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所写成的。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乡土中国读后感300字（7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每个出身农村的人虽然家庭状况有所不同，但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一般无二：出人头地，离开农村。这深深地烙在每一个农村孩子的心中。而读书考上大学是当时那个年代唯一的出路，也是很长时间以来的捷径。
当课堂效率难以或不能再提高的时候，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就成了首选，这也是再简单不过的做法，貌似谁占用的时间最多，在中考和高考上的胜算就越大。校际之间从拼早晚自习到周末不休、寒假加班，一直演化到暑假提前开学；校内教师之间通过增加作业量挤占学生固有的时间，迫于压力，学生常常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写作业，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的生活，为了父母期待的目光，咬着牙，坚持着，忍耐着…
每当回忆起这些，心中打翻了五味瓶，对学生的怜惜、对同事的愤恨、对体制的无奈，也悲叹自己的渺小和无能。
现在农村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家庭有农用车、摩托车，农田劳作机械化程度很高，上山几乎不用步行，生活水平突飞猛进，就业机会很多。
随着读书费用的增多，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几乎是耗尽家财，毕业后因物质条件较差，即便挤进大城市也买不起房子，其择偶机会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去打工并小有收入的绩差同学。作者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书多而又没能走出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乡村社会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些读书少的同龄人，这也是新的读书无用论在不少乡村社会抬头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当下农村开发力度加大，土地升值加速，面对着一大堆的钞票、房产，一夜暴富的农民迷惘了，家长们成天下饭馆、--，遭了太多罪的农民不愿意再让儿女们重蹈覆辙，对孩子们的要求几乎为零，他们衣食无忧、择偶从优，还愁什么呢？加之近年来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考上大学又能怎样？
而农村教师再用过去的思想观念来教导如今衣食无忧、贪图享受的学生，再用题海战术来简单地训练已经厌学、缺乏志向的孩子们，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升级。教师恨铁不成钢式的挖苦、体罚，导致家长向学校、教师的发难也屡见不鲜。有了“成功”的经验之后，很多学生无中生有，即便犯了很大的错误，教师也是投鼠忌器，不愿招惹是非。
面对恶劣的学生，很多教师心灰意冷，明哲保身。学校想要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又苦于没有师资，很多农村学校多年未招聘音乐和美术老师，现有的不仅专业素质薄弱，且很多也都转行教文化课了。
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同学们一起攀越《乡土中国》这座高山的过程中，我们总能将现代社会带入阅读情景，并与乡土社会进行对比，剖析着社会的本质特点，这个过程是苦中夹甜，下面是我读了《乡土中国》后的一些感悟。
《乡土中国》的第一章是《乡土本色》它统领了全书。乡土本质即家乡的本来面目：性质或品质。这里的家乡是中国基层社会，其本质是"乡土性"。"乡土性"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不流动的，具有稳定性；二是"熟悉的"；三是礼俗性的。
具体分析如下：①乡土社会是以耕种为主，所以形成了"土气"不流动稳定的状况。②乡土社会中的"熟悉"是从时间里，生活中的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发生的一种亲密的感觉。人们由于这种"熟悉"总会抱有"生于斯，死于斯"的观念。这种"熟悉"可以使人们眉目传情，指石为证，用声气辨人。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中更是谈到“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情达意的唯一象征体系”。在这种社会中，语言足以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人们并不是愚到连字都不认识，而是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因为他们太过熟悉彼此。③乡土社会也是"礼俗社会"。乡土社会中有许多地方是无法服从法律的，人们以"长老权力"为主，这是人们在熟悉的基础上得到信任，这个信任便可以代表规矩，这是乡土社会中治理的通用手法。
《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从道德层面、家庭层面、家庭成员关系的层面来具体展开。①多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将中西方进行比较，以同心圆，水波纹为喻，广泛地介绍了乡土社会中家族关系，亲属关系及地缘关系的特点，还提出"团体格局""差序格局""个人主义""自我主义"等一系列的概念，结合儒家中的相关论述和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孝、悌、忠、信，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阐释了差序格局中差等的次序，以己为核心，群己界限模糊等特点，得出乡土社会处理群己关系重在"克己"的论断。②乡土社会传统的道德是找不出一个固定的评判是非的标准，所以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有伸缩性）。③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是"家"，乡土社会中的家应该称为"大家庭"或"小家族"。二者的区别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是"大家庭"比"小家族"的伦理关系更复杂，结构与原则也不同。（总结：“家”的特征是具有长期延续性，具备生育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宗教功能等，遵循父系亲属差序扩大原则，排斥普通情感。）
《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主要从社会变迁展开。①乡土社会变动速率很慢，可以称这个社会是安定的。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名实之间的分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但这种社会正在慢慢地改变着。②从欲望到需要的过程是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人类的行为是有动机和目的的，但个人的欲望总能与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的发展相和，就像冥冥中有一只手安排好了一切。
历史延续到今天，乡土社会是从乡土一点点走向现代。如今，现代社会覆盖了中国大多数地方，传统的乡土社会虽然已基本解体，但这些让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魂并没有消散，他们仍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现代中国。读了《乡土中国》，让我深刻认识到，如果将现代社会的一些政策只是单纯地推行到乡土社会的话，很有可能起到反作用力，应该先根据乡土社会的结构和思想观念进行改革，然后再推行下去，这样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
花了二十来天才看完这本《乡土中国》，而也是这本书，让我对自己的阅读量和阅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反思。今天这次写读后感，可能更多地却在对自己读书上的反思了。
无论怎样，还是先得说正题。《乡土中国》这本书是值得并且需要读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的。我习惯读一本书的时候先了解作者作这本书的年代和时代背景，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其背景对其影响一定是很重要的，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报纸上的小文章所综合的，时代背景是处于极度艰难的抗战时期。而也恰巧是研究之艰难，信息流通之不便，也使得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结果具有很鲜明的个人特点和创新的视角。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他所著《乡土中国》，估计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时候能够比起那个时代更乡土的了。
《乡土中国》一书还是比较全面的讲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费孝通先生言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总结，加之后面的各项阐述，很具有总结性。不仅在那个年代，即便是现在，所谓的现代化已经得到一定发展了，我认为，中国社会乡土性的烙印还是很深的，现在的内陆地带，现在的农村，还是有很多保持着一贯的乡土性。
而中国人的很多性格也是乡土性而造成的。
人制与法制，究竟哪种更适合？社会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想必很多人觉得该依靠法制，但是对于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这一点上肯定会有很多争辩。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比之于西洋几乎可以用诉讼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社会是很少想到用打官司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西洋遇事，可能很快想到诉讼，而中国人却往往只会在其他所有办法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会去打官司。因为，在西洋人看来，打官司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而为被告为原告也都很可以理解，成为被告的不一定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中国就不一样了，即便是在现在，打官司的被告基本首先就会给人以坏形象的印象，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很多谴责的，而原告也不一定好运，人们也可能会说“破大点事就打官司，难道没有别的解决方式了吗？”。
中国司法制度的推行不力，不仅仅是因为腐败和权钱当政的原因，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与已经保持了几千年的乡土“礼治秩序”的冲突的。譬如说，妻子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丈夫动手打了奸夫，最后法律判过来，无法给奸夫和妻子以任何处罚，却可以拘留甚至刑罚于丈夫，但是以所有人的道德和“礼治秩序”的处理方式，丈夫打人是无可厚非的，妻子和奸夫会受到惩罚和谴责，丈夫却没事，两种方式结果截然相反。作为旁观者，你是如何看的呢？群众的看法和抉择就会直接决定最后选择的社会秩序的方式，所以法制的推行阻力重重，社会原因是占很大比重的。
文字的下乡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几乎扫除了所有文盲的社会已经很难体会，但是放诸于解放前的几乎纯农村的社会确实有很多耐人回味的地方。城里人说乡下人土，不识字，说乡下人笨，费孝通先生认为乡下人不识字不是因为学不会，而是因为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不需要用到太多文字，不识字也无妨，所以自然不回去学太多，而不是因为笨而不识字的。这一点我相信是肯定无可辩驳的，当初全国恢复高考的时候，农村孩子在读书方面就从来没有落后过城里孩子。而现在，城乡教育基础差别如此之大的时候，农村孩子依然可以学得很好，说乡下人笨的说法是无法站住脚的。
我想，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应该要反思一下读书方式了，不去对于每一本书都求之一定程度的甚解，现在这个阶段就应该广泛涉猎，“好读书不求甚解”，待到需要认真的做研究时，再去甚解便可。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和人的学习不相同的是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的。人固然有很多习惯，在本质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宫一般的，但是他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他的忙。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从这方面看去，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
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
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老师逼着我记日记，我执笔苦思，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粘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错认了人。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部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部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希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
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一般的。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
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我说了不少关于“团体格局”中道德体系的话，目的是在陪衬出“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特点来。从它们的差别上看去，很多地方是刚刚相反的。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
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里，但是“忠”字的意义，在《论语》中并不如此。我在上面所引“为人谋而不忠乎”一句中的“忠”，是“忠恕”的注解，是“对人之诚”。“主忠信”的“忠”，可以和“衷”字相通，是“由衷”之意。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我们普通所谓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差别决不是在大小上，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
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明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为这缘故，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可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构成这个我所谓社圈的分子并不限于亲子。但是在结构上扩大的路线却有限制。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亲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
以生育社群来担负其他很多的功能，使这社群中各分子的关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我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用“生活堡垒”一词去形容它。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决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意见，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
我用“感情定向”一词来指一个人发展他感情的方向，而这方向却受着文化的规定，所以从分析一个文化形式时，我们应当注意这文化所规定个人感情可以发展的方向，简称作感情定向。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地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
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面去发展。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确说；但是乡土社会中结义性的组织，“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亲密结合，多少表示了感情方向走入同性关系的一层里的程度已经并不很浅。在女性方面的极端事例是华南的姊妹组织，在女性文学里所流露的也充满着冯小青式的自恋声调。可惜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感情生活太少分析，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
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人也许因为某种心理变态可能发生单纯的支配欲或所谓Sadism（残酷的嗜好），但这究竟不是正常。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譬如英国有一次民意测验，愿意自己孩子将来做议员或做阁员的人的比例很低。在英国做议员或做阁员的人薪水虽低，还是有着社会荣誉的报酬，大多数的人对此尚且并无急于攀登之意，如果连荣誉都不给的话，使用权力的人真成为公仆时，恐怕世界上许由、务光之类的人物也将不足为奇了。 一个只有生产他生存必需的消费品的人并没有资格做奴隶的。
中国的历史很可助证这个看法：一个雄图大略的皇权，为了开疆辟土，筑城修河，这些原不能说是什么虐政，正可视作一笔投资，和罗斯福造田纳西工程性质可以有相类之处。但是缺乏储蓄的农业经济却受不住这种工程的费用，没有足够的剩余，于是怨声载道，与汝偕亡地和皇权为难了。这种有为的皇权不能不同时加强它对内的压力，费用更大，陈涉、吴广之流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了。人民死亡遍地，人口减少了，于是乱久必合，又形成一个没有比休息更能引诱人的局面，皇权力求无为，所谓养民。养到一个时候，皇权逐渐累积了一些力量，这力量又刺激皇帝的雄图大略，这种循环也因而复始。
我曾说：“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
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在我们亲属称谓中，长幼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我们分出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在许多别的民族并不这样分法。我记得老师史禄国先生曾提示过我：这种长幼分划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亲属原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长幼原则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
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
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会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
爱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觉的。直接决定我们行为的确是这些欲望。
再说得远一些，我常觉得把“生存”作为人类最终的价值是不太确切的。人类如果和其他动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就在人在生存之外找到了若干价值标准，所谓真善美之类。我也常喜欢以“人是生物中唯一能自杀的种类”来说明人之异于禽兽的“几希”。——但是，人类主观上尽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文化尽管有一部分可以无关及无益于人类的生存，这些不合于生存的条件的文化以及接受不合于生存条件的文化的人，却在时间里被淘汰了。他们不存在了。淘汰作用的力量并不限于文化之内，也有在文化之外的，是自然的力量。这力量并不关心于价值问题；美丑，善恶，真伪，对它是无关的，它只列下若干条件，不合则去，合则留。我们可以觉得病西施是美，但是自然却并不因她美而保留她，病的还是要死的，康健才是生存的条件。自然并不禁止人自杀，但是没有力量可以使自杀了的还能存在。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在上文中所称的时势权力；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
乡土中国，讲的是咱们中国最基础的乡土文化，是每一个乡土中人所熟知的却未能构念出来的东西。很多东西说的恰到好处。也许大家，才有这种魄力，对自己的研究和看法可以用自己新造的词汇、概念进行解释。整本书行文逻辑缜密，从家到社群，个人到家族，行为到权力，都有着一整套的逻辑体系和行文脉络。不得不说，此书值得阅读。尽管里面对乡土中国解读有的部分在现在来看是不完全贴切的。但是，瑕不掩瑜，其中的核心思想，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长老权力等一系列新的概念，都让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
老师在评此书时，提到一点是他觉得作者有点“偏袒”、“护短”的异味。我整篇读来，觉得并不是这样。作者对于每一处所谓“护短”都有给出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证或解释，并且在关键出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反对文字下乡），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思考，这没问题。
这里我要说的是作者对于有些概念或问题的解释有点牵强的感觉，所举的例子也有不甚恰当之处。也许是我才疏学浅，没能明白先生的准确意图。这一评价尚作保留。
土
从"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入手，作者展开了对中国社会乡土性的阐述。在作者看来，"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土气"，是一种城里人对乡下人的藐视；一种是泥土、土地，是乡下人的"命根"，于我而言，一个从农村来的人而言，土对我们，是有着特殊含义的。村落的形成必须有土地的存在，土地， 带给我的是种踏实的归属感，突然想起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从作者论述的乡土社会中，我体会到了一种浓厚的淳朴气息，和谐的乡土社会在渐渐向现代社会过渡，内心真的希望，在世界的某一角落，可以一直有"土气"的存在。
愚
乡下人因没见过先进的器物被称为"愚"，但有些城里人，甚至教授在基本技巧上却不如乡下人，在我看来，各有各的长处，谁也没有资格对另一人做出评价。费孝通先生在文中论述了文字与"愚"的关系，文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是在熟人里长大的。"正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大家才会使用"特殊语言"，推行文字下乡，的确需要考虑文字和语言的基础。
记忆
学习，若要打破今昔之隔，必须要通过记忆。"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读了这篇文章，愈发的感觉，任何一件事的实施，都是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的，比如推行文字下乡，不仅要考虑社会文字和语言的基础，还要考虑社会特点（基层）。
私
作者以苏州人家城里的水道、走廊为例，展开了对"私"的表达，"私"与"公"相对，"私"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以"自我"、"自家"为中心的网络结构，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利欲的诱惑，有些人也变得越来越极端，社交的圈子也变得越来越乱，作者提到了孔子的"推己及人"，我认为，人都应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由己及人，使自己拥有一种宽阔的格局，一种心怀大事的气魄。
道德
社会的格局决定道德。课本上学到了我们的行为应该以道德为标准，以法律为底线。我认为，道德不仅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引导，引导着个人去构建更美好的社会。提起道德，脑海中首先闪过的是"百善孝为先"，其次便是"忠义理智信"，作者提到了"仁"，"仁"与"礼"是孔子学说的两个核心，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应该通过学习，见闻丰富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有格局的人。
家族
看到文章的题目《家族》，倍感亲切，因为从小生长在大家族里，村里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姓刘，从小到大，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家，对于离开家的我来说，意义重大。曾有制作了一份简易家谱，发现，四世同堂的我们家，真的很幸福。作者在对家的阐述中，尤为认真的指出了其生育功能，家是绵续的。
别
作者说，男女有别。不仅是生理上的区别，更是一种在社会分工，地位上的区别，大概正因为这种区别，才形成了安稳的乡土社会（作者一直在强调，乡土中国是安稳的社会），因为对感情方面的是不太了解，而且文章读的也不是很懂，所以，也没什么感想。
礼
作者以"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开头，引出后文乡土秩序的维持是靠一双看不见的手来维持的——"礼治"，不同于法治的被动，从作者的论述中，我感受到礼治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由内而外的规范，乡土社会是传统的，因而"礼"在其社会里发生作用便成为顺理成章，乡土社会给我的感觉是"车马很慢"，在慢悠悠的生活状态下，礼治社会出现了。
讼
在礼治的乡土社会中，社会秩序必然是稳定的，但也有例外，一定会有人因为特殊情况而"逾矩"，诉讼便变得必要，但又由于乡土社会传统、稳定的特殊性质，那些从西方引进的法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发生着很特殊的副作用，传统的观念与现代司法制度的碰撞，使得推行法下乡成了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权力
一直以来，课本中的权力与权利是同时出现的，作者从社会合作与社会冲突两个角度分析权力的存在。当今社会，权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确是比金钱更诱人的，作者看来，权力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在乡土社会，在小农经济的体制下，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微弱无力的。
契约
这篇文章，作者带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提出：在乡土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教化性的权力，在对社会规律的论述中，引入了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的确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我认为携着社会契约的教化权力在维持社会稳定、慢步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缘
但从"缘"字来看，我认为"缘"代表一种关系，由于乡土社会的稳定性及社会的生育的持续性，在规模比较小的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范围较小的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又多了一种地域上的联系，即地缘关系，血缘与地缘像两条丝带，维系着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乡土社会整体向前发展。
名实
随着社会的变迁，时势造成了乡土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慢的，这种"慢"，又导致了时势权力的不发达。这样，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就存在四种权力：同意权力、横暴权力、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
需要
从欲望到需要，作者由时势权力想到了社会计划，因计划就"需要"，作者在文中又将欲望与需要为我们做了区别，由于这篇文章读不太懂，所以没有更多的感想。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而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是由单独的社会团体承担的。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间的感情维系，乡土中国的“家庭”则以家法和纪律维系。以纪律维系家庭，反过来又影响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别”的现象。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费孝通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国人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读完这本书后，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