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科学医学成为研究内容的重点，以下是美丽的小编为家人们整编的医学专业论文（3篇），欢迎借鉴。
目前艾滋病已在全球广泛流行，我国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1］，截至2011年底，估计中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HIV／AIDS病人）78万（62万～94万），其中艾滋病病人15．4万［2］。为探索艾滋病研究领域的现状，采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hineseBiomedicalLiteratureDa－tabase，CBMDisc）作为检索库，检索1981－2011年艾滋病文献，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1材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主要来自CBMDisc，CBM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开发研制的综合性医学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1978年以来1800多种中国生物医学期刊，以及汇编、会议论文的文献题录，年增长量约40余万篇，每月更新。覆盖范围涉及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中医学及中药学等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检索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多种词表辅助检索，可获得良好的查全率与查准率。
1．2检索策略
（表略）
1．3数据处理
在CBM数据库中，下载所有题录，将下载的题录导入noteexpress软件，对题录进行后，提取相关字段，将数据导出至excel2007，然后分别建立出版年、基金、第一作者及所有作者、出版机构、出版期刊、主要主题词数据库，最后将数据库分别导入SPSS17．0，形成频次表及分布图，并累计百分比。
2结果
2．1文献年代分布
共检索到34529篇文献，1983年出现第一篇文献。总的来看，文献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在2007年后文献量略有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趋于平稳。由于数据库更新滞后，2011年文献收录不全，年代分布见图1。早期文献以译文及综述为主。1996年以前，综述及译文文献量占总文献量的50％以上，1986年开始陆续有论著发表。1993年以前艾滋病文献增长相对较慢，2000年以后文献量急剧上升，2002－2011年十年的文献量为26344，是总文献量的76．3％。
2．2基金资助论文分析
标记有基金项目资助的文献共6699篇，占全部文献的19．4％。其中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资助论文最多，达980篇；其次为全球基金（851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8篇）、“973”和“863”项目（271篇）、卫生部艾滋病防治应用项目（173篇）和地方自然科学基金（141篇），此前6位的基金资助的文献量约占总资助文献的50％。从1992年开始出现基金项目资助的文献至2011年，基金论文总体呈增长趋势。
2．3文献作者分布
（1）以第一作者发文共19648人，平均每人1．8篇，最高发文54篇。（2）作者合作度及合作率分析：合作率反映了某一学科领域的科学合作程度，是科学计量学中常用的重要指标之一。合作率为一个学科在一年内出版的多著者论文数除以总论文数的百分比。合作度即篇均作者数，是指在确定时域内，某种或某类期刊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3］。由于数据库的标引有误，1983－1988年论文均只有一个作者，因此在本文只分析1989年以后的作者合作度及合作率，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合作率还是合作度，都随着年代的增加而增加。
2．4文献发文机构分布
标引作者单位的文献共28783篇，发文量前6位的研究机构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60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含北京协和医院，932篇）、复旦大学（455篇）、北京市佑安医院（355篇）、北京大学（325篇）、军事医学科学院（236篇），发文量占总文献量的10％左右。
2．5文献的期刊来源
34529篇文献分布在1510种杂志中，最多的发文2814篇，平均每种杂志发文22．9篇。发文量＞100篇的杂志共56种，共发文17693篇，占总文献的51．2％。发文量前10名的期刊依次为：中国艾滋病性病（2814篇）、国外医学（2582篇）、现代预防医学（741篇）、中国健康教育（598篇）、中国公共卫生（548篇）、预防医学情报杂志（393篇）、疾病监测（383篇）、实用预防医学（367篇）、中华流行病学杂志（357篇）、传染病网络动态（355篇），发文总量9138篇，占总文献的26．5％。
2．6主要主题词分析
抽取每条题录中的主要主题词，然后分别对1983－2001年的文献主题词及2002－2011年之间的文献主题词进行频次统计，除“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HIV感染”外，对前25位主要主题词排序并分类，主要主题词分布在流行病、治疗以及实验室研究三大领域。其中艾滋病的预防控制一直是艾滋病研究的重点及热点。
3讨论
[关键词]吴汝纶，中医，西医，文化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22—05
如何评价中医的科学性及其在当代医疗体系中的地位，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問题之一。中医的评价問题所以长期吸引众多学者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中医的定位与评价直接关涉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問题。其实，自近代以来，对于中医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中医的命运也伴随着中医的存、废之争几起几落。吴汝纶作为近代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一方面提倡桐城派古文，一方面则对中医持近乎完全排斥的态度，这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自然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通过本文，笔者一是试图全面总结吴汝纶对中医的态度，二是力求从文化视角发掘吴汝纶排斥、批判中医的真正缘由。
一
近代以来关于中医的“存废”之争，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废除中医中药；二是废医存药；三是中医要改良，要科学化；四是主张衷中参西。其中以第一种观点对中医的态度最为苛刻激烈。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大师，为晚清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对中医的态度与对古文的态度却叛然两立，在视桐城古文为“瑰宝”的同时却坚决主张废除中医。对于中医，他力主排斥“拒绝中医，实为卓识”；对于西医，他公开表明自己“笃信西医”。吴汝纶在医学問题上的激烈之辞，其影响不可小觑。吴汝纶虽无专文论及中西医問题，但综合其文集中不时出现的有关医学的零星言辞，其对中医的批判却是全面、系统的。正是吴汝纶对中医的系统批判，使其具有了文化分析上的典型意义。
（一）吴汝纶试图从源流的角度分析中医之“坏”与“伪”
吴汝纶对中医的批判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态度的彻底性，其彻底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他试图从源流的角度彻底否定中医的合理性。关于中医的起源与发展，他曾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敝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传难经、素問，大抵皆是伪书。其五藏部位，皆是错乱。其所以错乱之故，缘敝国汉朝有古文、今文两家之学，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则是利禄之士，古文家言五藏，合于今日西医，今文家言五藏，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及汉末郑康成，本是古文家学，独其论五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后近二千年，尽用今文五藏之说，则郑康成一言不慎，贻祸遂至无穷，其咎不小。
这段话是吴氏于日本考察教育体制期间在社交场合的一段公开答辞。作为一个身份特殊的政府官员在访問国的外交场合中公开否定本国传统医学，当是深思熟虑的想法。仔细分析，吴汝纶此处所言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认为“真”中医存在于是汉代以前，汉代以后中医的谬误起于“儒家之坏”。吴汝纶所谓“儒家之坏”，具体而言，一是西汉今文家对五藏认识的谬误；二是汉末古文经学家郑康成论五藏反取今文，使今文五藏谬说贻误至今。既然中医的“真”源流在汉代已经“亡佚”，后世中医理论都源于郑康成的谬传，这就从源流的角度给现传中医贴上了“坏”的标签。试图从源流角度否定中医的合理性，可见吴氏否定中医态度之坚决。在他看来，汉学大家郑康成的谬传是中医之“坏”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很是体现了吴汝纶的学术倾向。吴汝纶是清末桐城派领袖，桐城派在学术上以宋学为依归，与汉学家相互攻讦不断。作为宋学皈依者的吴汝纶将中医之“坏”归于汉学家郑康成“一言不慎”，这种结论的得出显然与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有密切相关。其实，医学自有其独立发展的路线，与经学的真伪并无太大联系。
其二，判断中国现传中医为“伪”医学与“邪说”。所以对现传中医作出“伪”与“邪”的判断，他提出两点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现传中医的重要典籍如《难经》《素問》为“伪书”。《难经》约成书于东汉以前，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素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所论以人与自然统一观、阴阳学说、五行说、脏腑经络学为主线，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源。中医作为民族传统医学，讲求经验的传承，如果认定现传中医奠基性的典籍为伪书，现传中医为“伪学”的结论也就自然成立了。第二个理由是现传中医的“左肝右肺”为“邪说”。“左肝右肺”为中医的藏象学理论之一，本是论述气机升降运动，而非实指肝肺等脏器位置。随着近代西医解剖学的传入，“左肝右肺”被演绎误读为“肝在左边，肺在右边”，此成为中医在近代被批判的重要口实。如果中医的正误须以西医为标准进行判断，中医自然就成了“伪”医学与“邪说”。
（二）吴汝纶对中医的具体批判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医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个关键点上。部分学者所以认为中医不是科学，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中医没有揭示任何的因果关系；二是中医没有逻辑；三是中医的有效性是虚假的；四是中医得不到任何的可供实验检验的证据。细查吴汝纶关于中医的具体批判，可以发现他的关注点也集中在中医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一关键問题上。
其一，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批判。阴阳五行之说是建构中医理论的基础，否定阴阳五行理论就等于从理论基础上否定了中医存在的合理性。吴汝纶曾这样置疑阴阳五行理论：
在中医现代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今天，从儒家文明中找到中医学自身发展的科学精神，并作为指导今后中医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儒家文明的科技思想，其中不少就有先进及闪光的一面，“格物致知”便是其一。本文就“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等命题与同道们展开讨论，但求争鸣与共鸣。
1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标志。儒家不主张对自然做那种穷究底蕴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但儒家不否认人具有认识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力，“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朱熹注孟子这句话时说：“德慧者，德之慧；术知者，术之知。”“德慧”,即人天生具有的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道德理性；“术知”,则是人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对未来发展作出预测的能力“,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1]。人因为有“术知”这种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因而可以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推算出千年之后的冬至日。那么他们如何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的呢？先秦儒家提出具有经验论性质的“薄物征知”说和“格物致知”说。“薄物征知”说是荀子提出的。“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明必将待天官之簿(薄)其类然后可也。”“薄”即接触、接近。“薄物征知”即耳目等感官通过接触外界事物而感知其声音、颜色、形状、大小，然而心再加以综合、判断，从而达到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格物致知”说是《大学》首先提出的。“致知在格物。”对于“格物致知”,郑玄、二程(程颐、程灏)、朱熹、王阳明、颜元、王夫之等人的解释都有所不同。其中朱熹将其解作穷理，与《大学》本义最为相近，虽然朱熹主要是从道德论角度来解释“格物致知”,即让人通过格一草一木来穷尽人间伦理，但其中包含了就自然事物而求其规律的科学认识论因素。事实上后来很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儒家学者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格致”二字的，如朱熹五传弟子朱震亨将其医学著作称之为《格致余论》;明熊明遇以《格致草》名其介绍西学的著作；清陈元龙以《格致镜源》名其自然科学著作。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格致学”更成为自然科学通称，而“格物致知”也成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
2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儒家文明是中医学形成发展的摇蓝。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贯穿于中医学的始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治疗必求于本”的记载。《素问。标本病传论》云“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素问。通评虚实论》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记载，宜“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及“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关于“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的详尽论述。这些精辟的论述都是正确认识与处理宏观辨证标本关系的具体写真。可以说，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的联系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医学常将本学科的“薄物征知”、“格物致知”思想，名之“治病求本”、“四诊合参”、“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等等“,治病求本”是中医学“薄物征知”、“格物致知”处理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的联系，体现在治病求本方面的例子及具有创新思想的医家是数不胜数，但对于治病求本富有挑战意义的要算清？周学海，他在《读医随笔。评释类》曰：“治病必求其本。所谓本者，有万病之公本，有各病之专本。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而对治之，方称精切。”“治病求本”应当寻找诊治具体疾病的个性特殊性———“各病之专本”,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疾病的共性普遍性———“万病之公本”阶段。他在理论上对治病求本当求各病专本作了高度概括，是宏观治病求本思想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医学的格物致知———微观探索方面，也有先期或萌芽的认识，如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这里可反映当时已认识到瘟疫这种烈性传染病发病有其特殊的病原———疠气，及其传播途径和发病规律，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这样认为，它是后世西方医学微生物病原体学说的先期认识。
清？王清任“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改正了古人对脏腑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如纠正了肺有六叶两耳、肝有七叶、心有七孔三毛等形态学(解剖学)思想。这些都标志着中医学在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方面的格物致知化。而上述朱震亨的医学著作《格致余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表明了中医学的格物致知化。从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到张锡纯的“衷中参西”,从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到解放区提出的“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正如恽铁樵1929年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医是符合国情的医学；西医自有长处；中西医化合是必然的趋势。”足见20世纪前50年乃至以前，在中西医学的实践中提出中西医“化合”的必然性。在1958年党中央和为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后，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班，以“西学中”为主要形式的中西医结合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从《内经》“治病必求于本”,到后世丰富多采的宏观辨证的形成；从宏观辨证的不断补充与完善，到“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的创新思想；从吴又可的疠气学说，到王清任的形态学(解剖学)思想；从20世纪前50年中西医化合，到后50年的中西医结合；从中医现代化的提出，到中西医结合从科学的论证阶段进入创新发展阶段的认识，整个中医学发展进程中儒家文明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格物致知尽在其中。
3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近代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关于学术研究曾有中肯的评述：“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这对于当今中医现代化是颇有启发的。那么对于中医现代化来讲，如何让自身具有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笔者认为主要应该把握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直觉灵感、特色优势等方面的重新崛起。
311中医现代化需要整体整理提供观念重新崛起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理论内核。整体观念存在的价值是自不必说的。作为整体的宏观体系是由许多部分的微观客体组成的，它又具有各个部分本身所不具有的整体性；或者说，在大量的个别部分组成一个整体时，要出现质的改变，产生只有作为整体才具有的新的性质。如果单一地强调辨病诊断、强调微观考察、强调单体药物，而忘记或淡化了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方剂配伍，就等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没有从根本上把握疾病的本质。需要指出的是，整体观念的崛起十分需要建立在高度分析的基础之上，离开了高度分析谈整体观念也是形而上学的。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整体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中医学理论不是建立在形态解剖结构基础上的，尽管形态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对象，但没有进入中医学的认识视野。这说明中医学把握客观世界的超自然性，随着对客观对象的不断逼近，随着认识内容的不断扩展，需要中医学不断更新其认识形式，放弃不能准确反映对象的形式，从微观分析上认识它的客观对象。整体观念的重新崛起还有一个在整体中寻找出路的问题。没有整体就没有出路。宏观整体把握有不依赖于微观考察的一面，即宏观把握的相对独立性，认识这一点，对于寻找中医学的发展出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医学实践中，依靠宏观把握、宏观辨证取得较好临床疗效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312中医现代化需要辨证论治创新发展辨证论治是需要创新发展的。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充辨证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当中医学的合理内核———辨证论治遇到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挑战时，人们首先从科技发展规律、自然观的发展阶段中寻找答案，由于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缺少形而上学自然观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主要使用微观分析方法，这一微观分析方法自然就有可能被引入辨证论治内核之中，此时中医学辨证论治(宏观辨证)的形式发展为微观辨证[2],而现代医学是以疾病作为认识对象的，它与辨证论治甚至与微观辨证都存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要使中医学认识对象不断逼近客观对象，当引入现代医学这一现存成果。笔者认为疾病诊断也可整合到辨证论治之中，这个内核至少应包括辨病(主要是现代医学的诊断)、微观(更先进的诊疗手段)、辨证(来源于宏观辨证可高于宏观辨证)三方面融一的内涵。名之曰：“专病微观辨证”。如果说微观辨证是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辨证微观化是探寻各种证的微观标准的话，那么，专病微观辨证是用更先进的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具体疾病的证，专病微观辨证化则是探寻各个具体疾病各种证的更先进的微观标准[3]。辨证论治的创新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医疗模式转变的问题。中医学与西医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是同一的，在认识对象上也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医学之长而达到一致。在临床医学疾病诊断方面，完全可以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确立以辨病论治为主体的诊疗模式是实现中医临床医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13中医现代化需要直觉灵感再创辉煌中医学是以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以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为研究方法的与唯象科学相似的生命科学。中医学的直观性，从形式上看似乎比较朴素，但未必没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以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以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为研究方法的中医学也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也许你有这样的体验，在某事发生之前，你心里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世界上到底有无灵感和直觉呢？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直觉和灵感”[4]。人的悟性尽管有高低之分，但每个人都有预测的潜能。而且这种潜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得到开发和强化。以人本身的预测潜能为基础，通过开发和利用人类与生具有的这种超前认识能力来获取所需的未来未知信息，这种直观性尽管朴素，但可能已属唯识预测的范畴，其存在价值是十分显见的。但是，仅仅把握中医学的直观性，仅仅运用形象思维，仅仅运用直观观察、直接领悟和取类比象研究方法，只靠直觉灵感是远远不够的。
中医学是儒家文明的一个缩影，儒家自然哲学和科技思想的某些缺陷也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后来的发展。儒家本身不曾对思维规律作出系统研究，不曾产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那样的形式逻辑体系。在儒家文明形成后，先秦墨家的逻辑学说也很快成为绝学。这一缺陷使中国数学未能产生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经过严密证明的数学体系。儒家虽然提出了实验、测验、试验等方法，但总的说，儒家的科学方法论是不系统的，尤其不曾提出对近代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数学方法，即在实验所得数据基础上提出一个包括察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的方法。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代表之一的中医学，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充直观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例如，当中医学的合理内核———辨证论治遇到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挑战时，人们已经从科技发展规律、自然观的发展阶段中寻找了答案，而中医学的直观性，如直观观察、直接领悟和取类比象等研究方法依从它的合理内核，也从科技发展规律、思维方式的发展阶段、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寻找答案，由于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缺少逻辑思维和实验性研究方法这一阶段，自然就应该引进借鉴这些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辨证思维和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研究方法。直觉灵感的再创辉煌还有一个捕捉信息的问题。超级秘书网
中医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了临床实践，中医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捕捉信息的途径主要依据临床。应当尊重临床证据，用循证医学原则确认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临床方案要按照标准化、规范化、随机化等原则。依据循证医学将中医学的直觉灵感再创辉煌。
314中医现代化需要特色优势发扬光大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尽管可体现在许多方面，不少学者也曾作了不懈努力，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与挖掘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如在目前中医临床的优势病种、中医诊治方法的特色和优势、中药在新药开发医药市场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中医药学理论的特色优劣及其文化哲学基础、中医政策中医科研与中医特色优势的关系[5]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但从本质上讲它是整体、宏观、辨证的医学理论与实践。中医长于诊治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等，而在形体和器质性疾病、原因单纯而明确等病变的诊治上，则与西医学不可同日而语。
这里的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5],今天可以说是中医有优势的一面，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而当这些综合性、功能性及原因不明的病证一旦原因被揭示以后，是否依然还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病症呢？或者说是否依然能保持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呢？因此，笔者认为，从中医学的本质性———“证”出发，在微观分析和形态结构上下功夫、找突破，不仅牢牢把握机能，而且牢牢把握形态，不仅牢牢把握宏观形态，而且牢牢把握微观形态，是中医现代化需要发扬光大自身特色优势的认识所在，也是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及方面。特色优势的发扬光大还有一个临床疗效的问题。临床疗效的突破是中医学的生命。如果没有临床疗效的突破，结构搞得再清，机理说得再好也是徒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学兴也疗效，衰也疗效，振兴崛起更需疗效。从临床疗效方面下功夫、找突破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正确方向。
[1]马振铎，徐远和，郑家栋1主编。儒家文明[M]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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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自尹1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J]1中医杂志，1986,27(2):135～136.
[3]蔡辉。论专病微观辨证[J].中医杂志，1999,40(8):499～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