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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典籍；分类法；类书
事物分类作为一种观念，很早就已产生。远古时期，人类原始思维中就有了分类观念，虽然只是先民对于自然界的事物进行最原始的归类，但作为事物分类思想之源头，已经开始影响以后整个事物分类法的发展。曹魏之时，事物分类法以其实用性之优点指导典籍整理，遂有中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之问世。而从事物分类思想产生到《皇览》问世的这段时期，事物分类法经过了多次探索与革新，最终找到了其在典籍分类学中的位置，为后世类书在典籍分类学中重要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关于典籍的最早产生时间，《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又《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曰：“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我国古代典籍在上古三代时期即已出现，只因年代久远，这些典籍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海洋中，虽有后世学者多加研究考证，然而完全恢复这些远古典籍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在典籍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其数量有限，不存在分类整理的问题，于是这些典籍便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世间。此阶段的“易”只是上古巫史的单篇卜筮记录，尚未筛选整理，各类术数典籍亦单篇分散流传；“书”是对所有记载历史事件之文献的统称，并无定本；“诗”则广泛传唱于宫廷与民间，其数量当远超出一百零五篇。另外各地民歌中，仅为口传，不曾书于竹帛者，亦不在少数；“礼”与“乐”是先有其制度，后有其书籍，最初只是对当时礼节仪式和乐律制度的一条条描述记录，并无定制之书籍。
一、事物分类法与“六艺”典籍分类
至孔子时代，适应知识传播的强烈需求，终于在儒家学派中产生了整理定型的典籍，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合称“六艺”。经过孔子删定整理的“六艺”，实际是儒家学派的内部教材，其内容选材以儒家思想为准绳，而非当时社会全部知识的总结。其典籍分类方法则是以事物分类思想为指导，将儒家所尊崇的典籍分为六大类。其“易”、“书”、“诗”等类目的确定，皆以该类典籍的事物名来命名，而非反映学术情况。这样看来，儒家“六艺”的典籍分类是建立在微观的儒家典籍基础上的，它所运用的典籍分类法并非着眼于全部学术，而是将微观的儒家典籍按照事物分类思想进行归类。“六艺”典籍的删定开启了事物分类法指导典籍分类学的先河，在以后不断的发展中，所指导典籍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微观的儒家典籍逐步向宏观的全部典籍扩展。
“六艺”典籍分类体系包括二级类目或三级类目，其各级类目的确立也始终遵循着事物分类法的原则，即以事物名称确定类目。如《易》类之下的二级类目即为六十四卦之名称，即乾卦、坤卦、屯卦、蒙卦、需卦、讼卦等。由此可见，其二级类目之命名均以卦名为准，而卦名是由上古巫史记录中流传下来的，属事物名称。《易》把散乱的上古巫史记录分类整理而成一部典籍，是运用事物分类法进行典籍分类整理的明证。
《书》类之下的二级类目按时代进行分类，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这种依时代分类亦为事物分类法之一种。
《诗》类之下二级类目为“风”、“雅”、“颂”，是按照诗歌应用之场合进行分类。再下还有第三级的类目，“风”之下类目按地域分类，如《邶风》、《风》、《卫风》等十五国风；关于“雅”之下类目的分类标准，学界尚未有统一观点，或言按时代先后，或言按音乐特点，或言按具体场合，终有《大雅》、《小雅》之别；“颂”之下类目按宗庙系统分类，有《周颂》、《鲁颂》、《商颂》之分。此皆为事物分类法于典籍分类学中之具体应用。
《礼》最初只指《仪礼》一书，其二级类目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等，由此可见，当时对礼仪的分类已相当细致。掌管礼仪之官吏将所执行的礼仪形诸文字，遂有了一条条关于礼仪的记录。至于将零散的记录分类整理，编排成书，流传后世，孔子的贡献则是巨大的。
《乐》亡佚很早，其下属二级类目不得而知。但《周礼・春官》载：“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大武》。”乐之舞曲既然包括了上述六种先代，则《乐》之典籍当亦为对六种乐舞之记录。倘实情如此，则其二级类目当为《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大武》七类无疑，可证其分类方法亦遵循事物分类之原则。
《春秋》与《书》同为史书，但未直接连缀在《书》之后而纂为一部典籍，这也可印证孔子对典籍的分类整理并非遵循学术分类原则，而应用的是事物分类法。当时与《春秋》并列的，尚有《乘》、《杌》等多国史书，孔子为便于对儒家学派弟子之教育，选取了鲁国的《春秋》作为底本，而后进行加工，遂有了儒家经典的《春秋》。《春秋》下属二级类目系按照时间分类，将所载历史事件以年份统系在一起，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凡242年，其类目也相应的设为242个。
综上所述，“六艺”典籍分类学发端于儒家学派内部，其所类分典籍的范围仅着眼于儒家学派尊崇之典籍，具有局限性。当时，儒家之外诸子百家之书尚各自流传，未成系统。事物分类法的应用只能算作典籍分类领域的一次微观尝试，尚不能成为指导全部典籍分类的完善的典籍分类法。
二、事物分类法之新天地――走向宏观的抄撮之学
遇到重重困难的事物分类法虽然最早进入典籍分类领域，但在《别录》、《七略》及此后众多目录书产生之后，其地位已大大衰落，显然无法与后起的学术分类法相抗衡。要想继续指导典籍分类，就不宜和学术分类法竞争原有的领地，而应该另辟蹊径，开创指导典籍分类的新纪元。在思考与寻找过程中，肇端于“春秋”类典籍的“抄撮之学”给了事物分类法研究者巨大的启示。
前文提及的“春秋”类典籍的抄撮之学，打破了按照典籍名称进行分类的固有原则，将典籍内容拆散开来，然后按照事物分类法重新确定类目，进行再编排，结果是把大量内容相关的典籍语句集中到了一起，十分便于读者观览。最初的抄撮之学仅限在“春秋”类典籍中，当其价值被发现之后，便很快扩大开来，最终传遍了典籍的所有领域，成为事物分类法指导典籍分类学的一个新天地。
抄撮之学范围的扩大，从走出“春秋”类到指导宏观的全部典籍，几乎在东汉的二百年中实现了完美的蜕变，这个时期典籍分类学中事物分类法的应用可从以下诸方面窥见一斑：
经传典籍方面，有班固的《白虎通义》，该书是根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经学大讨论的结果撰集而成的。全书分类编述，并大量引述经传语句，是事物分类法指导经传典籍分类的一部杰作。清代陈立《白虎通疏证》，认为该书应分为十二卷五十篇，其篇目如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等，将类目已经划分得很详细，可以认为是后世类书的雏形，只不过后世类书取材范围更加广阔，而《白虎通义》仅以经传书籍为范围。但是，《白虎通义》在经传典籍的分类整理问题上正式接受了事物分类法的指导，将扩大的抄撮之学视为一种典籍分类整理的新方法，这无疑给事物分类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持，也为不久之后产生的类书提供了宝贵的编纂经验。
史书方面，是直接由“春秋”类的抄撮之学扩大而来。《隋书・经籍志》云：
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隋书・经籍志》）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云：
史钞之学，起于后汉，而其书则自卫飒《史要》始。（《后汉艺文志》）
又，该书史部史钞类著录之书共六种：
卫飒《史要》十卷；周树《洞历》十篇；《古历注》；侯瑾《皇德传》三十卷；应奉《汉事》十七卷；荀爽《汉语》。（《后汉艺文志》）
又，《后汉书・杨终传》载：
（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传》）
由此可见，上述诸书均为史书之抄撮，其范围已从最初的“春秋”类史书扩大为所有史书。可惜这些书现在均已亡佚，其类目已不得而知。
兵书方面，亦有抄撮之作出现，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之裴松之注云：
（帝）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裴松之《三国志注》）
又，《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均署魏武帝撰。可证曹操确实作过兵书之抄撮，惜其书未传至今，类目亦无从考索。
在综合性书籍方面，也出现了抄撮之作，就其形制而言，已与后世类书无异，只是规模稍小而已，如刘向《新序》、《说苑》，应劭《风俗通义》即是。
刘向《新序》分类编纂了上自舜禹，下自汉代的各类事迹，遍采经史诸子，涉及的典籍包括《吕氏春秋》、《史记》、《战国策》、《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庄子》、《荀子》等多种。《汉书・艺文志》著录该书但未标明卷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30卷，至北宋仅存10卷，经曾巩搜集整理，定篇目为《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共十卷。《新序》一书虽存其残本，然而刘向原初之类目设置已不得而知。我们亦无法从仅存三分之一的残本中窥测刘向此书中的典籍分类思想。
刘向另一部著作《说苑》，与《新序》有相似之处，该书分类编辑了上古至西汉的各类事迹，涉及政治、思想、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内容，近人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录其类目如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诸条，由此可见该书涉及范围之广泛，确为综合性的抄撮之书无疑。
应劭《风俗通义》记录了大量古代神话、风俗资料，广引古书，分类编述，近人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认为“应氏书卷帙，今所存者，劣及三分之一”1，原书三十卷，现存十卷，《风俗通义校注》存其篇目为黄霸、正失、衍礼、过誉、坂、声音诸篇。
王利器在该书中又云：
其余二十篇，见于苏颂校《风俗通义》题序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阴教，曰辨惑，曰析当，曰恕度，曰嘉号，曰徽称，曰情遇，曰姓氏，曰讳篇，曰释忌，曰辑事，曰服妖，曰丧祭，曰宫室，曰市井，曰数纪，曰新秦，曰狱法。（《风俗通义校注》）
这样，应劭《风俗通义》的全部类目就可以尽观了。综而观之，其内容搜罗广泛，对保存古代典籍中涉及风俗之资料尤为得力，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的产生。
《皇览》之编纂时间起自汉末延康元年（220年），这一年恰好也是曹丕称帝的黄初元年，历史长河由汉而魏，典籍分类学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巨著，黄初三年（222年），《皇览》终于成书。该书上承抄撮之学，并将其范围扩大到最为宏观的全部典籍，下启魏晋直至清代长期的类书编纂史，可谓影响深远。从此，类书这一形式便成为典籍分类学中事物分类法的具体体现，并一直持续到清末西学东渐时西方百科全书观念引进为止。
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质变，如果说从“六艺”典籍的分类到抄撮之学的逐步扩大，都在为事物分类法指导典籍分类学而不断探索的话，那么类书的问世就宣告了上述探索的终结。典籍分类学中的事物分类法在经过了漫长的量变之后，终于达到质变，完成了其指导典籍范围从微观到宏观的完美蜕变，同时也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典籍分类学的繁荣时代。
参考文献：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岳麓书社，2010年。
[3]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85年。
一、色彩个性对简约、雅致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
歌德曾说过：“简洁和天才是孪生姊妹。”的确，简洁要求设计师具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和视觉语言表现力，简洁、雅致的设计语言相当于文学中的“一语惊人”，是装帧设计理念的最高境界。这一类型的设计风格主要运用在文学类书籍上，在文学类书籍封面设计中的色彩应单纯、简洁，少用色彩种类或用色相、明度、纯度都比较接近的色彩搭配，能够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品位，如用一些白色、灰色、绿色与金黄、白色搭配。法国的布封有一句名言：“风格即人。”我国历来有“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等说法。陆智昌正是这样一位有个性风格的书装家，他有自己独到的语言，独特的表现手法，简约雅致的风格。如他装帧设计的小说《洛丽塔》（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色彩的运用上独具匠心。该书的主体色即底色为鹅黄色，花和英文签名为白色，吸管和可乐瓶为橙色，其余文字部分为黑色宋体。书名以白色英文字母连笔的书写，显得飘逸，鹅黄色表现出了年轻的朝气蓬勃、活跃和俏皮，橙色则突出了吸管和可乐瓶，也体现着年轻的活力，白色的花朵象征了纯洁无瑕。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是一本中国新文化运动初兴年代的九位诗人的合集，设计者曹辛之先生用一棵大树九片茁实的叶子比喻九位诗人，寓意深邃，启人遥想。全书构图平稳，树叶错落有致，设色单纯、雅致，把该书的内涵，含蓄而诗意般地呈现给读者，体现了一代大师的功力。古代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风格一般比较简单典雅，封面常用花青、国槐绿、宝蓝、玉脂白、胭脂红等有中国味道的颜色。近现代文学书籍的封面常用古代元素与现代元素的融合而表达出时期的特殊性。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在其封面设计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图腾纹样元素和淡宝蓝色，配合现代的印刷仿宋体文字，来表达这一过渡时期。有些反映近代中国人们苦难生活与反叛的思想抗争的文学，在书籍的设计上色彩比较暗淡，封面图案较少。比如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鲁迅著作《夜秋•两地书》，该书的封面以灰蓝色为主色调，仅用一张很小的鲁迅肖像作为装饰，白色的文字在灰色的色彩背景下更显突出，表达出作者对当时社会制度抗争的迫切精神。当代文学书籍的封面在当代多元化文化并存下，设计元素也倾向多元化，设计的风格趋向简洁明快而大气。比如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黄永林著作《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这本书的封面以白色为底色，给人感觉整体比较明快，配合少量的民间剪纸图案与脸谱彩图来提示书籍的内容。小说类书籍装帧大多精良考究，古典小说更注重“文人气质”，设计格调清雅，素而不俗。比如2009年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珍藏精装版》(四本)，四本书封面以灰白色为主色，用红、蓝、绿、黄四种辅色分别代表《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
二、色彩个性对古朴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
这类型的书籍主要有历史、社会科学类。色彩多用黑、白、灰。书籍不是静止的装饰之物。读者在翻阅过程中，与书沟通并产生互动。书成为一个驾驭时空的能动的生命体。读者从中领悟深邃的思考、生命的脉动、智慧的启示、幻想的诱发，体会情感的流露、视觉传达的规则、图像文字的美感，从而享受到阅读的愉悦。书籍设计师在完成内容传达的同时，仍不忘营造书籍设计中从整体到细节，从无序到有序，从空间到时间，从抽象到物化，从逻辑思考到幻觉遐想，从书籍形态到传达语境。在《马克思手稿影真》一书的设计中，吕敬人通过纸张、木板、牛皮、金属以及印刷雕刻等工艺演绎出一本全新的书籍形态，尤其在封面不同质感的木板和皮带上雕出细腻的文字和图像，更是别出心裁，趣味盎然，古朴雅拙。《朱熹榜书千字文》是他的得意之作。在构思这一书籍的形态时，吕敬人认为朱熹的大字遒丽洒脱，以原大复制既可保持原汁原味，又可创造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形态。在内文设计中，他用文武线为框架将传统格式加以强化，注入大小、粗细不同的文字符号，以及粗细截然不同的线条，上下的粗线稳定了狂散的墨迹，左右的细线与奔放的书法字形成对比，在扩张与内敛、动与静中取得平衡和谐。封面的设计则以中国书法的基本笔画点、撇、捺作为上、中、下三册书的基本符号特征，既统一格式又具个性。封函将一千字反雕在桐木板上，仿宋代印刷的木雕版。全函以皮带串联，如意木扣合，构成了造型别致的书籍形态，形成一种古朴的设计风格。再如吕敬人的作品《梅兰芳》《共产党宣言》，亦俱是成功之作。
三、色彩个性对自由飘逸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
这种风格类型的书籍主要有艺术类书籍，其色彩要求具有丰富的内涵，要有深度，切忌轻浮、媚俗（女性书刊的色调可以根据女性的特征，选择温柔、妩媚、典雅的色彩系列；体育杂志的色彩则强调刺激、对比，追求色彩的冲击力）；色彩配置上除了协调外，还要注意色彩的对比关系，包括色相、纯度、明度对比。封面上没有色相冷暖对比，就会感到缺少赌气；封面上没有明度深浅对比，就会感到烦闷而透不过气来；封面上没有纯度光鲜对比，就会感到古旧和平俗。我们要在封面色彩设计中控制住明度、纯度、色相的关系，同时用这三者关系去认识和寻觅封面上产生弊病的缘由，以便提高色彩涵养。这种类型风格的书籍封面色彩的选择十分重要，因为读者进入书店浏览图书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色彩。色彩中红、黄、蓝、灰、黑、金、银等各种不同的色彩构成了艺术类书籍封面五彩缤纷的世界。例如用灰色作为背景，可以衬托严厉的文字、图形，既协调又显亮丽，纯度高的色彩排列在一起，特别刺激和活跃，和谐统一的色调让人感到温馨、安逸，利用纸张的原色为色调，给人的感觉自然、清新，等等。
四、色彩个性对艳丽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
这种设计风格类型的书籍主要是一些儿童读物，色彩在儿童的成长启蒙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本成功的儿童书籍装帧设计离不开色彩的装饰，没有色彩，孩子就无法识别和感受五彩缤纷的世界。一般说来，设计儿童类书籍的色彩，要针对孩子单纯、天真、可爱的特点，色调选择高调，减弱对比力度，强调柔和感觉。这是因为，儿童认识世界往往是从色彩开始，先入为主，对色彩的喜好是孩子的天性，长期生活在绚烂的色彩世界中，使他们对色彩具有一定的感知力。儿童时期好奇心强，喜欢艳丽绚烂的色彩，各年龄阶段的儿童对色彩的感知不尽相同。幼儿时期的儿童能认识红、黄、蓝等基本颜色，但不能区别色度，不能把颜色和颜色的名称进行一一对应；中班儿童能认识紫、橙、黑、白等多种颜色，逐渐能区分颜色的明度和纯度，并偏爱各种色系；大班儿童色彩辨别能力强，具备了比较丰富的运用色彩的表现能力，对混合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比较喜欢鲜艳的对比强的色彩。儿童对色彩的感受力很强，丰富绚丽的色彩将有助于儿童愉快的感受。儿童都喜欢强烈、张扬、鲜艳的色彩，偏爱那些描绘熟悉的物体、色彩明快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的内容和色彩是他们判断作品好坏的两个主要的标准。由上述阐述可知，儿童类书籍封面设计应以鲜艳的色彩为主。由于儿童类书籍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特点，故此类书籍封面设计的色彩表现形式追求生动，优秀的儿童书籍封面装帧色彩设计不仅使他们感受到美的享受，同时能够培养他们欣赏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由于儿童类书籍封面设计内容广泛，题材多样，无论运用抽象、夸张的绘画手法，还是细致精美的装饰画，其共同之处在于色彩的运用上大多以红、黄、蓝等鲜艳夺目的色彩为主，画面整体明亮、鲜艳，给人以活泼、跳跃、分外醒目之感。这是由孩子们的天性所决定，也是儿童书籍封面设计与成人书籍封面设计的不同之处。儿童的喜好成为设计的关键。研究认为，多色彩、高亮度对儿童的视觉吸引力最大。因此，在设计中，大胆使用红、橙、黄、蓝、绿等强烈色彩，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随着时代的进步，儿童书籍封面设计已呈现图文互动的趋势，色彩的取舍，不同明度、纯度的搭配，色彩层次的变化，会更加受到儿童与家长的喜爱。
五、色彩个性对端庄典雅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
这种类型风格的书籍主要是科技类和经济管理类书籍，色彩要端庄、严肃、高雅，体现权威感，不宜强调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如红色、黑色等。科技类书籍的色调要强调科技感、神秘感，如蓝色、绿色等。由于色彩不仅对读者具有视觉上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心理的暗示作用影响读者在心理上对于该图书的认可及内容的认知，因此正确地使用颜色非常重要。这种书籍的封面通过形式、颜色的单一来形成一个视觉整体。该类书籍读者的群体年龄较轻，有良好的数理学科背景，逻辑思维较强，比较理性，对抽象的艺术形式有较好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因此该类书籍设计风格形式要简约、抽象、典雅，图案和色彩要力求单纯、鲜明并具有标志性特征。如“精通”系列书设计：底色为单一的淡黄色，封面顶部绘制数条较粗的、黑色平行装饰线，经封面、书脊至封底，在前后两端书口处出血，系列书名采用勾边的大黑体字嵌入装饰线中，形成了典型的标志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管理类图书是直接面对和研究经济问题的，似乎更应责无旁贷地首先在装帧设计中体现出“经济改革大潮”的汹涌澎湃和波澜壮阔。再加上现代电脑设计的运用，为装帧设计打开了一扇新奇广阔的桌面创意空间，使经济管理类图书的封面设计成为一个颇具视觉冲击力的封面群体。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的“经典教材系列丛书”，封面上以黑、白、灰三色加一单色，通过几个高低错落排列的不规则形状的色块，加上一些弧线、直线，构成点、线、面相互穿插的一幅抽象图案，比较符合时下讲究通过点线面的丰富变异来形成新异的图案之风尚，讲究时尚语言，颇具现代感。对经济管理类书籍而言，要做到构思新奇而不怪诞，画面引入时尚而不过于浮躁，面向大众而不哗众取宠。做到这些，也就是提高了设计的格调、档次。在这一点上，近几年的图书设计整体水平较10年前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噪音式”的设计日见减少。一大批构思新颖、画面精巧、颇具品位的设计纷纷涌现出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家大学出版社，以出版教材和学术专著为主，在封面设计上，为把握好教材、专著自身科学性、学术性强的特点，必须注意从书的内容出发，注重体现其庄重、典雅的一面。一般而言，要有“书卷气”之美，通过含蓄而有寓意、有联想的画面去提示内容和书的个性气质。例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最新推出的一套“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核心课经典系列教材”，这套丛书多由一流专家、教授撰写。为体现其权威性，封面采用了黑底色；为体现其内容的丰富性，在黑色纸上加上了几条彩色条纹，打破了大面积黑色容易造成的沉闷感；书名字用大黑体，反白字，显得庄重、突出。整个画面庄重大方，很有分量，充分体现了丛书的性质和内涵。同时，简洁的构成，鲜明的色彩对比亦体现出了一定的端庄典雅的风格。
六、色彩个性对民族传统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
关键词：民间古典文学 书籍设计 装帧设计 基本原则 内容设计
书籍设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将书籍本身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结合起来，使之能够符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并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达到促进销售的目的。而民间古典文学类的书籍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类书籍的内容具有特殊性。既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又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因此其专业性较强。另一方面，受众属性具有特殊性，除了专门领域的研究人员之外。就是对民间古典文学有兴趣的读者。除此之外很少会有其他人购买这类书籍。这就使得在民间古典文学的书籍设计方面，既要符合特定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又要体现出这类书籍本身的特点。
一、书籍设计基本原则概述
要保证书籍设计的最终效果符合消费者的审美特点。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则。
（一）可视性原则
（1）保证文字传递的明快性。书籍内容设计是书籍设计的核心，其他一切元素的设计都是围绕内容进行的，为了在视觉上带给读者更好的体验。设计文字字体应当简洁明快。
（2）保证空间设计的疏密有致。一本书籍无论是在封面设计还是在内容设计上，都需要做到空间的疏密有致，既要有留白的地方，又要利用文字或者图片加以充实，这样才能够提高书籍的可视性。
（3）保证图像精良。为了呈现出更好的视觉效果，在书籍设计中常常会用到图片这一设计元素。无论是封面图片还是文中插图。都要使用精美且与书籍主题相符合的图片，以起到解释说明或者美化书籍的作用。
（二）愉悦性原则
（1）纸质工艺精良。良好的书籍材料，不但可以改善书籍的整体质量，提高形式上的美感，优化设计，还能够利用“通感”将触感上升到心理层面，增强读者的情感体验，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愉悦的心理感受。
（2）色彩搭配f调。色彩是视觉效果表现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不同的色彩可以为消费者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例如绿色能够让人觉得清新、自然，蓝色给人纯净、通透的感觉，而黑白相间则能够凸显书籍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色彩搭配方面要保证其协调性。从书籍的实际内容出发，选择合适的色彩来强化视觉效果，以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
（3）文化底蕴深厚。书籍本身具备较强的文学价值或者理论价值，而针对文学类的书籍，在设计方面就必须凸显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将不同的设计要素有效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体现书籍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例如古风图片的插入、传统字体的应用等，都能反映出书籍的文化价值，从而符合读者的内在需求。
（三）整体性原则
上文中提到。书籍设计中的一切设计元素都是围绕书籍内容而应用的，因此在书籍设计中，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保证书籍封面、语言风格、体例转化等方面都要与内容息息相关。这样才能强化书籍本身的文学价值，使整体设计风格看起来和谐统一，不会让人产生突兀的感觉。
（四）创造性原则
在书籍设计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借鉴传统的设计经验与设计结果，而是要融入设计师自身的创意。因此设计师不但要具备专业的设计学知识与美学知识。还要充分了解书籍的内容与主题。并针对书籍本身产生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使书籍设计呈现出个性化的风格，新颖独特，且符合书籍设计的基本要求。
二、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装帧设计
书籍的装帧设计，即是通过书籍艺术设计与工艺制造这两种手段对书籍的封面、文字、腰封、插图、色彩、版面、材质、装订等各个方面的整体设计过程。下面基于视觉语言表现的几个要素（文字、图形、色彩），分析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装帧设计。
（一）文字要素的应用
文字是承载书籍灵魂的重要载体。是书籍内涵表达的基本形式之一。因此作为视觉语言表现的要素之一。文字设计在书籍装帧设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封面设计中，文字要素包括了书籍名称、作者名称、导语以及其他一些次要信息，如出版社名称等，其目的是为了展现书籍名称、体现书籍主题，并对内容起到一个提示作用。为了使其符合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特点，在进行设计时，其标题应当选择楷书、隶书、行书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字体，并利用加粗使之醒目突出，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作者名称应当位于书籍名称的后方或者下方，字号不必过大，但需要加粗显示。而在导语性质或者出版社名称等次要信息的文字设计上。则可以利用一般的字体如宋体等。其字号不能过大。否则就会产生喧宾夺主的反作用。
其次，在版面的设计中。文字要素主要是针对书籍正文而言的，在设计时需要注意正文的字体、字号、行间距等，按照一般书籍的版面进行设计即可。当然，对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来说。在字体的设计方面也可以利用楷体字与繁体字，凸显书籍的文化底蕴，符合古典文学的特点。
最后，在腰封的设计中，常常也会用到文字要素。腰封，即围绕在书籍封面中部的一条纸带，属于书籍装饰的一部分，一方面是要提升书籍的视觉效果，使之显得更加精美；另一方面，则有重要的提示作用，往往在上面印刷关于书籍内容的介绍、名人的推荐或者其他宣传文字。由于腰封面积不大，其中的文字设计字号偏小，字体一般为宋体、楷体等常见字体。
（二）图形要素的应用
图形是书籍装帧设计中除了文字之外应用得最多的一种要素，既包括了封面图片，也包括了正文中的插图等，除了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之外。其在正文中的应用更多的是对正文内容的解释与说明。因此不同部位的图片设计效果也是不同的。
首先，在封面的设计中，图片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可以给读者带来直观的视觉感受，用以展现籍的主体。在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封面的图片选择上，一般会使用水墨画或者与民间传说相关的图片，以展现书籍的主题，并体现其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封面设计中，图片往往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图片的应用不能过于杂乱。选择特定的一张或者几张即可。过多的图片会影响整体的审美效果。且可能遮挡住重要的文字要素。
其次，在版面的设计中，插图的应用应当在特定的位置，即与需要说明的文字相关，并加以标注。这部分插图需要根据正文的实际内容来选择，例如《红楼梦》的插图，则可以选择《红楼梦插图集》中的图片作为补充。
最后，在腰封的设计中，同样也可以加入图片元素，但要保证其与封面图片在颜色、内容上相得益彰，这样才能提高书籍的整体视觉表现效果。
（三）色彩要素的应用
在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装帧设计中，色彩的应用主要是在书籍的封面与腰封中。其正文版面空白处是白色。文字则为黑色。为了体现出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特点以及文化底蕴，在封面与腰封的设计中其颜色往往是以黑色、白色、灰色、褐色、蓝色等深沉性色调为主，而不会使用过多艳丽的色彩。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其封面设计色彩以蓝色为主色调，字体颜色则选择了黑色，十分醒目，而在蓝色主体中又应用了淡淡的白色，描绘出了书籍中展现的人物、场景，简洁而富有内涵。
三、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内容设计
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内容设计主要包括正文内容的选择、体例的选择、风格的驾驭这三个方面。
（一）正文内容的选择
在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中，其正文内容应当属于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范畴，如果是名著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其正文内容直接刊载原文即可。如果是民间传说之类的，则需在对这些传说故事加以搜集的基础上，由作者本人进行整理编辑，可以加入适当的评注。如果是关于民间古典文学的论著。其正文内容必须保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且具有原创性，是作者本人的研究观点。
（二）体例选择
由于民间古典文学本身具有特殊性，因此其可能有着一定的体例要求。不同的民间古典文学可能有着不同的编写格式。例如民间文学中包括了民间叙事诗、谜语、谚语、歌谣、传说、神话等多种文学形式，在具体的设计中应当根据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选择合适的编写格式。如果在书籍中涉及不同的体例，则需要做到体例转换流畅，保证书籍的文学价值。
（三）风格驾驭
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风格的选择是内容设计的重要组成。不同的作者其写作风格不尽相同，但是必须保证风格的应用与书籍的主体相契合。具有一致性。这样才能够让读者充分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体会书籍的内涵，体现出书籍设计的整体性原则。因此，在进行书籍内容设计时，作者必须从主题出发，驾驭好写作风格，使之能够与书籍的实际相符。
关键词：悬泉汉简；效谷县；里名；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K877.5；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6-0098-10
一 悬泉汉简中“里”出现的形式
作为行政级别而存在的“里”，在悬泉汉简中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1.仅有“里”名的文书
此类文书仅仅只有一个“里”的名称，并没有“里”的归属，目前还没有十分把握确定其属于哪个县。如：
简1.始昌里张免 复 可牛一黄犗左剽齿十二岁絜七尺二寸角第卌三久左尻效 中 中
ⅠT0110①：89①
简2.益光里张千秋十二月更钱二百 （楬）
ⅠT0110②：50
简3.■大穰里户人上造李音年七十四[]
ⅠT0111②：71
简4.县泉置所自转 就家常利里冯柱牛车一两粟卌一石 少一石 ⅠT0110①：24
以上四简虽然具体的文书性质不同，但都是仅仅出现了“里”的名字，并没有直接说明其中的“里”属于什么乡或什么县。
简1出现有“始昌里”名称，文书与当时阅牛有关。记录牛的主人住所、名字，牛的具体特征（颜色、齿龄、腰围、编号和考核等级）等。通过对牛身体状况的评比，鉴定当时的饲养与管理情况。类似的管理制度可追溯到秦代，睡虎地秦简记：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酒束脯，为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减絜，笞主者寸十。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笞卅。 厩苑律。[2]
简2出现有“益光里”，此简为标签“楬”，用来标示更钱的多少或归属等信息。“更钱”是应服役之人不亲自服役而出钱代替的钱名。该楬没有说明张千秋具体的服役时间有多长，只是十二月一个月的更钱是二百，可以理解为一个月的更钱是二百。
简3可以看作是户籍简，“户人”即户主名李音，爵上造，年七十四岁，住大穰里。
简4与悬泉置日常活动关系比较密切。悬泉置出钱让僦家常利里冯柱给其运送粟，冯柱使用的是牛车，牛车原本运粟小石卌二石，“少一石”即损耗一石。“就”字为“僦”。耗损在汉代的运输过程中似为常事，在简牍文书中多见[3]。
2.“县+里”的文书格式
简5.译骑敦煌东光里赵广定八月[]
ⅠT0110③：2
简6.冥安文富里赵贤 牛一两 四石
ⅠT0309③：181
简7.敦煌广汉里男子审纵之ⅠT0309③：197
简8.入穬麦小石廿七石五斗 永光五年二月丙戌县泉厩佐建受广至幸常里程ⅠT0109③：20
此类文书的记载内容多与悬泉置的日常运作有关，对于我们判断某个具体“里”名的归属县名已经足够了。效谷县的里多来自此类文书。
3.“郡+县+里”的文书格式
此类文书是汉代标准的籍贯文书记录格式。此类文书较多，不仅有县名，还有郡名，也是我们判断“里”归属的重要依据。如：
简9.戍卒陈留郡外黄高都里黄初 （竹简）
ⅠT0209④：3
简10.戍卒颖川阳城宜春里上造庞则年廿四 第廿一 （竹简）ⅠT0114③：41
简11.戍卒河东郡皮是邑桐里贾子兵 署李子亭ⅠT0309③：138
简12.神爵四年五月甲子朔壬申县泉置啬夫弘敢言之廷司寇大男
冯奉世故魏郡内黄共里会二月丙辰赦令免为庶人当归故县使ⅠT0309③：149
4.“乡+里”的文书格式
此类文书比较独特，数量较少，但是仍存在。如：
简13.张氏 敦煌武威乡乘威里户人簪褭张疾去自占数家当算材
疾去年卅七 甲ⅤT1312④：12
简14.神爵三年十月戊午朔己未效谷高议里公乘赦之贳买上党郡余吾邑东乡官市城东里周解襦一领贾钱千锦七尺直四百五十约及五月钱毕韩望知券齿 A（左齿）
赵中贤皆知券沽酒方一斗 BⅠT0112③：11
此二简作为独特的文书格式存在于悬泉汉简。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乡+里”的文书格式是非常不常见的一种情况，可以说属于另类。
简13为汉代自占訾算的文书，张疾去自言家中有些什么样的物品可以按照当时的訾算标准进行登记。其中出现的敦煌武威乡乘威里应该作“敦煌乘威里”或“乘威里”，“武威乡”或“敦煌武威乡”均不应该出现。类似下面的文书格式。如：
简15.傅安延寿里户人公乘傅安自占数家当算物 []
公乘安年卌二算一┬ 六十 安[]
安妻大女符年丗七算一 ┬ⅡT0215②：56
简16.石凤 大威里户人士凤妻女奴家当在 口一
效谷……二算一 冥安 算一
ⅣT1016②：2
简17.[] 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占家当籍物
[] 年廿七大女[]
ⅤT1210③：96
此三简文书格式与简13大同小异，无论是“自占”或是“自实占”都源于汉代的算赋征收制度。算赋的征收先由百姓“自占”，占不以实是要受惩罚的。悬泉汉简中就有关于此等规定的“算令”，“算令十三：当占缗钱，匿不自占、（占）不以实，罚及家长，戍边一岁”①。综合现有四简的释文文字，可知“家当算物”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即13之“材”可能是“物”字，简16之“家当在”似应为“家当算物”，简17之“籍”似应为“算”。而简16之“士”按照汉代的二十等爵制应为“公士”。
简14为汉简中常见的“贳买衣财物类爰书”，按照此类文书的普通格式“东乡官市”都不应出现。类似的简文在居延汉简中如：
1）终古隧卒东郡临邑高平里召胜字游翁贳卖九稯曲布三匹匹三百卅三凡直千觻得富里张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门东入任者同里徐广君282·5②
2）戍卒东郡聊成孔里孔定贳卖剑一直八百觻得长杜里郭穉君所舍里中东家南入任者同里杜长完前上E.P.T51：84
3）戍卒东郡聊成昌国里恋何齐贳卖七稯布三匹直千五十屋兰定里石平所舍在郭东道南任者屋兰力田亲功临木隧
E.P.T56：10
4）元康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壬寅居延临仁里耐长卿贳买上党潞县直里常寿字长孙青复绔一两直五百五十约至春钱毕已姚子方[] （左齿）E.P.T57：72③
此四简是在基于单纯文书格式简完成，尽管类似的格式简并不完整，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这种贳卖衣财物类文书格式应包括戍卒所属的郡、县、里籍贯、姓名，贳卖衣物种类、数量、值多少钱，买者为谁（包括身份和住址），在什么地方进行的交易，证人是谁（即任者、任人、旁人）、约定钱物交割的时间等等有关问题。可见“乡”是不在其中的。而更多的籍贯文书要求的也不过仅仅是“郡、县、里”而已[4]。根据其他信息，简14中的“约及”应是“约至”，类似4），“方”字，乃“旁”字之误。
在上述四种“里”出现的文书形式中，后三种是我们重点注意的对象，因为它可以为我们确定具体某“里”的归属，而第一种单独出现的“里”，虽然这些资料是出现在悬泉置，我们有理由把它们归为效谷县，但是考虑到悬泉置与广至等周边县的关系，仍有很大的疑问存在，即不便直接定为是效谷县的“里”。
二 具体属于效谷县的“里”
悬泉汉简中出现的明确属于效谷县“里”的资料较多，为了叙述方便和避免单纯的罗列，我们将这些资料暂时按照以下数类加以介绍。尽管这样的分类方法还不尽完善。
1.曾与“乡”一并出现的“里”
此种“里”在有关效谷县“乡”的检索中已经出现过，效谷县明确存在的乡有三个，分别是西乡、安乐乡和鱼离乡④。西乡存在的“里”是高议里。这一简是敦煌博物馆在小月牙湖东墩采集的习字简，简文为：
5）效谷西乡高议里贾破虏隧长按 A
破虏隧贾按效谷西乡高议里贾按 B
敦·1271AB①
其中重复的文字，且按照汉代文书格式籍贯的记录一般并不出现“乡”这一级机构，此简的习字功能或属性就比较高。
鱼离乡存在里名有“寿贵里”、“汉里”、“常利里”和“万岁里”等。简文：
简18.鸿嘉二年十月乙巳朔丁未鱼离乡啬夫章敢言之廷书曰寿贵里男子程[]
汉里吴君卿马罗钱百八十又常利里男子徐光责万岁里菁君丽持徭贾[] ⅤT1712②：126
本简下残，文字属于鱼离乡对县文书的回复，其中出现的几个里应该是鱼离乡下辖的。“[] 汉里”的第一个字在另一行尾端残，汉代常见有“广汉里”和“定汉里”，且二里的名字效谷县均有，此字不敢妄下结论。
简18和5）出现的五个里名是目前能够判断的属于效谷县的里，且有明确归属“乡”的里名。根据这一线索，我们可以将其他简文中出现的属于效谷县的这几个里名看作是有归属“乡”的里。资料如：
简19.[] 望里李稚君为效谷寿贵里承寄七月司御贾钱千五百约至县官事……
ⅡT0213③：139
此简可以看作是契约文书，“李稚君”替效谷寿贵里“承寄”到悬泉置服役作“御”，“李稚君”答应出钱千五百给“承寄”，双方约定“承寄”服役结束后给钱。其中“承寄”应该是人名，恐释文有问题。
在悬泉汉简中不仅有很多单独出现的寿贵里，还有一条明确记录金城郡也有寿贵里。对于没有具体隶属寿贵里的资料，本文不作检讨。如：
简20.寿贵里孔并 作瓜田 ⅡT0114②：190
简21.寿贵里赵贤 贷麦五斗ⅡT0214③：17
简22.永光四年闰月丙子朔戊戌客子金城郡允吾寿贵里薛光为效榖宜王[] A
阳武田中知券趣廪食加酒旁二斗[] B
ⅤT1510②：147AB
常利里资料较多，个别时间可知是新莽时期。如：
简23.中部中曲骑士效谷常利里崔常[]
ⅡT0114②：160
简24.效谷常利里马猛田卌亩 问母若君毋所溉 溉目宿五亩[] ⅤT1611③：222
简25.出目宿廿五石 阳朔三年十一月甲申效谷常利里马君来付县泉厩啬夫定 （右齿）
ⅤT1812②：81
6）隧长效谷间田常利里上牛康年三十五[]
敦·25
7）戍卒效谷常利里张诩年亖十敦·252
以上五简加上18，隶属效谷县“常利里”的资料凡六简，前四简为悬泉汉简，后二简为马圈湾汉简。其中后二简具有明显的新莽简特征，时代稍微有点晚。“间田”、“三十”和“亖”都是新莽的独特标志[5-6]。“间”字读为“闲”[7]。
鱼离乡万岁里的资料还有一见，用途不明。简文是：
简26.效谷万岁里谢有ⅣT0317③：9
“[] 汉里”，在悬泉汉简中可能是“定汉里”或“广汉里”。相关资料一共七简，如：
简27.[] 效谷定汉里男子[]
[] 诣言何罪 （觚）ⅠT0109S：138
简28.……完城旦大男赵顺 故效谷定汉里沓[] ⅠT0114②：16
简29.[] 报敬案世爵公乘效谷定汉里[]
[] 皆毋它坐遣啬夫敞送[] ⅡT0215S：268
简30.效谷定汉里孙德成 牛车一两载粟卌一石六斗六升大 已入卅七石四斗五升 少四石二斗一升大ⅤT1812②：139
简31.髡钳城旦大男曹道得 坐共贼伤人直 故效谷定汉里ⅡT0215③：40
简32.髡钳城旦大男曹道得 坐共贼伤人直 故效谷定汉里 ⅡT0215③：42
简33.初元年闰月癸巳朔乙未效谷广汉里猛亲为[] ⅡT0214③：239
2.不明隶属“乡”的“里”
在西汉的文书中“乡”一级的名称出现并不多，即便是出现了亦属于特例，所以能够确定“里”归属某乡是很不容易的。相较于上述可以确定具体属于某“乡”的里名，不能确定隶属乡的里名更多。这些里名我们准备按照其文书性质进行分类。
A.名籍简
记录人员名称的简统称“名籍简”。此外，还有一些因为简文残缺，目前可以看到的文字是属于名籍的简文。按照具体属性，又可以划分为官徒名籍、骑士名籍和普通名籍。
官徒名籍：官徒奴管理的需要，有时会出现此种记录，特别是在大赦之时，会按照具体不同官徒犯罪形式进行赦免。什么样的罪人可以赦免，又如何赦免等等。此类文书如：
简34.……坐盗出财物边关
施刑士故北地大要阴利里公孙合坐盗亡乏兴
施刑士故大常阳陵北武都里石骏坐盗亡乏兴 （以上第一栏）
龙勒万年里男子王广坐贼杀人
龙勒长通里男子史猛坐贼杀人
龙勒长通里男子孙归来坐贼杀人
……坐贼杀人 （以上第二栏）
广至……
沙头髡钳钛左右止城旦休闾败康居国坐盗
广至鱼泽止虏隧戍卒效谷益富里孟武成坐贼杀人[] （以上第三栏） A
ⅠT0116②：118AB
简35.鬼新卫明 S 故效谷步广里 徒子赣桼编书绳十丈ⅠT0309③：164
简36.施刑故完城旦大男范汤 愿署敦煌县 故效谷进憙里[] ⅤT1813②：30
在上述官徒名籍的三件文书中，具体记录了官徒的籍贯名称。从中可知效谷县有“益富里”、“步广里”和“进憙里”。
骑士名籍：以骑士之名出现的文书，暂称为骑士名籍。如：
简37.左部后曲骑士效谷延寿里夏异[]
ⅠT0116②：169
简38.左部后曲骑士效谷敬君里杨宣[]
ⅤT1310③：19
简39.左部前曲骑士效谷始昌里高德[] （削衣）ⅡT0114④：157
简40.中部中曲骑士效谷执适里解福[]
ⅡT0214①：50
简41.右部前曲骑士效谷光里吴奴[]
ⅡT0214③：301
简42.左部前曲骑士效谷宜农里[]
ⅡT0215S：442
简43.效谷骑士大穰里汤 六石自出
ⅤT1612②：28
简44.右部前曲骑效谷光里顾齐 不死 建始三年三月癸 再拜伏地再拜 （习字） A
地 伏伏地不 死死不 敢言之府伏 死伏地（习字） B
ⅤT1712②：75AB
以上骑士名籍简八，骑士分属左部、右部和中部，左部中还有前、后曲之别。出现的效谷县里名有“延寿里”、“敬君里”、“始昌里”、“执适里”、“光里”、“宜农里”、“大穰里”和“光里”。其中“适”通“敌”，“光里”名二见。
其他名籍：或因具体归属暂缺不明的简文，可以看作是名籍简。如：
简45.[] 故效谷宜王里ⅠT0110①：84
简46.效谷宜农里赵成年廿
ⅣT0517③：19
简47.效谷佐宜农里马丹ⅠT0114③：43
简48.效谷长乐里竟宁ⅡT0115③：284
简49.[] 效谷进憙里庆光ⅡT0214②：108
简50.效谷宜王里[] ⅡT0214②：610
简51.[] 效谷进憙里庆光ⅡT0214②：108
简52.效谷宜王里[] ⅡT0214②：610
简53.[] 十以 自出厶 故效谷宜王里[]
ⅡT0214S：75
简54.效谷寿亲里侯[]
ⅡT0215S：427
简55.效谷公士步进里成初 二石自出
ⅡT0216②：110
简56.司御效谷玉光里宋广[] ⅡT0314②：175
简57.效谷宜农里赵成年廿
ⅣT0517③：19
简58.效谷千乘里田甲（削衣）ⅤT1310③：148
简59.效谷得利里（削衣）ⅤT1310③：155
简60.[] 谷执适里石逢时ⅤT1311③：255
简61.效谷宜年里刑通桃田[]
ⅤT1311③：270
简62.效谷益光里ⅤT1812②：263
简63.效谷始昌里高宁高 上记事记 送 送 尽送 A
效谷广大里效谷驿马行 BF13C②：15AB
简64.[] 效谷高里田赣年廿二[]
91DXC：88
8）广汉隧候史效谷得玉里卫[] 敦·1261
以上二十一简，暂可定为名籍简，其中简45可能就是官徒名籍的残简，简53和简55都有“自出”二字，由于文义不是十分清楚，可以暂归此类。所记录的效谷县里名有“宜王里”四、“宜农里”三、“进憙里”二、“长乐里”、“寿亲里”、“步进里”、“玉光里”、“千乘里”、“得利里”、“执适里”、“宜年里”、“益光里”、“始昌里”、“广大里”、“高里”和“得玉里”等16个。
戍卒名籍：在悬泉汉简中由于其文书性质的限定，戍卒名籍简相较居延汉简而言要少得多。但是少并不是没有，戍卒名籍简也是存在的。与效谷县里名关联的简文只有一条，里名是“乐成里”。即：
简65.戍卒效谷乐成里审长 口三 署却虏隧[] ⅠT0209③：17
本简以“戍卒”始，但是与标准的戍卒名籍简格式仍有稍稍差异。因以戍卒二字始暂名“戍卒名籍”。“郡、县、里、爵、名、年、身高”才是比较标准的要素，“口三”是指审长家里有三口人，却虏隧是审长的戍守烽隧名。“审”疑为“沈”。
B.债务纠纷爰书类
汉简中有一部分物品买卖与替人服役的行为，涉及的钱多数不是一次性结算清楚，而是在事后才办理完交割手续的。为了防止出现所谓“空口无凭”的情况发生，也为了事后债务的追讨，双方会立契约、剖符刻券，或以“爰书”形式出现。此类文书中买卖双方的籍贯或居住地就会出现“里”的名称。如：
简66.[] 陵里姓王氏有田桼十亩 在美稷亭正月中徦与效谷宜王里男子宋子房至秋
ⅣT0617③：33
简67.[] 效谷步进里阴子公所贾钱五千 []
赵调ⅠT0110③：9
简68.初元二年月朔庚申效谷宜禾里石广宗为……一月御贾钱千三百今余九百钱月十五日毕 （右齿）ⅠT0116②：146
简69.始作效谷广利里礼氐已当作十五日[]
ⅡT0114S：6
简70.效谷益寿里赵定子田卅五亩 问长实毋所溉ⅡT0114②：199
简71.初元四年六月戊寅朔甲申效谷高义里簿子林为同县执适里重富昌庸六月司御贾钱七百前入四百七十余[] A
二斗B ⅤT1311③：109AB
简72.戍卒东郡观邑市南里张延年 自言贳卖布复绔一两直三百八十效谷宜禾里董功所闰月癸亥付奉候官 敦煌已入三百八十毕卿田
ⅡT0214③：32
简73.竟宁元年六月戊戌朔癸卯临泉亭卒胜之贳买草章单衣直四百八十效谷得王里周田所约至五月辛巳取钱旁人成乃始 A
四百八十 （右齿半字） B ⅡT0215③：331AB
以上八简，除简70有点牵强外，均与债务有关。其性质与前简14、简19相类。或可按照文书内容再进一步细化。简66王氏有地在美稷亭，让效谷县宜王里宋子房替其耕种，约定秋后的租金是多少。田“桼十亩”之“桼”字，证明本简属于新莽时物。
简67上下残，出现有效谷步进里。文书格式类同简72和简73，某某“所”为买卖行为发生的地点或场所。
简68出现有效谷宜禾里。石广宗替人到置作“御”，双方约定一月的庸金是千三百，立此契约时只给了四百钱，余下的九百约定在本月十五日给付完毕。本简可以看作是双方所立的契约。为防造假，侧面有刻齿，可以起到合符勘验的功能。个别文书不仅有刻齿，且将数字写在简牍侧面的刻齿中。
简69上下残，出现有效谷广利里。可能是里中名叫礼氐已的人应该劳作十五日，而没有劳作，答应出钱多少到某时给，有点契约文书的性质。
简70出现有效谷县的益寿里，里中的赵定子有田卅五亩，询问长实没有灌溉浇水。
简71是效谷县高义里的簿子林替执适里的重富昌作六月份的“御”，双方约定庸金是七百钱，当时支付了四百七十，约定余钱何时再给。有证人在场作保，沽酒二斗。与简19、简68的文书性质相同。
简72、简73为贳买衣财物爰书，出现有效谷县的宜禾里和得王里。与简14文书性质相同。“王”字与“玉”字，简牍上差异不大，释文常混淆。如“得王里”或称“得玉里”、“玉光里”或称“王光里”、“王杖”或称“玉杖”。争议颇多，本文不论。
C.鸿嘉四年购茭草文书
悬泉汉简中有几条简文，是鸿嘉四年二月悬泉置啬夫敞购买茭草的文书，文书日期大体一致。不过其内容所反映的物价值得推敲。而其中出现的里名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部分。如：
简74.出 稾十四石
直钱千六百五十 鸿嘉四年二月辛卯效谷寿亲里肖马付县泉啬夫敞91DXC：92
简75.出茭七十石
直钱千七百八十五 鸿嘉四年二月辛卯县泉啬夫敞付效谷大穰里韩长[] ⅠT0110①：83
简76.出 茭十四石半
直千四百七十 鸿嘉四年二月辛卯县泉置啬夫敞付效谷临乐里陈襃 （左齿）ⅡT0111①：218
简77.出 稾五十一石
直钱五千六百一十 鸿嘉四年二月辛卯县泉置啬夫敞付效谷益里邓恽 （左齿）ⅡT0112①B：2
简78.出 钱千五百
二百五十少百 鸿嘉四年二月辛卯县泉置啬夫敞付效谷广利里唐朝ⅡT0212②：5
简79.入十七石直穈 鸿嘉四年二月己丑县泉置啬夫敞受效谷寿亲里 （右齿）ⅠT0110①：118
以上六简，仅是悬泉置啬夫敞购买茭草文书中与明确属于效谷县的里有关系的文书，悬泉置啬夫敞在鸿嘉四年二月购买很多茭草，同样涉及冥安县、广至县的里。六简之中前五简的时间是同一天，二月辛卯，另一简的时间早两天。涉及效谷县的里名为寿亲里、大穰里、临乐里、益里、广利里和寿亲里。
前五简均是以“出”字始，但是后面经手人双方的位置并不一致。考虑到是因为悬泉置购买茭草的行为产生的文书，“出”对悬泉置而言应该是“出钱”，而简文中的“稾”和“茭”对悬泉置而言应该是入。简文前后文字很难对应，反映出置啬夫敞当时可能尚不熟悉这一问题。即便现在，我们有时也很难清除到底谁是出、谁是入。标准的正确文书格式应该是“入”与“受”、“出”与“付”相对应。邮书课记录的文书传递方向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关键是我们需要知道邮书的具体传递方向。如：
简80.入西板檄一樊隆印诣府 元始五年四月辛丑日失中时县泉置御张恭受广至魏大房即立遣大房持付遮要[] ⅡT0114③：425
简81.入西板檄二冥安丞印一诣樊掾治所 一诣府 元始四年四月戊午县泉置佐宪受鱼离置佐蹏卿实时遣即行ⅡT0214①：125
简82.出西书四封 八月戊子日夕时临泉卒博付毋穷卒凤T0214②：244
简83.出西书檄三函一 九月辛丑日失时临泉卒付毋穷范 A
日失 （左齿半字）BⅤT1210③：12AB
以上四简均与“西书”有关，“西书”就是由东向西传递的文书。“入”与“受”相对应，“受”字后是传递文书的来方，“受”字前的单位是接收方即“入”方；“出”与“付”相对应，“付”字前面的单位是传递文书的来方，“付”字后面的单位是接收方。按照文书的记录方式，简74—简79的“入”与“受”、“出”与“付”都不成问题，有问题的是前后单位的位置。特别是简74与简75非常明显。前面文字的类似，后面的双方位置可是明显颠倒了。
此外，简74至简78，属于同一天的文书，茭稾的价钱差异比较大，对于研究西汉社会生活的物价问题可是难得的资料。同样，对于简牍的出土地点（探方）和探方层位来讲，也是颇为典型的例子。五简的日期一样，经手人都是悬泉置啬夫敞，而其出土的小地点却是五个。
D.运输记录
此类文书有几条，均与当时的运输状况有关。这些车主都是效谷县的人，文书中出现有反映车主居住地的“里”名。里名分别是“益寿里”、“高证里”、“高心里”、“富昌里”和“阳玉里”。简文为：
简84.效谷问丘时之 牛车一两 四石
ⅠT0309③：219
简85.入转粟小石卌二石 毕 建始四年正月壬寅县泉厩啬夫建受效谷高证里郑未央（右齿）
ⅡT0113②：33
简86.月将转车到敦煌留为效谷高心里张君[] ⅡT0214③：147
简87.效谷富昌里李尊 牛车三两入穬麦小石[] ⅡT0215②：374
9）效谷阳玉里盖安车一两粟小石卌一石六斗九升大[] 敦·1058
E.吏除书
即官吏的任用文书，与效谷县里名相关的文书有二。即：
简88.厩啬夫效谷临乐里公乘褚德年卌三 初元二年十月癸[] ⅤT1610③：6
10）青堆隧长效谷宜禾里李广利 始元七年五月戊戌除敦·1403
二简之中，简88残断，文字不全，类似10）的格式。不过，10）中之“除”字原释文作“[阳] ”。此类完整的文书格式简为：
简89.敦煌博望禁奸亭长龙勒长通里公乘吴富昌年廿九 甘露三年十二月庚午除ⅤT1310④：32
简90.敦煌博望亭长龙勒长通里上造王富成年卅五 黄龙元年五月壬子除ⅤT1410③：74
F.其他类
此类文书还可以按照简牍文书性质的分类方法再一步细化，由于简文较少，多是一枚，暂不作一一分类。因为本文旨在提取其中有关“里”的信息，集中在其他类一并介绍。这里面可以细分为“邮书课”、“决狱文书”、“骨肉钱文书”、“出入簿”、“田符”和“訾算簿”等等。简文如：
简91.效谷乐世里箕同田五十亩 当山 A
效 （右齿半字）BⅠT0109②：4AB
简92.[] 置啬夫受效谷大穰里丘庆
ⅠT0109S：212
简93.[] 佐杨博受就人效谷高心里乐辨君
ⅡT0113②：8
简94.[] 十二月壬午少内啬夫敞付效谷寿里贾尚ⅡT0115①：8
简95.广至移十一月谷簿出粟六斗三升以食县泉厩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来ⅠT0309③：167
简96.西檄四 其二诣大守府
二檄诣效谷故里 甘露二年三月甲[]
ⅡT0113③：140
简97.县泉厨佐效谷进憙里孙贺强于临乐里刑君妻王子贺吏以县官人妻[] ⅡT0113③：218
简98.田奴去作亡奴素与效谷尊贤里李垂卿善垂卿遣舍ⅡT0115②：23
简99.[] 五凤二年闰月己未尽九月癸亥廿五日所买骨肉效谷宜农里宁广宗所贾钱三百
ⅡT0115③：72
简100.效谷宜王里李崇口五田九十九亩[]
ⅢT0809④：25
以上十简，出现效谷县里名有“乐世里”、“大穰里”、“高心里”、“寿里”、“广利里”、“故里”、“进憙里”、“临乐里”、“尊贤里”、“宜农里”和“宜王里”。其中简91为田符，类似的田符简牍长度多在14厘米左右，侧面刻齿，刻齿内或有“符”、“府”字，而不是本简的“效”字。简92、简93和简94，以简文中出现的关键词“受”、“付”可以归为出入簿类文书。简95为官府之间的往来文书，悬泉厩佐广德带人在广至县吃了六斗三升粟，悬泉置应归还，广至县将此事用公文形式发给悬泉置。简96为邮书课，其中二檄的目的地是“故里”，“故里”可能是里名①。简97、简98与诉讼有关。简99为传马死亡后卖骨肉钱的记录文书[8]。简100记录李崇家有五口人，田九十九亩，文书内容与“訾算簿”有点类似。
小 结
以上我们全面检讨了悬泉汉简中明确属于效谷县的里及“里名”，其中还连带到敦煌汉简中出现的效谷县里名。可以确认的是效谷县的里名目前有86简，加上居延旧简的“宜禾里”、“宜王里”[9]，合计88简。其中个别资料的时代较晚，属于新莽时期。在88简中，累计出现里名45个（见附表）。单从数量来看，悬泉汉简中仅仅出现的属于效谷县的里名，就已经远超目前已有对敦煌郡里名32个的认识。效谷县有3个乡，有45个里名。按照这一数字，基本上与东海郡的状况类似。东海郡的状况，据统计“东海郡下辖170个乡，2534个里，平均约合15个里为1乡，和文献记载存在一定的差距……平均每里管辖105户，和文献记载大体接近”[10]。两地乡、里数量巧合的比例，对于认识汉代的效谷县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里名较乡名出现的几率之高，固然是与汉代行政管理的需要有关，普通的文书记录格式是“郡+县+里”或“县+里”的形式。这样就会形成“乡”这一级别的名称不容易在简牍文书中出现。从对悬泉汉简中里名出现的情况分析可见，里名的出现主要集中在两大类文书，一类是本文的A类名籍简，一类是本文的B类债务纠纷爰书类。这种现象的出现或形成自然与汉代的文书格式关系密不可分。
以上我们对悬泉汉简中里的出现情况作了全面介绍，效谷县如此多的“里”名，除了一些少量里与悬泉置的日常管理没有关系外，更多的是围绕悬泉置日常运作而出现的。如悬泉置粮草的供应、运输、人员的补充，除了政府供给外，还有很多与地方脱不了干系的日常活动。从众多的简牍文书来看，周边附近的百姓，会定期轮流到悬泉置做御一个月，不去者可以出钱让人替役。悬泉置乃至邮驿路线从效谷县南部经过，沿途行政机构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成帝时西域都护郭舜上书称汉与康居的交往，致“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11]。悬泉置啬夫也曾因接待之事叫苦不迭，“县泉置啬夫博叩头死罪死罪，置受敦煌北乡、南移（乡）十月、十一月逋十人，直钱八千。迫大客且到，用度不足。博叩头死罪死罪，唯君哀怜，博叩头叩头死罪死罪”①。一边是人手不足，一边是接待任务繁重。按照置啬夫博的任职时间，本简反映的情况在建平二年（前2）前后。
当然，在悬泉汉简中还有很多资料涉及了敦煌郡其他县的里，也有一定数量的资料缺少具体隶属的“里”名。这些资料的整理，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社会基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具有重要的价值。限于篇幅，容他文介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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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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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G]//秦汉简牍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163.
关键词：阮籍；世说新语；魏晋
一、有情有义的放荡君子
阮籍的故事多集中在《任诞》篇。“任诞”顾名思义即任性放诞，在人们印象中，魏晋名士多是些放荡不羁、不拘礼教的人，阮籍自然也不例外。如第七则：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从今天的观念看，小叔子送别嫂子不算什么大事，但《礼记・曲礼》规定叔嫂不能相通，阮籍不仅与嫂子送别，甚至还大放厥词。这种与礼教公然唱反调的姿态，在当时确乎是不多见的。又如第八则：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可见，阮籍绝非那种假借醉酒来占妇女便宜的卑鄙小人，他为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故不在乎世俗眼中所谓避嫌之事。他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下的虚伪的情，他所推崇的情，是自然而不加修饰的真情。这一点在“阮籍丧母”一事中体现地很清楚。《任诞》第二则写“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弹劾阮籍违礼，希望司马昭治阮籍的罪，好在司马昭“爱其通伟，而不加害”。反观阮籍呢，则是“饮n不辍，神色自若”。
母亲病逝，竟然能喝酒吃肉、神态自若，在当时本来就是一件大逆不道之事，更何况司马氏主政，强调“以孝治天下”，此举愈发显得丧尽天良。然而，不遵礼法并不代表没有孝心，阮籍饮酒后大口吐血，恰恰表明他内心是极度哀痛的，他的做法虽然有违礼制，但他对母亲的爱却丝毫不逊于别人，这大概就是魏晋名士独有的行为艺术吧！
二、委曲求全的魏国忠臣
在世人面前放荡恣肆的阮籍，内心充满了无奈和苦衷。《任诞》第十三则讲：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阮籍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学他的样子，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争议的。正如刘孝标所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雅高，而礼教尚峻。”世俗的舆论压力，让他不得不为儿子的前途担心。
阮籍之所以要表现得与世俗格格不入，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玄学之风兴起，另一方面也与魏晋之交的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当时“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司马氏在朝中已是如日中天，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氏大肆屠戮曹氏骨干，以维系本集团的绝对统治，而阮籍忠于曹氏，却又无力挽救时局，所以当司空郑冲向阮籍求劝进文时，阮籍故意在袁准家喝得酩酊大醉。可为了避免惹祸上身，他最终还是“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世说新语・文学》）虽然“时人以为神笔”，可有几人能理解他文章中所饱含的辛酸与无奈呢。
在这种心理的主导下，阮籍表现出双重性格。表面上他对司马氏言听计从，不敢忤逆，时刻保持着小心谨慎的状态。如：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世说新语・任诞》）
司马昭为装点门面，所以任用阮籍。阮籍推脱不掉，勉为其难去赴职，但也仅仅做一个沉醉于酒中的步兵校尉罢了。他骨子里的名士风度没有就此泯灭，虽然三缄其口，但他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无声的抗议：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静，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
三、潇洒随性的竹林贤者
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并成为竹林七贤。这些清高的知识分子不愿卷入政治斗争，又无力拯救崩塌的名教，于是退隐山林，大畅玄风。他们有相同的理想，所以交往起来如鱼得水，各得其乐。如《简傲》第二则记载，王戎拜访阮籍，刘公荣也坐在一旁，阮籍只与王喝酒而不给刘喝，还振振有词：“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可见孤傲清高的阮籍瞧不起刘公荣，但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而闹僵，反倒是“言语谈戏，三人无异”。
又如《排调》第四则，也体现出了阮籍的纵情任性，以及朋友之间的融洽自然的关系：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歌，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栖逸》第一则载，阮籍去苏门山中拜会真人，与之谈论上古之道和养生之术，真人皆不为所动，于是他使出了看家本领“啸”，结果真人亦以啸回应。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小故事，同样是阮籍潇洒通脱的写照。
可以说，魏晋之交这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阮步兵这位风流名士，同样阮籍也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着这个时代乃至后世无数的文人才子们。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医；古籍；图像；数据库；系统平台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5（b）-0123-02
本研究中所谓中医古籍图像，是指中医古籍文献中所刊载的各类插图而言。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中医古籍图像是中医学知识除文字外表述的重要补充，也是中医学知识最为直观、形象的表达。然而当前鲜见有关于中医图像的成规模、系统性研究，在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中，也未曾将图像作为单独的研究课题。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第三批自主选题团队项目——“中医古籍图像分类整理研究”课题（ZZ03076），首次对中医古籍图像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并搜集到大量的图片资料[1]，由此中医医史文献研究者第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掌握了如此海量的图像资源，这确为一件幸事。
然而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文献学和史学的方法对数量如此众多的图像进行整理研究，单凭人工的方法就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据库技术，实现对古籍图像的管理，并利用知识管理的理论方法，对图像资源进行标引，将大大提高古籍图像研究的深度，并对从整体上把握图像的分类具有很好的规范作用。本研究拟探讨一个集中医古籍图像管理与应用功能为一体的数据平台的构建方案。
1 系统设计
中医古籍图像数据平台拟采用多层化、模块化和组件化的理念进行架构设计，构建一个分布式应用、集中式管理的WEB应用系统平台。该系统分为：数据资源层、加工管理层、查询应用层。
1.1 数据资源层
包括中医古籍图像、索引和系统3个数据库。中医古籍图像数据库：存储中医古籍图像文件及其标引信息。索引数据库：存储中医古籍图像数据库中的索引信息，为高速查询检索提供数据层支持。系统数据库：存储用户信息和用户产生的各类数据等。
1.2 加工管理层
包括图像信息著录、图像主题标引和用户管理、内容管理4个功能模块。图像信息著录：为数据加工人员提供对古籍图像的外部信息进行著录、修改、审核的平台；图像主题标引：为图像研究人员提供对图像内容进行主题以及关系标引的平台；用户管理：为管理员提供管理用户和用户权限的工具；内容管理：为管理员提供审核、删除各类用户在评注、交流、通讯过程中所产生相关内容的工具。
1.3 查询应用层
包括检索查询、评注交流、统计报表、图像网络4个功能模块。检索查询：向用户提供图像查询和输出功能；评注交流：为用户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统计报表：为研究人员提供查询结果统计报表及多种统计图示生成的功能。图像网络：为研究人员提供动态图像关系网络展示功能。
2 系统功能
2.1 加工管理功能
2.1.1 图像信息著录 数据加工人员首先将经过裁切、正畸、除污等技术处理过的图像文件上传进本系统，然后以张为单位，分别对图像的各项外部信息进行著录。
2.1.2 图像主题标引 图像研究人员可对图像的分类、关系、主题等内容信息进行标引。①分类标引：按照多种分类体系，对每张图像进行多重标引；②关联标引：根据构建图像网络的需要，对图像间的等同、版本、组图、衍化等关系进行标引；③主题标引：以《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2]作为工具，对图像所反映的内容主题进行标引。
2.1.3 用户管理 管理员可对在系统中工作或使用者，赋予不同的角色类型，并对用户的权限进行管理。
2.1.4 内容管理 管理员可对系统中各类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诸如留言、评注、笔记、通讯等各类信息进行审核管理。
2.2 查询应用功能
2.2.1 检索查询 系统向用户提供简单查询、组合查询、关联查询3种方式。①简单查询：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单一的图像信息或主题词作为条件，检索相应的图像；②组合查询：用户可以通过输入组合的图像信息或主题词作为条件，检索相应的图像；③关联查询：用户可以一张图像作为中心，检索与其相关的其他图像。以上查询结果，均可按照年代、作者、主题等条件进行排序。
2.2.2 评注交流 为用户提供对古籍图像进行笔记、批注的功能；为加工人员及科研人员提供一个问题交流、讨论、反馈的机制；提供加工管理层与查询应用层之间用户间点对点的通讯功能。目的是为用户搭建一个科研学习的虚拟平台。
2.2.3 统计报表 按照年代、作者、类型、刊刻单位、版本、流传等条件统计分析图像数目，生成报表或其他图示形式。
2.2.4 图像网络 按照图像间的关联，生成图像网络。以展示图像的主题关系以及流传谱系。
3 系统实现
系统功能实现的基础为中医古籍图像数据库，以下简要介绍一下数据库主要表的结构（图2）。
3.1 图像表
①图像编码（主键）：识别图像的标识。②图名：图像的名称，原有图名的沿用原图名；原没有图名的可自拟图名，也可为空。③出处（外键）：古籍图像所出自的古籍及其版本。④特征：图像诸如彩图、墨图、雕版、手绘等形态特征。⑤分类：图像的分类号。⑥关联：图像相关的其他图像的编码。⑦主题词：描述图像内容的主题词，域值为《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⑧有无图像：布尔值。⑨图像文件：链接图像的文件。⑩备注：关于图像其他信息的备注说明。
3.2 书目表
①古籍编码（主键）：识别古籍的标识。②书名：古籍的正题名，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3]的题名著录作为主要参考。③版本：古籍的版本，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作为主要参考。④总目号：古籍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的编号。⑤主要责任者：古籍的编者、著者等。⑥次要责任者：古籍的校注者、增补者等。⑦成书时间：古籍成书的时间。⑧刊刻时间：版本刊刻的时间。⑨内容提要：对古籍作者、成书、版本、主要内容等的概括性介绍。⑩载图数：古籍所刊载的图像数量。馆藏单位（外键）：古籍的馆藏单位。借阅号：一般为馆藏单位为古籍编制的财产号。
3.3 馆藏单位表
①馆藏单位编码（主键）：识别馆藏单位的标识，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的馆藏地代码为参照。②馆藏单位名称：馆藏单位的名称。③地址：馆藏单位的地址。④联系人：古籍借阅联系人的姓名。⑤联系方式：古籍借阅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4 相关基础研究
中医古籍图像数据平台的构建，技术实现仅是其中一方面的工作，关于中医古籍图像的分类研究，分类体系的建立以及主题标引的规范，才是研究的难点和重点之所在。系统功能研究成果的水平，主要取决于以上基础性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
“中医古籍图像分类整理研究”课题先期取得的成果，为图像系统性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希望以此平台的构建为契机，整合起分散于全国的人力、智力和古籍图像资源，为中医古籍图像的进一步深入、系统、可持续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秦秋。我国首次开展中医古籍图像研究[N].中国中医药报，2011-12-16（001）.
[2] 吴兰成。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M].3版。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