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评价历史人物小论文优秀5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摘要：了解历史人物及其主要史实，探究他们与时代的相互关系，认识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各项重大活动既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与其个人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相结合，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观点，这是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基本方法。具体而言，可以从四个方面评价历史人物。
关键词：评价历史人物；基本方法；历史条件；历史活动
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民族英雄、革命领袖、科学发明家，这些历史人物都在历史上对各自的社会发展、民族兴衰起了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任何一位历史人物，归根结底，总是时代的产儿，总是和一定的时间、地点、事件相联系着。那我们该如何来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呢？这就要求我们历史教师，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的洪流中，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去评价历史人物。下面就结合新课程人民版教材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在教学中的体会，浅谈一下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一、确定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看他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是否推动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是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作用的根本标准。例如评价古代中国的政治家，主要围绕他们的各方面措施进行分析，看他对当时社会各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完成统一，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否调整政治措施，保持社会安定；是否调整经济措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否推动了科学文化繁荣、民族融合团结、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等。
二、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
评价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要把他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苛求于古人，就是把古人现代化。例如以评价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来说，只有我们面对历史事实，具体分析时代要求，才会看到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代替分封制、政治经济统一代替诸侯战乱纷争的时代要求，为秦始皇提供了他施展雄才大略的历史舞台，为他一系列的作为提供了历史依据。历史肯定了他顺应历史发展所迈出的步伐。同时也正是通过对当时历史条件的分析，才使我们有可能揭示秦始皇在顺应历史发展的活动中，为什么采取了严厉残酷的手段；其中秦始皇的个人因素起了怎样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切合历史实际的评价他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了。有时还需要把历史人物放到世界大环境中去认识分析。例如，如何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康熙给予客观而辩证的历史评价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康熙在位时期，世界历史正在迈向资本主义时期，虽然康熙为古代中国开启了最后的辉煌盛世，那落日余晖般的辉煌却始终没有使中国赶上资本主义的步伐，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为中国在19世纪被动挨打埋下了伏笔。这样，结合世界历史背景才能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康熙盛世。
三、“就事论人”，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依据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或活动对其做出应有的评价。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决不能主观臆断。例如，对克伦威尔进行功过是非的评价，需要建立在克伦威尔在英国革命中的主要活动史实的基础之上；而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的卓越功绩和领导美国初建过程中的贡献，则是全面认识分析华盛顿的主要历史依据；同样，只有了解了拿破仑的主要军事、政治活动，才能客观评价拿破仑及其内外政策，等等诸如此类。
四、评价历史人物要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和历史作用做出恰当评价。可以通过一些史料，使学生能够对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做出分析评价，如唐太宗识马周的事例凸显了他的用贤之风，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成因和内容；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的讲话演说，表现了他谦逊大度、无私奉献、坚韧顽强的美德。还要帮助学生对历史人物相互之间的评价或后人对某一历史人物的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分析，从而升华学生对历史人物的认识理解，更好地分析评价历史人物。以唐太宗对隋炀帝的评价为例。唐太宗以人为镜，亡国之君隋炀帝就是他悬挂在自己面前的一面镜子，唐太宗认为隋朝的灭亡完全是隋炀帝穷奢极欲、骄横残暴造成的。既然隋炀帝被唐太宗作为殷鉴的教材，充当贤君唐太宗的镜子，就只能是个残暴亡国之君的形象。可是这对隋炀帝的评价就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不是公正和全面的。
了解历史人物及其主要史实，探究他们与时代的相互关系，认识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各项重大活动既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与其个人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相结合，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观点，这是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基本方法。
全面的看问题，多角度的分析问题，根据历史的真实面目给予其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例如，隋朝的隋炀帝以暴君的形象载入史册，与桀、纣相提并论。可是他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派人出使流求、赤土，加强了大陆与台湾及东南亚的联系；出兵吐谷浑，打通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密切了内地与西域的经济文化往来；重视文化事业，创立进士科等等。如果只是把目光集中在隋炀帝的缺点和过恶之处，这对隋炀帝的评价就不是公正和全面的了。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应构建一个与现有体系有所不同的新的世界近代史体系。钱乘旦提出的“现代化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但是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并且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化体系
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是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世界近代史，或者说以什么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并按这个中心思想将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系统地、有机地组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先后出版了多种《世界近代史》。这些著作大多作为高校教材使用，内容大同小异，由于主导思想和史实编排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不同的体系。
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主要有三种。一是杨生茂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该书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按照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来确定近代时期，即近代是人类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止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刘祚昌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卷。该书是崔连仲、刘明翰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也是将世界近代史确定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限原来定为1917年十月革命，后来改为1900年。三是刘祚昌、王觉非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编。
该书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虽说是按照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观点来编写世界近代史，但仍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并将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500年，终点则定在1900年。综合起来看，第一种与第二种起点相同，终点不同；第二种和第三种终点相同，起点则不同。三种体系的共同点是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第三种体系强调世界历史是在近代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由分散而发展成为整体的。
以上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直至今天，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来说，这三种体系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我们不拟详加评论，但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文提出与之不同的世界近代史体系新看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有必要构建一个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而在这个方面，我国著名学者钱乘旦提出了一个设想，可以称之为“现代化体系”。钱乘旦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中认为，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几乎一切事件、一切变化都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因此，他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钱乘旦根据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将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他所划分的第一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从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的中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就是世界历史的近代时期。虽然这个体系目前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出版按照这个体系编写的世界近代史（以及世界现代史），但是这个新体系的提出，很有新意和创见。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赞同钱乘旦的意见，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确是世界各国走向和实现现代化过程，可以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但是，就“现代化体系”涉及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想谈点补充意见。
我们认为，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近代和现代。第一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近代史，第二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现代史。在我们看来，所谓近代，就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个时期。
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世界近代史）开始于工业革命。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使人类开始进入工业社会（或工业经济时代）。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划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界标。我们认为，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主张以工业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
世界近代史的上限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其下限是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这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多样性。现代化不仅没有同一模式，而且也不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近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俄国的现代化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现的），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以另一种地位和方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可是它们在近代时期并没有实现现代化，以致其现代化任务还要留到现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去完成。
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即钱乘旦所提出的新体系的第五个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工业社会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兴起。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类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进入信息社会。虽然亚非拉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个别国家例外），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并没有结束，因此也可以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看成是工业社会（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但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已经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不同于现代化第一个时期（近代时期）的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们将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第二个时期的历史，称之为世界现代史。 为什么赞同“以现代化为主题”？我们认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
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说，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理论根据。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历史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社会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因此，从古至今，才会出现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题或主线，就是现代化。
其次，这个主题抓住了世界近代时期历史发展的核心和实质。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直到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也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后工业”社会）。从古至今的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开始于近代时期，如果将世界近现代史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近代时期的历史则是它的上部。因此，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正是体现了世界近代时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在这里，我们想对老一辈世界史学者提出的“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谈点看法。“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把世界历史形成为整体看成是“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相互交叉发展的结果。这一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发展事实表明，世界的确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也必须包含“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内容。但是，我们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使人感到这个提法只是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反映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实质。“从分散到整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提出这一观点的吴于廑先生所说过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总序》）因此，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实质，应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现代化。
再次，“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建立过程中曾受到“苏联体系”的影响。包括世界史在内的苏联历史著作强调阶级斗争，把历史写成了阶级斗争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史学无不突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在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例如，对于世界近代史的界定，过去就曾表述为它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后来编写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则将“走向衰亡”去掉了。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学工作者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去掉“走向衰亡”的提法，已初步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而今天“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提法，则可以说是完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再如，过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强调革命斗争，对改革则颇多微词，甚至斥之日“改良主义”而进行批判。其实，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革命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同样都应该受到重视。在世界近代时期，英国、美国、法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上现代化道路，德国、俄国通过改革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日本通过革命加改革的方式也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近代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孙中山的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其目的都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不会单纯强调革命而忽视或者贬低改革的作用。
复次，新体系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来，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某些历史著作往往不能实事求是地叙述和解释历史发展过程。就世界近代史来说，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总是把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侵略、掠夺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主角，从而形成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漠视东方各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当然是错误的，理应予以摈弃。但是，重视东方各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东方中心论”。应当承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东方各国，到近代时期的确是落后了。正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近代东方各国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但其结果大多归于失败或者造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的某种曲折。因此，无论是“欧洲中心论”，或者是“东方中心论”，都不符合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双重使命”，以及在造成东方国家的“社会革命”（指自然经济的崩溃）时西方资本主义“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观点，虽然并不是直接论述世界近代时期的现代化问题，但是却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西方和东方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来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能够防止片面性，避免产生“欧洲中心论”或者“东方中心论”，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叙述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
最后，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具有涵盖宽广的优点。世界近代史有着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大多偏重在政治史方面，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很少，使读者感到历史著作非常单调和枯燥，以致阅读兴趣不大。尽管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些改进，但是似乎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并在这一体系框架下编写出的世界近代史，我们相信将是一部内容充实、观点新颖、文字生动、富有特色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这个主题。我们认为，所谓“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或者说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指的是人类历史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即从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变。
“现代化”首先体现于经济领域，即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它的核心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的完成，就为现代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于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要随之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等）都要适应现代社会而发生改变，或者说它们本身也都需要实现现代化。因此，现代化涉及世界近代历史的全部内容。正如钱乘旦所说的：“事实上，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一切事关全局的大事或体现着大方向的进展都以现代化为中心，而不论这些进展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生活的。”由此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既有着学术上的深度，同时也具有内容上的广度。按照这个新体系来进行编写，肯定能够将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构建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一个体系，它不仅是本门学科的“主心骨”，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时候，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们在思索这个课题的过程中，联系已有的多种世界近代史体系，避免可能产生的缺陷，想到了若干要求（也可以视为“原则”或“规则”）。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适和恰当，谨提出和同行学者商讨，并望共勉。
我们认为，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考虑到以下一些要求：
首先，应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世界近代史是世界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作为世界通史组成部分的世界近代史，应该从世界通史的整体结构来考虑。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它在整个世界通史中所处的位置。世界近代史上接世界古代史，下联世界现代史；它的起点即世界古代史的终点，它的终点即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时候，就不能孤立地只着眼于近代，同时也需要看到古代和现代。正是出于对这种整体性的考虑，我们将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代。也就是说，将世界通史划分为三个部分：世界古代史是农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农业社会）的历史；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工业社会）的历史；世界现代史是知识经济时代（或者称为信息社会）的历史。这种划分，不仅反映出人类历史由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而且也体现了世界近代史的主题，并说明了世界近代史是现代化第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
其次，应注意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虽然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拼凑，但它必然要涉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因此其内容是十分纷繁复杂的。不过，无论多么纷繁复杂，无论是纵向或横向的叙述，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科技进步、教育兴盛等等，都应该围绕着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体系，必须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如果没有这种内在联系，那就只能看到历史知识的堆集和罗列了。那么，怎样才能使历史发展（无论纵向或横向）具有内在联系呢？这就关系到主题或主线。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的作用，就在于围绕着它，就能使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具有内在联系，因而才能使世界近代史形成一个体系、一个整体。用主题或主线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好有一比：“以线穿珠不见线。”就是说，诸多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好象一颗一颗的珠子，只有用一根线将它们串联起来，才会形成一个整体（体系）。当然，在叙述诸多历史事件（历史知识）的时候，这个主题或主线并非显露于外，而是隐藏于内的，这不正表明了它们之间具有的内在联系吗？！
再次，应考虑到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述，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近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现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因此，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把世界近代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来构建它的体系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它在内容上与主题或主线的内在联系，而且在解释什么是世界近代史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它同世界现代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使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保持某种一致性。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现有的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这方面存在着不一致之处。我们看到，当前国内有代表性的两种世界通史著作，一种是崔连仲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种是吴于廑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种版本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都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称“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历史”；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则称“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而关于世界现代史，人民版《世界通史》现代卷表述得比较含糊，没有明确地说什么是世界现代史；高教版《世界史》现代史编则笼统地说“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历史”。显然，对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上述界定，在提法和表述上不具有连续性。这种提法和表述的不一致，使人们看不到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
最后，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世界近代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应该有一个时间范围；作为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或一个时期，也需要有它的上限和下限。不管世界近代时期之内如何具体分期或分段，但是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却是构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时间断限也是构建体系的一个要素。这个时间断限，应当同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作为起始和结束的明显标志，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定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定在1500年（“地理大发现”在此前后）。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下限，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都定在1900年。之所以定在这一年，其理由是“1900年可以视为已在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这个“巨大变化”，指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在这时（1900年）最终形成了。作为帝国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确发生在1900年前后，即：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我们对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的具体时间有着不同的看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两种断限都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因此应该说，这是符合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要求的。
综上所述，我们对现有世界近代史体系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赞同“现代化体系”的设想。但是，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史学工作者下大力气才能完成，我们就此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和讨论。
第一，现有的几种世界近代史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各有千秋，可以诸说并存。这些体系，代表了众多学者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各种观点，都有他们的依据和理由。这些不同的学术见解，很难说谁对谁错。我们虽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有体系的否定。同其他学术见解一样，对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主张也不一定要强求一致。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
第二，在相互尊重、诸说并存的基础上，开展各抒己见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充分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理由。有学者提出，为了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现在应该从“百花齐放”的状态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并在成熟的条件下实现相对而言的“大一统”。这个意见很好。希望对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达成基本共识。
第三，目前，我国高校历史院系使用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要求。除了正式出版的《世界近代史》之外，也可能还有各高校教师自己编撰的教材。教材虽然不同，但是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因此，关于世界近代史体系的学术讨论，并不会对高校历史院系的世界近代史教学工作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院系的学生，应该对有关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不同学术观点有所了解。因此，我们建议，无论使用哪一种世界近代史教材，都应该将其他体系的不同观点加以简要介绍，从而启发学生的思考，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也可能促使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师生互动和提高教学质量，而且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讨论。
第四，积极启动按照新体系编撰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工作。如前所述，世界近代史不同体系的著作已有多种。“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主张虽然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按照这个主题编撰的世界近代史著作。看来，从新体系的提出到最后完成著作，还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建议，高校历史院系和科研机构应组织人力对新体系及其框架的设想继续进行探讨，使“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的世界近代史新体系日臻完善。然后，结合具体史实，编撰成书。我们盼望着新体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1]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J]。世界历史，2003,(3)。
[摘要]孔子的人论是儒家人论的根基。孔子提出：“仁者，人也。”确定了儒家人论与其所开创的“仁”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尝试从“仁”得以产生的两大基石、“仁”的人性内涵、孔子的做人之道及成人之教等方面论述孔子人论的主要内容，并归纳出其人论的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仁；社会性总体人；做人之道；成人之路
近些年，由于郭店楚简的出土，对“思孟学派”的研究成为学界的“显学”，孔子的人论也成为学界重新解读的重心。本文欲对孔子的人论一抒浅见，以求能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孔子“仁”学的两大基石
探讨孔子的人论，其所创立的“仁”学即是我们的理解起点，因孔子的思想学说、人生旨趣、价值追求正是通过他所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生发开来，从而也开启了后世儒学的致思思路。每个伟大思想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机缘。“仁”学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可以概述为两点：
（一）从神本走向人本——社会性总体人的发现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空前并影响深远的大变革时代，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一书中将之称为“轴心时代。从中国文明史的视角来看，是处于“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的时代之后出现的第一次人的觉醒，确切地说是中国文明史上“总体人”觉醒的时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人”作为“类”概念的“个体”与“总体”的双重本质。虽然人的双重本质在任何地域、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同样存在。但是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来说。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即人对人的双重本质的认识历程、表现型态又是各不相同的。在中国文明史上，首先被理解和认识到的是人的总体性，孔子发现并揭示了社会性总体人或人的社会性类本质，虽然孔子也很重视个体人的存在，但在他的心目中，所谓“个体人”只不过是人的总体性、类本质的现实的实现形式而已。
首先来看孔子在中国文明史上从神本向人本转变并完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殷商到西周，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是逐步推进的。殷人尚鬼，率民以事鬼神，那是神本时代，其天命观属于绝对化的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到了春秋时代，宗教神本的天命观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动摇。此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先进的政治家如子产等人，提出“疑天重人”的思想。孔子继承、发展了西周以来疑天、知天、人定天命的新思潮，把从殷商到西周日益动摇的宗教性神本天命观改变为自然性人本天命（天道）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嘲《礼记，哀公问》也记载：“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此两处之“天”和“天道”都是指超乎人力的自然之天。在《论语》中还有几处谈到“天”，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多数则可以理解为自然和必然。
既然“天”、“天命”是自然和必然，那么人就可以认识它，效法它，故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不怨天，不忧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看来，孔子是通过学习日常生活中的人事来“知天命”的，即由“器”达至“道”。与此相似的是历代相传人上知天命的最有效办法——占卜。但就占卜行为的演变来看，也同样刻划出了从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向自然性人本天命观转化的历史轨迹。殷人笃信龟卜，而周人多用占筮。同样是求知天命。从龟卜到占筮，则表现出人的因素不断增长。到了孔子。甚至把求知天命的占卜变成了理论思维的手段方法。1973年马王堆出土帛书《要》载孔子对子贡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据此，在中国思想史上，我们可以说孔子历史性地完成了从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向自然性人本天命观的转变。此理论转变即是孔子人格审美理论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二）“克己复礼”与“有教无类”——对传统宗法及礼教的继承与超越
第二块理论基石就是孔子从理论上和行动上，对中国古代宗法思想所进行的转换。西周实行的宗法制度是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制度。在西周宗法制下，“君统”与“宗统”合一，其政治统治主要通过“尊祖”、“敬宗”来实现。到了春秋时代。由于铁器、牛耕的广泛应用，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们积极地开垦荒地。家庭经济的发展，使个体家庭开始从宗族组织中独立出来。在“疑天”思潮的推动下，“祖”的神性被怀疑，宗族意识逐渐淡化，而人们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念之情却日益凸现出来。如此，个体家庭不仅发展成为社会细胞、经济单位，而且也成了人们情感凝聚的中心。全社会的血缘亲情不断强化，而宗族组织无可挽回地走向瓦解。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孔子高唱“克己复礼”。但孔子是根本否定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的。故这里的“礼”是指西周的礼乐制度，而不是指西周的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君君臣臣”是超越血缘的纯粹政治关系，“父父子子”则是个体家庭的亲情关系。孔子勾画出的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以政治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可以说它是后来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先导，而“尊祖”、“敬宗”则是敬奉祖宗彝训、团结宗子宗亲、强化宗族规范的血缘宗法统治，是西周的社会形态。二者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发展史上，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孔子不是作为西周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的维护者，而是站在历史潮头，超越血缘宗法，为未来封建宗法制度提出政治总纲和伦理总纲的第一人。
孔子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而且在行动上也对它进行了根本性的破坏。这就是他打破了奴隶主或大领主贵族对教育权的垄断，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实行“有教无类”类，族类，指血统贵贱，为一个超越血统贵贱、全凭个人才艺、具有独立人格的精英阶层——士的崛起开辟了道路。打破贵族对教育权的垄断。实际上就是打破了贵族对参政权的垄断。“学而优则仕”，为平民出身的才智之士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氏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贡、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平民青年受教育后，具备了经国理政之才，也被人们称为“士”，标志着他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但这里的“士”。不同于在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中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觉意识、思想智能受血缘宗法的禁锢和压抑的“士”，此“士”是教育垄断被打破后兴起的社会精英，他们已经冲破了血缘宗法的牢笼，具有自觉意识，独立人格。这类新兴的“士”的崛起，在中国社会文化史上，不仅宣告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而且标志着这个时代在人的内涵上的历史性拓展。没有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就不可能有孔子人论所代表的社会性总体人的觉醒。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指出：“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废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寿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琼绝千古。”这就是前文论及的“两大基石”，也就是孔子的人格审美理论赖以立足的两大根基。
二、“仁者。人也”——对孔子人论之把握
孔子的人论。立论于其开创之“仁”学，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开社会性总体人意识觉醒的篇章，下面从三方面加以概括。
（一）“仁者。爱人”——孔子人性论的主要内涵
孔子确立的“人”的义界，简单地说就是提出了一个关于普遍人性的理论命题，阐释了一个“人”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日：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这就是孔子在中国文明史上，破天荒地提出的关于社会总体人意义上的、普遍人性的第一命题。这一个完整的命题由两句话共同构成，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说明。朱熹《集注》：“或日：此与上章当合为一，子曰二字，盖衍文也。”在先秦古籍中，“性”作为一个寓指自然人性的理论概念，大概是始于《尚书·召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节性者，《吕氏春秋·重己篇》云：‘节乎性也。’注云：‘节，犹和也。性者，天命五常之性。’”这里的“性”是指自然赋予人的自然禀性。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事实本身。所以后人多言“生之为性”。《诗经》中“性”字凡三见，其含意大体上可以解释为“生”。《左传》、《国语》中“性”字多处出现，基本上也是指人得于自然的“天地之性”。孔子在继承前人关于自然人性观的基础上，把它提升为寓指社会性总体人的一个哲学范畴。孤立地来看“性相近也”，其内涵似乎同前人的自然人性说差别不大，接着的“习相远也”，则使“性”的内涵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人之“习”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后天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两者合起来就是指社会中的人性。既具有大体相近的普遍性、统一性，又具有不同社会环境养成(习)的多样性。但孔子接着又补充说，只有“上知”、“下愚”两种人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禀性。对于后面的这句话的解释，历来分歧甚多。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引清代阮元《论性篇》之说，将“上知”、“下愚”理解为人之天赋禀性的两个极端，社会环境往往对之影响不大，是前人诸说中最贴近孔子本义的。总括起来，孔子提出的社会总体人的人性命题，其内涵可以表述为：人性既有大体相近的普遍性，又有环境养成的多样性，还有个别“上知、下愚不移”的特殊性。而孔子所说的社会总体人的人性的具体内容就是来自其社会哲学基本范畴的“仁”。
关于“仁”，孔子说；“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偶”的意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偶是说以人之道相交接。段玉裁注《说文》“仁”字说：“人耦(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由此说明，“仁”的基本要求便是相亲相爱，以人之道来对待人。
另外，从《说文》又提出“古文仁，或从尸”及后世对此提法的考证中，尤其是从郭店楚简关于“身”与“心”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确认，“仁”的本义是“亲”，只不过这里的“亲”是指一般人，而是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说文》云：“亲，至也。”段玉裁解释说：“情意恳切到日至。”“亲者，密至也。”“亲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亲。”从这些递进的训释中，可见“亲”的本义当为密切之至，而在二人关系中最为密切的当属血缘亲情。这样看来，“亲子之情”便是“仁”字最原初的含义。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他的学生有子对此作进一步阐发，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是指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可见“仁”的根本就是血缘亲情。孔子对此原初内涵直接继承并进一步作了情感性地发掘和完善，使之最终成为其“仁”学的根本。
以“孝弟”为“仁”之本，是因为血亲之爱真诚无妄、自然而然，但并不是说仁爱之情仅仅局限于血缘亲情。美国学者休斯顿·史密斯在他的名著《人的宗教》一书中，用一个西方学者的眼光来解读孔子，把“爱人”叫做“移情”，并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由近及远的爱的等差：“它以同心圆扩充着，由自己开始扩散出去，次第地包括家庭、面对面的社团、国家最后是整个的人类。在把个人移情的关怀中心从自己转移到家庭就超越了自私，从家庭到社群就超越了裙带关系（指血缘宗亲），从社团转移到国家就克服了地方观念，而转移到整个人类。”“孔子是把自我看成是它的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㈣因此在孔子那里，以孝悌为本与仁爱精神的普遍性之间是一种源头与源流的关系，因此，对“孝弟”的精神内涵的理解成为了我们理解“仁”的起点，
在《论语》中，对孔子“孝弟”思想的理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孔子与他的学生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一段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敌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在孔子看来，为人子为父母守丧三年，只是对父母哺育和爱抚的一点回报。宰我嫌三年之期太久。可见其情未至，故孔子斥其为“不仁也”。孔子认为人内心的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至于丧期是“三年”或“一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丧期只有对那些有孝心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倘若心中无真情而实行“礼”，那“礼”也只是形如虚设，又有何意义呢？
由此可见，孔子以“爱人”来界定人的社会性总体人，不是思辩性的抽象，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础——情感出发作出的概括。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孔子的人格审美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的做人之道
对于一切个体人而言，要想实现“社会角色的总和”，就要遵循孔子指出的做人之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志于道”，朱熹解释为：“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论语》言及“道”者，不下数十处，其含义主要有三种：①真理，如“吾道一以贯之”。②方法，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③“人伦日用”所应遵循的原则，或社会的规范。“志于道”的“道”，即取此义。所以，“志于道”就是主观上积极地认识、把握这些原则或规范，并在行动中真心实意、不折不扣地遵循，这样就不会被迷惑，不会走错路。对“据于德”，朱熹说：“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可见“德”就是把外在的原则或规范主动地化为个人内心的自觉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对“依于仁”，朱熹的解释是：“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虽然他把“依于仁”归结于“存天理。灭人欲”，决非孔子原意，但“心德之全”四字，仍得要领，就是要把“仁”所涵盖的社会性总体人的全部内容作为自己追求、归依的终极目标。至于“游于艺”，则同我们的论题关系最密，而朱熹的解释也十分精彩：“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应该说“玩物适情”四字，抓住了中国特点的“审美”观念的意蕴要领。所谓“艺”，在孔子的时代，有“大小六艺”之分，“大六艺”指《诗》、《书》、《札》、《易》、《乐》、《春秋》，即“六经”，而“小六艺”则为礼、乐、射、御、书、数，是当时初等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涵盖了当时作为“士”或“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全面素质。朱熹认为。“游”于其中，不是为了获得西方所说的“感性愉悦”，而是“博其义理之趣”，即获得精神层面的适情畅意，并借以达到人的生命活动中“应物有余”、“心无所放”的自由境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子所说的“游”，也就是古代中国特点的审美方式，“游于艺”所涉及的生活内容之广，几乎可以说就是要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人生。
由此，对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概括为：“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人于圣贤之域矣。”可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条重要的做人之道。体现了孔子重视心性修养的端倪。
（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成人之路
至于孔子设计的成人层次，与他所指示的做人之道既互为表里，又更为精要，其中特别突出了审美的功能。这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乐者，所以成性。”朱熹认为，这里讲的是“大学”教育、“终身”教育的问题，按“难易、先后、浅深”分三个层次。
先说“兴于诗”。包咸说：“兴，起也。”有两层意思：一是起点，即把学诗作为起点；二是起发，孔颖达疏引郑司农云：“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朱熹《集注》兼取二义：“《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人。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这就是说。孔子之所以把学诗作为教育的第一层次，是因为诗乃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把握性情的艺术作品。它能动人情感，让人乐于接受，并在不知不觉中兴起人的好善恶恶之心，把人性发展引入正确的道路。可见，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的“大学”（高等）教育，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再看成人的第二个层次“立于礼”。“成人”教育不仅从审美教育人手，以感发其乐学之心。而且将“游”贯串于学习的全过程，借“游之于杂艺以发其欢欣之趣……玩乐之心”㈣，乃至本是道德伦理的灌输、行为规范的教习一类严肃枯燥的内容的“立于礼”，也变得可欣可乐了。朱熹解释“立于礼”谓：“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所谓“节文度数之详”是指“自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的各种制度和行为规范。在孔子的时代。礼与乐相须为用，礼的训练也离不开乐的训练，但《学记》中所强调的“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则远远超出了“正学”的范围之外，讲“退息所学”必须“游之于杂艺以发其欢欣之趣”，可见学“礼”也要辅之以审美教育。
至于第三个层次的“成于乐”，更是以审美教育为主导了。包咸说：“乐者，所以成性。”即“乐教”乃是塑造君子人格、使社会总体人性得以完满实现的最高阶段、最终方式。在中国上古时代。重视“乐教”有着悠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就有一段意义重大的文字：“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最重要的综合性大型文艺样式，是审美化的百科全书。乐教不仅是塑造君子人格的教育方式，而且是贵族子弟学习和乐百姓、沟通神、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方式。《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孙希旦《集解》；“广博，言其理之无不包；易良，言其情之无不顺。”他的解释是符合上古的历史实际的。所以“成于乐”是孔子综合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教育规律，并把乐教提高升华为完成社会性总体人教育的最高阶段、最终方式了。
总之。孔子为“成人”设计的三个层次，既总结了历史的丰富经验，又体现了社会性总体人在教育上的理论自觉。这是他的人论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人论。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礼乐文化。充满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的主题是在弘扬理性，表述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和人道的自觉，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对人道的自觉和自信，显示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摘要：初中学习时期进行历史教育，并不是单纯满足应试的需要，其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学生历史学习动力，完善学生历史知识掌握度。初中历史教师在进行教学期间，不应过于追求学生取得的成绩，还应重视学生的学习状态与过程。与传统讲授模式相对比，情境教学属于一种良好的教学方法。将其应用于初中历史教学中，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还能够活跃课堂学习氛围。本文就情境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情境教学；初中历史；应用
引言
分析当前初中历史教学，发现其并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为实现教学改革目标，初中历史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在教学实践中，初中历史授课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时候受到一定限制，降低初中历史教学效率。为改善这种教学现状，初中历史教师就得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采用新型的教学模式，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实践证明，情境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
一、情境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与设计原则
相对传统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该种教学方法可将学生的情感与认知有效结合在一起，增强学生课堂教学的参与性与主动性，在强化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初中历史教师应用情境教学方法展开教学，可根据具体的课堂内容设计情境，提高学生对历史事件的感悟。同时教师还可利用语言设计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促使学生体验到人物与事件中包含的情感，加深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度。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教学，有利于强化学生历史事件的记忆。
在情境教学中，需要师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交流。根据教师创设的情境，学生提出问题。而教师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引导，加深其对历史研究的感悟，激发学生对初中历史学习兴趣。该种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必须以人的活动和环境作为基础，以此才可创设出符合历史情境的教学要求。可见，情境教学就应达到情感丰富与主题明确的要求。唯有满足这两项要求，才能够促使学生在情境在发现问题。当然，情境教学方法，必须充分体现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教师通过创设的情境提高学生的感悟能力，以此才能升华其历史情感。初中历史教师创设情境展开教学。
在此期间，情境创设需遵循相应的原则。首先，实用性。遵循实用性是增强学生历史知识的关键。唯有在此基础上，才符合情境教学模式的要求。情境教学并不单纯是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其更为重要是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其次，真实性。历史事件与具体的任务都是在曾经真实发生过的，真实是历史知识最为突出的特点。教师创设情境的时候，应确认其真实性。
将真实的历史故事与人物展现于学生，加深学生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存在的历史人物印象。教师创设情境可贯穿其主观看法，但不应影响历史的真实性。最后，针对性。展开情境教学，初中历史教师应明白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用情境教学方法。情境教学在初中历史中的应用应具有针对性。根据情境模式选择适用范围。具体教学内容选择情境教学模式的章节，还应根据特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才有如此才可发挥情境教学的作用。
二、情境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情境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在遵循相应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够更好的应用该种教学方法。
1、善于使用多媒体。教学活动开展期间，教师要想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就得采用有效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初中阶段的学生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抱有好奇之心，喜欢形象思维。对直观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基于初中生的这一特点，初中历史教师就应善于使用多媒体，利用多媒体的图片、视频与声音等将历史事件还原。在形象、生动的画面与视频的激发下，学生就会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由此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
2、加强情感交流。翻阅历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有着大量的文字与图片。从初中生的角度来理解，图片场景并不是非常的丰富，需与教师进行互动。在过去的教学中，教师仅仅是照着课本讲解，并不会有任何的情感波动。但是情境教学不同。重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才能够实现教学目标，教师才可将历史事件展现给学生。当然，教师还可将学生带出课堂，到具有历史气息的场所，如历史博物馆、烈士陵园等。聚集历史元素，增强历史情境，才能够发挥出情境教学的作用。
3、创设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情境教学，其实就是对某一历史事件发生采用问题的模式展现给学生。一般情况下，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矛盾被激发的结果。因此，教师应用此种教学方法，就应加强问题的创设。如，教师在讲解“大泽乡起义”的时候，数百名戍卒发往渔阳戍边，途中遭遇大泽乡大雨，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这时候教师便可询问学生，遇到此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在教师提出问题后，学生纷纷给出自己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均是对大泽乡起义历史事件了解的基础上，也是学生思考的结果。随后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加深其对该节知识内容的印象。
三、结语
历史是初中教学非常重要的科目。初中历史教师在展开具体的教学中，可根据教学需要展开情境教学。应用情境教学，可显著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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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健。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课程教育研究:外语学法教法研究，2014,12(4):80-81.
摘 要：东汉末年，群雄四起，社会 动荡不安，直到魏、蜀、吴三分天下，局势才稍有缓和。曹操建魏，占有一席之地，必有其过人之处。魏初士家制度的实行可谓其法宝，对促进当时战争的胜利、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极为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吸引着许多研究者对其进行探究，但限于资料缺乏，研究者对曹魏的士家制度未作深究。本文就管见所及，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四方面入手，对曹魏士家制度形成的原因提些粗浅看法，以资求教。
关键词：士家制度；集兵制度；曹魏时期
士家制度，即将招募来的职业兵集中居住，另立户籍，不与民户混杂，并以其家属为人质，使其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的一种军事制度。这种制度是在“质任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集兵制度。它形成于汉末三国时期，尤以曹魏士家制度最为典型。曹魏士家制，既无明白的成文条款规定，史书亦乏正面阐述，故研究起来多有疑难，但综合各方面史料，可以断定曹魏士家制度正式实施，是在建安九年攻下邺城之后。笔者认为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分为经济、政治、军事和历史四个方面，现试论如下。
一、 经济因素
公元184年至公元220年，北方地区军阀割据、长期混战，使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民不堪命，拥有武力的军阀部队也时常遭到饥饿的威胁。据《三国志·魏书·程昱传》中的相关记载可知，兴平元年，曹操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弱，却因缺少粮食，几乎走投无路；幸而采纳了程昱的谏言，才免于袁绍钳制，然而仍旧被迫“罢吏兵新募者”。以是，曹操领悟出“秦人以急农兼天下”的旨趣，他明白若长期战斗，足够的粮食和兵力二者缺一不可，必须极力发展农业领域，这就必须切实地改变自耕农的现有处境。因此，曹魏在建立规范的集兵制度时，为了妥善调节“耕”与“战”之间的矛盾，不得不另外创设出一种顺应当时社会环境的、兵源充足稳定的集兵制度。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曹魏的士家制度应运而生。
二、 政治因素
曹魏时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与质任制息息相关。“质任”始于春秋时期，也就是将子弟作为人质。《汉书·苏武传》记载道，李陵出征，将其母作为人质羁系于保宫中。后其投降匈奴，其母及举家被杀。随着朝代更迭，东汉末年，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局面极其复杂，军阀集团的存亡往往也仅在转瞬间。由于政治局势瞬息万变，士兵们不免朝梁暮陈，叛乱倒戈。曹操也严格实行质任制度，受任在外的将帅父母妻子必须身系“保宫”，以此加强对将帅的控制。可见，曹魏时期的“质任”正在逐渐地走向制度化，士家制度也就是政治上质任制度发展变化的产物。
三、 军事因素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这段历史期间，中原地区动荡混乱，尤其是曹操统一北方时军事活动极为频繁。到魏末时期，曹操子孙的州郡招募到的士兵仍有五十万人之多。士兵是身着军装的农民，故拥有众多的农民作为后备军是极其必要的。然而，频繁的战争也直接导致州郡生齿骤减。由此一来，招募对象主要就落在自耕农肩上，故招募受到种种限制，且又有大量军费支出。相形之下，当时切实可行的唯有推行士家制度不可。
曹魏时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与家属随军也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随着持续性的干戈，百姓遭受了尤为强烈的苦难，军阀势力所到之地，“马首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在这种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军阀部队作为拥有自卫能力的组织，进而导致家属随军以求生存的景象极为广泛。同时，豪强地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变更至军队之中，因此，将领随即享有对士兵家属的支配权，“父死子继”也随即成为军阀部队兵源的主要补充方式。曹操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后，“父死子继”的传统做法保留下来，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士家制度。
四、 历史因素
东汉中叶，随着当时政治制度的变化，形成了地方军阀独掌兵权的局面。这些拥兵的州牧、刺史利用汉室势力逐步衰退的颓局，乘机抢夺州职、州兵。于是，随着世袭牧守的变革，也随之形成了世袭的州兵。汉魏时期已形成的世袭州职、州兵制度，直至曹魏时期仍有留传。最突出的当属“青州兵”、“泰山兵”，其中老兵病故、军士战亡，均需士子补充。可见，曹魏时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汉末州郡领兵制度有一定的历史连带关系。
除此之外，汉王朝的天子侍从军制度，也为曹操提供了兵士世袭的例子。但是，宫阙内天子侍从军的此种补代方式作为“先朝故事”，完全可能被曹氏政权所借鉴，曹魏時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也就不能不与这种天子侍从军制度的影响脱离历史干系。这样，借鉴于“州郡领兵”和“天子侍从军”这两种制度，曹魏士家制度便确立了最终的形式。
综上所述，曹魏士家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四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顺应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要求，以其独特的方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
参考文献：
[1]陈玉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3)。
[2]高敏。两晋时期兵户制考略[J]。历史研究，199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