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追求符合道义的社会生活，他把“道”作为判断社会政治良否的标准。“天下有道”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理想社会的摹本是西周，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小编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孔子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核心：“礼”与“仁”
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
“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孔子的政治主张以两个概念为出发点提出来
“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孔子的全部政治主张，基本是以这两个概念为出发点提出来的。
一、仁与修身行道
关于“仁”，孔子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作出过不同的解释。总的来看，仁的内涵丰富，要点有三：第一，爱人为仁。《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尤其强调“爱人”是统治者应该具有的品质。第二，“克己复礼为仁”。其意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规范。第三，敦朴厚重为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另外，孔子还说过“刚、毅、木、讷近仁”。在孔子对于“仁”的解释中，最有意义的是“爱人”。
“爱人”为仁，体现的是孔子对于“仁”的基本理解。孔子认为，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别人，是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品质。《论语·阳货》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民。”也就是说，能够广泛践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就是仁。孔子这句话的核心是强调待人要恭敬、宽厚、诚信、勤谨、慈惠。
孔子把“爱人”放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加以理解。在他看来，仁的品质在于“爱人”，而“爱人”则始于“爱亲”。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有若的这句话与孔子对仁的理解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孝敬父母、顺从兄弟便是“仁”的起点。孔子所说的“爱人”，是由近及远的爱，即从爱自己的父亲、兄长开始，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对孔子这一思想的内在逻辑，战国时期的孟子进一步诠释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一说法合乎孔子思想的原意。孔子的“爱”实际上是有差等的爱，即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和社会地位的尊卑来决定“爱”的程度。
在孔子的思想学说中，“仁”是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是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的品质，无论是在贫困还是富足的状态下，都不可能拥有符合道德的生活，“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是否具有“仁”的品质，也决定着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否正当地对待他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孔子所说的“仁”，是通过个人道德修养而获得的品质，在修身以外再也没有获得这种品质的途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以，孔子尤其重视个人的修养。《论语·子路》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在孔子看来，修养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士大夫以上的社会阶层来说，决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而且关乎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因为士大夫阶层对于提高社会政治生活质量承担着更多的责任，用孔子的学生曾子的话说，便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修身以成仁是士人终其一生的事业。
孔子认为，士君子的修养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阶层的道德品质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在孔子看来，只要士人不断地向周围的社会环境施加道德影响，即使他们没有从政，但在实际上也具有从政的意义。孔子在回答时人“子奚不为政”时说，如果以孝道事亲，以仁爱对待兄弟，所言所行都体现了为政之道，便已经是从政了。
孔子认为，士人进行修养，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养成“克已忍让”美德。孔子认为，在权力等各种利益面前礼让，是最高尚的道德的体现。“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按照孔子的观点，如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能不计个人得失，“让”字当头，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即使是面对政治权力，人与人之间也应该以“让”为先，所以，孔子对于泰伯不肯做天子而逃于吴的传说推崇备至。
第二，恪守“忠恕”之道。孔子的学生曾参概括孔子的处世原则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按照历代注家的解释，所谓“忠”就是“言以中心”，“中能应外”，也就是为人真诚;所谓恕，就是“以己量人”，亦即推已及人，以待己的态度待人。
“忠恕”的基本精神是恰当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在社会交街中，把他人的利益摆在自己的前面，凡是自己想要获得的利益，应该让他人先获得，“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至少不能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强加于别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三，安贫乐道、安分守己。孔子认为，作为士君子，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求，不能把个人欲求的满足作为个人的生活目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应该把美德和道义作为人生的追求，这种追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修身的过程便是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过程，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在道德层面上检讨自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两相印证，足以说明，在如何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问题上，孔子的认识是一贯的。美德来自于个人的道德自觉，而每一个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人，都应该有这种道德自觉。
在孔子的观念中，士人的个人生活与社会政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士人最高的道德追求是道义，符合道义的政治则是每一个人的理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认为，作为士人，应该恪守道义原则，在国家“有道”的时候可以从政，而在“无道”的国家里做官便是耻辱，“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此外，孔子还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对于那些政治昏暗的国家，孔子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选择离开;在整个天下都没有道义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个隐士，“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助纣为虐，这是士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二、“礼”与德政教化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思想家们探索社会秩序动荡的原因，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孔子认为，恢复礼制是走出社会动乱的根本途径，主张用“礼”规范社会生活，重建社会政治秩序。
“礼”的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君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昭公十五年》又载：“礼，王之大经也。”礼的本义是规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包括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道德准则等。
孔子认为，礼是适用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行为准则。无论是父子、夫妇、兄弟关系，还是君臣关系，都适用礼的规范。孔子在回答什么是孝这一问题时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礼是人们拥有正当的社会生活的根本保证，也是用来判断人的社会行为是否正当的尺度。《论语•泰伯》载孔子的话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说：恭敬而不用礼约束，便会烦扰不安，谨慎而不符合礼的规范，便会懦弱畏缩，勇敢而不按礼的规范做事，便是逆乱，直率而不守礼，便会伤人。恭敬、谨慎、勇敢、直率通常都被人们认为是美德，但在孔子看来，即使是美德也是需要由礼来规范的。离开了礼的规范，美德便不成其为美德。
孔子认为，礼是每个人在现实社会的立身之基，“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在教育他的儿子孔鲤时也提到：“不学礼，无以立。”每个人都应该自觉遵守礼的约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认为，礼是个人的行为规范，也是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统治者必须按照礼的规范治理国家。“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主张君主应该以礼节制自己的行为，按照礼的规定治理国家，“君使巨以礼”，以此换得臣民的政治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统治者如果能够遵循礼的规范治理国家，为政治国将不再困难。这种以礼为规范的政治便是德政。
孔子认为，以德治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富民均平。
孔子主张实行富民政策。《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孔子看来，对于民众应该先富后教，即所谓“富之”、“教之”，使民众富足是民服从统治的先决条件。
从富民的愿望出发，孔子主张统治者应节制自己的欲望，不与民众争夺财利。孔子的学生有若回答鲁哀公“年饥，用不足，如之何”这一问题时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句话表达的是孔门的一致理解。孔子及其门人清醒地认识到，民众富足是统治者富足的前提，统治者只有使民众的利益得到满足以后，才能谋求自己利益的满足。
在主张富民足民的同时，孔子强调应该实行均平的治国政策。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益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的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于合理的社会财富占有状态的理解。在孔子看来，对于“有国”、“有家”的诸侯、卿大夫来说，不怕财富少，就怕财产占有不平均，不怕贫穷，就怕社会不安定。只要财富平均，也就无所谓贫穷。
孔子的均平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此后的政治思想家往往要求统治者施行均平的经济政策。曹魏时期的屯田制、隋唐时期的均田制，都是均平思想影响的结果。
第二，举贤才。
由优秀人才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古往今来思想家共同关往的问题。孔子在总结了历史经验以后，感叹“才难”。孔子认为，统治者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关键是能否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
《论语•子路》载，孔子的学生仲弓为季氏宰，问孔子如何才能处理好政事，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先有司，即当政者应该率先垂范，赦小过就是对人要宽容，孔子把举贤才放在与这两个方面同等的位置上，可见他对于人才问题的重视。
“举贤才”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国家各级官吏应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论语•子张》载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这段话有助于理解孔子举贤才的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已经进入仕途的人们，在有余闲的时候，应该学习一些知识，而那些学有优长的人们则可以出仕做官。这一主张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强调有良好学识的人可以做官，士人应该把为国家服务作为生活目标;另一方面，也涉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官、掌握权力的问题，孔子的主观愿望是由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来掌握国家的权力。
第三，教化主张。
孔子探讨的问题极为广泛，其中主要的是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目的是对统治者和民众进行教化。教化就是教育感化，政教风化，化民成俗。孔子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不少学生出身于平民阶层。孔子主张教化应包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注为：“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
孔子重视通过教育培养政治人才。他办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者，即所谓“学而优则仕”。他自己也说：“学也，禄在其中矣。”他认为，政治人才应该加强道德、才能方面的修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体现了孔子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及实践有着深远影响。
孔子把政治理解为统治者以自己的道德品质影响社会的过程。这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他看来，统治者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在治理国家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美德影响社会大众。孔子强调，治国者要以身作则。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朱熹解释说，“正”即“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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