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次为您整理了万历十五年摘抄优秀7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本书是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作者以其“大历史”观的视角从明朝万历年间的人物入手，从而提出了明朝最终走向衰弱的原因是依靠道德而非法治，因而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国家的观点。
数目上管理国家意味着用更精细和更有组织的方法去管理。明朝的基础是广大的无法接受教育的农村阶层，可以说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因此道德可以通行于天下而取代周密的法制及先进的技术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明朝洪武皇帝用服役的方法限制大地主的产生从而欲使整个社会出现平衡而不是发达的局面。从思想观念看，如果使尊重个性自由发展的观念变成“正统”思想那么“稳定”的秩序就会被打破。而无限依赖“德治”就会产生庞大的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又会反过来增强对道德的依赖而忽略了各项制度的建设，从而导致政府的无能和军事组织上的落后。
本书立意很高，但我国的汉唐盛世不也是“以德治国”么？何以证明明朝是这种“非法治”演变到极端进而灭亡的证据？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而耐人寻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探讨。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平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平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张居正去世以后，不断有人翻死人账，想要清算。申时行虽然是一介忠厚长者，但他是张居正提拔入阁的，和张的关系自然非常密切，于是有人想把屠刀举到申时行的头上，攻击渐渐展开——
首先，有人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身为当时的会试主试官之一，难道没有为讨好张居正而徇私舞弊？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杨巍，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垮台，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平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席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近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平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于是，申时行得了一个“首鼠两端”的名声，申时行对此只能苦笑不语，他的心里话是：你们和皇帝的关系已经这么不好了，我这边和皇上搞好关系，不是还能稍微说得上话吗？你们逼着我一定和你们统一战线，谁还能在皇上和百官之间调济折衷呢？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看完了《大明王朝1566》，才来翻阅此书。也对明史略有一些兴趣，之前也有对本书的耳闻，更多是与明亡有关的细节，似乎很多观点认为在1587年发生的种种细节，预示着这个朝代即将结束的危象，断断续续的浅读，大而深刻的理解谈不上，一阅一思，这期间也看完了纸质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提到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两个概念可以放在这本书来讨论一下，对应来说，若是拿时代意见来否定历史意见，也是有失偏颇，历史的细节总能代表着历史深处的忧虑，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学习着前人总结的经验，当然也会出现相似的问题，这是一个轮回更替的过程。
灭亡更替的爆发点，也许从立国之初就埋下弊端的种子，积重难返，命将休矣。以如今眼光来评也是制度问题，不同皇帝执政，面临处理的问题不同，怎样采取措施？如何改革？如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究其根本还是封建制度皇权独大难以保证最优政策。
戚家军大败倭寇，保卫一方平安，其头功当然是戚继光的。戚继光一手创立的戚家军是革命性的，其军纪之严明，战术之先进，在当时都是独一档的存在，是戚继光让军队真正成为一支军队，而非一群散兵游勇。不过有了严明的军纪，先进的战术，是不是还缺少点什么？哦对了，军队战斗力的强大，还离不开强大的武器支持。我们经常吐槽我们发明了火药却只是用来放烟花，发明了指南针却只是用来游玩，然而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认识到了火器的价值，戚继光就曾上书陈述火器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糟糕的后勤制造出的火器甚至有爆炸的危险。和他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一代名将俞大猷，他提出的是水师的重要性，他曾建议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到水师上，以此来在海上就击退倭寇，可惜这并没有引起重视，俞大猷只能抱憾而终。究其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过错都推到当权者头上，他们固然有鼠目寸光的一面，可是即便他们深谋远虑，赞同俞大猷的提议，那么事情就一定能办成吗？倒也不见得，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军事的范畴而涉及到了政治。再次重复一遍那句话：我们的国家是以礼仪道德为治国根本的，法律或者规章制度已经沦为形式，甚至掩饰违法行为还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安安稳稳过日子，我感觉用讳疾忌医来形容很合适。那既然没有法律规章的约束，就自然也不能期待行政效率有多高了，而效率低下是技术的进步的天敌。松散的组织结构里容不下现代技术，而现代技术一定会推动社会趋于精密，这是两种力量的交锋，可惜的是当时还是旧势力更加强大。
既然现实如此，戚继光也没有因此忿忿不平，而是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火器不好用那就不用，我用软实力照样横扫倭寇。更能体现他的智慧的地方是他对于政治也是洞若观火，本朝重文轻武，文官们不会容忍武将和文官平起平坐，戚继光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只是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让他受益良多。这一点，值得海瑞学习，虽然海瑞是文官，戚继光是武将，然而在性格上海瑞倒更像是一个武将，戚继光更像文官。这对他们的仕途有决定性作用，海瑞被弹劾被迫去职，而戚继光则得到了一个武将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誉。并不是说他们做官只是为了虚名，不过有了地位才能大展拳脚不是吗？
可单单凭借这些，亦不足以帮助戚继光建功立业，还要朝中有人。张居正和戚继光可谓黄金搭档，他们都有雄心壮志，都有锐意改革的决心，也都有不世出的才华，因此张居正对于戚继光也是尽力提携，为他创造出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才有了戚继光的赫赫战功。
前文所述皆为作为一名将领的戚继光，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另一个戚继光。戚继光会写诗，这样的跨界是相当难得的，这也为他赢得了文官们的尊重，看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艺多不压身啊。
最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的是一条铁律，张居正是这样，海瑞是这样，戚继光也没能例外。其实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密切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让家人给张居正馈赠礼物就见于张居正的书牍。他娶妾生子，却把他们隐藏起来，他泼悍的夫人对此一无所知。戚继光并不能完美地适配于传统的道德框架，在颂歌里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不过在历史中，我们要直面它。
戚继光最后孤独地死去，其实自张居正去世的那一刻起，戚继光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也快要结束了。在这个道德至上的国度，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被大做文章，更何况是一个和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武将呢？文官们自然不会放过他。戚继光，孤独的将领，可是孤独的又何止戚继光一人？武将们出生入死，保家卫国，还不如文官的笔杆子和嘴皮子管用。这是这个时代武将的悲哀，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因为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人正在厉兵秣马，虎视眈眈。
早就想写一写万历十五年感受了，鉴于时间因素，一直未能动笔，最近读了这本书，感触颇深，遂成夙愿！
高中年代，最怕最差的科目非历史莫属了，老师说要将历史学成一条线，而我一直在点上打转。如何将点穿成线，想想都困难！
想来对历史的兴趣起源于工作后，在某毛的熏陶下，陆陆续续看过些西方历史书籍，尤其是盐野七生关于罗马关于文艺复兴方面。过程中，脑海里有个思绪不停地在飞：“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番场景呢？”。既然看西方了，为什么不去看看东方呢？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该有怎样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啊。于是找来豆瓣评分高达8.9分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通本读完，感受不到一点豪情勃发，有的只是无处释放的压抑！
本书一共七章，通过对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人物的描写，叙述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体制、财政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条主线，即“文官制度”贯穿始终，这也是一切悲剧的源泉！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这种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而本朝开国之初，各项制度的依据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员的俸禄极低，于是官员们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是否能认清文官的这双重性格，也导致了各历史人物的成败。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施政的要诀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张居正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却忽略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张，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罢黜，从而严重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开罪文人，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相比较而言，申时行这个和事佬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即要给予文官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推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对于别人的评论，付诸一笑。所以张居正即使死后依然身败名裂，而申时行得到善终。看到这里我有点儿矛盾，从现代的角度看，无疑时代需要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可是站在当时历史的角度看，申时行的行为方式又是顺应时势的，难道想要善终、顺应时势的结果就是碌碌无为吗？
再说到万历皇帝，从头到尾带着怜惜无奈看待这个人物。很多历史评论说万历皇帝是个昏君，但刚开始时，他其实是个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小皇帝、好少年。张居正过世时，他曾励精图治打算大展宏图，无奈迫于文官制度的压力，最终“无为”而治！强大的文官体制，需要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万历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但他朱翊钧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啊。此时，郑氏走入万历的生命，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缺。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好读书，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可是，万历却不能立自己心爱之人的孩子为太子，因为这不合伦理之道，多么荒谬的伦理之道啊！可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万历，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这帮文臣强迫他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一切个人意志，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但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励精图治的念头一天天减退，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于是长期消极对抗而至“无为”！
关于财政，我很纳闷，如此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为什么财政制度如此松散？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各地方税收根据近距离原则补贴地方财政需求，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看似节约了交通通讯成本，却导致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也因为全国的税收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文官俸禄又低，不可避免助长了文官双重性格中“阴”的一面。
由于交通通讯等落后，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感到隔膜，以至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更别提调控了，日积月累想要改革呆板的财政困境就更加困难了。不禁唏嘘，观念多么重要。罗马初建国时，就加强道路的基础建设，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成就了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有了著名的金句“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一千年后的明帝国居然不懂这个道理。
强大的文官体制，死板的财政制度，导致军需税收不能总收总发，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是否这也直接导致明朝的灭亡呢？
其实看完这本书好久了，一直没动笔，总觉得我的历史太差。但李笑来老师说过“起步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的技能，我们知道有用，却迟迟不愿学习践行，为什么？因为怕，因为不愿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写不好就不写了吗？写不好就不发了吗？你以为你能一上来就做的很好吗？万事开头难，所以，在起步时要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笨拙，理解自己的笨拙，并放慢速度尝试，于践行中不断改进。
一●相关书讯：
在现代，很少有人这样观察歷史；在文坛，更少有人这样写作歷史。
作者黄仁宇穷尽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观细究，以超然独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国，以四海平靖、几乎无事可记，却对未来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万历十五年为中心，将中国的纠结、迷惘与困惑，纤毫毕现的开展在读者眼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许多大学採用为教科书，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发行迄今已多达二十余版，是黄仁宇着作中最畅销的一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戡乱期间的国军，后赴美求学，为密西根大学歷史博士和歷史学家、中国歷史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宣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着有《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
二●内容摘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p.63)
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p.132)
生命不过是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p.218)
叁●我的观点：
在大自然中，公狮对幼狮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宫裡，皇帝对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龙的寄望。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狮长大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为众所爱戴的人中之龙。这其中参杂了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左右着他们的表现。
就万历皇帝而言，因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时、地、物所牵绊、纠葛，所以难以独断的批判他是个昏君与否。不过，歷史中的他的确不是位尧舜之君。我想，左右万历皇帝一生成败最大的因素是年龄，以现代观点来看，肯定会觉得让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当统治者是荒谬至极的事。但宏观中国歷代，幼主即位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多半有着「辅佐」他们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辅佐」往往成为「干政」的名义。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明代则有张居正和冯保架空了幼年的万历皇帝，使他变得依赖、优柔寡断；张居正死后，发现当年敬重的老师虚伪又富有野心时，万历皇帝又变得难以相信人。最终，因立储问题而消沉、一无所成。这一切都是因为年龄衍生的更多失败因素。反观现代，不同选举年龄皆有所标準，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国家统治失控与动盪。
皇帝有贤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别。但究竟什么才是成为好官的条件？符合了条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吗？歷代百官中不乏难得一见的清官，如海瑞这种模範官僚，但犯颜直谏，往往落得贬官下场，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俭持家，也不知道哪天会招来他人的诋毁，总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数。反观，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才疏学浅或心怀不轨，却权倾朝野。这样看来，当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劝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际上的误会，若选择独善其身，又太过无情。也有人喜欢曲意逢迎，以求官运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时光会冲淡谗言、诋毁，也能洗刷冤屈。
虽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却是汗青。地下忧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得志还是失意，千百年后，他们所有的事蹟都将为后人所推崇、警惕，或评论一番。唐玄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万历十五年」这面歷史的明镜，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窥探看似风平浪静的万历十五年，实则是一场风雨的前兆。然而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应当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问题，我们是否能跳脱当下迷思而未雨绸缪？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
四●讨论议题：
为何每个人都说「瑕不掩瑜」，而歷史却不一定如此，有许多皇帝、大臣一生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个错误而遗臭万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轻易的概括论定？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张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