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砺初心克服精神懈怠（精选3篇）
“近年来，广大帮扶干部不负组织重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政治引领，积极投身精准扶贫事业，在扶贫工作中锤炼党性修养、升华提升自我，涌现出一大批能担当有作为的优秀干部，得到组织提拔重用。接下来，大家要带着新使命、扛起新责任，加倍投入热情和精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日前，安徽灵璧县县委书记刘博夫在该县召开新提拔领导干部任前谈话会时说。
今年以来，灵璧县先后16批次从扶贫一线提拔重用69名领导干部，其中10人被作为乡镇长人选先后考察任用。该县通过旗帜鲜明地选拔基层一线扶贫干部，特别是提拔重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作出成绩的扶贫干部，努力做到让有为者有位、让吃苦者吃香，树立起了鲜明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灵璧县坚持硬选人、选硬人，选优配强包保人员，打造出一支6084人的强大扶贫干部队伍，全员开进脱贫攻坚战场，锤炼政治担当。该县要求，帮扶干部原则上要执行“三天两夜”制度，即每周周二白天、夜间，周三白天、夜间，周四白天吃住在村，集中力量抓脱贫攻坚工作，其余时间统筹其他工作。驻村期间，全体参与人员要与农户面对面访谈、心连心交友、手牵手分忧、全身心解难，逐户摸清实情，建立包保联系档案，全力宣传政策，积极引领发展，用行动结对、用真意感动、用真情帮扶，帮助贫困群众摘掉“贫穷”帽子，提升工作能力，实现担当作为。
为促使干部提高扶贫意识，该县规定，新提拔重用干部原则上都要参与扶贫工作。在广大干部深入扶贫战场同时，县委组织部实时跟进，延伸考察触角，切实做好从扶贫一线选拔干部工作。及时建立帮扶干部基础信息档案、实行运行情况备案、调整配备预案，对干部扶贫工作实施精准档案管理，全面掌握干部的扶贫工作动态。注重突出干部帮扶成效挂钩运用，坚持在扶贫一线识别、考察和选拔干部，对干部扶贫包保情况实行月考核月排名月通报。干部扶贫工作成效与单位绩效考核和干部年度考核、选拔任用、评先评优、推荐“两代表一委员”等实行“五个方面挂钩”，有效发挥了广大干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作用。
为保证选出高素质的干部，该县坚持“理论武装强党性、业务培训强素质、技能学习领发展”三大思路和举措，多措并举让扶贫干部能力素质强起来，积极引领干部成长。县委组织部牵头组建“红色宣讲团”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脱贫攻坚政策巡回宣讲310场，开展集中理论专题培训3次，举办扶贫业务、党建业务、选派帮扶干部服务管理平台、智慧纪实系统使用、非贫困村工作岗前和自然村扶贫小组长业务等培训班7期，邀请县扶贫局、涉农部门开展现场培训6场，外出学习考察派员120人次，扶贫干部学到了真本领。
内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出要求，凸显出这一指标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意义。正确理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要求，有助于找准改革关键领域，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经济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国经济发展成败。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提高资本—劳动比。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很多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机器设备。但在一些企业，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相应提升，反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学家通常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90—20xx年、20xx—20xx年和20xx—20xx年三个时间段，我国2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见，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在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因而把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我们对1978—20xx年的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我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这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则近乎零增长。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随着20xx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就必然要转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发展中经济体推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进入高生产率产业，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很多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xx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企业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消亡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一些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1/3到一半。
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研究发现，创新会带来规模收益递增，企业能否扩大规模进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等资源，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认识全要素生产率，为寻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恰当抓手提供了有益启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正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以政府“有形之手”构建和维护使市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在宏观层面，应建立以鼓励企业创新和提质增效为导向的市场激励机制。在微观层面，政府无须寻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为挑选赢家。政府不能缺位也无法替代的职能是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允许自由进入退出的公平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环境。相关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经营许可和要素获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规模歧视，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等。
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红利最明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中每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实现同等幅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教育培训投入的同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任何时候，技术进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资本除了直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机制。如果各项经济政策分工不清晰、运作不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政策在执行反周期职能之外，被赋予刺激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职能，往往会造成杠杆率高企、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市场选择赢家的资源配置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有利于从目标和手段上把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分开，使其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更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在一次培训的课堂，授课老师说起西迁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张张黑白的老照片，记录着1956年交大西迁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校长动员全校师生西迁、西迁的选址、西北的荒凉、校区的建设、陪伴老教师几十年的箱子……
如果说这只是交大的历史，那么它就不会被更多的人铭记和传承。老一辈知识分子响应祖国的号召，义无反顾从经济繁荣的上海来到条件艰苦的西安，“党让我去哪里，背上行囊就去哪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他们顾全大局，艰苦创业，克服种.种困难，那种浓浓的爱国情怀让人敬佩不已。迁校初期，学校基础设施不完善，到处都是土路，不仅“水泥路”“扬灰路”困扰着大家，而且学校周边没有商店、菜市场，这些生活习惯的差异也改变着他们。
他们之中许多人扎根西安，有的已经逝世，有的白发苍苍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对科研事业的热爱和人才培养的牵挂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影响着年轻教师。老一辈尚在努力，年轻人又何以松懈?在安静的环境中做学问，在平淡的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脚踏实地，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不断地付出和努力，才有后期的丰硕成果。正是由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甘于做铺路石，为了国家的发展奠基，才会培养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最终实现祖国的腾飞。
“到艰苦的环境去，越艰苦越光荣。”这是当年的社会价值观，为了祖国的发展和强大，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着。经历了国家的弱小、连年的战乱、外敌的入侵，终于迎来了国家统一。曾经人们流离失所的景象，加剧了人们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到艰苦的环境去，不仅因为艰苦的环境更能锻炼能力、磨炼意志，也是因为国家的需要。一声令下，他们无条件的执行，没有太多的顾虑，那是怎样的觉悟和凝聚力?这里有他们对党的信任和忠诚，也有希望加快国家建设步伐的迫切心情，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他们当年艰苦奋斗的场景，仍然让人热血沸腾。走进新时代，西迁精神依旧仍然熠熠生辉，带领着无数人坚守岗位、淡泊名利为国家建设和企业发展做贡献。国家的需要就是那催人奋进的号角，激励着一代代人前行，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