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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1军团2师4团与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9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1、4方面军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贺长征中的两大主力会师，并表示要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携手共进，去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4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于会师后改称第1方面军。
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战略方针。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二、关于行动方针。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找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他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20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甘川陕首先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长风，从一个地方走过，吹散年年的传说
时间，从每一个心灵流过，刻骨的记忆像一条长河
花朵，从一程一程的生命开过，堆积多少光荣与梦想
我们，从圣洁的书页之间走过，有一种精神总是念念不忘……
序语：陈云曾随红五军团踏上长征路。1935年6月，他受党委派离开长征队伍，由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随军西行见闻录》就是陈云在赴苏前的日子里，在上海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
陈云两面写长征的奇妙绝招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陈云以一个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记述中央红军长征历程的文章。之所以用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叙述，是陈云在撰写时就考虑到了如何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以便将此文顺利带出国境，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汇报。因而，文章不仅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口吻来写，而且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廉臣”。开篇称，作者“廉臣”先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位军医，服务于国民党军队四年，前年随国民党军五十九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红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红色区域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
“廉臣”先生在这些假托之词后，便描述他作为“军医”，如何为毛泽东同志、朱德治病，其中写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同志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像，完全不同。”
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同志、朱德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同志有诸葛亮之称。”“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是军长，谁是师长。”
日常生活中陈云不苟言笑，公众在镜头前看到的他，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其文也如其人，他的著作多是政治论文的严肃笔调。然而，《随军西行见闻录》却用生动活泼的笔调描述了红军长征翻山越岭、英勇作战的感人场景，这在陈云著作中并不多见。如文中对红军长征中过老山界时的情景，描述得非常生动、细腻：老山界这座山高得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让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的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十二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振奋。时间已经下午四时了。但是八十里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陈云以“廉臣”这么一个“局外人”的叙事角度，记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由于陈云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善于抓住种。种细节，所以文章让人读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极具感染力。
后记：《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杂志相继发表后，不久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传到国内后，很快走俏于当时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广为流行于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其中明月出版社出版时，把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长征两面写》。新中国成立后，《随军西行见闻录》被多种书籍收录。
现已__岁的老红军李国策，系山西省军区原顾问。当年在长征中，他3次过雪山草地，20次遇险，九死一生而幸存下来。在红军长征胜利__周年之际，近日，李老撰文回忆亲历长征的艰难险阻，读后令人为之深深感动——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__周年。我作为一个幸存者，仍旧健在的老红军战士，不禁又想起长征那艰苦卓绝的年代，想起我那些长眠的英勇战友。__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红军长征艰难的革命历程，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仍需要发扬光大。为此，我撰此文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缅怀英烈，激励后人。
穷孩子参加红军走上长征路
我是1917年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穷孩子。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大力扩红，我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当时虽是少年，父母却也支持，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红军，先在当地独立营，后编到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1年实行战略转移，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了四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动，策应、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8日挥师西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一起北上，并与红一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过雪山草地。不久，由于张国焘闹独立，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部队返回南下，使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后来在成都以西遭到四川国民党军阀军队两次大举进攻，我军兵力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张国焘看到没有别的出路，经过党中央与他激烈的斗争，使他在1936年春天率领部队返回北上，然后西进，并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此后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我们又第三次过雪山草地。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沿途环境十分险恶，除了敌人日日夜夜的围追堵截，进行大大小小的战斗外，还要战胜深山峡谷，雪山草地，湍流江河。红军得不到一点休息，大家疲劳到了极点，往往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但一旦出现敌人，又精神百倍地杀向敌人。我们大部分战士都是从南方北上，根本没有御寒的棉衣。翻雪山，过草地，一时风雨，一时暴雪，冷冻就是第一杀手。我亲眼看见过部队在夜间派出去一个班担任警戒任务，第二天全班战士都冻死的惨状。我们过草地，第一次、第二次只走了草地的一个角，各走了10天走完。但第三次过草地时，走的是草地的中间，走了一个月。茫茫草地，荒无人烟，哪里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这么多部队，走不了多久就断粮断炊了。只好煮皮鞋、皮带、枪背带、挖野菜充饥。最后这些都吃光了，冻饿之下，体弱的、有病的战士牺牲的越来越多。草地的红泥水把战士的双脚泡得发亮发肿。我们只有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求生的信念，顽强地走，最终走出了草地。
而大雪山是一座连着一座。过草地前后，都要过雪山。大雪山有几千米高，山下是峡谷森林，山上是终年厚厚的积雪。有的地方厚达几十米。我们站在雪山顶上远望，茫茫雪海望不到尽头。雪崩时，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多少天都看不到一块没有雪的土地。红军战士由于白雪的反光刺激，两眼红肿，眼球突出；由于长期缺粮面黄肌瘦，衣服也破破烂烂。但仍旧昂首挺胸，一往直前。
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时，全部红军不足3万人，许许多多英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长征途中，胜利来之不易。
3次过雪山草地，20次遇险
当年红军走过的草地。
当年红军翻过的雪山。
在未过草地之前，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在毛儿盖与松潘县之间的拉子梁担任防御任务。敌机天天来轰炸扫射。敌机一来，我与其他两名战士就躺在用松树枝搭的棚子下边。那次敌机的***一声巨响，我虽安然无恙，身边的两个小同志却都牺牲了。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就这样离去，我恨不得把敌机一把抓下来撕个粉碎。
过了两天，敌机又一次来轰炸，我急速蹲下来。***就落在我前面3米远的地方，只觉得地面一震，我心想这下“报销了、光荣了”。抬头一看，***像个铁人一样，竖在地上，没有炸响。***把松树擦掉一块大皮，松枝落了一地。我想也许是地上积的松叶很厚，地面松软，所以未击响吧。
在第一次过草地时，由于一脚没有踩上有草丛的泥疙瘩，我掉进了泥潭，人往下沉。我大声叫喊，一位剧团姓朱的战友，把笛子伸过来救我，我抓紧笛子，用力往上爬，终于爬了上来。
过丹巴大铁索桥时情况很危险。这种铁索桥是在大山峡谷中，由少数民族在河两岸悬崖绝壁上，用粗大的铁链固定在巨石或铁桩上，平铺数条大铁链，再在上面搭上木板做成的。过桥时颤动摇晃，桥下波涛汹涌，过桥的人头昏目眩。我们红军多次过这种桥。丹巴河铁索桥特别大。我们第一次南下，第二次北上，两次过这座桥。当时桥已被敌人破坏了，铁链稀少，木板缺乏，扶手铁链也没有了。桥又长，弹力更大，我们部队要过它，战士之间的距离要拉开几米远一个人，轻走，慢走，减少震动，防止弹跳太大。即使如此，还是不时发生战士掉下河中的事。我走到桥中间，心情紧张，头昏目眩，迅速爬下来，紧抓铁链，等弹跳小一些了，平稳一些了，又站起来慢慢走，才走了过去。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遭到军阀疯狂进攻时，我所在的二六七团在百丈关一带防御。敌人天天发起攻击，敌机不断前来轰炸。有一天战斗正酣，敌人一发炮弹打过来，就落在了碉堡旁边，我和另外3个战士正在碉堡前的工事里。炮弹响了。只听一声巨响，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清醒过来，就想爬起来继续战斗。但两名战友压在我的身上，我动弹不得，就慢慢把他们两人从身上推开，发现他们已经牺牲了，而我也觉得腿部剧烈疼痛，坐不起来。这时才发现大腿在流血，疼痛更加剧烈。敌人又冲了上来，离我只有几十米远了。这时一名通信兵跑来，立即背着我往后方跑。下山不远处，到了师医院。医生检查我是两股骨贯通重伤，送到总部医院为我手术。由于伤残，有点文化，上级命令我留在总部附属医院任院部书记。
在二次北上时，有一天在山谷中行军走错了路线，部队只有露营在山谷中，等天亮后再找大部队。到了下半夜，敌人开始袭击我们，枪林弹雨，激战中我觉得有个东西打了我的背部。战斗结束后，我卸下子弹袋检查，才发现有一个弹夹被弹丸打扁了两粒子弹，这个子弹袋竟救了我一命，否则子弹早打穿后背牺牲了。
另一次在通过被封锁的危险地段时，对岸敌人在射击，山上还有“滚石阵”，我们必须拉开距离，一阵猛跑才免得被石头砸中。但就在猛跑中，我枪上的弹夹掉了。我只有一个弹夹，没了弹夹我的小冲锋枪就没有用了。于是我决心返回去取弹夹。敌人在河对岸打枪，我跑回去，一眼就看见掉在路边的弹夹，赶快拾起来又猛跑。就在这时敌人的枪响了，我头上的军帽飞了，我只是低头猛跑，总算又躲过一劫。
在第三次过草地时，由于前面过草地的部队把能吃的都吃光了，所以更为艰苦，走到后来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只好煮皮带吃。团长把他的军马打死，给每个战士分一小块肉，我舍不得吃，揣到怀里。当时的环境，有一块肉、几口粮也许就生存下来了，而没有它也许就无法走出草地了……而我就是这样，3次过雪山草地，20次遇险，九死一生而幸存下来的。
难忘英勇的红军女战士
红四方面军曾有5000多名女战士，她们大多是四川参加红军的未婚青年，天真活泼，吃苦耐劳，英勇顽强。这些女红军分别在总部各机关、医院、后勤系统。她们在长征中，身上负荷很大，应该说牺牲大，贡献也大。
女卫生员、女护士在行军中每人都背一个木制大药箱。她们自己的行李和干粮就捆在药箱子上，有几十斤重。爬雪山过草地，有的女战士为了保护药箱，就跌落雪崖，不见身影了。女担架队员每四人一副担架，两人一组在担架前后抬着伤病员行军爬山涉水，为了保护伤病员自己牺牲的也有不少。
女炊事员行军中背一口大铁锅，有几十斤重，行李和干粮都放在锅里，用木架捆绑铁锅背着走。过去那种铁锅又厚又重。背着很吃力，还要行军，我们休息了，她们还要架锅烧水煮饭，忙个不停，最后吃饭，然后收拾炊具才能休息。但就是这样，她们第二天还要提前早起做饭，保证部队第二天的行军打仗。我亲眼看到有的女炊事员背着大铁锅爬雪山，实在累极了，在山顶上坐下来休息，不一会儿就冻死了。死了仍旧坐在那里背着铁锅一动不动，双眼圆睁。真是悲壮啊牎
女运输队员，每人扛一袋军粮行军，一袋粮约有四五十斤，照样爬雪山过草地。一到宿营地，又要四处筹粮，有时走出去很远，要两三天才能背粮返回。她们纪律严明，高度自觉，只吃自己的那份干粮，宁愿自己饿肚子，也决不动用军粮。
红四方面军还有一个妇女独立团，有1000余人。她们英勇杀敌，后来在西路军西征途中失败，付出了更多的牺牲。这些女战士不畏艰险，从不掉泪。她们是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者，每次休息时，她们齐声高唱革命歌曲，激发部队斗志。我们男战士看到这些，就更勇往直前，绝不掉队。这些女战士是红军永远的骄傲与光荣。纵观古今中外军史、战史，像这样一批女战士都是罕见的。她们是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女性。
长征胜利过去__年了，像我一样的幸存者也一年一年地越来越老、越来越少了，怀念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战友，就是怀念那种压倒一切艰难困苦、一往无前的红军战斗精神，就是怀念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更是怀念红军战士革命信念坚定，一心为革命为人民，丝毫不贪恋安逸享乐的高尚情操！
__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书包范文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泽东同志、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泽东同志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