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学术规范，就很难有学术的发展。学术规范不是指学者不能抄袭、剽窃，也不是指学者论文的语法规范。抄袭剽窃是不法行为，语法规范则是基本要求。学术规范应该是指学术研究形成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将现在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做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且形成学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机制，其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对前人研究的及较为健全的引文注释工作。
从表现形式上看，学术规范与中国传统学术注经制度，教条主义引用马列著作的作法，西方中世纪的经院有相似之处。不过，真正学术规范的核心是形成对话，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形成自己的创新，而不是用规范的引文去骗人，更不是用有名人士的话去唬人。
观察国内学术界近年的规范化，做参考文献和引文的工作较10年前要好得多了。问题是，大多数引文并不是对前人研究的综述，而只是引用一些人的语录来证明自己，很有些骗人与唬人的嫌疑。以前是引马列，现在引西方的流行学者。这种只言片语的引用，大多不是为了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而是用流行学者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正确（有时是正确，现在学术界一些人的新的政治正确）。这种规范化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规范化。
我是做研究的，具体是做农村实证研究中的政策基础研究的，这种研究试图将科学一般理论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理解中国农村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研究需不需要规范化？如何规范化，的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以下谈些个人想法。
首先，因为这类农村研究不是为了挑战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不是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对话，也不是为了积累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知识，因此，这种研究不需要引述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来形成一个似乎是与之对话的规范的假象。
第二，做农村政策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有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方法和知识背景，在知识背景和方法上作些交代，对于研究的展开会有好处。不过，因为这些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应是所有进入学术的人的基本功，交代太多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第三，当前国外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具启发性的成果，但总体来讲，因为对中国农村不深，了解不多，且过于细碎，研究水平相当有限，并没有形成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系统知识积累。况且国外的中国农村研究大多数是服从于学者各自学科背景即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知识背景的，他们不过是希望以中国农村的去验证或修正西方某个一般理论，这种研究就更加脱离了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知识积累，可供借鉴的东西不是很多。
第四，当前国内学术界的农村研究，缺少具有全国影响的研究成果。一些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到农村做了些调查，但他们基本上也是以中国农村的材料去验证西方某个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缺乏以中国农村作为中心展开的研究成果，更缺乏具有全国公认影响力的作品。倒是费孝通教授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仍然具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全国没有形成农村研究具全国影响力的学者，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村研究刚刚起步，学术积累本来就少，而学者们已有研究的水平又低；二是农村研究仍然没有形成成熟的知识体制，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农村研究被分割在各处。较低的研究水平使学术成果缺乏突破学科、地区、部门界限的能力，分割的学科、地区和部门妨碍了农村研究知识积累体制的形成。
如此一来，在当前中国农村政策基础研究领域，学术规范化实在乏善可陈。因为引用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现在学术界似乎一般将之等同于西方社会科学），不是为了与之对话，而是期望借以证明自己研究的正确或借鉴一般理论的方法，而构不成知识和学术积累。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水平总体很少，值得引用的文献太少，少数几篇文献被国内学者引来引去，实在太是枯燥。国内的农村研究则因为缺乏有影响力的作品，而较少形成对话的基础，从而难以形成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农村研究的对话与积累。
说国内的农村研究不引用国内文献，是不真实的，但这种引用或积累，基本上是建立在圈子之内的。圈子，也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相互之间研究内容相同，研究方法相近，交流又很充分，就造成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每一步研究都建立在其他圈子成员研究基础之上的结果，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形式上有对已有研究的综述和引文，而且是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知识积累。就当前国内农村实证研究来讲，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农村研究的小圈子，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小圈子。研究的圈子相对较大，但也大多没有能越出的边界。当然还有其他的圈子，如研究宗族的、的、的圈子等等。
问题是，目前这些圈子都还太小，没有形成成熟的相互借鉴、共同研究，以在已有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的体制。当前农村研究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因此就缺乏基础。
如何在现有研究圈子的基础上，增加农村研究的知识积累，打通农村研究的学科、地区和部门界限，扩大圈子范围，形成学术共同体，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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