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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最先提出此学说。他在《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中指出:“综合运用表意表音两种表达方法的文字,可以称为‘意音文字’。汉字就是意音文字之一种。”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如果一定要为这两个阶段的汉字分别安上名称的话,前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像有些文字学者那样把它鉴定为意音文字;后者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考虑到后一个阶段的汉字里的记号几乎都是由义符和声符变来,以及大部分字仍然由意符、音符构成等情况,也可以称这个阶段的汉字为后期意符音符或后期意音文字。”
裘氏的意音文字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李禄兴等人反对从汉字的构字符号来看汉字的性质。“只有语言单位与文字单位的关系才决定了文字的本质特征。”他认为汉字的特性在于“方块汉字记录的是以音节为单位的语素”,所以“是语素文字”。
马显杉在《汉字性质新论》中指出“汉字不是表音文字、表意文字和义音文字,汉字是表符文字,一种记号文字,既不表音,也不表意。”
19世纪20年代,沈兼士在北大讲授《文字形义学》时把世界文字总括为“意字”和“音字”,并认为汉字一部分属于意字,一部分属于音字。他说“意字的性质,不以声音为主,而以表示形象为主,用文字来具体的或抽象的形容事物之状态,如前面所说的文字画,楔形文字,中国的象形、指事、会意各字皆是;音字的性质以表示声音为主,大都是由意字转变而来的,如欧美各国通用的拼音文字,中国的形声字皆是。”沈氏所说的“意字”和“音字”即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在他看来,汉字中一部分属于意字,一部分属于音字。这种把汉字分属两类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他把同体系文字内部的差异当成了不同体系文字类型之间的差别。
张志公在《汉字与阅读》中说“汉字是音节文字而不是音素文字,与汉语的非形态相适应。”
吴玉章在《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中说:“中国的汉字注重在形体,表示一个物件的词就是这个物件的图形……像这种表示事情的词也像那事情的样子,这种就叫做象形文字的系统。”
“表意文字”是最早最明确地指出汉字性质的学说。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一个词只用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产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示的观念产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索绪尔从文字和它所记录语言的关系来确定文字的性质。
索绪尔之后的许多学者也主张汉字是表意文字。但学者们对“表意”的阐释又不尽相同。如张世禄在《文字学与文法学》里指出“中国现行的文字——汉字——就是现今世界上表意文字唯一的代表”。他从文字的构形和社会功能两个角度阐释汉字性质,这和西方学者对表意文字的理解不同。此外,梁东汉也支持汉字为表意文字的说法。他在《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中说“方块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
对于“汉字是表意文字”,学者们意见不一,有人又提出了新的主张。
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所1979年在《古文字研究》上曾写文章说古代汉字是表音文字。此后姚孝遂做了进一步阐述。从文字功能的角度出发,他提出“就甲骨文的整个体系来说,就它的根本功能和作用来说,它的每一个符号都有固定的读音,完全是属于表音文字的体系,已经发展到了表音文字阶段。”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最早明确提出“表词文字”。“文字的重要特点恰恰就是这样,并不是代表实际世界,而是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因而不如叫作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布龙菲尔德的思想和索绪尔的一脉相承,他也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上来确定汉字的性质。
赵元任最早提出“语素文字说”。他在《语言问题》中说:“在世界上通行的能写全部语言的文字中,所用的单位最大的文字,不是写句、写短语的,是拿文字一个单位,写一个语素,中国文字是一个典型的最重要的例子。”
吕叔湘在《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中对语素文字作了进一步阐释“第三类文字是语素文字,它的单位是字,不是字母,字是有意义的。汉字是这种文字的代表,也是唯一的代表。”
朱德熙也同意汉字是“语素文字”。他说“就汉字跟它所要记录的对象汉语之间的关系来看,汉字代表的是汉语里的语素。”
但裘锡圭等人反对“语素文字说”。他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有的人因为看到汉字里一个字通常代表一个语素,称汉字为语素文字。像这样撇开字符的性质,仅仅根据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所代表的语言成分的性质,来给文字体系定名,也是不妥当的。”他认为只根据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所代表的语言成分的性质并不能把不同性质的文字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