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这篇课文讲的是古代大禹治理洪水的故事。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精神被世人敬仰，代代相传。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大禹治水教学反思最新5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古老的文明是从人类与洪水的斗争开始的。无论是我国的大禹治水传说还是西方挪亚方舟的故事，都说明了在远古洪荒时代已经开始了与洪水抗争的事实。然而面对洪水之灾，大禹不仅总结父亲鲧筑堤防水失败的教训，疏通河床、开凿渠道，而且“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史记·河渠书》）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千古流传、妇孺皆知的美谈。而在西方，广为人知的是《圣经》中记载的挪亚方舟故事：挪亚受上帝启示，在上帝惩罚世人罪恶，要用洪水淹没世界、毁灭人类之前，建造了一支大船，把家人和所有的动物雌雄各一对带到船上，躲过了洪水的灭顶之灾。两个故事在东西方千古流传，经久不衰，积淀了各自的文明，饱含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演绎了多彩的文化世界。
大禹治水和挪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世界观。挪亚靠神的启示，借方舟逃避了神降给人们的灾难，而大禹则把洪水看作自然现象，带领人民一起用疏导的办法战胜洪水；挪亚也给人类繁衍留下了种子，但也给人类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恶提供了先例，而大禹留给人类的却是与自然界和谐与斗争的思考。这二者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世界观、宇宙观上的差异。在中国，一般把宇宙的起源和发展视为一种健动不息的自然过程，而人则是宇宙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要适应宇宙的流程，也就是“天人合一”。正是这种宇宙观，使大禹面对洪水，因势利导，不“堵”而“疏”，使我们的古先帝西起沙漠东至大海将沿河流域的人民在治水斗争中凝聚一起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铸造了一个治水的伟大时代，造就了一种古老的东方文明。而在西方，却试图为宇宙寻找一个不变的绝对存在，并从这种绝对存在出发规定万事万物的基本性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犹太-基督教神学，就把上帝作为时间和万物的创造者，是上帝拯救了挪亚，从而演绎了西方文明。
大禹治水和挪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核心——激进和稳健、跃动和娴静、分析和综合的差异。面对人类的“罪恶”，上帝采取的方式是毁灭人类。这种突破原有平衡取得新的跃进和突变，是西方文化的突出特征。因而在哲学上表现为充满躁动和遐思，在文学上对骑士精神进行歌颂，在艺术上张扬运动精神和阳刚之美。而在思维方式上则表现为片面的掘进，用哲学家的语言就是一分为二，同中求异。因此，不用做整体思考，哲学家、思想家仅围绕一个着眼点，便可寻根究底地铸造自己的理论大厦，形成自己的学派、主义，以至思潮蜂起、理论迭出，再现了西方文化典型的特征——分析。而与此相反，面对洪水之灾，中国的古先帝们前仆后继，大禹终于在“堵”和“疏”的矛盾思索中找到了治水方针，并综合运用当时各种原始的知识和技能而治水成功。这凝聚了东方文化典型的思维特征为综合，积淀了东方文化的核心为稳健和娴静，用哲学家的语言就是合而为一，异中求同。因而中国哲学的整体观念年深日久，中国文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成为底蕴，中国美学的阴柔之美成为崇尚。它就像大海深处，有美丽的珊瑚，飘曳的海草，也有悠闲的海鱼，同波涛汹涌的海面相比，构成了一幅娴静多彩的图画。这就是东方文化的境界。
大禹治水和挪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方伦理道德观上的差异。两个故事从表面上看形成了西方疏散人、东方疏导水的治水思想上的差异，而从深层次看则体现了西方文化讲究天赋人权，强调个体本位，张扬主体性，而东方文化更强调礼治，讲集体本位和人伦责任的差异。在挪亚方舟故事中，虽然看不到挪亚为人类而斗争的痕迹，却可以看到造方舟的周密计划，感受到他抓住机遇，持之以恒造大船的主体精神，领悟到他利用外部条件应付危机，以退为进的应变思想。西方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从古希腊文化的民主思想，到文艺复兴发展到极致，色彩浓重地描述着追求独立人格、个性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画面。这一方面促使西方文化异军突起，人才辈出，成绩卓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个人主义的膨胀，形成了自我表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大禹治水精神世代弘扬，培育了中国自省、自律，从集体本位主义出发的礼治思想和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形成了中国人谦和、礼让、重社会责任的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倡妇随的外儒内法的社会结构和人伦责任，一方面保证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使大民族千年延续，但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人的个体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此外，西方重横向夫妻关系，东方重纵向血缘相承。挪亚携妻避水，而大禹则继承父业，新婚四天便去治水，也反映了东西方封闭与开放的思想文化特征。
形成东西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差异也是精彩纷呈的。挪亚方舟和大禹治水为我们呈现了中西文化的美丽景观，引导我们走向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启发我们思索中西文化的特质和精髓，促使我们相互借鉴、彼此“扬弃”。使“娴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跃动”的西方文化相映，使东方的责任意识和西方的权利思想相辅，从而生成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图画。
关键词：语文课；激情；融情；抒情
语文是情感的载体，教师、学生和教材是形成课堂教学中情感信息回路的三个情感源点。但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教师面无表情，语言平淡，教学方法单一，只注重知识的灌输，缺乏教师、学生、教材之间的情感交流、沟通。怎么做才能真正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切实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呢？
一、音效渲染激发感情
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学生主要是通过视觉和听觉来获取各种信息的。课堂上，借助媒体——音乐、录像、课件等电教手段，让学生形象地感知语言文字所反映的那活生生的事物，引导学生欣赏祖国山河的绚丽多彩，体验感人场面的扣人心弦，感悟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学生便有感而发，情绪大振，激情奔放。如苏教版小语教材第三册《大禹治水》，这个历史经典故事远离现代儿童的生活，要让学生体会到语言文字所讴歌的大禹那种为了治理洪水而舍小家保大家的崇高品质是有难度的。教学伊始，我首先让学生通过录像，亲眼看一看滔滔的洪水淹没农田、冲倒房屋，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场面，学生那颗幼小善良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时， www.haozuowen.net 我再通过声情并茂的示范朗读，很快地就把学生带进了课文。由于学生的情感已被深深地激发了起来，对治水英雄大禹，也就不由得肃然起敬。学生在感知形象的过程中，情感得到了调控，由此成为自主学习的强大动力。
二、语言融情煽共情
语言作为思想的外衣，它的物质外壳与思想内容应当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语言不可能不表达一定的思想，而思想总带有一定的情感。众所周知，语言的习得，要经过感悟、积累、运用的过程。因此，要发展学生的语言，必须要借助语言文字，引导学生去感悟、去体会、去联想、去想象，在头脑中形成鲜明的形象，为积累和运用语言打好基础。如《大禹治水》一文，我抓住描写大禹决心治理洪水“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挖通、九条大河”“劈开、九座大山”等重点词语，让学生通过反复朗读，想象跋山涉水、忍饥挨饿、风雨兼程、筋疲力尽的种种艰辛，从而来体会大禹治理洪水的坚定信念，以及大禹为了治理洪水而废寝忘食、绞尽脑汁，为了百姓的安宁生活，饱受沧桑也心甘情愿的忘我精神。抓住大禹在外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事例，引导学生进行换位体验：如果你爸爸在外工作13年，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一次也没来看你和妈妈，你会怎么想？这个问题一下子拉近了大禹和学生的距离，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已有的生活经验，感受到了大禹那种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学生在这一创造性的学习中，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教材之中。
三、角色体验抒真情
角色表演是低年级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游戏活动。学生阅读教材的过程，也就是情感“蓄积”的过程。根据课文的特点，让学生扮演角色入情入境地去演一演，通过角色表演把“蓄积”的情感尽情地抒发出来。角色体验的过程，伴随着思维的过程，语言内化、锤炼、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情感丰富的过程。如教《大禹治水》这篇课文，在结课前我创设了这样一个情境：大禹在外治理洪水13年后，回到家中，一家三口人终于团聚了。想一想：见面时，他们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学生三人小组讨论后，再分角色进行表演。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保证，因此个个情趣盎然、神采飞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有互相诉说离别之情的，有聆听父亲讲述治水过程中发生的动人故事的，有为父亲捶背揉肩的，有准备丰盛的酒菜来慰劳凯旋而归的治水英雄的……学生在与伙伴的愉快合作中，在口头交际的临场发挥中，在老师和同学的赞扬声中，尝到了成功的喜悦。这种愉悦之情，无论是在视觉、听觉等生理上，还是精神、智力上，都获得了满足、。
古人云：“亲其师而信其道。”作为教师的我们，首先应该深入学生，主动接触学生，与学生打成一片，让学生感到亲切。另外，成功的教育应是面向全体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学习的情感因素，根据学生的思维活动规律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和形式，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同时，要给学生创设一个畅所欲言的学习环境，使学生热爱学习、主动学习的情感油然而生，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综上所述，情感教育不仅能融洽师生情谊，有助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教育教学活动效果，推动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我们一定要注重情感教育，以情生情，让课堂生命更加灵动！
参考文献：
［1］朱小蔓。儿童情感发展与教育。南京出版社，1998.
一治小贩
大禹任官之地的城管，其凶悍远近闻名，但某些摊贩的不法行为仍屡禁不止。于是，大禹就亲自去调研，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数月后，该地城管队大换血，原先剽悍的队员已调入公安部门，换来了一批和蔼可亲的女城管队员。当地人都说大禹新官上任三把火。刚柔并济的城管阵容与执法形式果然奏效，原先反感城管的小贩们如今已不再埋怨，都开始安分守己地做生意。
二治涂鸦
大禹在街头走访调查中，偶听人反映，很多毛头小伙总是在墙上涂抹乱画，很是影响市容。大禹在走访调查后发现情况不容乐观。但想到之前与小贩的斗法经历，忽然计上心来。
2个月后，该地“第一届街头巷尾涂鸦大赛”开赛。原先脏乱的墙壁都被粉刷一新，毛头小伙们摩拳擦掌，在比赛时将练了许久的功夫尽情发挥。“群众参与度空前之高……活动取得极大成功……居民反映市容市貌焕然一新……各地掀起唯美涂鸦之风……”大禹看着这些报道，很是欣慰，不过，耳边却总响起街头大婶曾千叮咛万嘱咐的话：“您一定别让这些小青年们再画了啊！得把他们防得死死的……”大禹若有所思。
三治毛头小伙
两次大手笔后，当地人对大禹刮目相看，越来越多的民意传进他的耳朵。据反映，常有适龄少年不去上学，整日在街上流窜，游手好闲。大禹又开始调查、收集资料，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这些被当地人视为瘟疫、防躲不及的孩子不是不想去上学，而是没钱上学！
很快，大禹批了红头文件：大力推进农民工子弟免费上学的政策的实施。
大禹三举，全民沸腾。
一日，大禹读书时突然看到当年大禹治水的心得――
“堵，不如疏。”
大禹愕然，然后一笑。原来自己也一直在治“水”。
【教师点评】
文章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采用故事新编的独特写法，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主旨下设置了三则情节简单、寓意深刻的小故事，赋予了老故事以新内容，新的人物性格，准确地表现“堵，不如疏”的主题立意，收尾简洁有力。三则小故事用三个小标题来展现，前后构成排比，使得结构齐整，颇具美感，能给阅卷老师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种写作方法值得同学们借鉴。
打虎真将军
1898年5月16日，赵登禹出生在今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牡丹办事处赵楼村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赵登禹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将其送入学堂读书，两年后赵登禹因为家贫又不得不辍学回家。菏泽自古民风剽悍尚武，唐代农民起义首领黄巢、宋代梁山农民起义领袖宋江都是菏泽人。赵登禹从小爱听水泊梁山与黄巢起义等杀富济贫的故事。赵登禹13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后来精于拳术，善使大刀，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将小小年纪的赵登禹压垮，相反倒使其练就了一个好身体。
1914年初秋，16岁的赵登禹认为乱世之中唯有当兵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听曾在北洋冯玉祥部当过兵的乡亲说，冯玉祥的部队军纪严明，作战勇猛，爱护百姓，遂下定了投奔冯部当兵的决心。他与几名同乡远涉千里投奔冯玉祥，当时冯军兵额已满，赵登禹被安排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里当了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武功训练和文化学习，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即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操练时，一眼看中卓而不凡的赵登禹。那时赵登禹已长成身高一米九的大汉，脚蹬一尺二寸长的大鞋。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自己比试。赵登禹连胜冯玉祥三跤，摔得冯玉祥呲牙咧嘴，吓得同伴们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了他的贴身“马弁”，即警卫员。
赵登禹很珍惜这个机会，尽心尽力完成护卫任务，很受冯玉祥的信任与称赞。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摆下了“鸿门宴”，要在酒席上擒拿当地匪首郭坚。不料尚未“摔杯为号”，伏兵争看众人斗酒竟挤倒了屏风，暴露了计谋。就在郭坚欲拔枪射冯玉祥之际，赵登禹出手制服了郭坚。因下手迅猛，竟然拧断了郭坚的脖子。
赵登禹利用能够经常接触冯玉祥的机会，了解、观察冯玉祥的为人处世及治军治学方法等，并从中学习有用的东西，冯玉祥将军的爱国恤民和疾恶如仇性格后来都对赵登禹产生了重大影响。
冯玉祥部驻在湖南常德时，赵登禹发现一些日本人勾结当地的歹徒，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很是气愤。一次，几个日本浪人酒后寻衅闹事殴打中国商贩。赵登禹得知情况后及时赶到，将几个日本浪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并将这伙人扭送当地的日本领事馆，由于证据确凿，日本领事只好向被打的中国商贩赔礼道歉。此举深得当地老百姓的称赞，赵登禹也因此事更得冯玉祥的赏识。常德郊外的德山有猛虎伤人。一次，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水浒传》中的武松那样空拳将猛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后，7月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为纪念。
1922年，赵登禹离开冯玉祥身边，被任命为冯部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从此，赵登禹带兵随冯部转战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察哈尔、甘肃等地，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及“首都革命”，并因作战勇猛、指挥有方而不断获得晋升。1925年，赵登禹出任营长，1927年初，他升任第28旅旅长，1928年春，赵登禹又升任第27 师师长。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对全国部队进行缩编，赵登禹从师长又回任第28旅旅长。
短短几年中，赵登禹尽管职务不断升迁，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他少年时代形成的行侠仗义的特性，却自始至终没有丝毫改变。他治军很严，严禁搔扰百姓。一次，有几个士兵偷了老百姓的鸡，他得知后，当即将这几个士兵各打了30军棍，并责令赔偿老百姓的损失。对一般人是如此，对自己的亲属也是这样。赵登禹的二哥赵登舜在赵登禹部队里作机枪连连长。有一年，赵登舜奉命回老家招兵，没想到因为一些琐事耽误了一个月才回北京。赵登禹很生气，要严处。赵登禹的母亲知道后，替二哥求情，当时赵登禹没说什么，后来背着母亲开了一个大会，当场打了二哥40军棍，并撤去了他所有的职务。事后，赵登禹拿着军棍跪在母亲面前请罪，说自己没有听她老人家的话，处罚了二哥，但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如何管理军队呢？
1929年，赵登禹出任第29军第109旅旅长，率部在山西辽县一带驻扎了约有两年时间。这期间他根据冯玉祥的治军方针和要求，同时结合自己领兵打仗以来的经验教训，对部队严加整顿和训练。在严抓军事训练的同时，他对部队政治、文化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当时，第109旅副旅长，以后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并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何基沣负责全旅的政治、文化等训练工作。赵登禹非常重视向官兵们介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并时常结合部队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要求官兵们要做一名有思想、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军人。正因为这样，赵登禹所部才能在不久后的对日作战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支英雄劲旅。
大刀惊寇魂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整个东北又很快落入侵略者的魔爪。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极大地震撼着广大的爱国官兵。在普遍的爱国情绪激励下，在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的“枪口不对内”、“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的鼓舞下，赵登禹这时也情绪高涨，他下令加紧部队的训练，并明确提出以日本侵略者为假想敌人，进行各种实战技术训练。当时，第29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饷械严重不足，无奈中他们因袭老传统，自制了一批大刀，发给战士们，以补枪械不足。为此，赵登禹还常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的劈杀要领及拚刺刀的技术，督促他们勤学苦练基本功，来日与敌在战场上拼一高低。1932年8月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不久赵登禹部奉命随宋开赴察哈尔。察哈尔邻近已被日本侵略者侵占的我国东北，部队的抗日救国情绪更加高涨。这一时期，赵登禹除继续对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严加督促外，还注意加强对部队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工作。一时，全旅上下出现了一派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的气氛。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初，日本侵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喜峰口是长城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抢占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入侵。29军军部经过反复研究，任命赵登禹为长城前线作战总指挥。赵登禹接到命令，立即派二一七团火速前往喜峰口，等到达以后，敌人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的喜峰口东北高地，敌人居高临下，增援部队与敌人经过几个小时的肉搏拼杀，遂将高地夺回，但日军用机枪、大炮齐向高地猛烈开火，又将高地占领。赵登禹率后续部队赶到后，趁着天黑，亲自带领109旅将士向高地冲杀，又将高地夺了回来。到了3月10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向高地猛攻，赵登禹命令将士利用工事，任其进攻，按兵不动，直到日军临近，一声呐喊，将士挥动大刀，向日军冲去，赵登禹腿部受伤，仍坚持前线指挥。我方以简单的武器，与配备精良的敌人反复冲杀整整一天，一些阵地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往复数次，双方都在阵地前留下了大量的尸体，伤亡都很惨重。
赵登禹见敌我武器装备太悬殊，如此硬拚于我方十分不利，应发挥我方的长处，利用近战、夜战，靠偷袭出奇制胜，宋哲元批准了他们的这一计划。3月11日夜，赵登禹亲自率领二二四团，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李九思指挥二二六团三营，携带大刀和手***，分路夜袭攻击喜峰口的日军营地。赵登禹尽管腿上枪伤疼痛难忍，但还是拄着木棍，走在部队的最前面。
防守这里的日军万万不会料到，在这漆黑的深夜和沟深坡陡的山地上，会有中国军队从天而降，此时他们大都在酣然大睡。当夜袭的中国军队手举大刀冲入敌营房时，一些敌人这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眼见明晃晃的大刀飞舞过来，顿时吓得魂不附体，来不及任何反抗，就成了刀下之鬼，更多的敌人则在美梦中就身首异处了。赵登禹亲自挥刀上阵砍杀，两口价值180块银元的战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战斗中又负轻伤。此次我军夜袭砍杀敌铃木旅团1000余人，炸毁大炮18门，中国军队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大刀队吓破了日军的胆，从那以后，日军特别打制了铁项圈套在脖颈之上。日本《朝日新闻》当时对喜峰口之战做了这样的评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此战让赵登禹所率的大刀队一举成名，作曲家麦新后来为此谱写了《大刀进行曲》，传遍了中国大地。
敌人吃到大亏后自然不会甘休，此后天天向我方阵地发起猛攻，赵登禹他们再次以大刀、手***与敌展开面对面的搏杀，我方始终坚守阵地，未被突破。日军在付出5000人的沉重代价后，不得不选择退却。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加紧了对日妥协活动。5月31日，中日签定“塘沽协定”，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长城抗战遂告结束。
第29军此次在喜峰口等地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作为喜峰口前线的最高指挥者，赵登禹自此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随后，赵登禹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并被颁授青天白日勋章，同时所部第109旅亦被扩编为第132师，赵登禹出任师长。喜峰口战斗给赵登禹留下了一条伤腿，在赵登禹女儿赵学芬后来找到的一张照片上，人们看到了小腿缠着纱布、却依旧昂首挺胸保持军人英挺的赵登禹。他在受伤后这样对他的妻子倪玉书说：“腿部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是大纪念。”
血沃中华土
秉性刚烈和民族自尊心极强的赵登禹无法容忍日寇对我国的侵略及对中国人的血腥屠杀，不仅勇于在战场上痛击日寇，战场下也敢于一再违抗上级“隐忍”的训示，与日伪针锋相对，毫不退让。1933年9月，赵登禹率部进驻察哈尔省张北县后，就“制造”了两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一次是1934年10月27日，8名日本人途经张北不仅不按规定接受赵登禹部队的检查护照要求，还有意进行挑衅，赵登禹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下令挑选1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紧纂带着明晃晃刺刀的步枪，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在这8名日本人面前走正步，吓得这几名日本人赶紧道歉后走人。另一次是1935年5月31日，有4个日本人偷偷潜入我军阵地偷绘我军驻防布阵图，赵登禹果断命令将他们扣押。日本人抓住两次“张北事件”大做文章，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6月19日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秦德纯随后与日本代表土肥原签定了屈辱的《秦土协定》。随后，赵登禹及所部随第29军移驻北平附近。
然而，以平津为重心的华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此时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36年夏天，几名日本特工绑架了第29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赵登禹与另两位师长冯治安和刘汝明商量后认为，鬼子竟敢抓我军高级将领，实在太嚣张，一定不能向其示弱。于是，赵登禹将一亲日分子叫来，让其向日方传话：“限日本人两小时以内好好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统统杀光！”说完，当着亲日分子的面，赵登禹操起电话向部队下令，要求两小时之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日本人被赵登禹的威名及凛然之气所震慑，果然在两小时内就将宣介溪送了回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部加速向华北派兵。7月25日，日军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开始了对驻防平津的29军大举进攻。面对不可避免的大战，原来还存在和谈幻想的宋哲元，不得不决心奋起抵抗。27日中午，日军向南苑发起进攻。南苑地处北平南郊，团河以北，是北平南部的咽喉要道。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官，赵登禹召集在南苑的各部官长开会，鼓励大家说：“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再次向南苑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时被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悲伤的，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仅39岁。
赵登禹与同在南苑战斗中死难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烈的活动。宋哲元得知赵登禹牺牲的消息，不由得捶胸顿足，失声大哭，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赵登禹的老上级、他所敬重的冯玉祥得知他的死讯，更是悲痛不堪，挥笔写下了《吊佟赵》诗，以寄哀思。延安军民也为赵登禹、佟麟阁二将军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同志高度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关键词：屈原；尧舜禹；形象
综观屈原26首诗作，贯穿始终的人物除了作者本人外，唯尧舜禹[1]。但尧舜禹在诗歌中呈现的形象却很不一致。
如《离骚》中：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言尧舜所以能有光大圣明之称者，以循用天地圣明之道，举贤任能，使得万事之正也[2]。这里的尧舜二帝，是同“桀纣”之流形成鲜明对比的贤君，特别是“举贤任能”之功，才能治国平天下。后又多次提到夏禹，如：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将周文王同禹并列，赞美他们畏天敬贤，绥万国安天下之功。下文的“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表达类似的意思。在《哀郢》中：尧舜之抗行兮，嘹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论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尧舜品德高尚，圣迹显著，馋人嫉妒就加之以“不慈”的污蔑之名。因美好的德行为小人所中伤，尧舜的处境和屈原何其相似。《怀沙》一诗中屈原也表达了没能见到舜帝的遗憾：重华不可遐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
但在《天问》中，屈原却一意破圣人的金身，以反复的质问试图揭露尧舜禹真面目。如在尧对待鲧的问题上：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言外之意是不仅推举的四岳有责任，拍板用人的尧帝也要负责任。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大禹治水子承父业功成名就，鲧却遭到刑罚，联系《离骚》中“鲧直以亡身，终然夭乎羽之野”，《惜诵》中“行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等句，可见鲧遭遇不幸，是因为性情耿介，刚正不阿，不为当政者所容，影响到治水事业的成功，以至冤死[4]，因此之后屈原不禁大声质问“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屈原对鲧英雄末路惺惺相惜，可见尧在举贤任能方面绝不是无可指摘疵的。
屈原笔下的尧舜禹在道德上也不是完美的。《天问》中：舜闵在家，父何以？尧不姚告，二女何亲？舜并非鳏夫，帝尧不先告他的父母，便为何下嫁两女？且舜如此孝顺又为何不告知父母？接着又对舜进行讽刺：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後嗣逢长？……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舜教化万民，为何会有这样恶劣的弟弟一味听之任之？这难道是宽容和劝化吗？象这样的恶人得以苟活繁衍子嗣，就像楚王身边的小人受宠得势，“以盈室兮”，鲧身首异处，就如同自己遭受谗言流落在外，天道何在？舜又何尝公正无私？
《天问》中25行诗写到大禹，大禹治水固然辛勤可敬，但“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维嗜不同味，而快黾饱？”禹治水道娶者，忧无继嗣耳，大禹尽力成其圣功，何以与众人同味，求欢饱享一朝之情呢？又写到禹任用羿：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禹任用羿消除忧患安抚夏民，羿却箭射河伯夺人之妻，何也？《天问》中多次以这样上下矛盾式的提问使得尧舜禹的形象非常暧昧。
何以如同尧舜禹这样的圣人却在屈原的笔下呈现出如此斑驳的面貌？可从以下几点探究：
一。作者年龄、际遇的变化：
屈原的作品创作时间虽不可十分详细的考证，但有大概的脉络。《离骚》的完成年代恐在怀王入秦乃至顷襄王嗣立的时候。《天问》则早于《离骚》，约35岁时。而《九章》则是全部写于顷襄王时候的作品。
《天问》是屈原在较年轻时候的作品，其中激昂的言辞和犀利的质问是否有年轻气盛的因素？笔者不敢断言，屈原晚期的作品一部分表达自己未能得明主赏识、为谗言所伤和对党人的责难，一部分则神游天外，于无人之境魂悸魄动，还一次又一次的提到百里奚、介子推、伯夷叔齐等人，如在其绝笔《惜往日》中，屈原追惜往日，怀想前贤得遇，自己则被谤见疑，心中多是忧愤和凄凉的求死之意，恐再难发出如“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这样激昂的呐喊。
其文中对尧舜禹的态度从侧面反映屈原际遇：越是苦闷忧愁难以排遣的时候，越美化前人，越期待能有清廉的政局和理想化的明君举贤任能。这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怀沙》中屈原又一次悲怆的提到舜帝并将其视为一种绝望的寄托。
二。屈原归属的思想流派：
屈原思想归属的流派，如果从屈原与前秦诸子思想的相互影响来说，这些看法都可以成立，如果就某个思想体系看，硬派屈原的思想为某一家，某一家体系，就值得商量了。因此，在承认屈原思想受到儒家影响的同时，不应当死板的将屈原划入儒家一派。
而儒家对尧舜禹的维护非常明显，如《论语》中对尧和禹热情的讴歌：“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禹吾无间然矣”[5]。《孟子・滕文公上》中也有对尧传位于舜而舜举贤治国的描写。儒家这么做是为了想在先王的形式中装进改良的新内容，为自己的理论服务，所以粉饰的不遗余力。屈原并不是完全的儒家信徒，他不必时刻捍卫尧舜禹的威严，无需“为尊者讳”，可以自由的的评判历史人物。
三。屈原个性和志趣的投射
屈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理想不是脱离现实的幻想，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的。屈原是一个积极入世的诗人，在他翱翔于天上地下苦苦求索的时候，仍始终渴望能回到朝堂中施展才华通过改革强兵富民，达成楚国统一中国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贯穿他的一生：国富强而法立兮，属忠臣而日嬉。他以政治的角度和批判的眼光看待前人，同时耿介的个性又促使他自由的表达，这让尧舜禹走下神坛：尧舜禹不是完美的，在他们古衣古冠、头上光圈环绕备受推崇的人物形象背后，也有见不得人的阴暗面，这些都被屈原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但先王的种种瑕疵，不能掩盖光辉，屈原对尧舜禹的反复书写，既是为写作服务，更是为了投射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楚国像先王的时代一样任人唯贤统一中国。这种想法督促他一次又一次与尧舜禹神交，他的理想和对尧舜禹时代的美好印象部分重合，这便让他在不断质疑的同时又不由自主的赞美心神往之。
因此，在屈原作品中反映的不同侧面的尧舜禹，不意味着屈原自己认识上的矛盾，而是屈原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心态，为了不同的目的的创作需要。屈原不认为尧舜禹有多了不起，他赞美的重心在举贤任能和统一中国两方面，但他心中理想化君王也许是不存在的，他一方面苦苦求索，一方面又试图在先王的余温中，找寻一些慰藉。
参考文献：
[1]舒新宇《2010年江苏南通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学院出版社。2011.
[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湖南：凤凰出版社。2007.
[3]郭沫若《屈原赋今译》[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