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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宣传范文】一
97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从此，红船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扬帆起航，引领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文章，提出和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首次将“红船精神”明确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起点，回望从红船起航一路劈波斩浪的中国共产党，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要承担起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责任与使命，就必须从“红船精神”中找寻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根脉和动力之源。
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创新动力
“‘红船精神’是激励我们把握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和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大胆探索、创新创业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红船精神”时就明确指出，“‘红船精神’昭示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因循守旧，刻舟求剑，必须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创新的精神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开天辟地、敢为人先”正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以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成功探索出一条正确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崭新中国。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下，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随之兴起的，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不屈斗争与艰难探索。中国社会各阶级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南湖的红船上诞生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以开天辟地的胆识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经过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以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中国共产党发扬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领导人民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探索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设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极大提升了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以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船精神’昭示我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我们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没有坚定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没有不畏艰辛、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和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作风，就难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难以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从红船起航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一直到今天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将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以极大的政治定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引领中华民族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不忘建党初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不动摇。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树立起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解放全人类的远大追求，不怕牺牲，敢于奋斗，求民族复兴，谋人民幸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的领导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的奋斗精神，根本就在于不忘建党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动摇。
牢记使命担当，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历史表明，时代在变，面对的困难也各不相同，但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使命感与坚强的政治定力。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原因。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高扬旗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正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科学的力量，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成立之日起就一以贯之地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政治品格和坚定信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从红船奠定初心、确立使命历经近百年的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创造伟业的磅礴之力
“‘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如一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史，更是一部依靠人民力量创造民族复兴伟业的斗争历史。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成功凝聚亿万民众走上民族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各阶级救亡图存的努力之所以失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第二，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深入到下层的工农群众中去，未能形成有组织的、持久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即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开展工农群众运动，中国革命很快展现出了崭新局面。历史已经证明，在近代中国所有政治力量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既具备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求解放的坚定目标，又有足够能力调动起亿万民众的磅礴之力，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但前途光明的民族复兴之路。
忠实代表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成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从领导人民挽救民族危亡，到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再到领导人民走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成功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带领中国人民又一次迈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从红船起航、一路前行一再证明了的历史性结论。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红船精神”永远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未来的精神之源，永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党的十九大已经为我们擘画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聚合起十三亿多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伟大复兴。
【思想宣传范文】二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社会治理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要求。
一般而言，在社会处于物质匮乏阶段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温饱问题，物质产品供不应求是主要矛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的诉求会发生变化。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期待更高水平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我们党在进行社会治理时更加重视促进社会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在社会治理方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积极回应。我们要深刻认识社会参与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的内在关联，破除妨碍人民群众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用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机会和权利。
共建强调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可以坚持政府主导，推进政社合作，为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创造更多机会。应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合作者，是社会和谐与秩序稳定的影响者，是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推动者，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社会治理中强调共建，尤其要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活力。比如，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支持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中有更多作为。
共治强调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参与权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在物质匮乏时期，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诉求尚不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党委和政府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创造条件。一是完善社会治理格局。进入新时代，社会治理要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局面。应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基础上，有效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完善多元治理格局。二是重视基层自治功能。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保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共享强调共同享有治理成果。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评判标准是全体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解决这一问题，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社会治理中促进共享。社会治理要强化保障民生的举措、创新改善民生的思路，尤其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社会治理还应注重完善有利于共享的制度，促进形成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预期，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思想宣传范文】三
近年来，各种“陷阱”理论成为中国的流行语言，从“中等收入陷阱”到“低生育率陷阱”(经济领域)，从“卢梭陷阱”到“塔西佗陷阱”(国内治理领域)，从“修昔底德陷阱”到“金德尔伯格陷阱”(国际关系领域)，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频频闪现于各类传播媒体重要位置的各种“陷阱”理论，引起中国民众的困惑，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思考。
辨析“陷阱”学说：
从“修昔底德陷阱”到“金德尔伯格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源于古希腊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及其各自所领导的同盟之间长达近三十年的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作为雅典的军事指挥官在其传世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从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无论是修昔底德的叙述还是历史的真相，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也不是守成大国。而且，修昔底德本人也并没有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然而，美国著名国际战略研究学者、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在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时，杜撰了“修昔底德陷阱”。他说，在过去五百年中，一共发生过16次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先例，其中只有4次以和平方式结束纷争，其他的12次均以战争收场。阿利森教授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他认为一战的根源就是崛起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从而斯巴达决意发动战争一样。阿利森教授把崛起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或者崛起大国必然遭到守成大国的遏制，从而导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逻辑，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金德尔伯格陷阱”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研究。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原因在于守成大国英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而崛起大国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从而导致国际秩序的崩溃和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另一位更为有名的国际战略研究学者、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重提这个话题时，把金德尔伯格的这个著名论断称之为“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陷阱的逻辑是，国际体系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缺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就会导致国际冲突不断乃至引发大战。约瑟夫·奈认为，由于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缺位，将导致全球缺乏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中国继续免费搭便车、不愿对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那么世界有可能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辨别话语伪概念：
警惕“陷阱”理论包装背后的政策陷阱
约瑟夫·奈在展望未来的中美战略关系以及可能的国际秩序大调整时，进行了超时空的乾坤大挪移式类比与想象。在约瑟夫·奈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是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主动示强而不是示弱”;而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正好相反，是崛起的中国“主动示弱而不是示强”。也就是说，作为美国重要的智库谋士和外交战略设计的圈内人士，约瑟夫·奈认为，如果中国示强，中美关系就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国示弱，中美关系就会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是一个精巧的逻辑与政策的双重陷阱，置中国的对外政策于两难之中。而这正是约瑟夫·奈等希望出现的结果。
为此，笔者认为，格雷厄姆·阿利森和约瑟夫·奈等美国智库研究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诱导中国外交政策步入美国设计的轨道，从而延缓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从而护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事实上，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亦无金德尔伯格陷阱。所谓的“陷阱”不过是对人类历史的误读和对西方理论的迷信而已。因为，用于描述当今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等一系列话语是伪概念。西方学术界通常把美国称为“守成大国”、“现存大国”，相应地把中国描述为“崛起大国”、“新兴大国”。然而，追根溯源，这些概念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它把西方国家视为主体，而把非西方国家和民族视为客体。如果我们换一个坐标，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世界大历史来看，当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其说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还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处于复兴进程之中的大国。因此，所谓中美双方分属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的国家定位，并不是一个与现状和历史经纬相吻合的准确表述。作为命题载体的概念本身暗含着极大的瑕疵，其逻辑推论也必不成立。
此理论非彼理论：
不能盲目迷信所谓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基于对先进科技在国家综合实力中重要作用的认知，部分民众对现代科学技术有一种近乎条件反射般的推崇;基于对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国家欺侮的历史反思，部分民众对西方理论有一种不假思索般的敬畏。现代科学技术肇始于西方，奠基于西方自然科学家的努力与贡献。然而，来源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学说与产生于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理论，尽管同样冠之以理论之名，却有天壤之别。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各种理论是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是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则;一旦背离这些规则，必将寸步难行。比如，由于对第一宇宙速度的认识与利用，人们可以把人造物体发射上天，成为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运转。而如果认识不到或者不尊重这个规律，我们发射的物体是不可能到达地球上空的指定位置，也是不可能围绕地球运转的。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万有引力定律。
然而，某些学者常常有意或无意间隐瞒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说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常常把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学说等同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定律与规律，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规律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功能与角色。正如自然科学的理论与规律揭示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样，社会科学同样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是一种重大误读。必须强调，近现代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既源于古希腊哲学和__神学理论，也源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却缺乏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也缺乏对人类历史大视野的宏大思考。因此，这些西方学说或者理论，从学术角度而言，具有明显的偏颇和缺陷。总之，基于西方哲学、宗教和历史传统而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或规律，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和规律绝对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切不可像推崇西方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去盲目迷信所谓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该也不能乱用、滥用各种“陷阱”理论，更不能主动对号入座，把某些西方概念与理论当成中国的现实，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落入西方学者为我们设定的理论陷阱和话语陷阱之中。我们必须具备基本的、必要的战略自信与学术自信，一切涉及中国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判断，不能生搬硬套源于西方历史的理论概念和逻辑框架，而必须植根于对中国历史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当然，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我们也不能一概加以排斥，而应该批判式的接受。
【思想宣传范文】四
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它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精髓。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运用于思维和工作中就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我们做好新时代领导工作乃至各项具体工作都有重要指导作用。
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聚焦新的时代命题，开创新的工作局面，提炼新的实践经验，凝结新的思想精神，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彰显出唯物辩证思想方法的深邃洞察力。
唯物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它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科学地结为一体而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把辩证法看作“是内在的纯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称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并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正是借助于批判与革命的唯物辩证思想方法，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而唯物辩证法在其中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这说明，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精髓和基础，没有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及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占据了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照亮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列宁、毛泽东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地运用了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变为实践，使社会主义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以及对全球治理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说明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无论是对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矛盾运动规律的宏观把握，还是对实践中错综复杂矛盾的细微分析，唯物辩证法都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是我们攻坚克难、化解矛盾和驾驭复杂局面的根本方法。
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思想方法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在坚持唯物论观点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的运行状况、基本形态和发展规律，进一步回答客观世界究竟“怎么样”的问题，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世界观，承认矛盾，坚持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运用于思维和工作中就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坚持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内各种利益关系纷繁复杂，坚持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事物发展规律，成为妥善处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重大关系的前提。
客观是指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实事”。我们对任何事情要做到客观，使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必须冲破落后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搞清楚事实，把尊重事实放在第一位。深入了解实际、掌握实情，真正掌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真正掌握“实事”的客观实际情况，这是进行一切科学决策所必需的，也是唯一可靠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论断，不是抽象的概念认定，更不是凭空的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历史性变革这一客观实际而作出的科学论断。可见，客观实际是我们正确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也是衡量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
发展是指动态地看待事物，重点是研判事物未来的走向与趋势。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的预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不断接续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主题，从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到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四个方面做了全面部署，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这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和拓展，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把握和升华。
全面是指多角度、多层面、多角色、多方法地看待和分析事物，促进自我的全方位提升，有利于形成适应自身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自身决断能力，反映了唯物辩证思想方法的根本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要求我们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出化解产能过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就是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从大局出发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系统是指紧密围绕党和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从系统整体的全局观念出发，寻求总体的最优方案。同时，在众多矛盾问题中，找出主要矛盾，并设法寻得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及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伟大梦想呼唤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保障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离不开伟大斗争，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可见，“四个伟大”不仅各有其独特内涵，而且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一项系统工程，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联系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着的有机整体。这一世界观在方法论上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统一体，环环相扣、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体现了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只有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总要求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才能形成协调推进的强大合力和推动力。
矛盾分析法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根本的思想方法。它包括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方法，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和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批判和继承相统一的方法等。运用唯物辩证的矛盾分析法，根本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
总之，客观、发展、全面、系统、联系以及矛盾的观点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运用这些观点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我们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思想方法的基本要求，也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
进入新时代，党员干部要继续坚持“照辩证法办事”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主要的工具和根本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不仅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与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而且十分重视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来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他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长期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典范，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锐利思想武器。
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很不容易，不仅需要丰富的政治智慧，更需要科学的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形象地说过：“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
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学习掌握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学会照辩证法办事，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做好工作十分重要。
一方面，学习唯物辩证法有助于提高思考、分析、判断准确性和正确性。譬如，党员干部要在复杂环境下做最好的决策，就必须学会辩证地分析和比较从局部到全局、从眼前到长远的发展形势，学会辩证地认识和比较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学会辩证地思考和比较历史的和现实的发展经验，才能善于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放到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的大形势、大趋势和历史经验之中进行思考、分析、比较与研究，从而为最终的正确判断与最好决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用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照辩证法办事，可以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弊端，规避感情用事、先入为主的风险，防止极端、片面的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指出：“领导干部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正确研判形势、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化面前保持头脑清醒，科学分析我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准确看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流，有效化解矛盾和问题，都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好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人类的智慧之学和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思想宣传范文】五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40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国农村改革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走过了光辉历程。农村改革发端于1978年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1982年，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启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同年底，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农村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阶段，初步建立起农产品市场体系，乡镇企业得到大发展，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高，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短缺向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9年以后，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业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支持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特征。比如，2000年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要求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2006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取消农业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改革举措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村社会保持稳定，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农产品供给日益充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连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重点聚焦发展现代农业和深化农村改革，制定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习近平同志发表关于“三农”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彰显巨大思想威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落实党的十九大要求，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等作出全面部署。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推动下，诸多“三农”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开创了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局面，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
40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是农村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调动亿万农民积极性、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改革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快速推进。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两个飞跃”的理论，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趋势。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为建立农村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农村改革在理论、实践和制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创新和突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在党的领导下，在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绩。
处理好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村支持城市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再到城乡融合发展，中央政策发挥了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导向作用。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农业是具有显著公共品性质的特殊行业，现代农业不仅能提供农产品，还能提供生态环境产品。因此，中央制定农业政策不仅针对农业产业部门，还充分考虑农业具有多功能性的特点，既发挥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
尊重农民主体地位。40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许多举措都是由农民创造的。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也是农民创造的;土地股份合作制、适度规模经营、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以及外向型农业和生态农业等，也离不开农民在实践中的探索创造。因此，推进农村改革，要把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革。中央的“三农”政策和改革举措主要是根据全国各地的总体情况制定的，因而侧重于宏观指导。让“三农”政策和改革举措落地生根，离不开各地的创造性实践。因此，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把中央文件精神和本地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可操作的细则，这样才能落实好中央的“三农”政策和改革精神。
农村改革要坚持“试点—完善—推广”。农村改革40年的经验表明，改革方案只有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拥护，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农村改革方案常常通过“试点—完善—推广”来实施。制定“三农”政策应建立在充分调研和试点基础上。要通过试点判断改革方案的利弊和可行性，进而对方案进行修订和完善。尤其是一些根本性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更要在试点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
新时代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在新时代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总抓手，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搞好乡村振兴规划。乡村振兴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如果没有系统规划，农业现代化发展、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乡村文化繁荣、乡村事务管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就不可能统筹推进，就会导致发展不协调、事倍功半。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分类推进。为此，必须制定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指导各地各部门有序推进工作。
注重三方面创新。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必须注重三方面创新，即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其中，技术创新是基础，实现产业兴旺、做大做强农业需要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理论创新是指引，要以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行动指南，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是保障，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为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保障。
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农业竞争力。首先，要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着力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通过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其次，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使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重点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空间。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从农业污染源头治理抓起，控制农业投入品污染，加强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科学利用自然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乡村生活陋习，美化乡村生活环境。
培育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农民思想水平、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果，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支新型农民队伍。乡村振兴，干部队伍是关键。要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作为基本要求，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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