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昱杉
今天，我观看了一部红色老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说实在的，一直我对这些老电影不怎么待见，觉得色彩陈旧，人物老土，故事又似懂非懂，完全吸引不了我，所以甚至有些排斥。但是当我认真看完了这部电影，给我心灵的触动却是很深的。我想到了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眼下我们美好的生活确实是来之不易的。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高干子弟赵蒙生，怀着曲线调动的目的到九连担任指导员。但他自己从小身为干部子弟，将娇生惯养的习气带到连队，他看不起战友，战友也都瞧不上他。但经过一场中越战争，战友们看到了他的英勇，他也体验到了战友们真切的关心和爱护，战友用命保护他，他也用命去保护战友，他亲眼看见梁三喜、靳开来、“小北京”一个个在战场上牺牲，他深深感受到自己优越生活的来之不易，感受到每个生命的尊严、可敬和平等。
在电影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梁三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正义的形象，最后他牺牲了。他的牺牲是光荣的，他是为了保护战友而被子弹穿心，他的死让他的老母亲和刚生完孩子的爱人心里十分悲伤。他的爱人玉秀在他生前最后一封信中得知，他为了治父亲的病欠了战友好多的钱，他列下了帐单，嘱咐家人如果自己牺牲了，家人一定要用抚恤金还上。这种人格深深打动了我，教会我一个做人的道理，人与人之间，诚信最可贵，唯有诚信才能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信任，让世界更加美好。
在电影中，有一个场景一直在我脑海回荡，催人泪下。战争结束后，梁三喜的爱人玉秀和母亲带着刚满月的孩子来连队认领遗物。玉秀离开驻地的前一天下午，因为太伤心不舍，趴在三喜的坟头伤心地哭泣，随后三喜的母亲也来了，忍着内心的痛劝慰玉秀。这时走过来一个中年男人，他就是雷军长。他唯一的儿子“小北京”也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也是来看孩子的。老太太并不知道他是军长，于是他和老母亲拉起家常来。他问老太太：“这是你家老几啊？”“老三。”军长本来正安慰地吐了口气，又听到老太太接着说：“老大当年打小鬼子走了，老二文革时也被害死了……”老母亲好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一样，但就这种感觉让人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都说灵感来源于生活，这时我马上就想到了我家的二爷爷。他也是在1978年自卫反击战场上回来的。爸爸告诉我二爷爷当年担任通讯兵，需要去前线阵地架桥搜取信息，分秒处于危险之中，幸运的是他平安归来了，现在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家里有一张二爷爷凯旋归来的老照片，它是那么陈旧的一张泛黄的带着雪花点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二爷爷象迎着春风一般，透出无比的自信、尊严、开心的气息，但仔细一看，在他快乐的眼神背后，有一股不易察觉的悲伤，也许他也有许多的战友象梁三喜他们一样，长眠在了异国他乡……
写到这儿，我不禁泪湿眼眶。看到自己宽敞的房间，齐备的学习用具，窗外这个繁华的城市，对电影里每位角色都充满着感恩和敬意，我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多年前我们的长辈们用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唯有更加努力，学好本领，让自己成为强大国家的一分子，我们眼前美好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下去。
吴悠
前日饭后看了《高山下的花环》，次日看了原著小说，补充了很多电影未能提及的细节，应该说电影更震撼，原著更完整。跟朋友说现在看书观影很难哭了，不知是泪点高了还是被自己存在之外的支撑点束缚住以至于离真实的生命渐远，好在这部影片我终于哭了。
先说梁大娘。大娘已是风烛残年，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佝偻让她显得格外弱小，这是她送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了。印象里这样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可这位老人面容里没有老无所依的不安与孤独，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还不忘用庄稼人朴实的话语安慰她不知是军长的父亲。老人究竟承受了多少苦难才战胜了人世间这般悲痛离合？
大娘端起酒杯对军长说的那段话让人眼泪止不住的流，有谁比一个沉默的老人看得更明白更高远？现在看来，在大娘面前，整日吐槽的我们年轻一代不过是一群自以为是的小白脸。一位逆来顺受的底层女性对信念高于自己的诠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里是多么地让人羞愧和叹服。从后来她给蒙生的信里我仿佛看到托尔斯泰在说，哪里没有朴素、善良和真理，哪里也就谈不上伟大。
玉秀。为三喜持家育女，给老人养老送终。结婚这么多年相聚不到90天，没有丝毫抱怨与不甘，满屏的理解与惦念。就连哭也是一个人悄悄的，中国女性这种忍辱负重同甘共苦的形象展现的淋漓尽致，她那么美，才二十四岁，让人心疼。感谢作者给了她一个有归宿的结局，让读者还有一丝慰藉。想到这句话来描述她：过去，真善美常常分道扬镳，到今天，才在她身上得以协调。
炮排长老靳，说是悲情好像总少了点什么，印象中这种人在弹尽粮绝的刺刀比划中至死不停歇更符合他的脸谱，猜想作者这样写是想让人更多关注他的生前——到底应该怎样对待讲真话的同志？保护还是教育，听取还是打压，不理不睬还是至死不放过，这真是个问题。有些真话不怀好意，有些真话让人难堪，有些真话直指要害，有些真话不是时候，有些真话没人相信，但总体说来真话越来越难听到了。就像凯华在遗书里谈到的，祝愿爸爸永远发扬“甩帽”精神。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多讲真话更听得进真话的人。
赵蒙生，硝烟的沂蒙山下出生的孩子，这个温情赤诚有些腼腆稚气的书生。在战场上以同归心端掉敌人藏身洞穴的那一刻，他忘掉了生死。哦！也许还要早些，他的血性被激活是在军长拿他做教材当众骂懦夫的动员会上，在表决心吼着刺刀见红的队列前，在坐立不安泪水在眼睛打转的连部里，在告诉连长想找战士们谈谈的委屈中。连长开心的想，那是多么快速不容等待地成长，谁不是从年轻一步步过来的呢？
我永远无法忘记指导员摸着小金父亲的手肘说“我们将来一定很好安排他”时深情无措的面容，那侧脸像极了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无法忘记他小心翼翼地为盼盼放下奶粉和桔子汁儿的轻轻模样，他掩盖不住的扭捏与不安；无法忘记他捧起抚恤金和卖猪钱时颤抖的双手叫一声大娘，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弯曲了他的膝盖…英雄在保家和卫国之间选择了后者，英雄死后，他的家人谁来庇护？
不知怎的我重读了《一个人的百年》，那是感慨自己的老师在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有尊严地活了百年。像结尾写的那样，“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作文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已过去，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大娘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