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存在的价值就是追求社会秩序与正义，一致性、稳定性与连续性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为大家精心整理了法学毕业论文范文大全精选4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一、法理学方向
1、法的本质探析
2、试析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3、试析法律的秩序价值
4、试析法律的正义价值
5、试论法律对自由的保障与限制
6、试论法的价值冲突
7、试论社会主义法与经济的相互作用
8、试论民主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9、人治与法治辨析
10、人治与德治辨析
11、试论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12、试论法治是现代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
13、试论社会主义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4、试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15、论守法的根据和理由
16、试论司法公正
17、论腐败行为的法律控制
18、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19、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法律问题研究
20、对某一社会热点问题或某一案件的法理学分析（具体题目自拟）
二、刑法方向
1、试论刑法解释的界限
2、试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3、因果关系的司法认定
4、间接正犯探析
5、试论片面共犯
6、试论共同过失犯罪
7、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研究
8、防卫过当问题研究
9、试论不能犯未遂的可罚性
10、试论自动投案的认定标准
11、罚金刑易科制度研究
12、有期徒刑的立法完善
13、资格刑的反思与重构
14、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5、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的适用标准
16、被害人谅解对量刑的影响问题研究
17、试论刑事禁止令
18、社区矫正与刑罚制度改革
19、我国建立行刑时效制度探讨
20、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构建
21、农村人口流出地区的犯罪特点及防控
22、“网络造谣”的法律认定与入罪标准
23、试论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标准
24、危险犯的既遂标准研究
25、交通肇事罪的立法重构
26、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
27、试论绑架罪的既遂标准
28、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治理
29、盗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30、飞车抢夺财物行为的定性研究
31、信用卡诈骗罪疑难问题探讨
32、民间融资与集资诈骗的界定
33、洗钱罪比较研究
34、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35、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实境遇及对策
三、民法方向
1、论公序良俗原则
2、论民事习惯
3、试论我国诚实信用机制的构建
4、论我国民法典的立法体系
5、情势变更原则问题研究
6、论判例
7、法人人格权及其损害赔偿
8、论民事主体的多元化
9、有限合伙的可行性探讨
10、商业信用法律保障研究
11、合伙法律问题研究
12、论合伙企业的财产性质
13、合伙的历史沿革和法律地位
14、论合伙人资格
15、论法人独立财产
16、时效取得制度研究
17、论无权处分——兼释《合同法》第51条
18、中国代理制度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19、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及其完善
20、意思表示的分类意义
21、论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意义
22、论表见代理
23、论合意
24、论公民的隐私权及其立法保护
25、论隐私权立法的完善
26、亲属人格权研究
27、论配偶权
28、人格权民法保护研究
29、试论身份权
30、论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
31、试论我国亲属制度的确立
32、试论我国婚姻撤销制度
33、试论婚姻无效制度
34、试论重婚的认定处理
35、试论结婚条件
36、试论离婚法定理由
37、试论法定夫妻财产制
38、试论夫妻约定财产制
39、试论离婚损害赔偿
40、婚约法律问题探讨
41、试论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处理
42、试论亲权制度
43、试论我国监护完善
44、试论离婚后子女的监护与抚养
45、试论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及其利益保护
46、试论我国抚养制度的完善
47、试论收养的成立与效力
49、论物权法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
50、论善意取得制度
51、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
52、研究不当得利制度的价值和功能研究
53、从合同观念的嬗变看我合同责任制度的创新
54、格式合同及其法律规制 论合同的附随义务
55、合同解除溯及力问题研究
56、论无效合同
57、论保证人抗辩权
58、论赠与合同的法律性质
59、保证责任研究
60、代位权制度研究
61、转质制度研究
62、我国合同法律的附随义务及民事责任
63、保证期间与保证债权的诉讼时效
64、论第三人侵害债权
65、论让与担保制度的构建
66、债权人利益保障体系研究
67、物权行为理论探讨
68、论物权的本质
69、抵押登记效力之辨析
70、预告登记制度探析
71、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研究
72、论建筑物的区分所有权连锁经营法律问题研究
73、物业管理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74、论先买权制度
75、论我国商品房买卖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76、论我国土地征用之法律缺失
77、民法优先权制度研究
78、论空间权制度—一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
79、租赁权之物权性探析
80、试析房屋租赁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81、物业使用经营权抵押研究
82、违约责任
83、论违约损害赔偿范围之确定
84、惩罚性损害赔偿研究
84、论不真实连带责任
86、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冲突与修正
87、论产品质量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
88、环境侵权对传统民法的挑战
89、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90、女性权益保障法律问题探讨
91、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在中国合同法上的立法构想
92、网络环境下版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
93、连带责任论
94、我国新闻侵权诉讼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
95、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我见
96、因果关系的学说与意义论占有保护制度
97、共同侵权行为探析
98、精神损害研究
99、论特殊侵权责任的类型
100、各论特殊侵权责任
101、论诚实信用原则
102、法人民事责任问题研究
103、无效合同的`司法认定标准研究
104、预约之法律问题研究
105、司法实践中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106、表见代理法律问题研究
107、物权合同问题研究
108、担保物权竞合问题研究
109、违约责任中的赔偿范围研究
110、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问题研究
111、涉他合同研究
112、侵权责任之免责事由研究
113、监护人责任研究
114、债务承担法律问题研究
115、侵权法中的连带责任研究
116、个人劳务关系中的责任研究
117、产品责任相关问题研究
118、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研究
119、高空坠物损害责任研究
120、占有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121、合同法公平原则的适用问题研究
122、论公序良俗原则
123、格式合同研究
124、论利益第三人合同
125、表见代理研究
126、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研究
127、民事行为意思表示问题研究
128、留置权研究
129、保证制度研究
130、论非债清偿
四、刑事诉讼法方向
1、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2、刑事错案的防范机制构建
3、浅析新刑诉法证人制度的若干问题
4、试论刑事申诉制度
5、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6、证据开示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7、论刑事羁押制度与人权保障观念
8、浅析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法律地位
9、浅析证人免证权
10、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研究
11、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2、辩诉交易制度的本土化改造
13、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
14、技术侦查及其规制
15、论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
16、禁止刑讯逼供的对策探讨
17、论陪审制
18、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
19、超期羁押的司法救济机制
20、沉默权与打击犯罪的价值平衡
21、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22、“刑讯逼供”的成因与防范对策
23、新刑诉法刑事和解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24、羁押机构独立化问题研究
25、论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
26、我国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27、论沉默权制度
28、取保候审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9、刑事赔偿制度研究
30、恢复性司法制度相关问题探析
国际私法最密切联系原则与价值分析
一、引言
法律存在的价值就是追求社会秩序与正义，一致性、稳定性与连续性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正义又被称作是公平、公正、正当，与法律体现出来的价值相伴相生。从国际私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就可以知道，该部门法与其他所有的法律一样，秩序与正义始终是其追求的本质。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不相同，法律追求的侧重点也并不一致。在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的过程中，无论在哪一国法院起诉，所适用的都是同一领域法律，这就是国际私法存在的价值之一。在发展之初，判决结果的明确性、客观性与一致性是关注的重点。从国际私法发展的历程就可以看出，无论在何阶段，国际私法就是要与国际民商事保持一致。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概述
"最密切联系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国际私法在法律选择方面提出的一种观点，1971年美国的《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将最密切联系说作为一种原则来进行论述。根据国际私法发展的历程，可以很容易发现，"最密切联系原则"与萨维尼提出的"法律本座说"在某种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相比较而言，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法律本座说"稳定性、一致性追求的基础上，还对实际应用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也就是说最密切联系原则更加重视法律的灵活性[1]
。最密切联系原则之所以会体现出法律的灵活性，是国际私法理论研究中各种观点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从这可以看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应当是功能主义的实用性与概念主义的理论性相互协调的产物。最密切联系原则要求法院对与案件有关联的各种事实和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需要综合分析与法律相关的多种因素，进而可以确定某个地方和案件事实的密切联系联系，那么就需要将该地方的法律作为该法律关系的准据法。
三、价值分析
在冲突规则逐步复苏的过程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可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产生就肩负着协调功能主义与概念主义的使命。总体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应用的时候不仅仅会表现有利的一方面，还表现出不利的一方面。因而，在应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过程中需要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积极性
从国际私法发展的历程来看，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最密切联系原则表现出来的正是正义。
首先，正义属于法的基本价值，在应用的时候就需要体现出符合正义要求。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平衡法律秩序与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通过这种选择更有利于实体公正的获得，实现真正的公平。
其次，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最密切联系原则所具有的价值表现得更为明显，法律冲突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利益冲突，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法官可以有意识的进行某项司法活动，综合考察各种客观因素来指引法官作出司法判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地法就此产生。
再次，最密切联系原则需要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抓住主要问题，在客观上起到节约司法成本的效果。
最后，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弥补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从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司法案件复杂多变，立法制定的规则与实践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违背立法人员的最初想法，还损害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在实践运用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属于一种"防御性"的规范，可以针对复杂多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防范。总之，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不可替代性。
（二）消极性
即使最密切联系原则在适用的时候，能够体现其本身的灵活性，表现出较多的好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也有自身的缺陷。首先，我国立法中并没有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运用裁量进行明确规定，确定性明显不够，法官在应用的时候如果自由裁量权过大，就难以保证审判标准的一致性，而这必然会导致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产生出新的矛盾。其次，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某些领域中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伴随着网络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合同领域，法官在判决的时候很难准确把握最密切联系原则。再次，由于存在地域性差距，各国政府着重政府利益分析，导致政府利益超越了当事人的利益，而这与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不相符。
（三）价值选择
概括而言，最密切联系原则其实在强调法律选择灵活性的同时，需要具备确定性与稳定性。在实际应用中就会发现其操作性非常强，所取得的进步值得肯定。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实现法律的自由、公平、正义价值。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肯定最密切联系原则所具有的价值，并找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克服隐藏的不利影响，这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彭丁带。最密切联系原则应确立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2]张益玮。国际私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2(3)。
[3]郑自文。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哲学思考[J]。法学评论，1994(6)。
摘要：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领域中，消费者权益侵害及环境公害等问题越发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制度应运而生。在立法层面，2013年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协会行使公益诉讼的权利，首次在经济法领域以法律形式肯定了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需要。在学理层面，该制度的创设很好地弥补理论空白并促进学理体系的完善。目前，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在运行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并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因而需要在立法层面上对其进一步完善。文章从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概述、制度设计及建议等方面着手，对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经济法；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
一、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
公益诉讼在当事人适格、诉权理论、法院角色、判决的既判力等方面与传统诉讼存在区别，其根源在于公益诉讼的理念在维护一种超越个人、关乎社会的利益价值，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表现形式、以经济秩序和经济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利益也正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在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均凸显了公共利益的本位观，这也促使“现代型诉讼”之称的公益诉讼与经济法有着很强的契合性，因而基于经济法上权利义务而产生的公益诉讼即经济公益诉讼应运而生。但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在针对经济法领域侵权方面的制裁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会制约对经济层面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由于现有诉讼模式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因而公益诉讼制度这一新型的诉讼制度的建立十分有必要。其优越性体现在，从民刑及经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尝试解决上述的违法侵权事件，使得对违反经济法行为的处理具有全面性和根本性，从而弥补了现行三种诉讼制度之间因不同诉讼程序切换导致的各种问题。
二、经济公益诉讼理论概述
（一）经济公益诉讼含义
经济公益诉讼，是指对于违反经济法规范，侵犯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根据经济法的授权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在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由专业法官主持的，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特殊性，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赋予一切个人或组织有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权利。譹訛经济公益诉讼的被诉客体为经济违法行为。国外以经济法和经济公益诉讼法为主要适用法规，国内在经济公益诉讼立法方面，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率先弥补了立法空白，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新的突破点。
（二）经济公益诉讼特征
经济公益诉讼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性，其有如下特点：
1、目标具有公益性体现在其法益目标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旨在追求社会公正与公平。不同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它们的法益目标是典型的私益诉讼，虽然刑事公诉维护的是国家利益，但也主要是由于违法犯罪行为侵犯了公民或单位组织的具体利益而引起的。
2、主体具有开放性在原告范围上，直接受到经济违法行为侵害的当事人（社会组织）当然可以提起诉讼，而没有受到侵害的也有资格进行监督，当国家或者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受到或可能遭到损害的，也可以依法行使权利成为原告。此外，被告的资格范围也拓展至所有对公益或整体的经济利益造成或即将造成损害的组织和个人。
3、程序具有严格性由上述可知，经济公益诉讼的宗旨具有较强的公共性与公益性，因此，较之民事等私益诉讼，其在实践中的施行须具有更为规范和严格的程序，从而来实现其宗旨。如在诉讼中不允许随意撤诉等。譻訛所谓“无限制的权力并非好的权力”，适当限制诉讼主体的权力，有利于规范其合法合程序的行使，从而保障良好的诉讼秩序。
4、作用具有预防性对于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当事人当然可以行使诉权，而在另一方面，针对具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潜在可能性的行为，也赋予当事人以诉权。根据法理可知，任何法律均具有预防的作用，经济法层面亦是如此。该功能可以有效地帮助社会公众免于遭受更大的损害，维护多数群体的利益。由于其侵犯的法益具有广泛性，因此其预防的效益也就更为突出和显要。
5、效力具有广泛性同理，该类违法行为侵害法益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公益诉讼所产生效力的广泛性，如同其他类型的公益诉讼，其最终的判决效力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和广泛性。这种制度设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极大地节约诉讼资源和整体的社会成本。因一个诉讼行为所产生的具有涉及他人效力的性质，可以使其他被侵害权益的免于再次花费高昂的费用进行长时间的诉讼。根据乘数理论可知，当被侵害的对象数量越多，其可节约的资源和成本也就越多，社会效益也越明显。
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设计
（一）案件受理范围
区别于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涉及领域方面，经济公益诉讼主要出现在国家经济调节方面，关乎国家或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公共权益。其二，在涉及的当事人方面，原告方往往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人数较多；而被告则往往是国家调节管理主体，主要为行政机关。尽管部分案件表面上双方均为个人或组织，但一般仍因国家调节引起，且双方在经济、政治、专业水平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实力不对称。依据漆多俊先生的观点，案件受理范围可分为：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
2、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产业政策、国家计划、政府经济调节手段等方面；
3、国家投资经营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国家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
（二）原告主体资格
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的主体应当具有多样性，具体包括：
1、公民个人从社会角度看，国家和社会是由无数个单个个体组成的，社会公益也应当由公民个人来最终具体地实施和享有，只有当个体的权益得到合法有效地保障，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才能更加高效、稳健的发展，因此，公民的原告资格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由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原告主体资格应当具有包容性，即原告主体范围应当予以扩张，这样才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让广泛大众参与到对该类行为的监督中来，并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帮助，从而更有利于赢得诉讼，享受该制度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2、社会团体虽然宪法基本原则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生活中双方在各方面实力差异，受害群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会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况，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则可以利用团体的社会影响力来与强势群体相抗衡。社会团体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一方面，能够十分有效地解决专业能力不足、资金缺乏、精力不够等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使社会团体在行使监督权时更好地集中和行使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3、检察机关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检察机关都具有原告资格。从理论上讲，以公权制衡公权，是防止权力不当行使的基本模式。当行政权行力突破法律制约的牢笼，侵害到国家或者社会的经济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公共职能者，理应对行政权力予以监督和限制。从其法律职权来看，检察院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责，因而对此类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具有行使监督职能的必要性和当然性。
（三）举证责任分配
在经济公益诉讼中，由于当事人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专业水平、社会关系、信息来源等方面实力悬殊，且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二者的因果关系往往模糊复杂，如果片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则明显不利于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因此，在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能力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可实行举证责任的部分或全部倒置。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正当性，曾为德日和英美法上的举证距离说和危险领域说所论证。譼訛当然，针对一些特殊证据，受害者可以申请由法官、检察官收集或协助收集，并且还可以学习国外充分发挥专家在举证责任中的作用。
（四）诉讼费用制度
基于经济公益诉讼往往涉及公益利益，且时间和金钱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在诉讼费用制度方面，可以吸取国外先进做法作出有利于原告规定譽訛：一是在费用数额上，针对不同类型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所需成本不同，划定不同层次的费用减免制度。二是在费用来源上，当原告为检察院时，费用可从国库中支付；当原告为个人或者组织时，原告败诉后诉讼费用可进行转嫁，比如设立相关保险及基金制度。基金可来源于三个方面：国库拨款、从胜诉经济公益诉讼费用或罚款中提留一定比例及社会捐款。此外在程序方面，须由原告主动申请，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批准以及监督。
（五）奖励及惩罚制度
1、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为防止“搭便车”效应妨碍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公益诉讼的先进制度，实行对胜诉的原告予以奖励的政策。美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在《反垄断法》中规定有“损害赔偿三倍化”等制度。这些制度既能够在事后弥补起诉人的诉讼支出，也可以从物质层面给予民众以现实的和直接的支持，并给予其更多的信心。对此，我国可以移植借鉴，从而鼓励更多公民和组织加入到法律监督的队伍之中。
2、滥诉赔偿制度立法在给予该新型制度相关“优惠”，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也须防范他人因私人纠纷而提起恶意的诉讼，最终造成司法资源严重浪费、他人权益遭到损害、司法公信力被破坏等不良后果。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可以纳入滥诉赔偿制度，对于那些提起虚假诉讼或者恶意诉讼，浪费社会公共资源和司法资源的人，要求其承担各种费用，并赔偿他人或者社会公益所遭受的损失。从浅层次来看，是对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的制约和规范，起到警示和预防作用。从深层次来看，则是规范诉权的合法合理行使，从而维护该制度的良好运行效果。
四、构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西方国家大多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工业时代，在他们成熟的运行体制下，西方的经济及资本制度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体系，在经济公益诉讼方面的立法也相当地完善，目前主要集中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及违宪审查等领域。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工业发展相对较晚，经历的时期短暂，发展也不够充分，因此，要避免完全的“拿来主义”或全部西方主义，将他们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照搬照抄、生搬硬套。相反，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设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着重对消费者权益、环境污染、政府滥权以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等方面进行规范和保护。
（二）拓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原告资格范围
由上文的论述中可知，我国在设计经济公益诉讼相关制度时，应当对原告范围进行延伸，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的三大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具体来说，应当将公民个人、有资格的社会团体以及检察机关纳入主体范围之中，从而使行使诉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这既是适应公益诉讼的特点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复杂多样的经济市场的国情的需要。国外在此方面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以及“私人检察长”理论等，但不论是何种理论，在现实的立法中，都呈现出对主体资格予以扩大的趋势。因此国内在制度设计上也应跟上国际步伐，设计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原告资格制度，以适用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法院自身改革以适应能动司法需求
在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方面，法院在自身改革的过程中应当考虑以下层面：
第一，态度由消极保守转变为更加积极主动。这里的积极主动并不是说法院应当主动干预，主动要求他人参与诉讼，而是指在某些方面，诸如案件十分新奇，现行法律尚未规定，或者案件影响重大、民众关注较高等的经济公益纠纷，而现行的制度尚不足以很好地解决时，法院可根据立法目的，借鉴国内相似先例，或者参考学者学说等寻求依据和法理支撑，从而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第二，对于案件新颖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当法官自身专业能力不足或现有法律尚不完善时，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的实践，引入专家、委员会等相关人才支持制度，综合参考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案件特点，独立作出裁判。
第三，开展司法合作制度。一方面，由于经济公益诉讼涉及范围广泛，该制度恰好能够解决管辖权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四）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此处所讲的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与上文所论述的原告胜诉奖励制度和滥诉惩罚机制是相通的。一方面，基于经济公益诉讼自身特有的诉讼周期长、取证困难、专业知识相差大等特点，建立起原告胜诉奖励等激励制度，给予他们充分的社会支持和物质帮助，从而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诉讼热情。另一方面，也需警惕他人钻法律漏洞，利用诉权侵害他人权益。因此，为了防范恶意诉讼，滥用诉权，浪费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的行为，也需要建立配套的惩罚制度，对此权利的行使予以制约和规范。只有做到激励与惩罚相结合，才能确保经济公益诉讼的体制更为完善，也能有助于在今后的立法实践中能够从容地应对更多、更广泛的问题。
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戏曲并没有什么“包公戏”。“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至晚清时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就是宋代的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错把冯京当马凉”的笑话了。现在我们有必要来澄清被“包公戏”遮蔽的宋朝司法传统。
【尚方宝剑三口铡刀丹书铁券��】
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场必亮出法宝，“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携带着皇帝御赐、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元杂剧中尚只有“势剑金牌”，到了明清传奇中，则出现了权力道具“大批发”：“（宋皇）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第御棍……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断人间事不平；槐木枷梢槐木杖，要打三司并九卿；桃木枷梢桃木杖，日断阳间夜断阴。”
这里的“势剑”“金剑”，即所谓的尚方宝剑；“金牌”即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铜铡”后来则发展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专杀贵族，虎头铡专杀官吏，狗头铡专杀平民。凭着这些神通广大的法宝，包青天成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法官，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对付的罪犯，有时候也拥有类似的法宝，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卷》，都讲述世家公子鲁斋郎自恃有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那么好戏来了：具有最高杀伤力的尚方宝剑破得了具有最高防护力的丹书铁券吗？从戏文看，好像破不了。所以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瞒天过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报文书上将“鲁斋郎”写成“鱼齐即”，骗得皇帝核准死刑，批回文书，再改为“鲁斋郎”，才将这个大恶霸押上刑场处斩。
于是，本来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断，演变成了谁拥有的权力道具更厉害谁就胜出的权力对决，恰如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样：一方祭出御赐黄马褂护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黄马褂的尚方宝剑，一方再点破这尚方宝剑是假冒产品。这也坐实了批判传统的人士对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对决的情节，决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因为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赋予其专杀大权的制度，要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尚方宝剑之制，皇帝才赋予持剑人“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的超级权力。包公的三口铡刀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历代都未见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后，民间文人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才想到了给包公打造一副铜铡的情节。
至于所谓的“免死金牌”，尽管北宋初与南宋初在战时状态下，宋朝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宋朝常制，而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已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以致南宋人程大昌说：“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到明朝时，丹书铁券才成为常制。
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宋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可见宋人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生活年代略晚于包拯的大理寺卿韩晋卿，一次受皇帝委派，前往宁州按治狱事。依惯例，韩晋卿赴任之前，应当入对（即入宫面圣），请皇上做工作指示。但韩晋卿拒不入对，说：我奉命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国法摆在那里，就不必征求皇帝的意见了，免得干扰了司法。
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没有尚方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