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精选4篇）
鲁迅先生之死，应该说，这是世界的损失，不是单独中国的损失，所以对于这位文化战士，艺术巨人，怀着永久哀悼的，也不仅是中国人。
当鲁迅先生死时，我正在东京，记得那是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我翻开《读卖新闻》，一个鲁迅先生的像，一个《亲日文学家鲁迅之死》的标题，映入我的眼中，使我突然起一个震悸。
哦!鲁迅先生死了!这战士，他舍我们而去了，他永恒的休息了。
同我邻室的一位朝鲜文学家金时昌君，是我们帝大的同学，他在编辑一个进步的叫做《堤防》的文学杂志。在洗脸时，遇见我，他以哀戚的声音，向我说：“鲁迅様死了!”
“是的，鲁迅様死了!”
我回答着。我们的眼都红红的。我继续说：“鲁迅様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也是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
“是的，我们朝鲜人，有正义感的朝鲜人，对于这位巨人是不能忘记的。”
说着，我们相对流下泪来。
我到帝大去，在参考室内，遇到几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同学，有的人在翻阅鲁迅先生的遗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增田涉的译本。他们看见一个中国人的我，仿佛想慰唁似地说：
“鲁迅様死了，留着这些宝贵的遗作的鲁迅様死了;这是可悲的事情呀!”
我到考古学教室去，史学教室去，遇到的熟人都是这样表示着叹惋的意思。而文哲学系中的护手江泰君、大中臣君、齐藤君，几个平时特别欢喜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者，更加流露着悲戚，这些悲戚是发自内心的。
这之后，我很留心去搜集关于哀悼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改造》、《中央公论》、《日本时论》等较大的杂志中，都登载着哀悼的文章;《中国文学月报》并且出过一个特辑。有些画报中，印有先生的遗照和手迹的，我也买得来。如新居格、增田涉等，都出其平时藏先生的遗墨刊布出来。在国人中，有郭沫若先生的一篇哀悼文字，登在《帝大新闻》上。这一些统计来不下二十几篇文字吧!搜集来的杂志画报和剪贴的报纸，现都已经散失了。
记得有一天，我买了好几本登有哀悼鲁迅先生文字的杂志。在看过坂东氏的端砚展之后，我坐在上野前松屋食堂里，吃着饭，我翻检着，忽然不禁流下热泪来。侍女向我惊异地望着，以为我有什么伤心的事情。这一天，我是应原田淑人先生的约，去看上野博物馆新陈列的汉封泥和汉碑的珍贵拓片的。天上下着雨，我撑着伞子走着到博物馆。我不知所以然地这样悲哀。在博物馆里，我看了陈介祺氏所藏的几百颗封泥，这是用金钱夺取我们的珍物。另外一颗汉倭奴国王的印，这是日本国内发掘得来的，于此还可见中国同日本古代的关系。我想：死去的鲁迅先生，他是收藏许多墓志汉画的，对于这一定也是欢喜的吧?我们不仅失去一位新文化的导师，而且我们也失去一位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学者，这是永远无方法补偿的。
这之后，我们在东京，曾为鲁迅先生开过一次追悼会，是在神田日华学会举行的。到的人非常多。这一天，自己因为帝大的几个教授的约定，去看岩崎家静嘉堂文库藏书的，里面都是我们宋元以来旧刊的宝藏。文库在市外的山里面。等我急急地赶回来到会场，佐藤春夫氏的演讲已经完毕了，流着眼泪走出来。即是这眼泪，也可看出深厚的情谊。那天演讲的，还有郭沫若先生和其他的朋友们。临走，我取了一束鲁迅先生遗像前的菊花，一直供到不久离开东京的时候。
在报纸上，对于鲁迅先生逝世的记载，是有着许多不同的意义的。有的叙述过去的交往，如山本实彦和新居格等。而增田涉氏，对于先生特别有亲厚之感。最奇特的是《读卖新闻》对于先生加以亲日文学家的头衔。使我钦佩的是《文学案内》所登载的秋田雨雀氏、佐佐木孝丸氏几个人的短短的文字。他们说：“称鲁迅为亲日文学家，也可以说中国的文学家中，多是亲日的，他们对于日本良善的民众，非常亲密，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则非常厌恶。”这话正是针锋相对的、正确的言论。
鲁迅先生正是中日向上的文化的连锁，他以全力促进中国文化，同样也想促进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却在暴横的军阀压迫下，窒息而死了。在先生死之后，而日本帝国主义者，搅乱着两个民族和平的生活，便对中国爱和平的民众残杀起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也是日本良善的民众的不幸。我想，在海之东，在海之西，在许多哀悼鲁迅先生的人的心中，一定共同蕴蓄着反帝的正义，来继承先生的遗志，努力奋斗以求和平去发展各民族真正的永恒的友谊的。
“在不触及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位思想家的前提下，我们是无法讨论20世纪的中国的。”
在社会主义政权正式建立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上述这句话表示了认同，从而表达他们对于使封建秩序土崩瓦解的革命思想的敬畏。但是最近，中国国内开始有了“消除鲁迅”的趋势与行动。主管发行大部分中小学生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今年9月份的新学期开始，删除了初一语文课本中鲁迅的散文《风筝》。
出版社和一部分教育界的相关人士这样解释道：“(鲁迅的文章)内容难度太大，学生无法理解，从而使得他们对学习产生了厌恶”。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对于删除这部被誉为鲁迅散文中的精品的作品的原因，显然是无法让人释然的。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时被(从课本中)删除时用的也是同样的依据：在十年和六年前，上海市和北京市都以“对学生来说难度太大”为由分别从初中、高中教材中删除了该作品。
事实正是如此：1920xx年之后曾经先后有130篇鲁迅的作品被用于教材中，但是到现在大约只剩下了15篇了。作为足以让中国自负的思想家乃至革命家，并且同时作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的鲁迅，为何会遭受如此这般的冷遇呢?这真的是为了给学生减负的措施吗?
为了得到真正的答案，我们还得回归到其作品内容当中。1920xx年发表的《风筝》，讲述了鲁迅折磨不会放风筝的的弟弟的故事。通过回顾幼时对待弟弟的所作所为，他谴责了自己的良心。但是鲁迅真正想表达的是，无法抵抗来自兄长不当的压力的弟弟，和让弟弟变成这样的家长式的封建秩序，从而进一步揭穿了封建社会的暴力性。
被学生所熟知的《阿Q正传》也是一样的。早于《风筝》两年前发表的这部小说，通过阿Q这位最底层的农民工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矛盾。通过阿Q受辱而不知反抗，甚至被小偷逼迫到被枪杀的命运，激烈地批判了中国民众的愚昧。
90年后的现在，中国社会正在与腐败和网络谣言进行战斗。(政府)本想着把腐败怪责为不受监督的封建权力的产物，然后把管制谣言作为防止扩散不满社会言论的一种措施。但是反观而言，这说明了现在民众还是存在着鲁迅当时所揭发那种，无法抵抗的社会星的封建愚昧。
所以中国似乎担心着，作为受到封建压迫的代表的阿Q，是否会转而成为对于体制的一种抵抗。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这些)不能写，不能说的话，对于学生而言，是否在其中存在着国家的未来呢。这就是鲁迅的精神。”
二十多年前我和高远东在一个研究室工作。那时候人们喜欢清谈，各类沙龙十分活跃，可是几乎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文章不多，一个人躲着读周易、鲁迅、金庸之类的书。偶和同事见面，语惊四座，神秘的玄学一直罩着他。直到他在《鲁迅研究动态》发表了那篇《〈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人们才发现了他诱人的才华。我读了那篇论文，很长时间不敢去碰鲁迅，因为自知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能从容地解析那个世界的。
对于他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这其间偶能看到他在杂志上谈论鲁迅的文章，都阅之再三。我感觉，他的文字有着穿越时空的回旋感。从八十年代开始，他思考宏大问题从来都是从细节开始的。他看文学原著，都不愿意简单地停留在价值判断上，而是从文化的血脉里整理其复杂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真的让我驻足久久，暗生幽情。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在他那里被另一种思路代替了。我曾经想，讨论鲁迅也不妨多一点野性或文艺学科以外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研究大多被学科意识所罩住，同义反复者多多。大凡有奇思新意的，都不在这个范围。
高远东之于鲁迅，暗示着八十年代末以来诸多文化难题的汇集。他开始起步的八十年代的诸多精神题旨，在九十年代与后来的岁月里越发棘手与扑朔迷离。在“冷战”结束与诸种新思潮弥漫的时候，如何面临抉择，一直困扰着他。也缘于此，他从鲁迅资源里寻找当下语境里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仅在回溯着原点，其实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鲁迅世界的一种复杂结构下的心智情绪。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者一直在远离鲁迅的语境中讨论鲁迅。在高远东看来，“选择鲁迅还是胡适”，就是非此即彼的“冷战”模式。比如自由主义与左派谁更重要，是封闭语言环境里才有的疑问。人们多年一直在用鲁迅最厌恶的语言讨论鲁迅，这是青年一代远离这个前辈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以为高远东不同于同代人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恰恰是从颠覆这个思维模式开始的。他解析鲁迅小说，梳理青年鲁迅的文言论文，参与现代性的讨论，根本点是为了找到鲁迅的那个回旋式的语言逻辑点。鲁迅在肯定着什么的时候，同时又在提防着什么。在走向近代化时又反抗近代化的黑影。最早是汪晖从哲学的层面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汪晖没有来得及从更深的层面继续自己的思路，而高远东却从多样的精神载体里，找到了面对鲁迅的视角。鲁迅是如何从古文明里出离，如何再进入对古文明的改造;如何在确立“内耀”的同时，又关注“他人的自我”;如何在建立现代小说规范的那一刻又冲破了这个规范?回答这个问题，用了作者二十余年的时间。这其间他的思绪从西洋近代哲学到古中国的先秦哲学，从“五四”回到当下，从俄国经验回到中国现实。他惊奇地发现了鲁迅精神结构的一个链条，那就是在“立人”的情怀里的“互为主体”的思想。这不仅回答了新思潮对鲁迅的挑战，也回答了一些浅薄的左翼人士偏执理念的诸种提问。这是高远东不同于前人的地方，他终于在复杂性里找到一个解析鲁迅的话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