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为您整理了雷锋事迹摘抄【4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1962年9月，《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来到抚顺，抚顺市委秘书长告诉他，刚去世一个月的雷锋做了很多好事。
第二天，时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沈越也向连云山提起了雷锋，并邀他到礼堂去听宣讲雷锋事迹的报告会。报告人是军人俱乐部主任陈广生，连云山和自发前来的听众都听得声泪俱下，这时，雷锋的影响还局限在小范围内。
连云山觉得雷锋与成千上万的英雄不一样，他是和平时期军队的英雄，应该在更大范围宣传。他到雷锋生前的运输连去了一趟，看了雷锋的遗物和厚厚的几本日记，并且找汽车班的同志座谈。大家都非常敬重雷锋，谈了不少，只有肇事司机乔安山低着头，始终不说话。连队干部说，出了恶性事故，检查还检查不过来呢，还宣传什么？
原来，1962年8月15日上午10点多，雨后路滑，雷锋和战友乔安山一起出车，战友驾车时不小心撞倒了两米五高的晒衣服的木杆，木杆正好砸在正在前面指挥的雷锋头部。这虽是一个偶然事故，但有人认为这是忽视安全的恶性事故，工程兵被通报批评了。
这时，北京有人打电话叫连云山赶快回去。临走时，连云山交代驻军事记者佟希文赶快采写雷锋的稿子。佟希文也有这个打算，但工程兵军务部门就是不让宣传这起恶性事故。连云山就跟佟希文说：“我们宣传的是雷锋的事迹，不是事故。你再去采访，尽快把稿子发给我……”
早在1960年冬天，前进报社在来稿中就发现了雷锋这个典型，佟希文和同事李健羽在雷锋入伍10个月时曾采访过他。1961年5月，李健羽再次去抚顺，采写了《好战士雷锋和红领巾》。1962年2月，雷锋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他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工程兵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的称号。佟希文和李健羽采写了有关雷锋的通讯《党的好后生》。于是，当时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杜平中将决定将这篇通讯印发部队，并将标题改为《的好战士》。
因为有一系列跟踪报道的基础，关于雷锋的稿子很快便出炉了。这篇稿子由佟希文执笔，任《人民日报》驻辽宁分社记者雷润明补充，时任《人民日报》驻辽宁分社社长甄为民最后定稿。由于北京方面催得急，他们便一面定稿一面用电话传稿。
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批复了工程兵授予运输连四班“雷锋班”称号的决定。1月18日，党委作出了关于学习雷锋的决定。当时《辽宁日报》发表了署名霍庆双和波阳的雷锋长篇通讯和雷锋日记摘抄。
连云山收到稿子后，迅速把雷锋的长篇通讯编完，送总编室张潮主任审阅，同时作了口头汇报。张潮认为很好，答应拿出两个整版。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也表示同意。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同时在一版、二版和五版编发了有关雷锋的文章和雷锋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和连云山写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一共两个半版全部给了一位普通士兵，这在《人民日报》尚属首次。
这时，总政宣传部某副部长责问连云山：这篇报道为什么不送审？雷锋的死和的死能相比吗？这个被砸死的战士，你拿出两个半版来宣传，他的事迹超过、了吗？如果再发生战争，再出现和，你拿8个版宣传吗？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人民日报》军事宣传交给你，你不仅不把关，还支持，你是失职行为！连云山回答：“我认为雷锋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是优良传统的发扬，他是英雄模范中的一个典型。你这个批评我想不通，我没有做错！”
连云山认为雷锋的稿件特殊，送总政宣传部审，很可能要被“枪毙”掉。总政宣传部向《人民日报》通报，要给连云山处分。可张潮、李庄表示，处分连云山，我们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发雷锋的通讯是他们的责任，让连云山不要有顾虑，一切由他们负责。
总政宣传部专门派调查组到雷锋家乡调查，取回七八条“虚夸”的证据，说雷锋童年流浪时的很多事情不真实。随后，总政宣传部召开了首都新闻单位参加的会议，点名批评《人民日报》和连云山对雷锋的宣传不把关，以致宣传了一个因车祸而死的战士。同时说新闻单位要接受这个教训，不要再发生这样的错误。连云山当场表示，我认为没有一个地方虚夸。
总政宣传部要求调动连云山的工作，《人民日报》还是不同意。张潮表示是他签的字，你们没有权力给连云山处分。由于《人民日报》社对连云山的坚决保护，撤职的处分一时搁浅。
当时，连云山的爱人郭某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连云山的遭遇传开后，大家都忿忿不平。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中国青年》编委会最后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拟请主席为学雷锋活动题词。不过，据笔者采访考证，此前，就向请求过为雷锋题词。
很快，提笔在三张印有红色竖线的信纸上分别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并建议采用最后一次所写的7个字。公开发表时，涂掉了红色竖线。3月2日《中国青年》有关“学习雷锋”的专刊（第5、6期合刊）出版，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据考证，最先发表的并不是《中国青年》杂志，目前发现1963年3月1日的《新民晚报》第4版就刊载了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
从创作到传唱用时最短的“红色经典”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推出了有关“学习雷锋”的专刊，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同时也发表了的相关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报》等头版头条同时发表了主席的题词。于是，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天上午，战友文工团团长晨耕、政委王引龙召集全体同志传达了《报》上有关主席的题词，并说下午天安门有游行，全团要去参加宣传活动。散会时，时针已接近10时了，许多同志提议说：“我们是文工团，下午游行应该有首歌。”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歌队副队长、作曲家娄生茂和词作家吴洪源。
在团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叫“大事件不过夜”，也就是说，宣传学习雷锋的音乐作品，必须在今天之内创作出来，并且还得宣传出去。娄生茂此时也正被雷锋的事迹感动着，便对吴洪源说：“你写词快，写个歌词吧！能在午饭前拿出来就好。”吴洪源高兴地说： “行啊，我试试。”
娄生茂原名娄盛茂，1945年入伍，曾任第十九兵团文工团乐队队员，1950年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专修班学习，后历任军文工团乐队指挥，战友文工团歌队副队长、创作员等。他先后创作了千余首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人民军队、反映美好生活和部队建设风貌的精品力作，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的喜爱。特别是他与战友们共同创作的、由萧华作词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开创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先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被称为传承党和军队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的“红色经典”。他的音乐语言朴素简约，饱含着蓬勃生机，蕴含着火与血的生活积累，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人民的情感。
中午时分，食堂开饭了，娄生茂顾不得去吃，只是焦急地等着洪源送词来。说起吴洪源，那可是娄生茂的老搭档。他请吴洪源来写，完全是出于战友间的了解和信赖。
吴洪源比娄生茂小两岁，是北京海淀人。1949年，六十三军围困北平时，在海淀一带挖战壕。这时，一批文化高、思想进步的高中学生参了军。吴洪源与10多个学生一起补充到娄生茂所在的六十三军文工团。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联袂创作歌曲。围北平，打太原，进朝鲜，在烽火和硝烟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58年，他俩又一起从六十三军被选调到战友文工团。在娄生茂眼里，吴洪源脑子快、聪明，写词雷厉风行，不但能写，还是挺不错的男高音，能登唱。
吴洪源后来回忆说：“当时时间紧，任务重，还要给谱曲的同志留下充足的时间。我急忙回到自己的小屋，找出《雷锋日记》、当时的报纸和其他资料，苦思冥想。虽然很受感动雷锋的精神，也学了不少，可是突然要写个歌的话，好像脑子里还是不行，抓不着头绪，那么多材料写什么呢。怎么办呢？最后在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蹦出了一个‘榜样’两个字，说题词不就是让我们学他，当他做榜样嘛，有了榜样了好像我就抓住个东西，于是有了主题‘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哪呢，就把报纸的那些东西搜集起来，编了那么四条，学习这个、学习那个，把它整个的雷锋精神概括，大家从这几方面来学。”
雷锋事迹点燃了吴洪源的灵感，沉积的诗情再也压抑不住，一下迸发出来。其实，当天上午，他一口气就写成了《学习雷锋好榜样》和《雷锋进行曲》两首歌词，尽管最后只有前一首打响。娄生茂拿到歌词，非常高兴，马上仔细研读起来，吃饭时两眼也没有离开歌词。他在想这首歌一定要有普及性、群众性，部队战士能唱，地方群众也要能唱，绝对不能“洋”，必须是民族风格，而且气势要浩浩荡荡，高亢有力。“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总理这富有韵律的题词给娄生茂谱曲以极大的影响。娄生茂觉得，总理的这寥寥数语，生动鲜明地刻画出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手握钢枪、巍然屹立的普通一兵雷锋分明就矗立在眼前。
这时，娄生茂又想起了《满江红》的调子，慷慨激昂又不乏气慨。对了，就照这个风格写！开头庄重一些，后面有些优美的“彩儿”，最后加强力度……娄生茂仿佛和部队一起高唱进行曲走在大路上，情绪高涨，边谱边唱，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了。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头到尾又唱了两遍，觉得可以了，就赶紧叫一位歌队队员抄在食堂门前的黑板上，一是让吃完饭的歌队队员试唱，二是请大家赶快提提意见。大家唱了几遍感觉很好，都连声说“行，行！”就这样，一首宣传歌曲诞生了，歌名就取自歌词的头一句。“那时条件还比较差，复制材料是用蓝色复写纸复写两三份，或刻蜡版油印几十份。可是，游行出发的时间定在两点钟，根本来不及，于是大家各自往纸上抄，人手一份。抄完后，正好也到了出发的时间。于是我们就开着车从驻地平安里上路了。车没开出多远，就被群众团团围住，想要看节目。没想到这首歌合唱队一唱，马上在群众中引起特大共鸣，人们纷纷向我们索要歌片，因为还没来得及印，就在车上给他们现抄。那个场面真叫热烈。”吴洪源在晚年谈起从驻地到天安门途中的情景显得有些激动。
当天下午，天安门前红旗漫卷，人海如潮，“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金水桥畔，伴着手风琴雄壮高亢的旋律，战友文工团的成员充满激情地在进行大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这是一首人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新歌，歌曲气势激昂、琅琅上口，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周围的群众。看到这种情景，这首新歌的曲作者娄生茂、词作者吴洪源都喜出望外――真没有想到群众一下子就这么喜爱。在这种情况下，团里的领导立即指示歌队的同志分头向群众教唱。看教唱者们那颇有自信的神态，有谁会想到，《学习雷锋好榜样》才刚刚诞生两三个小时呢？
过了四五天，《人民日报》、《红旗》等杂志就发表了这首歌曲，一时间下至农村上至城镇，几乎全国都在唱这首歌。这首歌是吴洪源的作品中创作用时最短，而流传最广、传唱时间最长的一首歌，体现了群众的心声，是那个年代的声音，给群众情感找了一个爆发口。
10月，《学习雷锋好榜样》词曲在《歌曲》发表；接着由战友文工团首唱录音，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向国内外播放。随着无线电波的传送和军内外的传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一歌开始妇孺皆知，人人高歌，极大地推动了学习雷锋活动的蓬勃发展。
1964年5月，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合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荣获“优秀奖”；25年后的1989年，在庆祝建国40周年“唤起美好回忆的那些歌”评选活动中，《学习雷锋好榜样》又被广大听众推举出来，再获“优秀作品奖”殊荣。
一首红歌激荡过几代人的心扉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时，提到雷锋的名字总会肃然起敬。在他去世40多年后的2003年，他依然被群众评选为“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与鲁迅、老舍、钱学森等文化科学巨匠比肩而立。在建国60周年的2009年，、中组部、中央统战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雷锋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在他牺牲50周年的2012年，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学雷锋活动应常态化。
我们需要将雷锋的精神转化为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社会实践，这将是善意和美德生生不息、永远延续的基础，也是中国迈向辉煌未来的基础。唱雷锋，学雷锋，做雷锋，神州大地上，高扬的雷锋精神始终熠熠生辉，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雷锋精神是一座巍巍的丰碑。在雷锋离开的日子里，无数的活雷锋在行动。
不朽的精神让歌声穿越岁月长久流传。吴洪源说：“《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我原本以为唱几年就会被淡忘了，但没想到传唱至今。我觉得这首歌能够长久流传，不是歌曲本身的魅力，更多的是人们把对雷锋的怀念和对雷锋精神的呼唤寄托在了这首歌里。雷锋这个榜样历经数十年没有被掉，是因为这个榜样人人都能学，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轰轰烈烈的瞬间壮举，而体现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奉献上。只要奉献精神不过时，雷锋精神就永远不会过时。”
“不管是螺丝钉精神还是集体主义，说的都是奉献精神。讲奉献是雷锋精神的实质。之所以当时人们崇拜雷锋，是因为战争年代已过去，没有机会去举炸药包、堵枪眼了，可雷锋的出现，告诉人们在和平时期做小事也能成为英雄。雷锋精神在当下的社会当然也适用，只是换了一种说法。集体主义就是现在企业提出的团队精神；干一行爱一行就是爱岗敬业，踏实工作；螺丝钉精神就是岗位责任制，这些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吴洪源说，只要人们把内心里向善的一面放大就是学习雷锋精神。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曾在20世纪60年代催人奋进。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学习雷锋也有了不同的理解。吴洪源觉得，社会发展需要英雄式的人物，更需要做小事的普通人。“我参加过解放大西北，也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在别人看来经历很丰富，我则觉得一生很平淡，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做好了自己，顺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就够了。英雄只是少数，整个社会的发展还是要靠咱们这些普通人。”在吴洪源看来，人人心中都有雷锋，只要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就是发扬雷锋精神。他期待，更多的人做“不发光的雷锋”。
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毛泽东的这一题词并非是在3月5日，而是在2月22日，毛泽东为什么要题这个词？为什么3月5日成了“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纪念日呢？故事得从《中国青年》编辑出版的一期“学习雷锋”专辑说起……
1962年8月15日，22岁的雷锋在辽宁抚顺因公殉职，结束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所在部队的战友们为他平凡而高尚的事迹所感动，最先在军营里掀起了学习他的活动。之后，雷锋事迹走出了军营，在辽宁全省青少年中传扬开来。1963年2月初，首都几家大报也先后刊登了他的日记摘抄。雷锋日记语言朴实，记叙简短，但字里行间所透露的精神却令人读之感动。当时，《中国青年》编辑部的编辑也大多是青年，大家同样被雷锋的精神所感染，并认为雷锋这样突出的一个人物，即使其他报纸已经宣传过，我们仍然有必要将他更全面、更完整地介绍给读者，让他的精神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人们以教育和启迪。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编委会最后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由于其时国家还没有完全度过困难时期，纸张非常紧张，此前的《中国青年》不得不由每期32页改为24页。而24页的篇幅要做一本“学习雷锋”专辑还是显得太“轻”，为了使这本专辑够分量，编委会决定将5、6两期合刊，出48页。
根据编委会的决定，从各编辑组抽调骨干力量，专门组成一个“学习雷锋”专辑编辑组，具体讨论编辑计划和组织落实。那时，我在《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组当副组长，被抽调到了这个编辑组。在讨论编辑计划时，我们主要讨论如何在其他报刊已经宣传的基础上做到后来居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如何打好第二点”，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就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忽然想到了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的事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正是毛主席的这一题词，使刘胡兰的事迹广为人知并激励了亿万青年，现在出了雷锋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如果毛主席能题词，那将会有多么巨大的号召力啊！于是，我说出了请毛主席题词的想法。大家一听都很兴奋地表示赞同：“对，请毛主席题词。”可是，一想到毛主席工作那么忙，大家又有些犹豫了。这时，有位同事说，毛主席一向关心青年，关心《中国青年》杂志，对雷锋这样一个值得青年学习的榜样，说不定会答应题词的。就这样，我们抱着希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主席发出了请他题词的信函。
给毛主席的信不长，大约三四百字，内容主要是说雷锋同志的事迹非常感人，他处处为人做好事，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是一个伟大出于平凡的好榜样，值得推荐这个典型，因此，贸然给主席写 信，请予以题词。这封信是由当时任思想教研组组长的黎勤起草的。黎勤起草好信稿后，找到了毛笔字写得好的编辑丁有和，让他用毛笔抄写在信纸上。丁有和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回忆此事时写到：“接受这个任务，我感到光荣，很用心的给抄了出来，是用中国老式的竖行信纸写的，总共也不过两页。写完以后，大家认为很满意，就寄出去了。”这封信的信封也是丁有和写的，只写了这样几个字：中南海，呈毛主席。
发出这封信的时间大约是1963年2月16日或17日。时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在一篇文章里详细地回忆了毛泽东从看到《中国青年》的信到题词的全过程。由于这篇文章所披露的细节特殊而又重要，用别的方式转述可能导致失真，现将其照抄如下：
记得大约在1963年2月中旬的某一天，《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出版一期学习雷锋专辑，该杂志编辑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学雷锋题词。我收到这封信时，毛主席正在北京，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院内。这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四面各有5间房，院落中间有几棵柏树。毛主席的卧室就在北屋东头的两间房，说是两间，其实是一间，因为中间没有隔扇隔开。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说是卧室，其实也是他的办公室、餐厅兼会客室。因为他在菊香书屋居住地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间卧室读书看报、批阅文章、会客和用餐。为了工作方便，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就在菊香书屋的东院里，这个院落种了一些花木，是毛主席平时散步的地方。我住的地方离毛主席的寝室只有几十米之遥，这样有事可以随时找到。
当天，值班警卫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已经醒了。根据多年的习惯，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秘书把最新收到的文件、资料送给他。因此，在接到电话后，我立即拿出已选好要送给批办和阅处的文件和资料，其中有《中国青年》杂志请毛主席题词的信，来到毛主席寝室。这时，只见他已穿好睡袍，身上仍盖着毛巾被，半躺半坐地斜倚在床背上看当日的报纸。见我走进屋来，他把报纸随手放在左边床上堆得有两尺多高的书堆上。我把文件资料放在他的床头的长桌上。床的左方紧挨着长桌有一张方形的藤桌，桌上也堆满了文件和资料。我在藤桌西边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面对着毛主席，向他汇报了需要批阅的文件、重大的国际新闻，也提到了《中国青年》杂志请他题词的信。随后，我便离开他的寝室。
大约过了两三天，《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同志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询问主席是否已经答应写题词。当时，我了解毛主席已经看过《中国青年》杂志的信，但未作什么表示，我便如实地转告。他们说，《中国青年》杂志在3月1日出版，能否请主席在2月25日前写好，因为印刷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我将他们的要求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让我先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我回办公室，思索了一番，拟好了十来个题词，立即送给他。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几个题词的大致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精神”等等。
2月22日，毛主席睡醒以后，值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让我去一下。我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资料匆匆来到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正穿着睡衣斜倚在床栏上看文件。看见我到了身旁，便放下了手中的文件。我随即将新文件放在他床头的长桌上。他示意我坐下。这时，毛主席从他身旁左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纸递给我。我一看，他已在纸上用毛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潇洒苍劲的行草字。我为他拟的十来个题词，他―个也未用。这时，他还吸了一口香烟，从容地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我爽朗的回答说：“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主席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我拟的题词这一疑问似的，接着说道，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要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现在看来，毛主席的这番话不仅指出了学习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身上最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指出了学雷锋的方向。毛主席谈完之后，我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告诉他们，毛主席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请他们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应当指出，毛主席在题词之前，就阅读了报纸上有关雷锋的报道，了解了雷锋的故事。他曾对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过， “雷锋值得学习”。
编辑部接到林克的电话后，立即派刘全聚（时任杂志社公务员，后成为摄影家――编者注）骑摩托车直奔中南海。20分钟后，当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刚劲有力的字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整个编辑部沸腾了。大家凝望着题词，欢呼跳跃。随即，毛泽东的题词被制作为插图，刊登在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上。
毛泽东应《中国青年》编辑部之邀为雷锋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新闻界和有关方面，各报社纷纷要求刊登这一题词手迹。《解放军报》得知毛泽东题词以后，迅速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发出信件，请求题词。几位中央常委先后于3月初题了词。为了使毛主席的题词和其他中央领导的题词集中发表，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研究，决定于3月5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首都各报同时发表。就这样，几年以后，1963年3月5日被当成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纪念日。
《中国青年》编辑部在请毛泽东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发出了请求题词或写文章的信。给周恩来的信是和给毛主席的信同时发出的。周恩来接到信后很快就挥笔写下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并派人送到了编辑部。周恩来的题词同毛泽东的题词一起刊登在了3月2日出版的“学习雷锋”专辑上。在为《中国青年》题词不久，周恩来又接到了《解放军报》要求为雷锋题词的信。这时，他已得知毛泽东题了词，就让办公室打电话到杂志社问主席题词的内容。我们向他作了汇报。于是，周恩来又一次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后来，编辑部的同志在拜访邓颖超大姐时，邓大姐谈到总理为雷锋第二次题词时说：已经是深夜了，他又一次翻看了雷锋日记摘抄，然后在房间踱来踱去，沉思了近一个小时，才坐下来题词。显然，周恩来是根据毛泽东的题词经过深思熟虑，对应该向雷锋学习什么作了高度概括。
那一期《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还刊登了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郭沫若、罗瑞卿、谢觉哉应编辑部之请而写的诗歌和文章。罗瑞卿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中国青年》出版“学习雷锋”专辑非常支持。接到编辑部的约稿信后，他立即组织专门班子研究，很快就写出了《学习雷锋――写给〈中国青年〉》的专文。谢老当时正生病住在医院，编辑部的同志去医院看望他，顺便谈起了雷锋的事迹和《中国青年》准备出“学习雷锋”专辑的打算，希望谢老病愈后能写点东西。谢老当即问了“专辑”的付印时间，让我们给他送去一份雷锋日记摘抄。在病榻上，谢老阅读有关雷锋的事迹后，写了一篇散文《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和一首《学雷锋》诗：“曾云六亿舜尧群，崛起平民总不同，谈到做到心意广，神州处处学雷锋。”谢老的散文和诗都赶在2月25日前写好了。董老也送来了一首诗《歌咏雷锋同志》，诗曰：“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劳动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只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为了编好这本“学雷锋”专辑，编辑部特别组织了一个采访组于2月12日到辽宁实地采访。我们到沈阳后，得知雷锋所在团的俱乐部主任陈广生掌握雷锋的事迹最多，他正在大连向青年讲雷锋事迹。我们立即赶赴大连。当天，我们先和青年一起听陈广生作报告，晚上和他一起研究怎样改写长篇通讯。第二天，我们参观了正在大连展览的雷锋事迹，并一本一本地仔细看了雷锋日记的原作，对照报纸已发表的日记摘抄，作了补充，增加了一些新的段落，使之更加充实。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我们大约于2月18日、19日返回北京。
1963年3月2日，刊登有毛泽东、周恩来题词和其他中央领导诗歌和文章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出版发行，广大青年争相购买，一时间真可谓“洛阳纸贵”。这本专辑在全国5个代印点几经重印，累计印数达到800多万份，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有些青年买不到，就互相传阅，或到图书馆借阅。后来，编辑部还收到一位炊事员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到处奔走，也没买到这一期《中国青年》，他只好借了一本，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下来。把一本16开48页约10万字的《中国青年》手抄了一遍，这个读者对雷锋的热心可见一斑。编辑部收到这封信后，给他寄去了几本这一期《中国青年》并请他把手抄本寄给编辑部。1963年10月，《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纪念时，这本手抄的“学习雷锋”专辑在编辑部举办的展览会展出。周恩来看到这本手抄本时仔细询问了它的来历，并指示有关部门增加给《中国青年》的纸张供应，以扩大发行。
就这样，由于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以及《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的大力宣传，向雷锋学习的热潮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雷锋的精神从此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做好人好事的榜样
雷锋的事迹能够被发现，并被树立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主要是他的事迹确实感人。
雷锋曾抄写过一首歌词，其中有一名句：“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词表达的正是他的心里话，他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情牢记心中，在少年时代就经常做好事，并且把这当作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乐趣，一直是大家称赞的好少年。1956年雷锋高小毕业后，乡政府选他当通信员，由于表现好，工作出色，不久就被县委调去当公务员。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被县委机关评为“工作模范”。县里建团山湖农场，需要人，他主动报名去那里开拖拉机。他政治上进步很快，1957年加入共青团。他工作中有一种拼命精神，在参加根治沩水河的工程中，被评为工地模范。
1958年11月，雷锋响应党和政府积极参加工业建设的号召，远离家乡，到人生地不熟的东北鞍钢化工总厂当了一名推土机手，一直干到1959年12月。仅仅一年时间，他就被工人们称赞为最能干的优秀工人，由于工作出色，他多次被评为“红旗手”、“标兵”、“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鞍山市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0年1月，雷锋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的一名战士。参军后他表现仍然突出，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团营嘉奖多次，被评为节约标兵，沈阳部队工程兵领导机关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号。他入伍不久即担任班长。1960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在部队内外经常做好事，产生了很大影响。1961年6月，他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
雷锋从心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政府给的，自己要把一切交给党。通过学习，他把这种朴素的感恩之情上升到了为人民服务的高度。无论是当工人还是当兵，雷锋出于内心的真诚，做了大量好人好事。有一句话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并不是过誉之词。
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站换车的时候，一出检票口，发现一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5月的一天，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还领着一个小女孩也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发颤，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她早上也没吃饭，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一直把她们送到家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
雷锋在当工人时就以做好人好事而被组织赞扬。他入伍后，做好人好事更多了。部队也多次因此而奖励他，曾将他的照片、日记和模范事迹通过各种方式作了广泛的宣传。其宣传材料大多是这样记述：雷锋在部队的培养教育下，他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目标。他不忘阶级苦，懂得“怎样做人，为谁活着”，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以钉子精神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连队分配他当汽车兵，他努力钻研驾驶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驾驶员。担任班长后，大胆管理，事事模范带头，带领全班成为部队先进集体。他热爱集体，关心战友，关心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实践，“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谦虚谨慎，从不自满自炫，受到赞誉不骄傲，做了好事不留姓名。
在雷锋陆续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表扬他的信中，也主要是称赞他做好人好事。他常年坚持帮助别人，而且不图任何回报，的确令人感动。以至后来人们一提到做好人好事，就说这是“学雷锋”。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
1960年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随之在全国也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各部门先后作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规定，要求各级干部有系统地学习中央文件和马恩列斯毛著作。
解放军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走在了前列。当时，解放军高级将领们在大学毛主席著作方面，都是十分积极的推动者。雷锋在学习上历来是争先进的，在学毛主席著作方面自然也走在了前列。在解放军学毛主席著作运动中，要抓典型，特别是那些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觉悟，并且有实际表现的典型。由此，雷锋所在部队对雷锋事迹宣传的侧重点，转到了宣传他学习毛主席著作上。
庆幸的是，在宣传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并没有宣传他背语录的“功效”，而是宣传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觉悟，从而做了大量好人好事。虽然这种宣传，是在林彪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大背景下，是在证明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能够成为好人，就会不断做好事的背景下，是在各级组织都在抓“一学毛著就出成果”的典型的情况下，但从总体上说，还没有完全脱离实际，因为雷锋确实是在不断学习中提高自己的品德，并且用做好事来体现自己的品德。
雷锋被树立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在宣传雷锋的事迹中，就特别注重于把他的事迹与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起来。在介绍雷锋事迹时，有许多关于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故事。当年，有一幅雷锋在汽车驾驶室上利用短暂休息时间读《毛泽东选集》的照片，可以说是体现了这种宣传的意图。雷锋生前也认同这种宣传。他在作报告或者谈体会时，多次谈到自己是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他还介绍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种钉子精神。雷锋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
这段话就是后来被人们广为称道的雷锋刻苦学习的钉子精神。雷锋在1960年有一个讲话，题为《一辈子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在讲话的前一段中，就把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提高觉悟而做好事联系起来。他说：
……我想，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了改造思想，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我学习了《纪念白求恩》那篇著作，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到现在我一共学习了20多遍，看一遍有一遍的体会，有一遍的心得。毛主席热情地赞扬了白求恩同志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精神，我就按照毛主席这些话来鞭策自己，检查自己。毛主席说，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无论什么工作，只要是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我就要做好。
当时，雷锋和另一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廖初江还建立了友谊，形成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关系。
应该说，雷锋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提高觉悟的事，当时在全国人民中是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那个年代，人们所体会的学雷锋，一是学习他做好人好事，二是学习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家常常二者并提，后来，学习雷锋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渐渐上升为主要方面。因为无论是宣传部门还是雷锋本人，都把他做好事、忠于党、努力奉献，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紧密联系起来，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学习雷锋这个典型时，进一步加重了两个成分：一是进一步加重了他忠于毛主席的成分；二是进一步加重了他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而提高了觉悟的成分。其实，这两个成分的进一步加重，也基本符合雷锋的实际。雷锋在旧社会是一个苦命孩子，他亲身经历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成为国家主人的历史大变动，从心中热爱共产党、毛主席。他对党和党的领袖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他也认同对于他忠于毛泽东的宣传。
榜样形象被全国人民认同
雷锋被树立为全军榜样后，从来没有脱离第一线生产，并且比其他人要完成更多的生产任务。1962年8月，已经成为模范的他仍然在劳动。8月15日上午8点多钟，他在路面指挥战友倒车过程中，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一摇晃，猛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方木杆子的楞角恰巧砸在雷锋的右太阳穴上，导致颅骨损伤及脑机能障碍殉职，年仅22岁。
雷锋因公殉职的消息刚刚传开，知道消息的人们流着眼泪从四面八方拥到医院，几万人围在医院周围痛哭失声。
8月17日，雷锋的追悼会在抚顺市望花区政府礼堂举行。此时，雷锋殉职的消息传得还不算广泛，仅仅在抚顺市范围内，但是，知道消息的人都到了。当年参加过这次追悼会的人估计，现场有几十万人。当年抚顺市人口也就几十万人，可以说，是倾城出动。追悼会后，在送雷锋的灵柩去烈士陵园时，几十万人自发要为雷锋送行。由于路窄，部队方面做工作，限制送行人数，但仍然有10万人自发护送雷锋到烈士陵园安葬。
雷锋因公殉职后，他的事迹得到更大力度的宣传。经沈阳军区上报，1963 年1 月7 日，国防部决定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1月18日，沈阳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立即在全军区部队内深入开展学习雷锋优秀品质的运动。1月21日，沈阳军区隆重举行“雷锋班”命名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强晓初代表东北局出席了大会。在大会召开之前，总参谋长罗瑞卿题了词。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和沈阳军区首长陈锡联、赖传珠也题了词。在命名大会上，陈锡联宣读了国防部的批复，并把一面绣有“雷锋班”的锦旗授予了雷锋生前所在班。东北军区副政委杜平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军区部队全体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学习雷锋同志的运动，把雷锋同志好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全部学过来，传下去。
雷锋的事迹很快就传到全国。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通栏标题近一整版的篇幅发表《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专稿，同时发表编者按，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在第五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雷锋日记摘抄》，还发表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题词。
《人民日报》此举已经打破常规，自然立即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关注。接着，中央和地方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雷锋的事迹和他的日记摘抄。雷锋的言行、品德、素质、风貌，感动了全国人民，干部、群众都自觉地以他为学习的榜样，雷锋的形象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全国人民认同和树立起来。
毛泽东题词推动全国学雷锋
1963年，《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全体同志也被雷锋的事迹所感动，编委会经过研究，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还从各编辑部抽调骨干力量，专门组成一个“学习雷锋”专辑编辑组，具体讨论编辑计划和组织落实。在编辑过程中，有人想到了是否请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问题，认为如果毛泽东能题词，会更有号召力。这个意见得到编辑部全体同志的赞成。于是，《中国青年》杂志就此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寄中南海。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向中央军委领导进一步了解了雷锋的情况，还仔细阅读了报纸上有关雷锋的报道。他曾对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过，“雷锋值得学习”。他决定为雷锋题词。
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是经手这件事的人，他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过程，他写道：
记得大约在1963年2月中旬的某一天，《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出版一期学习雷锋专辑，该杂志编辑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学雷锋题词。
2月22日，毛主席睡醒以后，值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让我去一下。我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资料匆匆来到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正穿着睡衣斜倚在床栏上看文件。看见我到了身旁，便放下了手中的文件。我随即将新文件放在他床头的长桌上。他示意我坐下。这时，毛主席从他身旁左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我。我一看，他已在纸上用毛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潇洒苍劲的行草字。我为他拟的10来个题词，他—个也没用。这时，他还吸了一口香烟，从容地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我爽朗地回答说：“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主席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我拟的题词这一疑问似的，接着说道，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要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随即，毛泽东的题词被复制为插图，刊登在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上。
由于《中国青年》编辑部在请毛泽东题词时也向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发出了请求题词或写文章的信，加上《解放军报》得知毛泽东题词以后，迅速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发出信件，请求题词。这样，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为雷锋题了词。
为了使毛泽东的题词和他其他中央领导的题词集中发表，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研究，决定于3月5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发表毛泽东题词手迹。发表后，首都各大报社纷纷刊登了毛泽东题词手迹。
1963年3月6日，即首都各大报发表毛泽东题词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发表了在京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的题词手迹。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先后两次为雷锋题词。第一次是他收到《中国青年》的请求题词信件不久。当时周恩来的题词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题词后他派人送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周恩来的题词同毛泽东的题词一起刊登在了《中国青年》3月2日出版的“学习雷锋”专辑上。在为《中国青年》题词不久，周恩来又接到了《解放军报》要求为雷锋题词的信。这时，他已得知毛泽东题了词，就让办公室打电话到《中国青年》问主席题词的内容。杂志社告诉毛泽东题词内容后，周恩来又一次作了前述题词。后来邓颖超曾回忆说：总理第二次题词时，已经是深夜了，他又一次翻看了雷锋日记摘抄，然后在房间踱来踱去，沉思了近一个小时，才坐下来题词。可见，周恩来的题词是对雷锋事迹的本质作了认真思考后写下的，是对雷锋精神的高度概括。
还需要说明的是，陈云因当时不在北京，收到题词请求信稍晚，因此，他的题词是在1963年7月8日写的。他的题词是：“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都为雷锋题词，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也是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影响极大。紧接着，解放军总政治部、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也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从此，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
一、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
质与量是辩证的统一体，量化管理在评价个体或整体业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世上从来就没有过包治百病的良药，良医则“病万变，药亦万变。”而作文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的自觉活动，与其让学生在老师的压力下，被动地去完成每学期大、小作文各八篇（一般学校都是这个指标）的任务，不如全方位地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让他们形成一种欲望，“在迫切要求下”自觉地练笔，或许会大大地超出量化所限定的数量。
实践证明，学生一旦对作文产生了兴趣，不但可以超越量化所给定的数量，而且可以写出不断升格的佳作。如果我们机械地用数量来强制学生去完成作文任务，往往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于是就东拼西凑、应付了事。有时老师本身对这种管理方式抱有成见，明知学生的大作不成规矩，迫于所限定的数量，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浮光掠影地审视一下，找几个错别字，违心地加上几句“书写工整，内容充实”或“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或“观点鲜明，中心突出”等诸如此类的评语，就算大功告成。这种训练方式，即使一学期完成上百篇，对于学生的培养能力、开发智力又有何益！
二、学生照抄照搬，内容千人一面
照抄照搬，千人一面，几乎是农村小学生作文中的通病。在写作教学过程中，我发现相当多的学生作文、记人，则从他人的肖像描写中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拿过来，镶嵌到所写者的脸上，再把另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剥下来，穿戴到主人公身上，接着再到雷锋、边强等英雄模范那里，借他点先进事迹，似你像他的典型形象就拼凑了出来。而记事，就更好办了，编造、抄录一两个事件，文后续上个“这件事使我如何如何”的尾巴了事。
记叙文多半是这样，其他文体亦然。因此，我们提倡多读多练。读，要朝博览群书的方向努力，不可只局限于课文。凡是拥有诸多读者的作品，必定有他独到之处。法国作家莫泊桑有句至理名言：“写别人没有发现和没有写过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的东西，人们才感动新鲜，才愿接受。
三、学生曲解说与写的关系
我曾把学生作文进行比较，发现有的学生作文句子通顺、感情真实，基本没有啥语病，但大多数学生作文思维混乱、感情失真、语无伦次。针对这一事实，我和同学们讨论、交流，结论很简单：写文章不同说话，要讲点文采，要咬文嚼字。
其实，写文章只是把要说的话付诸文字而已。初练写作者，先要把话写通，后要把话写好，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手就怎么写。如果写出的东西平易近人，读者就可能买你的账。文章不同于物质产品，推销不了，就是废品。因此，必须正确理解说与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