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出现以后，《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谷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实际上，西汉后期也一度有过“《谷梁》之学大盛”的局面，并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今天，我们探讨《谷梁》学兴盛一时的原因，对深入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同《公羊传》相比较，《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归根到底是崇尚《公羊传》，尊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汉武帝时期，“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1，使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同姓诸侯与中央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虽然汉武帝一直提倡礼制的建设，但他更重视以暴力的高压手段处理问题，“不暇留意礼文之事”2，并对刑名法术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转而实行严刑峻法，嗜杀无度。《公羊传》既有倡导礼乐仁德的一面，又有近于刑名法术之学，偏重法治的一面，而且后者显得更突出一些。《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说：“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意谓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弒逆的念头，若有了这种念头，就可以将其诛杀。当时守《公羊》义的儒者中，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对酷吏张汤十分赏识，董仲舒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其弟子吕步舒则参与处理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另外，还有不少习《公羊》的博士弟子出任廷尉史，“平亭疑法”8。对汉武帝来说，“圣人(《春秋》)、巫师(阴阳五行)、刽子手(刑名)混合的《公羊》学，恰恰供给他残忍雄猜的暴行以理论根据”4，且与他“一君之身趣好殊别”5的性格相符。《公羊》学得宠了，取得了几乎独尊的地位。
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王吉曾吁请宣帝“与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理，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8。据《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起初赵广汉为颖川太守，见当地豪强横行，“俗多朋党”，便以法术威制豪强，“构会吏民，令两告讦”，结果“民多怨仇”，很不得人心。后来韩延寿出任太守，一反赵广汉所为，崇礼仪，重教化，“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安于
田亩，颖川大治。这可以看作当时社会风尚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公羊》学显然已经不能再当作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谷梁》学要走上前台，取而代之了。
在《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7此诚为笃论。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谷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8。对那些爱护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谷梁传》认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连连称道鲁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同时，《谷梁传》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讥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谷梁传》说：“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说，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是夺民利，是不正确的。
在解释《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丘”时，《谷梁传》提出，修城以保民，何如修德以保民。《谷梁传》反对战争，希望人民能生活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指出“善为国者不师”认为齐桓公“兵事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9。《谷梁传》主张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的思想内容，与汉武帝锐志武功，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极的行径形成明显反差，明于此，也就无怪乎武帝不喜《谷梁》而善《公羊》了。
汉宣帝在《谷梁》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10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宣帝“贝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进一步缓和了社会矛盾。11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他曾下诏说：“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仿郡国二行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勿行苛政。”12宣帝非常重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动向，重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而这时的儒家学说，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学偏重刑名法术的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谷梁传》。于是，甘露三年(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谷梁》学被立为官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二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这是《谷梁》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
《公羊传》虽有强调宗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谷梁传》则不然。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公羊传》说；“立适以长不以贤，立于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谷梁传》说：“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春秋·襄公二十年》：“陈侯之弟黄出奔楚。”《谷梁传》说：“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亲之也，亲而奔之，恶也。”以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陈侯尚不容其弟，因而《春秋》显其恶。在解释《春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时，《谷梁传》认为，称招为弟，不合王朝礼制，但《春秋》为显其恶，特意如此，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
西汉立国之初，高祖刘邦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实行分封制，便广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作为中央朝廷的屏藩。然而，这些同姓诸侯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皇权的巩固，结果在景帝时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平定后，诸侯王实力中落，王国地位如同汉郡。武帝即位，为防诸侯王“合纵以逆京师”，又进一步强迫王国削地，并罢郡国盐铁，悉禁郡国铸钱。这些政策的实施，巩固了中央政权，但也使刘汉宗室间那种温情脉脉的骨肉之情、伦常之谊丧失殆尽，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淮南王刘安谋反失败后，武帝罗织罪名，广事株连，大兴冤狱，许多宗室贵族被难受诛。武帝末年，巫蛊之祸起，近臣江充乘机造饰奸诈，诬陷戾太子(卫太子)刘据，武帝也对太子无端猜忌，多方刁难。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則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武帝“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太子战败逃亡，为吏围捕而自杀，史良娣及史皇孙兄弟皆遇害。宣帝是戾太子的孙子，史皇孙的儿子，当时“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后来武帝听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又派人将在押的宗室成员全都杀掉。由于廷尉监丙吉的拚死保护，宣帝才算活了下来。13
在这些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事件中，作为统治思想主要部分的《公羊》学及《公羊》派起了什么作用呢?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披露后，曾“善待”董仲舒的胶西称引《公羊》之义，要求严惩刘安。他说：“《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法。”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那位曾经师事董仲舒，并得公孙弘赏识的酷吏张汤，在淮南案中更是“穷治根本”，“以深文痛诋诸侯
骨肉，使蕃臣不自安”。14可见，《公羊》学和《公羊》派起得是一种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在宗室内讧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后当然不能容忍《公羊》独尊的现象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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