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精选3篇）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一重要论述，十分深刻地阐明了目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征，同时也指明了新时代我们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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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20xx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xx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接近联合国划分的富足标准。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各项民生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普通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社会养老保险已经覆盖9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13.5亿人。我们实现了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
回顾历史，我们理所应当有这样的自信：“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体而言，要分两步走：第一个阶段，从20xx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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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就必须深刻把握“强起来”的实质内涵，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数量之强与质量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多注重的是将蛋糕做大的数量之强，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则必须注重发展的质量之强。为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数量和规模扩张型向质量和效益提升型的根本转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关键，是要注重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使经济发展建立在可靠、持久的基础之上。
经济之强与生态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多的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必须补生态文明建设之课，走绿色发展之路。我国人均资源严重短缺，目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占有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0%。但与此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了真正能够“强起来”，我们必须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花大力气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社会，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
物质之强与精神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注重的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以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则更应注重精神财富的创造和文化建设，满足人们的精神所需。文化兴则国运兴，精神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精神强大是国家强大的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同样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亟须通过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培养起成熟的大国心态。与民族复兴相适应的大国心态，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就能形成的，也不可能随着国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产生，它需要培育与涵养，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以理性的精神进行反思和重建，从而奠定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础。
国内之强与国际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多的是眼光向内，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国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在注重国内建设的同时，还要更多将眼光朝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势必要更多地走出去，更多地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进程，更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种负责任大国，绝不是要恃强凌弱、以大欺小、搞霸权主义，而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各国风雨同舟、携手同行，共同建设人类的美好家园。
值得注意的是，实现“强起来”的阶段，既是我们攻坚克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同时也是充满风险、充满挑战的时代。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我们的目标，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山巅，各种不可预测的复杂因素也将增多，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将越大。
我们曾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中国近代走过的艰难历程，而在当下，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单边主义、保守主义、逆全球化倾向沉渣泛起。为此，我们必须“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增强全民族清醒感、紧迫感、危机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和韧劲，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继续融入国际潮流，使中国持续走向繁荣富强，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部五四运动史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史。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在其所处时代释放出巨大的实践力量，而且能够跨越时空给人以精神感召、促进人的精神成长。五四运动集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于一身，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运动有如一座精神上的高峰，其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核的五四精神，不断锤炼中国人的爱国品格、更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形成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并激励中国人的自主求索。
由“被动”到“主动”：五四运动激活中国人的精神自主性
精神自主是人格独立的重要标识，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体现。一国之国民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风貌，一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才会拥有无限活力。五四运动在精神领域的首要功绩，便是使中国人摆脱封建的、糟粕的、“拿来”的思想观念之桎梏，使自主精神充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五四运动激活中国人的精神自主性，首先体现在国人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求索当中。自1840年以来，中华文明遭受了千年未有之危机，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存亡箭在弦上，诸多鼓吹文明优劣的论断充斥着当时的舆论界，“中国应走向何方”成为困扰国人的难题。五四运动的爆发及其演化，使先进中国人深刻认识到：中国道路的前景在于走出一条有别于以往所有改良、革命道路的全新道路，即从新民主主义发端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人的实践创造与自主奋斗下，百年来创造出巨大的人间奇迹，这充分印证了中国人的精神自主与实践自主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正是有了五四运动的实践自主，中国人才逐步生发出对于道路选择的精神自主;而正是拥有了精神自主，中国道路的发展才愈发充满活力，进而迈向光明前景。
五四运动激活中国人的精神自主性，关键表现在中国人的民族主体意识、历史主体意识的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演化进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五四运动从实践上有力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充分验证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肯定了确立人民主体意识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这对人民群众把握自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确立民族与国家的主体意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陷入沉重危难的历史时刻爆发，其传递出的群众力量、民族力量，使得中国人愈发认识到维护民族尊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的紧迫性。正是在五四运动鼓舞下，先进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民族主体意识、历史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正如所言，五四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由“自我”到“他者”：五四运动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包容性
随着五四运动的持续推进，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关系，对各文明之优长进行肯认与采补，同时也不陷落于文明自卑情绪，一种全新的文明观与交往观逐步形成。
五四运动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包容性，主要体现在正确认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上。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对东西文明之关联与差异、“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逐步摆脱封建统治留存的“天朝上国”之迷梦。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点明：“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实际上，这与所指出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具有内在一致性，可见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一脉相承与历史发展。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看，五四运动的持续发展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断被澄清，正确的文明观被先进中国人运用于文明交往互鉴过程中，中华文明方能在历经近代劫难之后焕发新生。
五四运动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包容性，还体现在中国人以一种自觉、自信的精神面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下，许多中国人将“他者”之优长过度夸大，乃至于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全盘西化”。巴黎和会戳穿了帝国主义精心粉饰的谎言，一些曾经奉西方文明为圭臬的中国人如梦初醒。在五四运动所处的时代，人类各文明的交往日益密切，但这些交往并非全是和平之状态，往往带着“血”与“火”的罪恶，以及非正义的利益诉求与殖民企图。一部分先进中国人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看待世界，形成了一种文化自信基础上的精神包容性。这种精神包容性既注重“各美其美”，更强调“美人之美”，其最终方向便在于“美美与共”。这种精神包容性历经不断传承，在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传统”到“现代”：五四运动增强中国人的精神丰富性
李大钊热切期盼“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从传统到现代，是生活样式的更迭，更是一种文明发展新进路的历史性生成。五四运动有力推动着社会生活与文明的变迁，中国人的精神丰富性也伴随这一变迁进程的推进而逐步增强。
五四运动增强中国人的精神丰富性，首先体现在中国人的精神资源不断趋向丰富。五四时期，西方思想观念的传入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轨迹，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文化转型倾向带有否定自身文化的片面色彩，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积极、进步意义。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的历史嬗变，指出此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确，在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扬弃之下，呈现出创造性转化的新曙光。这样一种扬弃，舍弃了中国文化的糟粕成分，留下了中国文化之精华。与此同时，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支撑，先进中国人告别了对西方文化、西方现代化顶礼膜拜的片面态度，以一种全新的、辩证的态度去吸纳西方文化之优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丰富性得以提升。
五四运动增强中国人的精神丰富性，关键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构筑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的性质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向，而文化性质的变化与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内在一致的。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转向，其特征表现为从碎片化、分散化、边缘化的传播转向整体性、集中性、主导性的传播，由此马克思主义在构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着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五四运动后，越来越多的进步刊物、研究团体、出版著作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先进中国人还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内在地结合起来，使其能够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证明与释放其自身的生命力。在五四运动磅礴伟力的证明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与人民性愈发为先进中国人所熟知，其理论的彻底性、内容的整体性、思想的丰富性深深烙印在先进中国人的心中。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沿着“五四”的轨迹，逐步从传统走向现代，并不断趋于丰富。
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生产资源。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推进的改革发展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明，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仍然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在改革开放40年不断推进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正如所指出的，“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调整所有制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针对过去把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的做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这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为调整所有制结构打开了突破口。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私有制;同样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以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着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生产资源。为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实际，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改变原来“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鼓励和引导国内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又积极引进外资企业来我国发展。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被传统体制束缚的生产力，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此，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要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一开始只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与发展，到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再到鼓励外资的引进与发展;从界定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到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实践中的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到在理论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两个毫不动摇”;从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再到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推进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提出的。在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增加供给、满足需要、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搞活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理论上，还需要突破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我们党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提出。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论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说明了当时的国情：我国10亿多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还存在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和不少文盲半文盲。与基本国情相联系，进一步阐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需要进行改革开放，就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而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这里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对其积极作用进行了论述。1997年党的xx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xx大以来，多次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作出重要论述，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其次，它指导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第三，它为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它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前提和积极因素;第五，它为我国消除贫穷落后、解决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现实条件。
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其中，既有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也有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表明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仍然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首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当认识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都是不可替代的，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要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良性竞争、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党的xx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其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意味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原来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力非常落后，连低端低质的供给也不能满足人民低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高端生产力相对不足，低端低质产品过剩而高端高质产品供给不够充分，不能满足人民提高了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形成了供给和需求新的不平衡。还应看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也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动力都充分激发出来，共同致力于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共同推动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到20xx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