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经常看到散文吧？散文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写散文，多数时候都离不开事件。你知道怎么才能写好散文吗？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张爱玲经典散文（最新7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有些人一直没机会见，等有机会见了，却又犹豫了，相见不如不见。
有些事一别竟是一辈子，一直没机会做，等有机会了，却不想再做了。
有些话埋藏在心中好久，没机会说，等有机会说的时候，却说不出口了。
有些爱一直没机会爱，等有机会了，已经不爱了。
有些人是有很多机会相见的，却总找借口推脱，想见的时候已经没机会了。
有些事是有很多机会去做的，却一天一天推迟，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没机会了。
有些爱给了你很多机会，却不在意、不在乎，想重视的时候已经没机会爱了。
人生有时候，总是很讽刺。一转身可能就是一世。
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然后，你忽然醒悟，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风雨同船，晴天便各自散了。也许只是赌气，也许只是因为小小的事。幻想着和好的甜蜜，或重逢时的拥抱，那个时候会边流泪边捶打对方，还傻笑着。该是多美的画面。
没想到的是，一别竟是一辈子了。
于是。各有各的生活，各自爱着别的人。曾经相爱，现在已互不相干。
即使在同一个小小的城市，也不曾再相逢。某一天某一刻，走在同一条街上，也看不见对方。先是感叹，后来是无奈。
爱着的并不一定拥有。
拥有的并不一定爱着。
也许你很幸福，因为找到另一个适合自己的人。
也许你不幸福，因为可能你这一生就只有那个人真正用心在你身上。
很久很久，没有对方的消息，也不再想起这个人，也是不想再想起。
我不大喜欢音乐。
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
即使所谓"轻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
譬如说颜色：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摺得很齐整，翠蓝青布衫，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并不一定使人发生什么联想，只是在房间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块，悄没声地留出这块地方来给喜悦。
我坐在一边，无心中看到了，也高兴了好一会。
还有一次，沿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画，有一种新的立体。
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够走进去的，然而真的走进去了，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兴而又害怕，触了电似地微微发麻，马上就得出来。
总之，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气味也是这样的。
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
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
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那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
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
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
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
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气味总是暂时，偶尔的；长久嗅着，即使可能，也受不了。
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味。
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
颜色和气味的愉快性也许和这有关系。
不像音乐，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
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着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
我认为戏里只能有正旦贴旦小旦之分而不应当有"悲旦"，"风骚泼旦"，"言论老生"。
（民国初年的文明戏里有专门发表政治性演说的"言论老生。"
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乐队，以钢琴与凡哑林为主，我也讨厌，零零落落，历碌不安，很难打成一片，结果就像中国人合作的画，画一个美人，由另一个人补上花卉，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往往没有情调可言。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不能自拔。
所以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份过多。
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入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钢琴小喇叭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
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
琴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是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拉拉拉拉"吊嗓子。
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
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
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
我非常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学琴。
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
"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
每天用一块鹦歌绿绒布亲自揩去上面的灰尘。
我被带到音乐会里，预先我母亲再三告诫："绝对不可以出声说话，不要让人家骂中国人不守秩序。"
果然我始终沉默着，坐在位子上动也不动，也没有睡着。
休息十分钟的时候，母亲和姑姑窃窃议论一下红头发的女人："红头发真是使人为难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红色黄色都犯了冲，只有绿，红头发穿绿，那的确……"在那灯光黄暗的广厅里，我找来找去看不见那红头发的人，后来在汽车上一路想着，头发难道真有大红的么？很为困惑。
以后我从来没有自动地去听过音乐会，就连在夏夜的公园里，远远坐着不买票，享受露天音乐厅的交响乐，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我，容易激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我的头吻我。
我客气地微笑着，记着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会才用手绢子去擦擦。
到她家去总是我那老女佣领着我，我还不会说英文，不知怎样地和她话说得很多，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
有一个星期尾她到高桥游泳了回来，骄傲快乐地把衣领解开给我们看，粉红的背上晒塌了皮，虽然已经隔了一天，还有兴兴轰轰的汗味太阳味。
客室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安着绿漆纱门，每次出进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替我们开门，我很矜持地，从来不向他看，因此几年来始终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似乎是不见天日的阴白的脸，他太太教琴养家，他不做什么事。
后来我进了学校，学校里的琴先生时常生气，把琴谱往地上一掼，一掌打在手背上，把我的手横扫到钢琴盖上去，砸得骨节震痛。
越打我越偷懒，对于钢琴完全失去了兴趣，应当练琴的`时候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说。
琴先生结婚之后脾气好了许多。
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脸上——离着脸总有一寸远。
松松的包着一层粉，她竟向我笑了，说："早！"但是我还是害怕，每次上课之前立在琴间门口等着铃响，总是浑身发抖，想到浴室里去一趟。
因为已经下了几年的工夫，仿佛投资开店，拿不出来了，弃之可惜，所以一直学了下去，然而后来到底不得不停止了。
可是一方面继续在学校里住读，常常要走过那座音乐馆，许多小房间。
许多人叮叮咚咚弹琴，纷纷的琴字有摇落、寥落的感觉，仿佛是黎明，下着雨，天永远亮不起来了，空空的雨点打在洋铁棚上，空得人心里难受。
弹琴的偶尔踩动下面的踏板，琴字连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过是大风把雨吹成了烟，风过处，又是滴滴搭搭稀稀朗朗的了。
弹着琴，又像在几十层楼的大厦里，急急走上仆人苦力推销员所用的后楼梯，灰色水泥楼梯，黑铁栏干，两旁夹着灰色水泥墙壁，转角处堆着红洋铁桶与冬天的没有气味的灰寒的垃圾。
一路走上去，没遇见一个人；在那阴风惨惨的高房子里，只是往上走。
后来离钢琴的苦难渐渐远了，也还听了一些交响乐，（大都是留声机上的，因为比较短）总嫌里面慷慨激昂的演说腔太重。
倒是比较喜欢十八世纪的宫廷音乐，那些精致的Minuet，尖手尖脚怕碰坏了什么似的——的确那时候的欧洲人迷上了中国的磁器，连房间家具都用磁器来做，白地描金，非常细巧的椅子。
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萧邦，却是较早的巴赫，巴赫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小木屋里，墙上的挂钟滴搭摇摆；从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牵着裙子请安；绿草原上有思想着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白云彩；沉甸甸的喜悦大声敲动像金色的结婚的钟。
如同勃郎宁的诗里所说的："上帝在他的天庭里，世间一切都好了。"
歌剧这样东西是贵重的，也止于贵重。
歌剧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这样的原始的感情，在歌剧里也就是最简单的妒忌，一方面却用最复杂最文明的音乐把它放大一千倍来奢侈地表现着，因为不调和，更显得吃力。"大"不一定是伟大。
而且那样的隆重的热情，那样的捶胸脯打手势的英雄，也讨厌。#p#分页标题#e#
可是也有它伟大的时候——歌者的金嗓子在高压的音乐下从容上升，各种各样的乐器一个个惴惴慑伏了；人在人生的风浪里突然站直了身子，原来他是很高很高的，眼色与歌声便在星群里也放光。
不看他站起来，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
外国的通俗音乐，我最不喜欢半新旧的，例如"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带有十九世纪会客室的气息，黯淡，温雅，透不过气来——大约因为那时候时行束腰，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种饱闷的感觉。
那里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惨沮不舒。
《在黄昏》支情歌："在黄昏，想起我的时候，不要记恨，亲爱的……"
听口气是端方的女人，多年前拒绝了男人，为了他的好，也为了她的好。
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一个人住着，一个人老了。
虽然到现在还是理直气壮，同时却又抱歉着。
这原是温柔可爱的，只是当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与腐烂，使我们对于她那些过了时的逻辑起了反感。
苏格兰的民歌就没有那些逻辑，例如《罗门湖》，这支古老的歌前两年曾经被美国流行乐队拿去爵士化了，大红过一阵："你走高的路罢，我走低的路……
我与我真心爱的永远不会再相逢，在罗门湖美丽，美丽的湖边。
可以想象多山多雾的苏格兰，遍山坡的heather，长长地像蓬蒿，淡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层紫色的雾。
空气清扬寒冷。
那种干净，只有我们的《诗经》里有。
一般的爵士乐，听多了使人觉得昏昏沉沉，像是起来得太晚了，太阳黄黄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没有气力，也没有胃口，没头没脑。
那显着的摇摆的节拍，像给人捶腿似的，却是非常舒服的。
我最喜欢的一支歌是《本埠新闻里的姑娘》，在中国不甚流行，大约因为立意新颖了一点，没有通常的"六月"，"月亮"，"蓝天"，"你"——"
因为我想她，
想那本埠新闻里的姑娘
想那粉红纸张的
本埠新闻里的
年轻美丽的黑头发女人。
"完全是大城市的小市民。
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烂漫的春天的吵嚷。
夏威夷音乐很单调，永远是"吉他"的琮琤。
仿佛在夏末秋初，席子要收起来，挂在竹竿上晒着，花格子的台湾席，黄草席，风卷起的边缘上有一条金黄的日色。
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脸上打瞌睡。
不是一个人——靠在肩上的爱人的鼻息咻咻地像理发店的吹风。
极单纯的沉湎，如果不是非常非常爱着的话，恐怕要嫌烦，因为耗费时间的感觉太分明，使人发急。
头上是不知道倦怠的深蓝的天，上下几千年的风吹日照，而人生是不久长的，以此为永生的一切所激恼了。
中国的通俗音乐里，大鼓书我嫌它太像赌气，名手一口气贯串奇长的句子，脸不红，筋不爆，听众就专门要看他的脸红不红，筋爆不爆。
《大西厢》费了大气力描写莺莺的思春，总觉得是京油子的耍贫嘴。
弹词我只听见过一次，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唱《描金凤》，每隔两句，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头摇一摇，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
对于有些听众这大约是软性刺激。
比较还是申曲最为老实恳切。
申曲里表现"急急忙忙向前奔"，有一种特殊的音乐，的确像是慌慌张张，脚不点地，耳际风生。
最奇怪的是，表现死亡，也用类似的调子，气氛却不同了。
唱的是："三魂渺渺，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七魄悠悠；阎王叫人三更死，并不留人，并不留人到五更！"忒愣楞急雨式的，平平的，重复又重复，仓皇，嘈杂，仿佛大事临头，旁边的人都很紧张，自己反倒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感觉——那样的小户人家的死，至死也还是有人间味的。
中国的流行歌曲，从前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扩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
现在好多了，然而中国的流行歌到底还是没有底子，仿佛是决定了新时代应当有的新的歌，硬给凑了出来的。
所以听到一两个悦耳的调子像《蔷薇处处开》，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从西洋或日本抄了来的。
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偌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
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一长排窗户，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帘子，像文艺滥调里的"沉沉夜幕。
"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锐叫，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
"哗！哗！"渐渐远了。
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
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沿，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连夜抄写了一万多字，这在我是难得的事，因为太疲倦，上床反而睡不着。外面下着雨，已经下了许多天，点点滴滴，歪歪斜斜，像我的抄不完的草稿，写在时速消息油印的反面，黄色油印字迹透过纸背，不论我写的是什么，快乐的，悲哀的，背后永远有那黄阴阴的一行一行；蓝墨水盖这不住棗阴凄凄的新闻。"××秘书长答记者问：户口米不致停止配给，外间所传不确……"黄黯单调的一行一行……滴沥滴沥，搭啦搭啦，雨还在下，一阵密，一阵疏，一场空白。
霖雨的晚上，黏唧唧地，更觉得被窝的存在。翻个身，是更冷的被窝。外国式的被窝，把毯子底下托了被单，紧紧塞到褥子底下，是非常坚牢的布置，睡相再不好的人也蹬它不开。可是空荡荡地，面积太大，不容易暖和；热燥起来，又没法子把脚伸出去。中国式的被窝，铺在褥子上面，折成了筒子，恰恰套在身上，一会就热了，轻便随和，然而不大牢靠，一下子就踢开了。由此可以看出国民性的不同。日本被窝，不能说是"窝"。方方的一块覆在身上，也不叠一叠，再厚些底下也是风飕飕，被面上印着大来大去的鲜丽活泼的图案，根本是一张画，不过下面托了层棉胎。在这样的空气流通的棉被底下做的梦，梦里也不会耽於逸乐，或许梦见隆冬郊外的军事训练。
中国人怕把娇艳的丝质被面弄脏了，四周用被单包过来，草草地缝几针，被面不能下水，而被单随时可以拆下来洗濯，是非常合科实际的打算。外国人的被单不订在毯子上，每天铺起床来比较麻烦，但他们洗被单的意思似乎比我们更为坚决明晰，而他们也的确比我们洗得勤些。被单不论中外，都是白色的居多，然而白布是最不罗曼谛克的东西，至多只能做到一个干净，也还不过是病院的干净，有一点惨戚。淡粉红的就很安乐，淡蓝看着是最奢侈的白，真正雪雪白，像美国广告里用他们的肥皂粉洗出来的衣裳。中国人从前，只有小孩子与新嫁娘可以用粉红的被单，其余都是白的。被的一头有时另外一条白布，叫做"被档头"，可以常常洗，也是偷懒的办法。日本仿佛也有一种"被档头"，却是黑丝绒的长条，头上的油垢在上面擦来擦去，虽然耐脏，看着却有点腻心。天鹅绒这样东西，因为不是日本固有的织物，他们虽然常常用，用得并不好。像冬天他们女人和服上加一条深红丝绒的围巾虽比绒线结的或是毛织品的围巾稍许相称些，仍旧不大好看。
想着也许可以用这作为材料写篇文章，但是一想到文章，心里就急起来，听见隐隐的两声鸡叫，天快亮了，越急越睡不着。我最怕听鸡叫。"明日白露，光阴往来"，那是夜。在黎明的鸡啼里，却是有去无来，有去无来，凄凄地，急急地，淡了下去，没有影子黑影子至少还有点颜色。
鸡叫的渐渐多起来，东一处，西一处，却又好些，不那么虚无了。我想，如果把鸡鸣画出来，画面上应当有赭红的天，画幅很长很长，卷起来，一路打开，全是天，悠悠无尽。而在头底下略有一点影影绰绰的城市或是墟落，鸡声从这里出来，蓝色的一缕一缕，战抖上升，一顿，一顿，方才停了。可是一定要多留点地方，给那深赭红的天……多多留些地方……这样，我睡着了。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家中有套《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书系》，其中有本《张爱玲散文全编》，十几年了，一直躺在书柜里，从未翻过。近日，想补充点散文素养，所以，认真地拜读了一番。
对张爱玲我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小时候，物质贫乏书也贫乏，除了教科书、小人书和毛选外，没有什么课外书，读高中时虽然进到了80年代，但对她那个年代的女作家，也就知道冰心、丁玲和萧红，根本没听说过她的名字。知道有张爱玲的存在，好像也就在这十几年的事情，因为看了一篇报道，说上海的小资言必张爱玲；电影《色。戒》曾经轰动一时，张曼玉穿的旗袍，也成了那年最风靡的时装，才知道了她是作者，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也未看过该部电影；还在一些娱乐八卦里，片断地了解了一些她的恋爱婚姻事，知道的仅此而已！
真正接触张爱玲的作品，这还真是第一次。透过散文，初识张爱玲，钦佩之情油然而生，直让我五体投地！
钦佩她的才华，不仅仅是因为她成名早，三岁能背唐诗宋词，七岁写了第一部小说，而且她还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人，不大喜欢音乐，但弹得一手好钢琴；擅长画画，曾经将女像速写作为散文集的插画；谈到跳舞，可以从外国谈到到中国，从古代谈到近代，从原始谈到文明，从交谊舞谈到舞台剧；论起宗教，上等人和下等人信教的共同观念，读书人和愚民的不同之点，道教的天堂、佛教的地狱、孔教的制裁以及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均能深入浅出；她还是一位有造诣的红学家，对《红楼梦》是情有独钟，研究颇深！
钦佩她的真实，不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视金钱如粪土，她不回避对金钱的需要，也不回避对金钱的斤斤计较，更不回避金钱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存在。她说起和好友莫梦逛街，吃食是AA制的，送莫回家的车钱应该由莫来承担；谈起和苏青的关系“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很是客观而现实。坦承自己喜欢上海人，还不忘加上一句“我喜欢上海人喜欢我的书”，毕竟她是一位以文字为生的文人。
钦佩她的坦白，她不掩盖自己的内心，她承认自己缺少济世的大胸怀，“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虽然生活在炮火连天的时代，但是她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只是写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而自己不过是凡事先考虑自己的小女人而已：“人生的所有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这些话语在左派当道的情况下，她肯定是不得志的，我想，这也是她当年选择离开她深爱的上海，飘洋过海移居海外的原因之一吧。
钦佩她的女人味，不仅是琴棋书画样样会的才女，亦是喜欢时装逛街冰激凌的时尚达人，更钦佩她身为女人对女人深刻的认识，“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比一个坏男人坏的更彻底”；还有她的这个观点确实也是与众不同，“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毋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对“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得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现象，有时她又感到很悲怆！
钦佩她的经典，在娓娓道来的字里行间，却举重若轻，有时，似乎不经意地点出，皆成妙语。18岁时能有“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的感叹，令人深思；关于个人与时代也有她专属的比喻：“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评价“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对照当今的社会，今日的国人不正是当年的上海人吗？就更折服她对人性认识的精辟与独到！
一本散文集就让我如此倾倒，难怪她直到现在还拥有那么多的粉丝。
相见恨晚！
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一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翳翳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盛夏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的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去。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薰薰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噗通噗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最便当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Micronesian)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从前进的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栅。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的鬼影子，微驼的瘦长条子，似乎本来是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就这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是袖珍本了。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这里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哪，炒炉饼。”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