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并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科学认识”，更是一种“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武器，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
我国煤矿企业在物资管理的成本控制方面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本身多数集中在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在物资管理方面要承受一定的运输成本；一般矿产开采与储存位置相距不远，做好物资管理就必须设置相应的存储供应地点；煤矿企业所涉及到的物资管理普遍占据空间大、资金规模大等特点；物资的开采、加工、运输、存储等对各类机械设备的依赖程度较高，对物资管理要较为严格的要求；企业相关管理部门不仅要做好资源的管理与存储，还要加强其他物资材料的检修与落实，对于成本控制工作而言涉及较多变量，增加了控制管理难度。以上这些诸多因素的影响意味着现代煤矿企业想要做好物资管理的成本控制就必须从多方面入手改善现状，以减少管理问题。
2煤矿企业物资管理成本控制问题分析
就目前而言，我国煤矿企业物资管理的成本控制水平、管理水平相较控制需求而言并未达标，成本控制的过程伴有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煤矿企业在物资储备、采购、管理等多个环节无论是管理水平还是效率都较为低下，从而导致物资供应过程问题频发，导致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增加，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控制难度，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与生产效率的提升；二是煤矿企业在物资资金管理、运用、分配方面存在缺陷，资金周转率偏低，影响了企业本身的信用与效益；三是企业自身信息化水平还有待提升，统一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步伐还较为缓慢，增加了物资管理工作的成本支出、影响了管理效率，也不利于企业决策；四是煤矿企业成本控制中缺乏对资金的有效监督与掌控，导致资金与物资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漏洞，尤其是有效监管机制与约束机制的缺乏促进企业无法掌握一手信息，不利于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
3煤矿企业物资管理成本控制策略分析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煤矿企业的发展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企业在加强资源开发管理及产业链拓展的状态下，只有强化物资管理的成本控制效果，才能够增强企业自身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的竞争实力，才能够提升自身管理水准与利润水平，降低成本支出。具体成本控制策略包括以下内容：
3.1完善成本管理制度
煤矿企业物资管理的成本控制要从提升认识、完善相关制度做起，以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竞争需求。制度方面要完善成本预算制度，提升成本控制有效性及规章制度的约束力、执行力，企业本身在内部管理中要全面推行预算管理，强化对资金支出回馈的管理，将预算管理拓展到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经营、资金管理等各个环节，并合理划分成本控制责任落实到各个具体部门及各个岗位。企业要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及财务情况进行科学的资金评估与规划，制定完善预算评估与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流程，并对执行情况加强监督与跟踪核对，做好上报、审批、核对工作，为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参考依据。
3.2建立物流供应链
煤矿企业本身对物流有较大需求，其是保障企业顺利运行的关键支柱之一，生产经营中物资管理工作离不开良好物流体系的支持，因此要建立符合企业经营发展需求的物流供应链，以解决实际管理中急用物资不到位、普通物资存储管理压力大、物资滞留与浪费等诸多问题，从而降低物流成本。企业本身要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在物资采购、运输、配送、管理等多方面的需求进行合理安排，做好仓库的实时监查与清理，以提升采购质量与效率，提升物资使用效益，为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提供服务。
3.3建立动态库存体系
对煤矿企业而言，物资管理首先要从采购入手，通过实施集中式管理、建立动态库存监查体系来服务生产经营，比如根据市场上物资价格波动变化及时低成本购进，降低采购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对于采购与库存的监督管理要做到实时化与动态化，利用信息技术的服务优势及时对企业物资管理报表、采购管理情况、市场价格等多项因素进行整合分析，从而完成最佳采购方案、库存配送方案的设计，并结合实际生产运营需求予以调整，从而提升物资管理水平与成本控制效益。
3.4建设信息化平台
煤矿企业管理中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建立全面的物资监管信息化平台，构建互动性强、快捷便利的数字服务系统，将管理内容与目标纳入系统，从而全面监查资金、物资的使用管理情况，实现全过程跟踪，并为企业管理提供有效的数据信息支持，服务企业决策。信息化平台的建设要与企业内部各部门加强合作与联系，以提升数据采集准确性及有效性，方便对数据进行分析整合，
4结束语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 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 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核心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 [5]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参考文献】
[1]孙健。网络经济学导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11-12.
[2]方美琪。电子商务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9.
[3][美]查克·马丁。数字化经济[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113.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由资源型经济向知识型迈进。传统的物力已经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因素，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存力。这是人力资本不可避免的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如世界知名的养老精算保险专家约翰•海丽指出：“10年前，资本是重要的商业条件和基础，而现在，资本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但是本文试图从现实和法律的角度论述人力资本出资的不可行性，即理论依据以及与人力资本出资相关的几个法律问题，从而认识到人力资本的真正涵义，在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作为参考依据。 一、我国公司法禁止人力资本出资 新公司法即将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与旧公司法里保留较多计划经济痕迹相比，新公司法更多地还原了公司法作为商法部门的特色，充分地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理念，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增加了任意性规范，把公司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变为任意性规范，减少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在公司的设立和出资方式的规定中，新公司法为鼓励投资企业，大大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使设立公司更加简便。但是，在新公司法对股东（发起人）出资方式的规定上，之前各方呼声很高的“人力资本出资”却仍然未被写入新法，甚至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新公司法其实禁止公司股东（发起人）以人力资本这种方式出资。 根据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出资方式，适用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从新公司法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旧公司法严格限制出资方式为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这五种类型，新公司法大大放宽了出资方式的范围，代之以“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这样的表述。然而，从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来看，它实质上禁止了股东采用人力资本这种出资方式。 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出资方式的非货币财产，必须是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人力资本即使可以通过种种复杂繁琐的手段来进行评估作价，但是，它是否能够转让，在法律上和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 人力资本与知识产权不同，知识产权作为人特殊的智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它可以在物化后脱离产权人的控制和占有，成为一项与权利人人身相分离的财产性权利。人力资本却不限于特殊的智力成果，诸如人的普通的知识、经验、技能、劳务都可能成为人力资本，但是前提是它们要和具体的特定的人相联系。可以说，人力资本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离开了特定的人，人力资本毫无疑问将一文不值或者贬值。既然这样，那么具有极强的人身的人力资本是否可作为纯粹的物力意义上的财产权进行转让？如果转让，是否会影响到出资人的人身权？转让的真正标的是什么？归根到底，人力资本是因为人才成为资本，而人，在我国法律上是不能成为物权的标的。这样的话，即使转让人力资本，用只能转让与人所脱离的知识、经验、技能。离开了人，这些内容的贬值，肯定会为公司、股东、转让人和受让人带来一系列法律上的难题。因此，从这些方面考虑，新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中为人力资本出资设立了禁止性规定，无疑是为了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不管在旧的公司法还是新公司法中，都未给人力资本出资留下丝毫空间，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运行已从对货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要素的倚重转向对科技知识、管理技能等人力资本要素的倚重。对新公司法而言，硬性禁止以人力资本出资终非长远之策。 二、人力资本内涵界定及引入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身的知识、体力、技能的总合早在16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分析生产要素创造劳动价
【摘要题】价值论
【英文摘要】Marxrealizedthere-constructionofthemetaphysicinhis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Therefore,hemadehisresearchesofthepoliticaleconomybelongtothephilosophyofvalue.Inhispoliticaleconomy,allofthecategoriesembodyhisideasofthephilosophyofvalue.Thispaperemphaticallyanalyzesthreecategoriesofthem:money,charactersofvalueandtheFetishismofcommoditiesforrevealingMarx’sprinciplesofthebeingofvalue,thesubjectivityofvalueandtheconsciousnessofvalue.
【关键词】马克思/价值哲学/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Marx/philosophyofvalue/metaphysic/politicaleconomy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00(2003)04-0010-07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为他展开哲学批判的一个扇面[1](序言)，而且是作为他阐发价值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除政治经济学外，马克思还通过自我意识的研究、法哲学的研究来阐发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此方面的研究参见拙文《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市民社会》，《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马克思的实践--价值解说》，《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所以，如何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中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事实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一开始就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定义来发掘马克思价值哲学的内涵。只是随着价值哲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定义的哲学意义提出了质疑，从而形成了前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定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学术界普遍以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定义为马克思的价值哲学定义，从而把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划了等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术界又在对前一阶段马克思价值定义的质疑中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马克思价值哲学理论的意义，力图绕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实践概念中寻找马克思价值哲学研究的新起点。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价值理念建构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所以，我们即使追溯到实践概念，还是绕不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提出了如何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价值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定义入手，而应该从马克思的形而上学问题入手，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价值哲学问题，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思路。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困扰着他的市民社会问题。[2](P32)解决市民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探索人类历史规律的问题。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止于此，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发现人类历史规律的形而上根基，重建形而上学。
那么，马克思要重建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呢？是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扬弃，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它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人本学。因为它不仅把人作为哲学的惟一的和最高的对象，而且还把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置入感性的经验世界之中。这是对黑格尔现象学的唯心主义的颠倒。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找到感性的经验世界的真正基础。他看到了自然存在的人，却没有抓住人的劳动，没有把人的创造活动作为人自身发展的环节，不理解否定辩证法对于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所以，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没有历史的。相反，黑格尔的《现象学》却抓住了人的劳动，并通过劳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P101)。这正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1](P101)。但是，黑格尔只看到劳动作为精神创造活动的能动性，却没有看到劳动作为物质存在的自然性，他把“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1](P4)当作“劳动”的出发点，而这些“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不过是超验性的观念，是“上帝”，因而，也是“劳动”的历史限度，所以，否定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不彻底的，他的现象学也是不彻底的历史主义。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在人的自然主义与精神创造方面各持一端，都无法把人的历史性存在贯彻到底。但是，它们却又以否定的方式表明，要把人的历史性存在贯彻到底，就必须抓住劳动概念，把劳动的积极能动性、创造性与劳动的消极的自然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重建形而上学所要做的工作，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容。
马克思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虽然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出发的，却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获得了重建形而上学的两个决定性重要的哲学原则：一是历史主义原则，二是价值否定性原则。所谓历史主义原则，就是把历史本身绝对化的原则。这一原则强调现实是一切观念的出发点，强调任何事物、人的活动、社会关系、人的观念等等都是“不断运动的”，它们的存在也都只是“历史的、暂时的”[3](P142)。所谓价值否定性原则，就是从劳动的否定意义探讨人的价值生存的原则。劳动的否定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就是把劳动看作物、看作商品、看作是用价格进行交易的产品。这是对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否定。通过这种否定，劳动被赋予了价值的意义，成为人的自我否定的价值存在。这就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
严格地说，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都产生于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创造的，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联系，本质上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就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本质上是价值的生产。在这里，不仅商品是价值物，就是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人 因此，研究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就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内容，也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但是，在如何研究价值规律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出发，否定价值规律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因此，他们只能看到价值生产的经济形式，却看不到这种经济形式后面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者的生存价值被否定的事实。与之不同，马克思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从批判国民经济学立场出发，强调价值规律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并通过对商品生产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及人的价值生产过程，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的生命价值创造的一个否定性环节，一种必然被扬弃的社会形态。这样，马克思就从政治经济学进到了形而上学，从分析商品生产形式进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人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过程。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就是由此而被建构起来。
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体现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哲学思路：其一，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置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加以考察，以此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其二，以劳动范畴为核心，考察人的自由本性及其自我实现的运动；其三，考察资本主义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创造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从而把历史看作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资本主义只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否定性存在形式。这一哲学思路表明，马克思是把政治经济学当作一种价值哲学来研究的，他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每一个范畴都体现着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所以，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不仅要把握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路，而且要深入分析他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发掘其中的价值哲学思想。本文仅以其中的货币、价值属性和商品拜物教三个范畴来分析马克思的价值哲学原理。
二、货币与实践：价值存在
货币，是国民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但是，在马克思眼里，货币不仅具有国民经济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哲学的意义。国民经济学只看到货币的现象形式，哲学却处处揭示出货币的本质存在。
货币的本质是由实践规定的。但是，货币并不是消极地被实践规定，它同时也以自己的价值特征规定实践，使实践成为说明人的价值存在的范畴，因此，在说明人的价值存在上，实践与货币是两个互补的范畴。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实践与货币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价值存在的一般规定言，实践是理想的和肯定的价值存在，货币是现实的和否定的价值存在，两者分别从理想和现实、肯定和否定的方面揭示了价值存在的本性；其二，就价值存在的实现过程言，实践的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货币才是可能的。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作为人的普遍的和自由的价值存在，只有经过扬弃私有制进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而私有制就是货币制度，私有制使实践表现为异化劳动，而货币就是异化劳动成为可能的手段和力量，亦是实践的否定性存在。在这里，货币不仅是实践的异化的存在，亦是实践的否定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货币，就没有实践的现实和发展，实践作为人的自我价值创造的活动就只能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
那么，货币的哲学含义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揭示出人的价值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全部哲学意义来自于它代表一种文明制度，即私有制。在哲学的意义上，私有制是把人的价值存在与人的自然生命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的过程，这种分离和对立是对人的生命的整体性的一种否定，却是一种积极的否定，因为，人只有在价值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分离和对立中，才能建立价值生命的意识，才能创造人的价值存在，因此，私有制的产生本身就证明，人的价值生命的形成首先就需要有一个分离的过程，一个否定性的过程，而私有制就是这种分离和否定的现实活动。但是，私有制本身又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分离和对立活动是通过货币功能实现的。
马克思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货币的多重哲学含义：其一，货币创造着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马克思指出，货币“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1](P140)，这一特性恰恰显示出货币具有改变人的自然特性的能力，即它能使没有头脑的人变得有实际的头脑，使一个跛子获得二十四只脚。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改变人的自然特性，并不是人自身自然的改变，而是人的社会能力和文化能力的形成，也就是说，货币能够创造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能力，从而使人克服他的自然能力的缺陷。货币的这种功能表明，货币所创造的，绝不是人的自然存在，而是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不仅如此，货币还以自身具有的“分离剂”和“粘合剂”的功能，把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人类的生活联结起来，建立它们之间的特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货币称之为“社会的电化学势。”[1](P144)其二，货币创造人的异化的，即否定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颠倒和混淆的方式创造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存在。颠倒和混淆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是货币的神力。“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1](P144)反过来，也可以说，人的异化、人的否定性存在就是货币的人格化，或货币的人性表现。货币的这一特性使货币成为历史运动的现实力量，因为货币的神力所造成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是通过现实的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运动实现的，而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运动是个体扬弃社会整体的过程，亦是个体获得普遍价值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自我实现看作是私有制和扬弃私有制的历史运动，而货币就是整个人类历史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不否定货币的积极作用，而且还从货币的否定性创造方式中发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现实力量，发现了否定性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其三，货币能够打通人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现实之间的联系，实现价值观念和价值现实之间的相互转化。马克思从思维与存在的高度考察货币的功能，指出，货币具有使人获得他想得到一切的能力，具有把人的任何需要转化为现实的本领，也就使他具有“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1](P145)。由于这一功能，货币才能超越价值观念的束缚，进入人的物质活动， 当然，货币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是以自己的方式，即以混淆和替换、颠倒世界方式，参入历史运动，所以，它创造的现实是异化的现实，它创造的观念是宗教的观念，总之，它创造的是历史的否定性存在，是供以后历史扬弃的现实基础。我们认为，马克思把货币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来考察价值观念与价值现实之间的关系，即价值思维与价值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他的价值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他的实践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这一考察不仅揭示出实践是如何获得价值规定性的，而且还揭示出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规定性，从而表明，实践作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只有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货币的哲学概括，深刻地揭示出货币与实践的关系，以货币规定了实践的价值内容和形式，而且揭示出价值的存在形式。就货币与实践的关系言，货币作为私有制的文明形式，它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包含于人类实践之中，是人类实践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货币作为整个社会联系的价值尺度和媒介，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又规定着实践的价值内容，表明实践在什么意义 可见，离开货币的考察，实践的价值论永远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东西。
三、价值属性与价值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就是人的自由本性。人的自由有两种：一种是认识的自由，一种是存在的自由，认识的自由是在人对外部自然关系中获得的，表现为人的理性的主体性，存在的自由是在人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获得的，表现为人的价值的主体性。近性主义哲学主要研究人的理性主体性，于是，形成了以认识论的方式研究人的主体性的传统，从而窒息了人们对价值主体性的研究。价值主体性与理性主体性的区别告诉我们，研究价值主体性，首先要摆脱近性主义哲学研究理性主体性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能以认识论的方式，通过对比人的感知与外部自然界的一致性来说明价值主体性，而应该通过考察人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揭示价值主体性的本质及其实现方式。那么，人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是怎样的？人是以何种方式与人的价值世界发生关系，从而获得他的价值主体性呢？马克思以对价值属性的哲学说明揭开了这一理论之谜。
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属性时，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概念：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这三个概念中，对于我们研究价值主体性最有意义的是交换价值。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交换价值不只是表示价值的社会形式的概念，它还是说明人们价值交换活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们的价值交换活动，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才有机地结合起� 所以，考察价值的主体性，最重要的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交换价值的特性，特别要说明交换价值作为人们的价值交换活动的特性。
交换价值的哲学特性是通过它的历史运动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的历史运动就是交换活动的发展，在价值形式上，它经历了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这四种价值形式的更替表明、交换价值的形而上学特性，就是以价值交换活动把隐藏于商品物的形式下的社会价值运动形式呈现出来，使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呈现为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构造和决定价值的主体性。因此，价值交换活动的历史，就是价值主体性构造的历史。这种构造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社会形式，与价值发生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确立起价值的主体性结构。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与价值都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但是，交换价值与价值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商品的社会性。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隐藏于商品的内部，它本身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它的社会性必须通过一定的现象形式来表现，于是，价值就与交换价值相结合，把交换价值作为自己的社会的现象形式。交换价值也就获得了价值的外化的、客观的表现形式。但是，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外化的、客观的形式，绝不是对单纯地反映价值的社会性，消极地依赖于价值，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价值，决定价值的实现方式。交换价值作用于价值，使价值呈现出来，首先是通过人们的交换活动建立不同商品之间的联系，并且把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价值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其次，它要扬弃不同价值主体的主观性，使价值主体的需要服从于公共的社会价值尺度，于是，主体的需要作为价值主体性的主观形式就变成了交换的动机，表现为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而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表现的只是客观的、共同的社会形式。这就是价值主体性客观化的过程，亦是价值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转化。在这里，交换价值不仅揭示出商品交换中的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证明，价值主体性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内在性与外在性之分；价值主体性不可能在它的主观性中获得价值，它只能在价值与价值的交换中，通过价值客观化而获得自身的价值确认。
第二，交换价值以其活动方式改变了使用价值的意义，从而规定了价值主体性的表现方式。交换价值的活动方式就是进行价值的交换。为了进行价值交换，交换价值把商品内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外化出来，使进入交换的商品双方各持一极：代表商品价值的一极为相对价值形式，是要表现价值的方面，代表商品使用价值的一极为等价形式，是充当价值表现材料的方面。当使用价值成为表现价值的材料时，它就超越了自然形式的限制，不再是商品的自然实体，而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以其某种有用性表现抽象人类劳动的形式。于是，使用价值成为了价值的镜子，而价值把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实现形式。我们知道，价值作为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体现的是人的创造本性，亦是价值的主体性。因此，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交换中建立起来的本质和实现形式的关系，也就是价值主体性与价值自然体之间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价值主体性的社会性只能通过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交换价值建立了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交换活动是以价值的个体性存在为前提的，交换活动的功能就是把不同的个体联结成社会的整体。在交换中，个体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化为价值，也就把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不仅如此，随着交换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关系，个体在进入交换之前就把自己的产品当作社会的产品来生产，并且以交换价值的社会尺度来约束自己的生产，使其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这样，交换活动就使自己成为了价值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建构过程，一方面，它把价值主体分裂为个体，另一方面，它又赋予个体以价值社会性，把个体联结成有机的社会整体。
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其实就是价值主体与价值世界的关系。从这一观点看，交换活动不只是建构价值的主体性，而且还建构了人的价值世界，它是以价值主体的建构来展示价值世界的结构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四、商品拜物教与价值意识
商品拜物教概念是马克思对商品所作的最明显、最突出的形而上学反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开篇，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4](P88)商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地，也是马克思说明商品拜物教的逻辑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就是商品的本质与表现这个本质的现象形式之间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这种矛盾和不一致也就是商品的异化存在。
商品首先是劳动产品。劳动产品是人们社会劳动的成果，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商品作为劳动产品，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产品。但是，商品又不同于劳动产品，劳动产品采取的是直接的共同劳动形式，直截了当地表现人的社会性，而商品生产则采取的是私人劳动形式，因此，它的社会性不能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社会形式。交换把劳动产品抽象为人类社会劳动本身，抽象为价值，把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这时，人类劳动的社会性就取得了价值的表现形式，即采取了物的外观。于是，劳动产品就转化为商品，劳动产品的社会性就转化为商品的价值关系，劳动产品的自然形式就转化为商品交换的物质媒介。这就是商品社会化的特殊表现形式。马克思把这种特殊形式表述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4](P89)
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以物与物的关系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本身就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首先发生在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以物与物的关系为外观，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物化的结果，它使人类劳动的性质脱离了人自身的存在，并 这种存在物本身就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的异化物。其次，物与物的关系也处在异化之中。物与物的关系本来是劳动产品的自然关系，却采取了价值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物与物的关系已经从它们的自然形式中异化出� 人类劳动的社会性采取物与物的关系的外观所引起的这种双重异化使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4](P89)，于是，人们的感觉也随之异化了，商品的价值给予人们感觉的，不是人自身的社会性，而是同人的社会性相对立的物的形式。这种感觉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商品拜物教。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商品内在的社会性与其表现的物的外观的矛盾和不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拜物教与宗教一样，是异化的意识。但是，同为异化的意识，商品拜物教与宗教又有区别。宗教的异化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性，而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则产生于人与自己创造的生产方式的狭隘性，明确地说，它是私有制的产物。由于这一区别，宗教的异化意识表现为对上帝崇拜，而商品拜物教的异化意识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崇拜，本质上是异化的价值意识。在这里，价值意识的本质通过商品拜物教被揭示出来：价值意识不产生于人们的认识活动，而是产生于人们的交换活动，所以，价值意识不是对价值的反映，而是价值的创造，它不存在于人类的理智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现实活动中。因此，价值意识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意识，只有在商品的本质中才能得到说明和理解。
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揭示了价值意识的秘密，也展示了货币、价值属性的历史局限性，从而表明，人的价值存在、价值的主体性和价值意识都是时代的产物，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它们以异化的和否定的方式存在，随着商品生产为新的生产形式所代替，这种异化的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必然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内核的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这是价值哲学的绝对历史主义的观点。正是在坚持这一观点上，马克思把自己的价值哲学与现代其他价值哲学区别开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一大众文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景观之一是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流行。所谓大众文化是同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亦即知识分子文化)相区别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两大潮流，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是，当代的大众文化的势力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甚至有压倒精英文化的趋势。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工具迅速普及，电视已进入每一个家庭，而网络的兴起更使得各种信息能得到更迅速更普遍的传播。这就使得普通大众有可能享受到原来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才能享受到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工作时间却大大缩短，人们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去享受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的出现，使文化不再仅仅是知识精英所独占的领域，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那种突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育的职能，从而不再使文化成为远离市场、远离经济的曲高和寡的高雅领域。大众文化甚至还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使文化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种产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工业，文化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人类能够象制造工业产品那样，规模化地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各种流行音乐、卡通片、电视连续剧充斥市场，供普通大众消费。资本家通过制造销售高技术的文化产品，从大众的文化消费中取得可观的利润，文化与资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的资本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迎合人们的趣味和爱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众多人的追逐、相互模仿形成一时的风尚，成为时髦。流行文化是同商业性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追求利润的动力，文化制造商们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和爱好，不断迅速地制造出大众所欢迎的文化商品，推动着某种时尚的流行，从而形成了某种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就是流行文化的典型表现。一般地说来流行音乐能够抓住大众尤其是年青人的情绪，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又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而迅速传播，
大众文化的另一景观是追星文化。流行文化对大众，尤其对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对某种时尚会形成一种疯狂的崇拜、追逐，从而产生了一批批的歌星、舞星、影星。追星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商业主义的色彩，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也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他们往往因为商业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没有商业包装、没有传媒的炒作，就没有明星。明星本身就是知名度，明星就是金钱，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因此明星才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中都不能没有明星，从好莱坞的电影到百老汇的歌剧，从流行音乐到通俗小说，从电视传媒到各种各样的杂志刊物，到处都是明星的风采，明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大众中形成狂热的追星族、发烧友，从衣着到举动，模仿明星的一举一动，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由明星和追星组成的浪漫的世界。
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闲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流行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助长了人们消费、娱乐的心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的自由竞争中，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财欲望的满足而不得不疲于奔命，人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高度绷紧的神经。糜糜之音、浪漫故事给人以一种感官的心理刺激，一种肉体享受，大众文化是消闲性的、娱乐性的消费，而不再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享受。
在大众文化中，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大大地弱化了，而其娱乐功能、消闲功能、商业功能却大大地强化了。通俗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宣传功能，也就是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正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特别是象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性分析那样，大众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的作用，它缺乏批判和否定的向度，而是对当代社会的肯定性的文化。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弱化了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化作用，但在实质上却堕落为维护现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当人们沉溺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中，却丧失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的意识，丧失了批判的革命的意识，从而保证了现存统治的继续。
二网络文化
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不仅进入了社会经济领域，从而推动了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的变革，而且网络也已进入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文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兴起，再一次体现出科学技术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巨大影响，科学技术的变革不仅能引起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化生活的巨大变革。
网络文化具有共时性的特点。网络的出现引发了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革命，使文化信息能在同一时间得以迅速的传播，打破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所具有的时差性。传统的文化传播，或者是口头传述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文字印刷的书刊表达方式，其传播速度慢，传播速度有限。网络却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将声音、文字、图形、色彩、数字熔为一体，并以最快的形式同时传播出去，它使得文化产品不必经过出版社、印刷厂、书店而迟迟被读者所接受，进入网络的人们能够同时接受某种文化信息、参与某种文化活动。
网络文化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时差性，而且也克服了其地域的局限性，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网上作品的传播，能够迅速到达其它地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而进入别的地区和国家，为其它地区和国家的人所接受。网� 网络文化打破了旧有的时差性、地域性，开创出一个共享性、开放性的文化世界。在网络世界中，人们文化交流的距离缩短了，文化交流的界限淡化了，甚至能进行超国界、超时空的文化对话、讨论和交流。
与传统文化相比，网络文化有了一种更新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活动的方式。由于网络文化的载体及其存在方式的深刻变化，它超越了传统文化的那种纯语言化的存在方式，具有超文字、超语言化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具有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而且有图象、色彩、数据、声音，甚至是气味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交流方式，使人们有着全新的文化感受，调动起人类的各种感受器官的活动，甚至能营造出虚拟化、数字化的时空，使人的思维、想象力能够更自由的展开。就象普遍流行的电子游戏机那样，让人置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无法感受到的梦幻世界中，使人入迷，甚至于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在网络文化中，人们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欣赏，而是融视、听、读、想象于一体的，具有了动态性、全景性、逼真性的特点。
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文化的创作者和文化的消费者是相互分离的，作家、画家、音乐家等艺术家创造出作品，而读者、观众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网络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原先作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同创作者交流，创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创作过程中直接接受读者的各种意见和观点，从而使文化创作变为创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这样的文化过程是参与式的、交互式的互动过程，从而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活动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潮流。网络文化为大众的直接参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自己的网页直接与他人交流、讨论，而无需经过编辑的筛选，也没有权威的限制，而能自由地在网上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样，文化的创作就不仅仅是个别专家、艺术家所垄断的专利、特权，人人都有参与网上的文化创作的机会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就跨越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通过网络的广泛参与，网络文化不再是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独享的雅文化，而是大众共同参与的通俗文化。
三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文化，也有人称其为晚期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或后资本主义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丹尼尔·贝尔第一次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Society)来表示这个新型的工业化社会。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趋势，诞生了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盛行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至今仍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仅影响到当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领域，也影响到当代的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后现代文化是反抗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潮流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抗，是对现代性的反抗。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的价值体系，确立起了“现代性”的文化霸权地位。后现代文化则表现为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抗争，是对资本主义正统文化的超越和对抗，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来反抗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来动摇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后现代文化的精神与旧有的稳定、秩序无缘，而充满了反抗的意识。美国60年代所兴起的“跨掉的一代”，那种放荡、服毒、酗酒、颓废的极端生活方式，已是后现代文化的初露端倪。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中，也处处体现着这种反抗精神、否定意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那些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中，也时时处处都使人感受到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对旧有的文化霸权的反抗。
后现代文化又是一种解构性的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反抗性的特点相一致，后现代文化具有解构性的特点，对旧的文化的否定、反抗，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旧的文化的破坏、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眼里，世界被解构为支离破碎的一幅画面。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完整的故事和主题，而在后现代文化看起来一切只是片断、零碎的，放弃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整体构想，无情的将其瓦解、解构。后现代主义用解构的方法去重估过去的一切价值，现代文化所追求的“绝对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在后现代文化中已经瓦解，已经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绝对的普遍化的价值标准，所有的价值标准，甚至所有的崇高理想只是语言的游戏，都需要将其打碎、解构，也无需去重建新的价值标准、崇高理想。后现代文化的这种解构性的特点，表明它是批判性的而非建设性的。
后现代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倡导多样性、差异性、个体性，而否定一元性的、统一性的、一致性的存在。从近代的启蒙文化开始，现代科学努力寻求统一性、普遍性的知识，探索普遍性的真理，统一性、普遍性成为解释世界的有效性的标准，是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根据。只有普遍的统一的东西，就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方能对世界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对统一性、普遍性的原则的追求是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各类知识的目标。后现代文化对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的存在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片断性、差异性、个体性来取代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以多样性取代一元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追求统一性、一致性、普遍性只会导致专制主义，甚至融入恐怖主义。世界本来就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差异性的存在，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应该尊重的是不同的个体、差异的存在。
后现代文化是相对性的文化。后现代文化反对绝对化的统一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走向了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任何个体、差异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无须区别高雅与通俗、崇高与卑俗、精英与大众，甚至无须区别艺术和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里，文化本身就是游戏性的，调侃性的，什么样都行，无需自命清高，也无需孤芳自赏，于是艺术可以通俗化，文化可以世俗化，它们都只是人生的游戏，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后现代文化着力表现后工业社会的超传统、超现代的样式，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荒谬的世界，不要任何秩序、统一、一致的东西，而剩下不确定性、零散性、或然性、随意性、无序性、暂时性、相对性，不要任何中心，不要任何界限，不要任何价值，这就深深地陷入了非理性主义。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国际文化思潮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陶东风，金之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1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1基于人力资本、R&D及R&D溢出的模型（1）参数符号。H—人力资本；SR—R&D溢出；X—其他因素；LRD—R&D投资。（2）构建模型。根据文献[1]，笔者构建一个类似C-D生产函数的知识产出函数，TFP为产出变量，将影响TFP的各因� （1）人力资本与物流行业R&D及行业间R&D溢出的相互作用项，用XP表示，XP={H}×LRDit,H×SRUit,H×SRDit。在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与R&D相互作用项，可以描述人力资本是如何促进TFP的增长。（2）物流行业特征。定义如下虚拟变量：式（3）中，HIi表示物流行业的技术特征差异对TFP的影响。如果等于1，则表示R&D对TFP的影响随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反之亦然。（3）行业所有制结构（SOE）。如果SOE为负，则表明所有制结构限制TFP的增长。
1.2利用生产率指数对TFP进行测算和分解首先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计算出生产率指数。根据得到的数据单元，构造一个前沿生产面。在确定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单元实际产出到前沿生产面的距离就是生产率。
2实证数据处理和统计描述
2.1数据处理本文所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选取2005-2012年物流行业数据进行处理。（1）TFP衡量及分解。本文使用物流行业中每个公司的实际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以固定资产、期间再投入和年末该公司人数作为生产投入，应用式（7）计算Malmquist指数。（2）R&D存量。用物流行业中各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经费、技术改造经费等来确定R&D的值。将前5年的年投资增长率作为整个投资增长率。在考虑折旧情况下，R&D投资存量表示为：（3）人力资本积累。西方国家一般用员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但要准确的知道每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并不现实，因此使用每个物流企业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占全公司人员的比例作为人力资本变量。
2.2数据描述物流行业各代表性企业的Mi、EC、TC和SOE的统计描述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到，2005-2012年SOE的平均增长率为0.39%。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2005年开始经济比重逐年下降，经济比重的下降体现着物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进一步说明人力资本是在逐年累计的。
3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原理，对非稳定量进行回归分析会出现虚假回归，破坏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采用Levin检验回归残差是否存在共同单位根，用Fisher检验回归残差是否存在单个单位根。如果拒绝原假设，且在给定显著水平范围内，则回归残差平稳，且不存在虚假回归。在本文所使用的回归模型中，模型1是基础模型；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加入人力资本与行业自身R&D投资、后向R&D溢出及前向R&D溢出相互作用项。（1）表2中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需要解释的变量，根据这个变量值估计得到其他值。需要说明的是，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4个模型的截面方向为随机效应，时间� 其次，根据回归残差检验，表明残差稳定，不存在虚假回归情况。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物流行业特有的技术特征对TFP有重要的影响。物流行业的人力资本与R&D投资均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与R&D投资、R&D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相互作用项的系数均为正，而人力资本对自身企业的R&D影响更大。通过控制人力资本与R&D投资、R&D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相互作用项，可以看到模型2和模型4中人力资本的系数失去显著性，因此人力资本促进TFP增长的主要方式是提升技术开发和吸收能力。也就是说，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本企业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技能熟练度，进而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以通过吸引其他物流企业的人才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后一种效应在大型物流企业中体现更为明显。（2）表3中被解释量是EC，用Hausman检验和LR检验表明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有效的。从表3中可以看到，一是所有制结构制约了效率的提高。二是物流企业本身R&D投入过度同样导致效率低下。也就是说当一个物流企业的R&D投入过多，会使自身的技术更新加快，而对原有技术的改造吸收就会越少，这样就会导致效率值不断下降，最后导致整个行业技术效率的降低。三是人力资本依旧是“同化器”的作用，随着人力资本的累积，反而导致技术效率的降低，其原因与R&D类似。（3）表4中被解释变量是TC，用Hausman检验和LR检验表明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有效的。从表4可以看到，技术进步随着人力资本和企业R&D投入的增加而增加。人力资本性系数处于0.0588-1.764间。企业本身的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弹性达到0.0784-0.1078。这表明，虽然增加R&D投入可有效提高行业技术水平，但是还需依靠人力资本将其转化成真正的技术进步。6结论本文对人力资本、R&D投资和R&D溢出对我国物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了人力资本、R&D投资和R&D溢出对TFP、效率改变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物流行业中企业自身R&D与R&D溢出是影响TFP的重要因素。（2）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和TFP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同化作用。但是如果控制了人力资本和R&D的相互作用项后，人力资本与技术效率则呈负相关的关系。
一、综述
（一）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进展
人力资本问题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内的一个具有持续魅力的论题。亚当·斯密（1776）将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看作是一种资本；西奥多·W·舒尔茨（1961）、罗默（1986、1990）、卢卡斯（1988）等均认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舒尔茨（1961）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增量导致了知识要素质量的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规模经济和物质资本的作用，各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技能和知识的重要性的上升；罗� 一国若人力资本过少或已有的人力资本相当贫乏，该国将很难摆脱经济低速增长的轨迹（付英华等，2002）。卢卡斯（1988）提出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及“干中学”效应，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没有经济的增长。在我国，李建民（2001）从人力资本的要素和效率的生产功能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机理，他指出，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具有要素和效率两方面的生产功能。侯风云、李焕龙（2000）对山东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的研究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高于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代谦、别朝霞（2006）从FDI（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研究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只有辅之以较快速度的人力资本积累，FDI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余长林（2006）把教育和健康看作是两种资本，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具体构成形式。高明、姜学民、任龙（2007）利用卢卡斯建立的人力资本外部模型对1980－2004年山东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山东省在1980－2004.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
（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状况研究相关研究进展
刘文（2004）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提出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原因，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已� 靳卫东（2006）认为，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供给曲线的变动，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政策不仅不能缩小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和收入差距，反而使它们变得更大，成为我国基尼系数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调整我国财政支出的经济结构和利益归属结构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途径。程伟（2006）利用2004－2005年我国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调研数据，分析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认为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在于农村教育的滞后导致劳动力的素质低下。王彦军、李丽静（2007）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介入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依据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融资、调节税收政策、健全劳动力市场等公共政策建立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支持体系。潘泰萍（2007）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王荣斌、朱云（2007）利用统计数据描述分析了河南省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差异。杨国勇（2007）认为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与农民收人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纳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过低。廖小官、陈东红（2007）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特征及实现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加强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对策之一。
（三）关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Jamison和Gaag（1987）利用在我国西北地区贫困县进行的住户调查数据，评估教育对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户中成人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农业总收入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副业收入得到体现，而不是通过粮食等作物的生产。Parish、Zhe和Li（1995）对我国农村出现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主要关注了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的情况。研究表明，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年龄和工龄的回报率高于职业培训和掌握新技能的回报率。这些情况导致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低的教育回报率促使更多的农村家长让孩子辍学。钱雪亚、张小蒂（2000）研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认为农村从业人员文化素质绝对水平低，相对水平更低。吴健辉、黄志坚和曾园根（2007）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文献综述认为，从国内学者2000年以来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实证分析所选择的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可以了解到目前农村人力资本偏低是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个主要原因。魏下海（2007）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状况，认为农村劳动力转� 郭志仪、常哗（2007）通过时间系列数据实证分析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相互关系和影响，发现我国目前的教育回报率仍然不高。总体来看，每增加1年教育，个人收入会增加4.34%；同时，教育回报率还表现出随收人水平增加而增加的趋势。赵丽秋（2006）关注教育质量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发现教育质量差异对收入差异影响显著。任国强（2004）以天津市为例，探讨了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中的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束缚，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其主要观点：（1）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2）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源增长速度快。（3）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不应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手段。人力资本理论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经济理论和实践，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对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双重意义。这对于我们理解农村人力资本的意义，发挥农村人力资本的作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极具现实指导意义。但我国对人力资本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认识和研究较晚，而且由于受政策、技术或方法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1）谁来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2）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应该包括哪些种类，是否应是单一的正规教育？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文拟从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价值与作用出发，通过对目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所存在问题的分析来寻求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多元化透资途径。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农村经济建设的价值与作用
（一）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人力资本投资决定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从而影响农民收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新的生产要素的使用状况。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决定了农民使用新的生产要素的态度和能力。正如舒尔茨所说的那样，引进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杂交种子、机械这些物质要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但由于受多种因素限制，尤其是农民自身素质的约束，其对现代技术缺乏了解，在先进技术的转化、推广与应用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各种历史资料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EnJiangCheng（1998）的研究显示，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粮食产出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农业知识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而且人力资本投资还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和种植结构的调整。韩青、谭向勇（2004）的研究证明，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户比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管道输水技术或喷灌、微灌技术等现代节水技术。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都离不开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农业劳动者，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二）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升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提高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而信息资源的获取有利于降低农民生存的机会成本，使农民做好产前预测，把握市场需求，提高农产品的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般性的农产品出现相对过剩、价格下滑和农业经营收入下降的趋势。其原因除了农业自身的特点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农民人力资本短缺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低，使其对市场的分析预测能力差，缺乏生产优质农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首先，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提高农民对信息的获取能力，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其次，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业劳动者能够比较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差异性，把握市场规律，从而增加收入。第三，较高的文化素质可以使农民适应市场需要，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三）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首先，人力资本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重要制约因素。从近几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情况看，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者在劳动力流动中的比重逐渐提高。根据浙江大学劳动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对在杭州的工商企业、建筑工地、集市等地的外来农村劳动力的问卷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问存在的某种联系，即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影响劳动力职业差异的重要因素。其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决定了劳动者能否掌握新的科学技术、生产技能以及掌握的多少、深浅、快慢和熟练程度，以及进入非农行业的难易程度。根据周其仁对北京、深圳、苏州、武汉四市118家企业的调查，90%的城市企业招收民工时提出明确的文化程度要求：76.3%要求必须在初中和初中文化程度以上；3.6%要求高中和高中程度以上。样本企业中，45.8%规定民工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后才能上岗；39.8%要求实施短期培训。毫无疑问，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工作都存在“教育门槛”，而且这个门槛越来越高。
（四）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
《2006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资料表明，低收入户文盲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比高收入户明显偏高，而高中及以上的比例明显较低；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占的比例非常大，但高中及更高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低收入户；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劳动力文化水平构成中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重越低，高中（中专）、大专文化程度所占比重越高，这表明收入水平的高低与文化水平具有密切关系；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傅国华、许能锐（2005）对海南农村居民收人与农村人力资本情况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提升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可使农民人均年收入呈乘数增加趋势。
三、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建议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品投入太少，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低、缺乏专业技能和职业培训、身体素质较差，用于健康方面的支出少，享受的公共卫生医疗水平低。因而巨大的劳动力数量蕴含的却是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
（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从我国的教育投资情况看，教育投资滞后于经济增长，而这种现象在农村表现更为严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43%，中学文化程度可提高108%，大学文化程度可提高300%。因此，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前提。
’
1.要加强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保持政府教育投资的主体地位。各级政府必须把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建立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切实抓好农村教育设施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不断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强度，真正由政府承担起义务教育的责任。
2.国家应加大对教育投资的倾斜，建立科学有效的中央和省对下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我国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成本高，很多家庭难以负担学费。政府应该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并对这部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进行专项管理。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如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从而降低农民对教育投入的成本，降低农村学生的辍学率。
3.国家应该实施优惠政策吸引经过正规教育院校培养的大学生到农村中小学工作，如在师范类大学生入校时可自愿签订协议，毕业后到农村支教一定年限，国家对这样的学生给予生活、工作乃至升迁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对原有的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
4.调整农村教育结构。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都相对注重对子女即未来劳动力投资，而忽视对现实劳动力投资。所以建议农村中小学把以基础教育为主的办学方向逐步调整为基础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加强对学生劳动技能的培训，让初高中毕业生掌握一些实用的生产技术。使不能进人高中和大学的人能成为有一定技能的人，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二）加大对农民的职业培训力度
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是提高农民的职业技术能力、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的推动器。而且职业技能培训是目前已经离开学校的农村劳动力成本最小、见效最快、农村劳动力乐于接受的一种人力资本投入积累方式。
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实质是人力资本投资。既然是投资就涉及到成本与收益问题。农村劳动力可能因成本和不可预知的收益问题而失去参加培训的积极性。由于技能培训是一项正外部性很强的投资活动，其社会收益高于私人收益，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政府应该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买单”，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同时引导非政府力量加大对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投资力度，最终形成以企业和农村劳动力为主体、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各方适当参与的多方投资格局。
【摘要题】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企业家理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3)11-0051-04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从18世纪开始，经济学家们就没有停止过把和企业家有关的理论纳入经济理论框架的努力。马克思是较早研究企业家理论的经济学大师，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企业家理论，可是，很少有人挖掘和开发这个理论宝库。企业家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企业家的活动是一种创新性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动力之源是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战略和创新实践。企业家才能已经同资本、劳动力、土地一起成为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之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一个国家能够富裕起来，并且很快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涌向市场经济的潮头浪尖。目前正是我国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也是民营企业从家族制管理融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尤其是职业企业家阶层正在兴起。加强对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的研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企业家理论进行初步的探讨与研究，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一、企业家的概念、内涵，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虽然时间久远，但对企业家概念却有众多的说法。笔者认为，企业家是活跃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的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是“工业的司令官”和“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1]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都是企业家应当具有的必要条件，共同构成企业家概念的完整的内涵。而所有者、经营者则是上述内涵的载体。
我们给出上述企业家概念的理论根据有四：其一，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9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学问答录》中指出：企业家概念包括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精神两项内涵。其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1999年提出：“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注：厉以宁。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M].企业零杂志，1999(23).）[2]。其三，在马歇尔的企业家理论中，十分重视企业家个人的经营才能；我国张维迎教授则认为拥有个人资产和经营能力是成为企业家的必需条件。其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产业经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3]。
企业家是—个发展着的概念。企业家这个社会角色，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企业家是集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劳动者于一身的社会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个别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家不再参加具体的生产劳动，而是以集所有者和经营者于一身的“资本家”的身分出现；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个别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特别是“经理革命”的爆发，公司制企业的大量涌现，企业家这—社会角色，更多地由专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职业经理阶层来承担。一般把前两种业主型的企业家称为传统型企业家，而把后一种非业主型的企业家称为现代型企业家。必须特别指出，资本家与企业家是有明显区别的，拥有资本但缺乏企业家才能的人，只能叫资本家；既有资本又有企业家才能或虽然没有资本但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能叫企业家。
在实现企业家职能的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的眼光、谋略、方法、手段、技巧等即为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是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主要是经过后天的教育、培养、锻炼造就而成的特有的洞察能力、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由此所组成的综合性资质。而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素质最终都要和企业家才能一起表现出来，有的学者从定性分析角度，把是否从事创新活动和能否获得超额利润作为评判企业家的一种尺度，这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能否从事创新活动关系到企业家才能，能否获得超额利润既关系到企业家才能，也关系到企业家职能，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的有机统一，才是—个完整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内涵极为丰富，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富有创新精神、风险精神和奉献精神，能创立新企业和发展新产业、推出新产品的能人；（二）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是能不断吸纳人才，将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优化组合，善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交易机会，降低交易费用，获取合法利润，使社会财富和价值增殖最大化的生产要素组织者；（三）企业家是具有市场眼光，能善于运用赚钱手段、利用市场信息，发现机遇和抓住机遇，并精于作出战略决策，能创造经济奇迹的市场经济战略家；（四）企业家是承担着引导、指挥、组织、协调、监督、教育、凝聚人心、营造企业文化等企业领导职能，善于运用自己独特的领导艺术、领导方式、领导方法、领导作风，实现领导效能最大化的企业高层领导者。
二、《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
《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主要体现在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才能的融合之中。
担当企业家角色的资本家既是法律层面上的财产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他们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统决策权与控制权于一体，在企业内部实行集权型领导。而在企业外部，即在社会层面上，由于他们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既有决策权，又有控制权，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上形成的整体力量，使他 另一方面，他们对企业经营承担着无限责任或有限责任，在拼命追求利润和超额利润（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的同时，冒着由于生产资本的预付性和收益的滞后性造成的经营风险和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法语中企业家一词(Entrprendre)的本意就是“承担风险”）。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追求利润和超额利润是资本家的职能，但获取利润和超额利润却并非任何一个拥有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资本家都能做到的事情，只有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才可能做到。
对企业家的职能，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表述。美国经济学家沃克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组织和实施生产，决定生产什么、多少和哪些种类，用何种材料和样式进行生产，以及产品向什么人并用何种价格出售和支付条件。”（注：沃克·弗朗西斯。政治经济学[M].1883.P232.）[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5]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家的职能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虽然在字里行间并没有出现“企业家”三个字， 不难看出：沃克是从现象上论述了企业家职能，马克思则是从本质上论述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因为，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凭借企业家的眼光在市场上发现某种潜在利益或商机以后，便去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并吸引其他人投资，进行生产要素的特殊组合。去完成某种创新，而这一切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就是把潜在利益变成现实利益，最后获得利润和超额利润（即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在《资本论》全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甚至也没有出现“企业家才能”这五个字，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才能却是我们从《资本论》的许多论述中都能感悟到的。这可以通过对原著中下列内容的分析来说明：
例1：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究竟是为了从可变资本取得利润才预付不变资本，还是为了使不变资本增殖才预付可变资本；他究竟是为了机器和原料有更大的价值才把货币用在工资上，还是为了对劳动进行剥削才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不管人们怎样看，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6]在这段原著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企业家才能，但从对上述内容的分析中，却能让人们感觉到：在这里，作为传统型企业家的资本家具有一种组合生产要素的才能。因为，只有将投入的货币资本、劳动力、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合理地组合起来，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这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体现。这里，企业家才能是作为前提条件的。因为没有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可变资本就不可能“取得利润”，不变资本也不会“增殖”。可见，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才能已被隐化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例2：“W——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124.）在此，马克思虽然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却可以让人感悟到：在这里，企业家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何使商品体跳到金体上的“惊险的跳跃”获得成功。
例3：“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688.）同样，马克思虽然在此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却能令人感悟到：企业家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何运用资本集中等手段，即如何通过组织股份公司去搞大生产、大项目、大工程、大流通、大金融、高科技；如何通过并购把自己铸造成“经济航空母舰”。
例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着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686.）马克思又指出：“资本家在急需的时候会不顾他手中的货币的规定职能，而动用他拥有的一切，来保证他的资本的循环过程照常进行。”（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63-64.）在此，马克思虽然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能“保证他的资本循环过程照常进行，”这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表现。
例5：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00.）还指出：“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74.）在这里，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的重要才能表现为；如何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因为无论是缩短资本的生产时间，还是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必须特别指出：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的社会作用表现出两面性。从生产力方面看，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的社会作用表现在把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历史已经证明，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由于担当着企业家角色的资本家掌握着资本这一稀缺资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这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毫无疑问是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极不光彩的一面，无论给他们带上多少美丽的光环，都绝对掩盖不了这一剥削的事实。因此，人们对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应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三、《资本论》中蕴含的现代型企业家理论
现代型企业家主要指从事创新经济活动的职业化的企业高层经理。职业化的企业高层经理是“虽然没有资本但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他们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为职业，凭借个人的经营才能和社会责任感来履行对企业的实际领导权，在一系列创新活动中驾驭风险，用投资人的钱去获取超额利润，以事业上的成功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正是现代型企业家与传统型企业家的根本区别。
现代型企业家的出现源于经理革命的爆发。1841年4月15日，即马克思着手写《资本论》的前两年，美国马萨诸塞至纽约的一条铁路线上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的严重事故，2人身亡，17人受伤，一时舆论哗然！这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故暴露出老板虽然有钱但不一定有能力领导和管理现代企业的事实。在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推动下，这家铁路公司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实质是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老板有财产的所有权，经营管理企业的则是经理。“经理革命”由此开始，经理制兴起并迅速在全世界得到推广，企业高层经理成了现代企业家的代名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理”作了较多的论述，如第一卷在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就提到了经理，而在第三卷中至少有18处论到“经理”这个响亮的名词。其中，马克思直接对于“经理”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理的含义。经理是“古希腊的监督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egisseur（管家）”（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从“监督人”、“管家”到“资本的管理人”，在这里，马克思对经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作了直接表述。这种职责与功能的不同，正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区别。
（二）早期经理阶层的生成。马克思指出：“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在这里，马克思客观面生动地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经理阶层生成的一幕。这种经理阶层的生成方式与我国现代社会经理阶层的生成方式有所不同。从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竞争的残酷性，这为我们写企业家史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三）经理的现实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不能由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的现实职能就是资本家的执行职能。同时还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资本主义传统企业制度已变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原来的具有“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仅有所有权，但他已“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而“单纯的经理”则有了经营权，“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这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由此看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生成的民营企业家，迟早也要走出这一步，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我国的民营企业家要看清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遵照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坚定地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四）经理的报酬。马克思指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灭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经理领取的是监督工资，“这种监督工资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效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告诉我们这样几个道理：其一，“经理的薪金”“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换言之，经理薪金的多少、高低完全取决于经理本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市场上供求规律的作用；其二，“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都在V（即可变资本价值）中支出，而不在m（即剩余价值）中支出，因此，经理的报酬是要计入企业的成本的，不能误认是剥削收入；其三，工人的合作工厂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具有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一旦“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就改变了作为经理职能之一的监督劳动的性质，也不再“同工人相对立”。因此，经理报酬由谁支付，同生产关系的性质相关；其四，经理作为—个阶层，其人数愈多，形成时间愈早，便愈能促使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愈成熟、愈发达，经理的报酬就“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两者互为作用，相辅相成。
（五）经理的社会作用、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尤尔先生早巳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三点启示：第一，作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的产业经理，是现代企业家职能、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素质、尤其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第二，现代型企业家，其社会作用、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远远高过传统型企业家。第三，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特别是产业经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这使我们认识到：特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企业家是民族经济的栋粱，是当之无愧的时代的骄子，是和平经济年代的英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企业家的社会作用，要积极创造条件，确保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激励企业家为社会多作贡献。
由此可见，马克思� 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其内容之丰富，研究之独到，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给予人们许多深刻的有益的启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正是经理阶层刚刚在世界上出现，马克思对这一新兴阶层出现的敏感和高度关注，以及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对于企业家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我国已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的同时，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现代企业家。深入研究企业家理论，对企业家队伍的培育、成熟和壮大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挖掘和开发马克思企业家理论宝库，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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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健康、技能拥有情况决定的。首先，教育是人们获取基本能力，也是农民工获取城市谋生能力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以及稳定性，还能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区位从业时间和行业类别方面的选择能力这几个方面显然又可以影响到农民工在其工作服务城市的融入程度[2]。其次，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术素质从而提高其城市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3]。培训既可以为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所需的实用技能，使其更易外出就业，还可以促进其原有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4]。最后，健康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劳动参与和城市就业具有显著影响[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就越高。2.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社会资本一种能够为个体提供和增强社会支持的有效资源。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能，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相对处于社会底层，缺乏与主流社会的有效沟通与融合。现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通过正式渠道（政府、工会、司法机构等）获取社会支持的比例非常低，比较现实而且有效的途径是通过自己的亲戚、工友、同乡等社会资本，这是基于信赖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其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和数据描述1.样本基本概况有效调查样本共208个，其中，男性95人，女性113人；35岁及以下的青年人占67.31%，36—45岁占29.33%，46岁以上的占3.36%。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17.79%，初中的12.01%，高中、职技校比例最大，为60.01%，大专及本科以上为10.10%。从行业性质来看，服务业28.37%，建筑业27.88%，运输业6.25%，其他32.21%。月收入水平不足1500元的占48.55%，1500—3000元的占37.98%，3000元以上的占13.47%。72.6%的农民工没有专业技能，20.19%拥有1—3项专业技能，7.21%人拥有3门以上的技能。2.数据描述根据研究设计中的分析，我们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情况分为3个层次：12—28分值段表示初步融入，29—44分值段表示基本融入，45—60表示完全融入。利用SPSS13.0数据分析软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做了一个单变量的集中趋势测量。测得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最大值为51，最小为22，均值为36.02，中位数为36，偏数系数为0.285，峰度系数为0.718，显示了208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频数分布。从左到右依次为有效变量数值、频数、频数占总数的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样本中半数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处于平均值以下，只有5%的农民工处于完全融入阶。所调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主要在29—44分值阶段，中位数、众数均处于基本融入这一阶段。因此，从总体上看，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不高，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基本融入阶段。
（二）数据分析与检验1.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统计分析来看，构成人力资本的4个指标———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验，与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386**、0.142**、0.246**、0.289，可见除工作经验外，其他3个指标都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35**、0.334**、0.402**、0.163*，因此，社会资本的各项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也是高度显著的。2.信度检验该分析用克朗巴哈系数来检验题项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系数为0.829，大于0.8，这说明了量表内在信度比较好。可见，总体上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评价体系的内在信度是比较理想的。3.因子分析本次调查统计通过对西安农民城市融入数据的计算，得出KM0值是0.751，在KM0取值范围0—1以内，这说明该模型抽样的适当性很好。Bartlett球形检验主要是用于检验数据的分布，以及各个变量间的独立情况。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P<0.05时，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数据的卡方统计值为178.874，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拒绝各变量独立性假设[7]。综上，通过对模型的相关性检验，说明模型的因子分析适当性较好。采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以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并绘制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图。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历在第一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人力资本；寻找工作时间、社区政策、交往范围和社会组织在第二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负荷可解释为社会资本；居住环境、月均收入、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第三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经济融入；同理，第4、第5个因子可分别解释为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这与对社会融入所分的3个维度吻合，表明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测量变量的设计基本符合预期目标。4.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方差分析表，反映了模型检验结果。八个自变量对应的系数其t检验的Sig.值为0，t值均大于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融入情况越好；技能培训越多，城市融入越好；健康状况越好，城市融入越好。这与金崇芳的研究一致，也验证了假设（1）[8]。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找工作时间越短，其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较好；农民工的交往范围越广，其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越好；参加的社会组织越多，越有利于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融入城市，这与假设（2）相吻合。
三、统计分析结论
本次调查的重点是构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分析模型，并得出研究结论，从而对改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指导意义。经过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中的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经历对西安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工作经历影响较小，研究假设1基本得到验证。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决定着在城市中就业机会的把握，同时可以减少医疗开支与成本。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择业的范围与机会，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可能选择到较高收入或较高地位的职业，同时其优势还体现在对于城市主流文化的理解与融合，对于新的环境与人际关系能够较快地熟悉、适应与相融。专业技能培训的经历主要决定的是对就业机会的赢得，拥有一技之长成为其突出优势。从农民工的就业领域来看，高技术、高要求的行业不多，大多仍然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建筑业、运输业、加工制造等领域。由于大多数农民工缺乏专业技能，所以工作的稳定性比较差，更换工作较为频繁。从现实了解来看，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比较杂，由此使得自己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无法施展运用于新的工作，导致工作经历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并不突出。第二，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条件。农民工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情况均对城市融入有显著的影响，研究假设（2）基本得到验证。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就意味着有较强的人际关系和较广的交往范围，这可以大大缩短农民工寻找工作的时间，可以充分地获得求职信息。同时，社会组织的参与和积极的社区政策，有利于扩展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参加社区活动利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积极的作用。综上所述，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多方面的、逐步融入的过程。这样的城市融入受到包括教育、就业状况、居住状况、制度因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大力推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从政府、社会、社区和个人等多个层面统筹协调。
对“现代世界如何诞生”的思考实质上是理解当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玛丽•伊万丝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给予回答，麦克法兰则除了技术之外，看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态度”以及“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是其中最为“核心之处”。但是，在现代世界建构过程中，人们怎么会成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如何能够同步于这一建构？福柯的“规训政治学”显然有助于我们介入其中加以扩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规训”来勾勒现代世界“支配人体的技术”的改变，即不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更顺从”，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解剖学”。它的意图在于“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就是说，通过“技术”使得人 福柯将这种思考归功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但是，对于纪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纪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铺展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重视。实质上，“价值”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训”（Discipline）之一种形式，马克思由此开启了“规训”的政治哲学思考。
1.“价值”概念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在价值的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价值只有在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重扬弃时才呈现出来，一本书既可以用来读（使用价值），也可以用来换一块面包（交换价值），但是，读和换是隔离的，不能合为一体。交换关系的完成需要“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对此，我们不妨再以宫川彰举的例子来说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种，收获了具有使用价值的蔬菜，但是作为商品出场时，就存在了一个被市场、被“价值”评判的过程，如果不能满足条件，这些蔬菜只能腐烂处理，“最终元凶就是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成为了衡量人的劳动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每个私人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须交由“市场”裁定，从而“价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种逼迫，而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劳动取向，实现了“规训”人的劳动。进一步讲，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也“规训”了现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展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分离”了。
2.价值概念的抽象性成为“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
我们知道，依据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从一种“外在的”通过技术化处理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也正是通过“价值的四种形式”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价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这种超感性只能通过另外一种商品体表现出来，最终在货币那里完成了整个商品世界的抽象过程。抽象世界（货币）发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便是这种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换为10磅茶叶，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一种“颠倒”，各种不同质的商品体能够展现为“同一商品体”，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对于“等同性”作了强调，马克思批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不可能在质上等同”，因为他“缺乏价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显然，能够将各种商品世界中出现的物（Sache）等同起来在第四步，即货币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货币）实现了。马克思正是在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层面上告诉我们货币是怎么来的，实质上是告诉人们，现在完全被一种“抽象”统治（规训）着。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在衡量自身的价值、社会属性的时候，往往以某种“身份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准一样，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的表现本身就具有此种高度的抽象性，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受着资本、权利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生活，当然为商品经济保驾护航的权利、形而上学的观念也无从谈起。
3.价值概念维度中的“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
在人们理解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总是简单地认为其仅是“对无酬劳动的占有”，即“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样的理解显然还无法推进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真实内涵。恩格斯就指出，这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那里，“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马克思正是在这些人止步的地方进一步说明，不是要将这种“对无酬劳动的占有”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加以描述和确认。相反，他要将“经济事实”置放到历史的语境下，追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并进而又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恩格斯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在经济学家直接面对的事实的地方，马克思将其引入到历史中瓦解其秘密，通过对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才能够回答剩余价值何以可能，这一点揭示出现代人生活的所有规训的秘密，并最终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批判。进而，马克思又通过剩余价值积累展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实质上，今天所谓的空间理论不过也是对剩余价值的扩展，也正是通过这种概念的分析，马克思呈现出现代世界构造的图景。
二、“价值”的实体化“错认”与观念世界的拜物教“支配方式”
如果说“价值”构成了客观的商品世界的建构，那么，它同时也需要完成对人的观念世界的建构才能真实地阐明“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秘密。这需要价值拜物教来完成“颠倒世界”的正当化过程，“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通过拜物教批判这一资本论全卷的观点来完成的。对这种颠倒，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本身的客观的（Gegenstndliche）性质，真实地反映成这些物（Dinge）的天然属性”。之所以造成人们将一种历史性赋予的特征看作是自然性、永恒的，马克思曾从生产的角度给予过论证，诸如认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价值形式出现”。这一点诚如詹姆逊所说，“资本擦拭了自己的前历史的痕迹（还擦拭了它之前的生产方式的存在痕迹），正如它坚决地把生产的直接痕迹从产品中擦掉一样”。可以更为直接地推论，商品交换社会生成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历史意识的过程，于是，拜物教意识自然成为主流的意识。实质上，马克思还在“价值”概念的讨论中更进一步深化这种拜物教批判工作，这与福柯所谓的新时代“支配人的方式”有着某种隐性的相似点。从福柯的“规训政治学”切入来看，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想尽办法去维持人们的健康、强壮、勤奋和安全，而需要两样东西作为保障，那就是知识体系和行政设备，后者主要是一些关于自由、平等、公正、进步和理性以及价值观念的集合而成的体制。也就是说，福柯已经完全看到“价值”也能够成为一种“规训”，但这还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价值观念，我们上文讨论的是经济学生活之中的“价值”，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所谓经济学价值概念与哲学价值概念之间一直争论不休。实质上，从经济生活中以价值概念实现对人的规训（统治），转而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踩着如此这般的思考路向将能够明白后者正是一种“哲学上”讨论的价值概念。诸如，马克思在谈到三位一体问题时认为，整个商品世界的颠倒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换句话说，也正是人们的视野将外在的商品世界看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承接下来，不再去在内在逻辑上思考其“从哪里来的”。从而整个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忘记财产权的不正当来源吧，就从这里开始吧”便获得了价值观念的支撑，这便得到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规训的完成。详而言之，在商品交换层面来看，日常生活通过“价值实体”的交换被看作是“习以为常”才能够完成上述任务。对此，马克思分析认为“，1磅铁盒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交换价值”看作是物本身固有属性的观念，随着种种交换的经济生活逐渐得到强化，人们面对的与之周遭生活的“物”内在地也被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例如，地下器官买卖、拐卖儿童之类的非法交易，在价值拜物教的视野中，竟然连身体本身也蕴含了“交换价值”。这就是真实的人们的拜物教处境，“这种现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当然，这已经非常接近对商品世界日常意识分析了。再集中一点讲，为了试图更准确地把握，还得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诸如，从形式上来看，一块面包作为商品要和一本书来交换，这种可能性使得人们觉得“神秘”，也使得人们自觉地以为价值就是一种“实体”，反而认为商品内在并无“价值”这一个固定属性倒是无法想象的了。接着，我们再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的社会性质来看，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这里可以看到，只有在人们的劳动被“表现为”物的自身固有的价值的时候，那个劳动产品才能够是商品。但这个过程的完成，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是财产权的确立。但是，私人劳动如何才能成为得以认可的社会劳动呢？这必须要将劳动产品置于“交换”之中。这样的结果便是，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被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展现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反而“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显然，劳动产品只有放入交换才能够具有一种“价值对象性”并与“使用对象性”分离，劳动产品自身的此种分裂“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作为“交换者”的形象在从事劳动了。当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在生产中就已经作为存在前提。诸如对于一个面包商人来讲，他所生产的面包从一开始就是赋予了价值于面包之中的。如果这个面包商从来不考虑“交换”中的“价值”，那么他的面包可能在无法交换后成为腐烂物。再从劳动产品的交换进一步来看，在“交换”过程中，人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能够换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也并不是一种“天然的事实”。这也是“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实质上，劳动产品在交换中所表现的“价值”也不过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的，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而一旦完成交换之后，进入到商品世界所完成的货币世界，这种价值的掩盖形式更加隐蔽，价值也就获得了“规训”的最高级形式。诸如在G-G′中，人们仿佛真的以为货币能够生出货币，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并且连货币所获得增值也被看作是货币本身的属性，而忘记这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由此，“价值”所具有的自然性以拜物教的“错认”方式完成了对人的生活的“支配”。
三、走出“价值”概念的拜物教与拆解“规训”的实践智慧
历史地看，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是以“交换者”的姿态从事劳动。可是，在经济学中，“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劳动—引者注）采取这种形式（价值形式—引者注）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正因为将此作为既定的事实前提，他们当然不懂得，这是“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当然，关于政治经济学家的此种思维方式的“奇怪”（拜物教）看法，在上文我们对马克思通过“价值”呈现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建构性”的论证，正好反映了人们深陷于拜物教意识之中。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人们的“现代生活”整个“规训”机制在根本上说，来自于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即“价值拜物教”。那么，如何拆解这种规训，则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拜物教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分析。
1.拆解“价值”规训必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原则，改变劳动生产的“交换性特征”，让交换劳动走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如果仅就劳动过程本身来讲，它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当然也就不再会谈论“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但是，马克思并未从这种“生产的一般”直接宣判资本主义的劳动的交换的“非正义性”，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特征，“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一般中当然有属于如上述的一切时代的特征。可是，现代的人们如现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将现有的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看作是这种“生产一般本身”，而忘记了两者的差别，从而这样的看法也 “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这个特殊实质上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特殊性质。人们在解释生产的前提占有时，总是以寓言的方式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种人“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论证了“原始积累”是充满暴力的过程，“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这种积累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已经以“资本积累”为“起点”，生产、分配等都依据于占有原则，所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不过和“人民贫穷”（相对性的理解）是一回事情。
2.超越“价值”规训的实质是走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就资本逻辑对世界塑造的内在矛盾来讲，一方面资本试图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向社会领域进行普遍化的拓展，另一方面“资本又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如今，正因为商品的生产过程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性质，即生产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生产过程，同时，这种生产还要求投入中的“增值”，这也是资本逻辑的本质。所以，对于资本来讲，“扬弃以自我消费为生产主要目的的、仅仅出售多余商品的那种生产方式”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前提。从而，“一切与资本关系有关的要素本身越是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占有，资本关系就发展得越充分”，这种生产也就“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今天，这种资本逻辑的延展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完成其使命，它还外推为“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哈维等人如今的工作正在展现剩余价值概念的空间维度。一时间，历史完全臣服于资本逻辑，正如福山所叫喧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得到了认同。马克思的《资本论》难道就是告诉了一个我们被封闭在资本逻辑内部的一个生活事实吗？显然不是。马克思实质上在瓦解资本与劳动分离的基础上打开了走出这个封闭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奥斯本以及维拉都已经看到了。如今所谓资本主义把历史普遍化，它不过“只是量化的抽象形式”罢了，“资本主义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这恰恰是“另一种生产方式的使命”。这才是真正超越“价值”规训提供可能性的路径。
3.在人的生活受“价值”宰制、规训与超越“价值”规训的辩证处理中，智慧地走出资本�
人围绕价值在转，在经济生活中可以从人受时间、理性等推转来加以领悟。诸如，一方面，劳动的整个过程越来越细地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这种分割、计算逐渐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观化”。也就是说，在人的观念层面形成了“计算”、“时间”的观念，价值的观念“规训”逻辑当然也是如此。它是在商品生活中价值概念在观念层面的投射，交换观念成为了人的劳动的原则，占有成为了目的本身。这一过程实质上对当下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资本逻辑、价值规律依然主导着人们生活的历史阶段，事物化的过程不断地形塑人们守规矩、按照规则办事等法治观念，用法治的方式将个人的各种欲望权利化，价值规范下的交换主体欲望与另外的交换主体欲望之间的关系被表述为权利与权利的关系，这正是法治的核心理念，这当然是合理之处与积极的价值。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论述的，价值规训的根本在于对物质生产劳动的扭曲，原本依靠物质生产劳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也被扭曲了，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辩证地看待“价值”概念问题。就是说，价值规训的社会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通过这个阶段使得物质生产本身促进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更大了，而不是“唯一”的终极形式，换句话说，在价值规训的社会中，可以培养出精于算计的个人主义者，却培育不出健全的、完整的人。
内容提要：随着古典企业逐渐走向现代企业，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于一身的笼统的资本必将分化，人力资本将逐渐独立于财务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部分甚至 如何在知识经济中从财务上反映人力资本，这引起了广大会计学者的兴趣。对于人力资源的确认大家达到了理论上的一致，但由于人力资源的不可计量性，理论研究都是浅尝即止，阻碍了人力资源的财务上的可行性。本文从人力资源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考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的研究成果，提出以公允价值作为人力资源的计量方法，并对传统的财务会计的公允价值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关键词：人力资源；确认；计量；报告
人类在不同的要素稀缺的情况下，经历了劳动经济时代、土地经济时代和工业资本经济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成了经济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要素的稀缺性使人力资源的研究越发显得重要，从而形成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伴随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也为人力资源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取决于物质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在货币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四大生产要素中，货币资本占主导地位，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稀缺资源。会计核算也只对货币资本尽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对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使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更替，人力资源由次要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成为第一资源。
一、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发展历程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随后兴起了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美国会计学会（AAA）专门成立了“人力资源会计委员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研究文告，大大促进了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但由于人力资源会计在会计计量方面的困难因素以及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植根于工业经济的土壤影响，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在80年代后期陷入了低谷。在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叶，随着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又称新经济NewEconomy）的初见端倪，以及整个社会对知识经济的关注，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呈现出“柳暗花明”的现象，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的会计问题成为新经济下企业会计问题的热点。FASB（2001）颁布了一份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特殊报告———《企业和财务报告：来自于新经济的挑战》，其中详细阐述了知识经济下的无形资产、人力资源等会计问题。
西方会计学者认为人力资源是不变成本（C），介于智力成果与一般资源的以独特形式存在于企业中的特定资产。其理论依据是美国FASB对资产作出的定义，即“资产是指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奠基人弗廉姆侯兹曾经指出，人力资源会计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导入会计信息系统，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因素是形成企业商誉的一部分。无独有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1968年颁布的会计研究系列第10号中揭示，形成商誉的15项因素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源自于人力资源因素。此前，在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年颁布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就首次提出会计目标之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一个主体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把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非人力资源）并举。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可变成本（V），其核心是劳动力。不管是可变成本还是不变成本，都说明人力资源是一项成本费用，应该在会计上得以确认、反映和核算。
二、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问题
对人力资源的确认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把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同时把人力资源视为资本公积，不确认为资本，不享有企业的任何分配权。企业内部除所有者权益和债权人权益之外，不存在第三种权益。这种观点不承认人力资源是企业除负债资本和所有者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第二种观点是将人力资源资本化为一种类似于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特殊形式，� 这种观点忽视了人力资源相对于一般资源的特殊性，即作为资源，应具有潜在的收益性，而那些学历很高，水平很高，但在企业消极怠工，不能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人力，就不能作为人力资源来反映，从而也不能参与企业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第三种观点是在把人力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同时，将其资本化为一项介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的劳动者权益。劳动者权益承担着类似债权人的风险，但享有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权。因此，会计等式应修正为：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劳动者权益+负债+所有者权益。这种观点错误地把人力资源当成是无形资产，忽视了人力资源的载体是人。第四种观点是将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资产并形成劳动者权益。劳动者权益通过企业各方的契约决定，既可以具有债权人权益性质，也可以具有所有者权益性质，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便于在实际中加以操作。
本文认为，人力资源是一项可增值的特殊资产，而且是一项可形成资本的资产。应将企业职工所拥有的智力作为人力资产这一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具有同等地位的资产项目予以确认。根据资产的定义，资产是“一个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
从“控制”角度看，法律或者契约性的限制是一项资产是否为特定主体所“控制”的证据。为此，相当一部分人力资源会计的反对者认为，尽管人力资源的存在可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但由于企业对人力资源所贡献的未来经济利益缺乏控制，所以人力资源并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应该考虑到“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economicsubstanceoverlegalform）这项会计惯例，人力资源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是否可以由企业所控制，不应该仅仅拘泥于法律或者契约性限制，而应该从经济本质角度进行审视。从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博弈历程中可以归纳出，随着专业化的发展，随着企业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投入的增加，一方面人力资源价值的确在增加，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一样，其专用性也在与日俱增，由此可以期望专用性的人力资源和企业形成一种隐契约（一种固定的长期契约），一旦人力资源所有者脱离企业，其人力资本价值将无从体现，并将因其对其他主体的非专用性而发生贬值。所以可以认为，随着人力资源专用性的提升，人力资源所有者将会选择合作博弈，同时增进企业和自身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样人力资源贡献的未来经济利益，从本质上看其实质已经为企业所控制。例如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对企业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实行股票期权（StockOption）、对企业职工实行职工持股等一系列激励措施，都能够起到稳定企业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在实质上对其内部人力资源的控制，使之长期服务于企业。
从“可能”角度看，按照Upton（2001）的理解，其本意确切地应该解释为“期望”。按照其逻辑，只要事前（exante）认为或能够预期一个项目有价值而且愿意付出代价去进行交换，该项目就符合资产的定义，而不论最终的（事后，expost）结果是否能够证明其有价值。“可能”这一表述的存在，在于揭示不确定性的存在和未来的经济利益是不确定的。因此Upton认为，“可能”一词并不是资产定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其实任何一项资产，即使是有形资产如存货或固定资产，其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都内含着不确定性的成分，正如我们不会因存在不确定性和概率或然性而不确认存货和固定资产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够仅
三、人力资源的会计计量问题
按照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素的确认必须符合四项基本条件：（1）可定义性；（2）可靠性；（3）相关性；（4）可计量性。人力资源的前三个特性大家都普遍承认，但人力资源的计量一直以来是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难题，而符合资产的定义只是人力资源确认为资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力资源要确认为一项资产，还必须满足可计量性。为了回避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它是以企业对人力资产的投资为基础逐期累计计量人力资产的成本价值，同时将人力资产成本价值按照人力资源的使用期间进行的摊销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记录人力资产的累计摊销价值，待人力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相抵，余额就是企业人力资产为企业创造的收益或带来的损失，该余额可 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它是以人力资产为企业带来的预期总价值为基础计量人力资产的经济价值，将人力资产进入企业后对其资产的各种支出作为累计摊销价值，待人力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相抵，余额就是企业对该人力资产预期价值的高估或低估，可 在此基础上可引出不少人力资源的计量方法，如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未来收益折现法和非购入商誉法等。
1.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该方法是将一个职工从录用到合同期满停止支付报酬为止预计将支付的报酬，按一定的折现率折成现值，作为人力资源价值。这种计量方法以工资为计量依据，其计算结果反映的只是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并不是人力资源价值的全部。因为人力资源的价值不仅指交换价值，还应包括剩余价值。
2.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由于人力资源素质的不同，企业之间盈利水平存在差别，因而企业职工的未来工资报酬的现值应乘以一个效率系数，这个系数反映了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差异。将调整后的工资报酬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其中效率系数取决于在设定期间内以某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相比计算出的投资报酬率。这种方法仍然是以工资为计量基础，对于盈利水平高于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企业来说，效率系数大于1，其计算结果大于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的结果。因为这个计算结果不仅反映了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还包含了部分剩余价值，即企业超过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那部分。但对于那些盈利水平低于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企业，效率系数小于1，所计算的结果小于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的结果，不仅没有包含人力资源的剩余价值，连交换价值也没有完全包括。因而这种方法明显地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3.未来收益折现法。这是一种计量人力资源群体价值的方法。该方法认为，人力资源价值在于能提供未来收益，因此将企业各期未来收益折现，然后按人力资源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将企业未来收益中人力资源投资获得的收益部分作为人力资源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该方法未反映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即工资部分，因此也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4.非购入商誉法。该法是将企业过去若干年的累计超过同行业平均收益的部分予以资本化，作为商誉的价值，然后再乘以人力资源投资占企业投资额的比率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计算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只计算了一部分。因为企业的正常利润同其超额利润一样也含有人力资源价值的一部分，不容忽视。此外，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当某企业的实际利润等于或低于同行业正常利润时，该企业人力资源就没有价值，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更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由于人力资源的特殊性，传统的会计理论框架应该进行适当的变动。首先由于人力资源的计量涉及货币性和非货币性，因此可行的办法是把人力资本交付于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这也是人力资源产生的根基。因此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应采用财务会计的公允价值计量法。即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其次对于会计要素，应该增加会计要素的内容并重新分类：资产包括财务资产（传统意义的资产）和人力资产；权益包括财务负债（传统意义的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传统意义的股东权益）和人力资本权益。再次就是会计等式，应该相应改变为：财务资产+人力资产=财务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人力资本权益，体现了劳动者与股东之间连续重复博奕的产权关系。具体操作应该是：当人力资源投资入股时，通过权威的人力资源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入股，由于我国实行注册资本制度，人力资源在未来期间给企业带来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而且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因此，不宜将其记入财务会计的“股本”账户，而应另设一账户“人力资本”予以反映，同时把人力资源的价值列入“人力资产”账户。由于人力资源作为资源，只有当其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收益时，才能予以确认。为了解决人力资源的运行中的价值变动问题，目前致力于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学者大都认为，在人力资源的核算中，还应该设立“人力资产摊销”账户，按期对人力资产计提折旧，理由是人力资产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一样，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逐渐衰减。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人力资产不同于财务上的其他资产，按照其磨损的程度逐渐或一次性地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劳动力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而且人力资源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人力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增值现象，而对于物质资产来说几乎不可能出现增值现象。因此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而应在期末，通过权威的人力资产评估中介机构或劳动力市场得出其公允价值。增设“人力资产调整”账户，调整人力资产的价值。冲抵“人力资产”账面金额。冲抵的限额就是“人力资本”入账计入的价值。当人力资源价值增值时，根据会计的谨慎性原则，通常不对其进行会计上的反映，只有当公司修改章程，以人力资源控股、持股和参股时，或重新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发生评估增值时，借记“人力资产”，贷记“人力资本”。至于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开发成本和替代成本和日常人事管理成本等，从企业的纳税角度考虑，不宜将其资本化，而应同现行传统会计一样，将其费用化，作为当期费用冲减税前利润。因为如果将其资本化，那么就如同固定资产，其费用不可做税前抵扣。这将使企业的资产虚增、损益虚增，影响财务数据的客观性。因此应该直接增设“人力资产成本”账户，用以反映人力资源发生的有关费用。比如在每期计发工资、福利费用时，借记“人力资产成本”，贷记“应付工资”。
四、人力资本在会计分配上的反映
至于人力资产做为资本入账，怎样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的分配问题，大部分会计学者都想对人力资源价值预测一笔固定数额的人力资本，以便和物力资本一起，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实际上，人力资源所创造的价值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年年月月不同，因此很不科学，特别是按笼统的总利润分配的体制，透明度不高，容易出偏差。例如，当某企业经营没取得显著成绩，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仅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时，生产者与物力资本所有者都只能取得最低的社会平均收入，但由于没有“社会平均利润”的概念，那么当生产者已按月领取了工资后，再参与税后笼统利润的分配，则生产者所分得了不应得的利益，而物力资本所有者得不到最低收益，则很不公平。因此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创立利润分块责任制，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律规定的各种公益金之后，如果企业的利润率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则余下的利润全部按资分配，由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参与企业的分配，如果企业的利润率低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则不再进行再分配。从而建立切实可行的人力资源价值分配体系。二是：让人力资源直接通过控股、持股和参股的方式，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的分配。如深圳华为公司奉行“让最有责任心的明白人担负重要的责任”，实行人力资源资本化，职权和股权向有知者倾斜。同时股权实行动态调节，你今年干得好，公司给你配股；明年干不好，公司可以收购你的股。并不是有钱就可以购股，达不到华为确定的标准，有钱也不能够有股权。在员工持股比例上，实行“30%优秀员工（含核心层中坚层）集体控股，40%的骨干员工有份量地持股，10%-20%的低级员工和新员工适当参股。这样一来在财务上也就可方便操作。因为采用这一制度，企业变动的仅仅是所有者权益内部人的份额，并不影响企业的其他财务事项。但这有一点不足，就是只反映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化，却没有反映人力资源给企业带来的未来收益情况。因此只能对内起到管理作用，却不能对外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
五、人力资源的会计报告体系
我国的财务报告体系是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既然人力资源在财务会计上得以反映，那么人力资源也应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得到反映。即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两个新的报表项目：“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在“人力资产”项目中反映企业取得人力资产时经权威机关评估值，并随着企业的发展，“人力资产调整”也相应地调整人力资产的账面金额。而“人力资本”则反映人力资源获得时，即在与人力资源者达成一种固定的长期契约时评估值入账，通常该项目只随董事会决议和中介评估公司评估后，发生金额上的变动。并且按此作为人力资源拥有者参与税后利润的分配依据。同时应该在报表附注部分披露与人力资产在契约达成时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成本，披露各类人力资产当期期初和期末余额、变动情况及其原因，并应披露当期确认的人力资产减值准备。
在损益表中新增两个报表项目：人力资产成本，人力资产跌价损失，反映人力资源的追加成本、使用成本、安置成本和流动成本，以及在期末时根据劳动力市场或权威的人力资源评估机构对人力资产的评定，确定人力资产的跌价金额。对于人力资产的成本，可按照税法的要求在规定的范围内做税前抵扣。而人力资产的跌价损失不能在税前抵扣。同时在报送的附表中增加“人力资本成本明细表”，反映企业在人力资产上的所有发生费。在此附表内应设置以下几个栏目：员工的培训费、工资、奖金、福利费、职工内部调动过程中发生的退职、退休后发生的各种费用、职工因解聘、辞职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企业支付给职工的解聘费用和职工“跳槽”过程中发生的劳动争议诉讼费）。至于人力资源获得时的成本费用，如招聘广告费、招聘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和奖金、招聘活动租场费等，根据会计的重要性原则，则应在费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的损益，在对应的传统会计损益项目中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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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庭源。怎样开创人力资源价值会计[J].会计研究，2001，（1）。
1.1物资采购程序不规范。
在施工项目的物资管理中，采购是首要的管理环节。但有些项目管理人员出于一些因素的考虑仍然采用分散采购方式，甚至对需集采的物资化整为零，分散采购，这样就大大的增加了物资的采购成本。还有一些物资采购未进行招标采购或明招标暗操作，造成采购不公开透明，采购单价偏高。
1.2物资进场验收把关不严。
物资验收不严格，使得物资存在与合同数量不符，质量存在缺陷等问题。这不但会增大物资成本，还会给铁路施工质量造成极大影响，严重损害施工企业的利益。
1.3物资的发放环节管理不严格。
在铁路施工中，很多物资在进场后并不是立即就用到施工中去，而是要先存放在仓库中，每日按需发放。但是目前却存在着现场物资管控能力不足的问题，例如未进行科学的物资使用计划，很多限额领料计划与实际生产需求并不相符，造成了物资多领、重领等问题，浪费大量物资，增大物资成本。另外，对施工现场的物资回收管理不当，周转材料利用效率低，废料物资浪费现象严重，也是当前铁路施工项目物资成本控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4物资核算不及时、不规范。
在项目管理实际中，物资核算单元与工程计划部门计量不统一，物资部门核算至工程队，工程计划部门计价至工班；物资与财务材料分类口径不一致，导致对帐出现差错；物资发票入帐不及时，在财务帐面上出现材料红字；物资消耗发料单归集不及时，出现物资成本失实；盘库不及时，超耗分析原因不及时，不能有效控制成本。
2铁路施工项目物资成本控制的对策
2.1控制物资采购成本。
怎样控制物资采购成本是施工项目物资管理的首要任务。物美价廉是最理想的采购理念，这就是说只要是符合质量、环保、安全等指标的都是合格产品，这样的产品相对于质量最好的来说，价格自然要低一些，这才是采购中真正需要的，减低了成本也满足了要求。但多数施工企业还是依靠中间商和商完成采购，中间环节产生的费用实际是提高了成本，是不可取的方法。集中采购减少了中间环节的不必要费用，节省了人力和财力。所以尽可能的采取集中采购，使其在采购中充分发挥优势，做到最优化的控制物资成本。在实施内部机制的控制时，还要加强外部机制的监控。通过不定时地财务监督审查，纪律监督、业务检查等各种形式来提高监督力度，严格物资采购计划是否与工期、发放、信息资料等进行严格地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杜绝人情关系，商业贿赂情况的出现。
2.2严格把握物资验收关。
物资验收环节也是至关重要的，试想如果不合格的物资用在工程上，工程质量就存在严重的问题，损人不利己，还会给企业带来信誉危机；还有物资人员以权谋私，与供应商内外勾结，多量多计。所以物资验收不是单独哪个部门就能完成的，应该由多个部门参与验收，避免徇私舞弊，严格把握物资验收计量关。可以通过强化验收工作来保证物资验收工作的严谨性。首先，在制度和流程上明确要求，如地材验收设置材料员、保管员双人共同验收，实行双检制。其次，要保证验收人员是专业管理人员，选择人品可靠，责任心强的人员担任。再次，配备地磅等必要的验收工具，保证验收工作的客观性，有条件的实行过磅影像系统自动验收。最后，要建立完善的材料台账，做到签认齐全。
2.3把好项目物资发（领）料关。
当前，铁路施工项目物资管理要建立两级限定额发（领）料制度，控制无计划发料、超定额用料。在限定额发（领）料制度的基础上，同时建立结构性材料两级追溯制度：项目部物资部门对各工区（队）追溯、各工区（队）对各班组领用材料及所使用的工号、部位进行追溯。可根据工区划分成立包干小组，由工长、技术人员材料员等相关人员进行包干与经济责任制挂钩。及时发现和解决材料不节约、出入库不计量、生产中超额用料和废品率高等问题。
2.4把好废旧物品和周转材料的回收关。
施工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废旧材料，如果管理不善，会造成较大资产流失，如钢材加工中的钢筋头、隧道施工中加工的钢拱架、还有周转材料的使用回收等，要控制好部门的材料，对钢筋加工和钢拱架加工实行工厂化集中加工，在材料的领用和使用中严格出入库管理，加强半成品和成品管理，对废弃的钢筋头、下脚料实行集中管理，定期处理时实行物资招标、财务监督的模式，现场过磅过程实行双控制度；对于周转材料实行管理台帐，设置库存、使用、回收数量登记，严格发放和使用程序，并且实行定期盘点制度，对于非正常损耗和丢失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并且在回收过程中实行严格的保养制度；周转材料使用结束后，能继续使用的进行保养后分类整理，对于报废和不能继续使用的实行招标拍卖，在处理过程中仍然实行监督制度，确保资产处理过程中不流失。
3结束语
内容提要：随着古典企业逐渐走向现代企业，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于一身的笼统的资本必将分化，人力资本将逐渐独立于财务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部分甚至 如何在知识经济中从财务上反映人力资本，这引起了广大会计学者的兴趣。对于人力资源的确认大家达到了理论上的一致，但由于人力资源的不可计量性，理论研究都是浅尝即止，阻碍了人力资源的财务上的可行性。本文从人力资源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考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的研究成果，提出以公允价值作为人力资源的计量方法，并对传统的财务会计的公允价值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关键词：人力资源；确认；计量；报告
人类在不同的要素稀缺的情况下，经历了劳动经济时代、土地经济时代和工业资本经济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成了经济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要素的稀缺性使人力资源的研究越发显得重要，从而形成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伴随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也为人力资源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取决于物质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在货币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四大生产要素中，货币资本占主导地位，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稀缺资源。会计核算也只对货币资本尽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对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使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更替，人力资源由次要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成为第一资源。
一、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发展历程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随后兴起了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美国会计学会（AAA）专门成立了“人力资源会计委员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研究文告，大大促进了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但由于人力资源会计在会计计量方面的困难因素以及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植根于工业经济的土壤影响，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在80年代后期陷入了低谷。在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叶，随着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又称新经济NewEconomy）的初见端倪，以及整个社会对知识经济的关注，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呈现出“柳暗花明”的现象，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的会计问题成为新经济下企业会计问题的热点。FASB（2001）颁布了一份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特殊报告———《企业和财务报告：来自于新经济的挑战》，其中详细阐述了知识经济下的无形资产、人力资源等会计问题。
西方会计学者认为人力资源是不变成本（C），介于智力成果与一般资源的以独特形式存在于企业中的特定资产。其理论依据是美国FASB对资产作出的定义，即“资产是指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奠基人弗廉姆侯兹曾经指出，人力资源会计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导入会计信息系统，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因素是形成企业商誉的一部分。无独有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1968年颁布的会计研究系列第10号中揭示，形成商誉的15项因素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源自于人力资源因素。此前，在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年颁布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就首次提出会计目标之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一个主体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把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非人力资源）并举。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可变成本（V），其核心是劳动力。不管是可变成本还是不变成本，都说明人力资源是一项成本费用，应该在会计上得以确认、反映和核算。
二、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问题
对人力资源的确认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把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同时把人力资源视为资本公积，不确认为资本，不享有企业的任何分配权。企业内部除所有者权益和债权人权益之外，不存在第三种权益。这种观点不承认人力资源是企业除负债资本和所有者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第二种观点是将人力资源资本化为一种类似于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特殊形式，� 这种观点忽视了人力资源相对于一般资源的特殊性，即作为资源，应具有潜在的收益性，而那些学历很高，水平很高，但在企业消极怠工，不能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人力，就不能作为人力资源来反映，从而也不能参与企业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第三种观点是在把人力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同时，将其资本化为一项介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的劳动者权益。劳动者权益承担着类似债权人的风险，但享有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权。因此，会计等式应修正为：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劳动者权益+负债+所有者权益。这种观点错误地把人力资源当成是无形资产，忽视了人力资源的载体是人。第四种观点是将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资产并形成劳动者权益。劳动者权益通过企业各方的契约决定，既可以具有债权人权益性质，也可以具有所有者权益性质，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便于在实际中加以操作。
本文认为，人力资源是一项可增值的特殊资产，而且是一项可形成资本的资产。应将企业职工所拥有的智力作为人力资产这一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具有同等地位的资产项目予以确认。根据资产的定义，资产是“一个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
从“控制”角度看，法律或者契约性的限制是一项资产是否为特定主体所“控制”的证据。为此，相当一部分人力资源会计的反对者认为，尽管人力资源的存在可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但由于企业对人力资源所贡献的未来经济利益缺乏控制，所以人力资源并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应该考虑到“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economicsubstanceoverlegalform）这项会计惯例，人力资源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是否可以由企业所控制，不应该仅仅拘泥于法律或者契约性限制，而应该从经济本质角度进行审视。从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博弈历程中可以归纳出，随着专业化的发展，随着企业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投入的增加，一方面人力资源价值的确在增加，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一样，其专用性也在与日俱增，由此可以期望专用性的人力资源和企业形成一种隐契约（一种固定的长期契约），一旦人力资源所有者脱离企业，其人力资本价值将无从体现，并将因其对其他主体的非专用性而发生贬值。所以可以认为，随着人力资源专用性的提升，人力资源所有者将会选择合作博弈，同时增进企业和自身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样人力资源贡献的未来经济利益，从本质上看其实质已经为企业所控制。例如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对企业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实行股票期权（StockOption）、对企业职工实行职工持股等一系列激励措施，都能够起到稳定企业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在实质上对其内部人力资源的控制，使之长期服务于企业。
从“可能”角度看，按照Upton（2001）的理解，其本意确切地应该解释为“期望”。按照其逻辑，只要事前（exante）认为或能够预期一个项目有价值而且愿意付出代价去进行交换，该项目就符合资产的定义，而不论最终的（事后，expost）结果是否能够证明其有价值。“可能”这一表述的存在，在于揭示不确定性的存在和未来的经济利益是不确定的。因此Upton认为，“可能”一词并不是资产定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其实任何一项资产，即使是有形资产如存货或固定资产，其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都内含着不确定性的成分，正如我们不会因存在不确定性和概率或然性而不确认存货和固定资产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够仅
三、人力资源的会计计量问题
按照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素的确认必须符合四项基本条件：（1）可定义性；（2）可靠性；（3）相关性；（4）可计量性。人力资源的前三个特性大家都普遍承认，但人力资源的计量一直以来是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难题，而符合资产的定义只是人力资源确认为资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力资源要确认为一项资产，还必须满足可计量性。为了回避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它是以企业对人力资产的投资为基础逐期累计计量人力资产的成本价值，同时将人力资产成本价值按照人力资源的使用期间进行的摊销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记录人力资产的累计摊销价值，待人力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相抵，余额就是企业人力资产为企业创造的收益或带来的损失，该余额可 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它是以人力资产为企业带来的预期总价值为基础计量人力资产的经济价值，将人力资产进入企业后对其资产的各种支出作为累计摊销价值，待人力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相抵，余额就是企业对该人力资产预期价值的高估或低估，可 在此基础上可引出不少人力资源的计量方法，如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未来收益折现法和非购入商誉法等。
1.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该方法是将一个职工从录用到合同期满停止支付报酬为止预计将支付的报酬，按一定的折现率折成现值，作为人力资源价值。这种计量方法以工资为计量依据，其计算结果反映的只是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并不是人力资源价值的全部。因为人力资源的价值不仅指交换价值，还应包括剩余价值。
2.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由于人力资源素质的不同，企业之间盈利水平存在差别，因而企业职工的未来工资报酬的现值应乘以一个效率系数，这个系数反映了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差异。将调整后的工资报酬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其中效率系数取决于在设定期间内以某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相比计算出的投资报酬率。这种方法仍然是以工资为计量基础，对于盈利水平高于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企业来说，效率系数大于1，其计算结果大于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的结果。因为这个计算结果不仅反映了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还包含了部分剩余价值，即企业超过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那部分。但对于那些盈利水平低于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企业，效率系数小于1，所计算的结果小于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的结果，不仅没有包含人力资源的剩余价值，连交换价值也没有完全包括。因而这种方法明显地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3.未来收益折现法。这是一种计量人力资源群体价值的方法。该方法认为，人力资源价值在于能提供未来收益，因此将企业各期未来收益折现，然后按人力资源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将企业未来收益中人力资源投资获得的收益部分作为人力资源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该方法未反映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即工资部分，因此也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4.非购入商誉法。该法是将企业过去若干年的累计超过同行业平均收益的部分予以资本化，作为商誉的价值，然后再乘以人力资源投资占企业投资额的比率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计算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只计算了一部分。因为企业的正常利润同其超额利润一样也含有人力资源价值的一部分，不容忽视。此外，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当某企业的实际利润等于或低于同行业正常利润时，该企业人力资源就没有价值，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更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由于人力资源的特殊性，传统的会计理论框架应该进行适当的变动。首先由于人力资源的计量涉及货币性和非货币性，因此可行的办法是把人力资本交付于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这也是人力资源产生的根基。因此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应采用财务会计的公允价值计量法。即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其次对于会计要素，应该增加会计要素的内容并重新分类：资产包括财务资产（传统意义的资产）和人力资产；权益包括财务负债（传统意义的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传统意义的股东权益）和人力资本权益。再次就是会计等式，应该相应改变为：财务资产+人力资产=财务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人力资本权益，体现了劳动者与股东之间连续重复博奕的产权关系。具体操作应该是：当人力资源投资入股时，通过权威的人力资源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入股，由于我国实行注册资本制度，人力资源在未来期间给企业带来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而且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因此，不宜将其记入财务会计的“股本”账户，而应另设一账户“人力资本”予以反映，同时把人力资源的价值列入“人力资产”账户。由于人力资源作为资源，只有当其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收益时，才能予以确认。为了解决人力资源的运行中的价值变动问题，目前致力于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学者大都认为，在人力资源的核算中，还应该设立“人力资产摊销”账户，按期对人力资产计提折旧，理由是人力资产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一样，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逐渐衰减。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人力资产不同于财务上的其他资产，按照其磨损的程度逐渐或一次性地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劳动力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而且人力资源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人力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增值现象，而对于物质资产来说几乎不可能出现增值现象。因此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而应在期末，通过权威的人力资产评估中介机构或劳动力市场得出其公允价值。增设“人力资产调整”账户，调整人力资产的价值。冲抵“人力资产”账面金额。冲抵的限额就是“人力资本”入账计入的价值。当人力资源价值增值时，根据会计的谨慎性原则，通常不对其进行会计上的反映，只有当公司修改章程，以人力资源控股、持股和参股时，或重新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发生评估增值时，借记“人力资产”，贷记“人力资本”。至于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开发成本和替代成本和日常人事管理成本等，从企业的纳税角度考虑，不宜将其资本化，而应同现行传统会计一样，将其费用化，作为当期费用冲减税前利润。因为如果将其资本化，那么就如同固定资产，其费用不可做税前抵扣。这将使企业的资产虚增、损益虚增，影响财务数据的客观性。因此应该直接增设“人力资产成本”账户，用以反映人力资源发生的有关费用。比如在每期计发工资、福利费用时，借记“人力资产成本”，贷记“应付工资”。
四、人力资本在会计分配上的反映
至于人力资产做为资本入账，怎样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的分配问题，大部分会计学者都想对人力资源价值预测一笔固定数额的人力资本，以便和物力资本一起，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实际上，人力资源所创造的价值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年年月月不同，因此很不科学，特别是按笼统的总利润分配的体制，透明度不高，容易出偏差。例如，当某企业经营没取得显著成绩，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仅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时，生产者与物力资本所有者都只能取得最低的社会平均收入，但由于没有“社会平均利润”的概念，那么当生产者已按月领取了工资后，再参与税后笼统利润的分配，则生产者所分得了不应得的利益，而物力资本所有者得不到最低收益，则很不公平。因此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创立利润分块责任制，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律规定的各种公益金之后，如果企业的利润率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则余下的利润全部按资分配，由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参与企业的分配，如果企业的利润率低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则不再进行再分配。从而建立切实可行的人力资源价值分配体系。二是：让人力资源直接通过控股、持股和参股的方式，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的分配。如深圳华为公司奉行“让最有责任心的明白人担负重要的责任”，实行人力资源资本化，职权和股权向有知者倾斜。同时股权实行动态调节，你今年干得好，公司给你配股；明年干不好，公司可以收购你的股。并不是有钱就可以购股，达不到华为确定的标准，有钱也不能够有股权。在员工持股比例上，实行“30%优秀员工（含核心层中坚层）集体控股，40%的骨干员工有份量地持股，10%-20%的低级员工和新员工适当参股。这样一来在财务上也就可方便操作。因为采用这一制度，企业变动的仅仅是所有者权益内部人的份额，并不影响企业的其他财务事项。但这有一点不足，就是只反映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化，却没有反映人力资源给企业带来的未来收益情况。因此只能对内起到管理作用，却不能对外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
五、人力资源的会计报告体系
我国的财务报告体系是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既然人力资源在财务会计上得以反映，那么人力资源也应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得到反映。即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两个新的报表项目：“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在“人力资产”项目中反映企业取得人力资产时经权威机关评估值，并随着企业的发展，“人力资产调整”也相应地调整人力资产的账面金额。而“人力资本”则反映人力资源获得时，即在与人力资源者达成一种固定的长期契约时评估值入账，通常该项目只随董事会决议和中介评估公司评估后，发生金额上的变动。并且按此作为人力资源拥有者参与税后利润的分配依据。同时应该在报表附注部分披露与人力资产在契约达成时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成本，披露各类人力资产当期期初和期末余额、变动情况及其原因，并应披露当期确认的人力资产减值准备。
在损益表中新增两个报表项目：人力资产成本，人力资产跌价损失，反映人力资源的追加成本、使用成本、安置成本和流动成本，以及在期末时根据劳动力市场或权威的人力资源评估机构对人力资产的评定，确定人力资产的跌价金额。对于人力资产的成本，可按照税法的要求在规定的范围内做税前抵扣。而人力资产的跌价损失不能在税前抵扣。同时在报送的附表中增加“人力资本成本明细表”，反映企业在人力资产上的所有发生费。在此附表内应设置以下几个栏目：员工的培训费、工资、奖金、福利费、职工内部调动过程中发生的退职、退休后发生的各种费用、职工因解聘、辞职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企业支付给职工的解聘费用和职工“跳槽”过程中发生的劳动争议诉讼费）。至于人力资源获得时的成本费用，如招聘广告费、招聘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和奖金、招聘活动租场费等，根据会计的重要性原则，则应在费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的损益，在对应的传统会计损益项目中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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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会计是会计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它是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相结合，并运用会计学与经济学等原理而形成的一门会计新学科，也是会计工作的一个新分支。早在1964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RogerH.Hermanson就首次提出“人力资源会计”这一概念，并被引入会计学的研究之中。他认为，人力资源是企业最有效率和最值得经营的资源，应该引导企业去关注人力资源。但是，Hermanson理论并未考虑到人力资源成本的特殊性。日本著名会计学家若杉明（2002）对Hermanson的理论进行了改进，得到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定义：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是按照一定方法确认和计量有关人力资源成本的信息，并传递此信息于相关利害关系人的管理活动。经过国内外学术界诸多专家学者的不断研究，人力资源会计的相关理论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随着国外先进理论的引入，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研究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实务应用上，除了华为、中石化、胜利油田等极少数企业在试验应用人力资源会计外，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这方面的意向，甚至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有人指出是由于人力资本难以计量所致，但罗新华（2013）指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人力资本价值的计量方法，目前却很少有企业能把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方法真正应用到实践中，企业积极性缺乏可见一斑。吴泷（2010）则认为，之所以研究进入死胡同，是由于相关概念仍然很模糊，必须重新做好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否则应用就将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虽然我国学者正在尝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发展的人力资源会计理论框架，但是随着创新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去竞争了，人力资源的竞争才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新形势下，企业绩效评价、财务报告审计以及人力资源管理都要对人力资源成本进行更加准确的确认和核算。为了保证新时期的人力资源会计改革能够不偏离实务需要，必须尽快厘清并解决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在实际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二、影响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理论向实务转变的瓶颈
（一）人力资本的确认具有随意性
人力资源会计在实务上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除了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难度比较大之外，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难问题根本上在于缺乏系统的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的指导。学者们早期对实务的研究是在资产负债表的长期资产项下列示人力资产的，包括人力资源取得成本和人力资源开发成本，而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则列入当期损益科目。随着理论和实务的交互发展，人力资本倾向于在劳动者权益中列示，但确认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价值又密切相关。人力资源价值的衡量标准和模式在学界和实务界仍存在分歧，这也是目前人力资源会计研究面临的首要技术难题。
（二）会计核算仍存在缺陷
员工退出企业时，使用“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会计科目进行核算，做一个与确认相反的分录即可；如果员工在离开企业时还有尚未摊销完毕的人力资源取得成本和人力资源开发成本，则可以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科目。核算程序上没有问题，但核算金额的确认却存在变数。一般情况下，在人力资源投入时按照整体价值估算，退出时按照个体价值进行确认，但此时的个体价值是需要根据员工表现重新评估的，不一定等于入账时估算的整体价值。企业若简单将双方等同，则可能造成企业价值的流失；但若采用比较复杂的计量方法，企业一时难以消化和理解，计算出来的数据大多不够准确而且耗费的成本较高，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再就是为人力资本定价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只有加强资本市场对人力资本的定价功能，人力资源会计才有所依托，故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在可操作性上存在内部和外部双重的限制。
（三）人力资源成本信息的披露风险
学界研究表明，将人力资源的相关信息与现行的会计报表体系无缝对接，能够满足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对人力资源信息的需要。但是对劳动者权益进行确认，除了依据人力资本、利润分享等信息之外，还必须考虑人力资本及其摊销的影响，因为摊销期的长短直接反应到人力资源的价值确认上，进而表现出不同的信息含量。因此在实务操作中，企业为了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对特定会计信息的需求，可以通过会计盈余管理的方式对人力资产、劳动者权益以及人力资产摊销进行调整。而相关会计制度的缺失使得未来的勾稽关系并不明显，企业并不能像正常盈余管理一样在未来为此付出相应代价，从而使得企业轻易逃避责任。由于人力资源信息列报和披露本身的复杂性，大多数企业没有将此类信息披露作为财务报表的重要部分，但当人力资源信息
三、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理论与实务对接的策略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应用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完善的会计制度。前者是推广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制度保障，后者则是明确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保障，从而确保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在推广应用之时能够有章可循，这也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背景下的必然途径。这两点基础打好了，才能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实务难以推行的困境。
（一）扩大企业剩余资源分配的范围
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是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共同资源。物质资源由于其可计量性，企业可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由于其特性，经营权与所有权难以分离，对于人力资源的控制企业难以立即实现。企业对于人力资本的认定，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其进行确认的前提是对人力资源的逐步投入。人力资源分为重要和普通人力资源两类，通常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分配针对的是重要人力资源，这些人提供技术和利润，分享收益无可厚非，但普通人力资源被排除在剩余利润分配计划之外则有失公平。虽然普通人力资源不及重要人力资源为企业创造的直接价值，但企业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劳动者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普通的基层员工也应享有应得的剩余价值部分，而重要人力资源因此损失的补偿则可以通过加强期权激励等方式加以弥补，这样可以同时激发不同人力资源的价值潜力。
（二）建立权益型人力资源会计模式
目前存在的人力资源会计计量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可操作性不强，权益型人力资源会计是对现有模式的重要改进。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企业重要的经济价值来源，员工创造的价值和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产能，所以企业的人力资源可以向企业提出对剩余价值价值的分享权力。通过推行权益型人力资源会计模式，可以促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进一步转型，从传统的人与人关系转为对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管理，从而可以为企业的未来效益提供更加可靠的智力保障，确保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三）加强对人力资源成本的风险管控
一是外部风险管控。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权益，将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基本原则，这对企业来说大大增加了人力资源的风险成本。因此在实务中，应当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成本核算的人力资源对象签订契约。对于突发事件，有约定的，明确执行约定，没有约定的，合同要明确根据国家规定。细节决定成败，在劳动仲裁中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是企业能够胜诉的关键，这也为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内部风险管控。参考现行的财务报告形式，加强对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披露和报告设计，对人力资源的相关信息进行必要的说明，不能用数字计量的则可以放在附注当中，从而形成针对人力资源信息的报表附注，帮助企业的内外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更好地通过报表了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便于及时发现潜藏的风险。
（四）提高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意识
对人力资源成本会计要有清晰的科学认识，所谓对人进行成本核算，本质上是尊重员工自身的智力资本，通过以货币量化的方式来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另外，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的交流，实现对人力资源的数量化表述，从而形成相关的内部报告，更加准确地向企业管理层反映人力资源成本的来龙去脉，得到更多节约成本的启发，进而实现企业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加强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建设与管理层对人力资源成本核算的态度是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四、结论
内容提要：智力资本是高技术企业核心能力的有机载体，是其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保证。智力资本所具有的特点，要求高技术企业的会计核算必须突破现行核算模式，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方面实现创新。
高技术企业是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的智力密集型企业。它是利用当代尖端技术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高技术企业竞争的成败不再取决于物质资本，而是取决于非物质资本，特别是智力资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企业运营的主要对象。由于高技术企业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高技术企业的会计核算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企业的会计核算模式。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智力资本的核算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1995年5月瑞典第一大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斯堪地亚（Skandia）公开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份智力资本年度报告。之后，有些学者从支持管理决策的角度来研究智力资本的核算框架，注重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提供的是创造企业价值能力方面的信息，但难以满足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对智力资本信息的需求。并且他们都过于追求量化指标的核算，导致无法准确、全面地报告企业智力资本的状况。为适应时展的要求，研究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核算问题，对于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智力资本的含义与特征
关于智力资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至今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基于他们研究的结果，笔者将智力资本定义为一种可规范化、可以被掌握并施以影响以产生更高价值的资本。它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和高级形式，其作用在于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未来收益。从会计核算的角度看，“智力”是人力资本中最具价值和最稀缺的科研人员的科研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的资源配置能力。这两者进入企业
智力资本在价值属性上与物质资本存在重大差别，呈现以下特征：（1）增值性。物质资本只能转移价值，而且随着使用会逐渐磨损，而智力资本不仅能维持自身价值，而且还能使价值不断增值，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的价值。因为人的知识与技能在受教育过程及实践应用中能不断提高。
高技术企业产出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
（2）易波动性。一方面，由于智力资本不能与其载体相分离，所以智力资本随着其载体的生命健康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智力资本以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而知识和能力是必须经常更新的，一旦智力资本的载体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则其原来的智力存量可能大幅贬值。
（3）人身依附性。物质资本在空间上与其所有者可以相对分离，它可以由某个人所有，也可以归属某个集体所有、共同分割其所有权。智力资本所有权总是与其载体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其使用权却可归他人使用，但必须获取报酬且应分享企业的剩余。智力资本参与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将成为高技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主要方式，是会计核算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4）稀缺性。智力资本所有者的思维活动可分为潜意识、一般意识和超意识三个层面，潜意识和超意识这两个层面的活动过程往往是孤立和不连续的，具有超常性、罕见性和不可模仿性。
二、智力资本的确认与计量
智力资本的确认是依据高技术企业的初始产权安排，辨认智力资本能否、怎样进入核算系统以及如何反映智力资本价值的过程。高技术企业离开了核心的智力资本，如离开了掌握专门技术的专家或企业家人才，就无法运转。同时，在高技术企业，科技开发、知识创新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面临的行业风险和风险分散带来的收益空间都很大。因此，分成合约是高技术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与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颇具代表性的初始产权安排形式，是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确认的产权基础。
由于智力资本的非实体性和无形性，使得它难以适用以经济交易的实现为基础来进行核算与报告。因为有一部分智力资本在没有任何经济交易发生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价值的变化，例如经营者因为未能及时更新知识这一非经济交易行为将会导致智力资本价值的降低；同时智力资本创造未来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价值不易准确地计量，因而仅靠传统会计所使用的单一的货币计量方法是难以恰当地计量其真实价值的。
目前智力资本计量方法的研究主要分为以投入价值为基础的计量方式和以产出价值为基础的计量方式两类，具体有智力增值系数法、直接评估法、托宾q值法、斯堪的亚“导航器”模型、经济价值法、内部竞标法等。徐程兴（2004）提出了企业智力资本财务价值的计量模型：期望收益现值法。它是以智力资本的产出价值为计量基础，同时考虑智力资本的配置状态与经济寿命期等因素。“[1]
考虑到智力资源作为资产性质的特殊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比其他资产形式更具必要性。谢诗芬（2001）详细论述了现值会计计量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2]余绪缨（2004）提出，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要实施以下变革：（1）摆脱财务会计资产计价模式的束缚，从计量投入转变为计量产出。（2）超越财务会计账册，引进市场评价机制。
智力资产与智力资本的总价值，可以市场评估所得到的企业整体价值为基础进行计量。并进一步提出“脑力资本化”计量方法，即在有完备的金融市场的条件下，通过企业公开发行的股票价值的市场评估，来确认企业“智力资产”与“智力资本”的价值。[3]
由于智力资本具有非实体性、无形性和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等特点，决定了其价值采用非货币性计量可能更具可行性。但是，采用非货币性手段来计量，既不能被目前会计界所接受，又不能使计量的信息进入财务会计系统。可行的方法是，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手段，以非货币计量作为辅助手段。
三、智力资本的记录
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增减变化可以通过“智力资产”、“智力资本”这两个专用总分类账户加以记录。另外在“资本公积”总分类账户下增设“智力资本溢价”和“智力资本重估增值”两个明细分类账户。[4]
（一）初始记录
智力资本核算的前提是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所有者之一，分享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当智力资本所有者初始进入一个企业时，应根据双方所确认的价值，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智力资产，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智力资本（属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会计处理为：借记“智力资产”账户，贷记“智力资本”账户，贷记“资本公积——智力资本溢价”账户。
（二）价值变化
智力资产的价值不像实体资产价值一样，随着资产的使用发生有形和无形损耗而逐步减少，知识的使用并不遵循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由于智力资产价值具有易波动性的特点，所以对于智力资产价值的变化，企业应定期重新评估，并及时调整，其增减额在考虑了智力资本的增减额后，差额作为资本公积。定期评估时，根据智力资产评估增值额及按协议应追加的智力资本价值入账。会计处理为：借记“智力资产”账户，贷记“智力资本”账户，贷记“资本公积——智力资本重估增值”账户。
（三）退出企业
智力资本退出企业时，根据退出的智力资产和相应的智力资本的价值，分别借记“智力资本”账户，贷记“智力资产”账户，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账户。
为了激励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合理反映其盈利情况，梁莱歆、官小春（2004）建议增设“智力资本收入”、“智力资本成本”、“智力资本税金及附加”、“智力资本费用”及“智力资本利润”等账户，具体核算智力资本实现利润的状况。[5]通过计算智力资本贡献率、设置明细账户等方法，确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等账户中“智力资本”应分摊的金额，进而计算出“智力资本利润”，即智力资本利润=智力资本收入-智力资本成本-智力资本税金及附加-智力资本费用。
四、智力资本的报告
针对高技术企业而言，智力资本是其核心竞争力与价值增值的源泉，它在企业资本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应采用货币度量来传递信息。同时，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信息的用户除内部管理当局外，还有外部的投资者、债权人、政府有关部门等利益相关者。所以，从服务于所有内外信息用户的决策需要出发，智力资本的基本信息必须在财务报表中予以揭示。现阶段智力资本信息可通过现行财务报表、智力资本辅助报表及其附注等报告方式进行披露。
（一）智力资本信息在现行财务报表中的揭示
智力资本的基本信息一般能够用货币单位准确地计量，应列在传统报表内相对独立地披露。可以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类单独设立“智力资产”项目，同时在所有者权益下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项目中分别单列“智力资本”项目（主要考虑注册资本与出资比例等因素确定）。由于智力资产的特殊产权性质，既不能将其列为流动资产或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也不能完全参照流动性来确定它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位置。另外，智力资产是高技术企业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资产形式，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和现金流入，这与长期待摊费用不同。因此，可将智力资产列于现有的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两个项目之间。
高技术企业是智力资本所有者和财务资本所有者共同签订的市场合约，其所有权应由智力资本所有者和财务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为了充分调动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应让其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智力资本所实现的利润，在现行利润表的基础上，通过上述设置的“智力资本收入”等账户提供的数据，在“主营业务收入”等项目下增设“其中数”，进而计算出“智力资本利润”。在利润分配表中“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项目下增设“其中：对智力资本的分配”项目，以反映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投资收益大小。
（二）智力资本信息的辅助揭示方式
在现行财务报表披露智力资本基本信息的同时，在综合考虑成本效益原则与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单独设置“智力资本辅助报表”，专门反映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投入、开发、利用、管理等状况。在智力资本辅助报表的编制过程中，应以定量信息为主，定性信息为辅。定量信息应采用绝对数指标和相对数指标的形式，如实反映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状况。
反映智力资本的存量指标有：新产品投产率、技术水平指数、引进技术成功率、信息技术对企业利润的贡献率、拥有的专利数量、大学专科学历以上的员工所占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研发人员所占比重、顾客投诉率、政企关系指数（获得政府支持项目数/总项目数×100％）、研究合作关系指数（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所合作项目数/总项目数×100％）等。
反映智力资本的流量指标有：创新活动总投入、R＆D投入强度、R＆I）设备净值、正在开发的新产品数、新产品销售率、电子商务销售额占销售总额比重、专业技术人员增减数、AD/AA指数（行政管理花费/管理资产×100％）、IS/AD指数（信息技术花费/行政管理花费×100％）、员工满意度、专业人员流失率、访问企业的顾客数量、顾客满意度、销售渠道投资率、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等。
在“智力资本辅助报表”附注部分，采用定性描述的方法详细披露智力资本的配置状况、智力资本与企业战略的适应程度、企业信息化程度、企业创新战略、企业经营理念、专业技术人员基本素质、经营者基本素质等信息。
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报告还应当提供智力资本未来的预测性信息，提供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变动、供给和使用效率等预测信息，从而把握智力资本的变动趋势。
在新经济时代，人们对企业核心资源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从财务资本积累为核心转向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利用智力资本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正成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这也给高技术企业的会计核算提出了挑战。由于智力资本的特殊性，因此要突破传统企业的会计核算模式来披露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管理和利益相关者决策所需的智力资本信息，就需要会计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进一步加强研究，以满足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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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2-044-06
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从1969年开始颁发，人们往往认为，该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不会有什么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69～2012年，共有71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奖。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其中至少有30位得主或多或少地与马克思经济学有一定关系。这里所说的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获奖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进行过评价；二是获奖者在其撰写的经济学文献中曾介绍或提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三是获奖者的相关理论受到过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或马克思实际上是这些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介绍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归纳出对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关系具有启发意义的内容。
一、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
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曾在1962年美国经济学会第74届年会上作主题演讲时说：“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马克思可以说是后李嘉图派的一个次要人物”和“投入一产出的有趣先驱者”。1967年，他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再次重审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同样是196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7版的序言中，他又将“斯密、马歇尔、李嘉图和马克思”� 同年10月，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1967年10月）》一文中也表示：“如同《圣经》和穆斯林的《古兰经》、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资本论》是一本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书。”另外，他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0版的正文中还将“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称之为“正象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变革了物理学一样”，“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评价会出现这样两种看似相差甚远的版本呢？这恐怕还要从他所说的“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说起。他在1962年的演讲中认为，相对于“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言，他在“纯粹经济理论”方面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马克思大胆的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他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变形了的黑格尔哲学，对于研究‘思想’的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这些‘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正面提出的经济学”。而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评价马克思时，他却没有强调所谓“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而是告诫读者：马克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革命家”。
1974年的诺奖分别颁发给了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和哈耶克（Friedfich August von Hayek）。缪尔达尔在谈到“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时说，“我们联想到”一些“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作出的反应”的经济学家的名字，马克思也在他所列出的10人名单之中。他还曾表示，“当人们不得不将马克思当作经济科学发展上伟大的经典著作家之一来看待时”，是“基于他开创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死敌”的哈耶克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是否都是负面的呢？也不是的。19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曾讲授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在教案中如此评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论起对现代商业周期理论的影响来，恐怕没有哪本书能超过它”。
两位新经济史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福格尔（Robert W.Fogel）和诺思（Douglass C.North）共同获得了1993年的诺奖。福格尔在当年年底所作的演讲中强调“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形成有显著贡献”，并将马克思列为重视经济史的经济学家之一。诺思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明确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获得了1986年的诺奖，在其代表作《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分析了那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的人的“思想过程”，进而指出，“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敏锐的理解”，就是指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认为是人的意志决定经济秩序——所进行的批判。
阿罗（Kenneth J.AHow）和希克斯（John R.Hicks）共同获得了1972年的诺奖。阿罗说：“由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决定论是另一种强大的影响，尽管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但它“同实证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去伪存真’的意味相适应，表明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可能性”。他在谈到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时还说，想要从学术上探索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如何困难，马克思至少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考虑。希克斯认为，经济学中的“大规模的革命”“不会超过二、三次”，第一次“革命”是由斯密发起的导致古典经济学诞生的“革命”，第三次“革命”就是通常所说的“凯恩斯革命”，第二次“革命”则是由“大约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两起革命”：“一起是由马克思发起的，另一起是由杰文斯、瓦尔拉和门格尔发起的。”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后者则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的所谓“边际革命”。持此观点的还有1981年诺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
美国经济学家斯考森认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天赋自由体系的大创造者”，那么，马克思就是“它的大毁灭者”。1998年诺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却不这么看，他在论述“市场和自由”这一问题时，则非常肯定地说：“事实上，马克思反对前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不自由和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评论与这个问题完全相关。”在这一问题上，森对马克思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明确地将那些站在封建专制和小生产的立场上“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和“自由和平等”的所谓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反动的社会主义”。
二、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和提及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0版中，有一个介绍经济思想史的专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被放在这一章的最后单独“作一个一般性的论述”。他还将马克思的“纯经济学的方面”放在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的附录之中，不仅如此，在该书主要部分，也就是讲述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部分，萨缪尔森也几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如在第2章“每个经济社会的中心问题”中介绍规模报酬递增时指出，“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这一点”；在第37章中则将人们通常所说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一马克思一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
2001年诺奖获得者之一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谈到自己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两点看法：第一，“马克思相信，历史的力量不可避免地使经济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经济将从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并最后演变为共产主义”；第二，“对于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些基本经济问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提供了与市场经济不同的答案”，“是国家而不是市场”来决定这些基本经济问题。其中的第一点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第二点看法中他却将马克思设想的未来新社会理解为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其相似，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等同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和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分享了1979年的诺奖。刘易斯在其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马克思，但所强调的却是马克思的关于“利润率将下降”、“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等预见都没有实现。舒尔茨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他认为，“我们的前辈所进行的各种有关价格问题的古典经济理论的论争，对于现在所进行的分析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这些争论也包括“与马克思的论点——由大批失业工人所组成的产业后备军使工资趋向于最低水平——相关联的有关劳动剥削的论战”，因为这一论战“也没有为理解需要阐明的实际工资的大幅度提高的原因提供任何帮助”。在他看来这些争论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首届诺奖获得者之一丁伯根（Jan Tinbergen）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的一个希望：“社会经济最优值被解释为一个制度集合可能有助于进行一种比至今常见的较为科学性质的讨论”，并指出，“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我们又可以，像马克思说的，在不同制度的竞争中找到科学论点。”1984年诺奖得主斯通（RichardStone）在谈到模型设计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虽然模型设计者并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制定者，但是，他们仍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服务，如同马克思所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三、诺奖获得者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
缪尔达尔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研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浩瀚著作是值得一些人去全面研究一番的，尤其要沿着我所遵循过的方向去探索他可能在这里和那里所做的转弯抹角的暗示。马克思头脑里的联想是如此丰富，如此多产，我相信做这样的探索是会大有收获的。”
诺思在《理解马克思是值得的吗？》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早就清楚地认识到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并为100年以后的新经济史学者运用这一概念从细节上探讨“生产力、产权制度和政治结构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这“赋予了马克思在经济史学者中的杰出角色”。可见，他也毫不隐晦马克思对自己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阿马蒂亚·森在回答自己的著作中为什么没有“参考或引用过马克斯·韦伯”这一问题时表示，自己过去“确实读了韦伯和迪尔凯姆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影响到了我的思维”，但是，“每逢我思考一个具体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与某个人的观点相类似”，这种感受产生于“在我读马克思或穆勒的时候，而不是读后来人的著作的时候”，因此，“我当然参考那些我掌握得较好的东西”。这就是说，相对于韦伯等人来说，马克思等人对他的影响是根本的。
里昂惕夫（Wassili Leontief）由于建立了投入一产出的理论体系，获得1973年的诺奖。萨缪尔森说，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一里昂惕夫投入一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里昂惕夫本人却在回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构架对您思路的形成起过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真的没有”。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里昂惕夫也并没有完全否认自己曾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他在1938年发表的题为《马克思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一文中表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最好办法就是阅读《资本论》。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否则，他就不会向读者提出这样的忠告。”
由于首创了国民收入账户体系而获得诺奖的斯通，在获奖后所进行的题为“社会账目”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与我的题目有关的两个概念上的革新在此应当提一下”，这就是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所进行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
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了1971年的诺奖。他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现代经济增长必然伴有较高发生率的负效应”这个问题时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都非常“关切”“威胁性的自然资源耗竭”这一问题。
哈耶克也不否认马克思是其某些思想的先驱者，他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一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1992年，贝克尔（Gary S.Becker）因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推广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 他在其代表作《人� 他将马克思视为将经济分析推广到非市场领域即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在众多诺奖得主中，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而获得这一殊荣的。其中，克莱因由于“在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将它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80年的诺奖。他曾表示，自己为了“分析或预测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的经济”而建立的“一些经济计量模型”，“是以马克思、卡莱茨基、凯恩斯、兰格、希克斯、卡尔多、麦茨勒、古德温及其他一些人的理论模型的� 在克莱因看来，马克思对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把经济学理论与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计量学的先行者”的丁伯根与弗里希（Ragnar Frisch）一起分享了1969年的首届诺奖。日本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则明确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卡拉斯基、费里斯和丁伯根之前，除了马克思以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获得过以科学的方法严密地建立的宏观动态模型。”。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我也不大清楚。不过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马克思“对运用统计学也作出了贡献”。可见，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者。
前面已经提到，阿罗和希克斯是由于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而获奖的，众所周知，瓦尔拉斯被普遍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者。但森岛通夫却认为：“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萨缪尔森也表示赞同森岛通夫以及罗宾逊夫人和卡尔多的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模式中包含着（包括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萌芽”。这就是说，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也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四、启示
上述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萨缪尔森等获奖者，均在不同的场合下、以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也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的章节，并将马克思视为重要经济学家甚至是三大经济学家之一。然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很多中国学者编著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却看不到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虽然这种安排都是有其具体原因或理由的，但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排斥在外都是不合理的。这一状况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是：没有将马克思视为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伯尔基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贯穿该书的“一个大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并称“这决非什么独创的或耸人听闻的观念”。阿伦特则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中表示，“马克思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我们能否顺利地将西欧传统继承下去的试金石”。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经济思想史教育。
2 有必要研究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
萨缪尔森等诺奖获得者之所以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并给予其相关经济学理论或方法以较高的评价，就是因为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被看成是“彼此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因而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既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即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讳言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我们编著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是否也有必要介绍并说明这种影响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的研究中，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并非仅以西方经济学者的认可作为唯一或主要依据；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则更不能仅听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一面之词。但是，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我们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和教育者有必要探讨的问题，或者说，这是我们应当向自己的读者或学生有所交待的问题。
3 有必要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学术理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44-04
审视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我们发现，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步学者也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的中国化。这些学术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为党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并构成坚实的学理基础。而这一“学术中国化”①的具体表现如何？发展脉络怎样？目前理论界对此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试作初步的考察。
一、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酝酿与萌芽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明大道。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新的道路和方向，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它也是一种现代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一种全新的可以用来分析、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除旧布新、改变国人陈旧意识的有力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传入，就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科学方法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1922年陈独秀指出，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1]148 1923年初，时任《新青年》主编的瞿秋白在办刊宗旨中指出，《新青年》“当尽其所以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2]5这里的“社会科学的方法”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1926年他又在《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分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能运用这些客观的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国运动。”[3]可见早期的理论家们已经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的“中国化意识”。
事实上，在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他们也进行了一些学术中国化的尝试。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在1920年所作的《原始社会于文字书契上的反映》中，最早以唯物史观探索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起源。这一时期还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课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研究。1924年5月，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史学要论》出版。在书中，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史学的对象、目的、方法、体系等基础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奠基作用。其他一些理论家，如蔡和森在192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一书中也尝试了以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的土地、村落等问题。而他的另一作品《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以及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也不失为对史学中国化的一种新探索。
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探索还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1921年1月20日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会上发表了题为《教育与社会》的演讲，对当时经济学现状进行了批判，指出“我国各学校所授之经济学，若多用外国理论的，不及国内经济状况，盖此种教授，实属无稗实用也”。[1]120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形如何”，并且也要了解世界经济政治情形，只有这样才能改造中国。[4]而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化的原因》、《土地与农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以及另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学文所作的《中国经济现状之一面观》、《中国经济现状概观》等文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现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此外理论家们还将唯物史观应用于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分析，如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以及李达的名著《现代社会学》等，对于清理与改造当时流行的西方社会学思潮，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指导原则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广受欢迎、影响深远，在7年之间重印了14版，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主要推动者大都既是革命家也是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多是基于革命实际的需要，是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糅合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学科知识于一文中，对中国实际情形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横跨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实际上并没有太严格的学科界限。同时，由于他们的旨向并非是某一学科理论的纯学术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还没有达到深入的专业学理探讨和实践阶段。所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总体来看仍是初步的、模糊的、零星的。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独特的、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依存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学术中国化探索也遭受重创，几乎陷于停滞。
二、1927――1938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提出与发展
1927年后，全国笼罩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总结反省大革命失败教训，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革命群众指明出路成了必须面对的严峻任务。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1929年六届二中全会都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文化工作的要求。在此形势下，各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逐渐展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也在短暂的沉寂后再次开始起步。尽管大革命后，学术中国化探讨的主体遭受了极大的冲击和损失，、陈独秀、蔡和森等都因各种原因终止了探索。然而，如郭沫若、艾思奇、沈志远等一批年轻又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理论队伍逐渐开始聚集，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之路。以他们为主力，1930年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成立了致力于中国新型社会科学运动的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社联”成立的纲领中明确将“（1)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2)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殷……（4）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5]25作为其主要的工作任务。这一倡导表明中共文化理论界已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任务有了初步的认同。以“社联”和同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进步学者先后展开了关于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等一系列学术活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正式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大幕。
这一时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突出，不仅很早就明确了中国化的任务，而且成果丰硕。1932年署名王彬的作者，在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章《社会科学的任务》中写道：“应用唯一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史的唯物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过程这件事，在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上，实有万分必要。”[5]95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中国化作为社会科学家必须担负的历史重任提出。而第一个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是郭沫若，在其1930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结合史料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此书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郭沫若的带动下，翦伯赞、吕振羽等一批青年史学家加入了研究中，使得史学中国化开始向纵深发展。如1938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开创了思想史研究的先河；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翦伯赞的《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吴泽的《中国古代社会形势发展之鸟瞰》等文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作了进一步的考察；而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以及1933年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等论著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有益尝试。
由于强烈的现实关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继史学之后的又一重要中国化研究领域。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不足，提出了经济学中国化的主张。李达指出“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6]15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由外国输入进来的经济理论的武器无有解剖分析中国经济的作用”,[7]因此他们主张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6]24从具体的理论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中国化也从各个方面得以展开。在“三次大论战”中，为了更明晰地说明中国社会与历史，经济学理论与史学理论往往是被同时运用的。而一些史学家同时或者曾经也是经济学家，因此，如吕振羽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翦伯赞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侯外庐的《经济思想史》等著作，既对史学、也对经济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力作。在对中国现实经济状况研究方面，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被看作“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沈志远的《新经济新大纲》，以及王学文在社会性质论战中的文章《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等，都对当时的经济进行辩证的分析以得出自己的观点和解答，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文艺界大众化运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通俗化、大众化为主要内容。艾思奇、胡绳、陈唯实等哲学家创作了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一大� 而在大众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识和因素也在不断凸显。如在哲学大众化作品中，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通俗语言被使用，所采用的材料和实例也大都来自中国百姓生活和政治现实，实现了语言形式的中国化。同时在内容上，以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实际和传统文化者也不乏其例，如艾思奇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想》，陈唯实的《中国古代哲学上的辩证法》等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尝试。3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军侵华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抗战声浪也逐渐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要求理论实际化、民族化、中国化以服务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哲学中国化问题也愈益突出。1935年9月艾思奇在《通俗文化》杂志2卷5期上发表了题为《通俗文的真义》一文，在谈到对通俗化的认识时，他指出不能将通俗化理解为只有解释理论的作用，而是要“软化理论”，就是“应用理论，把理论活用到大众的生活事实中去”。[8]随后，在1936年陈唯实的哲学大众化作品《通俗辩证法讲话中》，出现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提法。而1937年后，“中国化”一词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哲学文化论述中，如1937年11月从贤提出“要使文化运动中国化”,[9]李初梨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10]的任务。1938年4月作为当时哲学界的领军者的艾思奇发出“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的号召”,[11]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升为有意识、有组织的学术运动。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得到了深入发展。一是学科分化更加清晰，而且专业学者的加入使得中国化探索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也更强，如史学已经开始涉及到古代史、近代史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显示出中国化已逐渐在各学科呈体系性、整体性的发展态势。二是中国化探索由自发转为自觉，由模糊转为清晰。中国化问题被明确提出并逐渐得到广泛认同，成为一种初具规模的思想潮流和趋向。这种中国化的共识和潮流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发展产生了影响。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以一段� 这一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而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为其提供了学理逻辑的支撑及话语借鉴。这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探索的丰硕成果及重大时代意义。
三、1938――1949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繁荣与深化
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后，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一问题。这对于学术界的学术中国化探索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在“政治之力”帮助下，理论工作者的中国化运动更自觉而热烈地开展起来。1939年理论界发起了旨在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中国化运动”，这是一次明确以“中国化”为旗帜和任务的理论运动。潘梓年、艾思奇、柳等一批理论家，以《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等刊物为主要阵地，纷纷撰文参与到对“中国化”问题的讨论中。
在学术中国化的内涵、途径、意义等学理问题上，学者们取得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中国化的内涵，学者们廓清了其与国粹论、中体西用论以及盛行一时的本位文化论的区别，指出学术中国化就是“将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12]这里的“最新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学术的中国化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吸收的问题，这也表明这一运动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如何才能做到学术中国化，不同的学者虽有不同看法，但在两个方面上是一致的：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现有已经有了的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要用这个方法来研究，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13]二是对传统文化、道德的批判和吸收，因为“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14]634嵇文甫在《漫谈学术中国化》一文中，还详细地将传统文化分成了四类，并逐一分析了应如何对待。此外，学者们还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学术中国化的途径，如柳在《读书月报》一卷三期发表的《论中国化》一文中，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等学科如何具体开展中国化工作进行了阐述。对于学术中国化的目的和任务，研究者也多有思考。1939年4月发行于上海的《新知半月刊》杂志社举行了关于学术中国化的集体讨论，围绕什么是中国化、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中国化等问题展开。讨论指出中国化的任务有：承担起对理论进行通俗化和深化、肃清错误思想，团结思想界、反对教条主义等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责任，而所有这些最终还是归结到服务于抗战建国这 [15]用的话来说，中国化就是“要使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秀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14] 606
对学术中国化的认识随着讨论的进行而越发清晰和深入，而中国化的学术实践也在这些理性认识指导下更加自觉和卓有成效。哲学上，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道德的工作更加深入，陈伯达对古代思想家的“正名”、“中庸”、“知行”等重要哲学范畴都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研究。艾思奇在对文人谬论进行批驳的同时，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以之分析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此外，张如心、和培元等还在《在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论新哲学的特性和新哲学的中国化》等文中，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阐发和研究。
在前期中国化开展的较为成熟的史学领域，学术中国化更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拥护。金灿然在1941年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和展望》中指出，今后研究中国历史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16]具体研究成果上，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得到扩展，如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开展。二是原有的领域继续深化，如古代史上，1943年出版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2年郭沫若的《殷商奴隶制度考》、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二卷等加深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而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则深化了对与中国革命事业密切相关的近代史、革命史的研究。
经济学上的中国化研究也日渐成熟和深入。王亚南明确提出了“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17]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他在4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以及彭迪先的《实用经济学大纲》等代表作就体现了他这一思想和原则。40年代中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解放区以及未来的新中国经济建设如何进行，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前的重大问题。王亚南、王思华、许涤新等著名经济学者都关注了这一问题，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了阐发和研究，为实际经济建设献策献力。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涉及的学科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政治学、文艺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等都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学科知识、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学术思潮。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蓬勃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学术
四、余论
由于时代的局限，20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仍然是初步的，并存在一些不足，如公式化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 （下转第49页）(上接第46页)较重，对历史人物和史事评价不够客观等局限。但整体看来，这一过程仍是成果丰硕而意义重大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之路上跋涉、探索，如何使中国化意识从模糊到清晰，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从无到有，再到繁荣昌盛的。这一学术中国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不仅配合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具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有力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从更长久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化探讨和实践不仅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大发展，更对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释：
①这里的学术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产生发展历程，应与1939-1940年中共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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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集体讨论：论学术中国化[J].新知半月刊。1939,(4).
与幸运的门户相比，电子商务在中国一直命运不济，留下“资本”严重先天不足的结症。要知道，在90年代那次热潮之中，美国有400多家互联网公司上市，市场价值达到1万多亿美元，投入的风险投资达1000多亿美元。其中，电子商务公司远远超过半壁江山。
2000年那场最壮观的互联网泡沫，最大的成份就是B2C。因此，破灭以后跌得最惨重的也是B2C。但在美国，如今eBay、Amazon等电子商务公司依然占据互联网的半壁江山，而且势头强劲。而中国电子商务却没有如此命运。因为滞后于美国市场的中国互联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1996年，美国股市上市的明星股是门户Yahoo，而国内三大门户上市已经是泡沫开始破灭的2000年；1997年和1998年，美国股市上市明星股分别是Amazon、eBay，而国内当时的电子商务领导者8848却在临门一脚中失利，错失了通向股市的最后一班车。因此，从1997年起，美国资本市场在电子商务方面的投资额几乎达到门户的十倍以上，而中国电子商务公司获得的投资却不足门户的1/10，形成了严重的投资断层。巨额资金投入是新兴电子商务能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前期的这些资本根本不足以推动中国电子商务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资本投入严重不足，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先天发育不足的根本原因。
这种发育不良的症状十分明显。比如，真正的电子商务公司中除了易趣、卓越、当当之外，几乎没有像样的第二梯队。包括这几家幸运的“幸存者”，其商业模式也先天不足。eBay、Amazon等成功的电子商务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作为全方位的“平台”：除了在市场份额方面一马当先外，在商品种类以及相关信息方面也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反观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除了市场份额极为分散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商品种类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少数厚利产品上，相关产品的信息也非常有限。目前，eBay和Amazon的活跃用户均在3700万左右，也只占全球网民数量的5％（国内调查的关于网民购物的比例存在严重偏高的失实）。充分利用网络的可扩展性，吸引更大比例的网民是未来最大的增长潜力，而实现这一点主要依靠“平台”上的产品和信息更加无所不包。但是，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根本没有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他们达到这个层次的所需资金不仅仅是数千万美元级的，而应该是上亿美元级的“烧钱”。
当然，最明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电子商务缺乏一个领导者。可以说，一个没有领导者的行业是一个可悲的行业。1999年，8848作为当之无愧的电子商务领袖，引导了整个电子商务行业的理念，推动了支付和配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当然，它自己 但是，8848陨落之后，领导者的位置就再也没有人坐了。虽然8848后来备受诟病，其实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8848唯一犯下的错误仅仅在于没有坚持而已。8848的商业模式和它的“烧钱”行为都是无懈可击的！有了8200万美元的家底，阿里巴巴具备 有了行业的领导者，受益的不仅仅是领导者本身，而是所有的电子商务公司，而是所有电子商务行业本身，包括消费者。
后遗症直接导致的结果：除了受益于网民规模扩大外，这几年中国电子商务的进步幅度远远不如1999年和2000年，几乎原地踏步。无论从商业模式还是资金量来说，易趣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但是，由于经营理念的保守和眼界的狭隘，除了一味盲目地大量挥洒广告费外，几乎没有为整个行业作任何贡献。其他电子商务公司即使有这样的境界， 毕竟，坐倒领导者的位置就需要为行业大量“烧钱”的。
目前在美国电子商务中，书籍销售额只有21亿美元（2002年占网上网下所有书籍销售的12％），而网上定票却达到了222亿美元（占所有票务销售的17％），是书籍的10倍以上。而且网上定票收入增长在58％，幅度是书籍的两倍多。这是携程得以在Nasdaq上市，亿龙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的根本原由。但是，卓越和当当等以书籍和音像制品为主打的公司，其商业模式的局限很难打开Nasdaq的大门。但是，他们可 不过，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缺憾，将有短信、网上交友、网络游戏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娱乐和消遣方面的商业模式得以弥补。
【摘要题】经济学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企业家理论。
【正文】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从18世纪开始，经济学家们就没有停止过把和企业家有关的理论纳入经济理论框架的努力。马克思是较早研究企业家理论的经济学大师，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企业家理论，可是，很少有人挖掘和开发这个理论宝库。企业家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企业家的活动是一种创新性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动力之源是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战略和创新实践。企业家才能已经同资本、劳动力、土地一起成为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之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一个国家能够富裕起来，并且很快实现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建立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涌向市场经济的潮头浪尖。正是我国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也是民营企业从家族制管理融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尤其是职业企业家阶层正在兴起。加强对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的研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企业家理论进行初步的探讨与研究，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一、企业家的概念、内涵，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虽然时间久远，但对企业家概念却有众多的说法。笔者认为，企业家是活跃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的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是“工业的司令官”和“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都是企业家应当具有的必要条件，共同构成企业家概念的完整的内涵。而所有者、经营者则是上述内涵的载体。
我们给出上述企业家概念的理论根据有四：其一，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9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学问答录》中指出：企业家概念包括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精神两项内涵。其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1999年提出：“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注：厉以宁。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M].企业零杂志，1999(23).）。其三，在马歇尔的企业家理论中，十分重视企业家个人的经营才能；我国张维迎教授则认为拥有个人资产和经营能力是成为企业家的必需条件。其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产业经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
企业家是—个发展着的概念。企业家这个社会角色，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企业家是集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劳动者于一身的社会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个别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家不再参加具体的生产劳动，而是以集所有者和经营者于一身的“资本家”的身分出现；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个别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特别是“经理革命”的爆发，公司制企业的大量涌现，企业家这—社会角色，更多地由专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职业经理阶层来承担。一般把前两种业主型的企业家称为传统型企业家，而把后一种非业主型的企业家称为现代型企业家。必须特别指出，资本家与企业家是有明显区别的，拥有资本但缺乏企业家才能的人，只能叫资本家；既有资本又有企业家才能或虽然没有资本但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能叫企业家。
在实现企业家职能的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的眼光、谋略、、手段、技巧等即为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是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主要是经过后天的、培养、锻炼造就而成的特有的洞察能力、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由此所组成的综合性资质。而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素质最终都要和企业家才能一起表现出来，有的学者从定性角度，把是否从事创新活动和能否获得超额利润作为评判企业家的一种尺度，这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能否从事创新活动关系到企业家才能，能否获得超额利润既关系到企业家才能，也关系到企业家职能，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的有机统一，才是—个完整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内涵极为丰富，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富有创新精神、风险精神和奉献精神，能创立新企业和发展新产业、推出新产品的能人；（二）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是能不断吸纳人才，将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优化组合，善于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交易机会，降低交易费用，获取合法利润，使社会财富和价值增殖最大化的生产要素组织者；（三）企业家是具有市场眼光，能善于运用赚钱手段、利用市场信息，发现机遇和抓住机遇，并精于作出战略决策，能创造经济奇迹的市场经济战略家；（四）企业家是承担着引导、指挥、组织、协调、监督、教育、凝聚人心、营造企业文化等企业领导职能，善于运用自己独特的领导、领导方式、领导方法、领导作风，实现领导效能最大化的企业高层领导者。
二、《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
《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主要体现在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才能的融合之中。
担当企业家角色的资本家既是层面上的财产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他们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统决策权与控制权于一体，在企业内部实行集权型领导。而在企业外部，即在社会层面上，由于他们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既有决策权，又有控制权，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上形成的整体力量，使他 另一方面，他们对企业经营承担着无限责任或有限责任，在拼命追求利润和超额利润（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的同时，冒着由于生产资本的预付性和收益的滞后性造成的经营风险和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法语中企业家一词(Entrprendre)的本意就是“承担风险”）。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追求利润和超额利润是资本家的职能，但获取利润和超额利润却并非任何一个拥有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资本家都能做到的事情，只有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才可能做到。
对企业家的职能，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表述。美国经济学家沃克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组织和实施生产，决定生产什么、多少和哪些种类，用何种材料和样式进行生产，以及产品向什么人并用何种价格出售和支付条件。”（注：沃克·弗朗西斯。政治经济学[M].1883.P23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家的职能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虽然在字里行间并没有出现“企业家”三个字， 不难看出：沃克是从现象上论述了企业家职能，马克思则是从本质上论述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因为，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凭借企业家的眼光在市场上发现某种潜在利益或商机以后，便去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并吸引其他人投资，进行生产要素的特殊组合。去完成某种创新，而这一切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就是把潜在利益变成现实利益，最后获得利润和超额利润（即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在《资本论》全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甚至也没有出现“企业家才能”这五个字，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才能却是我们从《资本论》的许多论述中都能感悟到的。这可以通过对原著中下列内容的分析来说明：
例1：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究竟是为了从可变资本取得利润才预付不变资本，还是为了使不变资本增殖才预付可变资本；他究竟是为了机器和原料有更大的价值才把货币用在工资上，还是为了对劳动进行剥削才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不管人们怎样看，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在这段原著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企业家才能，但从对上述内容的分析中，却能让人们感觉到：在这里，作为传统型企业家的资本家具有一种组合生产要素的才能。因为，只有将投入的货币资本、劳动力、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合理地组合起来，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这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体现。这里，企业家才能是作为前提条件的。因为没有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可变资本就不可能“取得利润”，不变资本也不会“增殖”。可见，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才能已被隐化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例2：“W——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124.）在此，马克思虽然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却可以让人感悟到：在这里，企业家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何使商品体跳到金体上的“惊险的跳跃”获得成功。
例3：“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688.）同样，马克思虽然在此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却能令人感悟到：企业家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何运用资本集中等手段，即如何通过组织股份公司去搞大生产、大项目、大工程、大流通、大、高科技；如何通过并购把自己铸造成“经济航空母舰”。
例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着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686.）马克思又指出：“资本家在急需的时候会不顾他手中的货币的规定职能，而动用他拥有的一切，来保证他的资本的循环过程照常进行。”（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63-64.）在此，马克思虽然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能“保证他的资本循环过程照常进行，”这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表现。
例5：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00.）还指出：“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74.）在这里，作为资本家的家的重要才能表现为；如何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因为无论是缩短资本的生产时间，还是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必须特别指出：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的作用表现出两面性。从生产力方面看，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的社会作用表现在把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已经证明，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由于担当着企业家角色的资本家掌握着资本这一稀缺资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这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毫无疑问是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极不光彩的一面，无论给他们带上多少美丽的光环，都绝对掩盖不了这一剥削的事实。因此，人们对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应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三、《资本论》中蕴含的型企业家
现代型企业家主要指从事创新活动的职业化的企业高层经理。职业化的企业高层经理是“虽然没有资本但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他们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为职业，凭借个人的经营才能和社会责任感来履行对企业的实际领导权，在一系列创新活动中驾驭风险，用投资人的钱去获取超额利润，以事业上的成功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正是现代型企业家与传统型企业家的根本区别。
现代型企业家的出现源于经理革命的爆发。1841年4月15日，即马克思着手写《资本论》的前两年，美国马萨诸塞至纽约的一条铁路线上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的严重事故，2人身亡，17人受伤，一时舆论哗然！这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故暴露出老板虽然有钱但不一定有能力领导和管理现代企业的事实。在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推动下，这家铁路公司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实质是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老板有财产的所有权，经营管理企业的则是经理。“经理革命”由此开始，经理制兴起并迅速在全世界得到推广，企业高层经理成了现代企业家的代名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理”作了较多的论述，如第一卷在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就提到了经理，而在第三卷中至少有18处论到“经理”这个响亮的名词。其中，马克思直接对于“经理”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理的含义。经理是“古希腊的监督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egisseur（管家）”（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从“监督人”、“管家”到“资本的管理人”，在这里，马克思对经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作了直接表述。这种职责与功能的不同，正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区别。
（二）早期经理阶层的生成。马克思指出：“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在这里，马克思客观面生动地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经理阶层生成的一幕。这种经理阶层的生成方式与我国现代社会经理阶层的生成方式有所不同。从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竞争的残酷性，这为我们写企业家史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三）经理的现实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不能由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的现实职能就是资本家的执行职能。同时还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资本主义传统企业制度已变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原来的具有“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仅有所有权，但他已“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而“单纯的经理”则有了经营权，“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这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由此看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生成的民营企业家，迟早也要走出这一步，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我国的民营企业家要看清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遵照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坚定地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四）经理的报酬。马克思指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灭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经理领取的是监督工资，“这种监督工资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效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告诉我们这样几个道理：其一，“经理的薪金”“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换言之，经理薪金的多少、高低完全取决于经理本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市场上供求的作用；其二，“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都在V（即可变资本价值）中支出，而不在m（即剩余价值）中支出，因此，经理的报酬是要计入企业的成本的，不能误认是剥削收入；其三，工人的合作工厂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具有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一旦“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就改变了作为经理职能之一的监督劳动的性质，也不再“同工人相对立”。因此，经理报酬由谁支付，同生产关系的性质相关；其四，经理作为—个阶层，其人数愈多，形成时间愈早，便愈能促使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愈成熟、愈发达，经理的报酬就“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两者互为作用，相辅相成。
（五）经理的社会作用、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尤尔先生早巳指出，‘我们的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三点启示：第一，作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的产业经理，是现代企业家职能、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素质、尤其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第二，现代型企业家，其社会作用、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远远高过传统型企业家。第三，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特别是产业经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这使我们认识到：特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企业家是民族经济的栋粱，是当之无愧的的骄子，是和平经济年代的英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企业家的社会作用，要积极创造条件，确保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激励企业家为社会多作贡献。
由此可见，马克思� 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其之丰富，之独到，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给予人们许多深刻的有益的启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正是经理阶层刚刚在世界上出现，马克思对这一新兴阶层出现的敏感和高度关注，以及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对于企业家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我国已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的同时，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现代企业家。深入研究企业家理论，对企业家队伍的培育、成熟和壮大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挖掘和开发马克思企业家理论宝库，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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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良谋，郑萍。企业家理论的困惑[J].与探索，1997(4).
王皓，方齐云。理代企业家理论评速[J].经济学动态，1999(5).
刘云鹏。企业家理论的历史沿革[J].经济，1997(2).
刘波，孙林岩。企业家理论和借鉴[J].科学与管理，2000(1).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地区经济越发达，个人文化素质水平越高，年收入往往也越高。以美国为例，劳动力年均收入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接受8年以下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仅为平均收入的58%，接受12年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为平均收入的85%，而接受16年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超过了平均收入的27%［5］。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创造两种资本都需要投资，且一旦创造出来，两者都具有经济价值。对以教育形式表现的人力资本而言，资本回报计算非常复杂，因为人力资本总是附加在其所有者身上。我们无法把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从其身体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计算租金有多大，测定人力资本的回报比测定实物资本的回报困难。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拟从参与乡村旅游从业者获得的经济收益来推断其人力资本的回报。一个人受教育的水平越高，一般其收入也较高，这个事实可看作乡村旅游中人力资本市场价值的依据。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王坪村是我国川东北地区著名的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目的地，为了说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其旅游收入的影响，笔者和课题组于2013年6月在王坪村及周边地区对当地乡村旅游从业者进行问卷式调查，了解其受教育程度和旅游年收入情况，并最终获取了32份有效问卷。本文采用“明瑟模型”(MincerMod-el)，说明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和其旅游收入之间的关系。该模型为半对数形式，方程表达式为：lnY=C+αX+βX2+ε。式中，Y代表从业者年旅游年收入；X代表经营者实际受教育年限(包括与旅游相关的培训和在职教育);ε为随机误差项；α、β为变量的回归系数，C为常数项，α为乡村旅游从业者教育投资边际回报率。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平均年收入增长0．94%，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相一致。模型的R2=0．745514，调整后R2=0．727964，考虑到调研情况的相对复杂性，模型拟合优度可接受，模型F值为42．47765。由F表可查出，F0．05(2，29)=3．33，F=42．47765＞3．33。由F检验可知，王坪村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因此，增加乡村旅游经营者人力资本投资，能增加其个人及家庭的收入水平，并进一步促进农村旅游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2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析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主要包括农户、政府和旅游企业，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质。三大投资主体在各自约束条件下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作用各不相同，有必要对各个投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
2．1农户农户作为个体而言是指农民，作为群体而言则是指以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种社会组织形式。它不仅是一种生活组织，更是一种生产组织。在人力资本形成初期，家庭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作为最基本的主体投资者，农户投资覆盖了舒尔茨观点中的所有渠道。从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视角。其投资形式主要包括对家庭成员的基础教育投资和职业技术教育投资；其投资目的较单纯：提升自身或家庭成员素质以参与旅游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投资行为以预算约束下的收益最大化为原则。然而，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强的外部性特征，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根据舒尔茨“理性小农”的观点，农户在投资预算有限的前提下，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往往偏向保守。同时，还应注意到近年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读书无用论”影响了部分农村家庭的选择，使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家长过早终止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在王坪村的调研中，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出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大多认为开办农家乐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储备。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乡村旅游的发展对行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旅游发展对各类新型人才的需求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心中旅游技术门槛低、单纯劳动密集型的固有印象。培养旅游专业人才需要坚实的基础教育，农户投资在乡村旅游人力资本形成初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户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能否获得有效激励，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决定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人才来源是否可得到切实的保障。
2．2政府乡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直接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是地方旅游经济和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其公共性毋庸置疑。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方，政府有责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乡村旅游中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形式。直接投资主要包括：①对原住农户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旅游发展背景、服务礼仪、餐饮卫生、政策法规等；②招徕外来人才，如为当地引入乡村规划师、大学生村官、西部志愿者等。间接投资主要指政府对乡村旅游地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支持的投入。这些直接和间接投入将有效降低农户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时的成本和顾虑，间接促进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以王坪村为例，当地政府和景区管委会主要通过直接形式参与到乡村旅游人才的建设中来，而省市级政府则更多的是通过间接形式对当地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表面上看，政府进行农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主体投资是在提供一种准公共产品，受益方是作为投资对象的农户和当地旅游企业。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农村旅游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使农村旅游生产经营活动获得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持，为旅游经济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最终政府、旅游企业和农户都将从由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全面繁荣中获得极大的收益。
2．3旅游企业乡村旅游企业指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从事旅游生产或服务，向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7］，其发展天生伴随着对利益的追逐。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乡村旅游企业员工已从过去的单独以当地农户为主扩大到返乡农民工、农村籍退役士兵，甚至城市下岗职工等不同群体［8］。这部分劳动力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学习获得生产技能、积累工作经验、开拓发展视野等，实现了价值增值，有利于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乡村旅游企业具有企业一般特征，对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员工的知识存量、技术水平，归根结底是为了从员工人力资本的增长中获得回报。然而，资本总是流向报酬最高的地方，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人力资本具有追求价值增值的内在张力。旅游行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风险，使很多乡村旅游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容易出现激励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在职培训为核心，主要包括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发展培训。但由于存在前述激励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企业在现实中常常对完整的企业培训体系进行阉割，在培训安排中以岗前培训为主、在岗培训为辅，忽视发展培训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一背景下，旅游企业在当地旅游人力资本发展方面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享受的经济收益均未能完全实现。若不能有效消除乡村旅游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外部性，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从王坪村当地旅游企业主管对待培训的态度和企业员工接受的培训现状均印证了此类问题的存在。
3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策略分析
就业观念和城乡差距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远远低于城市地区，直接引进高素质人才难度十分大。除了我国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排除存在部分城市劳动力向乡村旅游地转移的现象，但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劳动力仍然以当地农民和返乡农民工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针对转型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需要，采取策略对人力资本投资主体进行激励，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调整农村人力资本结构，从而促进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1完善以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体系，夯实人才基础基础教育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必须把提高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作为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来抓。当前首先要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真正在农村地区普及免费义务教育。针对我国部分乡村地区实施免费教育资金短缺的问题，可通过改革现行的财税政策，增加省级和中央财政的统筹能力，把经费向落后的乡村地区进行适当倾斜，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上级财政出资、下级财政相应配套的方法来提供教育资金支持，以避免出现资金转移漏损；积极发挥政府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形成的间接作用，通过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减轻农户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担和顾虑；同时，政府应注重舆论引导，破除“读书无用论”等谬误，畅通教育信息渠道，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需求进行激励，为乡村旅游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3．2激活以专业为特色的人才培养群体，扩展投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依然以“政府主导型”为主的情况下，各方社会力量对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的投入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众多专业性社会机构，如旅行社、行业协会、金融公司、社会培训机构等均具有成为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潜质。政府可考虑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动社会资源以投资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式参与到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中来，以经济利益吸引社会各方资源对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这样做不仅能科学有效地培养乡村旅游新型复合型人才，还能改善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结构，为今后农村旅游经济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3．3建立以规范为目标的从业结构体系，提升企业动力大量吸收农村本地和返乡劳动力能有效降低员工的流动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乡村旅游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外部性。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升级，将成为激励旅游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压力。但目前我国对乡村旅游人才的从业结构体系认定较为模糊，农业部、旅游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各部委都有各自的培养体系和从业标准。旅游企业在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时容易感到无所适从。作为乡村旅游人力建设公共产品的提供方，政府应在充分考虑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整合现有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人才从业结构体系，通过引入乡村旅游执业资格和从业标准，彻底规范乡村旅游产业的人员结构和层次，为旅游企业指明人力资本投资方向，提升旅游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动力。综上所述，在转型时期农村经济发展背景下，我们应构建以政府部门为引导，农民自身需求和旅游企业需求相结合，多元参与、相互合作的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主体框架，形成三位一体的开发模式，切实提高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水平，为推进农村现代服务业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大众文化以及大众的世俗关怀都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人之为人的"最低纲领"，在满足这一层面之后，我们应有"最高纲领"（或起码的"中级纲领"），即不断超越自我，达到新的生命存在高度。这样不断发展自己，不断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纪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站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前沿，与西方进行真正意义和全新水准的跨世纪对话。
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泛化的状态下，如今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日益与中国文化中世俗化的东西 文学界出现的调侃文学、后新潮小说已然成为消解中心话语以后的新中心；影视文化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传媒拜物教"。当代传媒以跨国资本的方式形成全球性的消费意识，其文化霸权话语渐渐进入国家民族的神经之中。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主体之间，将个体差异性推到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使当代传媒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话语权力形式。
第一节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一流的思想家，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是对大众媒体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必要的洞悉。
就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等关系而言，可以说从西美尔、梅洛-庞蒂以来，有很多思想家对其加以关注。尤其是当代思想家布迪尔对"身体"视域的深度分析，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世界人生的新路径。如他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论述，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它资本是一种"刚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更值得深加关注。
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基本学术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是不行的，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康德、费希特等），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德勒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一，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生命"变成了一个本体论的重要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科和拉康哲学，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这些文化元素对他而言并非没有意义，但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它们，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地对抗它们，因为它是人类文化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现代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传统式的内在和谐，而进入一种"自我"本质的重新定位。人具有自己的"处身性"，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
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完整的整体美的关键。因为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面部结构不可能脱离精神，因为它就是精神的直观表现。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容是精神的体现，也是个性的象征，它与躯体有着明显的区别。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的表现域，也是艺术最具有审美特性的地方。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却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尽管它也可以通过动作和造型来表达情感，如手的造型等，但仍然是不足以与面部相比拟的。因为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的本质的差异。
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 也许，这一切早被西美尔在世纪之初就言中了。"身体距离"在现代人中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的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的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作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力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力，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合谐音。
二，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
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n-Ponty），张扬"身体"的重要性。他认为，思想就是常识、作用与变形，但唯一的条件是进行一种实验性的控制，而各类飘忽不定的意志和愿望就从这里生发。这意味着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我的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它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所以，身体在看之时能自视，在触摸之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身，并把自身� 因此，当艺术家创作时，他是在实践一种独特的"知觉理论"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他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那些事物上面去游荡，因为他要在那上面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我们通过这种变形，可以直观物质本身的无声意蕴和那梦幻般深沉的宇宙精神。
物体是思想空间的漫延，是思想向事情本身的伸展。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思想所支配的身体，对思想而言并非对象中的一个，思想并不从中提取空间的全部剩余作为附带的前提。进一步说，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自然法则中。肉体对于灵魂而言，是灵魂诞生的空间和所有其它现有空间的存在方式。现象学"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艺术的深度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新的灵感和新艺术思想的生长点。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超概念的普遍存在的表现，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话语谱系。
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对象的意义的"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瞭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因为"我以我的整个存在一种总体方法去知觉，我把握事物的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于是，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
三，欲望生产与个体肉体。
当代哲学家德勒兹和居塔里以"欲望生产"的理论，为当代人描绘出一幅新的生存图景：欲望和任何生产一样，创造现实、人的存在的世界。 "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都是由性力比多决定的。"欲望生产"既把人的欲望，也把物质生产实践非理性化。"欲望生产"在现代甚至后现代社会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器官的躯体"及其衔接部分的主体。欲望首先是生存的欲望、行动的创造的欲望，然而欲望同时也是死亡、停止的欲望，这就导致了无器官的躯体的产生，不仅人的躯体有着一种欲望，同样社会生产中也有一种无器官的躯体，它不断地产生专制制度、资本剥削、拜金主义这些"躯体"。人的"欲望生产"在个体、自然和社会方面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此，人是一种无意识的欲望主体，在实现自身的可能性时，无意识地"消耗"着历史，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社会参数。
四，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
"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塑型，恰好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正好成了当今"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
应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中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 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他者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的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画出来。但是，具体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并真正有独到见解的当数布希亚德等学者。
第二节全球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就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90年代文化研究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使90年代的人比80年代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
一，超真实的符号生产和媒体谎言。
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希亚德（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 布希亚德声称，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后现代的类象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人类进入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面对信息的无休无止的狂轰滥炸，面对各种意图使人们去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持续不断的鼓动和教唆，大众逐渐滋生一种对立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意义、信息和教唆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此消失了，各个阶级、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符号世界的虚空由此而烈。
当然，就积极意义而言，传媒在促进人们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方面，提供了快捷多样的形式。我以为，拒绝传媒是愚蠢的，然而，同时又必须看到，大众传播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又在不断地造成信息发出、传递、接受三维间的"中断"。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跟着影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去确立自身的行为方式，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大众传播的播出的单向度属性，是一种"无回应"缺乏反馈的话语输出，但是其自由选择模式掩盖了这种"无回应话语"的不平等话语权力实质。同时，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当今世界通过镜头组接以后的弥天大谎层出不穷，甚至电脑特技的制造的真实的谎言或虚假的真实比比皆是。于是，媒体不断地造成各种"热点"和"事端"，媒 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媒体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超文本"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数码复制"的世界。这种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走向我们时，变得主观而疏离。尤其是在多媒体电脑加工的文化品，更日益成 传媒在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习俗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象化"有家庭化，导致了传媒的全球化倾向。从此，"超美学"成为后现代时代的审美原则，即美学已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着导致一书判断的丧失，和艺术市场标准的丧失--漫天要价使得价格不再代表作品的相对价值，而只是表现了一种"价值的疯狂"。
在我看来，布希亚德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进入到后现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而已。
二，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
当论家莱斯理·斯克莱尔在近来发表的重要文章《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广告，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正面行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三世界的大众媒体问题。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正适于着手研究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这一研究是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的。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体、电台、电视以及露天宣传栏广告之间也有些差异，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数都是与消费相关的，而无关于生产。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如果允许美国或者西方对文化的控制，那么它显然是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主要有几种层面。即认为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一种高级的专业活动；认为在它在不同的国家有非常不同的发展过程，在国家间模式的差异要比全球的模式要更重要；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和媒体力量，它抵消了美国的文化商品的外部影响；认为美国的媒体既可以阻碍国家的独立也可以促进国家的独立。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身的同义语。这样，资本主义的重构，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化，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正是它的基本逻辑。但是把文化媒体帝国主义与美国甚或美帝国主义等同起来，是一种神秘化误区，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美国的影响能被屏蔽，那么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就会终结。
在我看来，这些看法无非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对全球传媒运作和控制。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化中的跨国媒体问题。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
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以通讯自身来定义它们（如规模、技术、政治）是偏颇的，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很少能战胜大众媒体。它们的真实意义是：找到传媒的"反霸权空间"。在世界各地，一直都有少数人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但是只是在最近，消费主义才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这样提出问题，已经不再是对消费主义本身的直接抨击，而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上文所述的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抗议。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之一就是呼唤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三，全球话语中的传播网络。
当代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中强调：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就其社会和生态后果来说，技术理性似乎也并不那么合理，哪怕技术理性和人类福祗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因此，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其次，联系这个网络的媒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再次，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分散化过程；最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如果给它一个积极的伪装，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中进一步指出，后殖民的抱负在于实现文化话语的真正全球化，其策略在于：把中心地带的欧美文化批评的那些问题和思想取向扩展到全球范围；把以往处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边缘的声音和主体性引进到欧美文化批评中来，它们现在要求能够在中心听到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后殖民的宗旨是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殖民（主义）思维方式之遗产的"二元主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揭示出各个社会复杂的异质性和偶然性。如果说后殖民话语的语言标志着它的意识形态取向，杂交性所产生的矛盾则表现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体制内的定位，不管后殖民知识分子如何强调定位的杂交性和可置换性，不同的位置在权力结构中并非全都处于平等地位。在后殖民话语中，当前的全球状态仅仅表现为第三世界出身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认识论规划，它按照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构造世界，这不是无权者而是新权贵的表现。而在这种新的权力关系中，利用当代传媒可以说是后殖民知识分子扩展自己的话语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理解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象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困扰思想者的当代前沿学术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问题。对此，应该承认："高度现代化下的自我并非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在广大的安全领域中，它是有时以微妙，有时一赤裸裸的激荡方式与泛化的焦虑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的情感，可能会与对一定形式的社会和技术机构的可靠性信任一起，混在个体的经验中"。可以说，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当今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后现代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厘定。
第三节多元价值的媒体神话反省
思想者的传媒剖析，为我们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有可能从文化的表层进入一种有深度意义的发掘之中。停留在传媒批判的"世界一体化"和"欲望膨胀化"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层分析传媒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内在关系，分析当代传媒在消解理想而张扬消费主义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并进而剥离大众传媒在消解政治、文化神话的同时所塑形的金钱神话的实质，使人生意义失落的真相显现出来。
后现代性信息社会，具有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所不具有的一些特点：价值的多元相对化，传媒的消费性和隐性霸权，时尚趣味的游离不定，别出心裁的自我表演，影视无节制的集体偷窥欲望，爆炒社会和文艺明星花边新闻，时髦效应主导社会价值的取向，无节制的集体模仿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日益明显并失范，而且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趋势。
一，媒体与权力话语的关系。
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在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时，自己却不期然地成为最具有话语权力的意识形态。今日大众传媒所禀有的意识形态性，使其不再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本质虚伪性，而是不断通过极为便捷的信息通道操纵大众生活并掩盖生活真相。从而将电脑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消费的价值标准强加验所有的社会阶层和个人，以"金钱神话"的意识权力话语方式控制大众的思想，使"钱"成为意义匮乏时代唯一闪光的现代神话。
现代传媒塑造虚假的金钱神话和消费的目的，在于使使生活在现实各种压力中的大众，获得一种迷醉和谐的假像，通过复制一个个温馨的金钱神话和现代化神话，使人们忍受当下的精神心理压抑或下岗的苦闷，并把这种受经济权力和话语支配控制的生活当作自由愉悦的生活，把意识的灌输和强制当作自我自觉的意识，把只重金钱的消费社会所强加于个体的控制误认为是个人的自由必然体现。于是在大众传媒的诱导下，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出现了有利于操纵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使人们逐渐抛弃了超越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丢弃一度拥有的或追求的创造性和个体性，走向迎合潮流、唯新是求地趋向"时尚"。因此，研究大众传媒必须回到文化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上来，才能切实地进入对文化的意识权力话语的分析批判。
随着"精英文化"的衰败，大众文化全面控制整个文化界面。当过去那种形而上的乌托邦无济于世，那种狂热的政治神话在现实中露出了非人化的面目时，意识形态开始转型，即由政治意识形态转向科技意识形态，再转为金钱意识形态甚至消费意识形态。于是，金钱和消费的政治化与意识权力中心化一经生产出来，就开始寻求并俘虏自己的理解者，使任何抛弃旧有意识话语而认同消费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现代人，通过电视和广告不断强化和固化，将生活阐释成当代消费意识形态的形象解读。这种将外在的要求性变成为内在的主动性的过程，成为一个极有遮蔽性的当代问题。
二，现代广告的"沉重肉身"。
现代传媒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影视和广告等具体形式上。现代生活离不开广告，以至于美国一个16岁的儿童，已经受到了10万条广告的冲击。但是，对广告的负面效应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影视广告在制造神话的同时，使生活的压抑扩散成贫与富、奢靡与饥馁对应的新冲击波，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解读则必然使不同消费阶层的差异和冲突明晰化，使人类共同富裕的承诺在当下的消费巨大反差中，演绎成一种钱就是权的世界人生分裂冲突的对峙图景。而这消费至上所引发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却不期然地被的超前消费性生活包装所掩盖，在国际和国内问题成堆的今天，影视娱乐与传媒广告却无视这些一触即发的问题，甚至掩盖这些问题，从而呈现不出任何时代的症候。当然，影视广告也许恰恰恰相反在以这种拒斥意识话语的方式呈现意识形态。它所渲染的生� 然而却又在"语言的垃圾"中不断间接地提到这些周围事物。
于是，人们看广告似乎常常觉得效果"正相反"，上面吹得天花乱坠的同它实际上指涉的东西恰好正相反。"问题"正是在其"没有说出的话"中无意透露的。现代某些传媒广告在许诺人世间温情时又显示出赤裸裸的钱权交易性。这种表面热闹的画面其本质是将虚设和冷� 这表明意识话语同真实历史的冲突关系，从而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不断消解，据此揭开了传媒本身所固有的欺骗性，当消费的意识形态通过传媒而上升为大众的显意识时，人们一旦误认为钱是正常的唯一意义所在时，社会的混乱就不可避免。
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它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当代人在欲望肉身对精神的"翻身"中，以大奇大怪的形式去变态地表现那不可自抑的感觉之流。由传媒所代表文艺"类象"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漂浮。
三，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
在传媒所掀起的"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中，整个文化精神改观了：消解形而上的意义而张扬身体欲望，反对永恒乌托邦而酷好当下生命状态，弃置精神价值而嗜谈原始本能。大众文化在传媒广告的牵引下，已经从文化的价值层面向游戏层面回溯：由文化批判而形式结构，由形式结构布直觉表现，由直觉表现而对象摹仿。这种精神价值的转型标明人的精神世界已经被消费意识和虚无主义所填充。
在经济对个体日益增长的压力下，人们只好日益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身体，而对"未来希望"之类的东西将信将疑，那种虔敬之心和美好情怀为失落之心和现实之困所取代。而流行文化反过来强调了这种现世生活的世俗合法性，于是，流行艺术借助传媒开始了轻浅谑浪的"侃"的文字游戏人生和世界，去掉了人们所剩无几的价值关怀，使生命升华之境开始错位，使无聊的"肥皂剧"统管了人们感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代缺乏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导向和稳定的趣味情怀，怂恿不健全的好奇心和发财路径，在广告化的生活场景中泛滥媚俗的人生喟叹和唯功利的个人胸襟。而正常的文化批判被无批判的吹捧所淹没，追求一时的出名或生财成为当代文化景观中"短期效应"的全部目的。
无疑，传媒所代表的新的意识形态有着很强的浸蚀性。它在给人们感官刺激中不知不觉地"洗脑"。然而，在其影响下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似乎又走上玩世主义的新迷途，即在思想观念上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在生活趣味上则是超新逐俗的精神矮化。于是对理想的非难和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成为今日的时髦，否定精神信念而刺激感官享 我
如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传媒压抑人类精神是值得珍视的那部分潜能的状况。在这个张扬形式而压缩内容，热衷能指而消解所指（意义）的时代，一切误导都迅速地通过传媒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这种文化生产的链条不同于往昔，它已由局部范围的方式变为全球文化的扩张，这种芜杂的信息和资讯传播的全球渗透，使电视成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成为个人消费和对未来策划的意识塑形，从而使媒介甚至广告形式都可以独立地复制主流意识形态。大众传播与意识权力互渗互谋，目的在于出售现代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观念体系，复制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种种生产关系。于是人与传媒互相刺激：媒介生产人的欲望，充满欲望失对广告加以新的诠释。这样意识圈与经济圈所构成恶性循环，使人被牢牢地编入广告与行销体系的运转逻辑之中。
因此，在今天，有必要更进一层认识到大众传媒的新意识形态属性，使人们重新禀有批判意识和自由意识，并更深一层地透过消费主义和玩世主义而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生命理想和价值关怀。
四，幻觉剧场与名牌政治。
沉醉在传媒"类象"构成的"幻觉剧场"中是危险的，同样，在"话语膨胀"中抛弃精神价值和本真情怀，只认同金钱带来的快感，而使文化日渐向日常生活话语靠近，同样是危险的。
传媒生产的幻觉剧场。90年代传媒危机是总体性的，不仅在节目的发送方式和接收方式上，而且在艺术观念、审美心态上都已生产"幻觉剧场"为目的。艺术这一以个性对抗共性，以自由对抗法则的精灵，却在日益精密化、科学化、信息化的社会中被技术化和程度化了，从而使艺术的独立不羁的个性和自由精神被剥离并同一在社会传媒的总体性过程中。这种遭到同化的"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反过来操纵了当代人生活体验，并逐步纳入了市场的轨道，使生命体验连带人的心性情怀也打上了商品的烙印。
在文字逐渐为镜头画面取代，在阅� 人只有一种看的方式，那就是电视镜头提供给你看的方式。而且，这种看的方式是编排定的甚至不掺杂情感的。广而言之，这个信息迭加的时代，电脑多媒体、电视机、报刊杂志将成为成千上万的信息强制地塞入每个大脑。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化大众"的深度模式已被"大众化"的平面模式所取代，采编播人员不断根据大众需要推出千篇一律的实用性、娱乐性和大众性的节目，从而使大众在不用动脑筋的乐与笑中，放松（或放弃）了理性批判和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世界的反省。
如今，大众看世界的方式凝固为屏幕的"窗口"，凡是上面播出的就立即家喻户晓，凡是上面找不到踪影的则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无疑，这种获取信息的类像化、狭窄化、幻觉化，使商品市场经济导演的文化观、价值观趋同化。这一循环态势意味着"平面化时代"正在到来。因为，被媒体所聚焦则成为名人、名流、明星，而不被其关注，则有等于无。市场和传媒已成为存在与不存在、名与不名的场所和价值尺度。炒文化终于使文化中最可贵的"超越性"、"可能性"变成了"享受性"和"现世性"。
名牌政治的大众时代。文化传媒空间使人们乐意生活在一个虚拟空间，这使当今社会在消费热潮中进一步淡漠了人际关系和真实身份，而在虚幻的自我身份想象中以"追"名人和名牌为"时尚"。追求名牌并不主要追求其使用价值，而是在购买名牌商品时所体会到了出人头地的满足感和心理幻象，是以一种社会权力方式对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编码。人们在对"暴富起来"的想象性自我想象时，被这种文化商品或商品文化金色包装所"震惊"。这种心理的失重使其立即放弃了原有的价值尺度，进而仅仅认同这种名牌的中心化品质。
消费主义风行使超前消费日益名牌化、政治化（中心化）。文化由心性的塑形转成为时尚的包装和营销，任何歌星、影星、丑星不经过名牌式的广告包装，就有被大众遗忘的危险。现代传媒的包装术，在明星的私生活、文稿拍卖与竞价的新闻镜头、作品发行之前的"炒新闻"的策略，甚至笔墨官司直到法庭裁决等等，更是有意制造"热点"，刺激新的偶像"炒卖点"。于是，这个世界在镜头过度曝光中成为"太透明"时，人们便在目不暇接的明星图像晕眩中，丧失了判断力。于是，"跟着潮流，别落下"，已然成为当今追逐时髦的新一代的心理和精神写照。可以说，传媒正是在"造星"和"追星"的现代幻象剧场中，前所未有地"变态"地运行着。
当然，电视及其传播系统本身是中性的，与意义无涉，但电视内容和电视播出与消费的方式却关涉意义与价值问题。出问题的不是传媒本身，而是操作传媒的人。当电视热衷于事件表面的喧哗和广告的竞相角逐（甚至数亿元的竞标）时，价值判断和意义本位却日益萎缩。传媒在以画面刺激人的感官时，成功地瓦解了意义以及对意义的追寻和反思。意义的失落是大众媒体溶解消散作用的负面效应，即拒斥深度意义，增强享乐消费主义的必然结果。于是，在意义消隐的终点，是一个正在到来的"大众时代"（themassage）。这个大众时代是一个以反思和情怀为"多事"的时代，它通过电视只看社会的日常景观和暴力场面，却不问这景观预示着什么？这一场面掩盖或暗示了什么？
人们前所未有地面临视屏取代书本"无纸工业时代"的迅速到来。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现代传媒在平息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在"炒文化"的信息盲目迭加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和创伤，使其遗忘竞争生活的严峻性以及经济动荡中"思考"的重要性。于是，今天的知识成为了电视的知识竞赛的周末表演版，今天的大众趣味是在无目的的"忙碌"中获取流行的"文化快餐"。当人们已经在消费主义潮流中感到唯一缺乏的是"钱"而不是精神时，感到扭曲的是知识者而不是的自己时，传媒的消费和消解功能就成功地实现了。
无疑，后现代时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已经制造出一种新的人的感性消费形式，人们不得不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习性"。于是，全球化语境中，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存在感和电脑时空感，成为大众传媒时代对当代人的塑形的必然结果。对此，我们只能说，经过消费时代的人类本性拓展，将成为新世纪思想者思考的重要问题。
第四节公共空间中的当代影视问题
电视传媒的负面效应正在加速意义的消解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后乌托邦已然在大众传媒的网� 然而，面对着一系列问题的现实态度，不是拒斥当代传媒，而是深入探讨大众传播中文化策略问题，探讨意识话语权力和接受心态的互相制约问题，探讨因传媒而加速并扩大的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后殖民主义"问题。通过这一可行性方式，也许我们能够清醒而健康地直面"意义"而对话，实现真正的多元多维的心性交流。
一，后乌托邦时代的当代电影。
面对中国电影的市场化、技术化和国际化，以及有 电影究竟是精英艺术，还是大众花活大众性商品？是现代文化工业生产，还是后现代当下欲望复制？是主旋律意识形态的宣传体，还是当代个体身体欲望的展示？甚至是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被看"？这不仅意味着电影中心意义的消散，同时意味着政治意识形态向消费意识形态的转化中，已经没有一种共识性的看法能够被人们广泛接受，没有一种价值观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后乌托邦时代的平面化场景，在电影这一文化前沿不断变幻着旗帜。
在这种持续性的文化神经的震荡中，电影文化审美谱系事实上已经分裂。这一状况导致了学界长期的争论。肖鹰认为：文化工业的时代是大众传媒的时代--机械复制时代。第五代电影的处女作《一个和八个》和成名作《黄土地》（导演，陈凯歌）的开拓工作是把电影叙事性降到最低限度，而把它的造型性（摄影）强调到极点。这无疑是电影的本体性复归。《红高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带来的轰动由一个摄影师出身的导演（张艺谋）引发，确属必然。通过对色彩（红色）的造型力的个性强化和背景音乐的风格化抽象（吹奏乐和打击乐的夸张使用），导演潇洒率性却又出奇制胜地把电影"玩转了"。事实上，通过极限抽象把几个基本的文化元素（生命、死亡、暴力与性）符号化为压抑与反叛的意识形态化的癫狂表演，是《红高粱》导演的系列影片的全部文化寓意或动机。可以说，通过制作对于现实和情感双重的虚假性，文化工业不仅自身成为虚构和矫情的机械表演，而且把虚构和矫情确立为大众基本的生活模式和个人话语代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不表达感情，但是，它激发欲望。
这种看法，从时代文化批评的层面对当代电影的市场化和技术化加以审视，对电影的文化编码的内在机制加以揭示，以敞开电影革命--从情节到造型、从故事叙事到视觉符号、从中国视界到西方世界。这种审视无疑是严格的甚至有些苛刻，而且其中充盈的人文情绪，已然反映出论者的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批判立场。
而另一位研究者的客观中性研究立场，使得其描述具有某种历史纵深感。而且，正由于具有了这种新历史视野，使其能够在电影固有秩序的拆解中，看到论者对大众话语权力结构和商业文化逻辑的重新解读的眼光。尹鸿认为：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执政集团通过机制修复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化，加固了政治的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已经形成惯性运作的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又使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和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处在政治/工业/艺术/意识形态/商品/美学这样"一仆三主"的境遇中。这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是新民俗片的大量出现，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风月》、《炮打双灯》、《桃花满天红》等。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是远离现代文明中国乡民的婚姻、家庭的民俗故事，但它们并不是民俗的纪录，而是一种经过浪漫改造的民俗奇观。这种类型为中国的影视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俗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手段，同时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京剧、皮影、婚丧嫁娶、红卫兵造反的场面，与乱伦、偷情、窥视等相联系的罪与罚的故事。
两位论者的分析实为重要。然而，我想进一步问的是：为什么中国电影在90年代在寻找自己的电影本体性的同时，所形成新的文化体验方式会采取同过去电影史的"中断"或"告别"的方式？为什么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频频出现这类乡土影视片--新民俗片？为什么在导演的文化策略中，往往要将这类展示乱伦偷情、落后文化的东方主义景观去赢得西方人的赏识？为什么中国有实力的导演总是不在乎城市电影（夏钢是一个例外），而总是要到山野荒谷中去寻求蛮荒暴力的灵感，并以在西方影坛频频获奖作为自己创作的巨型想象和基本出发点？
我以为，这种告别过去的"文化选择"的定位在于两方面问题：其一，以西方的制造"看"与"被看"的原则为基本方略，对中国风情的东方主义再塑形是为了西方主义的文化审看要求，从而使西方在"高势位"的俯瞰东方的同时，获得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体认。其二，中国文化的当代转型的复杂，使得影视表现当代城市人生活的本质场景变得相对困难，而且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市民文化的双重要求所构成的张力中，要成功地即获得主流话语的认同，又占有市场份额，甚至能打出国门，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事。因此，要么拍成主旋律影片可以稳稳拿奖；要么玩一把城市娱乐片，在打闹中获得票房价值；要么专拍生活情趣片（如《渴望》《爱你没商量》《皇城根》《京都纪事》《大撒把》《永失我爱》《离婚了就别来找我》等），让人一掬同情之泪，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要么打擦边球，弄探索片、思考片、实验片等等，走向先锋的崎岖之路。
当代中国影视的多元走向，除了创作人员的审美趣味、文化背景、拍摄意向、价值标准、成果设定等存在多种差异以外，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当代中国怎么看的问题，这是制约其选择背后的东西，值得进一步申说。
事实上，在中国90年代日益现代甚至类后现代的生活场景中，当代导演在跨国资本的大面积介入中，产生了文化眩惑和价值失重。这一根本性的症候，使一种文化落差的中国电影话语的"低势位"，急于找到当代西方电影高势位文化语境，从而达到文化心理的平衡。于是"走向世界"在文人纷纷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又纷纷落马之时，电影却频频获奖，并使西方得以直观地看东方文化的神秘和晦暗。这种电影的高势位的获得，是以"中国形象"的原始落后的"被看"为代价的。难怪，海外华人对张艺谋、陈凯歌的获奖不仅毫无喜色，而且啧有怨言甚至冷漠以对，就不难理解其中三昧了。事实上，近年来张艺谋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后殖民文化悖论处境，并表现出寻求新的表现角度和叙事方式的努力。
就社会文化需要和再生产机制的深层原因看，现代城市人的生活并非一般冷面谐剧处理以逗人发笑就可以了结的（当代城市喜剧电影，大多走的这条腻味的路子）。相反，夏刚的几部城市电影的深邃性，使我感到他对变幻莫测的城市"季风"的独到美学思考和生命关怀，只是因商业层面的考虑而厚度稍欠。
在我看来，现代城市生活最能呈现当代人的精神内核，是电影挖掘的重要的"场域"。现代城市最深刻的问题根源在于，个体要求保持其存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疏理社会历史习惯的制约、生命的外在文化和技术的干预，葆有无可改变的 因此，人与他人、个性自由与个性发展的外部条件的无尽冲突，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双向扭曲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的根本性话题。抓住这一点，发掘当代人精神症候，将使西方人重新认识21世纪的"中国人的精神"。
因此，中国电影没有聚焦城市电影，或仅仅图式化地理解城市电影，或以及个笑星作为城市人的代表，在中国的历史巨变中，注重人的心灵巨大的痛苦迷惘和城市本质，使中国电影在文化景观上正在丧失与西方真正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城市人的生存焦虑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大都市这一独特的喧嚣语境，使人遭遇到时间的迅速变化和空间的相对缩小，每一个人都重要同时又都不重要，从而真切感觉到"生存的焦虑"。在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各种世界一体化的意象与意象碎片纷至沓来，瞬息万变出人意表。现代生活、经济社会、职业工作的节奏快机会多危机大。人们逐渐在迅速汰变的社会秩序规约中隐藏起自己最灵动最敏感的部分，自我与他人心灵保持并加大距离，而变得逐渐孤寂灰暗起来。
"金钱"成为都市人"商品拜物教"中的主角，刺激并生产出无边的欲求，出现了以"金钱"与"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作为唯一尺度去划定交往价值的新现象。这种分割程式化生活方式，形成城市中最无个性的面孔。因而，"金钱"与"时间"在对生活强制性约束中，造成人在快速生活中的迟钝，在日常忙碌中的傲慢，在优裕享受中的粗暴，在狂热追求当中的冷漠。金钱使社会出现虚假的平等，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获得表面公平，甚至成为人们生存意义空间的最后裁定者。以金钱为其生命的润滑剂形成恶性循环--赚更多的钱成为"都市欲望"唯一目的，并使城市人的精神价值观从"人伦关系"转向"契约关系"，于是，冷�
我以为，对这一当代"都市镜像"的全方位扑捉，是充满挑战性的，也是对走出"新风俗片"的风情杜撰的导演们来说，必得迈出的一步。
二，身体话语与媒体暴力。
就传媒的文化场效应而言，它提供关注身体的舒适，保持自我与他者的心灵和身体的双重距离，使身体像梦一样地在转型性断裂的社会"软着陆"的条件。换言之，现代传媒和娱乐机制提供了一套如做戏一般脱离自身生存的"场"，而使人投身于重金属摇滚中，投身于卡拉OK的无情的抒情中，投身于体育运动看台上的山呼海啸的狂热和暴力斗殴中，投身于股市风波那理智丧失和欲望的无限膨胀中。"身体"已然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自恋话题。90年代由于社会的进一步世俗化和市民化，"身体"的私人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当"灵魂"成为可疑可笑之时，"身体"就直� 私人化"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
在对私人空间或身体欲望重视的同时，同样有个"度"的问题，丧失了这个"度"，就会从有效的意义逆转成为丧失了合法性的无意义行为。自我的身体性是存在的真正行为主体和意义主体。关于身体欲望话语，当代影视无疑是有新的开拓的，但或许从身体和看人性，以及表现这种欲望的疯狂和冲突还不够。因为问题还在于，对"身体"和"欲望"的过分强调，可能会逾出对生命本体生命感觉的正当伸张的限度，走向绝对化私人系统的不可沟通性。如何从更大的跨国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以及个我的真正存在意义和生命归宿，似乎还可以再讨论，甚至还可以从"自我身体"和"他者身体"入手进行深度描述，或许别有洞天。当代影视传媒（包括广告）对自我的身体性作为行为主体意义的强调，甚至对"身体感"和"性"的过分张扬，既重要又危险。重要在于这是对生命本体的正当伸张，危险在于容易绝对化而为人（欲望者）张目。
正是对性、暴力的玩味，对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认同，使当代传媒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又往往使人面对选择而无能为力。媒体的暴力问题从而变得尖锐起来。对媒介的暴力、词语的暴力、权力消费的暴力，最好抱以充分的警惕性。对此，阿帕杜莱认为："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lturesofmasculinityandviolenc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象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达上钩的"。"媒介的暴力"，即媒介就是一切。媒介不仅表现暴力，而 而传媒的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体系。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词语暴力，媚态词语暴力，性词语暴力、肉欲词语暴力、"床"词语暴力和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银幕的暴力，同样需加置疑。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所以许多人把时间消磨在上面，不知不觉"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这种银屏单向注入的暴力是潜移默化的，批评者必得用批评的武器划破银屏或感性诱惑，看到银屏背后的"欲望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台词。
面对这种欲望和话语暴力，已经有学者在面对并思考"全球化的陷阱"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化将全球各国纳入到统一网络形成全新的政治文化结构，民族国家体制正经受的政治经济的严峻考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和政党等，都将产生空前的断裂。当然，文化尤其是大众传媒，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同样将日益丧失其文化的独特身份，而走向的一种世界性。我以为，这并不可怕，走回头路是不可能，也是行不通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全面进入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人类新生活的支撑点。人类只能在新的道路上发现自己的问题，寻找自己文化的根，清理欲望和暴力的根源并加以揭底，从而超越全球化所带来的平面化和类同化弊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理性主义坍落的"后乌托邦"时代追问总体生命的价值归依何处？仍得追问现代传媒的中介作用下人与人的沟通和对话何以可能？追问当代人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怎样现实塑形与自我塑形？追问大众传播怎样走出"大众化"的低谷而迈上"化大众"的新境界。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无疑有其现实土壤和阐释接受者，这是不可忽略的。在跨国资本运作的国际化语境中，媒体尤其是卫视，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因此大众媒体在今日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全盘接受其所有正负面效应，相反，作为反思理论者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追求，其超越性思维和批判性眼光是十分重要的。对大众文化绝不能不加分析的完全拥抱，批判的品格就在于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完全合二为一，而是要保持相当距离。距离正是产生正确辨识的可能性前提，丧失了距离只可能得到痛苦和谬误。因而，对大众文化，我在"同情的理解"和对其现实合法性加以肯定的前提下，对其负面效应给予审理和批评，使其在公共空间的正当合理交流中，具有自身真切的现实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