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以下是漂亮的小编为大伙儿收集整理的民事判决书（精选7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原告：阿凤，女，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阜新市某区，电话：xxx。
被告：阿学，男，出生，汉族，个体，现住址同原告。电话：xxx。
诉讼请求
一、坚决要求与被告离婚；
二、婚生女阿美归原告监护抚养，由被告一次性给付抚养费；
三、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事实与理由：
我与被告于1987年经人介绍相识，1991年结婚。婚生一女阿美，1992年1月28日出生，现就读于阜新某中学。
我与被告结婚初期感情尚可，结婚半年后，因性格原因及生活琐事双方经常吵架，原告多次遭到被告打骂。为此我曾于20xx年11月份起诉离婚，经法院20xx年12月份调解结案。此后，我与被告一直分居，加上以前分居的时间，已连续长达42个月，双方感情仍没有任何改善。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我们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维持这样的夫妻关系，双方都痛苦，对正在高中就读的孩子成长更不利。另外，被告多年来一直不负家庭责任，在从事个体饭店经营收入很高，但从未向家中交付，并有意隐瞒收入，而且其居住地点也不固定。婚姻存续期间尚且如此，如果离婚判决其分期给付子女抚养费，将会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执行。所以我要求被告一次性给付抚养费。综上，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维护我及女儿的合法权益。
xx市某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xx
20xx年xx月xx日
辩护人马军、罗涛，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以军，男，1953年6月13日生，汉族，大专文化，云南省通海县人，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1997年8月8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王北川、何京，云南北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乔发科，男，1938年9月5日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云南省晋宁县人，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1997年8月8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宦锐，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8月6日以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巨额财产，被告人罗以军、乔发科犯贪污罪和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义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朱建伟、毛健谊、郑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褚时健及其辩护人马军、罗涛，被告人罗以军及其辩护人王北川、何京，被告人乔发科及其辩护人宦锐，证人刘瑞麟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书对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分别提出三项指控，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针对指控的事实、罪名及相关情节，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三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综合双方争议及各自理由，本院评判如下：
一、书指控：1993年至1994年，玉溪卷烟厂在下属的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玉瓮）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也称浮价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收入款共计美元。褚时健指使罗以军交该款截留到玉溪卷烟厂和华玉公司的账外存放，并规定由其签字授权后才能动用。1995年6月，褚时健与罗以军、乔发科先后两次策划将这笔款先拿出300万美元进行私分。褚决定自己要100多万美元，给罗以军、乔发科每人60至70万美元，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在逃）、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另案处理）也分一点，并把钱存放在新加玻商人钟照欣的账户上。1995年7月15日，罗以军身带褚时健签字的四份授权委托书到达深圳，向盛大勇、刘瑞麟转达了褚的旨意，盛、刘亦同意。罗以军在授权委托书上填上转款数额，褚时健为174万美元，罗以军681081美元，乔发科68万美元，盛大勇和刘瑞麟45万美元。罗将填好转款数额的授权委托书和向钟照欣要的收款银行账号交给盛大勇，叫盛立即办理。7月19日，盛大勇将3551081美元转到钟照欣的账号上。罗以军返回玉溪卷烟厂后，将办理情况报告了褚时健、乔发科。上述款项案发后已追回。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
1、华玉公司的账页，以证明玉溪卷烟厂在华玉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浮价款）和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款共计美元。褚时健等人汇出的3551081美元属上述款项中的一部分。
2、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在侦查期间的陈述，以证明三被告人预谋私分美元的经过。
3、华玉公司的调账凭证，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记录的调账备注和刘瑞麟的证言，以证明被告人罗以军持被告人褚时健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到华玉公司调账的经过。
4、银行转款凭证和银行收款凭证，以证明从华玉公司汇出款项的时间、金额及收款银行和账号。
5、新加坡商人钟照欣证言，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等人将款汇到他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存放的经过。
6、扣押款项凭证，以证明案发后款项已全部追回。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均已构成贪污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褚时健提出犯意，起指挥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以军实施转款行为，被告人乔发科参与私分，均系从犯。
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当庭陈述的事实与指控事实基本一致。被告人褚时健提出，预谋私分美元的数额与指控贪污的数额有出入。
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对指控提出三点异议：第一，各证据间反映出的数额与书认定的数额存在矛盾；书认定三被告人各自贪污的美元数额，只有罗以军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第二，三被告人私分的是销售卷烟价款，属账外资金，私分的决定是集体作出的，故应定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指控贪污的罪名不能成立。第三，款项转到新加玻商人钟照欣账户，被告人并未实际占有，属犯罪未遂。
被告人罗以军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褚时健指使被告人罗以军将3551081美元从华玉公司账上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存放，这一行为只为为三被告人私分创造了条件，款项并未按预谋的份额为各人控制，公款的性质没有改变，事后也以玉溪卷烟厂的名义将款全部转回，故三被告人行为属犯罪预备。
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乔发科仅有犯意表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没有实际占有私分的美元，指控其贪污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指控被告人褚对健、罗以军、乔发科共同私分公款3551081美元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三被告人亦予供认。对争议的数额，本院确认三被告人在预谋私分美元时，商定褚时健100多万，罗以军、乔发科各60万到70万，最后实际转款3551081美元的事实。
关于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应当定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观点，本院认为，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属单位犯罪，犯罪的主体是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单位决定，集体私分。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秘密的方式私分公款，既不属单位行为，也不是集体私分，不符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基本特征。因此，辩护人的这一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属犯罪未遂的观点，被告人罗以军的辩护人提出属犯罪预备的观点，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乔发科属犯意表示的观点，本院认为，三被告人主观上有共同私分公款的故意，客观上已将公款从华玉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到钟照欣的帐户，这一过程完成后，玉溪卷烟厂华玉公司都对该款失去了占有和控制，实际支配权在被告人，款项的所有权已被非法侵犯，三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属犯罪既遂，故三辩护人的意见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3551081美元（按当日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28741577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褚时健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以军、乔发科系从犯。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二、书指控：1995年11月中旬，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账外存放的浮价款银行账户及相关的资料销掉，把剩余的1150多万美元以“支付设备配件款项”的名义全额转出。褚决定自己要1150多万美元，并拿给罗以军一个钟照欣提供的用英文打印的银行收款账号，叫罗把钱转存到该账户。罗以军在褚时健给的收款账号上注明1156万美元，连同褚时健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一起带上，到深圳找到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叫盛立即办理。1996年1月23日，钟照欣提供给褚时健的账户上收到了1156万美元。上述款项案发后已全部追回。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银行转款凭证，银行收款凭证，证人罗以军、刘瑞麟、钟照欣的证言，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银行账户上的1156万美元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在境外银行开设的账户的过程，被告人褚时健及其辩护人对转款的事实无异议。
被告人褚时健辩解：叫罗以军销掉存放浮价款的银行账户，并把账户上的余款1500多万美元全部转到钟照欣的账户上，是因为即将交工作，为了掩盖私分355万美元的事实；款转出后是为玉溪卷烟厂支付购买烟丝膨胀设备款，并不是自己要。
辩护人提出，指控褚时健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针对被人褚时健的辩解和辩护人的意见，进一步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
1、罗以军证言，证明“褚时健说自己要1150万美元”；同时证明“褚时健给我一个用英文打印的银行帐号用以转款”。
2、钟照欣证言，证明“褚对我说要转一笔款到我账上，向我要个账号，……，我专门买了个公司，开设了银行账户，把账户提供给褚款转到了这个账户上”。
3、合同书、付款凭证，证明被告人褚时健辩解的购买烟丝膨胀设备的款项，是由其他途径支付的。
公诉机关认为，上述证据充分证实被告人褚时健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辩解不能成立。因此，被告人褚时健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被告人褚时健对罗以军、钟照欣的证言均存在重大矛盾，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法庭依法传罗以军出庭作证。罗以军在当庭作证时，证明褚时健说过转出的美元用作赞助款和其他开支。
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账户上的1156万美元转到钟照欣在境外的银行账户上，这一事实清楚，双方并无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指控被人褚时健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证据是否充分；争议的实质是被告人褚时健的行为是否具备贪污罪的主观要件，构成贪污罪。经审查：
1、罗以军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罗以军直接实施转款行为，在这一指控中有利害关系，作为证人作证时，证言的内容前后不一，特别是出庭作证的内容与开庭前所作证言有重大变化，在重要情节上自相矛盾，对辩护人提出的质疑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罗以军的证言不予采信。
2、钟照欣的证言亦不能作为证定事实的根据。证言中关于专门为被告人褚时健转款购买公司、开设银行账户一节，经查证，在时间上、用途上均存在矛盾；关于提供给被告人褚时健账号一节，有多种说法，前后不一致，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钟照欣的证言不予采信。
3、公诉机关出示的合同书、付款凭证等证据仅能证明购买烟丝膨胀设备的款没有从转出的1156万美元中支付，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非法占有的故意。由于罗以军、钟照欣的证言不予采信，指控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形成锁链。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中，控方同有提供证据证实犯罪的责任，证据不充分，指控不能成立。该指控中，证据反映出被告人褚时健转款行为的主观故意，同时存在非法占有、购买设备
或其它目的的可能性，不具有充分的排它性，因此，指控被告人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确认。
三、书指控：1995年8月至1998年7月，洛阳市公安局和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本案过程中，先后在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和河南省偃师市等地，扣押、冻结了褚时健的货币、黄金制品、房屋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等财产，共折合人民币521万元，港币62万元。对此，褚时健能说明其合法收入来源经查证属实的为人民币118万元。其余财产计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褚时健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证，也不无法来源的根据。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了扣押的存款单18份，黄金制品82件，“劳力士”金表2块，港币23万元，人民币9200元，商品房4套的照片、购房协议、付款凭证及房产价值鉴定书，证人马静芳、马静衡、马静芬、李湘云、喻斌等人的证言，以及被告人褚时健合法收入的相关证明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褚时健对其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部分，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证也无合法来源的根据，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
被告人褚时健对指控证据无异议，但提出上述财产中有一部分是外商赠与的。
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褚时健夫妇的共同财产中其妻子的合法财产应予扣除。
公诉机关针对被告人褚时健及辩护人的异议，进一步说明，被告人褚时健对辩解的外商赠与，未能准确地陈述事实，也未能提供外商姓名、住址等查证线索，不能查证属实，辩解不能成立。对被告人褚时健夫妇的共同财产中其妻子的合法财产，书认定时已作扣除。
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人褚时健对其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部分，负有说明的责任。被告人褚时健的说明和辩解没有可供查证的事实予以证明，其辩解不能成立。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此外，公诉机关还认定，被告人褚时健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被告人罗以军有立功和重大立功表现，并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及其辩护人对上述认定均无异议。
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的发展和全省的经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量刑时应充分考虑被告人褚时健的功劳，从宽处理。
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乔发科具有自首情节，过去曾对玉溪卷烟厂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应考虑从宽。
公诉机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观点认为，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确实对玉溪卷烟厂作出重要贡献，但功不能抵刑，在法律适用上人人平等。被告人乔发科是在侦查机关已经掌握犯罪事实并向其讯问的情况下供述犯罪，不能以自首论。
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褚时健因涉嫌其他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在司法机关尚未完全掌握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百发科共同贪污3551081美元的事实前，交待了这一犯罪事实，应按自首论；在侦查期间，检举他人重大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告人罗以军在侦查期间检举他人侵占公共财产线索，但检举的事实未按刑事追究，立功不能成立；关于重大立功表现，指被告人罗以军检举被告人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的重大犯罪事实，因对被告人褚时健的这一指控本院不予确认，故被告人罗以军重大立功表现亦不能成立，但该行为使检察机关及时追回流失在境外的巨额国有资产，可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轻情节。被告人乔发科在同案人已经向检察机关供述了共同犯罪事实后，侦查人员向其询问时作如实供述，不属主动投案，自首不能成立，可作为认罪态度较好的情节，酌定从轻。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科曾对玉溪卷烟厂作出重大贡献，应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在担任玉溪卷烟厂领导期间，为“玉烟”发展作出了贡献，对此，党和政府给予了政治上、物质上的荣誉和待遇，但无论功劳多大，都不因此而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犯罪都应依法受到刑事追究。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属情节特别严重，这是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确定刑罚必须与所犯的罪行相适应。至于被告人的历史表现反映出的主观方面的情节，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私分公款3551081美元，折合人民币287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褚时健在共同犯罪中起决定、组织的作用，系主犯，应对组织、参与的全部犯罪负责，论应依法判处死刑。但鉴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以及赃款全部追回，经济损失已被挽回和其他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褚时健同时犯有巨额财产，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罗以军积极参与犯罪，具体实施转款行为，作用明显，但鉴于其系从犯，案发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揭举他人的违法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等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乔发科受邀约参与犯罪，系从犯，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情节较轻，案发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据此，本院为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维护社会主主经济秩序，严惩严重经济犯罪，根据本案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v^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和^v^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犯巨额财产，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
二、被告人褚时健巨额财产中明显超过合法法入的差额部分，价值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的财产依法没收。
三、被告人罗以军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3万元。
四、被告人乔发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v^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审判长郑蜀饶
审判员田波
审判员吕新华
审判员张迎宪
审判员黄为华
人民陪审员倪慧芳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承天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沂南县城芙蓉路48号。
法定代表人黄淑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得先，男，197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会计，住该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艳明，男，197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饶县广饶镇何张村。
上诉人山东承天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广民初字第1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利先、崔纪元、被上诉人彭艳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魏朝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4月原告彭艳明与被告山东承天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买卖杨木顶柱口头协议，约定由原告供被告杨木顶柱，每根价格元。协议达成后，至205月21日，原告供给被告杨木顶柱1467根，总计款12469元，被告山东承天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在垦利县高盖镇鹭营花园建筑工地负责人李延峰收货后为原告出具了欠款条。被告称李延峰是在被告工地干临时工，其行为是个人行为，原告虽然将货物送到我公司工地，大约过了3天，公司发现后就叫李延峰拉走了的主张无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订立的买卖杨木顶柱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原告按约将杨木顶柱供给被告，被告收货后不按约定支付货款，实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所称收货后写欠条李延峰是在被告工地干临时工其行为与被告无关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依照《^v^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山东承天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彭艳明杨木顶柱款12469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案件受理费508元，由被告负担。
宣判后，山东承天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称，李延峰只是上诉人的临时工，其行为系个人行为，原审法院认定为职务行为系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本院认为，上诉人山东承天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彭艳明之间签订的买卖杨木顶柱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所欠被上诉人的货款应予支付。上诉人主张李延峰只是其临时工，他收货后出具欠条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8元，由上诉人山东承天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来庆云
审 判 员 李福玉
代理审判员 侯政德
二OO三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任艳琳
申请再审人（原审一审被告）：刘XX，女，19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西安市XXXXX。
被申请再审人（原审一审原告）：郭XX，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西安XXX退休职工，住址同上。
申请再审人因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XX）碑民一初字第XX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审判程序违法，特依法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
请求事项
请求法院对该调解协议内容二、三条立案再审，依法作出判决。
事实与理由
一、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XX）碑民一初字第XX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第三项：“本市含光路XX号住房一套，归原告XXX所有，原告XXX须向被告刘花娥一次性支付12000元。”根据案件事实，此住房为西安市医学院家属楼，属于房改房，并不具有完全所有权。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xxx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故，此协议内容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依据《xxx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及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件属于离婚纠纷之诉（身份之诉），因此，该调解书应当经当事人签收后具有法律效力，而碑林区人民法院未经送达，只是送交当事人，严重地违反法律、审判程序。
三、申请再审人向碑林区人民法院监察室提出纠正该调解书后，口头回复该调解书是依据《xxx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四）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而本案是涉及到身份之诉的案件，该适用法律实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其中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如果不请求，怎么能够证明其婚姻身份呢？不请求，就无法证明婚姻关系的是否存在或解除。而是应当制作调解书，应当送达签收，才符合法律的规定。
四、本案申请再审人未签收的民事调解书应当依法作出判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综上，依据《民事诉讼法》180、182、184条，及《再审立案规定》第8条之规定，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及违反审判程序，请求上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
此致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刘花娥
代书人：权元，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0XX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1、身份证复印件1份；
2、《民事调解书》复印件5份；
3、《民事申诉书》副本5份。
上诉人(原审被告)XXXX市房产管理局，住所地XXXX市江岸区高雄路 166号。
法定代表人周茂棣，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余新立，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XXXX，女，196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XXXX市人，无职业，住(略)。
委托代理入XXXX;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梅，女，1975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略)。
上诉人XXXX市房产管理局(下称市房产局)因XXXX诉市房产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XXXX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岸行初字第27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4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余新立、被上诉人XXXX及其委托代理人XXXX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位于XXXX市江岸区黄浦路43号2单元3—3室(建筑面积平方米)的房屋原登记在原告名下。3月，原告欲出让该房屋遂全权委托第三人陈梅办理房屋交易过户、解除抵押合同等手续。于203月19日在XXXX市武昌区公证处办理了委托公证并同时腾出该房，向第三人陈梅提交了该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同年3月30日，第三人陈梅持上述委托公证书和原告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以自己购买该房为由，向江岸区房产局申请办理房屋产权交易过户手续。3月31日，原告以房产证遗失为由到江岸区房产管理局申请挂失。年4月10日被告在长江日报上发布了第2004012号《XXXX市房产管理局房产权属证件遗失补发公告》。同年4月12日被告市房产局向第三人陈梅颁发了武房权证岸字第200402312号房屋所有权证。同年5月陈梅将该房屋出售给王春华，被告为王春华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并颁发了武房权证岸字第200403555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认为被告市房产局在受理申请挂失办理补发遗失产权证公告期间将登记其名下的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至陈梅名下的行政行为违法，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市房产局是《^v^房地产管理法》及^v^令第99号《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授权对本市房屋权属登记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对权利人(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被告在为原告与第三人陈梅房屋权属转移登记中和在为原告办理产权证遗失补办挂失中，未尽到审查义务，致使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及遗失补办公告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且在遗失公告期间将上述房屋转移登记至第三人陈梅名下，该转移登记行为程序不当，应确认违法。因上述房屋又转移登记在他人名下，属另一法律关系，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恢复其权属登记补发权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XXXX市房产管理局向第三人陈梅颁发武房权证岸字第200402312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申请人：xx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地址：厦门湖滨北路。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裁定中止xx民事判决的执行。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被执行人XXX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贵院作出xx生效民事判决，责成XX立即向申请人偿还贷款本金388888元及利息(暂计至XX年1月11日为元，以后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申请人已向贵院提起了强制执行的申请，案号为xx号。案件执行过程中，20xx年9月9日，XXX向申请人偿还了100000元，但仍有贷款余额288888元未还。
XXX提出了分期还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申请，申请人原则上同意并就具体事宜安排如下：
1、贷款余额的贷款年利率为，XXX应于每月的21日偿还本息￥________________元，至20XX年2月还清。
2、XXX拖欠其中任一期本息的，申请人有权提前收回全部贷款本息，并有权按上述贷款利率上浮50%计收利息。
3、申请人主张提前收回全部贷款本息的，有权申请恢复本次强制执行程序、请求处置址在厦门市新宝成花园单元的抵押物，并以所得优先受偿。
基于上述情况，本案暂无继续执行的必要，根据民事诉讼法232条的规定，申请人请求贵院中止本案的执行，如被执行人未按期还借款的，申请人再请贵院继续执行本案，请贵院核准。
此致
厦门市XX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xx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0xx年x月x日
判决书的背后
「摘要」针对目前流行的从法官个体素质讨论判决书写作的观点，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法官的判决书写作的问题。文章考察了一系列影响判决书撰写的制度因素，其中包括在不同法系中判决书的不同司法制度功能，不同的判决书写作激励机制，判决论证的不同社会需求以及判决书的不同预期受众。文章结论认为，基于中国司法已有的大陆法系传统和相应制约，在改进判决书写作问题上，中国应侧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经验，尤其且应侧重完善相应的制度激励机制。
「关键词」判决书撰写，制度功能，预期受众
随着司法改革的步骤加快，法学界人士对我国法院的司法判决书提出了很多批评。除了一些规格上的问题外，主要的批评针对的是，我国的判决书公式化，判决理由普遍过于简单，缺少甚至没有法律论证和推理。[2]
这些批评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但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何解决？目前学者的基本看法是，我国法官的法律素质普遍比较低，缺乏理论思维的能力，因此无法撰写出高质量的司法判决。在这种思路引导下，解决问题的办法，很自然是，把着眼点放在培训法官，提高其理性思维的能力，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能力，以期提高法官们撰写司法裁判书的能力。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不少法学家作出了各种努力。一是大力论证法律推理和解释在司法中的重要性，[3]二是引进介绍或撰写法律推理和解释的学术著作，[4]三是加强对法官在法律推理和论证的训练，[5]四是针对一些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具体案件，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撰写了一些具有示范意义的、细致的学理分析。[6]
这种努力应当说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已经在法律界和法学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对司法部门乃至法官们也有了相当广泛影响，[7]作为本文题记而引证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那段文字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明证。，最高法院近期已分别颁布了《法院刑事裁判文书样式》（试行）、《国家赔偿裁判文书样式》（试行）。[8]
我称这种进路为“人的进路”。这一进路的前提假定是，司法判决书之撰写主要是法官个人的司法素质和能力的问题。因此，只要法官提高了对司法判决书重要性的认识，确立了适当的规范，通过教授、学习和模仿直至掌握了如何写作良好的司法判决书的技巧，就可用提高法官撰写的司法判决书的质量，乃至保证司法公正。
这种进路肯定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于目前中国法官专业能力普遍偏低的状况来说很有针对性。但是，这种进路在我看来又不很完全。我将在本文论证，中国目前司法判决书所表现的状况仅仅是一个症候，一个结果；引发这一症候的，在我看来，是中国司法的一系列制度。如果（暂时不讨论是否“应当” [9]）要全面提高中国司法判决书的质量，就必须如同医生那样，首先从诸如头痛、发热的症候中看到病因，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