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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一 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1.宗法制
(1)特点：以血缘为纽带，“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等级森严。
(2)目的：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保证王权的稳定。
(3)内容：按照血缘亲疏、远近确立起严格的大小宗体系及土地、财产分配制度。
(4)作用：强化了王权，保障了贵族特权;强调血缘关系，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
2.分封制
(1)目的：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2)对象：王族、功臣及先代帝王的后代。
(3)内容：主要是分封土地和人口。
(4)作用：确立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边远地区得到开发，疆域得到扩大。
(5)瓦解：春秋时期，分封制逐步走向瓦解;战国时各国推行郡县制;秦统一后，废除了分封制。
清单二 君主专制的逐步强化
1.皇帝制度：
秦始皇创立，具有皇帝独尊、皇位世袭、皇权至上的突出特征。
2.中央官制的演变
(1)秦：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军事，集权于皇帝。
(2)西汉：实行内外朝制度，改变了丞相位高权重的局面。
(3)唐：完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政令的起草、审议和执行，三省长官皆是宰相，分割相权。
(4)宋：中书门下是最高行政机构;增设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
(5)明：明太祖废除丞相，权分六部;明成祖设立内阁，皇权专制加强。
(6)清：雍正年间，设军机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清单三 中央集权的演进
1.秦朝：实行郡县制，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地方行政制度的划时代变革。
2.西汉：汉初实行郡国制;汉武帝设刺史，颁布“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
3.宋朝：军事上，剥夺节度使权力，军权收归中央;行政上，派文臣做地方官，设通判监督;财政上，派转运使管理财政。
4.元朝：设立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巩固了国家统一。
清单四 古代中国的选官制度与监察制度
1.选官制度的演变
2.古代监察制度的变化
(1)秦朝：中央设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历朝沿用，但地方监察制有一些变化。
(2)西汉：汉武帝设刺史，监察诸侯王以及地方高官。
(3)北宋：设通判，负责监督知州。
(4)明朝：地方设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地方监察、司法。
历史百科阅读：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
中国从夏代起，迄今有4000多年历史，政治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文化灿烂辉煌。春秋战国时代诸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地理家，对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认识和见解。春秋初期政治家管仲(?—前645年)一书中提出：“地者，政之本也”。说明地理环境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因素。公元前5世纪前后大军事家孙武所编撰的《孙子兵法》，是一部研究战争问题的名著。“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孙子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如何研究政治性质的行动之战争胜负，要通过政治、天时、地理、将领和法制等五个基本要素。这里强调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地理之关系。因此，《孙子兵法》略有政治(含军事)地理学之端倪。战国时思想家孟子(约前372—前289年)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的论断，强调了诸侯治国必须重视地理环境，同时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国家组成的三要素。
战国时代(前475—前221年)，是中国政治地理思想发展，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的时期。战国初期，中华辽阔疆域并存有七个诸侯大国，即秦、魏、韩、赵、楚、齐、燕。群雄争霸、兼并战争为主体的政治、外交斗争非常激烈。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为维护诸侯国各自的利益，在围绕如何争霸取胜，立国治国方面重视地理环境的研究分析，而提出相同乃至相反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著名的政治地理观。
(1)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政治地理观。合纵、连横是从七国地理分布的空间位置关系而提出的政治地理思想。“合纵”是指楚、韩、魏、赵、齐、燕等六国南北纵列分布，以其全部或部分联合抗秦、攻秦，称之合而为纵。“连横”是指秦、韩、魏、齐等国东西横向分布，以秦国联合东方各国中某国，攻其他诸侯国，称之连而为横。另有一说是：合众弱而攻一强之意为合纵，指事一强以攻众弱之意为连横。
谋士苏秦始为秦王提出“连横”政治主张，说道：“大王的国家，西面有巴、蜀和汉中的丰富资源，北面有胡地产的狐貉和代地产的马匹战备品，南面有巫山峡谷和黔中险要地势，东有崤山和函谷关这些易守难攻的地形。田地肥美，百姓富足，四马拉的战车一万辆，骁勇善战的将士有百万之众，肥沃的田野上千里，积蓄丰饶。这种地势难以进攻，便于防守。这就是所说的天府之地、天下称雄的国家。以大王的贤明，人民的众多，再加上兵车马队的使用，兵法的教练，足可以兼并诸侯，吞食天下，称帝治国。”(《孟庆祥.战国策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68～69)。苏秦从秦国的战略位置价值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优越的分析，指出秦国争霸称雄，立国治国是非常有利的，即具备了客观条件。可惜他的主张——连横地理政治观，未被秦惠王采用。
后来，苏秦转而为赵国合纵之事劝说韩王，指出“韩国北面有巩地、洛地、成皋那样坚固的边城，西面有宜阳、常阪那样险要的关塞，东面有宛地、穰地、洧水，南面有陉山。土地有千里见方，披铠带甲的士兵数十万……靠着韩军的坚强有力和大王的英明贤良，却想到西面去侍奉秦国……被天下人耻笑没有比这更过的了。”(战国策译注.602～604)。苏秦的意思很明白，韩国的位置不差，地理环境尚可以，应该与赵国合纵去攻秦。此时另一谋士张仪，为秦连横对韩王说：“韩国处于险恶之地，百姓居住山野，所出产的各种粮食，不是麦子就是豆子;人民所食大部分是豆作的饭和豆叶作的菜羹;如果有一年收成不好，人民就连酒糟和糠都吃不饱。土地不到九百里见方，所积蓄的粮食不够两年用的。估计大王的士兵总共不过三十万。”(战国策译注.606～607)。张仪从韩国地理环境欠佳，地狭民贫，非秦国之对手，而且全然不顾韩国居于中原地区中心枢纽的战略价值，劝说韩王，先去事奉秦国就可以安定，否则就要危险。使韩王气馁而事秦，愿做秦国一方郡县，自称东方藩臣。
还有，苏秦为赵国合纵之事，游说魏王。他说：“大王的土地，南边有鸿沟、陈、汝南……东有淮水、颖水……西有长城边界……北有河外……土地纵横千里。地方的名声虽然不大，然而都有房屋田舍，只是少有放牧牛马的地方。居民众多，车马不少，日夜川流不休止，和三军那么多士兵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说魏国虽地小人贫，但位置良好，可以立国。因而苏秦对魏王说，六国合纵结亲，专心合力，就一定不会遇到强秦侵扰。(战国策译注.540～541)。张仪却偏说魏国的位置极差，根本不能立国。他为秦国连横之事去游说魏王道：“魏国土地纵横不到一千里，士兵不超三十万人。四处土地平旷，四方诸侯都能通过……更没有高山深川的阻挡。……魏国的地势，原来就是适合作战的地方。如果魏国帮助楚国而不帮助齐国，齐国就要攻打你们东面;到东面去帮助齐国而不帮助赵国，赵国就会攻打你们北面;不和韩国联合，那么韩国就会攻打你们西面;不和楚国亲善，那么楚国就会攻打你们南面。这就是所说的四分五裂的道路。”(战国策译注.543～544)。怎么办?张仪说魏王，不如去事奉秦国，只要去事秦国，那么韩、楚就一定不敢妄动;没有楚、韩的侵扰，大王就可高枕无忧了，国家必定再不会有忧虑了。事实上张仪的话是为秦国服务的，魏未事秦，仍然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独立。
从上所述，连横也好，合纵也好，这些谋士为其统治者出谋献策，对同一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之优劣，竟然可以作出相反的评估，只是因其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之需要。可见地理环境仅是政治行为决策的因素之一，还需考虑政治、经济、军事诸条件，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重视地理环境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互制约、影响的关系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
(2)范雎远交近攻政治地理观。远交近攻，从政治地理角度看，远近乃是所述的距离概念和位置关系。一般是指双方毗连或邻近者为近邻;反之，为远邦。从军事战略角度看，近攻是指对邻近的弱国发动进攻;远交是指对距离远隔于我又与近攻对象相邻之国，用一切手段(如威胁、利诱)使之不支持被近攻之国，而使近攻易于奏效。远交近攻具有明显地理色彩的政治地理思想。
谋士张仪根据当时七个诸侯国的地理分布(秦国为基点，与其六国之距离关系看：中原的韩、魏是秦之近邻，并在秦东进必经的主要战略方向上，与齐、燕相距甚远，赵、楚与秦之间有山川相隔)与政治军事形势，向秦昭王说：“大王之国，北面有甘泉和谷口，南面横着泾水和渭水，右面有陇山和蜀地，左面有函谷关和崤山，兵车千辆，精兵百万。以秦兵的勇悍，车马的众多，去对抗诸侯……秦国的霸业肯定会成功。如今反要闭关自守竟不敢出兵攻打崤山以东诸侯……大王的计划有失当之处”。范雎继续说：“大王越过韩、魏去攻打强大的齐国，这个计划不当。少量出兵不能损伤齐国;大量出兵反倒害了自己”。应该以武力使韩、魏亲附于秦，进而威服楚、赵以及齐、燕，然后再灭韩、魏，就是要“结交远方诸侯攻打邻近国家，这样得到一寸土地就成为大王的一寸土地，得到一尺土地就成为大王的一尺土地。如今舍近攻远，不是错了吗?”(战国策译注.149～150)，后来，秦国采纳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它为进攻地处诸侯国中间属天下枢纽的韩、魏两国，把齐、赵、燕三国列入远交对象。首先运用远交手段拉住他们，不使积极参与诸侯的合纵抗秦的活动;然后在韩、魏、楚、赵之间采取打拉结合策略，时而和楚以攻韩、魏，时而和韩、魏以攻楚，时而助韩以攻魏、赵，分化瓦解，逐个削弱，最后被各个歼灭，统一中国。这种从政治地理环境的利弊，及其从国家政治军事斗争的关系出发所提出的“远交近攻”地理政治观，在古代战争史上及政治活动中广为运用，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3)诸葛亮三分天下政治地理观。东汉末年，从公元190年起，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长达90年的鼎立时期。当曹操统一北方，孙策和孙权开拓江东之际，刘备意在恢复汉王朝，“三顾茅庐”，向琅琊阳都人诸葛亮登门求教。这位历史上有名的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的战略家诸葛亮，居住在襄阳城西的隆中。他向刘备阐述了东汉末年天下形势和立国大计，即著名的《隆中对》(三国志·魏书.912～913)。寥寥数十句，不到400字，精深透辟，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地理各方面的情况，纲领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统一全国的政治地理主张。一是先夺荆州。因荆州“北据汉河，利尽南海，东达吴会，西通巴蜀”，跨长江中游，为南北交通的冲要之地。拟作将来出兵宛洛，建国立业的前进基地。二是西取益州。该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较多，据此建立可靠的根据地。既可避免曹孙两面夹击的威胁，又能掌握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主动权。同时，在此对内革新政治、养精蓄锐，经略天府之国，巩固政权。三是与西南的夷越少数民族保持友好，采取安抚政策，解除后顾之忧，达到巩固战略后方之目的。四是东联孙吴。孙权割据江东已历三代，况且地势险要，百姓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命，不可去图谋他，而要与之联盟。五是北拒曹操。因为当时汉王朝的政权已落入曹操掌握之中，他兵多将勇，国力强，又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以他统一全国。刘备在政治上树起鲜明旗帜，以争取人心，振兴汉室作号召。根据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先后与孙权结盟，联合抗击曹操于赤壁，借得荆州，接着开拓益州，并占据汉中要地，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长达数十年的三国时期，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争斗。按当时实力看，曹魏势力最强，拥有东汉13个州中的9个州，兵力常保持在30万左右，最多时近50万人。孙吴占3州，次弱，兵力约20万人。蜀汉仅有益州一席之地，实为最弱，兵力约10万人。一般而言，在三角斗争中的策略运用，只有两弱联盟共抗一强，方能形成均势局面;如果两弱各自为计，结果往往是两弱俱伤。诸葛亮在《隆中对》预知天下三分的阐述中，就着重分析区域政治地理因素对国家之间政治行为与军事斗争的影响作用。并指出在三角关系中如何确保自己，分清敌友的决策。始终把魏作为主要对手而势不两立;吴、蜀两国唇齿相依，把东吴视为友邦，因而结盟和好，共抗曹操。但后来，刘备、孙权为了争夺荆州的局部利益，破坏了蜀吴联盟，转而互为仇敌。此时，曹操在三角斗争中，纵横捭阖，略高一筹，观吴蜀相争，待之削弱，坐收渔利，最后由继起的司马家族各个歼灭吴、蜀，建立了统一的晋朝。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依据东汉末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地理环境，所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然后夺取全国政权，以及三国鼎立时的三角斗争中策略运用原则的政治地理观，是颇有见地的，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1、两汉时期中央政治制度的特点：汉承秦制 “中朝”和“外朝”
2、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治制度的特点： 逐步形成三省六部制
3、我国古代三省六部制的完善是在：隋唐时期
4、宋朝的政治制度特点：不断削弱和分割宰相的职权，进一步加强皇权。
5、宋朝的“二府”：中书门下是最高行政机构;枢密院是最高军政机构。
参知政事——副相，分割宰相行政权
三司使——管理财政，分割宰相的财权
6、元朝的中央政治制度的特点：综合汉蒙政治制度，加强皇权有新发展
中书省——最高行政机构
枢密院——最高军事机关
元朝时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的机构是：宣政院;
7、中国省制的开端是：元朝时的行省制度;
元朝行省制度的创立是地方行政制度重大变革。
郡县制(秦朝)——郡国并行制与州郡县三级制(汉)——州县两级制(隋——宋)——行省制度
8、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是它的发展轨迹。
(2)在中央政权中，相权不断削弱，君权不断加强。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严格控制地方政权，不允许有独立的行政体系存在。
(3)地方官吏必须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最后听命于中央。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统一潮流的出现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也是主要因素之一，下面我就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对统一潮流的影响做一简要叙述。
一、总述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出现与强化，即权力首先从地方不断集中于中央，然后，再由中央不断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这种集权制度在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初现端倪，但正式形成则在秦朝，秦朝以后各个封建王朝继续不断地强化这种制度。这种制度的出现与不断强化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其中，我认为对我国古代社会最大的积极影响就是使我国出现并不断加强了大一统的趋势。大一统趋势的出现与不断强化客观上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古代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绵延五千年的国家。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古中国的大一统潮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与军事四个方面：首先在政治上，国家通过不断分化地方权力，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来加强中央对地方在政治上的管理，从而在政治上出现并强化大一统的趋势;其次在经济上，国家通过将地方上的铸币权、盐铁经营权、财政权等权力收归中央来加强中央对地方在经济上的管理，从而在经济上出现并强化大一统的趋势;在思想文化上国家通过统一与控制人民的思想，加强对人民大一统思想的教育来实现在政治上出现并强化大一统的趋势;最后在军事上，国家通过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与设置专门机构和坚决抵御对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维护祖国的统一，从而在军事上出现并强化大一统的趋势。总之而言，国家通过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军事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强化中央和君主的权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从而使古代中国实现并强化了大一统的趋势。
二、在政治上的表现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国家通过不断分化地方权力，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来加强中央对地方在政治上的管理，从而在政治上实现并强化大一统的趋势。
秦朝，秦始皇在灭六国完成统一后，在地方上废除了西周的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汉朝初期由于郡国并行制的实行导致地方封国力量日益强大，最终酿成“七国之乱”，所以汉武帝上台后接受大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来削弱地方封国的势力。
在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将地方上的兵权、行政权和财政权统统收归中央，并派文官到地方担任地方长官和设立通判监督牵制其行为，来削弱地方实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从而维护国家统一。
在元朝初期，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在地方上实行行省制度。元朝在全国共设十个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
在明朝初期，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在地方上设三司。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宣布改革行省体制，在地方上改设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执掌地方的行政、司法和军事。三司之间职责明确、权力分散、相互牵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三、在经济上的表现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国家通过将地方上的铸币权、盐铁经营权、财政权等权力收归中央，国家垄断有利行业，实行专营专卖政策等措施，来加强中央对地方经济的管理，从而在经济上实现并强化大一统的趋势。
秦朝，秦始皇完成统一后，为了加快各地经济交流的步伐，秦始皇统一了货币为半两钱，统一了各国的度量衡，从而加速了各地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又据《汉书·食货志》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汉武帝时期，国家将地方上的铸币权、盐铁经营权等收归中央，加强了国家对地方在经济上的管理。《汉书·食货志》中记载道，汉武帝“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后来，汉武帝又令“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汉书·食货志下》)”
宋朝时期，国家将地方上的财政权收归中央，宋太宗赵匡义在地方各路设转运使，将地方的财赋征集到中央，全国财力集中于中央，大大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经济的管理。此外，宋朝还通过加强对暴利行业——盐茶酒等业的管理、设立榷场、加征商税等方式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实现经济上的统一。
明清时期，国家通过对某些利润丰厚的商品(如瓷器、茶叶、丝绸等)实行专卖政策、加征商税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全国经济的管理，实现经济上的统一。
四、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主要表现在，国家通过统一老百姓的思想、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加强对老百姓大一统思想的教化，从而在思想文化上实现与强化大一统的趋势。
秦朝，秦始皇完成统一后，在思想文化上通过“焚书坑儒”与统一文字来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与促进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李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令“车同轨，书同文字”，将其它全国的文字统一为一种样式——小篆。
汉武帝时期，武帝接受大思想家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兴办太学，大力发展儒家思想与儒学教育来统一人们的思想，灌输大一统的思想。”
隋唐时期，统治阶级通过在思想文化上海纳百川，融会贯通及大兴科举制度来发展思想文化与教育事业，通过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以及选拔人才的开放性发展来推动统一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大一统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
明清时期，统治阶级通过“八股取士”和大兴文字狱来加强对人们思想上的控制，使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的禁锢与束缚，以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五、在军事上的表现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军事上主要表现在，国家通过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与设置专门机构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坚决抵御对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从而在军事上实现并强化大一统的趋势。
秦朝，在军事上秦始皇，一方面，通过修建万里长城和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援引贾谊《过秦论》记载“(秦始皇)乃使蒙恬北筑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湖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来巩固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援引贾谊《过秦论》记载“(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来巩固国家的统一，秦朝的大一统趋势得以巩固与发展。
西汉时期，汉景帝通过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通过派卫青与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严重削弱了匈奴实力，巩固了大一统的趋势。东汉时期，汉明帝派窦固等人、汉和帝派窦宪等人，北击匈奴，彻底消弭匈奴的祸患，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元朝时期，统治阶级通过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和在西藏地区设置宣政院来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使元朝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疆域辽阔的中央王朝的大一统趋势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明清时期，统治阶级通过，一方面对内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另一方面对外坚决打击一切侵略势力，来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大一统趋势。
综上所述，在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固然在封建社会后期弊端日益显露，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任何一种制度的作用都具有两面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亦然，其在古代中国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一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使古代中国实现并强化大一统的趋势，从而使五千年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断，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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