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演讲稿（精选3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xx届六中全会、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引导全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12月2日，地区动物疾控中心组织党员干部召开“突出政治纪律强化核心意识”主题活动启动会。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程子兵主持了会议。
会上，集中学习了党的xx届六中全会精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陈全国书记在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地区畜牧兽医局开展“突出政治纪律强化核心意识”主题活动实施方案》。
会上，程子兵强调：动物疾控中心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党的xx届六中全会、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精神，通过真学、深学提高思想认识，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发内生动力，通过对照检查找准问题、整改落实，通过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淬炼党性，突出政治纪律、强化核心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更加扎实地把中央、自治区党委、地委和局党组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不知是醉酒驾车撞死人的事件真的越来越多，还是“后胡斌飙车案”语境下媒体对此类案件报道增多，让人产生这类事故越来越多的感觉。新近，杭州又发生了一起酒后驾车撞死人的悲剧。8月4日晚，魏某酒后驾驶保时捷越野车，撞死横穿马路的女子马芳芳。
跟同城的胡斌案一样，驾车者身份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媒体报道强调，今年29岁的魏某是杭州某公司的市场部经理，车主系其父，也是该公司法人代表兼董事长——新闻这样交代并没有问题，但我不喜欢某些媒体刻意在大标题中强调“杭州保时捷撞死人案司机父亲为董事长”。像在胡斌案中刻意强调胡斌的富二代身份一样，这是在迎合社会的某种情绪，渲染社会的断裂，并营造一种对抗的氛围，把一场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描述成一场贫富对抗、强弱对立、社会断裂的标志事件。
这样的渲染是很可怕的。在胡斌案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回想一下当初某些媒体的标题：富二代阔少飙车撞死大学生 ——这多么让人血脉贲张，多么让人愤怒，多么强烈地刺激着公众本就脆弱而敏感的贫富神经，在斑马线上营造了一种多么可怕的贫富对抗、强弱对立场景。可实际上，伤亡者谭卓早已毕业工作多年，而胡斌才是杭州某大学的在读大学生。如果根据实际身份把这样的描述转换为“在读大学生开车撞死公司白领”，舆论肯定又是另外一种反应和情绪，可见这种身份标签的悖谬。
显然，一些媒体之所以那样描述，是迎合舆论中部分人对贫富差距的受害想象，在利用这种情绪进行炒作。“杭州保时捷撞死人案司机父亲为董事长”也是如此，看似在陈述一个事实，实际是在刻意强化那种“富二代没几个好东西”、“富人为富不仁欺压良民”的舆论偏见，传播“醉酒驾车者都是富人”、“强者肆无忌惮欺凌弱者”的仇恨印象。
醉酒驾车的多是富家子弟，这其实是媒体对身份的选择性强调营造出的一种幻觉。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高达10万左右，其中相当部分是“酒精”所致。中国每年由于酒后驾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多达数万起，数以万计的家庭因为交通事故而支离破碎。另有数据统计，从1994年到XX年,全国因酒后驾车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 7.3%的速度增长——不知有些媒体有没有深思过，每年数万起的酒后驾车案中有多少富人作的孽，多少是富二代飙车引致，多少是宝马闯的祸?
不说远的，就说近来各地发生的几起酒后或醉酒驾车撞死人的事故吧。成都那起醉酒驾车酿成4死1重伤的惊天血案，司机孙伟铭只是成都某技术公司一名普通员工，开的也不是名车。广州中山一路“5·15”造成3人死亡的特大车祸，醉酒驾车的司机梁某是一个普通人。嘉兴中院近来审理了一起案件，从安徽老家到嘉兴打工的高某，酒后驾车撞死了自己的妻子……在这样的案件中，媒体从来不会强调肇事者的身份，因为那样的身份没有“新闻性”。而一旦是个富人或富二代，身份就会在新闻标题中被强化，于是留下“富人名车草菅人命”的印象。毋庸讳言，公众情感因为这样对贫富身份的刻意渲染而进一步被撕裂，正像在胡斌案中所显现的那样：既干扰了司法独立，又撕裂了社会情感。
很明显，醉酒驾车并不是哪个阶层的原罪，不是专属哪个群体的罪恶标签，而是一种普遍性、平均分布的罪恶，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开车，人人醉酒开车都会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驾车只是一种醉酒者对法律的侵犯，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是醉酒驾车者与社会的矛盾，而不是富人与穷人的矛盾。公众的敌人是肆意践踏法律的醉酒驾车者，而不是富人，只不过有时碰巧是一个富二代而已。
确实，改革转型期的中国，贫富差距拉大是一个现实，贫富对立导致的许多问题也客观存在。但负责任的媒体应报道真相，以客观的舆论监督消弭这种断裂，理性地引导公众情绪，而不是利用这种情绪进行炒作，惟恐对富人的仇视情绪还不够，为这种情绪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评论者更要有一颗仁心，更要把尊重规则置于首位，独立、客观、理性地进行判断，而不是被怒气冲冲、情绪化的舆论所引导，迎合那种非理性的情绪。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去解决，而不是人为地渲染。
最后回到保时捷撞死人事件上来，需要舆论聚焦的是如何以严刑峻法遏制频发的酒后驾车，严惩那些践踏规则者，而不是在撞人者身份上炒作和起哄。这是公众与醉驾者的对立，而不是穷人与富人的对立。渲染那种与事件无关的情绪，只会转移对真问题的关注。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连续发布通报：周本顺、杨栋梁、潘逸阳、余远辉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每个通报首句，“经查”后面都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表述，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在公众眼里，腐败往往离不开“经济问题”。其实，很多“老虎级”腐败分子，首先突破的是政治纪律。如中央纪委的通报指周本顺“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指杨栋梁、潘逸阳“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指余远辉“公开发表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违背的言论”等等。足见他们的言行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已经走得很远，非组织活动也已经经营得很深。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一旦被突破，其他纪律就会“全线失守”。一些大“老虎”被揪出来后，公众常常发问：“官当到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满足，怎么也会腐败?”确实，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权不可谓不大，位不可谓不高，正常的收入，足以让他们过着风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但最终为什么从“好同志”变为“阶下囚”，千般错、万般恶，关键就在“政治野心恶性膨胀”，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上出了问题，思想腐化变质后，深深陷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的泥坑。
从后果分析看，违反政治纪律的危害性更大。假如都像周本顺们一样，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省市一级发生中梗阻，何以保证全党意志的集中统一、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假如都像杨栋梁们一样，“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拉山头，搞宗派，又何以维护党的团结、保证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假如都像余远辉一样，对全面从严治党公开说三道四，又何以将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进行下去?
千万不能认为违反政治纪律只可能是高级领导干部发生的事情。一些普通党员干部的有些言行，也或多或少地突破了政治纪律底线，造成了不良后果。如在一些党员干部头脑中“政治意识”明显淡化，“保持政治上的敏感”“用政治的眼光分析研究问题”似乎早已成了“政治老调”，似乎“解放思想”，就可以无边放言、为所欲为。有的为了标新立异，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人前人后、课堂饭桌、于无声处惊现“政治雷语”，诋毁党的传统、党的路线、党的领导。对此，有些人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以为愚，反以为“能耐”。
政治纪律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触犯的天条。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绝不允许违反政治纪律的言行自由泛滥。这次对“四虎”开除党籍的通报，把他们“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违纪之首，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党员干部“违反政治纪律”零容忍的态度。近日，中共中央新印发了《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了详细标注，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发现任何违反政治纪律的倾向性问题，都绝不会听之任之，不论涉及谁都要坚决制止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