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汉代《谷梁》学一度兴盛的原因

在经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出现以后,《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谷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实际上,西汉后期也一度有过“《谷梁》之学大盛”的局面,并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今天,我们探讨《谷梁》学兴盛一时的原因,对深入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同《公羊传》相比较,《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归根到底是崇尚《公羊传》,尊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汉武帝时期,“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1,使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同姓诸侯与中央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虽然汉武帝一直提倡礼制的建设,但他更重视以暴力的高压手段处理问题,“不暇留意礼文之事”2,并对刑名法术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转而实行严刑峻法,嗜杀无度。《公羊传》既有倡导礼乐仁德的一面,又有近于刑名法术之学,偏重法治的一面,而且后者显得更突出一些。《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说:“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意谓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弒逆的念头,若有了这种念头,就可以将其诛杀。当时守《公羊》义的儒者中,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对酷吏张汤十分赏识,董仲舒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其弟子吕步舒则参与处理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另外,还有不少习《公羊》的博士弟子出任廷尉史,“平亭疑法”8。对汉武帝来说,“圣人(《春秋》)、巫师(阴阳五行)、刽子手(刑名)混合的《公羊》学,恰恰供给他残忍雄猜的暴行以理论根据”4,且与他“一君之身趣好殊别”5的性格相符。《公羊》学得宠了,取得了几乎独尊的地位。

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王吉曾吁请宣帝“与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理,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8。据《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起初赵广汉为颖川太守,见当地豪强横行,“俗多朋党”,便以法术威制豪强,“构会吏民,令两告讦”,结果“民多怨仇”,很不得人心。后来韩延寿出任太守,一反赵广汉所为,崇礼仪,重教化,“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安于

田亩,颖川大治。这可以看作当时社会风尚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公羊》学显然已经不能再当作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谷梁》学要走上前台,取而代之了。

在《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7此诚为笃论。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谷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8。对那些爱护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谷梁传》认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连连称道鲁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同时,《谷梁传》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讥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谷梁传》说:“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说,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是夺民利,是不正确的。

在解释《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丘”时,《谷梁传》提出,修城以保民,何如修德以保民。《谷梁传》反对战争,希望人民能生活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指出“善为国者不师”认为齐桓公“兵事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9。《谷梁传》主张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的思想内容,与汉武帝锐志武功,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极的行径形成明显反差,明于此,也就无怪乎武帝不喜《谷梁》而善《公羊》了。

汉宣帝在《谷梁》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10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宣帝“贝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进一步缓和了社会矛盾。11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他曾下诏说:“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仿郡国二行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勿行苛政。”12宣帝非常重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动向,重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而这时的儒家学说,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学偏重刑名法术的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谷梁传》。于是,甘露三年(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谷梁》学被立为官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这是《谷梁》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

《公羊传》虽有强调宗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谷梁传》则不然。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公羊传》说;“立适以长不以贤,立于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谷梁传》说:“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春秋·襄公二十年》:“陈侯之弟黄出奔楚。”《谷梁传》说:“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亲之也,亲而奔之,恶也。”以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陈侯尚不容其弟,因而《春秋》显其恶。在解释《春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时,《谷梁传》认为,称招为弟,不合王朝礼制,但《春秋》为显其恶,特意如此,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

西汉立国之初,高祖刘邦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实行分封制,便广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作为中央朝廷的屏藩。然而,这些同姓诸侯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皇权的巩固,结果在景帝时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平定后,诸侯王实力中落,王国地位如同汉郡。武帝即位,为防诸侯王“合纵以逆京师”,又进一步强迫王国削地,并罢郡国盐铁,悉禁郡国铸钱。这些政策的实施,巩固了中央政权,但也使刘汉宗室间那种温情脉脉的骨肉之情、伦常之谊丧失殆尽,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淮南王刘安谋反失败后,武帝罗织罪名,广事株连,大兴冤狱,许多宗室贵族被难受诛。武帝末年,巫蛊之祸起,近臣江充乘机造饰奸诈,诬陷戾太子(卫太子)刘据,武帝也对太子无端猜忌,多方刁难。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則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武帝“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太子战败逃亡,为吏围捕而自杀,史良娣及史皇孙兄弟皆遇害。宣帝是戾太子的孙子,史皇孙的儿子,当时“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后来武帝听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又派人将在押的宗室成员全都杀掉。由于廷尉监丙吉的拚死保护,宣帝才算活了下来。13

在这些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事件中,作为统治思想主要部分的《公羊》学及《公羊》派起了什么作用呢?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披露后,曾“善待”董仲舒的胶西称引《公羊》之义,要求严惩刘安。他说:“《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法。”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那位曾经师事董仲舒,并得公孙弘赏识的酷吏张汤,在淮南案中更是“穷治根本”,“以深文痛诋诸侯

骨肉,使蕃臣不自安”。14可见,《公羊》学和《公羊》派起得是一种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在宗室内讧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后当然不能容忍《公羊》独尊的现象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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