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人美心善的小编sky给家人们收集的学期教育论文（优秀7篇），仅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转变传统教学观念，教学相辅。开发教育快速发展中，教师需转变自身观念，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对学生展开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理念需从教师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同时封闭教育模式需逐渐向开发教育模式创新发展。基于本质角度而言，开发教育指的是以教学、学习具有关联的元素为基础，融合探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教育教学模式，强调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角色定位改变，需重视自身引导、组织等作用的发挥，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展开探究性学习，更有助于体现学生主体地位作用，并有利于学生主体意识的强化。笔者认为教师唯有从思想上转变认识，深入理解素质教育与新课改中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才能不再受制于传统教育观念的根深蒂固影响。唯有如此，教师才能做好教育服务工作，让学生发展成为一个高综合素质复合型人才。另外，笔者认为教师需重视身份的转变，以平等身份与学生交流，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需要与学生混成一片，传授学生知识学习方法，逐渐形成教学相辅新型教学理念。唯有如此，教师才能发挥自身引导、管理等作用，辅助学生发展成为一个高素质复合型人才。2.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以文科类专业为核心，受专业特点影响，汉语言文学专业特色教学，需以专业知识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不断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第一，课程设置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推广应用，增加了网络、媒体等方面人才的需求。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实践中，需立足于社会发展基本需求，加强应用类课程的开发与优化。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汉语言文学专业特色的同时，不断提高专业优势，为该专业人才今后的就业提供保障。第二，课程设置需以就业为导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之后，进入社会中的不同企业，必然面临不同的挑战与要求。为保证学生顺利就业，提高学生就业率，需重视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故而开发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优化，需以就业为导向构建课程体系，课程结构主要分为基础、专业、实践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基础部分，主要涉及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具体言之主要包括政治理论、外语、计算机、教育学、心理学等。二是专业课程主要由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为主，辅以一些选修课程，如公共关系学、新闻采编、广告设计等。需强调的是课程课时不宜过多，但是需要保证课程内容的丰富性、前沿性。唯有如此，学生在学习期间，可结合自身兴趣爱好，或者结合自身未来就业方向，选择合适的课程。三是实践课，主要涉及见习、技能培训等实践活动，如此可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变化，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3.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开发教育中，虽弱化教师主体作用，但是并不意味教师作用完全丧失，反而对教师综合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唯有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养，才能适应汉语言文学专业特色教学需求。第一，教师需重视教育领域的培训，例如：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技巧等的培训，唯有如此，教师才具有胜任开发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水平。同时，开发教育强调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并对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方法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教育教学实践中，唯有加强学生实践教学，才能帮助学生理解与巩固知识，进而有助于学生深度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第二，不断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综合素养。信息化时代，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培训重要性不言而喻。教师需通过培训，掌握现代化教学设计的一般步骤与方法，掌握多媒体设备等的具体使用方法。唯有如此，才能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实践中，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设备，有效提高现代教育技术组织教学能力与水平，为更好地开展汉语言文学专业特色教学夯实基础。
总之，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物质技术的，还是精神文化的，都具有历史延续性。追踪时代和尊重历史，就其社会发展的本质讲是有机统一的。在室内设计中。在生活居住、旅游休息和文化娱乐等类型的室内环境里，都有可能因地制宜地采取具有民族特点、地方风格、乡土风格。充分考虑历史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的设计手法。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历史文脉，并不能简单地只从形式、符号来理解，而是广义地涉及规划思想、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特征，甚至设计中的哲学思想和观点。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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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的探讨
摘 要： 食品安全目前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的现状，并简要分析了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并就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辩证的思考。
文中提到只有人类与自然界保持和谐，才能真正保证人类的食品安全。
自然与人类的和谐问题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天道。
关 键 词： 食品安全；辩证；人与自然；和谐
创 新： 本文从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待食品安全问题，并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是食品安全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所在。
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
食品安全已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食品安全与人民生命财产息息相关[1]。
几年来，被公开曝光生产和销售伪劣、有毒有害食品的案件层出不穷，受害者成千上万。
19，山西朔州制售假酒喝死了人。
案发后哄动全国，制假者被处以极刑，就是这样，也未使制售假酒者受到双慑。
之后又在广州白云区相继发生两起白酒中毒事件，造成数十人中毒，13人死亡。
制假售假者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真是丧尽天良[1]。
过去，对生产销售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的治理整顿没有做到法规化，制度化，而是“救火”式的治理，哪里发生问题治哪里事情过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因而制假售假屡治不绝，屡禁不止，甚全有愈演愈烈之势[2]。
1.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剧毒农药、兽药的大量使用；
添加剂的误用、滥用；
各种工业、环境污染物的存在；
有害元素、微生物和各种病原体的污染；
有害生物和疫病多次发现；生物技术和食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带来的可能的负面效应；
周边国家疫情的频繁发生；国内外人口流动的增加，新疾病的出现和原已消灭的重大疫病的死灰复燃等。
近年在市场上曾发现食物加吊白块、鸡鸭饲喂激素、面粉加增白剂、海鲜用甲醛浸泡等，还有在水果上喷施催熟剂、膨大剂，在蔬菜上喷施剧毒农药等案例。
食品安全问题似有愈演愈烈之势，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3]。
一是问题食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
问题食品已从过去的粮油肉禽蛋菜豆制品、水产品等传统主副食品，扩展到水果、酒类、南北干货类、奶制品、炒货食品等，呈立体式、全方位态势。
二是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越来越深，已从食品外部的卫生危害走向了食品内部的安全危害。
过去只注意食品细菌总数，现在是深入食品内部的农药、化肥、化学品残留。
三是制毒制劣手段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深入”、手法越来越隐蔽，从食品外部的走向内部的、从物理的走向化学的。
从曝光的有毒有害食品看，犯罪分子制毒制假手法花样翻新、五花八门。
正是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4、5]。
产生原因
对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有以下七点[6]：一、监管疏漏，“苏丹红一号”事件呈现出国家、企业等对在食品生产中被广泛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的监管存在漏洞。
二、执行不力，我国于20xx年5月将孔雀石绿列入《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化合物清单》中，禁止用于所有食品动物。
但在实际检测中，却发现在我国很多地方，孔雀石绿仍在被普遍使用。
三、欠缺考证盲目定论，“转基因水稻事件”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能轻易下结论。
在没有精确的考证之前，任何单角度的结论都要慎重。
四、利益驱动逃避责任，以“雀巢金牌成长3+”奶粉碘含量超标事件为例。
雀巢在这场博弈中的表现出的企业利益第一，逃避责任的做法并不是个例，其实很多其他行业的知名企业在利益与责任的博弈中也有极其相似的表现。
五、政策法规不健全，国家在管理和规范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导致问题不断。
六、媒体误导草木皆兵，由媒体片面报道引发的轩然大波，不得不通过权威部门发布的权威数据来消除，包括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甲醛啤酒事件——“国产啤酒95%含有甲醛”的说法是否有夸大事实的嫌疑，或者说这样的“失实”报道能不能在媒体职业操守范围内经过严格的核实而避免。
另外，同行业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也是导致此类“闹剧”时有发生的原因。
七、标准滞后，国家监管部门应该根据国际标准及时修改旧标准，尤其是在食品健康安全方面更要与国际接轨。
2.辫证看待食品安全问题
人们对食品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量和安全问题，这是我们生活质量提高之后的必然要求，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也是需要不断满足的。
但从一个产业的发展角度来说，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要求却要客观辩证地来看待。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我们不能过早过多的要求孩子具备成人的思想和品质，拥有像成人一样的言行，这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让一个孩子从小就像成人一样，也是不现实的。
产业的发展，本来就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要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成长壮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有适当适时地提出相应的要求和标准，才更有利于产业自身的发展。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只有有了产业，才可能谈到发展，才可能有质量和安全[7]。
另一方面，社会的需求也是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的，即便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其需求也是多样性的，分不同层次的。
目前，新的产业不断产生或派生出来，就是因为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丰富多彩。
同时，不同的需求也在创造着五花八门的新产业。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更多的是纵向的来划分质量安全与市场需求，而现实中质量安全与市场需求却是横向的，不同层面的市场需求有着不同的质量安全要求和标准。
我们好象还只是用一个同一质量安全标准去面对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产业发展。
还有一点，要保证质量和安全，靠政府部门、靠企业自律、靠舆论监督是能够解决一定问题的，但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靠产业的发展、靠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完备的信用体系的建设来保障。
这种保障更持久、更有效。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政府已经把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的合理要求，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只刚刚开始。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和思考食品的安全问题[7、8、9]。
坚持辩证思维看形势，就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极其复杂的矛盾方面，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必须全面考察、科学把握构成事物的所有要素及其发展趋势，全面看，看全面，认清客观事物的。实际状况，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耳塞显，不闻雷霆”。
坚持辩证思维看形势，就要分清表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主次，区别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不被表象遮眼，不被假象迷惑，从而认清趋势，把握大局。
坚持辩证思维看形势，就要坚持“两点论”，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
在看到主要倾向的同时，也要看到另一种倾向；在看到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成效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危害，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在深刻分析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的同时，也要认清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提高勇气，增强信心。
坚持辩证思维看形势，就要具有联系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既联系过去，也联系现在和将来，看清发展过程，把握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发展的趋势，知形识势，见微知著，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从而顺应规律，把握机遇，掌握主动权，促进食品药品安全总体形势向更好的方向转化和发展。
一句话，只有认清形势，才能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地为国担责，为民分忧，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安全。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从宏观上看，自然与人类的和谐至关重要，这个关系直接影响着整个人类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是整个人类同时积极努力才能够遵循的自然法则；
从微观上看，无论是国家，还是各监管部门，乃至企业都应从百姓餐桌无小事的角度出发，完善政策、加强监管、提高意识；从个人的角度看，不能只等着国家相关制度的完善等来解决食品安全的本质问题，
需要自觉环保、自觉加强对食品安全知识的获取，时刻注意树立科学饮食观念，正确地处理好饮食、营养、健康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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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系统的高度认识单元设计的作用初中语文第三册继培养记叙能力之后，联系生活培养说明能力是主要任务。第一单元记叙文和说明文并存，要求在上学期记叙文学习的基础上，注意说明文与生活的关系，认识记叙文与说明文的联系与区别。备课时，应把握区别，注意关联，前瞻后顾，统筹设计教案。从内容、文体、语言、教法等方面前承后递，从单篇孤立的备课设计的圈子里跳出来。从系统的高度驾驭处理教材，是完成本单元教学任务，实现从第二册记叙文教学到第三册说明文教学过渡的第一步。
2．从生活的广度理解教材内容的特点要较好地完成本单元记叙文到说明文的过渡衔接，首先应从生活的广度去理解教材内容的特点，整体上把握课文题材与文体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课文内容的备课：一是前瞻上学期，结合第二册第七单元，复习不同题材与文体的关系；二是后顾本单元，处理相同题材与文体的关系。第二册第七单元记叙文和议论文共容，目的在于启后。《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以记叙竺可桢的事迹为主，但叙中有议，以议论点染人物崇高的思想境界；而《谈骨气》重在阐述“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道理，却议中含叙，叙述事例，论证观点。通过复习叙中之议和议中之叙，帮助学生理解不同内容适用不同文体的特点，为第三册第一单元的教学过渡作好铺垫。本单元课文均以桥为题材，为何文体各异？因为各自写作目的不同。《中国石拱桥》为着讲述桥的特征和造桥的科学道理，侧重说明；《北京立交桥》重在描述桥的美丽风貌，报道桥的建设发展情况，故用记叙；《吴门桥》和《母亲架设的桥》或写景或记人，所以以记叙描写为主；《巴黎的桥》旨在描述巴黎桥多桥美，赞美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因此，融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
在复习旧课的基础上认识本单元内容的特点，温故而知新，是备课的重要环节。
3．从文体的角度把握表达方式的交叉现象本单元文体的过渡特点，表现在表达方式的交叉使用上。加强表达方式的教学备课，是顺利过渡到本册第二单元说明文系统教学的关键。可分四个层次设计教学：①辨明记叙与说明语段；②比较记叙与说明的区别，即内容特点；③理解记叙与说明的关系，即谁主谁次，谁服务谁的问题；④学习记叙与说明的语言特点，即记叙语言生动形象，说明语言通俗简明。表达方式有主有次，但统一服从于表现文章中心和作者写作目的需要。它们往往综合使用，互相交叉，相互为用。
本文采用参考文献与团队地址认知词两种分析方法进行多学科期刊论文的学科划分。首先，利用论文参考文献来源期刊所属学科确定单篇论文学科划分；其次，利用地址认知词划分未能依据参考文献方法确定的论文以及没有参考文献的论文。本文选择JCR分类体系为桥梁，一方面利用SCI/SSCI期刊全简称对应表进行参考文献分析，明确参考文献来源期刊的学科属性，从而实现论文的JCR学科划分；另一方面选择JCR分类对生命科学学科进行界定。这样，JCR分类体系将SCIENCE期刊论文与生命科学之间联系起来。
1．1参考文献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分析方法指利用论文参考文献来源期刊的学科属性确定单篇论文学科。Glanzel针对多学科期刊论文的学科划分，提出Item－by－Item主题分类模式的重复应用，直至确定多学科论文学科属性。该方法将以期刊分类为基础的学科划分细化到单篇论文，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针对NATURE、SCIENCE期刊的实证研究显示明确划分学科的论文比例分别为70．2%、72%。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部分论文缺少参考文献，Glanzel统计的1993年数据中大约3%的SCI论文缺少参考文献数据；第二，论文二级参考文献数据量大、操作困难，且多学科期刊自引率和互引率较高，方法的重复应用效果不理想。参考文献学科属性的确定依据其来源期刊的学科属性，获取汤森路透SCI/SSCI期刊全简称对应表，该表涵盖期刊全称、简称、所属JCR分类及影响因子等相应数据。利用此表可将SCIENCE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中的期刊简称对应全称和相应JCR分类，从而实现论文的参考文献分析。每篇论文的学科划分不唯一、不排他，本文划入生命科学的论文同时可归为其他学科。为了尽量减少遗漏，本文将SCIENCE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中生命科学论文比例超过10%(笔者硕士论文题目为《基于SCIENCE论文的生命科学学科主题演化研究》，利用共词聚类分析方法探究生命科学学科核心主题及主题演化趋势。本文所划定的生命科学论文数目即为硕士论文数据源。本文从减少遗漏的角度出发，确定了10%这一临界值，假使不为硕士论文服务，本文临界值会适当上调。)的论文划入到生命科学学科。
关键词： 王充 《论衡》 综述 补充
从汉朝至今，王充的《论衡》引起了无数人的兴趣，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20世纪以后，学术界对《论衡》中所显露的求实精神、唯物哲学思想以及科学方面的识见，给予了较多关注，涌现出了许多专著与论文。章炳麟《国故论衡》、胡适《王充的论衡》、钱穆《国学概论》等等，都给予其积极的评价。稍后，黄侃、任继愈、徐复观、周桂钿、侯外庐、张岱年、李维武以及前苏联的阿·阿·彼得罗夫等很多学者，都陆续发表过对于王充及其《论衡》的高见。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邓红的观点，其《王充新八论》完全批判了王充，对于他的疾虚妄、颂汉、命论与气论的唯物意识给予了否定，虽然有惊人之举，但也有一些偏颇。通过分析近五年学术界对王充及其《论衡》的研究，本文拟从思想、文学两方面对这些研究状况做一些综述。
一、王充思想研究
1.总的思想的研究。赵平安的《王充哲学思想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人性论、政治观等方面论述了王充的天道思想；李冬的《王充性、命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对王充的“用气为性”和“命”的思想进行了解析；杨萍、王全权的《王充天体论、人性论、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用伦理学思想解析了王充的天体论、人性论、性命论。
2.天人思想的研究。张立文的《王充的天人之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天道思想的两重性；刘敬的《王充天道思想浅析》（《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10年第2期）论证的是天道的自然观，对灾异应政、福瑞说进行了贬斥；王先亮的《从“天人”处看董仲舒、王充哲学思想的内在趋同》（山东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对王充和董仲舒的天人观念做了对比，指出了二者的异同；王先亮的《论董仲舒、王充哲学天论思想的内在趋同》（《连云港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3期）对王充的天论思想的各种表达做出了论证；王永哲、何丽君的《“自然”而“命不可勉”》（《温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详细论述了王充的命的观念和自然的关系；宋志明的《批判思潮中的天人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对王充天人学批判中的困惑进行了论述；王先亮的《论董仲舒与王充哲学人性论思想的内在趋同》（《衡水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对王充的善恶以渥泊区分，通过教化改造善恶人性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并和董仲舒的观点作了区分。
3.其他方面。吴从祥的《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阴山学刊》2009年第5期）阐释了王充对于孟子地位提升的贡献；梁娅华的《王充〈论衡〉性、命论之伦理思想研究》（重庆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年）运用伦理学阐释了王充的性命学观点，指出王充的哲学观点是元气自然论；陈未名的《浅析王充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论述了王充的唯物思想体现在对宇宙观、认识论、历史观、性命论的理解上；赵恒伟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王充“命论”研究》（四川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运用唯物史观，对王充的命论进行了详细的辩证分析；刘祝环、李永洪的《王充既批灾异说又谈瑞应矛盾的辨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6期）分析了王充批判灾异说却又谈瑞应的矛盾；赵清文的《王充〈论衡〉中的惠民观及其借鉴意义》（《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充分肯定了王充满足人民正当需求的惠民观，肯定了德治与教化；刘敬的《论王充对有神论的批判》（兰州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批判了王充的天论、鬼神论的不合理因素，指出了王充对有神论批判的现实价值；史少博的《王充〈论衡〉对〈周易〉术数的贡献》（《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指出王充对《周易》术数的贡献，并论述了其对易学的重要价值；何杉的《王充的生死观研究》（江西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年）对王充的自然生命观、神鬼论、厚生薄死进行了探析；沈茹的《王充“天人相分”自然观考论》（《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
6期）分析了王充的天人相分思想以及它的局限性和地位；魏义霞的《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孝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论证了王充提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的观点。
二、《论衡》文学研究
1.《论衡》文学思想研究。周立明的《东汉前期士人心理与王充的文学思想》（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从东汉士人的心理入手分析王充的心理精神特质，并指出了真美实诚的文学观及真美的关系；金鑫的《王充〈论衡〈与东汉文学思想》（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论述了王充与东汉文学的关系，并分析了王充文学思想的文质观、语言观等等；刘文勇的《王充及其文章观重估》（《殷都学刊》2011年第4期）提出王充主张文章的创新，但却忽略了以故为新；田茉莉的《〈论衡〉真美观及文学传承》（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文学角度阐释疾虚妄、立实诚的含义；钟志翔的《王充文主实诚论平议》（《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分析并阐释了王充为文合乎情理、精诚由中的理论；张恩普的《论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观》（《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论证了王充的文学理论即质文相称、文学语言的通俗观等；张春蕊的《王充的文艺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论证了王充文学思想的气性、文质论等；李进超的《王充与刘勰的意象论之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将王充与刘勰的意象论进行了对比。
2.《论衡》文学表现研究。郑二利的《王充的象征意象研究》（《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对王充的意象论及象征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韩夏的《简析王充对夸饰的朦胧感悟》（《教育教学论坛》2010年第12期）指出了王充对于夸饰的两面性；胡文文、张斌荣的《从〈自纪篇〉中的王充形象管窥〈论衡〉的情感力量》（ 《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揭示了《论衡》中的情感即对理想的执着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董钦的《〈论衡〉与〈潜夫论〉之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指出了《论衡》与《潜夫论》在气论、文学主张和文学风格等方面的异同；王济民《〈文心雕龙〉与〈论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了两者在立意、体系上的相近；王治理的《〈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指出《论衡》的文士博通、文质关系以及文气对于刘勰的作品的影响；黄文雁《〈论衡〉中的空间叙事》（《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以一种新的角度对《论衡》进行探讨，重构了王充的叙事空间结构；张长明、李后生《王充“论说”思想探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对王充的“论说”进行了阐释；董晓可的《浅论汉代文质观的重质倾向》（《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3期）主要以王充的文质观进行说明；郭永良《王充的论证逻辑及其社会功能》（《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探讨了王充在逻辑论证方面的思想；祁长见《王充的逻辑思想探析》（西南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论说了王充的认识论思想、逻辑思想、论证思想以及它们的影响；李牡琼的《论王充论证逻辑产生的渊源及其理论知识》（《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阐释了王充的论证逻辑。
3.关于文学的其他方面。石慧《论王充文人观与文人精神》（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对王充的文人观进行了分析，并与气相联系，阐释了王充的文人精神；凌继尧《〈淮南子〉和〈论衡〉的艺术学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对两者的艺术思想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优缺点；黄平《从〈论衡·龙虚篇〉解读中国龙的形象》（《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阐释了王充对龙的认识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杨阔的《王充〈论衡〉对孔子形象的重塑性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阐释了孔子形象的演化，以及王充对孔子的认识；申向群的《王充〈论衡〉的实用文写作理论研究》（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分析了王充对于实用文理论、原则、语言的要求；吴从祥《王充神话观探析》（《天中学刊》2011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对于神话的矛盾性；吴从祥《〈论衡〉中的禹形象探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详细分析了王充对于禹形象的理解，体现了王充的个性；张利群《论中国古代作者“超奇”说的批评学意义》（《广西师范大
学学报》2012年第5期）论证了“超奇”对于作者的意义与要求；高有鹏的《汉代民间文学观述略》（《天中学刊》2013年第1期）指出王充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归纳，不难发现近五年来学术界对王充及其《论衡》文学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化深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首先，王充的思想和文学观点在许多方面存在矛盾，但目前的阐释大部分是单方面的。王充文学和思想中的矛盾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这两方面的联系进行探讨，对王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对王充与现代文学的意义联系得很少，尽管王充反对文学色彩，但是他对于现代文学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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