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教育也逐渐走向多元化发展，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基础教育改革论文（精选3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改革教育改革》
摘要：新中国60年来的教育历程大体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其间诸多重大教育改革，均为基于政治一经济需要和逻辑推论而操持的教育改革。建国初年，伴随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的颁布，思想改造运动政治化地整饬了教师的角色；“52调整”既是经济重工业的迫切需要，也是政治整齐化的重大举措；“85决定”则直接造就了此后20年转移政治一经济义务的“义务教育”，并与重点学校制度一道使教育公平问题积重难返。1992改元市场经济以降，教育改革，尤其高等教育改革惟经济主义马首是瞻，走上“扩招”、“升级”、“并校”的产业化和大跃进之路。作为政治一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要么沦为政治的工具，要么用于经济的筹码，抑或受二者钳夹，效果堪忧。有必要改革教育改革，走向作为社会一文化的教育改革，并保有文化视野。
关键词：教育改革；政治一经济改革；社会一文化改革；教育社会学
改革与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也是我国教育的主题和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历程，大体亦是一个改革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教育投入大幅增长，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改革逐步深化。但60年来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其问诸多重大教育改革，均为作为政治一经济的教育改革，亦即基于政治一经济需要和逻辑推论而操持的教育改革。
一、作为政治一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
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贯穿60年来的教育历程。撇开““””期间教育的全面政治化这类极端情况不论，举其要者就有：建国初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教师(知识分子)角色政治化重塑；经济重工业化、政治整齐化需求与院系调整；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与政府政治、经济责任转移；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教育产业化。
1 思想改造运动：教师角色的政治学重塑
教师的政治一经济学作用历来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列宁就曾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和建设教师队伍的政策。“改造”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早在1939年《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及1942年《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多次阐释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中国的施政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伴随着这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的颁布，对于教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政治化地铺开了。尽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自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之时就已经开始了，但“思想改造”作为专有名词出现是在1949年开始的，并迅速成为广泛流行的常用词并广泛运用于具体革命实践，从而在50年代推展成为一种“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定下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基调，并阐明了其政治一经济学任务：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广泛地开展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真开展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掀起了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稍早的10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稳定和发展小学教育，培养百万人民教师》要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思想，使自己逐步地真正够得上“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11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杂志第4卷第1期发表题为《人民教师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论，其中提到，人民教师和一切人民教育工作者是“新中国儿童、青年的灵魂工程师”。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1952年1月5日，全国政协相应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思想改造运动就此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事后看来，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取代所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思想改造运动直接的触发点，是为了整肃教育界欧美派的知识分子，以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和党委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实现“共同纲领”中新民主主义教育之目标，即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改造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中宣部针对当时各地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混淆概念而特地发布的《关于教师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几个问题》(1952年8月17日)对此直言不讳：“这个运动的目标主要是：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的界限；在学校中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思想改造运动及其伴生物思想检讨浪潮，首先以高校、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为标志而掀起，并形成了频繁性、相关性和连带性等鲜明特点：走马灯似的运动使新生的中国元气大伤，社会和政治进入一种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动乱中，知识分子生存境遇每况愈下；开了“学生整老师”的先河，以致在后来的““””中，“资 m.jiaoxuela.com 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开始便在红卫兵、革命小将面前俯首称臣；“连坐”方法和“人人洗澡过关”式运动殃及广泛，50年代初，参加运动的高校教职员达91%，中等学校教职员达75%。
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广度触目惊心，乃至有学者总结道：“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可能从没受到过表扬，但不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而其影响深度更是难以估量，经此思想改造运动，“政统”与“道统”得以合一，多少硕学大儒为威武所屈，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作家由自由创作变为国家计划生产，作品由争奇斗艳化为整齐一致，以致德国汉学家顾彬不无痛心地讥讽：“中国1949年以后的文学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之前的文学是几百块钱的‘五粮液’……当代中国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教师则因思想改造运动而“统一了”思想，其角色被塑造为作为匠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由此，教育与教师所有的工作都致力于培养适合生存于“新秩序”中的“新人”，而这个新秩序的世界是一个规范无所不在的总体，个体所有的癖性――被定义为杂草、边缘、未教
化――都需要被铲除，在塑造新人的实践中，教育者充当起社会生活的立法者，成为国家权力的延续。
2 “52调整”和“85决定”：教育改革的政治一经济学协奏
上世纪50年代，与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同时进行的，是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主方向就是“向苏联学习”。1952年6月至9月，中央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简称“52调整”)，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经全盘调整后，全国许多高等学校被分拆，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至149所，而高校数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后的183所，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
这次教育改革的一个动因就是经济重工业化的需求。新中国需要大量工科技术人才，教育的重心被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学生分配。显然，这是一种培养“专家”的教育体制。而且，正如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进一样，伴随着抗美援朝和苏联专家的来华，以及领导们对自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信心的增长，这次教育改革很快狂风骤雨、一往无前地在1952年开展起来。除了经济驱动之外，这次教育改革的另一个目的和功能就是政治整齐化。经此调整和改造，高校从此失去自主权，特别是教学自主权，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历史地看，院系调整实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革，由此，中西的通识教育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的思想可言，甚至出现了一些为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的怪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跳过六七十年代的““””，值得关注的是198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被邓小平认为“最重要的”第九条，中心内容就是关于知识和人才、科技和教育的。旋即，1985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85决定”)。客观地说，这一教改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实现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改革初衷，而且它可贵地确认，义务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责成制定义务教育法。但与此同时，它也确立了对后来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制度――“分级办学”，并授权“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85决定”明确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订本地区的义务教育条例，确定本地区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步骤、办法和年限”，“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省、市(地)、县、乡分级管理的职责如何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随后，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86年9月)进一步规定，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后来的实践中基本上采用“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做法。
“分级办学”作为此次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实行城乡教育分割的制度，连同“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政策授权，将本应主要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的政治一经济责任和义务，转嫁给了农村和农民。其结果是不仅加重了农村和农民的负担，而且造成了农村教育的滞后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延续与扩大。据有学者考察，在1986～2000年的15年间未能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农村少年儿童高达1.5亿人；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超过改革以前；而这种状况有可能促使未来的城乡关系朝着更加不平衡的方向发展。就连当时的主事者也坦诚，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因在“钱”上遇到羁绊，只能依靠“人民教育人民办”这种方式，把义务教育的过半费用推给农民和企业承担，以致我国“20年来的义务教育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取得成就”的。回首看，“85决定”直接造就了此后20年转移政治一经济义务的“义务教育”，并与重点学校制度一道使教育公平问题积重难返。
3 扩招、升级与并校：教育改革的经济学亢进
时间到了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等鲜明论断；是年秋，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即，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简称“93纲要”)提出：“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这为日后教育改革迈向事实上的、无以问责的市场化、产业化、大跃进开启了绿灯。
1992改元市场经济以降，大规模国企改制开始推行，不少国企纷纷倒闭，大规模接受大学生的能力远不如前，于是1996年国家开始了双向选择、自由择业的试点，至1998年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基本取消。从1992年到1998年，国企改制、市场经济改革等导致的失业(“下岗”)人群大规模出现。与此同时，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疲软。困局当口，经济学者汤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建议扩大招生数量。其中最诱人的理由就是，扩招可以一举解决经济和就业两大难题：扩招可以拉动内需，确保经济增长8%的目标；扩招可避免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从而形成与大量下岗工人竞争的恶性局面。建议被采纳，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旋即出台。1999年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0多万人，招生总数达160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从1999至2001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3年间的平均增幅为33.5%，从1999至2004年，6年间的平均增幅高达24.8%。“十五”规划提出的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在2002年提前8年实现。扩招数量之巨、速度之猛，超出了建议者当初“3年扩1倍”的建议，6年扩了超过5倍；也超出了1999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把高考录取率“提高到2000年的11%左右”的计划；更超出了“93纲要”中“使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的愿望。这为日后的研究生“大跃进”和大学生就业难埋下了必然发芽的种子。
尽管迟至2005年“教育产业化”才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被叫停，但把教育作为产业操持的经济学思维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存在并日益走强：1984年国家统计局把教育划分在第三产业的第三个层次；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把教育事业归属于“第三产业”，“包括教育事业等现有大部分福利性、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产业化管理”;1999年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些都成为“教育产业化”思潮和实践的政策依凭和思想导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实际动机还是发展路径，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是当时“教育产业化”思潮的产物，有很强的经济主义属性。
大学教育产业化、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假大空的并校风，这被有的学者概括为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大学体制改革的3大明显败笔。该学者认为，伴随着教育产业化改革，大学升级非理性冒进，学校变学院、学院升大学，中等师范学校几乎绝迹、高等专科学校难以寻觅，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而升级的动力则来自于政绩需要，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和经济思维抓教育改革。如果说大学升级的动力和地方利益有关，大学合并则显然来自上层，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研究基地之类的都要上面来批，这样就强行制造出高校合并的机制来，结果是事与愿违，大学合并了，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的特色，只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再分配而已，把数条帆船拼接在一起是成不了航空母舰(世界一流大学)的。与高校扩招并行的，却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5%上下，是一条平缓的直线；支撑高校“跨越式发展”的，一是学生的学费，二是通过“银校合作”方式向银行贷款，它导致了巨额的高校负债，这种国家不增加经费投入而大规模发展教育的模式，包括公办大学大规模举债、大建“大学城”、举办高收费的“独立学院”，连同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转制等等，都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教育改革的“特殊”产物。
二、教育改革作为社会一文化改革
诚然，教育有问题，但从来都不全是教育的问题；教育需要改革，但从来都不全是教育本身的改革。实践表明，如果仅仅或者全部把教育改革作为政治一经济改革，便会要么把教育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要么把教育用于经济指标的筹码，抑或受二者钳夹，其负面效果所在多多，未来前景着实堪忧。作为政治改革的教育改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着社会主义改造而势在必然，并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在过去20多年里因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浪潮而随波逐流，并在申讨和危机中亟待转型。教育改革转型的主题便是：从作为政治一经济改革，特别是作为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走向教育改革作为社会一文化改革。
1 教育改革：从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到以“社会改革”为中心
改革教育改革，或者说教育改革的转型，既有政策背景，亦不乏学理支撑。从宏观政策而言，从21世纪初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开始，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改革目标，把治国理政的视野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各个方面。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改革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社会建设”尤为瞩目。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则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化发展”提上重要议程。就学理而言，在任何社会，改革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方面，借鉴国际经验，中国的分解(渐进)式改革要经过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这样一种“三步走”的“最优实践”(best pinice)：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做蛋糕)，社会改革的主体是分配(分蛋糕)，政治改革的主体是分享权力。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改革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未来二三十年，需要转移到以“社会改革”为中心。
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自1978年至21世纪初，主体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特别是1992年以来，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据估计，2030年的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强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2.0～2.2倍，人类发展总值相当于美国的3.2倍。从2l世纪初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和谐社会”，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社会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亲商”)和稳定(“亲民”)的平衡。中国改革从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到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转移，为教育改革从作为政治一经济改革走向作为社会―文化改革，提供了时代背景、行动依据和现实可能。
2 作为社会一文化改革的教育改革
作为社会一文化改革的教育改革，远比作为政治一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更为困难。因为“经济改革说穿了，就是要把人最邪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每个人去追逐私利”，而“社会改革就涉及公共利益，是要有利他性的，要为公共物品掏钱……中国对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与GDP总量相比是非常低的”。这说明，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巨。改革教育改革，使之走向作为社会一文化的改革，起码要做到一个确保，施行两种解救，具备一个视野。
首先，要确保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公平。前述1986～2006年20年转嫁国家和政府责任于农民的“义务教育”，连同重点学校制度一道，使教育公平问题积重难返，并在近年来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雪上加霜。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是“社会的基础性公平”，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改革，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当前，教育不公突出表现在少数优势群体的“过度教育”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教育不足”上，无论是教育过度还是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就教育过度(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被继续攻读学位)而言，过度教育意味着过度期待，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就教育不足而言(社会的流动更多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与才智越来越不关联)，教育制度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教育提供给弱势者的不是希望而是怨恨，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感社会不公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是政府的职责”，国家和政府要加大补偿和纠错力度，确保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公平。毕竟，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各种基本条件的事业。作为社会改革的教育改革，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使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城市民工子弟及弱势群体子弟享受到教育的“国民待遇”，确保其受到公平的教育这一基本人权。而且，教育必须连同住房保障、医疗保险等社会改革配套进行、统筹协调，走出我国“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国透支的对象)和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负福利”状态(农民及城市弱势群体无福利待遇)，确保社会保障的“低福利”(相对于穷富都保的“高福利”而言，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如美国的医疗保障只保65岁以上的老人和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占总人口的18%;而在中国近似的覆盖率中，公费医疗80%却用在领导干部身上)。
其次，施行两种解救。一是把教育改革从作为政治，特别是作为经济改革的范畴中解救出来，归位于社会改革领域。我国既有的教育改革，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的，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需要、经济需求的政策表达，“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因不在于教育自身，而在于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提出的客观需要，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明显侧重于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等”。改革开放至今，教育还是政府的一部分，教育部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水平，权力越来越多，垄断和审批大多数教育资源。只要教育界还是政治的一部分，就不会成为一个具有自治性的组织，就不会成为有高质量的教育机构；只有当教育界发展出自主性的“行规”来约束自身和评价自身的时候，才有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来。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权力和经济利益是教育行政部门针对教员使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手段。二是解救教育于政治、经济，就是要树立和发展教育的自主性。为此，要抵制教育改革的独断和盲目决策，进行政策论证，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同时要恢复教育改革作为社会改革的基本权利，剔除行政权力的侵蚀和干扰。譬如，按国际惯例，刊号本来不过是一组数字而已，都是无限供给，按需分配，无须耗费什么成本，从根子上说，出版权本来也是作为基本人权的表达权的派生，但我们的体制却把这种本来属于社会的权利转化成了行政权力，对刊号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实际上是变可无限再生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变无限供给为有限供给，变平衡供给为紧缺供给，使得刊号奇货可居。这不但造成了刊号身价马上扶摇直上、以刊号折抵金钱等诸多乱象，还干扰和侵蚀了学者的表达权。再譬如，官僚化的教育评审制度作为教育政治化加经济化的畸形产儿，信奉“科学文献索引”(所谓SCI，类似的还有CSSCI等)这一“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把国外用于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的检索工具SCI，引进和异化为学校排名、项目评审、科研申报、评价奖励等几乎覆盖所有科研领域的最重要乃至惟一的评价标准。教育部门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引进和改装各种评审制度，并主动自创，无非是要确保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再次，保有文化视野。我们的教育改革，往往施以“革命的”手段，推行“一刀切”，强调“跨越式”发展(很多时候实为“大跃进”)，充满“乌托邦”色彩，而与此同时，常常不注重对历史积淀与文化传统的保全、敬重和守护。正如有学者所言，作为一种社会改革，教育改革不是要砸碎旧制度，重建什么新制度，而是在承认现有制度性质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但既有教育改革却呈现出过多的“教育革命”画面，教育变革“泛革命化”(包括当代“泛改革化”或简单把改革看成革命)，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视野。“文化视野”把握多元价值，强调兼容兼顾，以文化视野审视教育改革，要求我们极教育研究之“高明”，而道实践运作之“中庸”，从思想行动两方面双管齐下，多元整合，文而化之。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改革怀有“保守”自觉，警惕“激进”行动，克服“商业化”侵蚀，注重文化的积淀、传承与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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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思考》
摘 要：本文针对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通过深入比对、客观分析和对教育改革的行动反思，探寻我国教育改革的瓶颈所在，提出了引发思考的观点。
关键词：中国教育改革 教师素质 教育制度 教材内容 评价体系
新中国教育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六十个春秋，走到了今天。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始终不愿意面对，那就是中国教育的发展究竟与教育本质和教育理想逐步接近还是越来越远？
毋庸置疑，新中国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和教训的汲取在逐步发展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更多的是在向思维的多元化和行为的多样化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是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还不能完全肯定。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基于当代教育的功效与它的过去相比在逐步退化，因为在学生成长、教育本身及社会现状等环节所反映出的与人的教育有关的诸多问题，越来越显著地映射出中国教育的乏力与无能（它本应该是强有力的）。并且这一退化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学生的成长和教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已经深度波及了社会与民族的发展。所以，当教育对人的成长、社会发展促进不大的时候，我们应该审视教育的成败与得失，而且从中有所收获，进而有所行动。
因此，我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流程首先应该是思想理念的改革；其次是教育制度的改革；最后才是行为的改革。而改革的思路首先应该明确和正视存在的现实问题；其次要寻找和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最后才是研究和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要避免步入一种极为普遍的误区，即视硬件建设为教育发展的重点和关键。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发展和发展的潜力在于软件的建设与发展，而经费投入和硬件建设并不是重点。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是当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目前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而该钞票上面的头像不是天皇，也不是其他政治或军事人物，却是福泽谕吉。他说过，一个民族的崛起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实物和经济的改变。它们的先后顺序是不能紊乱的，否则看似捷径，实则行不通。当代的日本正是按照福泽谕吉的预言走到了今天，获得了成功。不错，教育的发展也应该是首先解决观念问题，其次解决制度问题，最后才是经费问题。其间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如下问题。
一、提高教师素质
提高教师素质是一个永恒而不可忽视的话题。在教育存在的任何时刻、任何范围和任何层面都是关键之所在。
首先，我呼吁每位教师都要与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对话。教育需要告诉教师什么，教师要倾听（倾听教育的声音需要仔细观察、认真分析、不断反思才能获得），倾听之后要改进，改进之后的教师会更加适应和满足教育的需要；教师需要告诉教育什么，教师要倾诉（向教育倾诉的前提是教师要关注教育、研究教育、评判教育），倾诉之后要呼吁和响应，响应之后要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自己的行为转变。教师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教师也必须实现这样的目标；教育需要这样的教师，教育也必须拥有这样的教师。
其次，我希望每位教师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这里要特别说明教育水平不等于教学水平。不少教师只注重教学水平的研究与提高，不注重教育水平的修炼与提升。无疑，教育成败的关键是教育能力和水平的高低，而不仅是教学水平的高低，更不是传授知识的技法和训练考试机器的技巧的优劣所决定的。当然教育和教学不是相互独立的矛盾对立体，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体。教育中涵盖教学，教学中渗透教育。但是长期以来教育相对于教学却被深深地边缘化，这样继续下去后果不言而喻。
再次，我建议每位教师在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之余要养成良好的反思习惯。最实用的反思方式是写教育随笔。不断回顾、反思、记录自己所亲历的教育历程是对行动的反思，也是在行动中的反思，更是为行动而反思。教师只有不断地反思积累才能成长、进步和提高，而这一反思的过程正是教师教育水平提升的过程，诸多的教育亲历和行为总结正是丰富经验的长期积淀，它将厚积薄发。
最后，我倡导每位教师都应该经常思考关于教育和教师的社会责任问题。如：所有为社会所不能容忍和承载的道德和法律问题的出现，是否都有教育的责任？所有为教育所带来的悲哀和消极的影响，是否都有教育人自己的行为原因？所有为学生所带来的无论生理的或心理的不健康和不完整，是否都与学校教育的平庸与漠视相关联？……
二、改革教育制度
什么是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是一个社会赖以传授知识和文化遗产，以及影响个人社会活动和智力增长的正式机构和组织的总格局。简言之，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各类教育机构有机构成的总体及其正常运行所需的种种规范或规定的总和。然而在现实教育中，教育制度的主体概念已经演化为与考试有关的制度了，主体目标也演变为以考试活动的参与、组织、服务为中心了。试想我们的中学教育（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哪个环节不是紧紧围绕考试这个中心进行？真正的制度及其作用体现在哪里？
客观地讲，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桎梏，而且在诸多的教育环节和教育行为中，直接影响到正确的教育理念的贯彻与实施。比如，对学生的考试评价，教师的考核评价，学校的综合评价，等等。其中有三个层面的评价对教育活动的全过程产生着误导，即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学校对教师，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而贯穿于评价始终的最典型的错误指标就是考试分数，似乎任何环节的评价，考试分数（注意：我所说的是考试分数不是考核分数）都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正是源于制度的误导，因此必须改革教育制度。
在改革教育制度方面，首先，我们的政府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真正认识到教育的确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远比经济的发展重要得多。解决不好教育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当今的经济问题，而是今后的国家和民族存亡问题。其次，政府要有所作为，各级政府要躬下身来认真听取专家学者和教育一线教师的声音，正视教育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改革的具体措施。最后，具体解决好以下问题：淡化考试和考试分数的问题；弱化各层面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的问题；改革高考选拔考试和招生办法的问题；教师职业专业化的问题；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教育理念、改变教材、改革方法、切实推进素质教育的问题，等等。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大学生的就业观与相关企业的人才需求方向有所冲突，大学毕业生出现过剩现象，而企业则出现人才匮乏局面。新时期下，增强大学生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观，进而制定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将能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就业形势。目前我国高校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与培养力度欠缺，学生对于自我认知和客观环境评估上有所不足，各高校适时整合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将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概述
（一）思政教育
高校思政教育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为高校辅导员以及代课教师依据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和完善的道德规范，有目的性、针对性在大学生中开展教育工作，完善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体系，实现优质、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以便高校学生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
（二）就业指导教育
高校就业指导教育指辅导员及教师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适时解决学生遇到的就业难题及其困惑，凭借有效的就业信息，积极帮助学生良好就业，其内容包含有就业政策导向及相应的思想教育工作。
因而，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息息相关，就业指导教育工作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可推动就业指导教育工作的发展，整合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整合的意义
（一）有效提升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
社会实践表明。在这经济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下，社会不仅需求专业知识较强的人才，同时也关注人才的个人修养、思想道德水平、实践操作能力、合作能力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有利于挖掘思政教育工作的新方法和进一步推动就业指导教育工作的发展
开展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工作应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学生个性化特征，在马克思主义恶化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有效落实大学生发展教育方针政策，积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在实践活动中正确树立就业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
（三）为培养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创造有利条件
现今社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逐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对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较大，同时还较为关注人才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故而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在方向上需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以便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引入思政教育开展就业指导教育工作将符合当前社会的实际就业情况，就业指导教育是思政教育工作的应用表现，思政教育则为就业指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就业政策的落实过程中促进大学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开展有效地就业培训以及提供合理的信息服务将能增加大学生的就业率，进而明确高校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就业目标。
三、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整合的有利条件
新时期下，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工作之间的相通性、内在的关联性将为两者的整合创造有利条件。
（一）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思政教育将能增强大学生的道德、法律认识，可帮助其较好地适应社会规范、合理处理社会关系。我国公民的道德体系具有多层次特征，低层次中部分道德规范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对大多数公民有一定的约束力，任何违背公共道德的公民都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大学生就业指导教育过程中不仅要对大学生要掌握的专业技能进行培训，还应重视起道德、法律教育工作，故而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二）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工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社会规范与人的心理需求、道德规范等方面相符合，并在法律的保障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人们只有具备道德自觉性和意志自律性才能遵法守法，维护法律的权威。故而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融合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法律法规的教育中渗透道德教育将能保障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就业观。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工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将为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提供有利条件，注重就业指导中传授法律相关知识、就业法律内进行道德诉求教育，积极探索就业法律与社会道德的有机结合途径才能真正体现出两种教育的整合优势。
四、整合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原则
当前，整合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的原则主要有以人为本原则、整体性原则以及实践性原则。
（一）以人为本原则
现今时代的发展，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要求，还将是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政策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趋势，以人为本日益成为现代化思政教育的核心思想。而就业政策的落脚点在于满足人对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坚持以人为本为制定的价值取向才能提高人民对法律的认同感，从而具有自觉遵守意识。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将为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奠定人本基础。 （二）整体性原则
高校进行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应坚持整体性原则，从整体、全局的角度进行两者的。整合工作。当前大多高校侧重就业政策和就业信息的发布等实用性指导工作，并未注重就业指导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以致于大学生在未来就业时就业观不明确或者有着错误的就业观、择业观、价值观。在现今新时期下，高校鼓励、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采用合理的、人性化的就业指导理念将能有效推动就业指导工作的发展。高校思政教育注重大学生的个人修养和自律素质，就业指导教育侧重大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和就业观念的正确塑造，整合二者将能促成优势互补的局面，从整体角度发挥整合工作最大作用，为整合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三）实践性原则
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需加强法制化管理，借助于制度执行行为、管理行为等方式进行教育工作，在实践活动中完善学生的人格，不仅能够展现出学生的主体性还可提高大学生的额思想政治素质和就业技能。将就业指导教育中引入相关的法规准则的教育内容将增强思政教育强度，以严谨的法制引导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在贴近生活的实践中改变或者塑造科学的价值观和就业观，将能推动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进程。因此，坚持实践性原则将为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策略
（一）机制整合策略
高校应构建一套完善的、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机制，将能促进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整合工作的发展。新时期下，高校可邀请就业指导机构的专业人士前来本校进行就业指导的现场讲座、支持辅导员及教师参与就业指导方面的交流会以及积极开展相关的就业指导教育研讨会等，并结合相关的成功经验引入思政教育工作中。促进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机制上的整合，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将能实时掌握学生思想特点及动态，进而针对性的采取相关政策制止问题的产生，将能完善高校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体系。
（二）载体整合策略
创新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整合工作的载体形式，将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精神融入整合载体中，鼓励科技型载体的发展，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构建校园内部信息网络，促进师生之间的网络交流，拓展整合工作的覆盖范围，为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实践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措施。
（三）规模整合策略
高校在进行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工作时还应建设具有严谨政治作风及管理能力强的队伍，在为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工作和就业指导教育工作时起着表率作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就业观。高校可定期对这支队伍进行配培训，促进其政治思想的觉悟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以便从规模上进行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整合，促使整合工作倾向于科学化、合理化方向发展。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形势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地提高，不仅要求其具有专业的知识技能，还注重人才的综合素质发展。整合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将能有效提升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挖掘思政教育工作的新方法和进一步推动就业指导教育工作的发展，还能为充实国家人才储备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