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次为您整理了中西方文化比较论文【8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一、用餐方式的差异
在用餐方式上，中国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因而逢年过节，人们都喜欢一家围在一大桌饭菜前一起就餐；在公司年会时，领导与下级员工也会在一起聚餐，大家有说有笑，边说边聊；在吃饭时人们都会很活跃，相互敬酒、劝菜等等，整体营造出一种热闹温暖的氛围。这样的饮食方式，在中国的很多场合都会用到，特别是在中秋节、春节等节日里，全家人从四面八方回到一块儿过节，家里的老人或者是擅长烹饪的人会做一大桌子的菜，其乐融融的一起吃饭，并祝福、拜年等等，讲究的是一种和睦、团圆的气氛。通常中国人在进行聚会时，不会给每个人定食定量，而是会准备很多的饭菜，至于吃多吃少，并没有量的要求。但是在西方国家，他们的用餐方式就与我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人没有中国人团圆与热闹的吃饭习惯，他们喜欢在安静、优雅的环境里就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餐盘，而每个人的食物都是提前分配好、搭配好的，并没有中国式的一大桌子人围着一堆菜共同而食。而在吃饭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没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可以拿着自己的餐盘随意走动。西方人的这种用餐方式体现了他们注重个体的思维方式，他们强调个人空间，讲究个体的尊重。但是，西方人的用餐方式也存在着不足，人们在吃饭时不能进行感情的交流，因而缺少了一些中国人共乐的情调。
二、饮食礼仪的差异
很多人说，中国的餐桌，可以谈成合作、可以求婚、还可以联络感情，总之中国人大部分事情都可以在餐桌上解决。因而，餐桌不再是单纯的吃饭的地方，更是一种交际方式，在用餐这种特殊的交际方式中，礼仪文化是最为重要的。一般来讲，中国人在进餐时十分看重座次的安排，除非是一些家庭内部的吃饭，其余场合里人们进餐时都十分重视尊卑、长幼。在集体进餐时，人们一般都会等客来齐了才会入席，而座位则有固定的安排，比如正对着门口的位置为最高，其次以东为尊，而请客者或主人一般都坐在门口的位置。宣布开始入席时，会先叫一些位高权重、重要的人先开始，随后主人才会开始。但在西方，饮食礼仪则与中国存在着很多不同。西方进餐礼仪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绅士风度，男性要对女性表示尊重，遵循女士优先的原则，与女性一起参加宴会时，面对门口的最为重要位置是女主人的，而男主人则座在女主人的对面，即门口的位置，显示出对女性的尊敬。而在具体的进餐时，男士要起身先为女士拉开椅子，让女士先入座；在就餐时，男性并不能先进餐，必须要等女主人及其他女士都开始进餐后，男士才开始进餐。在进餐结束时，女主人离席之后，男性才能离席，而男士仍要为女士拉椅子，让其先行，表示男性的绅士风度。
三、饮食内容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众多，饮食所包含的内容也很多，其中主食以谷物为主，其次中国的蔬菜种类很多，植物类菜品占主导地位。据相关调查显示，中国人的食物中所包含的植物最多，是西方国家的七倍，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吃植物就有六百多种。中国人之所以将植物作为主菜，这与佛教对国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唐朝以后，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我国，佛教认为，动物是仅次于人的一种生灵，人们不可以将其杀死，也不能把他们的肉用来烹饪；相比之下植物就不然，它是没有灵魂的，所以中国就形成了以蔬菜为主的饮食内容。因此，有人将中国人的性格称之为植物性格。中国人在进食时喜欢将菜做熟了吃，因而大部分菜都是热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菜如果凉了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只有趁热吃，菜的味道才真正发挥出来。西方人则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食物中动物居多，这与他们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背景有关。在原始西方社会，很多人以打渔、捕猎与养殖为生，而种植业在西方社会并不发达，因而人们习惯在动物身上完成吃、穿、用的需求。因而在西方国家，食物中动物类居多，如牛肉、羊肉与猪肉等，在烹饪方法上，也十分注重营养的均衡，如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考虑的因素。由于西方人食物中的动物类居多，因而他们也被称为是有动物性格的人。此外，西方人不喜欢热食，他们喜欢冷食，比如色拉、蔬菜拼盘等，一直是西方大从所爱；他们在吃蔬菜时，也喜欢生食，如生菜、黄瓜等，并不将它们做熟，而是直接食用。
四、烹饪方法上的差异
体育文化的研究在中国体育理论界一向并不缺乏，甚至成为持续的热点，中西体育文化的研究更是热点中的热点。“以中西体育文化差异比较为基础，研究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问题，是目前体育界运用得最多的理论和方法”[1]论文联盟。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原因，此一论题近年更是炙手可热，可见“人文奥运”“文化奥运”的理念深入人心。《体育学刊》2007年14卷第2期刊发署名为万义、白晋湘的《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的质疑》（以下简称《对》文）一文，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质疑之论，给人以清新之感。然仔细研读，方知此论新则新矣，失之偏颇处也颇多。
1《对》文不顾及母文化的研究成果，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文化是人类一种亘古恒久的社会现象，多年来人们给文化下过数百个不同的定义，不同时期其含义也有所变化。体育和宗教、政治、法律等一样，都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构成要素，对此，人们并无置疑。探讨体育文化，探讨中西体育文化就不能脱离其母文化，即世界文化或者东西方文化的研究成果。
有关世界文化的体系，各国学者有过不同的划分。据季羡林的研究，“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体系。”[2]世界文化最多被划分为400多个体系，但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英国汤因比，他认为世界文化出现过23到26个文明形态，德国斯宾格勒提出了文化体系，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墨西哥文化[2]。梁漱溟将世界文化划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季羡林认为有活力的、有影响力的、对人类的生活方式有决定作用的，是四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体系、希腊-罗马和欧美文化体系。再简单地分，就可以分为东西方两个体系[2]。中西方文化在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划分中几乎都独立占据重要席位，鲜见有各国学者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一种文化。《对》文视中国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为同一种文化，认为“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认为“中西体育文化特征的差异是由于同一种文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1]，这样的观点显然没有得到中西方体育文化母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在体育文化研究内部自言自语，显然难以反映中西体育文化的全貌，失去了持续生长的土壤。
2《对》文不顾及人类文化的综合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牵强附会，结论缺乏合理性
人们普遍认同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设施；广义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文化包括物质设备、精神、语言、社会组织等方面。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4]。可见，人类文化确乎是一复杂的综合系统，具有综合性特征，需要人们去进行综合研究。
中国体育文化源远流长，它是指在中华民族整个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身体实践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等物质、精神产品的总和。从成因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其自然成因，中国的农耕经济形式是其经济成因，中国的宗法等级制度是其政治成因[5]。
黑格尔语：“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5]西方体育文化产生于欧洲，欧洲文化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地区，古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摇篮。西方文化至少有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日耳曼的，但不能简单地把基督教等同于日耳曼。”[6]西方体育文化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追求理想，不断地自我否定、超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6]。
中西文化是中西两个地域中的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产物。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两种文化在解决“同样的矛盾”时所侧重的面不一样，中华民族侧重矛盾的同一性，因而化生出了悠久灿烂的和谐文化精神；西方民族偏向于矛盾的斗争性，于是便演绎成为颇具个性色彩的竞争文化精神[7]。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正确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化规律，但简单地把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文化体系进行一一对应，进而推论出其进化顺序、前后优劣，并断言某一种必将为另一种所代替，这样的推论方法以部分元素变化取代事物的整体发展，将人类文化这一复杂的现象做了简单化处理。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在特殊的气候、生态、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适应策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们各自的独创性和不同的历史渊源，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基石，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形成各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并不是单一的社会形态更替可以代替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未必能直接转化为文化形态理论，所得出的结论未必可靠。试问《对》文作者，马克思主义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阶段，假如用这一理论来套用东西方体育文化，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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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文陷入了迷信西方体育文化的泥潭
近代以来，为应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审视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短利弊。他们的研究视野开阔，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引领了中论文联盟国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这一课题没有因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而终结，更多的人们投入这一研究领域，但由于种种原因，众多研究者常常走入一些思维误区，“进化论语境下的二元对立模式”[8]即是其一。
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的救亡图存成为研究者思考一切问题的中心和出发点，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审视西方，明确中国的地位和差距，选择进化目标，探寻进化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下，奠定了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西方一开始就处于被学习的先进一方的位置。研究者抽取中国典型落后面与西方典型的先进面进行对比，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观意向性。《对》文也未能免俗，进入了这一思维误区，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将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由空间维度转变为时间维度，“在时间维度上，通过模糊其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个性，将二者进行时间序列的排列”[8]，从而，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便转化为世界体育文化系列中古今体育文化的比较，即农业文化之体育文化和工业文化之体育文化的比较。《对》文为了比较效果更加鲜明，甚至不惜任意变动时间区段，将不同时段的东西方体育文化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是如果把目前的中国传统体育与公元1350年以前的西方体育相比”，“如果我们把‘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社会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希腊-罗马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比较”[1]，这样随意变动比较时段，得出的结论又有何意义呢？即使如《对》文不断强调的“在远古”“自古”中西体育文化之间“存在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继续前推，上溯智人、直立人、能人、原人等人类发展阶段，也只能找到全球各地人类有共同的灵长目类人猿祖先而已。也只能如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基因组与人类权利宣言》从学术上和政治上宣告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一样，宣告东西方的人们从体育文化上也具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东西方的体育是人类的体育，东西方文化都属于人类的体育文化而已。设若这样的推理是一正确的思路，《对》文作者倒是遗忘了另一个重要的证据：在时间维度的另一端“远古”的对面，遥远的未来也可以证明东西方体育文化不仅同根同源，而且极有可能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归宿，当人类的大同世界到来时，国家、民族、文化的界限尽皆消失，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差距也理所当然地归零了。只是这样的结论又有多少意义呢？
其二，《对》文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是一种“再造模式”[8]的比较。在时间区段任意转移的情况下，《对》文还对中西体育文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分割、再造、抽象、甚至想象”[8]，经过如此包装后的中西方体育文化果然变得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俨然成为同一条进化链上的两个环链。如《对》文通过举证中国历史上若干带有宗教巫术色彩的体育活动“摆手舞、茅古斯舞、划龙舟、东巴跳、绕三灵”等，得出结论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依附于宗教的一种祭祀礼仪和活动形式”[1]，全然不顾在中国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宗教性的以人为本的文化，它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造就了中国体育文化的非宗教的世俗性”[9]的事实。难道如此“人神对立”和“人神对话”东西方不同背景下的宗教观下的体育就能如此那么地贴切一致吗？[10]再如《对》文为证明中西体育“在远古都是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祭出东西方古圣先贤的经典语录，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城邦，在本性上则先行于个人和家庭”，更拿出柏拉图《理想国》中表达的一些抽象而不曾实现一天的理想作为例证，只是这种文字上的例证又能说明什么呢？无非是证明了东西方的古圣先贤确实有人类共同的理想，孔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主张，固然和柏拉图“人们应该把所有的于自己的父亲年龄相仿的人当作自己的父亲，把所有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儿子”的主张比较一致，可是他们的主张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的时间和程度如何呢？这样臆想的对比，又能得出多少合理的结论呢？
其三，《对》文想当然地在赋予西方体育文化现代性的同时，也想当然地赋予了西方体育文化普遍意义的优势地位，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姿态显然直接和体育文化对应了起来，极容易导致民族体育文化的虚无和自卑。西方体育文化固然在当今世界占据优势地位，但中西方体育文化并不是小儿和成年人可以类比，正如中国体育文化急切需要西方体育文化一样，西方体育文化也需要其他地区、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国势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而且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迅猛发展，这样的对所谓的西方先进体育文化的迷信也应该随之消亡才是。
4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应迷茫、自卑
考察我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历程，中国文化一直是在和世界各民族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论争和交流中发展流变，其论争的主题“一直是‘古今中西’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11]。在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时，都绕不开对文化发展的历时性理论和共时性理论的选择取舍和综合运用。历时性理论强调文化的纵向发展，认为人类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并由此体现出阶段性。尽管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速度不一，有转贴于论文联盟
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但均需经过同样的阶段。这一文化理论，基于对文化共性的肯定，认为人性同一，各民族所经历的文化路途也应该是同一的。共时性理论由斯宾格勒提出，认为人类只有互不相同的文化，没有普遍性的历史，世界的8个文化体系，在价值上是等价的，无所谓优劣之分，在时间上是同时代的，无所谓先后之分[12]。
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是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差异。由于具体历史进程的原因，不同类型的文化又会显现出许多时代性差异的特征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因此人们更注意和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时代性差异[13]。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文化以其居高临下之势向全球漫延，抱有唯我独尊的优势感，但其他民族文化并没有消亡。时代性的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来迎头赶上，乃至消除。文化类型上的差异则复杂得多，不能用赶上的方法去解决，而且可能永远不能被消除。
【论文摘要】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探讨在日常交际用语中所突显出的中西文化差异，包括在称谓用语、礼貌用语、告辞用语、邀约用语及比喻用语方面存在的差异，并阐述了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交际语言运用中要强调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涉及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交际学等相关学科。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方法是采用现代心理学“格式塔”削瘦的理论演绎的方法探索语言和非语言行为以及他们与底层文化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等。它把交际过程看成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多变的编译码过程。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包括文化、社会、心理、环境等，并强调学习者要达到有效交际在心理、文化等方面应具备的条件。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极易在跨文化交际中造成障碍和误解，从而产生文化冲突（cultural shock）。“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参与的各方不仅要熟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而且要充分了解对方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本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使交际顺利进行下去。”
二、交际活动中突显出的文化差异
1.称谓用语
称谓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称呼者对被称呼者的身份、地位、角色和相互关系的认定，起着保持和加强各种人际关系的作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系统。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民族称谓词语的数量和指称的范围各有特色。中国文化传统“重名分，讲人伦”的封建伦理观念，与西方社会“人为本，名为用”的价值观念，使得中西方在称谓系统上存在着明显的反差。称谓的使用差异很容易在跨文化交际中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在称呼问题上，中国文化一直认为年幼的必须尊敬年老的，这可能与我们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有关。称呼比自己年长的人时，我们常常说老王、王老、老爷爷、老奶奶等等，因为“老”字在中国代表着见多识广，足智多谋。但在西方文化中，除了在非常正式的场合下称先生、女士、夫人之外，认识的人之间往往直呼其名，上级与下级、长辈与晚辈、老师和学生之间都可以这样，他们认为这样是关系亲密的表示，尤其是年长者，如果你在他们的姓之前加上“old”，他们往往会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暗示着你认为他们身体虚弱，风烛残年，失去活力，他们更希望你称呼他们的名字。七、八岁的孩子称呼自已的爷爷、奶奶“tom，susan”在西方人看来是非常亲切的，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这将会被视为没有教养，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的。另外，在中国文化中表示尊称的词很多，早些时候最通用的是同志、师傅等等，不论男女，都可以这样称呼；在西方文化中，尊称的通用形式为“mr．”、“mrs．”、“miss”、“sir”、“madam”等。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先生”、“女士”、“小姐”等国际通用称谓语使用逐渐频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化对我们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
2.礼貌用语
不懂英语习俗的人也知道在需要表达感激之情时需要说“thank you”。但他们却不知道许多其它场合也该说声“thank you”。例如，晚会上，一位美国人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一位中国女性：“that’s a lovely dress you have on.”她可能立即回复到：“no，no，it’s just a very ordinary dress.”而这样的答复会引起对方的不快，他会认为女士认为自己缺乏审美能力，无法鉴别漂亮裙子和普通裙子。这时，恰如其分的做法就是说一句“thank you”。再如“excuseme”一词，很多人认为它的意思是“对不起”，和“sorry”属同一用途，自然应该在道歉时用到它。可英语中“excuseme”一词通常用在打断别人或打扰别人，希望引起对方注意时用到。
3.告辞用语
在使用告辞用语时，也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万万不可对号入座。例如，一位中国学生到美国教师那里请教问题，美国老师热情的接待了他，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问题。告辞时学生按照汉语习俗说：“i am sorry for having wasting a lot of your time.”这会让这位美国老师感到相当费解。为什么学生认为自己解答问题是浪费时间，难道学生感到没有收获吗？在上述情况下，告辞时怎样说才算恰当呢？按西方人的习惯，首先应该表示感激之情，然后才道别，而且往往要找一个借口。可以说：“thanks a lot for your help. i’m afraid i must be leaving now. i don’t want to get caught in the rush hour.”或是“thank you for occupying you so much precious time.”这样，既符合英语习惯，又容易被中国学生掌握和接受。
4.邀约用语
请客吃饭，如果是比较正规的要发请柬，这种礼节在中西文化中相同。不同的是吃便饭。中国人在客人造访时，临时决定挽留客人吃顿便饭是很平常的事。而英美人士要事先发出口头邀请，并约定时间和地点。例如：
（1）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you must come around for dinner sometime.
（2）i was wondering if you’d like to come to dinner at our place next saturday evening.
（3）we’d like to invite you to dinner next friday evening.
上述陈述中，“1”只能认为是寒暄而已，而“2”、“3”则可视为真诚的邀请。另外，如果到饭店吃饭，按中国人的习俗应该由邀请人付账，但按照英美人的习惯却不一定。如果对方说：“i’ll take you to dinner”，这意味着对方付钱。但如果对方说：“let’s eat togather”，这将意味着“going dutch”。对西方人来说，约朋友到饭店吃饭而各付各的钱是很正常的现象。
5.比喻用语
由于不同语言的人们生活的具体自然环境不同，并受不同的宗教、历史的影响，对很多东西往往赋予各种不同的寓意。例如“龙”在汉语中象征着吉祥尊贵、威严和力量。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在西方国家中，则称凶暴的女人为dragon，如：she is a real dragon，you’d better keep away from her。她是凶狠的母夜叉，最好离她远点。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意：“狐朋狗友”、“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尽管近些年养宠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而在西方国家，狗却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在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英美人常说“you are a lucky dog ”，这没有丝毫侮辱之意，而是说你是一个幸运儿，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分，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随时将它与我们的母语进行对比，使自己自觉意识到不规范语言产生的根源和避免方法，增强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规范语言的意识，进而使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更有效，更顺畅。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谈判策略；文化影响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跃身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自从加入WTO后，我国各个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空间。日益进步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仅仅依靠自身发展和建设还不够，要想更好的实现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首先就应该注重商务团体的合作性发展。商场如战场，若要想在商场当中取得胜利，首先就应该学会知已知彼。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需要经常与其他国家进行一些商务贸易等往来，只有这样才会更好的提升我国自身的综合国力。但在此过程来中也会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正是由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所以这也就导致了谈判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分歧，正是因为文化不同而导致分歧的出现，所以只有充分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性质和文化背景，才能够更清楚的掌握对方国家人们的行为习惯，这将会为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谈判、合作等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2中西方商务文化的差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我国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注重走向国际经济贸易，注重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更好的完善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还能够让我国与其他国家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外交关系，这样将会更好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例如文化差异最为明显。由于拥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会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件事物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往往会导致人们在谈判过程中出现分歧，进而导致谈判失败[1]。3价值观及思想方式的差异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老祖宗为人们留下了很多具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久而久之，也就为人们形成了独到的价值观念。例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曾经指出，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也应该遵循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思想，正是有着这一传统思想，所以我国人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华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例如在商务往来当中，一旦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中国人首先想到的都是上报领导、团体组织或者是部门等，并不是私自解决，如果出现了矛盾纠纷，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制造一些舆论来支持这一观点，只有具有伦理道德，才能够进一步取得法律援助，这些都是我国文化背景下人们逐渐衍生出来的商务形式[2]。然而站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角度上来看，这一点恰恰与我国文化有着截然相反的地方。西方国家的人们在商务事宜处理过程中，能够做到的就是重视个人自我价值观的体现，认为个人利益将会高于一切。一旦在商务交往过程中遇到某些问题，这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而并不是通过制造舆论来解决问题。西方人的观点往往会被我国人们视为一种执着的心理，因为其并不注重一些外在因素，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的实际情感。对于商务友谊的培养也并不重视，更多的是想要得到自己内心上的满足和自身观念的延续性[3]。
4礼仪礼节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国家，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是一个礼仪大国，无论是在说话还是言谈举止，人们都十分注重运用委婉、谦和、客气的话语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所以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中国人对于礼仪文化有着较高的要求。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往往能够表现出含蓄、客气、谦和。而对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往往会表现得更为坦率，在接受邀约或者是工作中都非常直接，并不会像中国人这样拐弯抹角。例如在商务谈判中接受到了对方的邀约，中国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常含蓄的回答方式，一般都会是我尽量来(I”IItrymybesttocome)，这样的回答在中国人看来很正常，而在一些西方国家人们的眼中，这种回答是一种不诚恳的回答，可以就是可以，不行就可以直接拒绝，没有必要这样拐弯抹角，可见在礼仪方面中西方国家还是有着较大差异性的[4]。
5中西方商务文化差异
5.1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
谈判过程是一个需要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沟通方式也将会推动着沟通风格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站在宏观角度来看，中国人对待朋友往往会表现出宽厚善良、语言含蓄、善于推理和演绎，中国人习惯性的想要从对方的语言和动作当中去捕捉一些信息，这也是中国人较为擅长的谈判技巧。而对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则并不习惯于从内在来捕捉信息。例如德国人在谈判过程中，其语言往往较为谨慎，北欧人内向自律、君子之言如同正式合同，这些在我国人们看来并不适用。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善于寒暄、不果断，这些都是不值得信任的表现，所以也正是因为文化差异的不同才会导致中西方国家在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导致谈判的失败[5]。
5.2注重结果与注重关系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经常会反映在价值观的不同取向中，在西方国家，人们非常注重竞争的平等性和公平性，注重的是结果，追求的是实利。在西方人们看来谈判只是为了最终达到目的的一个阶段。所以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一些利益和实质性的东西经常会看得很淡，并没有注重一些礼仪的东西。西方国家的人们会尽量避免将个人情感与工作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做法能够影响到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会影响洽谈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在与美国人谈判时，他们都会强调将人与事情分开来谈，这样是最有利于事业和商务发展的。西方一些国家的谈判员有些时候对于中国的这种谈判形式会表现出不理解，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交往，鼓励和谐文化要共同发展。中国人在谈判之前都会尽量与对方拉近关系，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商务合作，认为这样可以更好的使得双方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6]。
5.3集体与个人作用
在西方国家，人们在谈判时，往往会更加注重强调集体权利，强调个人责任，这种思想也就是分权思想。而在中国，人们则更加注重个人权利，比较强调集体的责任，也就是领导的一句话对于属下员工来说具有很大影响。在中国人们更加注重于“集权”思想。西方人在谈判时看似是一两个人出场，但是其背后却有着一个集体。在中国在谈判时，通常出席的人数较多，有些时候西方国家提出一个问题，中方迟迟不能够给予准确的回复，甚至在谈判中出现了内部互相扯皮的现象。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存在着诸多困惑，他们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谈判声势不仅造成了沟通上的困难，也会导致谈判效率较低。
6商务谈判之策略
6.1对于价值观及思维方式差异的谈判策略
要想更好的处理好中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问题，首先就应该处理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谈判桌上，中国人更加注重的是能否为自己脸上争光而不是企业利益。实际上这种谈判形式并不适用于西方国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谈判就应该心平气和，既不要虚张声势也不要寒暄。只有从根本上纠正自身的缺点，才会不断加强自身的谈判优势。另外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关系时，人们应该注重去了解和分析对方国家的文化差异，这样才会更好的熟悉对方国家的心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谈判的成功。集体关系与个人利益，在谈判过程当中，西方人们通常会表现出分权思想。而在我国，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所以为了解决中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人们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处理好集体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树立个人在谈判当中的地位。
6.2对于礼节礼仪差异的谈判策略
对于礼仪差异的谈判策略，人们应该及时的进行纠正，实际上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一些国家，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习俗并没有问题，只是由于不同国家人们之间都会存在着一些文化差异，所以在谈判和沟通时才会出现分歧。对于中国人来说，含蓄是谈判中经常表现出来的状态，而西方国家的人们则比较坦率，在中国人看来，西方国家的人们不懂礼貌，而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人较为虚伪。所以在谈判过程中，人们应该学会去了解对方国家的一些文化内容，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谈判，盲目谈判只会导致针锋相对的场面，这样不仅不利于谈判的长期发展，还会影响谈判的顺利进展[7]。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人们还可以利用翻译技巧来解决跨文化问题，对于礼仪礼节差异方面的策略。最好是可以提前了解西方人的表达思维，这样可以避免在谈判过程中出现尴尬的情况，一旦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就可以及时的进行沟通，避免在沟通方面出现障碍，这样也更有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
7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论述了中西方商务文化差异与谈判策略等内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下，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正是因为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熏陶，所以在面临不同问题时，我国人民与西方国家的人们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谈判时，这些不同的态度将会严重影响到谈判的结果和谈判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应该学会去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在了解其文化的基础之上，才会更好的了解谈判者的内心想法。有些时候在言谈举止方面只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问题，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不至于走入误区，可见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容易导致谈判的失败，所以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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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军。国际商务谈判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J].聚焦，2014(12).
关键词：化妆品；广告语；文化差异；措辞；句法；词法
一、引言
化妆品市场在发达国家的迅速发展，为许多著名化妆品品牌提供了巨大商机，如兰蔻，资生堂，倩碧等。人们购买化妆品的原因并不总是基于个人需要，也因为品牌背后的隐含意义：象征了优越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化妆品公司利用了消费者的心理特点，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他们购买自己的化妆品，如利用化妆品广告宣传。然而，化妆品广告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是语言。本论文从语言学方面比较中西方化妆品广告语，期望找出其反映的文化差异以及导致语言差异的原因。当然，本文也希望为广告商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中文广告语
（一）语音方面：多使用双关。
双关语指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词的多义和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辞方式。双关可使语言表达得含蓄、幽默，而且能加深语意，给人以深刻印象。因此，成功撰写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双关语广告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语言字面的含义，用作双关语的词通常与产品的某种特点或品牌名称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例如：
1.趁早下“斑”，请勿 “痘”留。(某化妆品广告语)。
这个句子与办公室的流行用语“趁早下班，请勿逗留！“有着相同的发音。广告商使用“斑”和“痘”,完全表达了产品能有效祛斑、祛痘的作用。中文中，“斑”和“班”的发音相同，“痘”和“逗”的发音相同。然而，他们的意思却完全不同。这里广告商在广告中运用相同的发音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思， 也表述了产品的效果，这就被称为双关语。
2.金斯顿曾在她的作品中说：“只有中文里有双关语”。(金斯顿，1982)在中国的文化中，双关语非常受欢迎，因为中文里，很多字听起来相似。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基于人际关系的国家，因此，中国人不喜欢用文字直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想法，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真正意图。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双关语是处理人际关系中最普遍的交流方法。
（二）句法方面：多使用排比句。
排比是利用三个或三个以上意义相关或相近，结构相同或相似和语气相同的词组或句子并排，达到一种加强语势的效果。例如：
1.“拥有健康，当然亮泽。”（潘婷洗发水）
2.“明星风采，纯纯关怀。”（美加净）
3.“清凉舒爽，全家共享。”（六神沐浴露）
“拥有”和“当然”，“明星”和“纯纯”，“清凉”和“全家”是平声。“健康”和“亮泽”，“风采”和“关怀”，“舒爽”和“共享”是仄声。这样的设计能够很好的吸引消费者，因为它可以给他们带来美好和温暖的感觉。
（三）词汇方面：多使用平和的词语。
兰蔻空间，一个宁静和谐的享受空间。（Lanc?me .com）“宁静”和“和谐”通常用来描述一个人的情绪或周围的自然氛围。中国社会提倡和谐，这个广告中，很明显广告商非常了解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所以在这里用“宁静”和“和谐”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因为它能够亲近自然。
三、英语广告语
（一）语音方面：多使用重复。
重复是最主要的修辞方式之一，基本上，使用重复的单词和短语意在强调、明了、扩大或深化情感效应。在一些化妆品广告中，广告语撰写人经常使用该方法重复强调某些信息。例如：
(1)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ou from OLAY total effects!
(2) Real women have real curves. (dove.us)
(3) Maybe she’s born with it. Maybe it’s MAYBELLINE.
(4) A new fragrance. A new look.
广告商通过重复使用“happy” 、“real”、 “maybe”、 “new”等词，意在指出化妆品的优点，以唤起消费者的兴趣。
（二）句法方面：多用简单句式，少用复杂句式。
使用简单句式比使用复合句式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因为读者不愿意花太多时间阅读复杂的句子，另一个原因是这样既能够减少广告的成本，又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例如：
(1) A sea of modern beauty! )
(2) Because you’re worth it.
如果广告商希望建立一个基本概念或主题，并希望它能深入人心很久，广告语中更推荐使用简单句。通常这样的广告语只需容易记住的几句话。以上的两个例子，每个都只有一句话，每句都在10个词以内，而且每个词都很简单。从英文化妆品广告语中不难看出西方人的性格特点。西方人十分开放、简单，并且西方国家的历史也没有中国历史长。例如，美国重视个人价值，认为自己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相信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们认为应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还经常令人吃惊的坦白自己的政治观点，无比珍惜受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
（三）词汇方面 ：多使用形容词。
(1) Get luminous looks for holidays,
Wrap yourself in rubies,
Wrap yourself in our holiday gift,
Find your best face.
(2) Your lips will be smooth, replenished and indulged with sublime and reshaping color. (Lanc?me)
形容词“luminous”, “best”, “smooth”, “replenished”, “indulged” and “sublime”都是用来形容良好肤质的词。好的肤质是所有人(尤其是女性)渴望拥有的。这里广告商使用这些形容词很容易就表达出了产品的效果。
四、总结
本文回答了东西方国家化妆品广告语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答案是肯定的：东西方国家化妆品广告语之间存在差异。作者不仅从语言中找到了这些差异，还从文化背景方面指出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结论是东西方文化中的审美观、个性特征、家庭观念、历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发展都有所不同。最后，作者建议广告商在撰写化妆品广告语时应意识到文化差异的重要性。撰写者应考虑目标客户所在地的风俗和文化特征，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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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 [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论文摘要：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及教育文化的差异等。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极其必要的。本文就是从多个角度浅析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将其应用于英语教学中，让学生得到更加全备的知识。
一、社会礼仪
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对方姓名、年龄、单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讨厌人家问及年龄与收入等个人私事。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像“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 you(谢谢)”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 yourself,please(请随便用)!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等。而西方人只说："bye bye(再见)!""see you next time(下次见)!""good night(晚安)!”
二、服饰礼仪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
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
国际社交场合，服装大致分为礼服和便装。正式的、隆重的、严肃的场合着深色礼服滩尾服或西装)，一般场合则可着便装。
我国服装无礼服、便服的严格划分。一般地讲，在正式场合，男同志着上下同质同色的中山装，或着上下同质同色的深色西服并系领带，配穿同服装颜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场合(如参观、游览等)，可穿各式便装、民族服装、两用衫，配额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质鞋。
三、饮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异
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知识的传授，美国教育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二者需要交流和互补。通过查阅有关书籍，我们也意识到：中美教育在各个教育层次上都存在着差异，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在美国，年轻人大多很有主见，这种独立意识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关键词：比较研究；中西逻辑；方法论；历史与文化精神
一
近代以来，为了自强保种，有识之士开始大量介绍西方的文化与科学。在此热潮中，对于西方逻辑文化的重视与介绍的热情，也开始日益高涨，曾被章士钊称为“为国人开示逻辑途径”的“巨子”严复，认为从学科地位上讲，逻辑学“为体之尊，为用之广”，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王国维则强调：“今日所最急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指逻辑学——引者)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梁启超也认为：“知道论理学(逻辑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了论理学的精神。”
严复更在其《原强》中将学习西方逻辑学作为“更革心思”以“愈(逾)愚”的一个根本途径。在严复看来，“民种”之高下，不外乎民力、民智、民德。“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但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吾国之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因此，从“民智者富强之原”的认识出发，严复在主要介绍西方逻辑科学知识的文章《西学门径功用说》中，提出了“故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的主张，以适应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需要，提高民力、民智、民德，从而提高“民种”。
至于如何“炼心积智”、“更革心思”，以提高中国人辨别是非的逻辑思维能力，严复认为要自觉学习西方的逻辑学，自觉掌握“致思穷理之术”，一改以往的“信师好古”的“经学”思维模式，以全新的治学态度，“黜伪而崇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在严复看来，学习逻辑学的“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于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以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洞(恫)疑虚猲，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学习西方逻辑学的重要性与急迫性于此可见一斑。
在西方逻辑学大量输入中国之时，面对一种有别于以往“经学”思维方式的思维方法，有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认为中国自古无逻辑。王国维就认为中国传统思维缺乏逻辑思维方式和方法的训练，因而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和精确性。他说：“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亚里士多德自爱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指逻辑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于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指逻辑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
一种认为作为工具系统的逻辑学思想不仅在西方存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清代学者孙诒让就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称赞《墨经》所揭示的逻辑原理“有如欧士亚里士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作为近代第一个对中西逻辑做比较研究的学者严复，在其《名学浅说》中也认为“夫名学之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梁启超则认为，逻辑学在中国古代虽不发达，但其“萌芽之稍可寻者，惟先秦诸子而已”，“(先秦)诸子中持论理学最坚而用之最密者，莫如墨子。《墨子》一书，盛水不漏者也，纲领条目相一贯，而无成或抵牾者也。何以故？有论理学为之城壁故”。因此，他在《墨经校释·自序》中认为，“《墨经》殆世界最古名学(逻辑学)书之一也”。宣称：“吾东方之培根，已生于两千年以前”，并且慨叹：“这部名著(指《墨经》)是出现在亚里士多德以前一百多年，培根、穆勒以前二千多年。他内容价值大小，诸君把那四位的书拿来比较便知，我一只字也用不着批评了。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为此他还伤感“以全世界论理学一大祖师，而二千年来，莫或知之，莫或述之”。而在胡适看来，“所谓名学，就是逻辑”，因而他的《先秦名学史》实际上就是先秦逻辑史。至于章士钊，则更是直言不讳地断言：“逻辑之名起于欧洲，逻辑之理，存乎天壤。”故而“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在他看来，“欧洲逻辑言三段，印度因明言三支，吾国逻辑言三物。同一理也”，因此，“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双轮，相辅而行”。
思想家们的这些认识，体现了他们在急欲介绍西方科学尤其是逻辑科学以振弱的同时，不忘探究中国先秦逻辑思想的民旗情怀。这种情怀使思想家们在介绍西方逻辑学的同时，也借用西方逻辑学的知识，开始挖掘中国古代思维方法中的合理内容，注重了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同时，这种情怀也使得西方逻辑学在移植的过程中，以适宜的载体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相连接，从而顺应了人们的接受心理。因此，近现代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改以往其对先秦典籍使用的训诂、考证的方法，对先秦典籍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整体理解，他们从西方逻辑中获得了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诠释中国古代逻辑义理的根据和方法。
这种新的研究方法，理所当然地刺激了中国近代学者比照西方逻辑学的知识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章士钊等人作出了卓绝的贡献。但这种新的比较研究方法是以西方逻辑为范本来探讨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梁启超即毫不讳言地说：“吾侪所恃利器，实洋货也。”他将自己研究墨家逻辑思想的方法概括为“凭借新知商量旧学”。这种所谓的“商量”就是“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
在落后西方甚多的年代中，任何一种科学研究的努力，都会急切地与民族自尊联系起来。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梁启超就视这种方法为“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而胡适也认为，“中国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因此需要“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和科学的方法来填补”。但这样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前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变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因此，胡适将眼光放至先秦时代的非儒学派，认为正是“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如此”。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这种心绪上的价值指归，无疑是既要学习西方逻辑，同时又不自愧弗如。
二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实现的世纪。”近代中国逻辑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在怎样认识中西逻辑尤其是在怎样给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定位，能否对不同的逻辑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等方面，其意义、作用与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具体揭示中西逻辑体系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的过程中，表明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运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所表达和概括出来的逻辑体系中，不但具有人类思维的普遍共性，而且也必然具有其一定的民族特点和个性。但在这种比较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商量”做法，即张东荪所说的“比附”。而张东荪认为“比照”是研究的方法，“比附”则不是研究的方法。“普通比较法是将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对象比较起来以见其异同。但往往用这个方法的人们，一不小心便会偏于专在指出其相同的一方面而忽视其相异的一方面”。在他看来，“比较以见其相异更为重要，因为比较以见其相同近于比附法。须知比附法不是比较法。因为比较法是研究法，而比附法是推论法。国人研究国学近来虽日见进步，然而我总嫌其多用比附法而少用比较法”。由于“比附法总须从一二个同点来做根据以推定其他，而比较法则不必从相同来着手，虽无相同亦未尝不可比较”，因此，他认为：“以相反的异点而明其差别上的特性”的比较法更为重要，“惟有用比较法可以从所比较的东西中揭示出其特性来”。这种方法，近年来又被一些学者称为“据西释中”的方法，也就是以西方逻辑为依据，重新解释和重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及体系。 但这种方法也带来一些问题。其一，对于西方逻辑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在目的、对象、性质、内容上除都是研究推理、论证有效性的共性外，还有无个性？其二，忽视了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其本身的文化精神、文化意义的理解。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作为一种思维工具系统，其特殊性、民族性和传承性是什么，至今未能取得共识。同时，也影响了对中西两种逻辑思想的特有内容与性质的认识。
三
研究方法所带来的争论，其问题的实质应该是：怎样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1．关于怎样进行比较研究。金岳霖在20世纪30年代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做的《审查报告二》中曾指出：“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如果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与欧洲哲学问题一致，那么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条件。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遍的论理。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种论理是普遍的呢？还是特别的呢？这也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条件。”
这种批评表明了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中，比较方法的意义虽是不容置疑的，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明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究竟是什么，它与西方传统逻辑思想有无共同之处，有无差别所在，但在这种研究中，比较方法运用尺度的把握却也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只是在“求同”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还是在“辨其同异”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尽管对于中西逻辑思想的比较研究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对照参证，但对于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如果都以西方逻辑相附会，则恐在比较研究中有削足适履之虞。反倒如吾师温公颐在其给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文版作序时曾指出的：“东西哲学的比较，原为使人易于理解，但若仅就表面语辞的类似，不问其根本思想的差别，就会使人发生误解，而失去比较研究的意义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其他中西思想比较研究中也大量存在。余英时在谈到中国人文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时就认为：“在西方，从希腊罗马到今天的这个美国的社会变化，都有连续不断的传统，这个传统也在更新。这都是根据西方人文的经验得出来的结论、进步。而中国恐怕不能照抄这种形式，可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能光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研究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还要进一步地参考西方的经验。但是，重要的是参考西方经验是一回事，又不能把西方人文研究方面得出来的结论，无论是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或者是文化哲学的，拿来当成绝对的真理照抄，把中国情况填到西方的公式里面，这是我们最要避免的。我们100多年来都没有摆脱这样一个困境，自己还没有独立，只是跟随西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从经验材料里面得来的，不是靠西方的理论所提供的。”
因此，从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看，在任何比较研究中，都应有一个比较研究的原则，它既是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是消解民族情怀负面影响的伦理原则。即避免以西方的传统思想为依归的比附，体现在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上，就有助于我们借助比较的方法，在领会西方传统逻辑如何帮助我们在解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系时，不断挖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原本的“思想路数”，考察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什么样的时代烙印和时代精神，将关注点放在中国古代逻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探讨它除了具有人类思维的普遍性之外，是否还具有它本身的特质，这些特质又是什么？为什么这种特质能够“范围我国形名诸家，究之吾形名之质，与西方逻辑有殊”?
2．关于比较研究的目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是探讨中国古代逻辑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以及如何使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仍然在今天的人际沟通中发挥作用。
自古至今，人类的一切观念、思想都是由现实的、从事具体的社会活动的人所创造的。它有其历史定位，并且也为现实的历史所制约。基于此，“是什么”所探讨的就是历史上存在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除了它具有人类思维的普遍性之外，是否还具有本身的特质？这些特质又是什么？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假使中国的东西仅只同西方文化一样便算可贵，则仍不及人家，毫无可贵！中国文化如有可贵，必在其特别之点，必须有特别之点才能见长。”中西古代逻辑思想的真理价值在于它们指导正确思维的共同功效上，但这种真理价值之“同”，未必就是它们在“是什么”上完全相同的依据。在科学研究中，真理本身是一回事，真理的逻辑标准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与西方古代的逻辑思想有契合之处，就以它们之间的共性泯灭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以推理的真理取代了事实的真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应当是什么”和“实际是什么”之所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不是没有原因的。
如果说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内部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及描述，解决的是它“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的研究，解决的则是“为什么”的问题。
在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分析时，不但要注意中西逻辑思想的共同点和普遍性，同时也要“自己讲自己的道理”，注重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为什么会有别于西方逻辑的个性和特质。
梁启超1920年在《中国人之自觉》中指出：“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它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它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笔者认为，研究一种思想的“是什么”和研究它的“为什么”，不应当是一回事。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之所以“是什么”，是它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其研究应用的结果是建立在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基础之上的。
因此，将历史上的思想产生的环境、背景作为评论其学说的根据，才可能避免在研究中，以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及所熏染的学说，来推测解释古代人的思想意志，从而探讨出为什么“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逼迫出来的……逻辑不是普通的与根本的。并且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并对这种“逻辑”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政治伦理思想、乃至科学技术思想等的相互影响给出新的诠释。
至于如何使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实现现代转化，使之依然在今天的认识活动和人际沟通中发挥作用，它所涉及的是“逻辑观”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有必要在“通意后对”的前提下探讨逻辑思想的文化内涵，探讨中西逻辑文化之间，既存在有异质文化间的共性，又存在有异质文化问的个性。共性是它们之间沟通、同构的基础，而个性则是它们之间相互吸引、互补的结合点，因此可建立一种中西逻辑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对话、会通的学理机制，以同质共构和异质互补的形式为现实的社会生活服务。挖掘、整理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的资源，使其能够服务于今日中国的文化建设，并推动当代逻辑学科研和教学的发展。
四
“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比较研究方法问题，不但涉及了逻辑思想本身的理论问题，还涉及了逻辑思想的文化内涵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针对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所出现的争论，就研究方法上提出新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要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进行全新的研究，就应该采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所谓“历史分析的方法”，是要把“名学”、“辩学”置于它们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对这一时代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特点和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因素对诸思想家提出和创建名学、辩学的影响等，做出具体的分析。所谓“文化诠释的方法”，是视“名学”、“辩学”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参照先秦时期的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以及先秦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对名学、辩学的理论给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阐释。“历史分析的方法”与“文化诠释的方法”实际上涉及了如何解读社会文本和文献文本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如要认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应采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方法、“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的方法，分析中西逻辑的“特殊和普遍”、“同和异”，避免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
关键词： 中西方饮食文化 文化差异 形式和礼仪 观念 结构
一、引言
饮食文化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饮食与文化紧密相关，不同的民族因其生活地域、气候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创造出不同的饮食文化。传统的西方文化是畜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中国是农耕文化和陆地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反映出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而饮食的差异则深刻透露自身的文化背景。
二、中西用餐形式和礼仪的差异
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仪就有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以和为贵的思想体现在从古至今中国人在开席时都有一家人在一起就餐的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饮食礼仪。中国人的聚食制延续千年。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都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从形式上营造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这就是聚食制，聚食制的起源很早，从许多地下文化遗存的发掘可见，古代炊间和聚食的地方是统一的，炊间在住宅的中央，上有天窗出烟，下有篝火，火上安放陶釜、陶鼎，在火上做炊，就食者围火聚食。这种聚食古俗一直延续至后世。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这符合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的思想。此外，聚食制的长期流传，也是中国重视血缘亲属关系和家族家庭观念在饮食方式上的反映。在西方，由于基督教影响深远，人们将基督教文化中对圣母的虔诚和尊敬延伸至社会生活中，因而形成了尊重女性的社会风尚。法国人赛尔在《西方礼节与习俗》一书中提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连续影响把妇女置于社交生活的中心地位，使妇女成为受尊重的对象，这是其他文明所没有的”。故而，在西方宴会中，人们将女士优先、尊重妇女作为宴会安排的标准，在安排座位时，先将宾客的性别列出名单，再以此安排具体座位。男女同时赴宴，男士需为女士开门，让女士先行，当主人把女宾客领进大厅时，首先由男主人邀请第一女主宾入席，由男主人为她拉椅子、入座，女主人则同男贵宾最后进入。
三、中西饮食观念的差异
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对味的追求往往大于对营养的追求，人们在品尝菜肴时，往往会说这盘菜好吃，那道菜不好吃。然而若要进一步问什么叫好吃，为什么好吃，好吃在哪里，恐怕就不容易说清楚了。这说明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即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色、香、味、形、器把这种境界具体化，恐怕仍很难涵盖其所有意味。在中国，饮食的美性追求显然压倒了理性。这种价值理念的差别构成了中餐过于注重饭菜色、香、味的特点。这种饮食观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是吻合的。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哲学，其显著特点是宏观、直观、模糊及不可捉摸。中国菜的制作方法是调和，最终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切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西方人对待饮食的态度主要坚持其实用性特征，从营养角度出发，重视食物对人体的健康，不追求花样和饭菜的其他功能。他们认为“吃”只是为一个生物的机器加入燃料，保证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的运行，只要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健康，抵御病菌的攻击，则其他方面并不讲究。由此可见，饮食在他们心中只是一种维持生命的活动。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享有美食之称誉的大国法国，更是追求高质量的营养。法国烹调虽追求美味，但总不忘“营养”这一大前提。在现代西方社会，除了营养的需求外，还十分重视养生，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四、饮食结构的差异
据西方统计，中国人吃的蔬菜有600多种，是西方的六倍还多。在中国的日常饮食结构中，素菜占据主导位置，而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者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饮食结构中，所以在中国自古就有“菜食”的说法。这种饮食传统，主要与佛教徒的鼓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视动物为“生灵”，而认为植物为“无灵”，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素食主义。西方国家秉承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血统，以渔猎、养殖为生，传统饮食习俗以动物性食料为主，由于西方大多数国家地理位置处于高纬度，有些国家甚至终年积雪，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喜食肉类食物，而且西方人注重营养采取了生熟结合的方式，蔬菜很多时候以前菜沙拉方式出现，饮食结构的不同有时也反映出了各个民族在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方面的不同态度。
五、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烹饪的差异
西方烹调遵循的是规范与科学，西方人强调科学与营养，烹饪中处处显示规范与科学。在西方菜谱中，计量都以克计算。这种菜谱似乎是科学的，实际上，这种科学性，也有其弊端，缺乏特色。另外，规范化的烹调甚至要求配料的准备都精确到秒。此外，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面对不同的食者，皆为同一味道，毫无变化。中国烹调推崇的是随意与特色，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国烹调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没有具体标准。中国饮食倾向于艺术性。它的特点就是随意性。比如同样一道菜肴，由于地区、作用、等级等不同，可以在操作上做不同的处理。以红烧鱼为例，冬天的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则色和味均清淡些。对于江浙一带的人来说，红烧鱼的调味中可加糖，如面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
六、结语
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将使人们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享受不同饮食带来的不同感受，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笔者相信对中西方国家饮食文化礼仪进行比较，可以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从而认识到宽容、理解及尊重文化差异对提高文化交际能力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胡文仲。中英文化习俗比较[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德]茨克。跨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