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蔡元培名言（通用4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关键词：校本课程；绍兴名人；开发利用
校本课程是指为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由学校自主开发，具有地方独特文化色彩的课程。台湾师范大学吴明清教授说：“乡土是以自我为圆心，以情感为半径，画一片有家有生活的土地，生活中有人有事，土地上有景有物，交织成绵延不绝的历史和文化。”为了展现我校“名人教育”校本特色，我校根据校本课程的开设要求，不断开发和利用地方名人资源，以绍兴名人、学校名人、班级小名人为依托开设了《与绍兴名人对话》这门课程，旨在弘扬绍兴名人精神，引导学生在通过对绍兴名人的认识和了解中得到个性发展，并更好地认识学习的价值，塑造健全的人格。
一、采撷绍兴名人的育人资源
绍兴是一座具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江南水乡文化名城，风光秀丽，人杰地灵，是著名的名士之乡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指点江山利万民；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三千越甲”，雪耻十年破吴归；书圣王羲之挥毫泼墨，“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兰亭集序传千古；词人陆游哀婉叹惜，“钗头凤两曲”，吟诵千年传情殇；烈士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千秋万代传侠名；文人鲁迅，“中华脊梁”，挥斥方遒警世人；教育家蔡元培，“五育并举”，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与绍兴名人对话》整理了绍兴众多名人，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设置了本课的四个专题。
（一）我是山阴元培人
我校是以蔡元培先生名字命名的一所市属中学，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我校致力于弘扬、践行蔡元培先生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形成了“兼容并包，多元发展，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我校建有蔡元培纪念馆，蔡元培名人资源可谓丰富多彩。作为元培人，首先我们要了解绍兴名人蔡元培先生，因此，本课程的首个专题分五个主题介绍了蔡元培先生，这五个主题分别是：学界泰斗蔡元培、蔡元培教育思想启蒙、蔡元培教育思想概述、蔡元培的故事、蔡元培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蔡元培思想在元培中学的继承
（二）绍兴女性名人的“亮丽”
本专题主要介绍美女西施、侠女秋瑾、孝女曹娥、情女祝英台、才女唐婉，其中又抽取最著名最为人知的侠女秋瑾展开细述，介绍秋瑾的生平事迹，侠女风范，观看电影《竞雄女侠秋瑾》，在全面了解秋瑾之后让学生实地观察秋瑾大通学堂，感受当年的革命场所。
（三）绍兴戏曲名人
本专题主要从莲花落、越剧、绍剧、鹦哥戏四个维度介绍绍兴代表剧种之下的典型名人，有莲花名人――“《三根扁担》，救了一个曲种”的胡兆海、越剧名人吴凤花、绍剧名人――“南派猴王”章宗义（六龄童）、鹦哥戏名人宋小青等。现在的学生特别是绍兴城里长大的孩子，对于戏曲的熟悉程度不高，不利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因此特别设置这个专题向学生介绍相关情况。
（四）乌篷船里承载着的绍兴名人
本专题主要介绍周氏三兄弟，周作人、周树人、周建人，从周氏三兄弟文学作品中有关乌篷船的描述出发，讲授他们的文人影响。其中重点介绍了周树人即鲁迅，鲁迅作为绍兴的名人代表，可以说是绍兴的一张名片，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国翻译文学的开拓者。毛啥曾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而作为绍兴的学子们，更加要了解这一代伟人。
二、吸取绍兴名人的智慧精神
校本课程，归根结底，是为了学生将来的生存与发展，《与绍兴名人对话》校本课程其基本出发点是弘扬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爱心、有正义感、乐于合作、乐于竞争的新时代主人翁。因此本课程结合自身的特点，遵循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不仅要了解绍兴名人，更要他们身上学习绍兴名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包括秋瑾、鲁迅、徐锡麟、蔡元培等人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使命感；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全民富强的整体观念；自尊自信、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抗击，百折不挠，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同甘共苦、团结互助、宽以待人、勇于律已、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伦理规范；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勤苦忍耐的责任意识；清正廉明、言行一致、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的道德追求。这是一种真、善、美统一的理想核心，学生从生活和所处的周围社会中获得了书本以外的知识和能力，为学生的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提高和发展输入了新的动力。
三、传承绍兴名人的品质内涵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之巨大，《与绍兴名人对话》校本课程的开展可以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学校以此为依托积极为学生搭建名人教育宣传平台，开设名人教育宣传栏，改造校园文化环境，班级设置元培小名人制度，走廊上悬挂校园小名人，教室内张贴班级小名人，让每一位同学发现自己的闪光之处，体会活着的价值，把自己当名人，树立自信心，让名人教育的环境成为实施教育的有效载体，真正把校园文化扩展到孩子们的一切活动场所，让学生充满自豪感，为将来长大成为社会名人做好铺垫。
校本课程的实施，将地方资源优势转化成教育特色，对本土文化的再认识，特别是对学生成长、教育发展等有很大程度的价值意义。希望我校校本课程的能够依托绍兴地方资源特色，不断多元发展，成就精彩。
参考文献：
[1]商宪春。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现代教育科学，2016.
【摘 要 题】高教史研究
【关 键 词】蔡元培/大学/思想……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正面临历史上少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从大学制度建设上把握和应对是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回顾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重温蔡元培等著名教育家的大学制度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16年12月2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参照近代西方大学制度，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说：“直到1917年蔡元培再次从欧洲回国以后，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的思想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和大学院里初露端倪。由于早期曾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和欧洲哲学，再加上后来两次在德国和法国的长期考察，这就使得蔡元培的思想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按照他的想法，中国的现代大学应该以德国式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作为其组建的根本基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思想在他1912年草拟的教育法令中就充分反映了出来。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开始按照其教育思想对北大进行改革。”（注：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8.）这些改革措施从实质上实现了北京大学的近代化，而且对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转变学校性质：从官僚养成所到研究高深学问之所
针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师不研究学问、学生为做官而学习的现状，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的主张。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入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式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为了从根本上转变学校的性质和学生观念，使学生有研究学问的兴趣，使学校真正成为研究学问的地方，他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第一，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都十分浓厚的学校，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对研究学问没有丝毫兴趣。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在升官发财思想的支配下，学生“平时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后，学生则将“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悱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一些教员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以毕业后奥援也。”因此，学生们“对于学理，毫无兴会”。（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0.）为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入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他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反复阐述：1918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191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己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50.）他要求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00.）“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说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1.）1919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又指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1.）蔡元培的这些讲话，抓住了学生思想的要害，给了学生们一个新的灵魂，使学生们真正确立了以研究学问为求学之宗旨。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籍，“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3.）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0.）“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二是聘请教师时，“以学诣为主”，坚持“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据1918年的统计，全校200多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甚至有26、27岁的教授。”（注：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北京青年出版社。1987.22.）例如，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20多岁就当了教授。对学有专长者，蔡元培不论其信仰、派别，专用其一技之长。他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3.）因此，蔡元培主张各种学术流派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他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76.）“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大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2.）“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97.）当时的北京大学，各派竞相开讲授课，各显其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说：“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了众多著名学者的聚集地，这完全是由于蔡元培在学术争论中采取了‘兼容并包’政策的缘故。当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大学云集了许多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教授，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各不相同，但是北京大学仍然毫不例外地为他们的学术争鸣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场所。”（注：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9.）同时，对于各派之学说、各家之思想，不能以听讲人数之多寡来衡量其价值、优劣。他说：“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97.）三是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蔡元培说：“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曾举例说：“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01.）四是对不称职的教师包括那些滥竽充数的洋教员，力主大刀阔斧地予以裁减、辞退。曾有一名裁撒的法国教员提出控告，蔡元培则委托王宠惠出庭，指出解聘理由“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使对方败诉。另一名被裁撤的英国教员甚至请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交涉，蔡元培根本不予理会。朱尔典竟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听后，仅是一笑置之。
第三，充实教学内容。蔡元培对旧大学独尊儒术、压制思想十分不满，主张“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来改革和充实教学内容。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自由讲学。蔡元培曾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1.）“兼容并包”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的表现是，既积极吸收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用“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来充实教学内容，又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吸取，并用“新的方法来整理”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思想资料。（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0.）
蔡元培在改革大学教育内容方面容纳百家，兼收中西，冶各派于一炉，除了遵循“世界各大学通例”外，主要在于他的“器局大，识见远”。对此，梁漱溟曾有一段精彩论述：“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5.）梁漱溟本身也在蔡元培“聚拢包容之中”，自是深解其味、语语中的。
第四，整顿学生课外生活秩序，提倡组织社团、创办刊物，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1917年6月，蔡元培曾这样描述其时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9.）他认为，只有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组织各种形式的社团，创办刊物，学生才能“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则于身体有益”。
因此，他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了包括学术研究、文体活动、道德自律、社会活动等形式的各种社团，开办报纸、杂志，“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并延积学之教授，提倡研究学问之兴会；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以供正当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讲演团等，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这些社团的成立，既使学生养成了“研究学问的兴趣”，又使学生养成了“学问家之人格”。
经过蔡元培的整顿和努力，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68.）
二、建立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从少数官僚说了算到教授治校
蔡元培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主张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8.）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2.）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3.）“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4.）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一切校务都有章可循。
第一，大学设立评议会及行政会议。首先，设立评议会。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另每5名教授产生1名评议员。1年改选一次。校长任评议会议长，负责召集评议会会议和改选等事宜。评议会的任务是制定、修改大学规则及有关条例、决定学科的设立与撤消、审查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经费的预决算等。在设立评议会的同时，北京大学还成立了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乃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方面的事务。其成员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构成，校长兼任议长。与评议会相同，不具有教授资格的人不能成为行政会议的成员。评议会所决定的事项，由行政会议指导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实施。当时北京大学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有庶务、组织、预算、出版、器械、图书、教师聘任、会计监查、入学考试、新生指导、学生自治等委员会。
第二，设各科（系）教授会。1917年12月，北大评议会议决各科设教授会。教授会会员从教授、讲师中产生，教授会主任由会员公举，任期二年。1919年改门设系后，改称各系教授会。各系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及学生成绩考核等。
第三，设教务会议和教务处。北大的教务原来一直由各科学长掌握，处于极其分散、封闭的状况。1919年北大废门设系后，蔡元培主持设立了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会议由各系系主任组成，并由其互推教务长1人，任期1年。教务处即为主持全校教务的常设机构。
第四，设总务处。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物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北京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旧北大的官僚衙门作风，调动了各科专家学者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克服了分散状态，推动了北大向近代新型大学的转变。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顾孟余以赞赏的口吻评论说：“先生（蔡元培）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办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注：忆蔡孑民先生。香港《大公报》.1940.3.24.）
三、采用选科制：从强求一律到发展个性
1918年，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
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思想基础。年级制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限制了学生的选课范围，使学生不能兼习其他系的课程。同时，年级制“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旷课之弊，而其弊义传染于同学。”（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些弊端，他希望通过实行选科制，给学生提供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进度、调动学习积极性的机会。
文理沟通，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理论基础。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但文理分科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弊端很多。蔡元培指出：“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学生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种弊端，文理科的学生除了学习各自的专业课程以外，还要兼修哲学、心理学和教育中等核心课程。
当时，北大的选科制规定，本科学生学完80个单位（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课程为一单位）、预科学生学完40个单位即可毕业。针对学生仅凭兴趣听课、博而不精、忽视基础知识学习的弊端，他一再强调，“这种制度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的学校，并且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学，才有选择权。”同时，“学生所选的科学必须经教员审定，因教员知道选何者有益，选何者无益，如走生路，若无人指引，易入歧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30.）学校将课程分为必修、选修两类。本科学生80个单位，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预科学生40个单位中，四分之三为必修课。选修课不仅可选本系课程，也可选外系课程。实行选科制，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个性，培养专门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调整系科设置：废门设系
改革前北京大学的内部结构按照《大学令》所规定的“大学一科一门”3个层次所组成，即北京大学内设有文、理、法、商、工5科，各科下设若干门。如理科内有物理学门、化学门，法科内有政治学门、法律学门等。
内部结构改革首先是在科这一层次上，扩充文科和理科，“今既以文理为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科，使渐臻完备为第一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6.）并将其他科系从北大中分离出去（工科并入北洋大学，法科预备独立，商科归并法科），使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大学。1918年1月27日，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议案。蔡元培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别。同时并立，义近骈赘。且两种学校之毕业生，服务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5.）要解决重复办学这一问题，蔡元培认为应该学习德国的大学制度，“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其法科、医科既设于大学，故高等学校中无之。理工科、商科、农科，既有高等专门学校，则不复为大学之一科。而专门学校之毕业生，更为学理之研究者，所得学位，与大学毕业生同。普通之大学学生会，常合高等学校之生徒而组织之。是德之高等专门学校，实即增设之分科大学，特不欲破大学四科之旧例，故别列一门而已。”（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5.）“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要解决学生之间“互相龃龉”、“重术而轻学”这一问题，则应持“学术分校”原则。“兼设文、理、法、商、工各科之北京大学，则又以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故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务科之陋习（治法、工、商者，本亦可有学术上之兴会，其专以升官发财为的者，本是陋习）。而全校之风气，不易澄清。”（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1.）为此，蔡元培提出了改编大学制度的议案，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名曰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5.）对于蔡元培的这一改革，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评述说：“在大学课程设置方面，蔡元培的观点深受德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蔡元培也曾计划把北大的工程技术专业合并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实用和专业性院校的建设应该仿效德国技术学院的办学模式。此外，他还曾试图把北大的法律专业变成一个独立的专业学院，但没有成功。从蔡元培的这些努力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试图从根本上改革北京大学的办学模式，这所大学自从1898年建校以来，主要课程就是政治和法律，以鼓励青年追求仕途。”（注：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70.）
这一改革是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主张的重要体现。蔡元培强调大学的研究性质，并非意味着所有高等院校都要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相反，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当是多种层次、多种门类、多种体制的，这样才能在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下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主张“学术分校”，即，“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1.）在他看来，大学是培养学者，全面提高人的学术素养的，而高等专门学校则是造就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对这两类不同培养目标的高等学校，蔡元培主张应有不同的办学方式。“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其在高等专门，则为归集资料，实地练习起见，方且于学校中设法庭、商场等雏形，则大延现任之法吏、技师以教之，亦无不可。即学生日日悬毕业后之法吏、技师以为的，亦无不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1.）在回答周春yuè＠①对大学改制的异议时，蔡元培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二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所限与程度之差。……以此等性质之差别，而一谓之‘大’，一谓之‘高’，取其易于识别的，无他意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2.）后来亦反复强调这一点，高等专门学校，“其年限及毕业生资格，皆可与大学齐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可见，蔡元培是将这两类学校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上的。
内部结构改革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废门改系”。这一改革使得北京大学的组织体系由“大学一科一门”3个层次变为“大学一系”两个层次。各系内还成立了教授会，议决系内重要事项。改革后的1919年，北京大学设立了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质学系、哲学系、中文系、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等14个文理系。
蔡元培建设大学制度的努力，在北京大学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改革北大的理论和实践，深深地震撼了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界，尤其是高教界。同时，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也间接促进“五四”运动爆发，几乎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奇迹。虽说文学改良、新文化运动更多地是与陈独秀、胡适乃至摇旗“呐喊”的鲁迅有着直接关系，但陈独秀的北上以及随后《新青年》阵营的形成，毕竟是蔡元培助成，所以梁漱溟才说：“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6.）“论人则蔡先生居首，论事则《新青年》出版在先。许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都出自这许多人的手笔。”（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4.）对于蔡元培的成就和影响，可谓是誉词千篇。梁漱溟曾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4，147.）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注：冯有兰著。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中华书局。1992.57.）《追忆蔡元培》一书的编者郑勇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蔡元培之前之后，北大校长走马灯式地轮转了多少才士俊杰，但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仍然是蔡元培，只有蔡元培。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士，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与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成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魅力不减风神依旧，因为自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改革；动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实践，造就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正因为如此，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外部，或者说多是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事功和客观影响上进行探讨的。这种研究取向虽然能比较深入、全面地反映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客观效应，但却容易忽略蔡元培本人的主观愿望，出现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误读甚至曲解。为此，本文拟借助心理史学的方法，从内部、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和愿望的角度，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历史事件进行解读，从而使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或群体行为动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如何认识这些历史事件的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观点或者说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把这些历史事件主要看作有意识的理性的行为，还是主要看作无意识的情绪化的行为。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伴随着“西方人所注入的痛苦、不满、屈辱、恐惧和憎恨”[1]，但如果由此就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个体行为和，看作是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甚至近于“变态”的“盲动”行为，未免就失之偏颇了。虽然近代西方社会给中国带来的强烈冲击使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群体的反应的确带有情绪化的“盲动性”，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先进人物在这种群体的“盲动性”中有时也不免失去了“自己”，但这绝不是中国近现展史中历史事件的主流。与其说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是在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行为，毋宁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一再试图以个体有意识的理性为克服这种“盲动”而努力。蔡元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西方文化的借鉴、吸收的认知和态度，以及他首任教育总长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关于“自大”和“自弃”的论述(在该文中，蔡元培强调指出，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的发展，“自大”和“自弃”都是万万要不得的)[2]，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多数，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至少理性和情绪也是同等重要的。不明确这一点的话，心理史学取向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也会成为“退缩的历史”进而被逐出历史研究的殿堂[3]。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的社会动机概念是：社会动机是指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内驱力，意识性是它的主要特点[4]。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人，不仅要了解他过去的经验，而且还必须了解他的目标和未来成就。”在荣格看来，“目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牵引’作用，过去经验的‘推动’作用和未来目标的‘牵引’作用同样重要。”荣格对人类动机的观点可以用下图来表示[5]。这是本研究分析和探讨蔡元培北大改革行为动机的基本理论依据。
1916年9月1日，蔡元培被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北大任职，开始了对北大的改革。通过对蔡元培一生心路历程的全面考察，笔者认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鼓励造就大学问家的志愿”
蔡元培接受北大校长职务，在蔡元培的朋友中是颇有争议的。据他自己的回忆，当他从法国回到上海后，“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L61。可能就是由于蔡元培的“到底服从后说”，于是有人认为“孙中山的卓见，符合蔡元培的心愿，增强了他北上的决心”[7]。但笔者以为，即便没有少数人的支持，没有“孙中山的卓见”，蔡元培还是会出任北大校长的，这是他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他在德国游学的经验所决定的。
注重“学术”是蔡元培自我概念中的重要内容，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这一自我概念决定着蔡元培行为选择上的同一性、对经验的接受和解释以及对社会和他人行为的期待。由于受到康德二元论哲学思想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犹未能超轶乎政治者也”，而政治的目的，不外乎现世的幸福，“一切隶属政治之教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而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犹不可无超轶现世之观念”[2]。所以他认为，“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应具之物”[2]。而德国游学的切身体会和巴留芩的著作告诉他，“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8]，这种状况对一国之学界关系重大。另外，要罗致一切有学问的人才，只有大学具有这种能力。可以看出，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在德国游学的经验，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又使“鼓励造就大学问家”成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主要目标(或牵引力)之一。吴稚晖在谈到蔡元培的志愿时认为，蔡元培“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别人办普通教育，像办工程等等，他也给予很多的帮助，而他毕生最致力的是办大学”，因为在他看来，“仿佛是一个国家，只要有大学问家出来，民族就可以之而贵，一班人即可以之而尊”。所以，“蔡先生要盼望我们造就历史上的大人物”。就是在后来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也“总是希望研究院能够造就中国出色人物，可以有人去得到诺贝尔奖金，在国外百科全书上也能够记载出中国伟人的姓名来。这种希望，仿佛是他天天所不能忘记的”[9]。吴稚晖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蔡元培的真实目的，这从蔡元培的著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1919年7月23日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对于，蔡元培表示：“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但蔡元培从自***战争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出发，认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意，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在他看来，对于民众“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他希望“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2]。透过蔡元培文字间真情的流露，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从事纯粹之科学研究是多么的渴望！他是多么地希望中国学术能早日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但如果没有大的“学问家”，这种希望又怎么会成为可能？
他的这一思想在1921年5月12日在《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他说：“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2]可以说，“鼓励造就大学问家”，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目标之一。
二、对传统教育弊端的痛恶和对树立新学风的渴望
传统教育弊端主要表现为“鄙”、“乱”、“浮”、“蒽”、“忮”、“欺”，蔡元培对此是极为痛恶的[10]。所以他认为，“未光复以前，全国学风以破坏为目的”，但在民国成立后，“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故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2]。蔡元培的这一观念还是很有见地的，只可惜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并不是蔡元培理解中的“民国”，“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2]谈何容易！所以民初蔡元培的这一理想并没有机会得以实施。但当重建学风的机会来临之时，蔡元培是决不会放弃的。
蔡元培对北京学生的习惯是很了解的，“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教员自己也是不用功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是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在讲坛上读一遍而已。这种情况在北大更为突出，学生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6]。所以，蔡元培到北大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变学生的观念，树立良好的学风。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北大的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抱定宗旨。他说和专门学校主要以“学成任事”不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以往学生“求学于此者，皆有升官发财思想……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他认为“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学生应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即乖，趋向自异……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如果学生“不于此时植其根，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第二，砥砺德行。蔡元培认为，“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所以“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势”。作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第三，敬爱师友。鉴于以往师生关系、生生关系间存在的问题，蔡元培提出，师生之间“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同学之间“尤应相互亲爱”，“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局，……毁誉共之”[11]。这些论述明确反映出，对传统教育弊端的痛恶和对树立新学风的渴望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又一基本动机。
三、对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和对民主化、制度化大学组织建设的追求
笔者认为，在德国游学期间(1907—1911)，蔡元培逐步确立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在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以后，蔡元培便确立了自己教育救国的思想。笔者认为，蔡元培是在1907年留学德国以后，才逐步确立了教育救国思想。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但教育救国的人手处很多，蔡元培选择大学教育作为突破口，自有他认知和态度上的心路历程。
早在1900年，他就已经有了“精英教育”的思想萌芽，德国游学的经历和巴留芩对德国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论证，又使他有了直观经验和学理上的支持。大学教授的感化力量是什么？是定一国青年“个人处世之趋向”；德国迅速崛起的经验是什么？是“德人学问之精邃”；“德人学问之精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学界之伟人硕士，常于其国青年授以直接之教育，大学之势力永不坠”。“故大学能团结国民之精神，而维持其地位焉”。如果大学力保其“为学海重镇之名誉，据其永久之惯习，爱真理，重职责，致力于学问，摆脱世俗利害得失之观念，世界各国，莫不尊之重之”[8]。
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对蔡元培来说实在是太具有魅力和吸引力。有了这种认识和态度，而不去从事这种活动，那倒是让人难以理解了。蔡元培1917年3月15日在给的信中写到：“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校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校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12]由此可见，对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另一推动力。
事实上，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也是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进行的。根据德国大学的组织建制，蔡元培在北大创建了教授会、评议会等，希望通过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设，克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传统模式。这是他北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蔡元培采用了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等人的大学办学理念，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19年3月18日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的信中，蔡元培谈到自己办大学的两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12]
这种主张，与他对大学教育性质的认知和态度及他对他人的认知和态度特点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13]
在当时的历史年代和社会背景下，“真的”能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则是蔡元培的个人特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注重“学术”、“宽厚”和“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等自我概念特点，蔡元培才“真的”能以“学问”作为判断和评价人和事物的“中心品质”，才“真的”能以“学问”的高低来对待古今中外学术，才“真的”能“广收人才，并且能恰当地任用，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只问学问才能，不问思想派别”[14]。
由于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由于蔡元培在主观上确实倾向于“新派”，所以有人认为：“蔡元培在提出和实践他的‘兼容并包’思想时，是有选择的，决非对新旧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要兼容的是新思想，保护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他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却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封建文化在中国已根深蒂固，并不需要‘容与包’，而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新学’和新思想，因为不断遭到反动势力的扼杀，才需要特别保护，予以‘兼容’与‘并包’。因此，实行这一方针，实际上起到了宣称民主和科学、传播新思想、开辟新文化运动的道路等客观作用”[15]。这种认识初看起来似乎很符合历史事实，但却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相去甚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决无偏颇的。也许正是意识到个人可能出现的偏颇，蔡元培才力主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制度。这才是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意。
蔡元培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这种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建设的重要性。1919年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后于5月10日给北大学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12]可以看出，他对北大已建立起的制度化组织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9月20日，蔡元培在《回任北大校长在全校教职员欢迎会上演说词》中表示：“学校是有机的组织，校中职员，普通语分为教员、职员两部，其实没有一事不互相关联的……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全体职员的组织，果然稳固，即有一二分子的变动，为[如]更换校长等事，当然不成问题。”[2]再次表示了他对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就在1927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蔡元培依然把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保证，在中央研究院设立了评议会机构。他“十分重视评议会制度，坚持参加评议会，即使在他晚年客居香港时，也始终关心评议会的情况”[15]。可以说通过民主的方式，在法律范围内解决问题，是蔡元培在北大乃至其他社会事务中的追求。
在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大一仍晚清封建学堂的旧习，可谓陈腐不堪，改革旧北大已成为当：务之急。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理应率先改革。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此事令蔡元培着急犯愁。当他走访北京医专汤尔和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他们都一致推荐陈独秀为北：犬文科学长，并以十多本《新青年》相赠，称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他和陈独秀有过交往，都曾是爱国协会会员，同在上海的一家实验室做过炸药的实验，试图以暗杀和暴动的手段，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登门拜访，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1917年1月4日，他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职务，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可见其对陈独秀之倚重，对文科改革之期望。
于是，激荡旧中国的一场思想文化革命，便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在北大以锐不可挡之势而兴起狂澜。在北大可以自由办报办刊，自由讨论各种学说和主义，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自由的清新空气。蔡元培对北大的文科改革是满意的，时隔多年，还说自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气，遂大流行”。北大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民主自由的生存空间，是得益于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在忆及往事时，还极富感情地说，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知识，可以在北大进行研究和讨论。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扩大影响、发展会员，罗章龙草拟一启事，请他批准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他当即同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时，他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当他得知研究会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时，便让校务处腾出两间房屋，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这样做立即遭到非议和责难，可是，蔡元培却能力排众议，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北大自由讨论。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这种容纳异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受到北京军阀政府的严词恫吓，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撰文说：“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氏夙隶，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他们将北大出现的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便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
北大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
众所周知，陈独秀和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作为身体力行的革命家，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在北大集聚了一大批向往科学与民主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则是在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是在北大首先进行的。1917年11月，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又被授予经济、史学系教授。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都是在北大任职时发表的。
青年也曾受到过蔡元培的照拂。1918年9月，长沙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决定赴法勤工俭学。、肖瑜、熊民楚、章根弟四人来到北京。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准备留在北大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原想搞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就可以了，没曾想此事为蔡元培知晓，他没有让去当清洁工，而是写信给，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青年再也不为在京的生活犯愁了，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自学读书、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的机会。由此而结识了陈独秀、，从而为他的早期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为此，极为敬佩蔡元培，恭恭敬敬地称其为“夫子大人”。
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在酝酿之中。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开始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当年的北大学生、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生前在《追忆蔡孑民校长》一文中说：
“蔡先生不聘请、陈独秀等到北大工作．那么共产党的活动就不会在北大开展，北大就不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
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党初期的五十几个党员中，北大的共产党员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陈独秀、、张申府、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和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它的必然合理性来源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真理性，来源于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崇高品格，受惠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受惠于蔡元培博大宽阔的胸怀和容纳异己的雅量。
从提倡“好人政府”到提出“不合作主义”
蔡元培是个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在寻求救国的方法时，他选择的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当其理想破灭时，他也知道是军阀专制、政治腐败所致。然而，他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走的依然是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1922年5月，他领衔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设想。“好人政府”的设想落空后，他又提出辞职的要求，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认为：“我国近年来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好人都退出政府，那么，这个腐败政府也就会自然。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陈独秀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文章说：“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空气所逼，愤而辞职，且正式发表宣言，历数政府国会之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己的品行，我们当然要承认他比一班仍在北京‘供职的小人和庸才’高明得万倍”，但是，作为“贤者”的蔡元培恰恰有着“消极”和“非民众”的“两个观念的缺点”。文章认为对待恶浊政治的态度，“必须彻头彻尾采取积
极苦战恶斗方法”，必须发动“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广大民众”。而“好人政府”和“不合作主义”，却“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
中国共产党的警示和老友的劝告，并没能使蔡元培觉醒过来，他还是深信不合作主义。1923年10月10日，他在比利时沙洛埃劳工大学讲演时说：“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劳工与资本的交涉。在俄国已经执行最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也有疑中国的鲍尔希维克化的，但中国决用不着这种过虑”，“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决没有赤化的疑虑”。
可是，不到两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他竟在致北京大学的电文中说：“间闻过激，颇滋疑虑。请纯用不合作主义促对方反省”，“言论上务以平等、公道为标帜，避去偏激名词”。显然，他对五卅惨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磅礴于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心中多有疑虑，感情上也难以认同。
“蔡先生动了一些火气，参加运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合作的局面便面临危机。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这个富有朝气的政党历有成见，总想将共产党熔化在自己的组织中，吴稚晖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1927年3月6日晚，吴稚晖和陈独秀相会，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多少年？这位率直的中共领袖竟不假思索地说，尚须20年。于是，吴稚晖便以此造舆论说，共产党要在20年内消灭，以求得蔡元培等元老对其提案的支持。3月21日，邵元冲告诉蔡元培，已决心与共产党分离。
中国共产党已察觉到国共分裂的暗流，陈独秀为防止老友蔡元培卷入这一历史是非的旋涡之中，曾约蔡元培相会于亚东图书馆，临别时，陈独秀诚恳相告：“防止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显然，“党外的右倾”，指的便是萌芽中的的倾向。
1927年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正是利用这一议案，于10日后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国共合作终于破裂，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丧身在枪弹刀棍之下。
柳亚子是蔡元培的学生，师生情谊亲密，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对这段“过节”毫不回护。文章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运动。”
当然，蔡元培的分共的本意，无非是两党分家，全然没有料到会大开杀戒，酿成惨祸。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决不忍戕害和杀戮革命者。可是，眼前所见的桩桩血案，已是惨不忍睹，他惟一能做的是尽其所能，保护革命者。四・一二开始，有人向他告密说，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他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这样，朱宜权才免遭毒手。
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1年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所谓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牛兰(Nouiens)夫妇。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公开职务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秘书，暗地担负组织和资助中国工人运动的任务。牛兰夫妇被捕后，在狱中四次绝食，生命垂危。蔡元培与宋庆龄闻讯后，多次过问此事，并且致电国民政府：“请求特赦牛兰夫妇。”
不久，陈独秀等人也被捕入狱。他又给当局去电报，要求“开其自新之路”。没想到这一纸电文，却遭到南京市党部的警告，称他“电请保释，系徇情蔽护，为反动张目”。他没有被吓倒，竟两次来监狱看望陈独秀，并为再版的《独秀文存》作序。
在参与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邓演达等人的实践活动中，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已经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动员国内外一切进步人士参与行动，共同营救政治犯，以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1932年12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总会设在上海，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12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服务宗旨是保障人权，“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第二，“无国家的界限，”第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蔡元培和宋庆龄等已将营救政治犯的个人行为，转化为社会知名人士参与的有组织的社会，并产生出具有影响的作用力。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衍、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得到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和关心。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行动，为当局所不容。1933年2月12日，南京市党部执委作出决议，给蔡元培和宋庆龄等人以警告的处分。反动派不惜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对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恐吓威胁，恫吓不成，便真的下毒手。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为特务所暗杀。蔡元培知道后悲痛愤慨，在去殡仪馆处理善后时，对《申报》记者说：“杨先生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毫无保障。”鲁迅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是坚决的。”蔡元培不畏强权，仍为保障人权而斗争。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禁，他连发两电，要求解禁。次年3月，何香凝之婿、共产党员李少石被捕，他又给最高当局去函去电，要求无罪开释。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他受鲁迅之托设法营救。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学天才，中国不可多得，应网开一面，惜护人才。但是，他的意见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徐梅坤，1927年7月在萧山县被捕后，关押于杭州陆军监狱长达九年，这年冬，由于他出具保状，徐梅坤才走出牢房。
“我们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已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可是，时为行政院外交部长的，却暴露出明显的亲日倾向，作为多年的老朋友，蔡元培多次劝其改变态度，投身于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一次，在南京请蔡元培吃饭，蔡元培在席间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话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泪珠滴人汤盘中，他竟和着汤一道喝了下去，举座无不感动。
蔡元培已近古稀之年，身体日渐衰弱，加之患有多年足疾，确实难以承负繁杂的社会工作。然而，只要是抗日的社会活动，他还是要拖着疲弱之躯，勉力担当。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
委员会委员，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他还领衔发表全国大学校长、教授宣言，控诉日本破坏我国文化机关的罪行。
1937年11月27日，蔡元培由丁燮林及妻弟周子竟陪同到香港养病。在香港期间，他仍为全民抗战而奔波操劳。次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美术展览会，他参观后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评价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蔡元培的抗日言行，由衷地敬佩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气节。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中央并转全体员信，提出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22日，即给蔡元培发来一函，再提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创议，信中说：
“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日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日不可行”，“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欣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他虽然没有给复信，但是，对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却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对前来探望的刘海粟说：“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大业是包而不办。”不满情绪已溢于言表。反之，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是心驰神往。1938年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道经香港，前来拜访，二人亲切交谈，吴玉章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题，他听后尤为高兴，为国共两党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赴国难、同抵外侮而欣喜鼓舞。他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也。”
1939年8月，已过古稀之年的蔡元培，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他对论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为关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敬仰蔡元培的高风亮节。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和陈云等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公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半个月后，延安举行各界促进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并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的演说，会议又通过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团成员。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3月7日，即发来唁电：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3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来唁电，并派廖承志专程前来吊唁。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蔡元培、吴承仕二先生追悼大会，会场悬满挽联，送的挽联是：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