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还开辟了辽阔的疆域，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汉武帝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
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适者听从。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
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
汉武帝开创了空前的丰功伟绩，但晚年的穷兵黩武和巫蛊之祸为其留下负面的污点，不过之后敢于直面自已的过失。
重拾汉初的息兵养民、轻徭薄赋的国策，为之后西汉极盛之世的孝宣中兴奠定了基础，可谓善始善终。
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轮台诏之前的三个月，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禅仪式上，据说还曾作过比轮台诏更为深刻的自我批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为已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给了一连串负面的四字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但无论如何，正是在司马光的笔下，汉武帝才被加倍赋予了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对此，史学界直至近年来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指出，司马光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改过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唱对台戏，隐隐有讽喻赵宋天子“改过”，早日与变法切割的意思。
汉武帝一生，从16岁继位，70岁去世，在位54年，在位时间之长一直到清朝康熙才打破这个纪录，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
匈奴作为中国古代北方的草原民族，存在时间很长。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匈奴草原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的骚扰。
和亲的六七十年间，汉朝没有大的战事，但匈奴对汉朝的掠夺，从来没有停止过。早期以掠夺财物、掠夺边地的老百姓为奴为主要目的;后期目的就是报复。
汉武帝16岁继位，第二年他就在全国搜罗人才，出使大月氏。因为他了解到大月氏曾是匈奴的天敌，他想联合大月氏，对抗匈奴。这个出使的人就是张骞。虽然，张骞花了10多年时间才回来，但我们可以看出，17岁的汉武帝作为一个少年天子已经下决心要联合大月氏，对付匈奴，有了一个对匈作战的整体规划。
武帝是非常懂得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汉武帝采取的办法就是要对匈奴进行战争。
征和四年(前89)六月，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下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
在与匈奴进行了四十三年的战争之后，汉武帝终于痛苦的接受了这一事实，彻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汉帝国已无力再战。汉帝国此时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此前两年(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遭陷害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追随儿子而去;第二年(前90)，汉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将领大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匈奴，几乎已宣告了刘彻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最后破产。
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挫败之外，刘彻此时也败光了文景之治积攒了几十年丰厚家底，《汉书》中的说法是“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
提到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必须提到三个人：卫青，霍去病，李广。很多人喜欢卫青和霍去病，称他们为卫帅、霍帅。其实，真正的“帅”是汉武帝，他是整个对匈作战的蓝图的绘制者、战略的决策者、战役的制定者。每一次作战，攻击的对象、将领的选择、兵力的配备、后勤的保障，都是汉武帝亲自过问安排的。卫青、霍去病，是将兵之人，汉武帝才是将将之人，是没有带兵的军事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