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知道一些经典的名言吧，名言是指一些名人说的，写的，历史纪录的简洁而含义深刻动人的句子。其实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什么样的名言才是好的名言，这里是的小编为您带来的俾斯麦名言（优秀6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最近，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在中国悄悄搭起了一张投资网——至少，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心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拉菲一直被当做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古老的疑问重新浮现：这个以五根折断的箭作为族徽，被称作战争之王的家族，渗透了整个欧美的金融和工业变革——但作为西方的地下霸主，那时候它真没对马可·波罗笔下富饶的东方动过念头吗？
一如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故事，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兴起并贯彻整个家族历史的基本战略，就是“把金钱、心血和精力于某个潜力巨大的人物，付出巨大牺牲，献上热忱服务，待其功成名就，获得回报”，令其发家的黑森公爵、威廉伯爵和路易十八便是明证。
在东方，在现代中国，从传闻从野史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个打上罗斯柴尔德家族烙印的被投资者：吉利汽车的李书福。吉利并购沃尔沃的案例，被视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追逐中国的痕迹之一。
但事实上，早在200年前炮火连天的中国大地，这个家族已和他们这些“奇货”一起，出现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战争的进程背后。
“***贩子”
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在德国法兰克福定居并发迹于上流社会时，中国正处于最愚昧时代。1838年，一封从广州洋行发出的信函，经伦敦抵达法兰克福。发信者是一个带着罗斯柴尔德印记的商。
这一年是清道光十八年，始祖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Rothschild）已去世两年，老梅耶的五个儿子“罗氏五虎”，正分别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等地掀起一波波金融风暴，打造着金字招牌。而在中国当时最开放的珠三角，一个叫林则徐的官员刚颁布《禁烟章程十条》，收缴烟土、烟膏46万多两。
如果***能打上生产商印记，林则徐没收的***里，很大一部分“Made in 罗斯柴尔德”。
时光往回倒5年，1833年，罗斯柴尔德的资金在东印度公司刚进入佳境，英国议会却意外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的垄断特权。一直将对中国的兴趣遮遮掩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得不走向台前，找来两个苏格兰商威廉·渣甸和马地臣，筹划“东征”。
于是，两个苏格兰人奉命在清政府土地上组建了一个亲切又耻辱的名字：怡和洋行。
通过这家洋行，罗斯柴尔德家族收购的***转手变成茶叶回流，而分设在广州、澳门和香港的机构，负责为家族收集、整理中国的政治形势。那一封封信，记录的正是中英关系动荡交恶的信号。
1839年，虎门燃起滚滚浓烟，属于怡和洋行的***占了大头。为阻止林则徐，威廉·渣甸跑回伦敦，游说英政府与满清开战。此时，坐镇家族伦敦基地的是“五虎”老三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养子内森尼尔，其威势已达能影响英国经济的程度。并没有证据显示内森尼尔在威廉·渣甸的游说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老内森的两位女婿，内森尼尔的妹夫沙逊和哈同，因为“洋行公所”（***贸易所）的损失，确实在出兵一事上扮演了鼓吹手的角色。
被英军打败的清政府开放了上海。雨后春笋般新建的各类央行中，一家叫“公平”的正是罗斯柴尔德的新商。公平洋行继续“***-茶叶”的轮转，而像太平天国起义等时政资料，月月准时出现在法兰克福家庭会议的案头。
仅1856年的一次交货，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收入超过2.3万墨西哥银元，这还不包括包装袋子有破口而丢失了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巨额收入对罗斯柴尔德而言只不过沧海一粟。
“中国问题特使”
“***-茶叶”带来大把银元，又通过怡和洋行和清政府签订了外国贷款合同——但这些都无助于直接参与到中国金融的操纵。对罗斯柴尔德而言，这就等于失败。
1885年3月，坐镇巴黎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 “五虎”老五詹姆斯的长子）偶然听到家族一手捧起的俾斯麦透露，德国有意插手中国问题。仿佛看到了破局的曙光，大喜过望的阿尔方斯直言“德国早该如此向远东发展势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
闻弦歌知雅意的德国财政部长戴维·汉斯曼提议，由罗斯柴尔德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代表德国和英国，平分清政府铁路工程的融资业务。作为等价交换，汉斯曼希望德国能在这个联盟中得到一半的权利，这一点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出面争取。阿尔方斯的堂兄内森尼尔也表示：“在未来同中国政府的交易和合同中，一定要保证我们占据合理的比例。”合理的前提是实力，但此时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中国恰恰缺乏这一点。
于是，法兰克福银行等12家欧洲主要银行被阿尔方斯和内森尼尔绑上了战车，共同组成了德华银行。为表示诚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特地出资请人前往中国进行经济形势考察。
但德华银行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直到1894年，英国扶植的日本在甲午海战中重创中国，清政府被逼向俄国贷款1500万英镑以支付对日本的赔款，德华银行借此东风而起，和汇丰银行均分第二次1600万英镑贷款。
但山东铁路准入权的冲突，让英、德、法、俄四国开始交恶，战争一触即发，货款事宜眼看付之东流。阿尔方斯和内森尼尔两兄弟不得不分头灭火，甚至把英德政要请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晚宴上，互倒苦水鸡飞狗跳痛骂俄国重归于好，消弭了战争阴云，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得以继续赚钱大计。
正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手操作下，英国和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分配上，达到空前的亲密合作，而包括法国，俄国，美国等在远东有利益的国家，也将“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视作中国问题上“最安全和有效的外交交流渠道”，俨然视之为欧洲列强的中国问题特使与“知心姐姐”。
“你好，李中堂”
这段远东赚钱大计的过程中，如果说已投资成功的俾斯麦起到了凿路者的作用，被称之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则是更值得投资的那座桥梁。
1896年，时任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进行了一次大半年之久的环球访问。他见到了自由女神像和埃菲尔铁塔，见到了俾斯麦，见到了维多利亚女王，也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时任罗斯柴尔德家族掌门人、老梅耶的孙子阿道夫·卡尔·冯·罗斯柴尔德。
一见如故的李中堂赠给了阿道夫一幅自己的签名照，这幅照片至今仍旧挂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驻北京、上海代表处的门厅里。
1897年，阿道夫拍板组建了号称“北京辛迪加”的福公司，并邀请了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担任华人经理。不过，人们更相信刘鹗只是一个跑龙套的，福公司在中国真正的代言人，是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隔年，李鸿章给老内森的孙子、罗斯柴尔德英国分支家主小内森·罗斯柴尔德写了一封密信，保证大清朝廷仅仅作为辛迪加的隐形搭档，而不共享利润。李鸿章告诉小内森，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同意福公司开采山西、河南乃至陕西的煤矿，以及修筑相应的铁路线。李中堂的另一封信则刊登在《The Standard》报上，重新调动了英国商人投资中国的热情。
就像信中所言“福公司得到了我个人全力支持，这种支持或许对公司在华的成功是必要的”，1899年，李中堂通过汇丰银行汇款4203英镑（约为4万两白银）购买股份，成为福公司的股东。
正是凭借着强大而有效的公关，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福公司不仅能在清政府禁止外资染指矿业的时候，变相取得了多处煤矿的开采权，还能够历经中国多次革命和战争，包括义和团那样的疾风暴雨的涤荡依然屹立不倒，甚至事后还能获得更优厚的“超国民待遇”。
从中国带走了巨额利润后，福公司也流下了一丝善意，比如开办学校——中国矿业大学前身焦作路矿学堂就是由福公司在1909年创办。
还有对中国文化的另类留存。家族的第五代子弟、小内森的两个侄子查尔斯与安东尼，先后来到中国旅游，安东尼并因此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期加入了伦敦的东方陶瓷社，并成为该社巡展的主要藏品提供者。
1935年，安东尼的堂兄，年近花甲的亨利·罗斯柴尔德也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他试图“探究北京的秘密”。在亨利著名的《旅游世界》一书中，这样描绘了一座充满了活力和快乐的 “中国城”：人们愉快地购物漫步，每一个小店，每一个小摊都仿佛在办艺术展览，吸引着，陶醉着每一位顾客……
前度罗郎今又来
新中国成立后，福公司退出中国，罗斯柴尔德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才随之中断。
1977年，改革开放前夕，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六代——罗斯柴尔德父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伊夫林·罗斯柴尔德以《经济学家》杂志主席的身份访问了中国，从此打通了与大陆就黄金和外汇等一系列可能的话题展开讨论的渠道，至此 “回归”中国。
与19世纪的拜访充盈着炮火声不同，如今重履旧地的罗郎显得有些悄无声息。这一次，不以家族之名，而是以独立公司的名义在中国经营业务，范围大大缩小，主要是为国际公司并购与入股中国公司作财务顾问。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罗斯柴尔德在中国已赢得了广泛的尊重。1994年，罗斯柴尔德父子 （香港）有限公司设立上海代表处。2000年，罗斯柴尔德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
随后，罗斯柴尔德在中国广泛参与了汽车，金融、电信、房地产、自然资源等诸多里程碑式的重要项目。仅仅在1994年1月至2004年12月，罗斯柴尔德就为55个项目提供了顾问服务，涉及金额达到480亿美元，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家投资银行。
“我们的客户既有央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有民营企业小肥羊、阿里巴巴。作为财务顾问，我们曾参与了与中国相关的最大并购案，包括中国联通以240亿美元收购中国网通集团。”2009年访华时，家族第七代掌门人伊夫林的堂弟大卫·罗斯柴尔德如斯意气风发。
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是，在做客央视《对话》栏目时，大卫表示了对《货币战争》一书的十分不满，认为这本书并没有写出一个真实的罗斯柴尔德，要求此次访谈节目中，不能邀请作者宋鸿兵作嘉宾。
紧接着，这一年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足以让世人看到大卫·罗斯柴尔德继续勾画罗斯柴尔德家族辉煌事业的野心，一路向东。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商业洞察能力和资本操作能力，以及他们追逐利益的欲望，三百年来从未退化。同时，他们也坚持着传统的公关路线，各代家族掌门人，以及以罗斯柴尔德集团独立董事，前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代表的代言人等，一直不时前来中国访问，积极游说。
2011年7月，比大卫年长六岁但论辈分是大卫侄子的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也来到了中国，拜见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十九世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是一位有名的决斗家。有一次，俾斯麦与科学家维磋因言语不和，向他提出决斗。收到邀请的维磋既吃惊又为难，身为科学家的他并不擅长决斗。
决斗那天，俾斯麦大方地让维磋优先选择决斗武器。令人惊讶的是，维磋拿出两条事先准备好的腊肠，并解释道：“因为我是个科学家，所以选择腊肠作为决斗武器。这腊肠其中一条十分可口，另一条却灌满了致命的细菌。”他接着对俾斯麦说：“来吧，你选择你的‘武器’，我们一起吃吧！”
俾斯麦望着这两条腊肠，愕然半晌，生气地转身离去，有生以来第一次红着脸退出了决斗场。
作为军人，俾斯麦不打无准备之仗，或许他不屑于以腊肠对决，但无论如何，维磋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化险为夷。维磋如果逞一时之勇，上决斗场彼此开枪射击，无异于蒙着脸面对死亡，倒不如以腊肠对决，或许还有险胜的机会。
《道德经》第七十三章：“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意思是：一个人无所顾忌，则充满凶险，有所顾忌，则稳妥灵活。事实上，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都是既勇敢同时又勇于“不敢”的。
《论语》中，子路问孔子：“谁比较适合带兵打仗？”孔子答：“我。”子路反问道：“我不是很勇敢吗？”孔子说：“可我不仅勇敢，而且还勇于不敢呀！”孔子的“勇于不敢”，不失为金玉良言。
《明史・杂俎》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明太祖朱元璋向大臣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最快活？众人各抒己见，都不能令朱元璋满意。这时，一名叫万钢的官员奏道：畏法度的人最快活。朱元璋听后，龙颜大悦，连声叫好。
“不敢”，它的深层含义就是人心中要有所敬畏，敬畏天理，敬畏法度，不可越线，要自警自省，守住做人本色。和“不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人的“敢”，不该办的事敢办，不该拿的钱敢拿，台上讲廉政台下搞腐败，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结果落得身败名裂。
1847年春，33岁的俾斯麦出任易北河的堤防官，以此为跳板，成功进入政界，随着职位的不断升迁，在1862年他出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但荣誉感极强的俾斯麦并不满足于此，在康德哲学的熏陶下，他一直拥有着一颗改变国家国际地位的责任心。
普鲁士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隶属于德意志联邦，而德意志联邦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一个国家，包括普鲁士、奥地利在内的38个邦国各自为政，德意志中央机构形同虚设，德意志诗人席勒曾痛苦地呼喊道：“德意志，你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正因如此，德意志这个块头庞大却身体虚弱的大个子在欧洲饱受欺凌。
历史总要对某些人委以重任，这次它选择了俾斯麦。
“当代的重大问题(即德意志统一)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这是1862年俾斯麦就任普鲁士首相后在下院的演说词，强硬的态度、粗暴的方式使之被冠以“铁血宰相”的称号，他选择用铁和血驱赶那些在自己的家园上撒野的坏家伙，他崇尚暴力，讨厌“人文主义者的喋喋不休的说教”，他的张扬给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带来太多不安，威廉曾忧心忡忡地说，“我很清楚结局，他们会在歌剧广场砍下你的头，然后再砍下我的头。”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显然证明了威廉是一个蹩脚的预言家。
1864年普鲁士对丹麦宣战，俾斯麦在完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盛邀他的兄弟城邦――奥地利参战。同年战争结束，丹麦战败，俾斯麦把收回的城邦――荷尔斯太因作为战利品奖给了奥地利，殊不知，这块烫手的山芋险些使奥地利在地图上消失。
1866年6月，俾斯麦唆使人在荷尔斯太因滋事，普奥战争爆发，这场兄弟之争又被称为德意志之战，因为普奥双方争夺的是未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领导权。以普鲁士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俾斯麦仅用一个月时间就使外强中干的奥地利国土尽失，最后只能据守一座孤城――维也纳。奥地利在军事上的崩溃直接触动了普鲁士国王最兴奋的神经线，威廉大呼：“直捣维也纳，彻底消灭奥地利！”，然而，俾斯麦却“努力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他坚决主张放弃攻打维也纳，当国王不肯让步时，俾斯麦激动地喊道：“我要辞职，辞职！”甚至冲到当时正在议事的四楼大厅的窗户处，推开窗户，就要跳下，威廉国王最后妥协于俾斯麦的以死请命。普奥战争的结果是普鲁士与奥地利签订了非常宽容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城下之盟，奥地利人对俾斯麦爱恨交加，因为他既对自己痛下狠手又温情地保全了自己。事实上，在俾斯麦前后矛盾的行径背后隐含着他对欧洲政治的深深思考：首先，他意识到虽然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对奥地利的军事胜利，但很难使这个曾经拥有“德意志首席联邦”名号的昔日老大彻底臣服，所以俾斯麦对奥战争的目的不是吞并，而是把它排挤出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其次，俾斯麦考虑到普鲁士即使能够吞并奥地利，其他强国出于欧洲均势政策的考虑不会坐视普鲁士的迅速膨胀而不顾，普鲁士的张扬很可能招致列强的干涉，到那时候德意志的统一进程必然被中断；再次，俾斯麦已然决定下一步要向法国开战，如果此时与奥地利结怨太深，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奥地利必定会背后捅刀子。鉴于上述考虑，俾斯麦在最大限度保留了奥地利尊严的情况下把奥地利一脚踢出德意志联邦。1867年，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同盟成立，它包括除南德四邦以外的21个邦和自由市，而南德四邦即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斯一达姆斯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拒绝加邦，聪明的俾斯麦没有因为痛恨它们的背叛而向其开火，而是巧妙地利用拿破仑三世的贪婪成功地将南德四邦拉邦。
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意义，对130年前的俾斯麦以及130年后的今天同样显而易见。一国的成功离不开国民的健康。重病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重症患者自然无法赚到很多钱。重症得不到治疗的时间越长，最终治愈和维持的成本就越高。
自然，只有勤俭节约的小康之家才能靠私人储蓄负担治疗。因此，除非我们持有这样的看法：如果没有足够的储蓄，患重病就活该速死（从而减少人口盈余）。否则就该认识到，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将变得更富有、更成功。这些观点让俾斯麦深信不疑，放在今天也同样成立。
2014年1月1日，美国将部分实施一项法案——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简称ACA）。该法案不建立全民医疗保险，但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ACA将会让美国没有健康保险的人数下降近一半。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可以提出一项如俾斯麦全民医疗保险般全面覆盖的计划。这项计划或能让无保险的美国人获得与国会议员同等水平的医疗保险，并将鼓励他们以可承受的负担得到这一福利；也有可能把现有覆盖65岁以上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推广到全体美国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奥巴马在背后大力推进了复杂的ACA。我在2009年得到的解释是，ACA的核心与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罗姆尼所提议、并于2006年写入州法律的内容别无二致：“奥巴马医保”只不过是在“罗姆尼医保”的外面刷了层新漆。
当时罗姆尼是共和党推定的2012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因此共和党应该无法投票反对本方候选人在州长任上签署的立法中的内容。按常理推测，美国国会将以稳健的两党多数通过ACA，奥巴马将证明他可以克服华盛顿的党派藩篱。
结果在众议院，没有一个共和党投票赞成ACA。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在委员会中投票赞成，但随后反悔，威胁要以冗长演说扼杀这一法案，并投票反对它的最后通过。
至于罗姆尼，他拒绝承认他的法案和ACA之间有任何关系。
如今，2014年1月1日日益临近，ACA也即将实施，但可能并非美国各地。在南方和其他共和党控制的地区，立法者拒绝回答选民关于如何商讨医疗体制的问题；他们也拒绝了用于扩大其州级医疗补助计划的专项联邦资金；他们还拒绝建立可以让个人和小企业通过公司福利部门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获得与大企业雇员同样的健康保险的“交换”。
在控制的“蓝州”——60%的美国人口（以及70%的国民收入和80%的财富）来自这些地区——ACA的实施可能类似于马萨诸塞州的“罗姆尼医保”：道路是曲折的，但事实证明这是个巨大的成功，并且没人愿意废除它。但没人知道在“红州”（共和党控制的州）会发生什么，在这些州，共和党的政治基础设施牢不可破。
1、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2、这个时代的重大的问题不是演说和决议所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只有铁和血才能解决。
3、对于不屈不挠的人来说，没有失败这回事。
4、对我来说，衬衫比上衣更贴身。
5、如果人生的途程上没有障碍，人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6、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知道明天全世界的人都会因为我战败而责备我，但那又有什么呢？
7、如果日尔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灭亡。
8、我对青年的劝告只用三句话就可概括，那就是，认真工作，更认真地工作，工作到底。
9、失败是坚忍的最后考验。
10、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11、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12、人类的整个生命离不开三个论点：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于流血之中，领袖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13、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它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
14、尖头的子弹胜过尖刻的演说。
15、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
16、信仰比知识更难动摇；热爱比尊重更难变易；仇恨比厌恶更加持久。
17、劳动可以使身体得到休息，劳动可以使精神得到休息。
18、坚韧是意志的最好助手。()
19、我来到世界不是为了使人们更强，而是去利用他们的短处。
20、你们必须跟着我庄严的宣誓：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我们需要的是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21、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22、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
23、如果文明没有对野蛮进行排斥、打压，那么这种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
各种流行管理思潮如同“烈酒”，让管理者饮后产生宿醉头痛的后果，2006年的管理著作没有“烈酒”，但却值得管理者回味。
2006年年底，美国《战略+商业》杂志组织管理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和作者评选年度最佳管理著作，其中有5本著作脱颖而出，这5本书分别是：
对于企业领导人而言，各种流行的管理思潮如同“烈酒”，让人在狂欢中不知不觉酩酊大醉，宿醉醒来后还得忍受那难以言状的头痛。上世纪80年代初，这味“烈酒”叫“大战略”；到了1990年代，又变成了“业务流程重组”；进入21世纪，“末位淘汰”绩效评估体系成了经理们的最爱。在2006年的管理书籍中，没有这类“烈酒”，我们推荐的5本书更像讲究品味的美酒。因为经理们希望获得快速有效的应对措施，而他们各自组织中的情况又是那么复杂独特，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激烈。
在2006年的管理书籍中，管理学者们开始问这样的问题：科学的、事实的依据能为管理提供多大程度的帮助？对应的因果关系理论也正在形成。对于管理第一线的经理人来讲，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实践中要求管理者能快速做出应对，因此寻找证据的工作通常不在考虑之中。太多的情形下，经理人因为错误的理由，尤其是在好斗和急躁心态的驱使下，草率地做出应对决策。这些通常都是“饮用”了各种管理“烈酒”造成的后果。
1.《从资源配置到战略》
管理者是如何制订战略的
《从资源配置到战略》一书，探讨的核心正是公司在发展战略中所需要的外部条件。这本书关注经理人如何实实在在地制订战略。
该书提出的观点在当时就十分激进。上世纪70年代时，许多领导世界的企业战略家一致拥护一种自上而下的进程，即先构思后实施；而该书的作者之一，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瑟夫・鲍尔却把这种做法倒转过来，即先实施后构思。
鲍尔的早期研究认为，战略受3个条件所驱动：公司资源配置模式、公司结构以及公司对经理人的评估和激励机制。公司配置其资源的模式是一个持续进化的过程，而并非一蹴而就。该书详尽地陈述这种观点的发展历程，同时把一些学术界知名人士的观点融入其中，让人耳目一新、备受启迪。这些知名人士包括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腾森，欧洲工商学院的伊夫斯・多兹和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伯格尔曼。
该书的价值在于，它很好地把理论与事实结合起来，就战略的形成提供许多不同寻常却又精彩纷呈的观点。在资源配置（RAP）的初试阶段模式中，有三种层面的经理人同时参与到战略制订的过程当中：处于操作层面的经理人，他们经常有机会接触到异常情况，能够提供制订战略的第一手材料；处于顶层的经理人，他们有权并承当起制订战略的责任（通常根据财务预算来制订战略）；处于中间阶层的经理人，他们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既能拥护处于操作层面的经理人所提出的行动议案，又与位于顶层的经理人观点保持一致。在经过修改后的RAP模式中，三种层面依然存在，然而操作的进程与所消耗的时间却得到更为详尽的说明。
作者认为理解RAP模式是理解战略得以成功制订的核心所在。同时还提供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认为企业执行官可以根据公司结构的变化对自下而上的进程加以塑造。
此外，作者清楚地阐述了需要采用自上而下的战略性介入时的情况。例如，当需要出售或关闭现存的业务时，局内人士由于自身利益所在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通常需要外观者从公司上层介入进来。
从大局来看，高级经理人监管战略与结构，在情形危急时才介入进来。与个人单打独斗般地“主宰”公司战略并传递结果的做法相比，前者无疑富有成效得多。
2.《世界上最新的职业：20世纪的管理咨询》
知识中介人的角色
然而，为公司的战略承当起主要责任的职业管理人员，首当其冲的却是管理咨询顾问。
在《世界上最新的职业：20世纪的管理咨询》一书中，作者克里斯托弗・麦克肯纳探讨了管理咨询从上世纪20年代到今天的进化过程。与管理咨询所能提供的服务内容相比，作者更加注重管理咨询在美国获得经济和文化主导地位的背景条件。该书可与其他关注咨询的书籍搭配成套，如约翰・米可斯威特和艾德莱恩・伍尔得礼奇两人于1996年所著的《巫医：如何让管理大师的行动产生意义》等。
身为牛津大学经济历史学家，麦克肯纳教授辨别了职业型的管理咨询起源于1933年同时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和《证券方案》；前者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来，后者则有效地禁止律师、工程师和顾问等职业人士在公司的财务交易发生前履行自身的职责。正是由于这两个法案的出台，一些诸如乔治・阿姆斯特朗、博思艾伦、麦肯锡等管理咨询公司开始雏鹰展翅，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最后成为管理咨询行业中的佼佼者。
二战以后，随着美国联邦政府承担起被麦克肯纳称为“国家承包商”的角色，管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呈现出更为诱人的前景。政府依靠外部承包商提供的职业管理咨询专家，扩展了行政管理的兼容能力。
1947年，“胡佛委员会”成立并致力于促使行政部门提高效率，在此催化剂的强大作用下，联邦政府出任顾问角色的人员开始向制度化演进。有关规章制度持续推动管理咨询业的发展。由于安然、世通、安达信等连串公司财务丑闻事件陆续曝光，美国政府于2002年又颁布了《萨宾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防止咨询顾问给自己的客户提供意见；进一步加强公司董事的法律职责，并促使他们向外部的管理咨询顾问寻求建议。
另一方面，管理咨询顾问经常被人指控把旧秘方重新包装成为“新”产品。但在该书中，作者却带着同情眼光，认为管理咨询顾问作为卓越的知识中介人，努力在与自己的所知作战，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商品化过程。当我们寻找新的方法对自己的经验加以分门别类时，对显性知识的概括提炼总是处于变化当中，然而其中起隐性作用、不可名状的经验依然保持不变。这意味着知识从一种背景传送到另外一个背景中总会产生诸多问题。因此，个人不得不得出一个无法逃避的结论：正如其他旧的行业一样，管理咨询尽管属于世上最新的职业，但其从业人员却总是忙于工作当中，他们对于社会的有用价值将持续受到人们的质疑。
3.《兔子和乌龟：商业战略的非正式指南》
对迈克・波特的批判
无论是对管理学理论专家，还是咨询顾问，都采取更为怀疑态度的非属《兔子和乌龟：商业战略的非正式指南》一书不可。作者约翰・凯伊是一位经济学家、咨询顾问以及前商学院教授，本书是由他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结集而成。
凯伊教授在书名中使用了一个比喻，讲述了一个童话故事。故事中的乌龟与兔子展开赛跑比赛，乌龟由于厌恶在比赛中总是落后对手，开始雇请咨询顾问来帮助自己，使自己的速度变得更快、身形变得更为敏捷。兔子受到同类被猎豹追捕的事迹所鼓舞，下定决心要使自己成为猎豹，并准备为此采取行动。幸运的是，在一位智者――猫头鹰的劝说下，乌龟意识到必须与现存条件相符合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实力。
由此可见，卓有成效的战略的本质，必须要求企业与众不同的能力与市场需求相互适应才行。凯伊教授严厉批判了哈佛商学院经济学家迈克・波特提出的竞争性战略的观点，认为它对于理解核心问题毫无益处：为何不同的企业在面对同样的外部条件时，各自所采取的行动会截然不同呢？凯伊使用生动活泼的比喻使得该书通俗易懂，如果经常阅读，确实能使人受益匪浅。
4.《铁的事实、危险的半知真相和完全的胡言乱语：从事实依据管理中赢利》
从经验中学习
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说：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人是傻瓜，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才是正道。俾斯麦并没有把这种信念付诸行动，但他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者，一切以现实利益为重。
俾斯麦的做法并非没有根据，历史学家克雷・布林顿曾在自己的著作《西方思潮的故事》中指出：与科学领域中知识可以“积累”、进程真实存在相反，哲学、宗教和政治等领域会产生一种“非积累性”知识。
但是，区分知识领域中“积累性”与“非积累性”是个大难题，因为两者的界限并不明显：知识就像是一个光谱，受变异、选择和保持等作用力的推动，知识实体在这个光谱里发生位移，一些取得成功的理论和方法，渐渐让位于另外一些更为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在这个持续不断的空间里，管理的地位以及前进速度纯属人们的臆想，但它极有可能位于法则与医药之间；前者属于“积累性”，后者则属于“非积累性”。
在斯坦福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里・普非弗和管理科学与工程教授罗伯特・萨顿两人看来，管理应该十分接近医药。在两人共同撰写《铁的事实、危险的半知真相和完全的胡言乱语：从事实依据管理中赢利》一书中，他们宣称：“如果医生给病人开处方的方法与公司给管理提供意见的方法相同，那么，病人的病情就会加重甚至死亡，许多医生也将被投入监狱中。”
作者指出，经理人经常性选择错误的管理方法，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采取随意的基准，导致他们愿意采用来自成功管理机构甚为明显的惯例做法，从而忽略那些能够取得成功却常常不易辨识的独特环境；第二，重复以往的工作，这里再一次忽略检查当前的背景与以往是否一致；第三，盲目遵循根深蒂固却没有得到事实加以检验的理念。作者举出对于角色过分狂热以及关于过分相信股票期权功效两个例子，证明个人恪守的信念而非事实，以及信念是如何主宰争论的。
书中所检验6条危险的“半知真相”，反映的是北美众多经理人所持有的信念：
工作本质上与生活不同，事实也应该如此；
最佳的公司拥有最佳的职员；
财政津贴能够驱动公司运作；
管理战略是重心所在；
公司不是求变，就是求亡；
伟大的领袖在掌舵公司。
作者选取事实对这6条命题做出正反检验，并得出结论：这些概念或许在理论上能够得到论证，事实上它们所付出的成本经常会比所获得的利益要高。
因此，正如经常被用来表达“争夺人才的战争”，“半知真相”第二条被理所当然地认为个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可靠地根据个人的能力对其加以分类，公司的总体表现经常是对个人表现所作的简单加法。作者无法列出事实来支持这些说法，并认为在职员持续工作的环境和体系中，这些环境和体系经常会践踏个人的能力。
尽管作者打算展示以事实为基础的管理习惯如何成为可能，但读者在最后不禁会对事实提出质疑：即使是最简单的管理命题，也经常会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经理人做的最明智的事情就是能够从自己的信念和经验中抽身出来。
作者无法给经理人提供如何分类事实的理论框架，只好建议他们运用苏格拉底所提出的“对待智慧的态度”，即“让人一边根据自己现存的知识来行动，一边质疑自己的所知。”
这样的态度无疑受到认可，然而，由于智慧无从购买，也无法传授，我们实际上绕了一个大圈：个人通过错误判断获得正确判断，而正是错误的判断，使得随机的基准、重复以往的工作以及遵循未加检验的理念得以实施。
5.《G商：为什么同性恋管理者作为领导表现优秀……经理人能从中学到些什么》
被忽略了的因素
《G商：为什么同性恋管理者作为领导表现优秀……经理人能从中学到些什么》是另外一本优秀的管理学书籍，作者科尔克・施奈德是位教师和注册咨询顾问。根据施奈德的研究资料显示，与异性恋倾向的企业执行官相比，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倾向的企业执行官能够创造出更有斗志工作氛围并使员工更加尽忠职守。
作者得出结论：经理人必须认识到，员工的适应性和创造力至关重要，尤其对于新生代的人而言，他们追求有意义的工作，梦想能够改变世界。
对于培养经理人，我们经常想到学术型的巨头公司，如麦肯锡和通用公司。同性恋社区似乎能够发展出经理人与企业家。作者更为强调的是后者。
作者的资料显示，同性恋的经历与他人称之为“情商”的培养过程有相关联系，作者认为两者有因果关系。此外，看上去同性恋执行官能够支持普非弗和萨顿教授所提出的“危险的半知事实”的论点。
从经验中学到的所有教训，都未能改变俾斯麦的功利主义观点。毕竟，作为一名操作进程逐步递增发展的大师，他一步步迈向自己的终极目标：打造出一个强大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早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就推出了欧洲第一部《劳工法》和第一个社保体系，这种举措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而是因为他预测到工人的地位将迅速提升以及社会主义运动所产生的诱人前景。
1890年，威廉二世下令俾斯麦下台，随后采取了一些更为激进和冒失的举措，做法与当代经理人如出一辙。欧洲的地理政治体系，正如其他所有的社会建筑一样，变得摇摇欲坠而不得不采取修补工作；24年以后，它终于倒塌下来，造成的破坏是如此巨大、影响范围是如此之广，直到80年后才重新找到一个新型而持久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