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于1847年撰写并发表的，是为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读哲学的贫困读后感参考范文（优秀3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批评蒲鲁东观点的一本著作。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提到，蒲鲁东的著作被科学地越过了，这篇文章就展示了这个越过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被马克思在这里越过了的蒲鲁东的观点，在现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家那里仍然有着大量的体现。它在说明如今西方学者的渺小的同时，也说明了蒲鲁东的确是个天才，而马克思则更加的伟大。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交换的历史，并隐含地认为不同时期的交换，交换价值的确定有所不同，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交换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不同的时期包括，“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蒲鲁东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体现，可以说蒲鲁东比当代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伟大。而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批评，实际上也适用于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例一：在蒲鲁东那里，交换价值和稀少成了同义的术语；而在西方经济学中，稀缺与经济物品也成了同义的术语。例二：在蒲鲁东那里，一方面是效用（使用价值，供给），另一方面是意见（交换价值，需求）；而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例三：蒲鲁东“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代表性企业和代表性消费者。例四：“大家都知道，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蒲鲁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他说：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末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西方经济学同样认为，按照均衡价格确定市场价格，供求也就必然会达到均衡。例五：蒲鲁东认为，“如果工资普遍提高，一切物品的价格就会上升。”西方经济学称其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但是，“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例六：“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吴敬琏也认为，存在“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但是，“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例七：科学在蒲鲁东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同样是无休止地追逐数学模型和公式，但是，“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而政治经济学恰恰是一门历史科学。例八：“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而在萨缪尔森等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种肯定比比皆是。例九：蒲鲁东先生“承认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同样地，凯恩斯也是从心理上来理解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的。
马克思指出，“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生产者所供给的不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而这些交换手段本身也是产品，也是交换价值。”这是我们认识供求关系的一个指南。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消费者并不是自由的。“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而马克思关于“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的观点揭示了当前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和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下所处的困境。
马克思引用李嘉图的话说，“当我们谈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调节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原则时，我们总是只指那些人的劳动可以增加其数量，竞争可以刺激它们的生产而且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的商品。”牢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从容应对那些拿任何劳动都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的东西的高价来质疑劳动价值理论的人。马克思还引用李嘉图的话来说明为什么价格取决于生产费用而不是供求关系：“个人或公司所垄断的产品的价值，是按照罗德戴尔勋爵确定的规律变化的：产品的价值随供应量的增加而下降，随购买者需求的扩大而上升。产品的价格和它的自然价值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在出卖者中间引起竞争而且数量可以适当增加的那些物品，它们的价格归根到底也不是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费用的增减。”
一些看过《资本论》的人常常质疑复杂劳动是如何转化为简单劳动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公式没有。而马克思在这里指出：“据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把复杂劳动日化为简单劳动日，这是不是假定把简单劳动当做价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如果说工人的劳动中有质的差别，那末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决不能作为特点的无足轻重的质。总之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情况。”
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或许可以看成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说明以及生产方式的一个定义。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今天中国也在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这种运动是否也是两重的，会不会也因为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如果会，怎么克服这种压迫？如果不会，那么导致这种不会的原因是什么？
马克思指出，“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显然，我们也不能死板地看待历史的进程，强调什么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完全可以发展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马克思引用斯密的话指出，“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因而，随着分工的消灭，人们完全可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去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从而使重建个人所有制成为可能。
马克思指出垄断和竞争的辩证关系：“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在谈到所有权时，马克思指出，“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实际上，“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因此，那些认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的人实际上不懂得马克思已经通过描述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早就给出了所有权或产权理论。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了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他反对李嘉图把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并认为，“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从而，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中的地租甚至近现代史中出现的一些地租也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地租不是一回事。这是我们在研究地租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在谈到罢工和工联时，马克思指出，“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是单只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而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工会问题时，仍然只是从经济角度加以考虑。
资本对现代人类的统治，是不可能在不消除抽象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情况下被克服掉的，这也就是说，资本是无法通过工资的平等化---即把抽象劳动的权力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而被消灭的。事实上，只要劳动的抽象化及其积累作为一种脱离个人的一般社会力量继续存在，价值规律就必定发生作用，并且，正是从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必然形成使剩余价值规律得以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即不断产生出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对于具体活劳动的统治权。所以，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幻想一个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社会。
马克思在1846年年底读到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时，即决定对该书进行批判。当时他给俄国的帕。瓦。安年科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阐述了对蒲鲁东展开批判的要点，成为后来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基础。
马克思在该信中指出：“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点到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的根本之点，是抓住他的黑格尔主义出发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这就是说，英国经济学使人成为经济范畴，而德国哲学则把经济范畴追溯到它们在神秘的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中的起源。这个幽默的比喻，直截要领地揭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共同前提，即以范畴的逻辑先在性遮蔽处在历史运动的现实个人之创生和改变其原初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感性交往（即生产力）。
与黑格尔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正是在于取出这种对于人们的实践生活的思辨遮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想我们揭示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而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这些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
只有清除掉传统哲学对现实个人之生产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所形成的思辨的遮蔽，才能从根本上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导向的“历史科学”的对象与任务。“历史科学”与理智主义的经济学不同，它不是从范畴层面上描述给定的生产关系，而是要描述产生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即，描述那些确实在客观上限定着现实个人的生产关系本身，如何从现实个人的感性交往中必然地产生出来。马克思说得很分明：“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而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懂得这一点，即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哲学的贫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依赖的诸种理智主义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指出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关于各种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从现实个人的活动的历史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必然性。由此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如果说今天的各种社会科学仍然主要地还是在对现存的事实世界进行范畴的把握中存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在其根基除就隐藏着危机，而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它们从根本上承认和理解自身前提的历史性质，才能被克服掉。当然，对克服这种危机的普遍需要本身，还有待于历史运动将其产生出来，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历史的演进必将带来这一切。当历史的条件成熟之时，真正的“历史科学”就能够生长出来。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化来说就是，这时候人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这部书是用“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而揭开究竟是“贫困的哲学”而导致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观点产生的片见呢，还是由于德国“哲学的贫困”而导致蒲鲁东先生的经济学观点不反映现实而是反真空而造成的。这才是这部重要著作的理论前提。
因此，现在用我们找到马克思重新创立认知时空范围的真实思想，是与现实中存在的现实性而相符、是与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性而一致的现实的形式，所理解的现实的内容的这一认知前提，这才真正地读懂这部重要著作思想的事实是在说明是“贫困的哲学”造成蒲先生的经济学“贫困”呢，还是由于德国是“哲学的贫困”而造成的后果。这就是我们按照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思路而读出《哲学的贫困》思想的事实。然而，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认知前提，是从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真相来证明：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所阐述的观点的虚假性，那是由于是德国哲学的“贫困”而造成的现状。然而，《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在决定与恩格斯共同合作钻研的见解的一部《神圣家族》之后，而在1847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刊行于巴黎和布鲁塞尔的著作。我们看到了：虽然这部书的标题是针对蒲鲁东先生要去补救“贫困的哲学”，而不是认为德国哲学是到了“贫困”的极限。因此，马克思是用这部著作来揭开蒲鲁东先生的经济学观点，是由于德国哲学的“贫困”而造成脱的，这就是我们从这部书看到的事实。下面请看作者在这部书的“序言”表明的思想：“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
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错误。 读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件不讨好的工作时常常不得不放下对蒲鲁东先生的批判，而去批判德国的哲学，同时还要对政治经济学作某些评论。我们从这部书的“序言”的简要说明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以揭开“德国的哲学”是到了“贫困”的极限，才导致了蒲先生的认知前提而体现在经济学思想的虚假性。才是马克思揭露出来的导致蒲鲁东先生的“这一双重错误。” 在事实上，任何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那是从哲学确立的认知前提而产生和展开的。因此，马克思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的思想观点，是要从认知上是由于《哲学的贫困》的这个重要前提来揭露，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
换言之，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任务是要开辟出确立符合认知现实而通向历史去实现理性确定的任务的思想前提的方向和途径。因为《哲学的贫困》是认知的思想所确立的认知前提是虚假的，既是脱离现实、也是脱离历史的抽象的形式，那么从这种认知前提所理解的经济学必然也是脱离现实的，是虚假的。所以，马克思要从《哲学的贫困》的前提来揭开蒲鲁东论述的经济学观点也是脱离现实的、是虚假的。马克思是从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真相和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性的事实，从而揭开了蒲鲁东的经济学观点的实质。下面从这个前提来读这部书的第一章“科学的发现”：“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第77页，第4卷)用事实来揭开蒲鲁东将两者设置为“对立”的形式，而看看马克思是怎样地将其错误给披露出来的。下面是马克思摘录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第一卷第二章”一段论述：“一切自然产品或工业产品所具有的那种维持人类生存的性能，有一个专门名称，叫使用价值。这些产品具有的互相交换的性能，则称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怎样变成交换价值的呢？---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很仔细地阐明（交换—这是马克思加进去的）价值观念的起源；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论述。” 下面是马克思将对蒲鲁东的这段论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是从什么样的认知前提来揭开来的：“蒲鲁东先生打算给我们说明价值的二重性，„价值内部的区别‟，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我们必须和蒲鲁东先生一起来谈谈这种神秘的变化。” 请读者注意马克思在运用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揭开“神秘主义”的认知前提，在这部书的结合蒲鲁东的经济学而揭开：“价值内部的区别”为认知前提来确定“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我们作者的间见，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下面才是马克思的“科学的发现”的认知前提而展开的科学分析：“绝大多数的产品不是自然界供给的，而是工业生产出来的。如果产品的需要量超过自然界所提供的数量，人们就得求助于工业生产。”
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认知前提与蒲鲁东哲学的认知前提的根本区别，所以也就在理解其“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的过程，也就产生出两种显然不同的看法。 然而，蒲鲁东认为是“贫困的哲学”而导致了“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很仔细地阐明价值观念的起源；”而马克思认为“哲学的贫困”是导致所有德国的经济学们（包括蒲鲁东在内）理解的是概念的范畴经济学，而不是理解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真相和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性的事实而存在的经济活动。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特征而表述的思想观点。
蒲鲁东认为“贫困的哲学”的认知前提，没有将产品去当做是“一切自然产品或工业产品所具有的那种维持人类生存的性能”。而马克思认为是“哲学的贫困”的认知前提，是脱离了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真相：“绝大多数的产品不是自然界供给的，而是工业生产出来的。”因此，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观点也就认为：“在蒲鲁东先生的想像中，这种工业是什么呢？它的起源怎样呢？”
由此可见，就是蒲鲁东看到德国的“贫困的哲学”又将会怎么样呢？而蒲鲁东却仍旧立足在脱离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真相的立足地，仍然采用抽象分割思维（使用价值）与存在（交换价值）的对立形式，去寻找“使用价值怎样变成交换价值”的“起源”，这能找得到真实存在现实、真实存在历史过程之中的事实来吗？以下是马克思哲学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的阐述：“要生产多种多样的东西，就已经决定参加这项生产的不止一个人。既然认为从事生产的不止一个人，那末这就完全决定了生产是建立在分工之上的。因而蒲鲁东先生所假定的那种需要有交换存在，因此也就有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 然而蒲鲁东先生喜欢绕圈子。我们就跟他一起转吧，转来转去总是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去。”由此可见，蒲鲁东是从“贫困的哲学”中找到了从“起源”论来理解、来寻找“使用价值怎样变成交换价值”的；而马克思是从“哲学的贫困”中找到了德国哲学是从认知前提上脱离的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真相，以及脱离了历史
发展过程的真实性的事实，而从现实性的真相而“科学的发现”：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那是“建立在分工之上”而产生的。那么，究竟是哪种认知前提才是理解、才是寻找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转变过程是真实的呢？当然是马克思哲学的认知前提才是真实的。 因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书而“科学的发现”了、而且也在用“总括起来就是：我有许多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需要。蒲鲁东先生既然假定有这些需要，因而也就是假定有交换和交换价值存在，而交换价值的„起源‟正是他想„比其他的经济学家更仔细地阐明‟的。”这才是从马克思哲学确立的认知途径，来理解、来寻求马克思的真实思想的基本前提。从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真相来理解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真实过程，马克思认为：“要说明交换价值就要有交换。要说明交换就要有分工。要说明分工就必须使用权分工成为必要的种种需要。要说明这种需要，就必须„假定‟有这种需要，但是并不是否定这种需要，这和蒲鲁东先生前言中的第一个定理：„假定上帝就是否定上帝‟（前言第1页）正好相反。”
这就是这部书在运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创立“相反”的认知前提，从而揭开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仍旧还是从“哲学的贫困”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又一个“科学的发现”。事实上，是前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确立的认知前提，在遮蔽了我们的眼睛看不到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是在重新创立认知前提，才能真实地理解、才能真实地寻找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性。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成的一部论论战性著作，以法文写成于1847年上半年，并于同年7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在此之前，即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著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阐述他们的新世界观及其与德国哲学传统的划界，但当时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发表。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而发表《哲学的贫困》，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精练的表述首次问世。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着力于批判整个德国思想的思辨传统、并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境域，那么，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的重点就是，用已经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理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历，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历史根据和正确方向。该书的叙述固然始终针对着蒲鲁东原书的一系列说法而展开，但是，由于蒲鲁东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这就使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必须以针对黑格尔主义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境域。因此，该著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具有经典的重要性。
该著分为两个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的讨论针对蒲鲁东为“工资平等”的社会主义所作的经济学论证，揭示这种论证尚未达到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水准。第二章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展开这一批判的同时，精辟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人类经济想象的历史科学方向。
由于第二章中最重要的思想内容表述在该章的第1、2节中， 我们在此就选录这两节。
蒲鲁东以实现“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方案，是从西方近代哲学的抽象理智主义中产生的。他用对经济范畴的逻辑联系的说明来代替对形成资本的历史运动的把握，其结果是企图通过“经济学理性”来消除资本运动的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一面，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而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哲学的贫困》就是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最彻底的哲学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错误根源于：(1)不理解资本关系起源于劳动力转变为可用货币购得的商品这一在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运动，以及由于这一运动所必然导致的货币的资本化，(2)不理解货币资本化本身即是一种以“资本主义”来命名的现代人类的生存条件，这种生存条件的本质是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感性活劳动的统治；通过这种统治，人类感性力量和感性财富的发展以劳动抽象化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经济学理性所设计的方案来加以克服的偶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