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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药学技术进步和中药现代化、产业化都对药学人才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所以改变和完善目前对药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31实现案例启发式教学
在教学工作中要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对于一个教学案例，要围绕着问题的提出、问题的解决来进行学习，通过不断地循环这种过程，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中得到问题的关键，并进行解决，使学生具有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问题的解决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所学到的知识，掌握得更为牢靠。通过不断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在学习中更加地从容，同时能够增加学生在学习中的创造性。另外，通过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增加教学的内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4]
32学生评价体系的优化
在传统的教学评价体制中，只着重对学生的知识评价，这样限制了学生个性的发挥，从而制约了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形成。实现对知识评价和创新能力的评价有机结合，对学生的培养至关重要。所以，笔者根据教学实际形成模式多样、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既强调对知识的考核，又突出对综合能力的评价。
33推动学研产结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在教学工作中，积极地推动学生和企业、社会进行接触，使学生较早地了解企业和社会，推动学生增加自身能力。所以在教学工作中，学校要加强同药品生产企业、医院等单位交流，使学生的培养同企业联合，同时争取企业对药学专业建设的支持，尽快使教学條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4以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为宗旨，优化课程体系
对教学模式进行系统的改革，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多个方面改革，进行课程的重构性，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改革、学分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有序地筑建药学专业学科基础建设与课程相互渗透的新型学科模块，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药物分析学合并为药学分析模块，将有机化学、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合并为药物化学模块。充分地发挥实验室在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上的作用，整合实验内容，对本科教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深入安排。
35增强效率，建立中心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实验室运行标准
整合课程实验内容，开设综合性的药学实验，增强学生对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同时加强对实验室的综合管理，在实验技术力量、仪器设备、药品试剂和教学场地方面进行综合性的管理，为学生进行大型和综合性的实验提供基本的物质和技术保障。
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是提高中心化管理水平的又一根本性的措施。在保证实验进行的基础上，对管理制度进行大胆的创新：一是制定并运行实验室管理体系，监控实验室的运行流程；二是建立并运行实验室成本控制体系；三是建立实验教学信息资料库，对实验进行情况及时和代课老师反馈，并加强纪律教育，规范使用制度。
36确定发展理念为指导，创新本科生评价体系
新型能力评价体系主要是对过程进行评价，对学生在课程活动过程中的情感状态、创新能力、合作能力进行评价。评价进行时主要以学校内部的培训为主，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评价。评价方法注重个性化的评价，注重对学生个性化的表现进行评定和鉴赏。评价体系可以包含多个方面，包括自我评价、小组评价、班级评价和教师评价，整体的反映学生的学习活动，使整个学习过程更全面、更科学。学生作为评价的主体，及时反馈学生表现，培养学生的评价能力，使学生可以不断地进行改进，完善自己的学习活动，使自己成为学习的主人。
以新时代对药学人员的要求为指导，提出药学人才的培养思路，即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为轴，对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进行完善，并在实验室管理中实行中心化管理手段。为培养具有扎实的药学理论知识和创新精神的专业药学人才提供良好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药邪致病”理论的提出
其一，医家妄以补法治病。张氏分析了当时医界盛传的六种补法，认为：“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等六法，“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疏阔，至其害不可胜言者。”如“疟本夏，伤于暑，议者以为脾寒而补之，温补之则危，峻补之则死；伤寒热病下之后，若以温辛之药补之，热当复作，甚则不救，泻血，血止之后，若温补之，必发肿痛焮痛……老人喘嗽，火乘肺也，若温补之则甚，峻补之则危。”此外，饮证，“补则痞闷转增”;风温，“若以温药补之”，则“发黄发斑，温毒热增剧矣”，以致“直视、潮热、谵语、寻衣撮空、惊惕而死者，温补之罪也。”其二，张氏明确指出：中药久服，必有偏胜。综观张氏汗、吐、下三法之论，虽皆攻字当头，夺邪为先，但每论之中均强调用攻之药，宜“中病即止”，不可久用。如其所述：“凡药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且为常用之品，但也不可常用，“言虽甘草、苦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张氏所谓“毒”，无非指药物久服必致偏胜，偏胜则出现副反应，甚或成为药邪而加重旧疾，抑或另致新病。《素问五常政大论》有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张氏承《内经》之旨，阐发更为明晰。
综上所述，自服热药，妄投温补等，都是引起药邪致病的重要方面。基于这种认识，张氏尤注重药邪致病的剖析，倡言“药邪”说，丰富了中医病因学的内容。
2、祛其药邪治案举隅
披阅《儒门事亲》所载医案，因药致病或误病者不胜枚举，可见当时药邪致病确为普遍。张氏治病，虽力主汗、吐、下，以祛邪为急务。但面对临床药邪致病的实际，更竭力主张，治病当先祛其药邪，然后及病邪，对因药而误的患者，首先祛其药邪之危害。《儒门事亲卷六》载案云：宛丘营军校三人，皆病痿，积年不瘥。腰下肿痛不举，遍身疮赤，两目昏暗，唇干舌燥。求治于张子和。张欲投泻剂，二人不从，后为他医温补之药所殒命。其同病有宋子玉者突然醒悟，敬邀子和为之诊疗。张诊而曰：“公之疾，服热药久之矣。先去其药邪，然后及病邪。”子玉曰：“敬从教。”子和乃以舟车丸、浚川散下之，次日病减三分，累至三百行始安。本案原属燥热，又误用温热，以致药邪、病邪并踞，张氏以泻下之法攻其药邪，而后病邪亦去，病始向愈。子和曾治一憎徒，“因阴雨卧湿地，一半手足皆不随，如遇阴雨，其病转加。诸医者作中风偏枯治之，用当归、芍药、乳香、没药、自然铜之类，久反大便涩，风燥生，经岁不已。”显然，因久服乳、没等药，已成药邪为病，张氏诊为“湿痹”，断“以舟车丸下三十余行，去青黄沫水五升；次以淡利渗泻之，数日手足皆举。”可谓先以下法袪其药邪，继以渗泄之剂袪病邪，双管齐下，乃奏其效。张氏不仅善用下法祛药邪，且常以涌吐取胜。《儒门事亲卷六》载案云：“棠溪立十八郎，病腰脚大不伸，伛偻而行，以数年矣。服药无效，止药却愈。因秋暮涉水，病复作。医氏使服四斤丸。其父仲安，乃乞药于戴人。戴人曰：近日服何药？仲安曰：四斤丸。曰：目昏赤未？其父惊曰：目正爆发。戴人曰：宜速来，不来则丧明。既来则策杖而行，目肿无所见。戴人先令涌之，药忽下走，去二十行，两目顿明，策已弃矣。比再涌泄，能读官历日。调至一月，令服当归丸，健步而归家矣。”此案亦属“湿痹”证，前医误以四斤丸(按：《和剂局方卷二》方，由炮附子、虎骨、木瓜、牛膝、天麻、肉苁蓉组成)，痹证不愈，反致“目肿无所见”，张氏视其乃药邪所为，乃以涌吐之法祛之，以收胜局。同书卷六还载张子和治常仲明一案，常氏“病寒热往来，时咳一二声，面黄无力，懒思饮食，夜多寝汗，日渐瘦削，诸医作虚损治之。用二十四味烧肝散、鹿茸、牛膝、补养二年，口中痰出，下部转虚”，张氏断其证属“上实”，“以涌剂吐痰二三升，次以柴胡饮子降水益水，不月余复旧。”古一讲僧，病泄泻数年，“丁香、豆蔻、干姜、附子、官桂、乌梅等燥药，燔针烧脐芮腕，无有阙者。一日发昏不省……”张氏以瓜蒂散涌之，出寒痰数升，又继以他法调理数日而病除。
3、“药邪致病”论在儿科临床的应用意义
近贤岳美中说过：“中医治病，用药偏胜之性以疗疾之偏胜，因此峻烈之药，常在必用之例。不过医者当时时注意药物用量，中病即止，不可过剂，否则为害不浅。”岳老此言，可谓是承子和“药邪”说而有得者。张氏“药邪致病”论即今所谓药源性疾病，又称药物诱发的疾病，简称“药物病”，是指在预防、诊断、治疗或调理生理功能过程中，出现的与用药相关的人体功能异常或组织损伤所引起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据大量临床观察和研究资料证实，药物可引起100多种药源性疾病和(或)综合征，有的可以给患者造成不可逆损害，甚至死亡。在我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有250多万人，不合理用药占用药总数的11%～26%，因药物死亡者近20万人，药源性疾病呈明显提高趋势。儿科临床也不例外，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每年全球约有上千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其中2/3死于用药不当。
在我国，据20xx年参加国家药品不良监测的儿童医院报告数据显示，儿童因服药发生不良反应的比例高达，其中新生儿占，越是年幼儿童，用药不良反应越严重。据调查，因药源性入院小儿占全部住院儿童，高于国内外成人比例。针对此现状，要杜绝小儿药源性疾病的发生，儿科医生首先要熟谙小儿的生理解剖特点和用药的基本知识，如小儿药物分布、药物吸收、药物代谢、药物排泄等特点，次之要在预防措施上下功夫：
①明确用药指证，制定合理用药方案。每次处方合并用药尽可能减少，尽量减少联合用药。用药目的明确，制定好给药方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病原学诊断后及时调整用药方案，选用窄谱、低毒的药物治疗。如需联合应用，应该以疗效好，副反应小为原则，严禁联用对同一器官有毒性的抗生素。
②熟悉药物不良反应和药物的相互作用。在联合用药时，既要扩大抗菌谱，又要尽可能的减少不良反应和药物间的相互作用。
③对特定药物ADR要随时跟踪监控，根据血药浓度和临床表现及时调整给药方案。使用中草药也应如此，要熟悉本草的性味功用和主治范围，熟悉中药君臣佐使的配伍关系，运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有的放矢的处方用药，以充分减少“药邪为患”，既利于小儿疾病的正常恢复，又不至于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一、译介出版大陆及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60年代后。港台地区逐渐开始译介出版大陆及欧美等国学者的画论研究成果。尤其是大陆学者的一些重要论著，几乎均有出版，有的甚至后来还被多次再版发行。1964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将黄宾虹、邓实编选的《美术丛书》1947年全四集增订本影印出版，同时，又有《百部丛书集成》的编者严一萍加入，将《美术丛书》增加至五集，1975年又增加至六集。1967年9月，台湾中华书局对余绍宋的《画法要录》初编二编分别以精装2册和平装4册的形式做了影印发行。1980年11月。又以平装二册的形式再版。进入70年代后，像俞建华的《中国画论类编》、沈子丞的《历代论画名著汇编》、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等著作又先后受到重视。1972年，台北京华书局将俞建华的《中国画论类编》影印出版，1982年又再次发行：而1975年，华正书局也分别于1975年和1984年影印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画论类编》。至于沈子丞的《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则分别有台湾世界书局1974年和1984年影印本。1978年，香港中华书局将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翻印出版，风行东南亚各国，1984年，台湾华正书局也翻印出版了于安澜的《画论丛刊》（两卷本）。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陈传席的《六朝画论研究》。
与大陆不同的是，港台地区的艺术史论学者，多半都有留学或游学欧美的经历，因此，译介欧美学者的相关成果不仅增强了彼此间学术联系，也是对学界学术视野的拓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绘画理论研究。这里姑且择其要而述之。1982年。台湾学者姜一涵、张鸿翼选译卜寿珊《中国文人论画：从苏轼到董其昌》书中的第一章、第二章，并以《北宋文人的绘画观》为题发表于《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1卷2期：1988年。童元方翻译了卜寿珊的《山水为题：宋人绘画所辟的途径兼论诗与画的关系》，登载于香港《九州学刊》第2卷第2期：1984年，张保琪翻译了高居翰的《中国文人画理论中的儒家因素》，发表于《美术史论丛刊》总第11期。
二、港台地区的古代画论研究
与日本、欧美等国及大陆地区一样，中国港台地区的画论研究者多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员。像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东海大学、★WWW.BAIHUAWEN.com★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都扮演了重要的研究角色。
1.台湾的画论研究
（1）溥儒《寒玉堂画论》《论画》
被誉为“渡海三杰”之一的画家溥儒（1896-1963）赴台后，曾著有《寒玉堂画论》和《论画》二书。溥儒出身皇族，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基础，工诗文，精书画，又曾饱览宫内旧藏书画，无论其创作还是绘画思想，都对传统体悟甚深。根据他在《寒玉堂画论》一书前的自序可知此书写于1952年9月，所论多为具体的绘画技法问题，但溥儒行文时，常喜引经据典，观点也多沿袭古人，谢巍称其“文字古奥玄虚，乃借论画发挥”。“论用笔”和“论敷色”两篇。则有独到之见解，体现了溥儒个人的独到认识和感悟。根据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所述，《寒玉堂画论》最初发表于1956年6B台北刊行的《学术季刊》。1966年，安国钧编选的《寒玉堂画集》由台湾中央书局影印出版，该书除了选录“溥心畲遗作展”（台中图书馆1964年举办）中40幅精品外，还在书后附有《寒玉堂画论》。1975年，学海出版社辑印《寒玉堂画论》一书。书后附有溥心畲授徒画稿十四种，原为其门人胡文琮珍藏。
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溥儒的手写本《寒玉堂论书画・真书获麟解》（752页），书中收录《论书》《论画》和《获麟解》三文。《论画》一文写于《寒玉堂论画》之后，即1957年中秋，系“经数年深思熟虑而作，乃其绘画理论之精蕴”。文中对于传神、写意、气韵、笔墨、设色等均有所阐发，更似为阐述画理之作。1974年，世界书局又进行了再版。
1994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溥儒的《寒玉堂诗集》，书中不仅收录其诗作。还将《寒玉堂画论》和《寒玉堂书法论》列入其中。而《寒玉堂书法论》。包括“论书体流变”和“论书画相通”两篇。实为《寒玉堂论书画・真书获麟解》中的“论书”和“论画”二文。
（2）庄申《论中国山水绘画的南北分宗》
1959年6月。台湾中正书局出版了《中国画史研究》一书，全书收录了庄申撰写的13篇画史研究论文，其中《论中国山水绘画的南北分宗》一文，后被张连和古原宏伸主编的《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收录。通过剖析董其昌、莫是龙的“南北宗论”的理论缺陷，继而提出了对中国山水画的新的分宗法，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可以分为李派、院派、唐宗派和元明派。其中，元明派自“四王”以后“遂分为虞山、娄东二大派，前者宗王原祁，后者宗王晕。其势至今仍胜于前述三派（指李派、院派、唐宗派）”。
（3）徐复观《中国艺术的精神》《石涛之一研究》
在台湾地区，最享誉海内外的成果当属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的精神》。这部由台湾中央书局1966年首次刊行的著作共有十章，除了前两章论述孔子、庄子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外，另外八章均是关于古代画论的探试他认为：“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他还说：“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是表现在绘画与文学两方面。而绘画又是庄学的‘独生子’”。这一观点，固然失之偏颇，却也体现了它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深入而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他对于历代画论的解读，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给人无限启发。此书后改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迭经多次再版重印。而在大陆地区，则分别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三种。
1968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了徐复观《石涛之一研究》一书，他从对“一画”的解释入手，在阐释石涛画论的同时，也批驳了以往一些有关石涛画论的错误观点，同时，他还探讨了石涛的生年以及其晚年弃僧入道的问题，此书堪称石涛研究的专论。1973年，台北学生书局又出了此书的增补版。在将原书中《石涛简谱》删掉的同时。又加上了《石涛与问题》。
（4）姜一涵《石涛画语录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海内外学者对石涛及其《画语录》均给予更多关注的时期。或许是受学界这一研究风向的影响，1964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的姜一涵（Chiang I-Han）完成了硕士论文《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其后，他对于石涛的《画语录》用力颇勤，在台湾《艺坛杂志》连续发表了《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续一至续十三）、《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后记――怎样阅读画语录》等系列论文。1981年10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又将其结集出版，书名为《石涛画语录研究》。1982年8月，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又将该书再版发行。在再版“序”中，姜一涵对这些研究中存在的得与失做了检讨。
（5）高木森的画论研究
曾于20世纪60年代末就读于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高木森（Arthur Mu-sen Kao，1942-），70年代后又赴美国堪萨斯大学，师从美国中国美术史泰斗李铸晋教授学习艺术史，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美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1982年，他在《美术学报》16期上发表《论气韵生动》一文，在辨析中外学者对“气韵生动”释义的同时。认为“‘气韵生动’只是六法之一，也许比其他五法重要一点，但绝不是五法精备之后才出现的境界”。至于他所理解的“气韵生动”。则是“画家不论是画人像、动物或鬼神，若能表现丰厚的肉体，使之充满活泼的生命力。而且使肉体的举止高雅和谐。便得其法”。至于“气韵生动”的西文译法。他赞同艾威廉的译法，即“Reverberation of the life breath，that is，the creation of movement”，“这个译文译成中文便成‘生命气息之回响，也就是动的显像’。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略作修饰使之更近于谢氏原意‘the vital life breath and elegant movement’”。高木森的观点。角度新颖，有自己的创见。该文后被收入其名著《中国绘画思想史》第三章中。题目是《画论的启蒙――论气韵生动及其衍化》。而在这部由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的著作中。高木森侧重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画论的发展，阐述了从先秦至20世纪的中国绘画思想历程。1995年，高木森又在《美育》66期上发表“文人画理论之集大成――生熟巧拙争辨识，心性妙理费文章”一文，进一步显现了他对于明代后期绘画理论的兴趣。该文认为从嘉靖到万历时代，正是唯心画论高涨的时代，而“‘返璞归真’（回归真朴的本心――良知）正是此期画论的重心”。同时，这一时期的“画论有下列五大要点：唯心论、情趣论、生拙论、兴趣论和分宗论。皆带有浓厚的禅宗色彩，为下一世纪前五十年的人文思想和绘画奠定坚实的基础”。到了万历和天启时代，固然是画论家辈出，但是“这里出现的有趣现象是人们一方面要为文人画建立正统地位，一方面要加速文人画的分化”。该文后来则被收入其另一部著作《明山净水：明画思想探微》中。本书着重探讨了明代绘画思想的发展过程。
（6）白适铭的《历代名画记》研究
1995年。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白适铭（Pai Shih-Ming）完成了硕士论文《张彦远的成书与士人绘画观之形成》，作者“循着《历代名画记》的记叙，联系唐代文化背景和知识分子的境遇，探讨了滥觞于晚唐时期的‘士人绘画观’的形成过程、精神旨趣。并说明其理论架构”，而经过这一番探讨，作者认为。“张彦远作为士人阶层之一员，其所著《名画记》蕴含着新兴的‘士人绘画观’”。该文后被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朵云》杂志“《历代名画记》研究”专集。1999年，白适铭又撰写了《那个时代：围绕于张彦远的政治・士人・著作三者之关系》（《s代名画记》とその时代：张彦远たぉける政治・士人・著作三者のがりふげべて）。该文发表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美学美衍史学研究室研究纪要》20号，体现出了作者对《历代名画记》研究的延续性和浓厚兴趣。
2.香港的画论研究
在香港地区，中国古代画论同样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这其中，又尤以国学大师饶宗颐和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前讲座教授高美庆博士为最。
（1）饶宗颐的画论研究
作为国学大师，饶宗颐（1917年8月9日-）的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在古代画论方面，虽然所撰写多为论文，但所涉及的均为画论中的重要问题，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到明清文人画。从书法与绘画的关系到诗歌、词与画论的关联，他均有所涉猎。
在《札移》一文中，针对前人多注意《历代名画记》有关寺观壁画中人物、经变部分的记载，他则专注于其中关于山水的记载，“略举之，加以疏说，以补唐代画史之不及”，此文曾连载于1987年8月10日和19日的香港《大公报・艺林》版。在1986年所撰写的《张彦远论画分疏密二体》一文中。他提出“从张彦远的理论，不管密也好、疏也好，必须从‘用笔’方面著力，这是中国画的特色”。而在其1988年所撰写的《从明画论书风与画笔的关联性》一文中。他认为“明代各家。深有悟于书、画一揆之理，故造诣往往突过前人。此一关捩，至为紧要”。在《诗画通义》中，他从“神思”、“图诗”、“气韵”、“禅关”、“度势”、“行恕钡确矫娣直鹇凼隽耸歌与绘画的关系，不仅如此。在原载于1973年八卷三期《故宫季刊》上的《词与画》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画和词也有彼此相需的密切关系”。因此，“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曲子词和画的关联之突出的地方，画人如何运用词意以入画。画的原理与技法又如何被词人加以吸收作为批评的南针”。1975年，他又撰写了《方以智画论》一文，对于这位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饶宗颐深刻地意识到了其绘画思想的重要性，他说：“以上若干见解。在明季画论中应有其独特重要性，不亚于董（其昌）、莫（是龙）之说。尚有待于抉发耳。”在《龚贤“墨气说”与董思白之关系》文中，他说：“有人认为半千这种强调黑白明暗的处理方法，是受到西洋镂刻版画的影响，却很难说。”此外，他所撰写的《明季文人与绘画》《晚明画家与画论》等文也均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研究专论。充分体现了这位国学大师对于明清文人画、遗民画的真知灼见。成为从事艺术史论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2）陈仁涛《金匮论画》
古钱币收藏陈仁涛（1906-1968）于1946年后移居香港，随即又开始了书画收藏，闲暇之余。著有《金匮论画》《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金匮藏画集》《金匮藏画评释》《中国画坛的南宗三祖》等书籍多种。特别是《金匿论画》（香港东南书局，1956年版）一书，所收均为其鉴余随笔，包括论画宗南北、论院派、论文人画等文，特别是其中的“论画宗南北”一文，又被收入张连和古原宏伸主编的《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一书。文中，陈仁涛在辨析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基础上，进而认为“画宗南北之说，乃一时之激言，而非千古之定论，尤非玄宰持论之本旨。学者取其长而去其短以会其通可耳”。
（3）高美庆《石涛画语录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