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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应对这种境况的策略。
1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
目前，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对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进行维护，各国都通过各种方法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不断扩大的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便是其突出表现。众所周知，在旧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心是高关税，而各种贸易救济政策和措施是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方式，从而对外国商品的进口设置了技术、环保政策和措施等比传统关税壁垒隐蔽得多的多重壁垒。以下为贸易救济政策和措施新发展特点。
1.1层出不穷的各种贸易救济新措施和新标准
对于贸易救济政策在贸易保护中的作用，美国、日本、欧盟等许多发达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并不断采取严格的技术标准、绿色环保标志、卫生检疫新规定、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汇率变动等各种形式的不易监督和预测，同时又具有强隐蔽性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对其国家的出口。目前，在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中，“中国制造”已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是超过1/2的世界日用品消费品的来源地。然而，中国的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通常技术含量也较低，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质量问题，使得中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许多产品屡遭诉讼和调查，为了能够满足发达国家太严苛标准，中国还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1.2不断扩大的贸易保护救济措施的范围与深度
目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等已经替代传统的货物贸易成为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部分。以美国为例，美国的201条款(保障措施)以及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等对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范围与深度进行了扩展，然而，也对贸易自由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
2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我国政府及企业的应对之策
2.1不断进行内需的扩展，从而使我国贸易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不断降低
我国的贸易规模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增长速度飞快，同时，对于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也在不断上升。然而，目前日益萎缩的国外市场加大了我国长时间形成的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难度，因而，为了能够使我国国内消费率有效提高，内外需比例切实得到调整，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我国应该抓住时机扩大内需，从而慢慢的以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统筹协调代替由开放带动改革和发展为主的形式。
2.2充分利用多边场合，加强国际间的沟通和协调，联合防范贸易保护主义
作为全球金融风险长期积累及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后果，对金融危机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一缴而就。为了维护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不断得到增强，并加强磋商。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和本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主要受害者，我国必须力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尽快承认，以多边场合，使我国与国际间的沟通与协调不断得到加强。
2.3提高国内企业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主动性，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1)为了规范化、制度化企业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从而使我国企业申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提高，避免有些企业搭便车的行为，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一套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衔接的协调机制，使我国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法律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对于外国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国内各个企业要及时洞察，同时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国内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所赋予的企业的权利进行充分利用，以保证所采取的相关贸易救济措施的及时性。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在介绍“特保”和“双反”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对我国商用轮胎所提出的“特保”案例，得出此次金融危机将导致贸易保护进一步加剧，为了应对贸易保护，本文就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提出了一些建议。
“特保”是“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第16条规定：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至于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那么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特保”实施的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双反”指的是反倾销和反补贴。“反倾销”是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
WTO规则中的“特保”与“双反”
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规定，一成员要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首先，确定存在倾销的事实；第二，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的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第三，确定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反补贴”是指一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实施与执行反补贴法规的行为与过程。其中的补贴是指一国政府或者任何公共机构向本国的生产者或者出口经营者提供的资金或财政上优惠措施，包括现金补贴或者其他政策优惠待遇，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比未享受补贴的同类产品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将补贴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针对前两种补贴，一是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经授权采取的反补贴措施；二是进口成员根据国内反补贴法令通过调查征收反补贴税。
“特保”和“双反”的调查是目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主要手段。只要有“特保”立案，后续的便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实施，并且如果特保成立，那么其他国家也可以根据该案例对所调查产品实施特保。这对一国实施自己的贸易政策有着严重的影响，也对企业的国际贸易行为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进而对一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美国商用轮胎“特保”案及启示
（一）美国商用轮胎特保案的经过
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协会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421条款，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对中国输美商用轮胎的特殊保障措施案申请，要求美政府对中国出口的用于客车、轻型卡车、迷你面包车和运动型汽车的2100万个轮胎实施进口配额限制；4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联邦纪事上公告启动对中国轮胎产品的特保调查。这是时隔三年多之后，美国又一次对中国产品发起特保调查，而且涉案金额巨大；6月1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乘用车及轻卡车轮胎特保案做出肯定性损害裁决，认定中国轮胎产品进口的大量增加，造成或威胁造成美国内产业的市场扰乱；6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就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提出了对乘用车、轻型货车用中国制轮胎征收3年特别关税的方案，第1年至第3年额外征收的关税分别为55%、45%、35%；8月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就“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听取各方意见，这已是美方第二次就这一特保案进行听证；9月2日，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咨询财政部、劳工部、商务部等部门意见后，向奥巴马提出相关建议，由总统最终裁决；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最终裁决，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税率第一年为35%，第二年为30%，第三年为25%。
2009年9月13日：中国商务部做出决定，对美国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从金额上看，中美反倾销案的金额相当，均约20亿美元；9月14日，奥巴马称，向中国输美轮胎加征关税并非是向世界发出贸易保护主义信号，也并非意在挑衅中国，美国不希望由此和中国爆发贸易战。1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9年第83号和第84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二）轮胎特保案对我国的启示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由于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各国政府面临着更大的国内经济、政治的双重压力，因而贸易政策更多地用来缓解国内的矛盾和压力。从更深层次来看，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产业结构的重构和趋同、出口市场的集中及多边贸易体制的缺陷是贸易摩擦形成的主要因素，再加上有的世贸组织成员滥用规则，便更进一步加剧了我国饱受贸易保护主义之苦，也对我国外贸企业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首先，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奥巴马批准了对中国的特保制裁，其他国家可以直接援引美国的这一制裁方案，对中国轮胎出口征收同等关税，从而使中国的轮胎失去世界市场；另一方面，“轮胎特保案”的通过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受到鼓舞，其他针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特别调查很可能会接踵而至。美国政府在“轮胎特保案”上的举措，等同于向世界发出了纵容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信号，使中国面临更多国家对“中国制造”的各种调查，也使得中国外贸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所以，政府必须考虑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如何改变现行的贸易政策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刻不容缓。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又反复强调，一定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我国经济应对困难和危机的能力。然而，中央的警示和要求，并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很多地方和企业仍然陶醉于“劳动力成本低廉”、“拼土地、拼环境”等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停留于劳动密集和技术粗糙的生产方式和手段。这样的发展理念，在经济繁荣和稳定时期，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还难以充分暴露，即使发生贸易争端，其危害也很容易被忽视。但是，一旦经济出现困难，甚至出现危机的时候，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就会迅速暴露，贸易争端、贸易纠纷等产生的后果也会不断放大。以轮胎特保案为例，仅此一项争端，就将造成我国近10万工人的失业，后果之严重，令人十分担心。
第三，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升级迫在眉睫。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争端就时有发生，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贸易争端更是日趋频繁。据我国贸易救济委员会统计，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针对这种现象，国家多次明确要求，必须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只顾眼前利益，依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主流，政府不注重技术的研发投入，企业不重视技术的创新，致使我们的产品一旦受到贸易壁垒就一败涂地，严重影响了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地方利益应该服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切实把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作为最紧迫的一项任务来抓。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策略
（一）实施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
从各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实施的贸易政策来看，国际贸易领域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不但考虑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贸易保护措施，诸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为了应对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国家贸易政策调整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实施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牛君（2007）认为，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是指在寡头市场结构下，政府通过自主创新政策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其干预的目的是改变市场结构或环境，进而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其中“战略性”指的是政府和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各自所实施的策略；也就是说，政府在制定自主创新政策时要考虑本国企业和国外企业以及国外政府的反应，而国内企业在实施自主创新时也要考虑本国政府的政策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国外企业和国外政府的策略的影响。战略性自主创新实施的途径是：国家通过制定自主创新政策，对一些风险很大的高科技产业或特殊行业进行扶持，使这些被扶持产业或行业产生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转变观念并实施贸易反制策略
从既往历史看，我国之所以受到贸易保护调查的原因有一大部分是出于“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民族传统信仰，加之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奉行“韬光养晦”策略，中国这个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却是名列前茅的贸易反制小国，很少实施贸易报复或其他反制措施。我国的“双反”措施则表明我国正在走出一味避免贸易反制的误区。因此，应当将贸易反制措施纳入贸易武库之中；实施反制措施的目的不是发动全面的“贸易战”，而是要遏制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倾向，从而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平稳、更可预期的环境。所以实施贸易反制也是减少贸易争端、为国际经贸创造平稳环境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三）切实推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我国出口市场高度集中对出口贸易的增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是受到贸易保护调查的原因之一。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规避市场风险，有利于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健康、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有利条件。所以，从我国出口市场分布的现状出发，结合世界市场需求的特点，应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相应的出口政策。今后的重点目标是：向纵深拓展欧洲、北美市场，稳定亚洲市场，积极开发非洲和拉丁美洲市场和稳步扩大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市场。
（四）地方政府必须服从大局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要改变目前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从长远利益出发，服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低端制造向高端研发转变，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切实提高我国企业和产品的科技实力与科技含量，提高企业和产品的效益与附加值，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高我国企业应对贸易保护的能力。另外，我国企业应对贸易争端能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重复建设，导致我国企业产品的效益和附加值很低。一旦发生贸易争端，就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参考文献：
1.牛君，韩民春。自主创新与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J].当代经济，2007（2）
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了，而且也绝不会与其他人分享这一殊荣。
纳什是一个非常天才的数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1950至1951年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时做出的。然而，他的天才发现———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即“纳什均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48年纳什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数学系的博士。那一年他还不到20岁。当时普林斯顿可谓人杰地灵，大师如云。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列夫谢茨(数学系主任)、阿尔伯特·塔克、阿伦佐·切奇、哈罗德·库恩、诺尔曼·斯蒂恩罗德、埃尔夫·福克斯……等全都在这里。博弈论主要是由冯·诺依曼(1903—1957)创所立的。他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天才的数学家。他不仅创立了经济博弈论，而且发明了计算机。早在20世纪初，塞梅鲁(Zermelo)、鲍罗(Borel)和冯·诺伊曼已经开始研究博弈的准确的数学表达，直到1939年，冯·诺依曼遇到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Morgenstern)，并与其合作才使博弈论进入经济学的广阔领域。
1944年他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巨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的初步形成。尽管对具有博弈性质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例如，1838年古诺(Cournot)简单双寡头垄断博弈；1883年伯特兰和1925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两个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20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利用博弈论方法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等等都属于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其特点是零星的，片断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不系统。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合作型博弈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巅峰期。然而，诺依曼的博弈论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由于它过于抽象，使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博弈论的研究知之甚少，只是少数数学家的专利，所以，影响力很有限。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应运而生了，它标志着博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纳什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学生，他经常旷课。据他的同学们回忆，他们根本想不起来曾经什么时候和纳什一起完完整整地上过一门必修课，但纳什争辩说，至少上过斯蒂恩罗德的代数拓扑学。斯蒂恩罗德恰恰是这门学科的创立者，可是，没上几次课，纳什就认定这门课不符合他的口味。于是，又走人了。然而，纳什毕竟是一位英才天纵的非凡人物，他广泛涉猎数学王国的每一个分支，如拓扑学、代数几何学、逻辑学、博弈论等等，深深地为之着迷。纳什经常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自信和自负，充满咄咄逼人的学术野心。1950年整个夏天纳什都忙于应付紧张的考试，他的博弈论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他感到这是莫大的浪费。殊不知这种暂时的“放弃”，使原来模糊、杂乱和无绪的若干念头，在潜意识的持续思考下，逐步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突然来了灵感！这一年的10月，他骤感才思潮涌，梦笔生花。其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就是日后被称之为“纳什均衡”的非合作博弈均衡的概念。纳什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1950年和1951年的两篇论文之中(包括一篇博士论文)。1950年他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题为“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1950年11月刊登在美国全国科学院每月公报上，立即引起轰动。说起来这全靠师兄戴维·盖尔之功，就在遭到冯·诺依曼贬低几天之后，他遇到盖尔，告诉他自己已经将冯·诺依曼的“最小最大原理”(minimaxsolution)推到非合作博弈领域，找到了普遍化的方法和均衡点。盖尔听得很认真，他终于意识到纳什的思路比冯·诺伊曼的合作博弈的理论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而对其严密优美的数学证明极为赞叹。盖尔建议他马上整理出来发表，以免被别人捷足先登。纳什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根本不知道竞争的险恶，从未想过要这么做。结果还是盖尔充当了他的“经纪人”，代为起草致科学院的短信，系主任列夫谢茨则亲自将文稿递交给科学院。纳什写的文章不多，就那么几篇，但已经足够了，因为都是精品中的精品。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内提一个教授，要求在“核心的刊物”上发表多少篇文章。按照这个标准可能纳什还不一定够资格。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尔里斯当牛津大学艾奇沃思经济学讲座教授时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特殊的人才，必须有特殊的选拔办法。
纳什在上大学时就开始从事纯数学的博弈论研究，194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更是如鱼得水。20岁出头已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特别是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他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继冯·诺依曼之后最伟大的博弈论大师之一。他提出的著名的纳什均衡的概念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后续的研究者对博弈论的贡献，都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由于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囚犯的两难处境
大理论中的小故事
要了解纳什的贡献，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非合作博弈问题。现在几乎所有的博弈论教科书上都会讲“囚犯的两难处境”的例子，每本书上的例子都大同小异。
博弈论毕竟是数学，更确切地说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谈经论道自然少不了数学语言，外行人看来只是一大堆数学公式。好在博弈论关心的是日常经济生活问题，所以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其实这一理论是从棋弈、扑克和战争等带有竞赛、对抗和决策性质的问题中借用的术语，听上去有点玄奥，实际上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博弈论大师看经济社会问题犹如棋局，常常寓深刻道理于游戏之中。所以，多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入手，以我们身边的故事做例子，娓娓道来，并不乏味。话说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由地方检察官分别和每个人单独谈话。检察官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一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三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十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十年刑，他只判三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该怎么办呢？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一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所以，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3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要坐10年牢好。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策略。不仅如此，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方坦白了而自己抵赖了，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太不划算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即使两人同时坦白，至多也只判5年，总比被判10年好吧。所以，两人合理的选择是坦白，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1年刑)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因为，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没有“共谋”(串供)，他们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局中人(也称当事人、参与者)的最佳策略组合构成。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囚徒的两难选择”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他们两人都是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这样他们必然要服长的刑期。只有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或者相互合谋(串供)时，才可以得到最短时间的监禁的结果。“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位经济学圣人在《国富论》中的名言：“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从“纳什均衡”我们引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两个囚徒的命运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纳什均衡”提出的悖论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因此，从“纳什均衡”中我们还可以悟出一条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但它必须符合以下黄金律：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前提是人所不欲勿施于我。其次，“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所以“纳什均衡”是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合作博弈理论的重大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从“纳什均衡”的普遍意义中我们可以深刻领悟司空见惯的经济、社会、政治、国防、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现象。我们将例举出许多类似于“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例子。如价格战、军奋竞赛、污染等等。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局中人(players)又称当事人、参与者、策略等等的集合，策略(strategies)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payoffs)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关系被选择，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
价格战博弈：
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价格战的结果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对厂商而言是灾难性的。所以，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意味着自杀。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或“纳什均衡”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局。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vivalrygame)其结果会如何呢？每一个企业，都会考虑采取正常价格策略，还是采取高价格策略形成垄断价格，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如果垄断可以形成，则博弈双方的共同利润最大。这种情况就是垄断经营所做的，通常会抬高价格。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厂商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从这一点，我们又引出一条基本准则：“把你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事实上，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是“纳什均衡”或“非合作博弈均衡”。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厂商或消费者都是按照所有的别人已定的价格来进行决策。在这种均衡中，每一企业要使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要使效用最大化，结果导致了零利润，也就是说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如果厂商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这就是为什么WTO和各国政府要加强反垄断的意义所在。
污染博弈：
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从而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的完全竞争机制”失败的例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摘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早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热点话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旧有措施的作用在逐渐削弱，但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对全球各国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因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及贸易保护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
1.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超保护贸易政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贸易自由化，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新贸易保护主义，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二、金融危机形式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2007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恐慌与危机传染到全球各国，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严冬期”。随着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不少国家和地区为加强对本国产业和市场的保护，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伴随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再次出现。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首相布朗“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劳工”的言论，都表明在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之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面临被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所笼罩的危险。
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倾向于贸易保护是历史惯例。如印度尼西亚已宣布对至少五百项产品实施进口管制，要求进口产品必须申请特别许可，并须加税。俄罗斯也要调高汽车、家禽和猪肉的关税。法国则拟设立一项国家基金，防止本国企业被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一些保守派媒体和政客提出购物要买美国货，在经济危机中首先被裁的应是在美工作的外国人，全然不顾这些外籍员工同样是纳税人，同样为美国缴纳了大量“救市所需税款”这一事实。保守势力要求，获得逾1500亿美元救市资金的银行“要优先保证美国公民的工作”。
各国“自扫门前雪”,贸易保护愈演愈烈。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贸易的保护必有抬头，而当前的情况正激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提高关税、影响他国货币汇等手段来设置进口壁垒，同时也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谈判等手段，积极地推动本国的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第三次保护贸易主义高潮，主要是通过非关税限制的行政法律措施和对不盈利的工农业部门给予补贴，以达到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保护其已有市场的目的。自从这种政策兴起之后，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与以关税壁垒为特征的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和可以通过谈判实行减让的关税措施相比，绿色和技术贸易壁垒很难通过外交努力或谈判来弱化和消除，而且其具体形式复杂多变，花样翻新，常以最新科技为支撑。
目前，在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形式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阻碍自由贸易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比如阻碍美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另外还涉及到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为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相应的进一步开放金融等领域的市场，以此来释放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还要注意一些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其他理由来设置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国会中就有人试图依照碳排放标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一些人以环保的名义支持这种措施，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就成为新形式下新保护主义的三副面具，需要引起各方的警惕。
三、金融危机催生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毒药”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与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经济步入衰退总是如影随形。一旦发达经济体经济显著放缓，国内就业压力就会凸显。为了取悦部分利益集团或转移国内选民的注意力，发达国家政府总是将就业问题归咎于外国商品挤占了本国市场份额，从而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例如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配额、诉诸反倾销反补贴立法、指责外国政府操纵汇率并要求外国货币大幅升值等。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当地时间13日最终通过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计划最终还是保留了虽有所软化但仍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历史经验和经济学常识表明，面对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绝不是出路，而恰恰有可能成为一剂加剧世界经济困境的“毒药”,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金融危机。>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美国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全面爆发。10月，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胡佛总统于1930年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此后，国际社会又耗费数十年，才逐步拆除了这一时期高筑的各种贸易壁垒。因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没有拯救美国，而且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
从历史经验看，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什么也保护不了。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美国等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引发贸易战，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信奉保护主义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贸易保护主义有弊无利，中国应如何应对
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已成为必然，各国为消化过剩产能，拉动本国经济，或通过采取提高关税、限制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来设置有形壁垒，或通过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等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构建无形障碍，但这些措施不但无易于危机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
贸易保护法案并不是救命良药，而是一剂可怕的毒药，最可怕的是受伤的是整个世界：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因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还令人记忆深刻，而同样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该法案大幅提高了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报复，结果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加剧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美国自身。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这个当时在国会议员眼里可以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一剂良方妙药成为后世学者认为的“最大的错误”。
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还将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使目前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过去几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不少贫穷国家经济逐步发展、民众生活逐步改善。但随着金融危机持续发展，不少贫穷国家再次陷入困境。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一国未受保护产业部门及消费者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中，各种要素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加速了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全球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所需的“国际化”商品。如果某国实行贸易保护，将直接或间接增加进口商成本，进口商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本国消费者，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此外，保护措施使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生产者提供了强制性补贴，产生的收入转移效应往往得不偿失，还会造成利益分配的扭曲。
其次，贸易保护会造成出口国贸易及经济急剧下降。如果在危机中某个国家(一般是贸易大国)率先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会使向其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骤降。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作为拉动出口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贸易的迅速萎缩会导致大量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从而拖累该国经济快速滑坡。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只有积极参与博弈，埋头苦练“内功”。对外，在现今的体制和规则下，该说的话要说，该打的官司要打，该采取的反措施要采取。商场如战场，与狼共舞，就要有狼一样的生存竞争意识。对内，要适应世界贸易的形势和环境，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国家经济内需拉动的比重。要着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档次，包括环保要求，掌握更多的自主核心技术。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积极努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等等。中国还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从2008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将增加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同时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国际经济贸易；贸易不平衡
一、中美贸易战背景
1、中美贸易战阶段
201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展开“301”调查。这个举动有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埋下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线。2018年3月31日，美国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次日，我国宣布反制裁措施，开启了贸易战对抗模式。4月3日，美方拟对中国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主要涉及高新技术行业，剑指“中国制造2025”。4月4日，中方坚决表态，并会采取同等力度及规模的对抗措施。6月15日，美国政府再次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此举有悖于中美达成的共识，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7月6日，美国政府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标志着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开始了贸易战。
2、中美贸易的逻辑和背景
21世纪以来，世界局势变幻莫测，美国的转变尤为突出。自由贸易是美国强盛时期信奉的方针，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开始提倡公平贸易。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转为对等贸易。贸易政策的转变，反映了美国从制度、经济上的不自信。政治上，特朗普上台后推崇“美国优先”理念，先后退出TPP、巴黎协议等国际组织，明确国内法优于国际法，通过单边主义独占主导权以获竞争优势；经济上，美国一致着力于经济复苏，通过保护本国低附加值工业和促进工业回流，以此保障民众就业率，促进消费。因此在进口关税、进口配额等方面新旧贸易政策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猛崛起，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及产业链的跃升给美国带来了危机感。因此，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的中国无疑成为这次贸易战的头号打击目标。
二、美方观点
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密切关注中美贸易问题，并在2018年首次将中国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美方持有以下观点：一是，特朗普声称，随着中美贸易赤字不断增长，中美贸易不但没有增加美国商品、服务市场及就业率，反而使中国单方面受益。二是，美方认为中国未能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长期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美方在“301调查”中提出，中国政府通过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以及利用其审批程序迫使美国企业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三是，美方认为中国在多个领域实施产业政策，提供政府引导、监管支持，限制国外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的市场准入，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三、反驳
1、反驳美方观点一
从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经济科技迅猛发展，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2%，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与此同时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分析中美贸易相关数据我们不难发现：首先，美国商务部统计称美方贸易逆差3752.3亿美元，增加了8%，但这一增幅是低于美国整体贸易逆差增幅的。其次，中美贸易结构高度互补。中国商务部数据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数据都显示相同趋势：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达230（38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13.6）%。
但除了中美贸易差额之外，我们也须关注中美整体经济关系。2015年，美国企业对中国销售2320亿美元，美国直接出口到中国1500亿美元。中国出口4020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在美国子公司销售只有100亿美元，其余都是中国直接出口美国3920亿美元，当年两国贸易差额是242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顺差；两国企业对对方国家销售差额是-222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逆差。如果依照这个综合差额计算：中美两国经济总差额=贸易差额+企业销售差额=200亿美元，数值相较于总贸易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我们更应意识到，中美贸易的实质是双赢。由于当前国际分工中，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可以说是“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因此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切实的利益。
在科技发展方面，中国成为全球科技进步速度最快国家之一，而最受世界关注的，就是于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纲要明确了10大重点发展领域，主要包括高科技，信息技术产业等。其根本目标在于扭转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目标是通过10年的努力，使中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为到2045年将中国建成具有全球引领和影响力的制造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不难看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美国造成很大挑战和压力。从美国角度分析，特朗普以贸易逆差发起贸易战，但事实上，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是由美元世界货币、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及美国经济结构三方面决定的。从世界货币角度看，美元的“特里芬难题”可导致贸易逆差。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必然要求保持贸易逆差以对外输出美元。如果仅仅依靠削减进口规模，美国贸易平衡问题也难以从根本上化解。
从全球价值链来看，贸易差额是由各国的产业位势差、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及各国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美国在价值链高端环节获得高额利润后，还希望独享全球价值链利润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此外，中国通过技术改造向价值链高端发展也属必然。“美国优先”的贸易摩擦将给全球贸易链带来严重破坏，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大调整。从经济结构来看，贸易逆差根源也在于自身经济结构问题，很难通过设置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来解决。美国对世界超过100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是国民低储蓄、高消费长期积累的结果。美国产业发展主要集中于高端的服务业，导致国内中低端消费品须靠进口，而进口关税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民众的生活成本，加剧美国债务现状，从而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2、反驳美方观点二
美国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但这样的指责是没有事实依据的。2018年6月28日，国务院公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论述了中国成为WTO成员以来履行承诺的事实依据。第一，中国按照加快法律体系和规则体系建设的承诺，广泛开展世贸组织规则的教育工作，中国企业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第二，中国认真履行了对外开放承诺，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水平。2010年降至9.8%，在WTO的成员国中处于较低水平。第三，中国切实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承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建立和完善了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积极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立法经验，构建起符合WTO规则和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近年来，中国修订了《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加快修订《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
3、反驳美方观点三
“301调查”称，中国通过对外投资取得技术，并指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各种支持政策。近年来，在对外并购中获得成熟企业及其相关技术、品牌、国际市场网络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也是我国多年积累大量资金外汇后的一种现实可行战略升级途径，且并购过程遵循国际规则。然而美方多次干涉甚至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否决了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多起并购案。此外，美国对限制中国技术出口的强硬态度充分表明，美国的真正意图不是维护贸易公平，而是维护战略性技术优势。
四、中美政治战略简析
基于对我国综合国力的评估及世界对中国国际定位的解读，党的十八大报告给了中国一个科学全面的表达，即“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以下原则：第一，中国是世界新体系建设的推动者。第二，中国是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者”，而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中国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是，对内求发展，对外求合作。第三，中国是世界多极化格局背后的推动者。相反，美国对中国总体战略调整达成广泛共识：第一，公开宣布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者。第二，明确表示不能允许中国动摇美国的国际秩序，并对“一带一路”充满敌意。第三，对中国牵头建立亚投行表示不满。第四，转变对台湾的政策并始终就南海问题与中国对峙。
五、醉翁之意不在酒
通过本文分析不难发现，美国主要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贸易战迫使中国大幅度让步，开放市场，促使中国企业尽可能到美国本土投资生产，解决美国就业问题；加征高关税迫使中低端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削弱中国经济实力；此外，最根本的原因可从美方加征关税清单中体现，1300多项加征税目几乎全部集中在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业上。因此，说到底美国是为了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维护其产业上的竞争优势而发起的战略性的贸易战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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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美中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大。据说盖特纳的指控代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意思，在中国汇率问题上，奥巴马的态度一向是很强硬的。他在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时，就曾联合提出议案，修改美国政府对货币操纵的定义及核准新的贸易报复措施；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要动用一切外交手段，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图升值人民币。另外，奥巴马刚入主白宫，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缺乏切实的感受，加之美国两党对人民币低估的看法基本没有分歧，许多国会议员早就呼吁制裁北京。因此，为兑现其竞选期间对选民的承诺，奥巴马政府极可能单方面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惩罚”。
当然，美中贸易战是否打得起来，还要看中国方面的反应。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回旋的余地不大。汇率问题作为一国的主权，北京不会容忍华盛顿盛气凌人的公然干涉，况且，北京认为，即使按华盛顿希望的那样人民币升值40%，中美贸易顺差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受制度惯性和人口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价格不可能一下子大幅提高，而这些是形成中国产品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另外，导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一大原因是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对等，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和武器，而在这两方面，华盛顿是不可能对中国有较大松绑的。不排除在华盛顿贸易制裁的威胁下，北京会做出一些让步，但北京让步的底线是要看华盛顿索求什么。我个人认为，华盛顿最可能想得到的是以下三样东西：一是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重建中支持美国；二是要求中国更大的金融开放；三是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以支持美国的经济复兴。果真如此，还不如跟美国打一场贸易战。即使输了，损失也不会比这大多少；而从目前的时机以及长期来看，虽然美中两国的力量对比，中国相对处于弱势，但一切都是变化的，最后的赢家是中国也说不定。
首先，鉴于美国市场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分量，对中国来说，贸易战最大的后果就是出口下降。这虽然会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及其就业产生很大影响，大量企业可能会因此破产，然而，也要看到，由于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国对美出口降幅已经很大，再坏也坏不到那儿去。相反，没有了中国廉价商品的输入，饱受危机之困的美国家庭恐怕会雪上加霜。美国当然可以有替代选择。但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看，能供应像中国这样价廉物美商品的国家是不多的。因此，美国在这方面的替代选择其实是很小的。一旦因中国商品的锐减影响到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我相信，它必然会反映到华盛顿的决策中来，使华盛顿在制裁中国时不能不慎重考虑，从而减轻制裁的程度。
退一步讲，即使美国民众出于爱国热情，不用中国产品，美国在中国出口市场所占的比例也只有20%左右，但中国完全可以用抛售美国国债的方式进行报复。中国央行目前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占到外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的35.4%，占美国可流通国债总额的13.3%。这是中国在贸易战中对美国最有力的反击手段。虽然抛售美国国债也会伤及中国自己，主要是外储的贬值以及加剧出口困难，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时抛售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杀伤力将不可小视。
再从长期来看，贸易战有可能促进中国真正从出口导向型的、以投资和外需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转型，从而改变中国被动依赖和受制于人的局面。客观而言，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固然不对，但它指出的问题正是中国发展的软肋所在。最近几年，美国都在谋求中国通过提升国内需求以降低过度的储蓄，以及通过改革金融体系来扩大消费信贷。造成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以及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的根本原因，是发展方式问题，因此，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办法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人民币汇率争端尚未平息，美国又开始向中国输美的纺织品、彩电、钢管、家具等产品下手，贸易摩擦升级。布什出于明年总统选举，有可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中国由于过于依赖对美贸易，可能会受伤，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的20多年中，中美双边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建交时的23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470亿美元（美方统计数字）。但其间两国曾多次濒临“贸易战”的边缘。
1983年1月，中美谈判未能就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中国政府回应强硬，包括停止批准自美国进口棉花、大豆、化纤的新合同，并削减从美国进口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产品。这场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纺织业与农业利益的冲突，美国纺织业力主限制中国输美纺织品的数量。最后，在农业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缓和了立场，并最终解决争端。但是，中国仍然减少了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的数量。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同时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以弥补农产品贸易减少的损失。
进入90年代以后，中美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经贸冲突。老布什政府以及后来的克林顿政府，为了“保住”对华最惠国待遇这一两国关系的根基，不惜在其他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满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劳改产品的出口、市场准入、纺织品转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中国给予美方以一定的“理解”或“配合”，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劳改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双边谅解备忘录。在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两次威胁制裁，公布了高达1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中方也不示弱，同样公布了等额的反制裁清单。中国的反制裁行动起到了良好的反制作用，美国国内反对两国“贸易战”的利益集团出来“说项”、“灭火”。沸沸扬扬的“贸易战”最终因两国及时达成协议而“熄火”。
2002年，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策略地抵制了美国对钢铁业的保护措施，令美国当局对中国刮目相看。该年4月，小布什政府发动了“201”条款的临时“保障”措施，对来自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国的钢铁征收临时性的附加关税。中国与同是“受害者”的欧盟等各方积极协调立场，一纸诉状把美国告上了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WTO最终裁定美国的做法违反自由贸易的有关规定，限期其撤销决定。当时，中国的果断做法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颇为“吃惊”，认为中国行为“过分”，没有给美国“面子”。
为什么美国频繁发动贸易摩擦？
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主因有两个：一是美国经济超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实力采取“单边主义”，制造贸易摩擦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二是美国国内法鼓励利益集团参与对外贸易决策过程，不同利益集团有权要求政府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包括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调查，直至启动制裁程序。美国每四年一次的大选为利益集团干扰对外经贸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大选年前后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易发期和高发期。
美国经济的状况影响贸易摩擦的方向。当美国经济景气时，采取的贸易制裁或威胁制裁相对较少。如克林顿当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连续100多个月的成长，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克林顿排除反对势力，完成了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并给予了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但是，2001年迄今，美国经济始终处于景气“衰退期”，政府承受的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求保护，布什对华经贸政策中明显注入了摩擦和冲突的色彩。
中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大方向直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其中的规律是，中美战略关系影响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又影响经贸关系。80年代，中美处于对抗苏联的“准盟友”之间的所谓“蜜月”期，经贸问题即使有冲突也显得容易调整。比如，1983年发生了激烈的贸易冲突，但是却迎来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大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贸易摩擦骤然增多，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中国丧失了可以利用的“战略价值”。
中美贸易的形势也有直接的影响。80年代中美双边贸易还很小，中国的进口并不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太大威胁；但是，90年代双边贸易飞速发展，美国国内一些产业感受的冲击大大增强。特别是，美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引起了劳工界和劳工密集型产业的恐慌。尽管许多产业并不与中国进口产品直接竞争，但是，它们仍然对中国产品抱有高度的怀疑和敌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正好成为它们攻击美国海外投资的最佳口实。1998年以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按照美国的统计数字，美国对华逆差2002年超过1000亿美元。对华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五分之一。中国应对贸易战的经验
20多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长足进步让中国对美国的法律与政府体制逐渐熟悉，同时积累了不少应对摩擦的经验。
第一，认识美国贸易政治的复杂性，把握不同产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利益集团是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的产业大致可以划分为“出口促进”集团和“进口竞争”集团。农业和高科技是出口促进集团的代表，而纺织业与钢铁业则是进口竞争集团的代表，后者往往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推动”力量。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促进美国出口集团的对华利益，来缓解“进口竞争”集团的政治压力。中国通过派出赴美采购团的做法是正确的。
第二，高度重视国会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作用。民主政治就本质而言是利益集团政治，国会议员则是不同产业、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发动对华贸易行动时，往往是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联合发难，向政府施加压力。1983年，纺织品配额危机背后是代表美国纺织产业利益的、臭名昭著的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而推动美国缓和对华立场的则是农业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90年代的中美经贸纷争中，美国国内角逐更是集中于国会对华的立法斗争上。此番中美摩擦同样是利益集团和某些国会议员的“杰作”。
第三，特别重视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能量。农业集团是美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之一。尽管农业人口在美国不到人口的2％，但是，美国议会制度规定每个州都拥有参议院的两个席位。在众多立法中，农业州议员联盟往往成为美国总统和其他议员争取的对象。1983年，中美纺织品配额危机由于多尔参议员的出马而解决；1991年，老布什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努力危在旦夕，又是中西部农业州中间派议员联盟出面干预，化险为夷。
第四，不怕冲突，敢于并善用反制裁的手段。在使用制裁手段上，中美政治文化差异很明显，主要是：美国是“冲突型”政治思维，认为在冲突中可以达到平衡；而中国的传统是“和谐型”政治思维，往往不愿意破坏两国之间的和谐气氛。但是，对待美国这样一个以冲突型思维指导的大国，必须敢于斗争，不惜冲突。2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零敲碎打”式的冲突不断，“总体”贸易战可以避免
参考历史的经验，我们认为：当前中美“总体”贸易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一，中美两国政治安全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之一，美国目前在反恐、伊拉克、北朝鲜等重大战略问题上迫切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大于中国对于美国的需要。作为政治上成熟而实用的美国，对此十分清楚，也是对外宣布的。经贸关系服务于对外关系的大格局。美国高层欢迎总理来访热情之高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美国经济景气上升，可能会减少美国减少贸易赤字的紧迫性。美国经济最近传来好消息，制造业就业增加幅度是1982年以来最高的。如果美国经济加快复苏，中美贸易可以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