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思想（精选3篇）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有关党的政治建设的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坚持和运用好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在20xx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这项制度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是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和《意见》的内容，就要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既善于发扬党内民主，又善于正确实行集中。
善于发扬民主
《意见》指出，要“善于运用民主的办法汇集意见、科学决策，善于通过协商的方式增进共识、凝聚力量”。党的xx大以来，党中央各项决策注重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都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反复讨论而形成的。实践证明，要把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治理好，就要掌握方方面面的情况，这就要发扬党内民主，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广泛听取民声、汇聚民意。
如何做到这一点?《意见》进一步给出了努力方向：“要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基本领导方法，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改进和创新联系群众的途径方法，坚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汇集民智民力。”在重大决策之前，都应当先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形成调查报告，然后再通过开会讨论等形成科学的决策。
《意见》强调要“善于通过协商的方式”，这就告诉我们，彼此尊重、随时沟通、个别商谈、密切协作，是善于发扬民主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此外，发扬民主，科学决策，还可进一步加强智库建设，引入专家参与决策，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善于正确集中
《意见》指出，要“善于集中、敢于担责，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善于集中，即是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明确指出，“要善于正确集中，把不同意见统一起来，把各种分散意见中的真知灼见提炼概括出来，把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作出科学决策”。为此，就要有平等待人、与人为善的真诚态度，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力争把各方面的真实意见掌握全、掌握准，进行反复研究、反复比较、择善而从。
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各种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都能呈现出来。在这方面，要注意避免过于警惕，担心挨骂会影响党的形象，好像不让群众批评就是维护党的威信、就是爱党，而实际上却是不利于党的，因为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的不满，哪怕是牢骚，正是党要倾听或汲取的。
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营造氛围，让大家讲真话、讲实话;另一方面，大家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没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集中统一”就失去了基础。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切不可念歪了真经，偏执于一端。而且，领导班子的“一把手”，应该像乐队的指挥那样，善于把“多种声音”协调为“一首乐曲”。
《意见》指出，“建立健全民主生活会列席指导、及时叫停、责令重开、整改通报等制度，坚决防止和克服党内政治生活一团和气、评功摆好、明哲保身的倾向”。实际上，这也是在引导领导干部善于集中、敢于担责。许多情况下，领导者面对的问题往往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善于集中，就是权衡得失，当机立断，选择其中较好的一面，否则瞻前顾后，议而不决，就会丧失时机，酿成大错。敢于担责的表现，就是该拍板的时候一定要拍板，不能怕得罪人。当然，善于正确的集中，还要制定相关规则，为敢于集中的人保驾护航，为敢于担当的人担当。
两个“善于”的应有之义，还包括要善于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意见》指出，“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要达到的境界，也是检验民主集中制是否运用得好的标准。只有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变成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总之，既善于发扬民主，又善于正确地集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领导制度，也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工作本领与领导艺术，尤其需要在加强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予以强化。
当前困扰国际社会的诸多问题，譬如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谓逆全球化的力量在增长，归结起来，其实都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陷入困境有直接关系。
经济全球化不管怎样解释，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在全球范围进行分工协作以及配置资源的结果。苹果公司、亚马逊、谷歌、脸谱、丰田等跨国公司是幕后推手，也是最大受益者。
在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社会分工日趋国际化的同时，相应的全球治理的配套政策和管理措施也应同步跟进，否则，单纯的以社会分工为标志的现代工业化生产的国际化脚步注定是走不远，也走不好的。
跨国公司的背后是强大的资本力量的驱动。二战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汹涌澎湃，根子正在于此。资本的逐利本性就在那儿，它愈强大，就愈加难以管控，全世界天然成为它的跑马场。可是，这个世界的延续和发展，不能放任资本的自由天性，必须要有相应的约束和管控，否则，世界必将陷入一战、二战那样的你死我活的绝境。事实上，二战以后，世界各大国之间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更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受战争的摧残，共同组建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它们来为联系日趋紧密的国家间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即全球治理的国际政策和管理服务。过去七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世界和平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存在。然而，这一切，在美国挑起贸易战的时代背景下，正变得扑朔迷离。
世界将走向何方?人类的前途命运在哪里?这个时代之问的提出，可谓正当其时，也是难度很高的一个新时代的大课题。
支配一切社会生活最深刻的动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早已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所阐发，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作为政策、管理手段、所有制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层面的东西，必须自觉地跟进生产力的变迁，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变化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的内在需要，否则，潜在的、强大的生产力就将通过激烈的方式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美国遭遇空前的国家治理危机，根源也正在于巨型跨国公司无限制扩张与美国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双重能力匮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过去七十多年间，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确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国际政策和管理手段的强力支撑，但是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的加入，经济全球化从量和质两个层面都发生了和发生着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客观上需要国际政策和管理手段的更新。可是，对过去那套国际治理理念和手段轻车熟路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面对崭新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不愿或者是无力完成自我革新，于是，正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到特朗普执政，美国开始了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转向，转入了“美国优先”的所谓“新时代”，这一行为的结果绝对是消极的。
因为美国等西方大国的退出而导致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化已经摆在了世人面前，无论如何都要给予正视。
首先要看到，美国等西方大国为什么要选择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重要国际协作平台?仅仅是出于特朗普的一己之见吗?抑或是少数西方民粹主义势力?显然不是!其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提升，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早已遍布全球，已经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内部政策和管理能力可以控制和制约的了，而是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与之适应的全球范围内国际性协作组织及其制度、机制的出台。美国等西方大国意识到既有的这些规则已经严重损害自身利益，而又无法左右局面。实际上，所谓“美国优先”的思维，确实看到了其国内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试图解决，却没有正视导致这些问题的自身失误。以“美国优先”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退群”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损害自身的国际信誉，也为全球治理蒙上阴影，对多边体系造成冲击。对此，我们务必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真正做到谋定而后动。
其次要看到，世界其实开始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进入了“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的纽带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和单一，抱团取暖甚至各自为政可能逐渐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国际交往中日益鲜明的准则。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一员，尤其是作为奉行和平发展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乃至未来国运兴衰的大问题上，对于时局的变迁无疑首先应有自己的清醒定位，应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时刻明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机遇，积极作为。
再次要看到，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双方全方位的较量还要持续，将伴随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整个过程的始终。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可能会放慢脚步，在广度、深度、热度、烈度等方面大为减弱，各种形式的经济区域化再度升温，客观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替代物。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终究是不可遏制的，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为各国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经济焕发活力。
最后就是，我们要主动适应当前全球范围内社会生产力演进中的大波动以及国际分工的再调整，练好内功，把握时机，以最有利、最主动的姿态推动和迎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高潮的到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保持战略清醒，不能寄希望短期解决，也不能幻想凭借我们自身的力量力挽狂澜。
指出，我国现在依然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指的是国际环境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看到我们与西方国家的较量和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互动过程，在这个力量此消彼长的长过程中，当务之急和根本任务依然是要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机会谋求发展。
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转变是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即便没有美国的遏制，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头脑清醒，保持定力，就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继续朝着既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我们也将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新时代的政法事业，其目标是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的xx大以来，党中央把政法工作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政法工作在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中的地位更加关键。只有政法工作抓得好，人民群众才能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获得满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抓好政法工作的关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改革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不断谱写政法事业发展新篇章，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深化。
1.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安全决定和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安全。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政权、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威胁、侵犯、颠覆、破坏的稳定状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要求对外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对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秩序稳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政法机关始终要坚守的首要政治任务。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需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全面依法治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新时代的政法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不动摇，加强党中央对政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规范了党领导政法工作体制机制、主要内容、方式方法，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职能定位，支持和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集中体现了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水平。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需要建设高政治觉悟的政法队伍。政法队伍肩负着重大使命，需要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必须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全体政法干警应当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善政法系统内部责任制度，对于违反法定职责的人员绝不姑息，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打造一支纪律严明、行为规范、作风优良的政法铁军，保证法律能够被正确的人正确地适用。
2.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需要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统筹安排。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创造公正司法环境，带头依法依规办事，保障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遵守和实施宪法法律，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研究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或者重大案件，制定依法处理的原则政策和措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本单位或者本系统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指导、推动政法单位建立健全与执法司法权运行机制相适应的监督制约体系，构建权责清晰的执法司法责任体系，完善程序化、平台化、公开化管理监督方式。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需要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在遵守宪法的基础上，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创新完善平安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制定完善的权责体系，统筹好政法系统和相关部门的资源力量。贯彻落实宪法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规定，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需要把政法队伍专业化建设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重，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根本目标，着力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力、信息化应用能力、拒腐防变能力，忠诚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神圣使命。要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紧抓实政法机关自身建设，抓紧关键少数，通过公务员法对政法机关的领导选拔确立更严的标准以确保领导班子的高素质。此外，政法系统内部应当具备严格的规章制度，要做到严管厚爱，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
3.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政法系统改革，加快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政法机构职能体系，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出台统一规范，通过改革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强的满足感。
应当通过立法优化政法机关职权配置，构建各尽其职、配合有力、制约有效的工作体系，推进政法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优化职能配置、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最高检通过推动“四大检察”均衡发展来落实：刑事检察突出专业化，捕诉一体，捕与不捕是基础，优质高效诉出是目标;民事检察在“深”字上做文章，加强对深层次违法问题的监督;行政检察围绕行政诉讼监督展开，监督做到精准，抓好典型性、引领性案件的监督;公益检察加大力度，做好与法院和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衔接，完善顶层设计。
应当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保证司法人员集中精力尽其职责、办好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以及《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建立了法官员额制，完善了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制，规定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以外，院长、副院长、庭长对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通过法律保护法官依法独立履行审判职责，解决了法官的后顾之忧。
高标准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刑事执行、公共法律服务等职能，加快推出更多惠及民生的法治改革措施，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高效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法院应当加快跨域诉讼服务改革，在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前提下推进跨层级、跨区域立案，解决好异地诉讼难的问题，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政法机关应当通力合作，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等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加大办案力度。加快构建海外安全保护体系，灵活运用属人原则，保障我国的海外机构、人员的合法权益。
4.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就要通过立法创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政法机关应当研究制定工作条例和廉政风险防控指导意见等法律文件，做好司法办案内部制约的制度设计。强化对权力运行监督的目的是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一方面要管住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也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要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法院系统要充分认识到执法司法不仅仅是自己的工作，也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手段，准确适用法律，充分运用调解等手段，解开当事人的心结，从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检察机关应当做优刑事检察工作、做强民事检察工作、做实行政检察工作、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应当依法履行自身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公诉职能，坚持不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突出查办“保护伞”，严惩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电信网络犯罪等，破解生态环境案件确定管辖难、调查取证难、司法鉴定难、法律适用难等问题，同时应当切实纠正有案不立、立而不侦、有罪不究或者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等问题，落实“平等”二字，坚决杜绝差异性、选择性司法，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行政机关需要对自己的定位有充分的认识，依法治理，做好法治建设，兼顾刚性管控与柔性调和，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优势，综合运用法治宣传、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仲裁等手段，利用自身的行政机关地位，整合社会各界如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的法律力量，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同时应当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律师等法律工作者的力量与作用，建设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让城乡居民共享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法律服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充分履行自己的侦查职责，依法定的权力范围与程序，全力打好重大安保、防范风险、扫黑除恶三场硬仗，同时也要兼顾保障人权理念，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提升基层基础工作水平，忠实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