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
前几日在书屋看到有人批判黄仁宇，因此兴起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念，这几日读了两篇——《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一时有感，记录下来。
一、人的阴阳
这两篇中着重讲了三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张居正身为帝师、首辅，励精图治，整顿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渐有中兴气象，对万历皇帝乃至整个皇室以道德标准苛责严求，但为推行自己政策时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谀贿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万历视张居正为圣，言听计从，但随着万历的长大，张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渐看清了张居正的阴阳两面，失望之余，张居正被抄家褫职，子孙充军的充军，收监的收监，而此后万历渐渐认请了文官的两面性，隐居深宫，形成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观”——皇帝消极怠工，十年不见大臣。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与理想，企图“实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而“蕴藉不立崖异”，调和阴阳，结果却是心力憔瘁，无功而退。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阴阳两面，只是有人不愿审视内心，不肯承认内心中的“阴”，而借“阳”来苛责他人，而苛责他人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给社会群体带来一定的益处，因而也给人以正义之感，而另一方面却也在满足着自己的私欲。很多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没有勇气去承认，并且竭力借正义之名掩盖着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责别人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另一种人要显得真诚得多，他们也有私欲，但对自己有着道德的标准，当私欲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被人指责时，没有勇气去承认，下意识地为自己寻找理由，自己欺骗着自己，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为自己辩护，并且也竭力让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确信自己就是没有私欲的道德坚守者（这种人就像被万历认为“讪君诂直”的邹元标）。
两种人都不敢正视自己，当然真诚地严格地审视自己内心是很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鲁迅、卢梭。
前者有些可怜，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
二、申时行的委屈
万历皇帝因喜欢三子常洛，而想立其为太子，但因废长立幼遭到众大臣的反对，无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虑此事，但后又节外生枝，拒绝立储。众大臣联名上奏请万历收回成命。这一大规模的抗议引起龙心赫然震怒。
申时行当时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上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由申时行领衔。当其得知皇帝的反应后，立即上一份揭贴，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却未与闻。皇帝回批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但这揭贴被二辅许国截获，内容也因此在文官中传遍。
于是申时行遭到严厉的弹劾，说他“遁其词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万历皇帝一开始处罚了这个上奏者，但后继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他除了辞职以外再无无他可供选择。
从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来讲，申时行确实存在的道德的问题。
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申时行可有委屈？我们来揣测一下申时行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以那些文官的话为真实的，申时行事先知道他们的联名上奏，并同意了领衔签名。我们可否作这样的猜测，他确实认为那些文官的意见是对的，万历应该尽快立储，所以有以上行为。但当他知道皇帝的态度后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可能会带来朝廷大批官员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联名上奏，任何官员的劝谏都不会获得皇帝的信 要能进行有效的劝阻，必须劝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时行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皇帝的蒙师，即使他身为首辅，也规划着皇帝的就读和经筵。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个月都有钦赐礼物给他。万历皇帝还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文官的最高的职衔，只是申时行辞不领衔而已。这样如果申时行能跳出事外，作为旁观者对万历劝谏，消除万历心中的怒火，减缓联名上奏带来的皇帝的反弹，那对朝廷的安定无疑是很有益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另一方固执己见，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到底，其结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样申时行如果站在同僚一边，和皇帝对抗，那么孤立无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愤慨，进而一意孤行，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意图。到那时，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乱，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无数的史实可以证明。
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个首先发难的官员被降级外调，进而又加重处罚被削职为民，二辅许国也“回籍调养”。立储之事也僵持着。这样的结果大概是首辅申时行的无奈辞职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气，所以才只惩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冲天时任性带来的后果不会如此简单了事。
但申时行的妥协没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辞职，虽然万历也曾挽留。因为他的威信已扫地以尽，无法作为首辅领导百官了。
申时行一番苦心却得如此结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
——欲望与道德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述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礼貌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好处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样办？”“在地上怎样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正因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务必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期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持续，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明白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这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这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十分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此刻的状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状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似在讲5个典型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戚继光和李贽）的故事，实则是通过五个人生活中的习惯揭露明代的社会问题，从而犀利地指出明代灭亡的原因，并 黄仁宇老先生真是力透纸背，所谓＂夫子有言，言之必中＂拿来形容这本书是再恰当不过了，书中深刻的揭露了现代社会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端，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书中介绍了万历这个看似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在朝中几乎像个傀儡似的任由着他的大伴冯宝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摆弄的皇帝。从一出生，万历的命运就寄在了皇位上，而皇帝却不是个成熟的职业，中国千年延续的封建历史无法让它是，它也永远不会是。每一个皇帝都是那个时代最孤独的创业者，有的“敢叫日月换新天”，有的止了步伐将过去歌颂，更多的是万历这样背鼎的龟，被鞭抽的陀螺。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而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所以万历的一生，过的很悲催，最根本的在于中国古代遵从的完整的一套老祖宗的＂规定＂（也就是道德和礼制体系）。
其次，就是首辅张居正了，张居正一生励精图治，但却没有得到生前身后名，原因也就在于这万恶的封建制度，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的祖宗制度。书中有一句话我特别欣赏，＂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句话完美的揭示了张居正如此下场的原因，他想要改变的，本质上讲，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而这种制度，在所有文官的脑海里，早已深入人心，道德代替法律的判断标准，也早已根深蒂固，所以，他虽然基本是开创了＂万历盛世＂，实则直到将死才看到这个社会的弊病，所以是他的失败，也是老祖先的悲哀。
最后，再说说抗倭名将戚继光和海瑞，两名勇士，一名在为中国法制社会的建成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而另一名则为祖国的边防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就其根本，都是所谓孔孟的儒家之道发挥到了极致的后果，所谓物极必反，阴阳相衡，都让我们深深的明白了封建制度的缺陷。
只有真正明白了这些道理，才能将我国的法制与德治双管齐下的治理方针贯彻落实到底，才能让我们的老祖宗，不再悲伤！
1587年，在大明帝国的历史上是稀松平常的一年。这一年没有大事发生，一切都如帝国既定的设想一般，严丝合缝地运转着。
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在世界史上，西班牙的舰队已经全部出动征英，一个新的时代正拉开帷幕。
何以明朝在这样的洪流中停下了脚步，致使后来几百年间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风雨中色厉内荏，摇摇欲坠呢？黄仁宇写了一些小事。
一位充满创造力却囿于高墙之内，心灰意冷转而不问朝政的皇帝；一位位极人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却中道身故的首辅；一位刚正不阿受人敬仰，但最终调任闲职无法施展的官员；一位革新战术大胜敌人，却最终失势淡出政治的大将；一位言行出格超脱时代，以自我牺牲结束生命的文人。
当我们还相信依靠个人天赋和努力能人定胜天的时候，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击碎了有关这个朝代的幻梦。励精图治与耽于声色，克己奉公与徇私舞弊，推陈出新与墨守成规，并没有结局上的区别。这并非能够怪罪到个体的身上，而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在歌舞升平中日薄西山，走到了它的尽头。
一个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以低效率文官集团为核心，在经济上则以小农经济为尊，在思想上以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作为指导，以道德作为最高准则，对于法度则轻描淡写，甚至依赖宗教和神秘的力量来维护社会机构的运作，集体无意识的阴影笼罩在这个王朝的上空。
在这样的模式下，维护稳定是最重要的事。为此，这个还没有意识到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的帝国，秉持着惯有的习性，亦步亦趋地遵守礼仪，牺牲少数群体的利益，惊惧新的技术和新的法则。
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
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暗流已经在潜层涌动。从九五之尊的天子到著书立说的异端，他们的生命走到这一年交织在一起打了一个结，往后再延续也受到这个结的影响，大历史亦如是。
读历史，探求真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能做到的只能是以史为鉴。太阳底下无新事，怕只怕当局人眼前迷雾重重。自勉。
PS：怎么说，《万历十五年》我看的时间太久了，可能是中间断层太久，也可能是对明史不熟悉，看完竟说不出什么来，希望下次重看的时候会有所进步吧。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与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与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与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与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
两个极为相似的句子，没什么波澜壮阔，也没什么引人深思的道理，但是却传播极广。因为这两个相似的简单句子，精准到可悲地描述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这个绝大多数当然不只是包括我们，就算是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乃至于更遥远年代的古人们，也依旧跳不出这个大多数。他们穷其一生所做的，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中，寻找一个可能从来都不存在的平衡点，以此慰藉自己，从而能在明朝混乱的官场中求得一席之地，而又不必被自己的良心所谴责。
万历年间的首辅申时行可以说是明朝多数官员的典型之一，这位在当时位极人臣权同宰相的大官，历经了各种风雨，从内阁的末尾爬到首辅的位置，期间艰辛不必赘述。按理来说，一个曾经高中状元的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存在，总该是个很威风的人，但是这位首辅跟他的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比起来，真是一点都不威风。而因为提拔他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在当时的名声已经臭了，因此这位首辅岂止是不威风，甚至是有点卑微。
申时行的历史风评不太好，他在位期间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和稀泥，而这也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他的看法，大家 但事实上，一位状元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能力？申时行虽然看上去没什么政绩，但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官场，他看得很透彻。至少这位任期达八年半之久的内阁首辅，对于当时多数官员的心理状态是了如指掌的。
申时行并非是一开始就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曾几何时，他也怀有打造一个“万历之治”的理想，但是受到皇帝无心礼教，满朝上下都只顾着打着道德理想的名号满足一己私欲的打击后，他的追求终于变成了最低限度的“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对于如何达到这个最低标准，申时行提出了一个理论，也即是官员的“阴阳”，“阳”指的是官员的理想，而“阴”则代指官员的私欲，放在现在，也就与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阴阳”同时存在，而不论通过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对官员们的本质做了如此简洁而形象的描述，不能不说他对官员们的心理有很深的了解。他通过这个学说得出了一个结论，达到这个最低限度标准的手段，就是调和阴阳。表现出来，就成了“和稀泥”。
申时行的这种发现放在当时可真是一顶一的前卫，他敢于把这种东西说出来实在不失为一种勇气。他对官员的了解之深，无愧于他首辅的名号。应该说他其实发现了自己应该使用的方法，但最后，他的行为却变成了和稀泥，几近是单纯地去满足所有官员的私欲，或是将这种私欲引导向其他的地方。专注于“阴”而不能很好地发展“阳”，专注于眼前的苟且而最终忽略了诗和远方。使得他的行为只能是将隐患埋藏起来，留待他被迫卸任之后一并爆发，表面看起来他的任期风平浪静，但在水面下潜藏的暗流却在一天天地积蓄力量，等待着有一天闹个天翻地覆。
申时行自己并不自知，确实，当时看上去他很好地调和了阴阳，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了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个完美的平衡，他好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就能躺在自己的“远方”自我陶醉。可我们后人再看历史，细细思索，他的卸任，如何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呢？
申时行的例子，其实可以套用在当时的很多官员身上，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将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认为自己站在大义的一边，站在仁义道德的一边，享受着到达“远方”所带来的愉悦。他们没有想过，“远方”真的是那么容易到达的吗？“远方”真的是可以到达的吗？可惜，申时行本来已经站在了突破这个温柔乡的门槛边上。
申时行代表着蒙蔽自己的大多数。虽然连首辅都沉浸在看似是“远方”的“眼前”之中，但当时的明朝官场或许并不是没有人做到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一个最恰当合适的关系。
这个人是个十分出名的民族英雄，那就是蓟州总兵戚继光。
对戚继光的记载其实是毁誉参半的，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把戚继光描写成一个完人，但其实仅论操行，岂止远比不上海瑞这样的清官，就算是一般的普通官员（明朝官俸微薄到养不起家，官员弄一点化外收入养家糊口无可厚非）他也比不上。为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求得生存，戚继光会给那时的首辅张居正送礼，礼物应该是很贵重，就算是平时生活比较奢华的张居正也不好意思收太多，象征性地拿一点，然后剩下的还给戚继光，由此恐怕能够很轻易地想象出礼物的贵重程度。稍微了解明朝的人都应该知道，明朝的俸禄低得令人发指，那么如此贵重的礼物从哪里来的，似乎就无需多言了。
戚继光贪了这么多，我们后世还依然把他看做民族英雄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一当然是因为他南灭倭寇，北御鞑靼，战功彪炳，其二则是他虽然贪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贪墨的其中一部分实属必要，使他的过错显得小了一点。戚继光在成为总兵的过程中，张居正可谓是如日中天，国家大事虽然有张居正处理，但是在很多地方依然是乌烟瘴气。例如张居正并不反对送礼，其他的官员都送礼，就你戚继光不送，难道是不想要乌纱帽了吗？还是嫌弃自己官阶太高想要低一点？当时的'中国，将才很少，几个总兵中能顶用的很少，这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倭寇和鞑靼不会威胁到民众，那么送一些礼物来保证才能充足的发挥空间就情有可原了。而事实上，有了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确实更好的保卫了边关，而同时又没有利用张居正的信任而谋更多的私利，由此可见，戚继光即使存有一些合理的私欲，其理想是一直不变的，那就是保护民众的安全。这个才是申时行所推崇的阴阳调和，保存部分无伤大雅的私欲的同时，行正义之事。
在当时紧急的军事环境下，内部的一些诸如贪墨之类的事情便显得小了，实在是火烧眉毛。当然，戚继光本人确实可能存有贪墨之心，在这里也并没有为贪墨这一行为辩护，但是史书记载他不事私蓄，那么真实目的到底如何，因为史书中很多自相矛盾的言语，也就显得不甚清楚，因此在本文中不做讨论。
假如我以上的论断还是正确的，戚继光贪污的缘由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么这种错误的行为就还可以原谅。而这就显示出一个在当时环境中的平衡点，也是戚继光可能相信的理论：眼前不得不行的苟且，都是为了远方的诗和光明。在迫不得已之时，为了达到真正的“远方”，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之下，便应该妥协于眼前的苟且，但与此同时，自己的眼睛应该一直看着那个可望不可即的远方，并且保证自己所做的一切妥协都有其意义，同时危害最小。
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实在太远了。人既然生存在天和地之间，自然不可能事事尽善尽美。与其让一个时代出一两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剩下的全是市井小民，不如每个人都能达到一个更加简单的标准，让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一点私欲，而大体上行正义之事。我们普罗大众，虽然要向着“远方”不懈前进，但也不该对眼前的苟且过分苛责，以至于被自己加诸的苦难折磨，从而只知道抱怨眼前，失去向“远方”前进的动力。
假设能够做到存私欲行义事，可能就达到孔子所谓的“仁”了吧。
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第一次是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那时候看的是电子版的。当时因为“久仰大名”就去找了电子版的资源读。结果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忍卒读”。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本书像百年孤独一样难看，常常的篇幅，堆叠的术语，还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叙述的风格让我望而生畏；加上我本人也比较急功近利，静不下心来看这种难看的书，所以那时候的我看了十几页就失去了继续看下去的欲望。
然后到了这学期，由于我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加之有前车之鉴，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读下去。于是花了差不多4天的时间，每天阅读四五十页，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期间为了能更加了解其中历史，我还在B站上找了关于张居正的百家讲坛。看完这一遍之后，对本书有了一些了解，对明朝的历史也是，甚至对于整个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有了一些思索。也算是读了这本书的一些收获吧。
这本书之所以难读，我觉得正是它的优点吧——正经、堆料十足。里面所叙述都有章可循，大量引用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言辞中肯，极少有不正经，片面的言辞。这是一本畅销的学术性著作——欠缺畅销书的通俗易懂，不能像畅销书那样一目十行那样就能懂得其中所写，反之你应该一行一行地认真去读；但是这本书又比其他的学术性著作容易读的多，像看小说一样。我觉得书名也取得不错——万历十五年。取一个年份来当书名，里面有什么奥秘吗？说实话我也是被这个书名吸引的。
说到书名，就要提到书的内容了。我觉得，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引子，引出了书中故事的前因后果。书中所讲的人物，有六个，分别是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出来万历皇帝做两章来论，其他五人各做一章。但是每章并不是脱节的，相反，者些人只是相应章节里的主角，其他人充当配角。书中讲述了这些人，这些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宿命般的结尾，余韵悠长。
作为一部历史性著作，它的写作是成功的。作者考究了很多史料，详实得记叙了当时的情况，然后又由此引发出自己的历史观，即是：“中国官僚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人们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教上善良也无法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便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且不论这种观点对不对。不过这本书确实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做一个原因。历史上也不止他一个人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可以全面笼统地对中国历史做一个适用的法则。如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中根据系统的控制论得到的“超稳定结构”社会说。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 ”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优秀15篇
黄仁宇用其独特的视角，将明朝晚年，即万历十五年，作为切入口，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别样的解读，1587年，一个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在其中发生了许多为人们易于忽视的事件。而在黄仁宇眼中，这些事件虽然表面看来无关紧要，但实质上却为明王朝最终走向没落，埋下了祸端。其新颖的视角给后人带来了新的启示。
纵观全书，每位人物都力图转变，却最终都被文官体制所束缚，以致明朝发展在万历十五年几近停滞。书中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且吸取秦朝重法而短亡的教训，自西汉以来儒家在各代王朝的地位就直线上升，但治国不能一味只用道德，还需法的约束，所以到明朝就逐渐形成了表儒暗法的治国之道，但道德还是高于法的，从明朝官员遇到不能用法决断的问题时，则用道德来衡量这一点就能看出。
但当道德在社会中占比分量太大时，就会产生表面上人人追求道德，而私底下人们都为自己谋取私利。海瑞就是典型的范例，官员一边把他�
我想《万历十五年》之所以能够在如今，还能受到许多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还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还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对当今生活进行反思和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自己本不是一个历史观很强的人，听说《万历十五年》是因为其在《人民的名义》中高曝光率，但当时只在kindle上粗略读过后便搁置了。最近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一本好书》，从万历皇帝的视角出发对该书进行了舞台剧式的演绎，看完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为一个孩子背负的王朝，为一个帝王无奈的抗争。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不论是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俞大猷，也都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
1583年春的会试，万历皇帝询问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是因为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或许他已感觉到自己拯救一个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摇摇欲坠的大王朝的无力。在与文官集团经历了长达15年的立太子之争，万历与文官集团彻底决裂，并开始长期罢工，直至1620年万历驾崩，帝国暮气，回天乏术，24年后，整个明朝灭亡。
看到此时，非常纳闷，为什么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会如此之深，到可以终身不上朝？是只有万历如此还是明朝的皇帝均是如此？可能都是如此吧，他抗争过，尽管他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但被剥夺个人意志的他抗争不过2万人的文官集团，抗争不过没有法治只讲道德终要走向灭亡的封建帝制。万历登基时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曾经也勤勉朝政励精图治，关心国家和人民，可当一个摆设的皇帝真的是一件让人厌倦的事，罢了罢了。
关于张居正，因为其是湖北江陵人，印象深刻当年高考语文(湖北考生)的阅读理解就是选自熊召政的《张居正》，后来也听郦波教授在百家讲坛讲《风雨张居正》，虽不太记得清内容了，但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如泣如诉的语风难以忘记。“整顿官吏，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明朝那些事儿》对他如此评价：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不说他身负绝学，改革创新，也不说他专断独行，表里不一，只是想不到在其死后遭万历清算抄家掘坟，曾经的亦师亦父，亦臣亦友的情谊可以变得如此决绝，不禁唏嘘，或许不止张居正是一个复杂的人，是人性本就复杂。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世界局势如是。而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戚继光的“鸳鸯阵法”最开始是从老板口中听到的，当时查了资料并没研究出什么所以然，待今日重读本书，发现“鸳鸯阵法”其实是因时制宜之策略，是在军事创新与政治妥协之间实现平衡的智慧之举。从古至今，改革都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充当改革家，既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更要有审时度势的大局观，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理到企业发展中，最完美最先进的改革方案往往是无法执行的，在妥协中务实前进，达成目标或许才是法则。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万历十五年间，发生的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此乃作者的“大历史观”。
正如王强老师在混沌大学《历史的凝视》课程中所说的，对过去有意识，对未来有觉知，这似乎将人类同动物区分开来。培养历史观，其实是让我们去了解历史的事实与真相，因为历史是时间的证人，是真理的光亮，是记忆的生命，是生活的导师。我们走向历史的同时，也在走向未来。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日最终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我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十分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我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我能够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一样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我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我。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我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我的良心，有自我的政治抱负。从那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能够用于治国，孝能够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在之前九天的读书过程中，我体会了过万历为人君主却身不由己的无奈；嘲讽过名誉投机的文官；寻求过伟人和政治家能否兼得的方法；慨叹过最勤劳的机构却间接导致王朝覆灭的悲哀。跟着黄先生一起，探究了机构制度的软肋，讨论了特定的年代对于人们个性的压抑，重新认识了那位远近闻名的清官，理性看待明朝思想的发展，也为孤独的英雄而流泪。
最后一天，我想谈一个简单的词，直面。明王朝是委婉而含蓄的，它的文化中有太多太多的避讳。避讳死亡，避讳情感，避讳在文辞中过于激烈，避讳在待人接物中袒露真诚的一面。他们遵守着千年承袭的礼制，他们在程朱理学的框架下思考，他们的一切井然有序，却不堪一击。
我想，这个民族最缺少的，就是直面的精神。因为不能直面人性阴暗的一面，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走上了自认为最正确的圣人的道路，却走的双脚鲜血淋漓。然而，人的欲望不会消失，只会在拼命的掩饰下愈加膨胀。最终人们只是有了更为精巧的掩饰的方法。因为不能忍受阴暗，所以对人加以束缚。鞠躬尽瘁的朝臣不得善终，主张个性自由的思想家遭到迫害，为国捐躯的战士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人们受到这种社会文化的伤害，然后利用这种文化伤害别人。才华横溢一定要清心寡欲，性格处事无可指摘，处处约束自己，得不到应得的犒赏，是这个朝代的人们，亲手贯穿了一颗颗本能成为英雄的心。
因为不能直面错误，他们依然在过去的事情上束手束脚，间接导致了帝国的消亡。不能直面祖先留下的规定中的缺憾，是因为人们早已经学会了从中渔利。他们形成集团，倒逼皇帝，将改革者掐死在摇篮中。因为他们知道，在厚古薄今的人们面前，只要搬出祖制，其他人便唯恐被定下大逆不道的罪名而退让。一两个人认识到这些错误是远远不够的。而可怕的是，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明王朝便在一群勤劳的小蜜蜂中不断消亡，有人思想陈腐，认为过去的东西都是对的；有人认清了一切却从中渔利；有人明察却畏缩不言。
因为不能直面，夹杂了情感和道德的法律和规定往往在实际应用中效率极低；因为想要调和，一项改革一项政令必须兼顾各方利益，最终不了了之；因为必须含蓄，人们小心藏起自己的本性，卑躬屈膝的外表下却藏着阴狠的心。他们不是不聪明，他们只是缺少直面的勇气。他们也许不缺少直面的勇气，但是，没有最够多的他们并肩作战。
敢于直面死亡的人，清醒的头脑往往会激发出巨大的行动力，去用力地生活，去勇敢追寻自己想要的。因为害怕改革的伤筋动骨而拒绝了所有的开始，活在这个朝代是张居正的悲哀，是戚继光的悲哀，是李贽的悲哀，有了这些人却不去珍惜，是这个王朝的悲哀。
然而，我们的民族向来不缺少反思的精神，因而能够将文明传承千年直到今天。这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而不是“古中国”的原因。
我们依然年轻。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 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万历十五年，在我国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起来虽似末端细节，但实质上确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于是，作者黄仁宇便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观点，对这段时期加以详实的叙述。
初读此书，并没太大兴趣，以为就是正史野史拼接起来的文字。而其朴实却十分有力道的语言，以现代化口吻描述一段段古代帝王、君臣以及百姓间的故事，着实深深的吸引着我。
皇帝，永远是被仰视的对象。而万历优柔寡断，他甚至不敢对臣子下绝对的命令，文官集团用一些道德观念就可以紧紧的束缚着他。不过，毕竟他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帝王，说他软弱，谁会相信？
他所有的妃都顺着他说话，唯独郑妃敢于讥笑他。不是大逆不道，而是因为郑妃确实走进了了万历的精神世界。
我从来不知道，人可以这样的平等，即使在封建时代，人性的光辉也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皇帝又怎样，平民又怎样，只要存在一种傲骨的气节，不屈的个性，然后明智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似乎理解了伏尔泰的那句话：人生而平等！
郑妃并没有拥有绝色的容貌，她的智慧与机警，使得万历在她面前尽述衷肠，挥泪如雨。作者描述的景象让人为之动容，我们为什么不以真诚的态度待人呢？纵使他在你之上，纵使他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人与人之间不缺乏信赖。
作者用近乎司马迁所持有的公正态度，评价那一时期的人物。包括一代名相张居正，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代名臣海瑞，一代名僧李贽。作者用他的语言魅力拉近了读者与历史名人的距离。他们有血有肉，他们自相矛盾，他们有和常人一样的内心。
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悲剧色彩，没有人能够至始至终都活的那么精彩，这就是人。万物都在变化着，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生存方式。清廉的海瑞固守着儒家思想的成规，他古怪的规矩不为时人所容纳，他青史留名，却仍有遗憾；抗倭英雄戚继光，他的将才也渐渐被埋没，他的军事思想也只能是纸上的字符，很多无法实现；多受后人崇拜的哲学家李贽，一生只在理想中漂泊，他的行为甚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同——即反对孔子的是非标准，追求自由，却依靠着达官贵人生存。
或许，我们只能找对一个方向，然后更加智慧的应对一切。
这是我通读全文的一点感想，我不知道是否一定正确，但我希望今后我读的书能使我更加明智。
弹跳着的字符串成了一章古谱，述说着久远的故事，却无法陌生，因为似乎就在眼前。那图画般的人物正向我哭诉，哭诉他们内心的痛苦。我看得到他们生前的光辉和屈辱，我读懂了他们的性格与荣辱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一页。
在中国，传统哲学对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朱� 其影响是各个领域的，在艺术上，中国的画作往往是具体和抽象相结合，具体的山石草木都有特定的抽象画法，中国人一看都知道是石头，外国人不一定看得明白。而西方写实的画作在中国却不多见。中国的戏曲也是同理，很多抽象的东西代表了具体的东西。比如拿个马鞭代表着骑了马，在台上转两圈代表着行了很多路程，几个人的打斗代表千军万马。这在西方也是不多见的。再有就是汉语。中国人讲汉语有很多虚无缥缈的话，以前问“你吃了吗”，其实不是在问你吃没吃，而是一种打招呼或者寒暄的方式。古诗，歌词等语言特点就更明显了。
外国的。诗、歌往往直白，很多诗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像大白话一样，索然无味，像西方很多史诗，简直就是像在讲故事了，有些东西很具体。而中国诗词则极少如此，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讲得既不是月亮也不是霜，而是在努力营造一种意境。还有服饰上，西方服饰贴合人身，裤子是双腿形状的，衣服是身体形状的，很具体，而中国服饰则是宽袍大袖。所以文化这个东西，真的是浑然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