以岛上蒺藜的种子为食。有些蒺藜的种子过大，壳太厚，因为雀鸟的喙无法叩开它们而得以避免被食用的厄运。当岛上发生干旱时，正常大小供食用的蒺藜的种子很快就被消耗殆尽。此时“达尔文雀”繁殖的后代人类与黑猩猩几乎“没区别”人类基因数约3。5万个测序任务将终结竞争将会更加激烈2月12日，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科学家同时公布了对人类遗传基因解码定序的解读成果，人类基因图谱正式面世，其数目大约在3。5万个左右，比过去估计的数目少得多。
人类与黑猩猩几乎“没区别”
研究结果显示，500万年前才开始分源发展的人类和黑猩猩，“无论基因数、基因结构与功能、染色体与基因组构造、细胞种类与神经解剖学的关系，人类和黑猩猩都几乎毫无2致，不过，人类在皮质基因和喉部的发展过程中与黑猩猩有所不同，这也使人类的行为更为复杂。”这种几乎“没区别”的亲属关系，恐怕很难让人接受。
人类基因比老鼠多300个“人类的基因数目约只有果蝇的两倍多，也仅比老鼠多出300个，但其机能却比其他动物复杂。”因为，人类的基因是以命令人体制造特定蛋白质而行使其功能，人体基因极可能比其他生物掌握更多蛋白质的生成，同时，人体蛋白质的活动性也较其他生物活跃；另1方面，这也表明人类基因并不难操控。
基因是众多疾病的根源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家们发现，在人类的23对染色体中，有3组基因和遗传性疾病高度相关：第1号染色体与阿兹海默症相关，第6号染色体与人类智能有关，而和人类性别有关的X染色体更是带有许多疾病基因，和数10种疾病有联系。人体中基因忽然发生突变，就可能让病变细胞以无法控制的方式增长和分裂，这就是人类疾病的原因。
有关专家表示，人类基因组图谱的正式公布意味着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任务将终结。接下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将倾尽全力揭示每1个未知基因的功能，而这1揭示过程的科研成果将直接产生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由此而产生的在基因研究上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1、暴露的问题被掩盖了188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太波山下出
土了许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鉴定后确认这是5500万年前的遗迹，完全打破了进化论里人类进化的体系。然而，这个惊人的发现很快被莫名其妙地“淡忘”了。当盛行的理论受到冲击时，人们总是不愿意怀疑自己的信仰，即便面对事实也要怀疑或者不愿理睬。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亚勒克出土了1批铁矛，美国地质学家麦金泰尔博士奉命去鉴定。她用了两种方法测定了铁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距今25万年。这个违背进化论的结果实在让科学界无法接受。1个欧洲学者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改成了人们愿意接受的年代。而麦金泰尔，这位在国际上有1定声望的教授，却从此失去了在相关领域里工作的1切机会。
已故的考古学家阿曼塔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发现了1个史前动物的颌骨，里面有1块残破的铁矛的矛头，鉴定发现是26万年前的武器，1些刊物公布了这个不寻常的发现，但很快招来了权威们不做任何调查的批判，阿曼塔的事业也从此被扼杀了。
这类故事还有不少。好象1些人总在维护着过去的东西，他们可以凭经验否定事实。少数人的权威言论，代替了公众的思考。权威们造成的科学舆论，成了先入为主的思维框框，公众很难了解实际情况，只有无条件接受权威的观点－－科学在这里成了1种信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1些进化论学者开始反戈1击，他们根据事实对进化论谨慎地提出了疑问，自然毫无例外地招来了经验性的批判。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理论的困惑，永远吸引着每1个探求真理的人。
2、进化论的3大证据相继破灭进化论有3大经典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的重演律，可是近年来的研究使得它们相继瓦解了。
比较解剖学，暴露了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
科学上，如果1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没有深纠，也是因为深纠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例如用比较解剖学来论证进化，形象地说就是：“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许多相近的特征；因为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懂逻辑的人都知道这种循环论证毫无意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明”贯穿于进化论所有的证据之中。人云亦云，人们盲从地接受了它。
胚胎发育重演律，逻辑上不能立足，理论上禁不起推敲，事实上是1个观察错误。
19世纪，德国的海克尔提出了重演律学说，认为高等生物胚胎发育会重现该物种进化的过程。其实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说，这个假设就成了进化论的重要证据：如果进化存在，胚胎发育的“重演现象”很象在反映进化的过程；因为有重演现象，进化就是存在的。这不但运用无意义的循环论证，而且掩盖了最关键的1点：谁也不明白“重演现象”和进化有什么关系，硬说成是因果关系。
其实，重演律是在生物学还很不发达的时候提出的假说，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失去了理论依据。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征呢？就重演律本身，古生物学家古尔德也指出了该理论的致命缺陷，这些已是共识了。
现在，很多学者证明了重演律是1个观察错误。德国人类胚胎学家布莱赫施密特（ErichBlechschmidt）所著的《人的生命之始》（TheBeginningsofHumanLife）1书中，以详尽的资料证明人的胎儿开始就都是人的结构，例如以前认为胎儿早期出现的象鱼1样的“鳃裂”，实际是胎儿脸上的皱褶，完全是人脸的结构，被硬说成“鳃裂”。胎儿在9毫米左右，身体下端的突起好象是尾巴，其实没有任何尾巴的结构特征，那是1条中空的神经管，它发育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长，暂时向末端突出，很快就平复了。而且它是有重要作用的，根本就不是残迹器官。
对罕见的畸形病：毛孩和长尾巴的小孩，进化论认为那是人祖先的特征；要按这么推理，没有大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1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畸变的反映，和人类祖先联系在1起毫无道理。
古生物学上，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进化中的过渡类型。如果进化存在，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否则就进化就是谬论。
在逻辑上，过渡类型的化石也就成了进化论的3大证据之1。而事实上，这方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用，达尔文等人猜想20世纪会找到明确的证据，也就是当时用“猜想”作了证据－－这又是极不严肃的。事实又是怎样呢？直到现在，发掘出的化石不计其数，禁得起推敲和鉴定的证据还没有1例。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学的“10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1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1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也被大部分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1种绝种的猿，和人无关。6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典范。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坚决拒绝任何鉴定。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1：太信仰进化论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证据。而教科书中，对始祖鸟和露茜还是不予更正，公众也就不知真相了。
假如进化存在，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1想：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审判达尔文》1书的作者约翰逊(PhilipJohnson）做了这样的总结：“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这些有机体1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和环境如何变化。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
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JayGould）和埃尔德里奇曾根据地质历史的事实，提出了1个“间断平衡”假说，来说明过渡类型形成化石机率较小，并但不能解释为什么过渡类型根本不存在，而且该假说的进化机制在基因水平上看，是绝对不可能的。
3、现代进化论在理论上的致命错误如果1个理论是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能证实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证明互为补充。相对论的证明和证明基因是DNA分子正是这样。而进化论却相反：各个学说之间有着根本的对立，分歧之大是绝无仅有的。
可能古尔德举的这个例子能很形象地揭示原因：“布林顿（D。G。Brinton）1890年的研究指出：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保留着幼年的特征；博克（L。Bolk）1926年的研究宣称：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的发育超越了白种人保留的幼年的特征。”为什么矛盾的论据会支持同样的观点呢？因为他们在为1种错误的信仰找根据，而不是根据事实得出科学的结论。这里暴露的也正是进化论的问题。
再从1般的角度讲，如果1个理论在根本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与某些已被验证的定理矛盾，科学的严谨性是不能容忍它立足的。下面的几点致命问题，足以否定进化论了：
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绝对不可能的程度。现代进化论从基因水平解释进化，这是达尔文时代无法想象的。基因不发生根本的改变，1切表面的变化对进化都没有意义。也就是说，进化必须以基因进化为基础。现代进化论用基因随机突变假说解释进化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学公式和模型普遍应用与生物学领域的今天，进化论者从来没有提出公式，计算基因突变机制实现进化的机率，因为任何1个合理的公式都会否定进化。
许多学者从概率上证明了现代进化论的错误，贝希（Behe，M。J。）的《达尔文的黑匣子》(Darwin`sBlackBox)1书，多处从生命结构的复杂精密性否定了进化的可能。这里提出1个宽松的公式，根据突变机率计算进化产生新物种的概率：
P＝（M·C·L·B·S)N通俗地说，就是1个物种的某个体发生了突变（机率只有10-3），并且突变后的基因与自身其它基因在不同层次的产物上可以相容（宽松估计为10-2），而且在生存竞争中该个体能够存活，有繁殖的机会（10-1），而且突变恰好好有纵向进化的意义（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被发现，权且估计为10-3），而且突变基因在种群中不被丢失、稳定、扩大，1旦丢失就又得重来（宽松的估计为10-2）；因为新物种的形成需要1系列新基因的出现，假设要10个（幂指数N＝10，实际物种间绝对没有这么小的基因差异）那么进化出1个新物种的概率为：
P＝（10-3×10-2×10-1×10-3×10-2）10=10-110。
按照1年繁殖10代，种群个体数为1000，相应的进化所需要的时间极为宽松的计算也需要10106年。目前科学认为宇宙中所有基本粒子总数只有1070个，宇宙年龄只有200亿（2×1010年），进化1个新物种的时间，是宇宙的年龄的自乘10亿次，足见进化是绝不可能的。
无数实践证明：品种的变化和新物种的产生是两回事。达尔文把1个物种内部的变化推广到所有生物物种的进化，比如狗可以培养出许多品种，那么猴子也能这样进化成人。这种推测本身就大有问题。实践的结果都在否定达尔文的这个猜想。育种专家都知道，1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育出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成原来的亲本。
现代进化论对于进化的速度问题，理论和事实自相矛盾生物从低等到高等，在纵向上、整体上看，基因突变发生的速度越来越慢，突变个体的自然存活能力越来越低，那么进化速度就应该越来越慢；而进化论领域公认：在地质历史上，纵向上看，新生物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呈现明显的加速进化趋势。
“进化时间表”掩盖了大量反面事例，化石展示了周期性灾变的历史。生物进化时间表是在化石资料很有限的情况下，为证明进化论而编成的，本身错误很多，如鸟类出现的时间是根据造假的始祖鸟来的。随着后来化石出土得越来越多，大量与进化论相背的事例不断出现，但是因为这些发现不可理解就给压制住了。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古生物学的全部发现，得到的结果足以否定进化论了。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MichaelA。Cremo&RichardThompson）的《考古学》(ForbiddenArcheolgy)1书，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与进化论相背的事例，那是几万、几10万、百万、几万甚至几亿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
考古学家朱伊特（Y。Druet）在法国的1块石灰岩层中发现了1些不同型号的金属管，岩层的年龄是6500万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层中，在恐龙脚印化石旁边发现了12具人的脚印化石。同1地层中又发现了人的手指化石和1把铁锤，锤柄已经变成了煤，足见其年代的古老。锤头含有96。6%的铁，0。74%的硫，2。6%的氯，这是1种现在都不可能造出来的合金。最远可追溯到的28亿年前的几百个精巧的金属球，20亿年前的大型核反应堆，其结构也比今天还先进。许多学者猜测那个反应堆是外星人的遗迹，那么2万年前的古代神庙显然是地球人的建筑，它体现的天文学知识和冶金技术也超出了现代人；而发现的25万年前的铁制武器又展示出1个不太发达的人类文明，著名的美国Science杂志98年（282卷1453～1459）刊登了1系列考古发现：1。5万年前的人像，2。3万年前的人像、3万年前用猛犸象牙雕刻的马，9万年前带倒钩的矛。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文明从蒙昧时期发展到今天的辉煌，只用了5千年左右，这些间隔久远古迹的，不正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明吗？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事实告诉人们：人类的文明也遵循着这样1条规律：“出生－－发展－－灭亡”。跳出进化论的框框，就会发现化石实际对进化论反戈1击。化石不是1般条件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烂风化前必须埋在地下很深，在强大的压力下才能渐渐变成化石。只有大灾变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化石也就成了灾难的见证。地层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诉人们：物种的发展是很短时间内大面积突然出现的，发展繁荣，再到大毁灭，残留的和新出现的物种再这样发展，周而复始。
地球周期性灾变的直接证明非常多。在西伯利压的冻土中，发现了冰冻的成千上万的哺乳动物的遗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树干绞在1起。检测它们胃里的食物，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毛茛草。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那里曾是温和地带的草原，极短时间内，发生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哈普古德（CharlesH。Hapgood）认为：极短的时间内，板块发生了几千英里的移动，把西伯利压带到了今天的位置。当然，还可能是其它大灾变的原因。哈普古德教授发现了费纳乌斯（OronteusFinaeus）在1532年根据史料绘制的世界地图，它显示了冰层以下的南极洲，当把它与现代测到的南极洲冰层以下的面貌叠在1起的时候，惊人地相似。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还发现了1513年皮瑞·雷斯（A。PiriReis）综合史料绘制的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地图及南极洲地图，精确到半个经度，这比在人类能够在海上确定位置早250年。显然，这是上1期人类文明的遗迹。而且，那个文明时期，南极洲没有冰雪覆盖。
4、人类忘记了过去至此，谁还要维护进化论的信仰呢？其实现在，很多理智的科学家也承认进化论是1个不能证明的信仰，没有新理论，只能用它，而反对它就会弄得身败名裂，这样引火烧身的例子也不少。许多科学家为进化论奋斗几10年，越研究越发现进化的飘渺，有人象牛顿、爱因斯坦1样，最终醒悟，去宗教中寻找答案。新西兰遗传学家但顿（MichaelDenton）在《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1书中坦白地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210世纪最大的谎言。”
印度已故1代伟大灵性宗师圣帕布帕德在《博伽梵歌原义》的导言中写道：“凡人有着4种缺陷：（1）肯定会犯错；（2）常为假象迷惑；（3）有欺骗的倾向；（4）受不完整的感官限制。有这4种缺陷的人，便不能够完整地传达遍存万有的知识。”进化论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随者们便是这4项缺陷的最好的写照。
进化论不仅误导了整个生物学，而且误导了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许多领域，误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它给人类文明造成的潜在的祸害，是触目惊心的：它让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恶视为欺骗，败坏精神寄托和道德制约；它告诉人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竞争中采取各种手段发展自己；让人们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畸变可能出现更进化的、更好的结果；它让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让人相信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西方心理学进1步发展认为：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进化出来的最好的本性，为物欲横流和伦理的败坏从科学上解除了约束，这种宣传已经充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种种这类败坏的因素渗透进现代常人社会的1切，潜在地推动了人类道德的滑坡。人们1心进化自己，1面放纵地发展着自己，1面在紧张的竞争和顾虑中生存，越来越自私，当自私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们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会上失去了安全感。短暂的享受和荣耀，换取着无可挽回的1切：道德滑坡、心理畸变、利欲膨胀、两极分化、怪病丛生、无休止的竞争、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惨列的战争等等。失去了道德的约束，人们失控发展私欲，造成了无可挽回的1切。如今恐怕到了必须破除进化论的迷信的时候了。
我们应该正视那些被进化论掩盖了的真实的历史。无数辉煌的文明消失了，能看到的只是0星的残迹，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记得柏拉图时代留下的传说：发达的亚特兰帝斯文明葬身海底。迄今可见的史前人类文明，埃及的金字塔、玻利维亚的古城帝华纳科（Tiahuaracu）、秘鲁萨克塞华曼（Sacsayhuaman）城堡也许是杰出的代表了。这些巨石建筑体现了1个天文、建筑、冶金等技术超过现代人的文明。他们留下的遥远的传说，以及世界各地的传说，为什么在文明毁灭的原因上惊人的1致？今天的人们却忘记了古人的启示，甚至凭借进化论自居，认为古人愚昧。
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默默凝望着东方，那时的人，没有忘记给雕像刻上眼泪。
生－－发展－－灭亡”。跳出进化论的框框，就会发现化石实际对进化论反戈1击。化石不是1般条件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烂风化前必须埋在地下很深，在强大的压力下才能渐渐变成化石。只有大灾变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化石也就成了灾难的见证。地层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诉人们：物种的发展是很短时间内大面积突然出现的，发展繁荣，再到大毁灭，残留的和新出现的物种再这样发展，周而复始。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项目与学术组织的持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增长能比中国更为强劲……”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求同存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四、结语
学术写作领域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三个较为显著的发展，其一是高等教育对学术写作的重视，其二是英语作为研究和学术通用语言的发展，其三是对学术语篇在知识传播和建构中的重要性认识。目前，英语已经成为学术语篇的通用语。Vold指出，新手和资深研究人员要想成为国际学术界被完全接受的成员，就必须能够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1］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是作者受关注、受好评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如Gnutzmann所说：“要么用英语发文章，要么就寂寂无名。”［2］与此同时，学术写作逐渐失去必须完全客观中立、不能表达作者情感立场的标签，逐渐被视为一种涉及作者和读者之间互动的说服性行为。［3］作者可以与读者展开对话，通过有效利用评价性和互动性语言特征，创作出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文本。学术论文不仅仅传达知识信息，还报告最新研究成果，作者在表达观点和主张时，既要表达对于自己主张观点真实性的评价，又要与读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进而说服读者接受其观点。［4］事实上，能否恰当地表达作者立场，对于成功的英语学术写作至关重要。本研究以英语母语作者和中国作者在国际语言学期刊和国内语言学期刊上发表的英语学术论文为语料，旨在对比英语为母语的作者与我国二语作者学术语篇中呈现的作者立场特点，为探究二语学术语篇分析提供实证依据，也为二语学术写作教学服务。
二、研究背景及理论框架
(一)研究背景。作者立场的概念最初是由Chafe和Nichols从言据性研究(evidentiality)这个概念发展而来的。根据Chafe和Nichols的观点，言据性研究(evidentiality)是使用语言策略来解释知识的来源，并对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进行评估。［5］67Chafe概述了知识态度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知识的可靠性、知识的来源、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言语资源与知识和听话人预期的匹配度。［5］82此外，Ochs和Schiefflin则关注情感在学术论文中的语言实现，即“与人和/或情境相关的感觉、情绪、倾向和态度”。［6］表征话语强度的资源和表征特定态度或情绪的资源是Ochs和Schiefferin识别的两种情感标记。这种方法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语言手段来表达情感，包括情感、情绪、性格和态度。Biber和Finegan(1989)认识到，在英语中，事实性和情感性的功能都归因于相同的语言手段，并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立场模式，其中包括两个概念，即个人情感态度和对知识真实性的评估。［7］Biber和Fine-gan(1989)将这些语言特征分为情感意义和言据意义。情感意义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言据意义可以指向一定程度的确定或怀疑。随后，其对认知立场(言据性)和态度立场(情感性)进行了区分，并在立场模式中添加了第三类表示说话风格的内容。［8］Hyland(2005)提出了一个学术写作互动的整体框架。这一框架侧重于学术写作中的立场，并具体规定了学术作者“对其文本进行注释的方式，以评论一项主张可能的准确性或可信度，他们对该主张的承诺程度，或他们希望向一个实体、一项主张或读者传达的态度。”［9］174根据Hy-land的观点，立场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证据性、情感性和存在性。证据性，指的是“作者对他或她提出的命题的可靠性及其对读者的潜在影响的明确承诺”;情感性，指的是“对所说内容的一系列个人和专业态度，包括情感、观点和评估”;存在性，则是“作者选择将自己投射到文本中的程度”。［9］190Hyland的立场框架通过使用模糊限制语、强势语、态度标记和自我显现来包含了这些成分。(二)理论框架。本研究结合了Hyland(2005)和Biber(2006)的作者立场框架分类，把作者立场分为认知立场、态度立场和自我显现立场，具体可见表1。在新分类中，认知立场代表了作者的命题或主张的确定性或可靠性，因此，它可以通过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来实现。态度立场也可分为两大类：即情感态度立场和评价态度立场。情感态度标记语通常是词汇(如interesting，surprisingly，hopefully)允许作者对命题或主张表达个人感情。评价态度标记语(如important，effective，good，significantly)帮助作者对讨论做出评价或判断。评价态度可以履行多种功能，如指出研究缺口或研究空白，显示命题或主张的重要性，表达作者对命题或主张的评价。自我显现立场是指作者身份的显式呈现，也可以分为第一人称代词、所有格形容词和其他替代表达(如thewriter，theauthor，theresearcher)。本文以语言学国际、国内的期刊学术论文为语料，探讨英语母语作者与中国作者在论文讨论部分中的作者立场标记的特点。具体研究的问题是：第一，英语母语作者与中国作者如何在论文讨论部分体现作者立场？第二，与英语母语作者论文写作相比，中国作者在作者立场标记方面有何特点？
三、研究方法
(一)语料来源。本研究建立了两个小型语料库，NE为英语母语作者学术论文语料库，选用国际应用语言学权威刊物(JournalofAppliedLinguistics，Studies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TESOLQuarterly)2008—201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20篇，语料总量为21217字符。CE为我国二语作者学术论文语料库，鉴于我国应用语言学类英文期刊有限，CE语料库论文选自中国应用语言学(ChineseJournalofAppliedLinguistics)2008—201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20篇，语料总量为25345字符。由于作者的立场在讨论部分会更频繁地被采用，因此，所有语料限于论文讨论部分。研究发现，以上两类期刊在主要方面具有相似的特点。第一，这两类期刊属于应用语言学国际、国内级别较高的学术期刊，并具有各自的学者阅读群体。第二，在体裁和主题方面，两类期刊都发表二语习得或外语教学领域的学术文章。第三，研究论文均取自2008—2018年的出版期间，属于同期论文。为了确保NE语料库的论文是由母语为英语的作者所撰写，本研究使用了GoogleScholar，Linkedln和ResearchGate来搜索作者的简介，NE论文的作者都来自英语或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国家，工作单位为英语国家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国作者可以通过姓名和简介来确定，CE论文的作者均来中国，其工作单位为大学或科研机构。(二)分析步骤。首先，本研究对所有语料进行手工标注，根据立场标记语的各自概念和定义，手工标注出三类立场标记语。因作者立场可以通过多种语法、词汇手段来表达。本文主要关注词汇手段，即情态动词、认知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为确保分析的准确度，笔者与应用语言学方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分别独立对语料进行标注，对于有异议的标注，则一起讨论分析，最终形成统一的标注标准。第二步将数据以每千词为单位进行词频标准化，结合原始词频和百分比，统计结果，制作表格，再进行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作者立场标记语的总体分布。本研究对英语母语作者和中国二语作者的期刊论文在讨论部分中出现的三类立场标记语进行了统计，其总体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英语母语作者和中国作者在讨论部分都使用了三类立场标记语。NE与CE语料库中，立场标记语使用的数量分别为39.0/1000词和32.9/1000词。由此表明，现代的学术语篇不仅仅是传递知识信息、汇报研究数据，更是通过个人认知立场、态度立场、自我显现立场与读者互动，并构建学科知识。［10］中国作者与英语母语作者呈同样的分布规律，二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认知立场标记语，其次是态度立场标记语，使用频率最低的则是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认知立场标记语在CE和NE中使用的数量分别为22.2/1000词和26.1/1000词。表达态度的立场标记语在CE和NE中使用的数量分别为8.6/1000词和8.2/1000词。而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在CE与NE两个自语料库中差异较大，其使用的数量分别为2.1/1000词和4.7/1000词。中国作者使用的认知立场标记语在总量上少于英语母语作者，这说明英语母语作者的学术写作具有使用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的特征，一方面，英语母语作者倾向于用谦虚、商讨的态度来论说和表明观点；另一方面，其也善用强势语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获得读者对研究的理解和认同。中国作者则更倾向于使用具有描述性或其他替代性的说服手段。此外，中国作者在态度立场标记语上多于英语母语作者，这一发现与Ahmad和Mehrjooseresht(2012)的观点相一致，他们指出态度标记被用于表达作者的情感和评价，在非英语为母语的作者学术论文中使用的频率更高。［11］30中国作者在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的使用上则明显少于英语母语作者。Martínez(2005)指出，最能在学术论文中彰显作者身份，发出声音的就是使用第一人称；［12］175中国作者在学术论文中很少使用第一人称的搭配，反映出新手写作的身份特点。但总体来说，在两个语料库中都存在大量的作者立场标记，说明了立场特征的表达是学术写作中最为重要而普遍的机制之一，英语母语作者和二语作者都采用三种立场来合理表达作者立场，彰显作者身份。(二)认知立场标记语的分布。通过手动筛选NE和CE两个语料库，确定认知立场标记语，对其进行分类，并以原始词频、标准词频和百分比的形式呈现，认知立场标记语的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在NE语料库中以26.1/1000词的频率出现，其高于CE语料库中的22.2/1000词。在英语母语作者的文章中，模糊限制语更为突出。NE语料库中的模糊限制语为17.5/1000词，其比例高于CE语料库中的13.3/1000词。强势语在CE语料库中的使用数量为8.9/1000词，其略高于NE语料库中的数量(8.6/1000个词)。Zarei和Mansoori(2007)在研究英语母语作者和波斯语作者英语学术论文中的修辞时发现，相比英语母语作者，波斯语作者较少使用模糊限制语，倾向于多使用强势语作为修辞手段，让文本更具说服性。［13］Hyland(2004)认为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的使用受到学术规约、英语学术话语团体的期望值、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14］英语母语作家更多地使用模糊限制语，旨在谦虚和谨慎地表达观点、传递知识。中国作者作为非英语母语作家，一方面不熟悉英语学术语篇中常用的表达认知立场的语言手段，词汇量有限；另一方面也没有重视认知立场标记语在学术写作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模糊限制语在学术语篇中的作用。因此，在认知立场的使用方面，体现了新手写作的特征。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强势语的使用上，中国作者略高于英语母语作者，这一点与Hinkel(2005)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在对亚洲学生和英语母语学生的英语写作进行比较和分析后，Hinkel指出，亚洲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在撰写英语学术论文时，更倾向于使用较多的强势语作为表达观点、说服读者的策略。Hinkel还指出，中国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自己文化传统修辞的影响，更喜欢用夸张和强调的手法来增强说服力。［15］(三)态度立场标记语的分布手动筛选。NE和CE两个语料库，对态度立场标记语进行分类，并以原始词频、标准词频和百分比的形式呈现，其分布情况如表4所示。表4清楚地展示了两个语料库中的态度立场标记语的使用情况。CE语料库中的态度立场标记语的使用频率(8.6/1000词)高于NE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8.2/1000词)。这个结果与Hyland(2005)在应用语言学研究文章中对态度立场特征的研究基本相符，他在语篇中每千词识别出8.6个态度立场标记语。［9］177在两个语料库中，评价性形容词和副词占据了态度立场标记的主体；评价态度可以有不同的功能：显示重要性、指出研究缺口、表达对命题的评价等。中国作者与英语母语作者(CE为2.5/1000词，NE为2.2/1000词)呈现相近的频率来判断命题的重要性；表达评价的态度立场标记语更多是出现在CE语料库中(CE为4.7/1000词，NE为4.1/1000词);两组作者都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如用only，limited和mere来指出研究空白或研究缺口，频率较为接近(CE为0.9/1000词，NE为1.3/1000词)。这说明，当评价性形容词和副词执行不同功能时，中国作者倾向于使用形容词、副词来显示命题重要性和对命题进行评价。他们认为有责任提醒读者命题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表明自己对命题的评价，并以此吸引读者，缩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邀请读者以合作互动的方式接受作者的主张和观点。至于母语为英语的作者，他们以0.6/1000词的频率使用情感形容词或副词以显示他们对命题的期望状态；二语作家使用情感形容词或副词则略少于英语母语作者，其使用频率为0.5/1000词。总体来说，CE语料库中态度立场标记的使用频率高于NE语料库，这表明英语非母语学术作者在学术写作中比英语母语作者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Ahmad和Me-hrjooseresht(2012)也有同样的发现，态度标记语被用于表达作者的观点和评价，相对较高的态度标记语频率表明作家将读者视为交流者；另一方面，较低频率的态度标记语可能表明作者有其他复杂的策略去说服读者。［11］35他们认为，非英语为母语的作者更希望吸引读者的情感，通过表达自己的评价看法、态度主张影响读者并使其接受自己的观点。在Hyland(2005)对软学科写作的研究中，也发现了非母语作者似乎比母语作者更多地使用态度立场标记语来影响读者。［9］(四)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的分布。通过手动筛选NE和CE两个语料库，确定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对其进行分类，并以原始词频、标准词频和百分比的形式呈现，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的分布情况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英语母语作者和中国作者的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的数量和百分比存在显著差异。以英语为母语的作者在讨论部分使用最多的自我呈现标记语的频率为4.7/1000词，而二语作者的自我呈现标记语的使用频率为2.1/1000词。尤其是I，my，we和our在NE语料库中的第一代词出现率为4.5/1000词，远高于CE子语料库中的2.0/1000词。至于thewriter，theresearcher，theauthor等其他表达使用频率则相近(NE为0.2/1000词，CE为0.1/1000词)。这也证明了Martínez(2005)的研究：他比较了英语母语和非英语母语作者在生物科学领域学术论文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并考察了其在文章不同部分的分布及功能。研究结果显示：非英语母语作者语料库中存在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较少的现象。［12］187事实上，学术著作中第一代词的使用过程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长期以来，英语学术写作要求不能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写作，要求作者使用客观中立的语言，避免个人偏见。近几十年来，修辞学和学术写作学者对第一人称的传统态度发生了转变。随着人们对书面语篇互动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McCarthy＆Carter(1994)，Davies(1994)，Thompson＆Thetela(1995)，Bolivar(2001)，Hoey(2001)，GeaValor(2010)］，个人声音或自我提及在学术写作互动中的作用受到关注。Hyland(2005)提出，由于作家无法避免投射出对自己的形象，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论点、学科和与读者的关系，自我提及有助于作家表达自己的论点，使之更直接、更具体现力和说服力。［9］181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自我呈现在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和作者身份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自我呈现立场的学术写作可以让作者清晰地表达个人对某一主题的看法或情感。缺乏一个自我呈现的立场可能表明缺乏对主张和命题的所有权，这对于学术写作的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Swales(2004)指出，研究文章是在更具竞争性的环境中撰写的，这些文章的作者需要明确他们的作者身份，以表明他们正在对该学科作出实质性和独创性的贡献。［16］与英语母语作者相比，中国作者较少使用自我呈现立场标记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其一直接受学术写作中的“非人格化”的教育。传统的学术写作认为“非人格化”会带来客观性。因此，从高中到大学的许多写作教师都提倡在学术写作中使用被动结构和客观表达，建议不要使用第一人称。自我呈现立场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英语母语作者旨在通过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来加强论据，彰显作者身份不同，中国作者则试图突出研究成果，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得中国作者不希望在学术论文里展示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形象，而是倾向于在研究中淡化自己的角色。
本文从回顾萧红研究的历史入手，总结萧红研究多年来的成果，着重从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萧红的作品（包括散文和诗歌），研究的视角，萧红创作的源流及其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等方面对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的得与失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
【关键词】萧红；萧红研究；新时期；综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
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
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
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
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
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
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
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
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
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三、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
在对萧红成名作和成熟作的研究之外，许多研究者还把目光投向了萧红的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上，并有了一系列成果。李计谋的《萧红短篇小说论》(《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细针密脚地分析了萧红短篇创作从形象的单薄到丰实，从现实主义浅层到深化，从草创期到风格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转变，论述较为全面。邢富君的《〈商市街〉简论》（《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充分肯定了萧红散文成就，指出其散文文笔优美、简练清新，有浓郁的抒情色彩。陈乐山《“寂寞”——萧红散文的基调》（《惠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中把萧红的散文分为前后期加以研究。马云的《萧红〈商市街〉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从创作心理学的视角对萧红当时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进行阐释。并认为《商市街》表现的是“危机中的两人世界”，“生理饥渴中的情感饥渴”，“寂寞中的爱”以及“独语中的对话”，观点新颖，立意高远。“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萧红一生创作了70多首诗歌，这些是从她心中“滴出快乐和忧愁的血”，是她内心情感的流露，因此颇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浓厚兴趣。熏风《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谈谈作为诗人的萧红》（《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5期）较早地指出萧红用诗心写出诗或诗一样的作品。但是相对于对萧红小说的研究，对于她散文和诗歌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薄弱。
四、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在新的开放态势和多元研究格局的指导下，萧红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我国兴起，许多学者开始用这一新的批评方法介入到萧红研究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用了一章的篇幅对萧红进行了女性主义剖析。黄长华的《论萧红的女权主义思想》（《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5期）从女性的、生育、死亡等角度切入到萧红小说的文本之中，指出亲身领受了极端父权制社会强加于女性悲惨命运的萧红，以艺术的手段真实地记录下了自己所遭受的身心伤害，从而表达了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愤恨和抗争。单元在《萧红与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湘潭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中将萧红置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参照系中进行考察，认为萧红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心灵与肉体等多重层面写出了中国广大女性生存真相。平原、郭运恒《女性之态和人生之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则从男性形象入手，分析了萧红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眼光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指出，萧红从个体生存经验出发表达出一种集体生存的经验：男人的处世方式、秉性、德行并不比女人强，这是对男性清醒认识之后来自女性生命生存与生命发展的一种欲望和冲动。
除了女性主义的引进，萧红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不仅将萧红与同时期的作家比较，还与外国作家作比，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如韩国李福熙在《女性的苦难、抗争与悲剧——萧红与玄镇健小说比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中通过萧红与玄镇健小说的比较，略述了中韩两国现代小说的共同世界。认为他们两人都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黑暗面，表现了女性的悲苦命运。另外，李福熙在《东方女作家萧红与姜敬爱小说中的人间悲剧——以〈生死场〉、〈人间问题〉与〈地下村〉为中心》（《对外贸易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中，又将萧红与韩国女作家姜敬爱的小说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位东方女作家都曾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亲身体验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残忍，因此她们不约而同地将下层人民作为小说主人公，表达了她们对社会不公、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展示了两国社会当时的人间悲剧。
此外，在把萧红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把萧红与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张爱玲进行比较，认为萧红在创作中虽以个人的女性体验为起点，却扩展到广大中国人的群体体验，把女性的苦难置于民族的、人类的苦难之中来表现。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中也说“以30年代最有成就的两个女作家相比较，我们感到，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骛，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击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5］除了与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白薇、冰心、庐隐、丁玲等女作家共性与个性的对比分析外，还将萧红与三毛、迟子建等进行比较，如王金城、武文茹的《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单元的《童心映照的自然之美——萧红、迟子建比较论之一》（《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等。此外，还有一批研究者将萧红同乡土文学作家叶紫、“乡土文学派”的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王任叔、台静农、“京派作家”师陀、沈从文等作了比较，指出萧红乡土文学作品的独到之处。
五、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
从萧红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来看，萧红跟同时代的名人大家们相比，她所受的文化教育、艺术修养属较差的一个，但是她的个人风格又是那么鲜明、独特、浑然一体，以致使人产生一种审美错觉，以为她主要是一个“天赋型”的作家，就像有学者说的“她是一个天才，但是一个没有经琢磨过的天才”。
但有不少研究者从萧红的创作与中外文化的联系中来研究，认为“萧红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创新的作家，她在借鉴别人的东西的同时，经过自己的‘文化过滤’揉进新的意境，再造就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品。”“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种种历史机缘，使得萧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俄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萧红观照和反映生活角度的选择和确立，受到了辛克莱与契诃夫的影响；对于民族灵魂的探索和自省接近于屠格涅夫、罗曼•罗兰，带着主观表现温情脉脉的现实主义。萧红是一个善于将外国文学影响消融于自己独创风格的作家，她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创作角度。”［6］
另外，不少研究者也关注到萧红和鲁迅的师承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萧红创作生涯的影响。单元的《试论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影响》（《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认为，鲁迅的文学观、精神力量和伟大的人格都对萧红产生了深远影响。林敏洁在《鲁迅与萧红交往考察——兼论〈回忆鲁迅先生〉〈民族魂鲁迅〉》（《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中，通过比较发现萧红作品与鲁迅作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并且认为这是鲁迅对萧红潜在影响和萧红对鲁迅自觉接受的结果。
六、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
萧红的作品有着她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就如同她自己所说的：“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7］
在萧红的研究中，萧红那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是研究者们所绕不过去的。她的许多小说和散文是相互渗透的，因此有许多研究者从小说散文化、散文小说化、抒情诗化、绘画化等方面研究她的创作艺术。如陈乐山的《“寂寞”——萧红散文的基调》（《惠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秦林芳的《论萧红的文体特色》（《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等等。茅盾在为萧红的《呼兰河传》作序时写到：“这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对她独特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最好概括。
萧红的生命是短暂的，她的创作活动也不足十年，但在这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却给世人留下了这么富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并长久以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半个多世纪的萧红研究中，我们取得很大成果，使萧红的文学史意义越来越凸现出来。但多年来对萧红的评价不是过低就是过高，萧红作为一个批评研究的对象，我们是否已经让她在文学史上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呢，这还有待商榷。此外，萧红的生命本真及其作品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并没有完全呈现，还有待我们后继研究者深入挖掘以向萧红研究的尽善尽美无限趋近。
［参考文献］
［1］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M］//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470-486.
［2］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137-138.
［3］茅盾。呼兰河传•序［M］//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704-706.
［4］铁峰。萧红的文学之路［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218.
［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55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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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部分
总的要求：
与先有研究相比，本研究有何意义。
具体要求：
A. 简要说明研究背景(background)
B. 简要介绍总的发现(general findings);
C. 介绍具体要点(introduction of points)
D. 与现有发现(若有)进行比较(comparison in the context of other studies)
E. 意义(suggested meaning)
F. 结论(conclusion)
G. 前瞻研究(future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