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伟大的开端——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犹如响彻云霄的一声春雷，打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沉闷局面，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出现了高潮。
五四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辛亥革命后，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封建军阀为了维持反动统治，极力勾结帝国主义，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内忧外患，日甚一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就是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深化的基础上发生的。五四运动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受到了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和推动。
五四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把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战斗。富于敏感的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使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和拒签对德合约，得以实现。从五月四日到六月二十八日的这场政治斗争，就是五四爱国运动。
从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创办开始，中国就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分化，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经过他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分水岭，自***战争开始以来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 五四运动的酝酿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四月底到五月初，巴黎和会的噩耗频频传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日益暴露。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以及由这一场危机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生的。
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割地狂潮”中，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两名德籍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大刀会众所杀），派舰队攻占了胶州湾。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参展的目的，是想趁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扩大在中国的侵略。从九月二十六日起，日本伸入山东内地；十一月七日，占领青岛，青岛的军向日本投降。至此，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为日本所取代。日本的侵略胃口很大，它不只是要夺取山东，还要独占全中国。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窃国大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递交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正急于复辟帝制，为了换取日方的支持，早日登基称帝，五月九日，袁世凯表示完全承认日本的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徽祥在条约上签字
二。爱国热潮席卷了整个中国
“五四”前夜，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深重，使人之祸迫在眉睫。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人开始丢掉企图依靠外力收回国家主权的幻想，痛切感到只有自己奋起反抗，才是挽救危亡的正确道路。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喊出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他们焚曹击章的爱国行动，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因此，五四运动在北京一爆发，就立刻得到各地的积极响应，爱国热潮顿时席卷全国。这场运动的发展速度之快，斗争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及其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三。六三运动
“六三”是五四运动的里程碑，以它为界限把五四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五四”到“六三”，是运动的第一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是青年学生；从“六三”到六月二十八日拒签“和约”，是运动的第二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了运动的主力。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的两大主力，他们高昂的爱国呼声构成了五四交响乐的主旋律。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工人阶级奏出了这部交响曲的最强音，工、学、商采取了联合行动，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推到了高潮。
四。从罢免曹、章、陆到拒签“和约”
五四爱国运动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使得反动派极为恐惧。北京政府被迫罢免了万夫所指的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也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
五。改造社会的探索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使原来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从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两年，是新、旧文化运动的交替时期。当时，在知识
界出现的围绕着关于“改造社会”的热烈探索和争论，就是这种新、旧交替的主要体现。那时，既是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又是新旧文化思想相互排斥、相互渗透的复杂局面。这种新、旧交替的状况，在“五四”后的第一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六。走十月革命的路
五四运动一年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与此同时，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而导致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五四时期为社会所公认的思想战线上的民主主义者，都曾被封建卫道者们攻击为“过激党”。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从民主主义的思想出发，而又保留这一思想的某些原则，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们要继续前进，成为共产主义者，就不能再囿于这种状况了。他们所面临的，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尖锐课题；这同构成民主主义思想的个性解放和天赋人权等基本原则，是直接冲突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已经出现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新的课题面前退缩了，甚至与之对立，背道而驰；能够继续前进，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比较重视实际革命斗争，把自己学得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同实际斗争相结合，从而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坚定地相信科学社会主义，坚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七。总结
五四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促成五四运动的社会矛盾最根本的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人民如果不从封建主义的旧教条中解放出来，破除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学习资本主义的进步文化，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奋斗，中国就没有自由和独立的希望；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指导中国人民战胜强大敌人，争取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为了保持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还要不断地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作斗争。
五四运动所提供的这些基本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作为今天进行新的长征中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周策纵 著，周子平等 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6 [2] 汪士汉，《五四运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3]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
论家乡人物与近代史之关系
学号：1152692 姓名：程冉
我的家乡在祖国的西南隅，即美丽的彩云之南。有人说，这是荒蛮之地，有人说，这里住着野蛮的名族。但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确涌现出许多文人志士，抑或是将领之才。而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轮换的时候，这里的救国英雄也表现出中华儿女忧国忧民之情节，为祖国贡献一己之力，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他们独特的足迹。 作为近代影响人物，不得不说的就是龙云。
龙云（1884年—1962年），字志舟，彝族人。他1948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期间，他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在中国近代为巩固边防做出一定贡献。
龙云曾担任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彝族人，彝名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1911年加入滇军，1914年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入云南都督唐继尧部，为唐所赏识，被唐继尧从下级军官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之后在与胡若愚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1933年出兵助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二十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虽说中国近代大多数是沿海巨变，沧海桑田，工业社会影响下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中国较落后的几个省份也开始有所作为，在龙云执政期间，云南的明主，明权体制大为改善，为解放人们的思想，为今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的演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近代史上为中国抗击外敌侵略和保全祖国的完整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边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的建设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产生出了这样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在不起眼的地方做出了了不起的事业，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和一个云南同乡，我为这种精神和作为感到自豪。
第二个要说的便是近代文人李根源老先生。
李根源生于1879年，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生于云南腾冲。光绪二十四年李根源中秀才，二十九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敛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藏书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吴县志》书影摩崖题刻访古探幽，历时3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一书。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从1932年到1945年，李根源曾先后4次为英勇牺牲的抗日将士建造英雄冢，披麻送国殇。“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这是李根源在1932年写的一首题为《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的五绝。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骨灰安葬于藏书小王山。今小王山辟有李根源纪念馆。 遗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等。
李根源访记下的史料切实可靠，他从不轻信原有资料的记载与群众的口述，而是注重身临其境，亲自观察。有些地方，他一访再访，力争把事情弄清为止。这是他一贯的态度，例如，他绘制的《滇西兵要界务图》126幅及图说两卷，就是深入英军驻地险境后才写成的实况纪录，为1960年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史料根据。他为中国近代边境考古事业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文化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的边境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的近代，云南还涌现出了许多的仁人志士，如为中国教育添砖加瓦的楚图南先生：
楚图南先生生于1899年，他6岁丧母，14岁离开文山，辗转到昆明。15岁时，考入昆明私立联合中学。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楚图南就在校办的《史地丛刊》《教育新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了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楚图南有机会读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并直接接触了李大钊。以后，就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办起了《劳动文化》小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熏陶。楚图南是由云南考入的官费生，按规定毕业后必须回到云南敬恭桑梓。1923年的秋天，他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的嘱托，回到了阔别4年的昆明，并在省立一中任教。楚图南以其博学多识，使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名人、大家。一位从香港回到昆明，考插班生进省一中的李生萱同学，就是楚图南的得意弟子。在楚老的教诲下，李生萱成了著名哲学家。
当年的李生萱，就是我们今天早已熟知的哲学家艾思奇。
1926年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楚图南从云南又到了北京，迅即转到哈尔滨，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省立女中、吉林六中等中学及长春二师等校任教。这年春天，楚图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楚图南受党组织的指派，先后到山东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楚图南经常给自己的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鲁迅诗文和柯仲平诗歌，给学生以革命的启蒙，培养同学们努力思考社会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他的引导下，柯仲平长诗《风火山》的“一个朋友下监牢，千个朋友杀火冒！一个朋友枪决了，万个朋友滴血誓战刀”之类悲壮、慷慨的诗句深深打动了青年的心，鼓舞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
1935年春天，楚图南到达上海，改名楚曾，进入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1936年至1941年，楚图南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并将他翻译的德国陀劳尔、德米尔、贝赫尔，俄国的莱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美国的惠特曼、匈牙利的沙罗西、欧特瓦士等进步诗人的16首诗作结集为《枫叶集》。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楚图南从上海回到云南。整整抗战八年，楚图南始终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积极投身于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云南省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和云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云大给楚图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3岁时，楚图南还题书赠与云大附中同学“读好书，交好友，行远路，做大事”。
楚图南老先生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为中国的发展中，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思想，他用自己的知识保卫了祖国。
如果说近代史中有哪个云南人能让全国人民记住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聂耳。 聂耳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艺术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突出的，便是《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今天的国歌。
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在中国近代曲折的道路中从云南走出的革命者和救国者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名族情结在那个年代绽放，集结了所有的中华儿女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祖国的西南角，也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影响着中国近代的走向，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云南人，我同样为他们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