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优秀7篇】》

传记，文体名。亦单称传。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形式。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据各种书面的、口述的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描写与说明而成。传记和历史关系密切，某些写作年代久远的传记常被人们当史料看待。下面是爱岗敬业的小编阿青给家人们整编的7篇近代史人物论文。

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1

我们所认识的蒋介石，很大情况下由于中学历史书的原因，因此所了解的对其事迹几乎都是在在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领导人，他的事迹当然远远不止这么少。

百度百科中对他的简介是这样的：

“蒋介石(01887.10.31—1975.4.5)，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於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於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於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具有这么多身份的的人物，其出身却是卑微的甚至是低下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而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至此，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从而在成长中慢慢地演变成我们所认识的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曾有过这样记录他的一些儿时的事情：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 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有这样一句话：“三岁定八十。”虽然某种程度上这样说是猛烈了点，可是从小所显示出的，就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性格。

至此，不得不想起在近代的近几次战争乃至最后撤至台湾的一系列事件，都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他的这种性格。

对于外敌势力对中国的侵略，他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即使面对着内战的担忧，却能先以国家的完整为先，对维护国家完整说到做到。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全国军民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个伟大的人物。而这方面早在蒋介石留学日本，勇于驳斥日本教官对中国的蔑视时就已经体现了出来。所以，虽然有“西安事变”这一事情的发生，而且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对于一个自小就不孝而且狭隘和极端的人来说，先答应后倒戈也是未尝不可的，但事实上这场战争正是因为他给与共军的重大战力，才得以抵抗日本侵略者。

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战略计划。

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炸开黄河花园口，淹死百姓89万人。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爱憎分明而又对敌人毫不留情的人，却只限于对国家的“大爱”而非顾及全部人或者大多数人的“泛爱”，充分显示了他的残酷与专横，因此在内战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并抵御了侵略之后，他的国家“大爱”转移成个人的对国家的获得和领导的贪婪。

于是新一轮的对共产党的围剿又开动了。

因为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而且“无罪”释放了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将其留在收入部队，直至国民党战败。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

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

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

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

至此，蒋介石终于失去了对占有大陆的所有力量。，因为此行再也难以归去，可是作为爱国者的他的确始终不承认“两个中国”，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这种说法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种极端的爱国情绪始终是畸形的，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最终落得败走台湾的收场，谁人都知道，他的心依然对中国带着贪婪，正如他“不可动摇的国家决心”和“光复大陆”的说法一样，正是那些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成就了他，也在他心中扎了根，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想要统一，却又要是由一个独裁者上场主导。今天，独裁者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受待见，人民期待的是那个自由而非独裁的统治，所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则讣文略带讥讽：“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死去是再适合不过了，对他而言，而他则是这个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只是历史的路注定有人走的是一条荆棘满途但最终却因为方向从一开始就错误而无法达到理想的终点。

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2

清华园里好读书

读书，对于夏鼐而言，是治学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夏鼐日记》的出版，为我们展开了夏鼐在书海中遨游的生动画卷。

1938年末，留学英国的夏鼐在日记中写到，“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一年12个月、365天，阅书80部、19534页，月均读书6部以上，日均读书50多页，若算上小说和期刊论文，数量还要多，这尚属“无暇阅书”之年的“战绩”，实在令人既咋舌又汗颜。

不过，说到集中、大量地读书，还属夏鼐在清华读大学的那几年。1931年9月，夏鼐从燕京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1935年8月，他考取公费出洋留学。据《夏鼐日记》记载，4年间，夏鼐阅读书籍近300种，大部分为学术著作，也有一些中外小说，其中外文原著近百种。

对于喜欢读书的夏鼐而言，1931年入清华求学可谓运气颇佳。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特别重视图书馆建设。1930年春开始，对图书馆进行了扩建改造。1931年起，依罗家伦所订《校务计划进行大纲》，每年图书仪器经费不得少于全校总预算的20%，即24万元，其中图书经费10万元，为清华成立以来图书预算最高额。夏鼐在清华大学期间，图书馆藏书逐年增长，到1933年，中西文图书合计已达24万余册。

当时清华园读书风气很浓，各位老师对读书的要求也很严，给学生布置了大量阅读材料。即便是节假日，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座无虚席。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夏鼐尽情地享受着阅读的乐趣。纵观他在清华期间的日记，记事大都很简略，唯“读书账”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日记的全部内容就是当日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页，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比如，1931年10月4至8日的日记，只记了“阅书：《莎氏乐府本事》（全书368页，完）”这么一句。10月12日和13日，同样也只有一句“阅书：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全书290页，完）”。由此可见，读书几乎填满了夏鼐清华生活的全部。

夏鼐读书勤奋，不因病痛或外界纷扰而中断。1931年12月9日，他身体不适，发烧39度多，头脑发昏，住院治疗。在病房中，他依然没有停止读书，住院四天，读完了梅森的《书写艺术史》外文原著。1931年日记文末，夏鼐有一条“补记”：“1931年是惊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的一年，全国蓬勃兴起救亡运动。然而我仍沉迷于读书生活中，可见我当时民族观念的淡薄，有点醉生梦死！今日翻阅，不禁汗流颜赤！”

清华本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约束较严。北伐期间，国共两党力量进入校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反日情绪高涨。清华园里也是如此。事变第二日，清华学生会就设立了“抗日救国会”，通电政府主战。27日，全体学生大会决议，停课3星期，施行军事训练，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2月，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200余人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夏鼐这条“补记”写于1954年9月18日，“民族观念淡薄”、“醉生梦死”等语言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其实，在民族救亡大潮面前，夏鼐并没置身事外。1931年9月24日，他参加抗日宣讲，步行二三十里到沙河镇，入昌平县城，沿途演讲日兵暴行。不过，政治活动并非夏鼐所热衷，他的更多的精力仍是放在读书上。如果我们把视线放长一点来看，那时的清华大学，多元自主是学生思想的主流，大家都根据自身禀赋和兴趣选择着人生路向。有像夏鼐这样一心读书的，也有如他的同系师兄胡乔木那样矢志革命，每天早晨把革命传单放在同学的洗脸盆里的。而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无论“革命”还是“读书”都是为民族进步凝聚向上的力量，都值得浑浑噩噩、虚度光阴者“汗流颜赤”！

循序、比较、博览的夏氏读书法

夏鼐读书速度惊人，往往两三天时间就读完一部书。书读得快，却绝不浮皮潦草，而是章法井然，值得后人仿效。笔者以为，夏鼐读书之道可归纳为“夏氏读书三法”。

一为“循序推进法”，即制定周密阅读计划，有条不紊地扩大阅读量。1932年第一天，夏鼐在日记中写到：这一年“预备读50部以上”书籍。实际上，日历刚翻到9月9日，他的阅读量已达50部。这一年里，夏鼐共读书66部，可谓“超额”完成任务。1934年1月1日，夏鼐写到，“今天是元旦，但是佳节良辰对于我已失去它们的意义。我仍是依着预定的计划，读了一卷《通鉴纪事本末》”。在《夏鼐日记》中，屡屡可见他自我督促阅读进展的记录，如“此书颇欲从速阅毕，今日起非赶快阅读不可”等，从中皆可体会夏鼐渴望多读书、快读书的迫切心情。

二为“同题比较法”，即把相同主题的书放在一起阅读，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1932年5月，夏鼐阅读金兆梓的《现代中国外交史》，以刘彦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作比较，发现两书材料相同，章节布局有所区别，金著“条理似较清晰”。读芍唐居士的《防海纪略》时，夏鼐感觉此书内容与石印本魏源《圣武记》中的《洋舶征抚记》相似，就找来后者，放在一起对比阅读，“果然抄袭之痕显然”。阅读外文原著时，夏鼐会找到中译本，边读边校。比如，读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时，即以原文与中译文互相对勘；读科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时，以“吴某”译本校对，结果发现“吴某译本不大高明，错误处及奥涩文句所在多有，校正译本比读原书还多花功夫”。（“吴某译本”应为吴献书所译《基尔特社会主义》，该书初版于1923年，是共学社丛书的一种――笔者注）同题比较的读书方法，增强了夏鼐读书的问题意识，为其研究能力助益不少。夏鼐的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得到指导教师蒋廷黻教授肯定，并推荐给《清华学报》，应有得益于他科学的读书方法之处。

三为“广收博览法”，即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不为学科专业所限。夏鼐在清华大学所学专业为中国近代史。以《夏鼐日记》所载而言，夏鼐所读书中专业书占了一大部分。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西人史著，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中国人的作品，以及《曾文正公书札》、《胡文忠公遗书》、《李文忠公全书》、《左文襄公年谱》等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文献，夏鼐均认真研读。不过，夏鼐的阅读视野没有限于史学一隅。相反，他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读了大量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还把触角探到文学领域，读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如鲁迅的《伪自由书》、茅盾的《子夜》、伏尔泰的《老实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

了解理论新潮又保持学术定力

夏鼐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四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陷入低潮，唯物辩证法却在思想界兴盛繁荣。史学家何兹全曾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家、史学家，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哲学家贺麟也说过：“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九一八’前后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

1933年，左派学生在清华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从日记看，夏鼐应未参与这一组织，但这并不表示他不关注唯物史观思潮。实际上，未到清华上学时，夏鼐便已读过伊里奇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蒲列哈诺夫的《史的一元论》、德波林的《伊里奇的辩证法》、北条一雄的《社会进化论》（施复亮译本），以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在清华期间，他更是相当深入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书籍，还和好友讨论唯物唯心等问题。

近代史人物论文【优秀7篇】

吴亮平曾经说过，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的”。如同今天有些人喜欢卖弄西方学术概念一样，当时不少人翻阅唯物辩证法书籍，只是为了赶时髦、装点门面。夏鼐却不是这样，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1932年3月，夏鼐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日记中摘录了书的要点，并写到：“这书理论是精辟透彻”，“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更必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

在清华期间，夏鼐还读了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等书。这些书是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早期产物。其中，陶希圣的社会史研究在当时影响极大，但夏鼐却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商榷：“陶希圣划分社会史采用的是A.Bogdonov的方法，即把社会发展史分为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先资本主义时代等几个时期。”但是陶希圣“将波氏所谓的‘封建社会’称为‘原始封建社会’，又将奴隶社会所发展出来的农奴制度，称为‘田园经济社会’，放在‘先资本主义’以前。这种分法是否合理？是一问题。纵使是合理，他所划分的中国社会史之各期，是否恰当？又成一问题。有暇当作进一步的研究”。

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3

1.引用有关政策、方针性内容务必正确无误，不得泄漏国家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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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小5号楷体，左对齐。

版芯：39行40字。

4.封面采用a4白色纸，格式见附件。

5.使用普通语体文写作，要文句通顺，体例统一，无语法错误，简化字应符合规范，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符号的上下角标和数码要写清楚且位置准确。

7.使用外文缩写代替一名词术语时，首次出现的，应用括号注明其含义，如cpu(centralprocessingunit，中央处理器)。

8.国内工厂、机关、单位名称等应使用全名。

9.公式应另起一行并居中书写，一行写不完的长公式，最好在等号处或在运算符号处转行。公式编号用圆括号括起，示于公式行末右端。公式编序可以全文统一依前后次序编排，也可分章编排，但二者不能混用。文中公式、表格、图的编排方式应统一。

10.文中引用某一公式时，应写成由公式(10)可知。

1.学术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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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4

1.林则徐虎门销烟(联系乡土历史)。

1839年6月，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全部***。

2.***战争开始的时间、结果。

1840年6月，英国舰队侵入中国广东海面，***战争正式爆发。

1842年8月，英国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3.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识图：“焚烧后的圆明园”。1860年，英法侵略者闯入北京西郊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疯狂劫掠园中珍宝。洗劫过后，侵略者又放火烧园。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浩劫。)。

4.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侵略史实。

第二次***战争前后，俄国采取先武力强占中国领土，然后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的卑劣手段，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千米。

5.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基本史实(结合乡土历史)。

左宗棠收复新疆。根据左宗棠的建议，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

6.甲午中日战争中邓世昌的主要事迹。

在甲午中日战争的黄海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壮烈牺牲。

7.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

19，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个国家的侵略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向北京进犯。于1900年8月中旬攻入北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9月，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俄、英、美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8.简述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认识***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条约主要内容：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

影响：《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古老的中国开始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

9.简述《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说明《马关条约》与中华民族危机加剧的关系。

条约主要内容：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

影响：《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10.结合《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分析《辛丑条约》对中华民族危机全面加深的影响。

条约规定：(1)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3)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4)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影响：通过《辛丑条约》，西方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近代化的起步。

(1)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

(2)口号和创办的主要企业：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有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创办民用工业，如湖北织布官局、汉阳铁厂、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等。

(3)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4)船政学堂的内容要结合乡土历史。

2.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北：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1895年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应试举人，上书光绪帝，反对议和，请求变法，史称“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18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又称“戊戌变法”。3.武昌起义。

19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士兵打响起义的第一枪。占领武昌城，取得首义胜利。

此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形成了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

4.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三民�

1911年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发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5.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胜利意义：清朝的统治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崩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在陈独秀的率先倡导下，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起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激发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促使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

1.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史实；五四精神。

19初，法、英、美等国召开巴黎和会……会议竟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一切权益转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5月4日，北京十余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和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举行集会、游行等抗议活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声响彻云霄。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运动。反帝爱国运动的重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逐渐由学生转向工人。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2.中共“一大”召开的史实。

19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3.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

4.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

创建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革命道路的开始。

5.红军长征；长征精神。

结合地图、诗歌了解长征，知道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甘肃会师，可根据自己体会，认识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穿过草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1936年10月红军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意义：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

共同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

2.七七事变的史实，中国全民族抗战从此开始。

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

在占领南京后的六周内，屠杀手无寸铁的南京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达30万人以上。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发动突然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4.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和百团大战的史实。

1938年春，在李宗仁指挥下，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败日军，消灭日军一万多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

1940年，在彭德怀等指挥下，百团大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

5.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6.西安事变的史实；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并向全国发表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它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预示了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到来。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重庆谈判的史实。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已经确定。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0月10日，国民党被迫同中国共产党正式签署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著名的《双十协定》。

2.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1947年6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3.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中最激动人心的战略大决战。

辽沈战役后，解放东北全境。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我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

平津战役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1949年4月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经济和社会生活。

1.张謇兴办的实业。

状元实业家张謇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回家乡创办大生纱厂。他兴办实业的历程，成为中华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一个缩影。

2.民国以来剪发辫、易服饰、改称呼等社会习俗方面的变化。

剪去辫子做中华民国新国民。

革除“大人”“老爷”等前清官场的称呼，规定民国政府的职员相互之间一律改称职务。同时规定，民间普通称呼改为“先生”或“君”。清末民初西服成为男士在正式场合首选的服装。中山装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服装。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

1.詹天佑、侯德榜的成就。

詹天佑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侯德榜发明联合制碱法，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工业作做出了贡献，他发明的制碱工艺被化工界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从此中国的制碱化学工业跃居世界前列。

2.魏源、严复等的主要思想。

***战争后，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清朝战败求和的刺激，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革新救国的方法。魏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

严复译述《天演论》，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变法维新，才能“自强保种”。严复以西学理论鼓吹变法，他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

3.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和近代新式教育发端的主要史实。

维新变法期间，设立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也是百日维新留下的唯一成果。它的开办，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科举制度的废除。

19，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考试。

5.鲁迅、聂耳、冼星海的主要成就。

鲁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文学家，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人民音乐家聂耳代表作品是《义勇军进行曲》。

冼星海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

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括起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的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 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　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3)；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材料，此外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非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4)"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1957年新华社《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披露截止当时共有24篇相关。3年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有 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一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研究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许多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50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和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过了40多年，今天来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50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50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此后出版的3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战争到》，此书虽然出版于1981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的作者们努力作出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学者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们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

从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首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次讨论中也涉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却不像50年代的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见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文章发表。与50年代的那次讨论比较，这次讨论，问题提得更广泛了，角度更新了，研究更深入了，分歧也更显著了。概括说起来，大体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9)。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10)，强调要以"洋务运动一维新运动一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　论，李时岳本 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认为"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三次高潮"论的不完善的地方"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11)。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说的"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12)。有的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　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或者说，(13)；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14)"依据这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15)。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战争到》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 苏双碧(16)、苑书义(17)、张海鹏(18)、荣孟源(19)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 他 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20)一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认为***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使人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同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说的"两个过程"可 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这样，"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便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21)。

以上是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争论的几种主要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过程作为立论的史实根据的。三派意见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承认要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要求重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而高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贬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变革相联� 但是后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和反帝反封建算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则显然与作者主张的"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相违背，有理论上不够严密的地方。就具体分歧而言，三派意见的最大不同，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洋务运动言，第一派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进步运动。经济史研究专家汪敬虞研究了洋务企业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最先在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并已实践资本主义的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后来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方面(22)。汪敬虞在研究了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以后得出结论："插手现代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　》1988年第3期发表了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其线索的。陈旭麓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28)"从这个路向来考虑，从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了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 (29)"他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30)。1997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从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 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31)，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32)"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l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门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了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33)。

张海鹏还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34)，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35)。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少了，但是学者们没有停止思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止。重要的是要保持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多个学派，提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的争论，除了基本线索问题外，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又比如关于近代化（现代化）的思考方向与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考方向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还刚刚开始，讨论的广泛性、争鸣的深刻性，都不如基本线索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再继续加以评析了。

注释：

(1)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

(2)《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定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3)《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页。

(4)《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页。

(5)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

(6)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

(7)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

(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

(9)李时岳：《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2)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13)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于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　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

(14)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　1983年第3期。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6)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17)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　1984年第7期。

(20)《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1)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2)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3)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4)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26)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8?9页。

(27)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页。

(28)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6

西方现代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自1879年冯特创建以来，截止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诸多的观点各异，立场鲜明的学术门派。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求学期间，秉承不同的学说；回国后，自然而然将各自的心理学派的体系和观点引介到国内。

一、格式塔学派

格式塔学派，又称完形学派，是20世纪前期德国最有势力的心理学派。1912年M.韦特默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运动知觉的实验的研究》的论文，标志着该学派的兴起。其代表性人物除M.韦特默（Max Wertheimer）外，还有W.柯勒（Walfgang Kǒhler）和K.考夫卡（Kurt Koffka）。格式塔学派注重有组织的全体，主要研究部分和全体的关系。最早将该学派引介到国内的是留学英伦的朱光潜博士，其文《完形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四号；随后高觉敷在该杂志第二十一号上发表了《完形派心理学与行为主义》一文，又在《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四、五号以及第二十二卷第十一号上分别发表了《基斯塔心理学》、《对基斯塔心理学的批判》和《对于完形派攻击构造主义之批评》三篇文章。由于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所以这些文章的基调基本上是持对该学派的怀疑与批评的态度。因此在介绍时难免有失公允。

真正有系统、无任何偏见地介绍格式塔学派的当属萧孝嵘，他曾于1927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格式塔心理学，对该学派有着全面的了解。1930年，萧孝嵘在《教育杂志》第二十卷第九号发表了题为《格式塔心理学的鸟瞰观》一文，对格式塔的概念，格式塔学理中的各种心理作用做了详细的介绍。鉴于国内尚无一部完整系统地介绍格式塔学派的书籍，萧孝嵘于1931年写成了《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并交于国立编译馆1934年出版发行。在该书的缘起中作者写道：“本书专论格式塔心理学之原理。这些原理系散见于各种著作中，而在德国亦未有系统之介绍。从这方面看来，本书实为最初之尝试。”这部著作的出版为学界厘清了格式塔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以及与其他学派的关系，此后该学派逐渐被我国心理学界所接受，并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二、精神分析学派

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源于19世纪末的精神病治疗临床实践，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佛洛伊德（Freud）创立。该学派主要进行变态心理的研究，并提出了“潜意识”概念，把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前人从无涉及的潜意识空间，同时佛洛伊德还提出了“性本能”说。精神分析学派是一个庞杂的充满矛盾的学说，既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 至于精神分析学派何时由何人传入我国，据陈应年考察，1918年1月《东方杂志》刊出的胡愈之译《梦中心灵之交通》一文可算是我国最早见诸报刊的这方面译介性文字。随后译介性文章渐多起来，如留日学者张东荪的《论精神分析》（《民铎》第2卷第1期）；朱光的《福鲁德的隐意识心理分析》（《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号）；吴颂皋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东方杂志》1923年6月）等。这些文章主要对精神分析学派的起源、发展以及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

精神分析学派在引进之初不但没有受到学界及国人的垂青，反而备受冷落，究其原委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当时我国心理学界正热衷于对以“唯物论”著称的行为主义学派的介绍和引进，对它派心理学无形中产生了屏蔽与排斥心理。其二，精神分析学说中“性本能”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观念反差巨大。国人往往谈性色变，更不用说大张旗鼓地对它做宣传了。因此，社会包括学界在内对精神分析学派不冷不热的态度是有因可循的，即便是为了学术的需要对该学派进行介绍时，在其内容上也常常有所取舍。尽管学界和国人对于该学派引介和接受在心理上都有所避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分析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心理学流派，还是被较为完整地介绍到国内，如高觉敷于1930年和1936年分别翻译了《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对其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此外朱光潜也撰写了《变态心理学派别》（1930年）和《变态心理学》（1933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其中也涉及到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从总体上看，精神分析学派在近代中国心理学界所引起的反响并不算太，但在文学和文艺界却颇受欢迎，并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性爱题材是一个审视不够而又十分醒目的一部分，就其上半叶来说性爱题材文学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一个类型文学的新生与成熟，重构了主流文学，完成了作为新文化运动充满活力的先锋部队的使命。其理论批评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而无论性爱题材文学创作还是其理论批评都无一例外得益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精神分析学启发与促进其诞生并直接塑造了它们的品质。”

三、苏俄心理学派

我国学界最早接触苏俄心理学始于1923年，是苏俄心理学家叶勒索夫（Ershoff）应以留学生主持的中华心理学会之邀，为该会做了题为《俄国心理学最近之发展》的演讲，对苏俄心理学的起源、发展、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逐一做了介绍。此后，苏俄心理学才开始纳入国人的视线。国内最早介绍苏俄心理学的当属留德博士郭一岑。1928年9月郭一岑从德国留学归国途中偶遇俄国莫斯科心理研究院应用心理学部主任Spielrein，经他引见，拜见了心理学研究院院长科尔尼洛夫。郭一岑对俄国以辩证法研究心理学的方法颇为推崇，回国后在《教育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号上发表了《苏俄科尼洛夫之心理学》一文，对其心理学方法论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将其方法论应用于自己以后的实际研究工作中，可以说郭一岑开我国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之先河。

进入30年代后，经留学生之手的有关苏俄心理学的介绍性文字渐多起来。仅《教育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六号就刊载了三篇有关巴甫洛夫的文章：郭一岑的《纪念巴甫洛夫》、曾作忠的《巴甫洛夫》、贺益文的《巴甫洛夫的生平及贡献》。此外卢于道的《巴甫洛夫的生平及其工作》（《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11期）、高觉敷的《巴甫洛夫的交替反射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1期）、胡毅的《巴甫洛夫制约反射研究之补充》（《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5期）等文章都对巴甫洛夫的生平、贡献及其研究进行了介绍和补充。通过这些文章介绍加深了学界对苏俄心理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认识与了解，同时也给我国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为了更加系统、更加深刻地了解苏俄心理学，郭一岑又于1934年编译出版了《苏俄新兴心理学》一书（中华书局，1934年）。该书着重介绍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别赫捷列夫的反射学理论、科尔尼洛夫的反应学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心理学理论体系的一些概念和理论观点。总之，尽管当时对苏俄心理学的介绍远远不如�

基金项目：此文章是胡延峰主持的山东省教育厅2007年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民国时期翻译主体研究――以留学生为中心》的成果之一，基金编号：S07WZ37。

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7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以论带史教学方法

“以论带史”并不是当今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开设后才出现的一种教学方法主张。华东师范大学的聂幼犁教授在其编著的《中学历史学科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就肯定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业已存在的“以论带史”模式，认为：“以论带史”不仅行之有效，而且也符合认知同化原理［1］。而据考证，最早提出“以论带史”的，是史学家尹达1964年撰写而于1966年发表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作者认为：“我们提倡‘以论带史’，就是……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对于大量史实给予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史实。”不过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以论带史”当时一提出就遭到不少史学家的质疑和批评［2］P102。

我们主张在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实行“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不仅仅是因袭前人的理论主张和对高中历史教学方法简单的肯定和借鉴，而实在是由今天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课程性质、特征和教学要求使然。

一、“以论带史”教学方法的含义

在高校过去的中国革命史课程时代，许多人曾主张过“寓论于史”的中国革命史课程教学方法，在今天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课堂教学中也有人主张“史论结合”。如果说“寓论于史”是指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讲授者以历史的史实讲授为主，中间巧妙地包含着对历史理论、历史规律的分析、揭示，而“史论结合就是在教学中理论的阐述、规律的揭示要与历史事实的讲授有机地结合起来”［3］P195。那么，我们主张的“纲要”课程“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确实与一般历史课的“寓论于史”或“史论结合”有不同的含义和要求。

首先，就教学目标看，“纲要”课程的“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要求突出“论”的目标追求，在“史”“论”关系上明确“论”主“史”辅。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全国首席专家沙健孙教授曾经撰文指出，“开设《纲要》这门课程，主要是为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进行‘三个选择’的教育，而不是进行一般的学术探讨”［4］P22。他认为，进行《纲要》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和分析，帮助大学生做到“两个了解”、懂得“三个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应当首先明确和始终注意贯彻的一个基本思想［5］P20。也就是说，“纲要”课程的全部教学活动和教学内容要围绕“三个选择”的必然性理论来展开和设计；即必须以“三个选择”的必然性理论来统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涉及的全部历史人物和事件，以这样的理论认识来梳理、串联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过程和历史史实；在历史理论和历史史实二者关系上，后者具有明确的从属性；没有“三个选择”必然性的理论教育，就没有“纲要”课程的教育教学活动。也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就把“纲要”课程教学主要教学任务，表述为“三个选择”的教育［6］P107。

其次，就“以论带史”教学方法中的“论”的内涵来看，它不是泛指一般的历史理论和历史规律，而是特指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理论和规律。当前许多学者也都注意到高校“纲要”课程与中学几乎同名的课程区别：中学侧重于传授“基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线索”，大学侧重于“探讨历史理论和历史规律”［7］P62。但这历史理论和历史规律是什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我 譬如，天朝田亩制度为代表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理论，中体西用思想，君主立宪制方案，三民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理论，等等。其二，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认识。譬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中国近现代社会里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三个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等等。这两个层面的“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不讲历史发展过程产生的理论，不能阐述清楚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认识；后者是前者的条件――只有依据后者这些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探寻前者的内部联系性才具有可靠的路径和准心。

其三，就“以论带史”教学方法中的“史”的内涵来看，它也不是泛指中国近现代的全部历史，而是特指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四个方面的历史。沙健孙教授曾指出，处理“纲要”课程教学中的史实、史料问题时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全面、准确地领会和落实中央关于开设“纲要”课程的基本要求，突出“两个了解”“三个选择”的有关历史情况和历史经验；与“两个了解”“三个选择”有关的内容，必须着重地、深入地讲，其他的内容可以从简或从略［8］P21。但是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高中学生尽管已经系统地学过中国近现代史，对有关的历史事实、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但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脉络还不能完整把握；对与“三个选择”有关的历史情况还缺少深入了解；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还存在若干困惑。因此，“纲要”课程的教学要着力弥补大学生对近现代史把握方面的不足之处。所以，“以论带史”教学方法中的“史”，也应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脉络和需要释疑解惑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二、“以论带史”教学方法的必然性

教学方法的采用和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要求以及这一教学目标和要求下的课程教学内容有着密切联系。高校“05方案”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如果我们要真正把它开成“纲要”课程，而不是纯粹的历史课程，或者是对高中历史课的简单重复，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

首先，“纲要”课程的课程性质和定位决定了“纲要”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纲要”课程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门历史课，又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9］P62。不同的课程属性、定位，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当然不一样。“纲要”课两种属性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如果我们联系、教育部2005年2月联合下发的“教社政［2005］5号”文件规定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定，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当前高校的“纲要”课程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个二级学科，而不是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这样的学科归属，我们就不难明白当前“纲要”课程的课程性质和定位。

“纲要”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属性和定位，决定了它的教学任务和目标主要的不是带领学生研究历史现象，探索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认识历史规律，在此基础上养成学生的史学素养和史学能力，而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分析研究，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进行国情、国史教育，进行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教育，特别是进行“三个选择的必然性”规律教育，在此基础上养成学生的国情、国史意识，增强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自觉性。从“纲要”课程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可以看出，理论的研究、教学，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培植居于主导地位，“史”的研究和教学，史学素养和史学能力的培植则退居其次，具有从属性。

其次，“纲要”课程的课程性质和定位也决定了“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从时间上看，从1840年***战争开始，止于2009年9月，包括169年间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四个方面的历史运动。从形式上看，“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的方面，包括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相继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等，亦即“史实”；一是“论”的方面。如前所述，“论”的方面又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其二是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认识。“纲要”课程的这两个方面教学内容是什么样关系呢？如果单从“纲要”教材的内容看，本课程“史”的教学内容远远多于“论”的内容，占绝对优势；同时如果不考虑“纲要”课程的课程性质和定位，如果不联系“纲要”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和任务，可以说，“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远非30万字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所能涵盖，而单指其“史”的教学工作量，即使把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200余个课时全部用来授课也未必能够讲完。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纲要”课程教学内容时间跨度长，知识容量大，从1840年中国近代史开端一直到现在，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基本的历史过程、主要的思想理论全部囊括其中，因此要在很少的课时内，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要求完成那么多的教学内容，其难度相当大［10］P63。但是，“纲要”课程的性质和定位及课程教学要求规定了“纲要”课程内容取舍的原则和范围，也为我们理解教学中的“史”“论”关系提供了基本的依据，这就是：“论”纲“史”要。“论”为纲，“史”为要：以“三个选择的必然性”为代表的人们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是我们梳理“纲要”课教学内容之纲，与“两个了解”“三个选择的必然性”有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脉络和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是我们构建“纲要”课教学内容之要；“以论带史”，则厚史可约，“寓论于史”或“史论结合”，则可能不堪“史”之重负。

三、如何“以论带史”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教学

第一，认真钻研和吃透教材，全面掌握“纲要”教材中所涉及的历史理论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资料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认真钻研和吃透教材，这是绝大多数课程的任课教师必备的教学基本功。对于“纲要”课程而言，钻研和吃透教材，首先要求研究教材内容体系及逻辑结构的特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内容体系及逻辑结构的最大特征，就是以“三个选择的必然性”理论统率169年的历史。教材共三编10章，其中前三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和“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是介绍“三个选择”之前中国社会对新中国建立的指导思想、新中国建立的方案、新中国建立的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情况。第四章“开天辟地大事变”，是叙述中国社会和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第七� 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叙述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及怎样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情况。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和第十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叙述中国社会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概况，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钻研和吃透教材，要善于发现教材中涉及的或隐藏的重大历史理论、理论观点，以及在这些历史理论和观点统率下的历史资料或史实；分析这些历史资料或史实是否具有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是否对历史理论或观点有说服力、证明力，是否需要补充教材以外的史实、史料。尽管当前的教育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同以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相比，‘纲要’教材具有权威性、规范性”［11］P88，“称得上是一部信史”?［12］P30，“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模范”［13］P13，但其史实考订、史料运用上也不能说完美无瑕、没有值得斟酌之处。周育民教授曾在学术批评网撰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若干史实商榷》，指出“纲要”教材的“硬伤和缺陷”有11处之多［14］。这些“硬伤和缺陷”，幸已引起教材编写组的高度重视，在2008年“纲要”修订版教材中，有9处做了相应的修订或改正。其实，“纲要”教材史实、史料运用上的主要问题可能还不在于这些“硬伤和缺陷”，而在于史实陈述过程中的模糊含混和不严谨带来的史实诚信缺失问题。譬如，“纲要”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20页：“从1840年***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究竟发动了多少次侵华战争，哪个国家发动了一次，哪些国家发动了两次以上，这些数据不是不可以统计；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民，教材上仅仅如高中历史教材一样，列举了“旅顺大屠杀”、庄王府屠杀、北京一个不知名的胡同屠杀、江东六十四屯屠杀，这四次屠杀，据笔者调查听课的学生反映，不能给人一个清晰的被屠杀的“大批中国人民”概念。又如同一页：“这类不平等条约达数十个。如果再加上它们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条约、条款、条规、协定、章程、合同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还有第21页：“1845年……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总数达几百个之多”和“30多个租界”等等这类表述在半个世纪之前高校的历史类教材中出现，高校学生或许还可以接受，而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里出现，就显得有些随意和马虎了。

第二，在教学中注意史、论的有机统一和辩证关系。

本来，在史论关系上，史料或史实是史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先有史料、史实，后有史论、史说；史料、史实属历史本体论范畴，史论、史说属于历史认识论范畴；史料（史实）重于史论。但由于“纲要”课程的性质和定位，同时由于课程的课时所限，我们不能在充裕的教学时间里做到先史后论，“论从史出”，因此主张“纲要”课程的教育教学“以论带史”“史论结合”。要真正搞好“纲要”课程的教育教学“以论带史”“史论结合”，我们需要在教学中注意史、论的有机统一和辩证关系。

首先，史论关系是相对的，史中有论，论中有史。譬如我们所主张的“以论带史”的“论”，也有一个“史”的问题。作为任课教师要搞清“以论带史”之“论”的内涵、发展由来、产生背景、研究状况，历史理论（观点）内部的逻辑关系，等等。

其次，在坚持“以论带史”的教学原则下，力求“论从史出”，使要作出的历史结论、认识或理论，从历史过程的叙述或历史现象的分析中自然得出，不能因史料的不充分、不严谨、不真实而影响史论的科学性。当前在“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史、论的简单结合，即历史观点、结论与中国近现代史史实的简单罗列、拼凑固然不可取，“史论脱节”或“重史轻论”的现象也要反对。

其三，要注意史、论之间辩证互动的关系。著名的近代史学家李时岳曾提出：史论结合要辩证地、发展地结合，“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史实，从历史事实中引出结论，检验、充实、修正和发展理论认识，新的理论认识又指导对新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再从新的历史事实中引出新的结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历史认识从而不断深化，这就是史与论的全部关系”［15］。

第三，要针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产生的不科学、不彻底的理论或错误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实践，进行“三个选择的必然性”思想教育。

这是“纲要”课程“以论带史”教学必然要涉及到的重要内容。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探索民族国家出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彻底、不科学甚至错误的理论，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发生了错误的或者失败了的社会革命实践，如太平天国革命、戊戌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也曾出现过右倾和“左”倾错误，这些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不科学、甚至错误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以论带史”中“史”的重要内容。联系这些内容开展教学，既能真实地揭示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说明“三个选择”经历了一个客观的过程，也说明中国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

同时，还要针对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错误认识进行“三个选择的必然性”思想教育。近年来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研究领域中，一些人提出了观点，包括否定革命、鼓吹“告别革命”的观点，否定爱国主义、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美化侵略者的观点，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历史意义的观点等，我们必须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开展有力的分析和批评。

第四，要真正做到“以论带史”“史论结合”，必须坚持和弘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近代史人物论文【优秀7篇】

我们主张“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并不是要否认或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或者像过去李时岳先生批评的那样：“历史研究的全部任务就在于给‘史’贴上‘论’的标签，或者宰割和剪裁历史事实材料，使之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任何问题都可以用现成公式来处理，再也不需要花什么气力对‘史’做进一步的研究。‘论’既是出发点，又是终结”［21］。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以论带史”中的“史”和“论”，归根到底都要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审视和裁判。

那么，如何实施“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同时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呢？

首先，我们需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领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不能“各取所需，片面地加以理解和运用，有时甚至加以歪曲，为我所用，或将一些‘左’的错误观点附加到唯物史观名下而加以坚持”［22］；而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反对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的倾向。

其次，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待“以论带史”教学方法中“论”的内涵、价值和发展变迁。要认识到，“以论带史”教学方法中各种“论”（主要是“三个选择的必然性”理论）是坚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结果，是继续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规律的基础，同时也必定会随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化而丰富、完善和发展。

其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重在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不管是“以论带史”中的“史”，还是“以论带史”中的“论”，不能因为上了权威教材，就都是对的；不能因为曾经符合唯物史观，就没有问题。“以史带论”是教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性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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