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李白有《李太白集》，诗作多为醉时所写，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如下是漂亮的小编给大家找到的李白的长相思（优秀9篇），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1、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 唐•李白
2、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唐•李白
3、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 唐•李白
4、少年恃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 唐•李白
5、通俗易懂的作品往往文采平平—— 唐•李白
6、瘦土出韧竹—— 唐•李白
7、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 唐•李白
8、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唐•李白
9、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唐•李白
10、有身莫犯飞龙鳞，有手莫辫猛虎须—— 唐•李白
11、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唐•李白
12、俱怀逸兴装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日月—— 唐•李白
13、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白日何短短，百年若易海—— 唐•李白
14、大鹏一旦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唐•李白
15、秋风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唐•李白
16、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 唐•李白
17、瀑布天落，半与银河争流，腾虹奔电，敷射万壑，此宇宙之奇诡也—— 唐•李白
18、断山疑画障，悬溜泻鸣琴—— 唐•李白
19、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 唐•李白
20、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 唐•李白
21、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 唐•李白
22、时时只见龙蛇走。()—— 唐•李白
23、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身忘命—— 唐•李白
24、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唐•李白
25、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唐•李白
26、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唐•李白
27、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唐•李白
28、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 唐•李白
29、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唐•李白
30、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 唐•李白
31、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 唐•李白
32、泰山嵯峨夏云在，疑是白波涨东海—— 唐•李白
33、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 唐•李白
34、乱山残雪夜，孤独异乡人—— 唐•李白
35、东风洒雨露，会入天地春—— 唐•李白
36、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唐•李白
37、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唐•李白
38、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唐•李白
39、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唐•李白
40、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唐•李白
41、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唐•李白
42、黄河九曲天边落，华岳三峰马上来—— 唐•李白
43、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唐•李白
44、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唐•李白
45、偏见的普遍性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唐•李白
46、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唐•李白
47、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唐•李白
48、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唐•李白
长相思·一重山
五代：李煜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
译文
一重又一重，重重叠叠的山啊。山是那么远，天是那么高，烟云水气又冷又寒，可我的思念像火焰般的枫叶那样。
菊花开了又落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塞北的大雁在高空振翅南飞，思念的人却还没有回来。悠悠明月照在帘子上，随风飘飘然。
注释
《长相思》：调名取自南朝乐府“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句，多写男女相思之情。又名《相思令》、《双红豆》、《吴山青》、《山渐青》、《忆多娇》、《长思仙》、《青山相送迎》等。此调有几种不同格体，俱为双调，此词为三十六字体。
重：量词。层，道。
烟水：雾气蒙蒙的水面。
枫叶：枫树叶。枫，落叶乔木，春季开花，叶子掌状三裂。其叶经秋季而变为红色，因此称“丹枫”。古代诗文中常用枫叶形容秋色。丹：红色。
塞雁：塞外的鸿雁，也作“塞鸿”。塞雁春季北去，秋季南来，所以古人常以之作比，表示对远离故乡的亲人的思念。
帘：帷帐，帘幕。
风月：风声月色。
鉴赏
《长相思·一重山》这首**，《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在词调下题作“秋怨”。这“秋怨”，便是统贯全词的抒情中心。虽然通篇未曾出现“秋”、“怨”字眼，但仔细吟诵一遍，便会觉得“秋怨”二字确实最为简洁、准确地概括了本词的旨意。全词写了一个思妇在秋日里苦忆离人、急盼归来，然而最终没有盼来的怨恨心绪。上片写她望中所见之景。那远行在外的征人而今身处何方呢？他是否正跋涉在返乡的路上呢？怀着这种焦迫不安的心情，她不时地企足遥望，希望能够有所发现。可是，进入视野的除了重重叠叠的山岭峰峦外，还有的就是辽阔高远的青冥和天际处的迷离烟水了。第三句描写了一幅荒寂寥廓的群山秋**，层次极为分明：“一重山”，是近景，“二重山”，是中景；“山远天高烟水寒”，是远景。这一切都是跟着思妇眺望目光的由近及远渐次展开的。清初词人纳兰性德的名作《长相思》曰：“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写主人公越山过水，渐去渐远，很可能是受了该词的启发。需注意的是，“烟水寒”的“寒”，并非仅仅用来形容“烟水”，而且还曲折传出了思妇的心理感觉。正因为久望不见，更添哀伤，心头才滋生了寒意。如此，则目中所见，自然皆带寒意了。上片结句说她“望尽天涯路”而无所得，便收束眼光，不经意地扫视周遭景物，瞥见不远处有枫叶如火，灼人眼目。这使她猛然想起：时令又到了丹枫满山的秋天，自己经年累月的相思之情何日才能了结啊？“相思”一词的出现，使得词旨豁然显现。
下片便顺着“相思”折入，着重刻画她的心理活动，写她思中所念之事。“菊花开，菊花残”，用短促、相同的句式，点出时间流逝之速，暗示了她相思日久，怨愁更多。紧连着的“塞雁高飞人未还”，可视为她的直接抒情，也可以看作她在触景生情。塞外大雁尚且知道逢秋南归，那飘泊在外的游子为什么还见不到他的踪影呢？用雁知“归”来反衬人不知“还”，就更深一层地表现出了她的内心怨苦。怨恨尽可以怨恨，但它毕竟是产生于“相思”基础上的，如今良人未还，说不定他碰**什么意外，或是在路途上染**风疾。这些想法涌上心头，使得女主人公在怨恨之余，又深深地为他担忧起来了。“一帘风月闲”，刻画出了思妇由于离人不归，对帘外风晨月夕的美好景致无意赏玩的心境。柳永《雨霖铃》词写一对恋人分别后的意绪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含意正与此同。
一、李白的仕途经历
根据日本学者笕久美子《李白年谱》（王辉斌译）记载，我们考察李白的一生，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他真正“从政”的时间很短。主要有三段：第一段，742-744年，长安“供奉翰林”。所以仅仅不到两年他就离开了长安。第二段，756年12月，李白应再三邀请赴寻阳入永王李幕僚。但是李并无讨贼之心，只想趁乱争夺帝位。后来，李兵败被诛，李白连坐。幸得郭子仪力保，方得免死，改为流徙夜郎，旋在途经巫山时遇赦。三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入宋若思幕，自四月至九月，时长不足半年。综上，如果严格一点说，如果由“朝廷”亲自任命的才是“命官”来看，那么李白真正意义上的“仕途”生涯仅仅就长安“供奉翰林”那两年时间。
二、李白的求仕方式
（一）游说干谒。李白干谒游说的方式，主要是宣传自己的文采，结交官吏，王公贵族，提高自己的声誉，以求博得辅弼明君的机会。715年（开元三年）李白15岁。因为已有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开始从事社会干渴活动。从公元718年（开元六年）李白18岁，一直到公元742年（天宝元年）他42岁，他开始二十几年的出游干谒求仕生涯。他先后遍游了名山大川，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又拜谒了苏、李邕、贺知章、韩朝宗等王公大臣。在干谒生涯中，最有可能“得见龙颜”的一次是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狞猎，李白上《大猎赋》，文中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夸耀玄宗开创之功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故意宣讲道教的玄埋，来迎合玄宗崇尚道教的心情。但是，依然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以文游说干谒的方式也是李白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直到安史之乱前两三年，李白漫游于宣城、当涂、南陵、秋浦一带，仍然衣食依人，经常赋诗投赠地方官，以求帮助。
（二）以隐求仕。我们考察李白的思想经历时，会发现“隐居”的思想，其实一直都是深深地烙在李白内心深处，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时期显现程度不一样罢了。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31岁的李白到了嵩山，羡慕故友道士元丹丘的悠闲清净山居生活，隐居之意渐渐凸显。但是，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 只是思考下一步如何以求仕进。就在隐居寿山时， 他还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直到赐金放还之后，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夏天， 李白求仙访道之心更加执着，先到齐州紫极宫清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 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 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 找善写符篆的盖寮， 为他造了真寰。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 他还与杜甫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但是，李白思想深处深受法家思想影响，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完全放弃自己辅弼明君的思想。“赐金放还”之后，他一面求仙学道， 一面企图为国建功。虽然仍事漫游， 对于国家安危， 颇多关切，已与年轻时的“漫游”有所不同。李白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领大军讨伐安史叛军，他北上准备追随其从军杀敌，只是中途因病折回。所以，李白的“隐居”思想，包括他的寻仙访道、他的“纵酒”、他的与无赖儿厮混，都是他政治理想不能得以实现的短暂“放纵”或者“逃避”。
三、原因分析
（一）家庭影响。李白的父亲是突厥化的汉人，在705年李白四岁时迁居蜀地，入籍绵州。所以，李白的家庭不是一个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僚地主，在四川的家庭完全是突厥化的。另外，从其诗作《上云乐》中可以看出李白深受景云教影响。李白是个忠实的道教徒，一方面是因为其内心深处，飘逸洒脱，不拘小节。
（二）教育背景。李白自幼勤苦读书，《与韩荆州书》：“观百家”。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可见，青年时期的李白骨子里就是尊法轻儒的“热血青年”。
（三）社会风气。当时唐与西域交通往来频繁，特别是关陇一带的风习“融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任侠”意识成为一时风尚，李白也深受影响。《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李白也非常崇拜鲁仲连、朱亥、侯赢等靠游说干谒博得功名的说客或侠义之士。也时常以苏张自况，也时常想贡献奇计。又喜欢佩剑，甚至终生不离。“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
（四）思想性格。李白人生观的特质是“合仙侠为一人”，而且他为人风流洒脱、无拘无束，奉行“不屈己、不干人”的信条，这些都不是一个成功政治人士也应有的性格特质。另外，李白性格和心理上具有悲观和颓废的因素，他纵酒、狎妓、空谈，他虽然也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但是他无时不在恣情的享受人间快乐。李白的性格充满许多矛盾的，而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入世与出世、从政与还山、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而且，这种入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矛盾，在他的思想中一直冲突斗争着。这在他的诗作里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候同一首诗前面是悲观哀怨，后面又是满怀自信。这是他性格上的原因。
（五）政治才能。李白的启蒙教育是诸子学说，遍观百家。又从赵蕤学习六十三篇《长短经》。他的思想肯定深受“王霸大略”影响尊法轻儒。李白一生中最大最主要的、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志向只有一个“想作宰相”，也就是苏秦、张仪这样的，他时常以苏张自况。但是，李白的政治才能怎么样呢？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极力推荐， 玄宗才看到李白的诗赋，便召李白进宫。值得注意的事，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 李白对答如流。这也说明李白也具有一定的洞察世事能力。于是，李白供奉翰林，得以陪侍玄宗左右，职务是草拟文告。在唐代有两个翰林院，一个是集贤殿书院，职务是侍读，也就是皇帝的“家庭老师”。另一个是翰林学院，职务是为皇帝撰写重要文件，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办公厅”。李白所在的就是翰林学院。我们推测一下，在长安的两年的时间里，李白肯定也有时间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恐怕，可能是他的政治才干不足以引起玄宗的重视。756年12月，李白下山赴寻阳入永王李幕僚。李白人幕后， 力劝永王勤王灭贼。但是李并无讨贼之心，只是想趁乱争帝位。当时，江南的萧颖士、孔巢文、刘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参加，只有李白一人应邀前来。可见，李白没有政治远见和政治敏锐性，政治才能也值得怀疑。
综上，李白文学才气过人，诗文名冠一时。政治理想远大，但是政治才干有限，性格上具有悲观和颓废的因子，又孤傲自负，不具备成功政治家的良好素质，一生或漫游、或隐居、或干谒，虽孜孜以求，但屡遭失败，仕途命运多舛，政治建树寥寥。
参考文献：
[1] 鲍方校点《李白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
[2] 李明中《李白悲剧性仕途命运解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4期，2010年7月；
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青年时期
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李白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少年时受到了较好的教育，不仅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的少年游侠和羽客。二十岁以后，他开始在蜀中漫游，曾登上峨眉、青城诸名山。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二十五岁，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一个新的漫游而兼求仕的时期。《渡荆门送别》就写作于这一年。
此诗的写作时期过去曾有两种说法。黄锡圭《李太白年谱》认为写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四月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回来时。詹瑛《李白诗文系年》则把它系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下，认为这是李白初出夔门后的作品。《中国文学宝库・唐代精华分卷》(王洪主编)中认为，虽然诗题中有“送别”二字，但“来从楚国游”，“仍怜故乡水”等句，显然是离乡远游时的口吻；题中的“送”可能是指长江水送他离别故乡而言；诗中思想感情与他早年作品相近，而迥异于他晚年的一些作品。据此认为，此诗应该是李白初出夔门后的作品。
年轻时的李白从遥远的蜀地顺着长江乘舟而下，渡过了荆门山，来到楚国境内漫游。看到随着平野的出现连绵的群山已经消失，长江进入广阔的原野继续奔流。月亮映在江中像天上飞下的一面镜子。空中的云彩好比奇幻多姿的海市蜃楼。这样的景色没有让年轻诗人留恋忘返，看着这浩浩而来的长江水，反而引起他的思乡之情：水是故乡亲，是它不远万里相送我的行舟。明・胡应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太白壮语也；杜‘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骨力过之。”近・高步赢：“语意倜傥，太白本色。”(《唐宋诗举要》卷四)。
二、恣情山水、广交朋友的壮年时期
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处，孤帆一片日边来。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出蜀以后游洞庭，历襄阳，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迹所及，几半中国。同时，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不乏杜甫、孟浩然等大诗人。《望天门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创作在这一时期。
李白一生大半过着浪游生活，写下了不少游历名山大川的诗篇，他喜爱的山水往往不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而是奇峰绝壑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白波九道的江河，这些雄伟奇险的山川，特别契合他叛逆不羁的性格。李白来到安徽当涂县与和县界临的天门山，看到天门中开的地方，楚江夺得一条出路。东流的江水止住了步，翻腾回旋，急急地向北奔注。两岸相夹的青山，从江左江右一起迎出。逆着阳光望去，天便远处，有一片孤帆身影显露。这首诗虽然短小，但容量不小。看似写山，还相当别致地写到水；看似写景，还相当巧妙地抒了情。在无形处塑造了一位在前进路上昂首挺立、心怀激动、一片热情，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诗人对壮丽事物的满腔热爱和他豪迈个性的精神力量，总在诗行间洋溢突涌，使这首以劲健之笔画出的山水图，完全可以作为充满阳刚之美的写景代表作来鉴赏。
在烟花似锦的三月，李白在湖北武汉登上仙人骑鹤飞天的黄鹤楼，挥手送别将要东下扬州老朋友孟浩然。目送着他乘坐的一叶扁舟在一江春水上漂浮。帆影逐渐远去，逐渐模糊，消失在广阔碧空的尽头。作者长久地伫立，一颗诗心已被老朋友带走。眼前只见浩渺无边的长江呵，向着遥远的天边滔滔奔流……宋代的大诗人陆游说：“太白登此楼送孟浩然诗云：‘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入蜀记》卷五)此诗富有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三、仕途坎坷、壮志难酬的中、晚年时期
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漫游有恣情山水的一面，但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没有也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和他的“不屈己，不干人”的性格以及“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宏愿都不相符合。因此，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韩朝宗诸人上书；有时则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终因吴筠推荐，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莱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李白初到长安，太子宾客贺之章一见叹为“谪仙人”，声名益振。玄宗召见时，也“降辇步迎，相见园绮”。李白怀着师法管晏，为君辅弼的壮志而来，但实际上玄宗赏识的知识李白的才华，把它看作点缀升平和宫廷生活的御用文人，因命供奉翰林。这不能不是李白感到他的政治理想的破灭，怀才不遇，雄图难骋。同时，他的蔑视帝王权贵的傲岸作风有招致了权臣们的馋毁，也使他感到长安不可以久留。在经过一段狂放纵酒的生活之后，他上书请还。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诗人李白初步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开始写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天宝三年春，李白离开长安后再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但他始终没有丧失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行路难》即为天宝三载辞官之初(744)述作之作。《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创作要更晚一些，反抗精神也更强烈一些。
《行路难》本是乐府《杂曲》旧题内容多些世途艰难和离别的人生感慨。明・胡震亨：“《行路难》世路艰难及贫贱离索之感。古辞亡，后鲍照拟作为多。白诗似全学照。”(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三引《李诗通》)这里李白借用来抒发自己不得志的抑郁情怀。名贵的美酒斟满了金杯，珍奇的佳肴堆放在玉盘。放着丰盛的宴席却实在享用不了，拔剑四顾心中好生忧烦。想渡过黄河但坚冰层层，要攀登太行却大雪漫漫。闲时学吕尚垂钓渭水滨，忽又效伊尹梦经日月边。诗人感叹人生道路太艰难，歧路重重，脚步应该如何迈？相信会有乘风破浪的一天，在苍茫的海上挂起云帆！这首诗写诗人功业未遂，被迫离开长安的悲愤心情，也表现了茫然失路的强烈痛苦既不因失败而放弃理想追求的倔强和自信。从饯别盛宴写起，“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形象地揭示了英雄失路、负剑空叹的抑郁苦闷。从“心茫然”转入世路艰难的感慨。“闲来”“忽复”两句，感情由伏而起，历史的联想中寄寓着失望中的希望。接下来四个三言短句，是由憧憬回到现实的有一次感情激荡。最后两句，唱出了冲破阻碍、积极入世的强烈心声。明朱谏：“世路难行如此，惟当乘长风，挂云帆以济沧海，将悠然而远去，永与世违，不蹈难行之路，庶无行路之忧耳。”对本诗的主旨，历来有“积极自信”和“消极弃世”两种不同意见。但无论是哪一种意见，都不得不承认李白没有放弃原先的政治理想这一点。功业未九之前，它是不会自动弃世的。倾吐胸中的愤郁和不平，用隐居萧散的假想向压抑人才的不合理社会提抗议。这正是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所在，也体现了他喜用“豪语”写悲愤的风格特征。
这一时期李白的生活是窘迫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绁鞲上鹰”。身如飘蓬，壮志难酬。诗人惋惜昨日时光之不可挽留，感叹今朝日月多么烦忧。看着万里长风正把南去的北雁送走，面对美好秋色，正可以酣饮高楼！那汉魏文章建安诗歌风骨使人陶醉，从建安到唐朝中间，谢的诗清新朗秀。和叔叔李云畅谈诗文，使李白逸兴湍发壮思飞跃，真想飞上九天把明月捉揽在手。可恨壮志难酬呵，忧如抽刀断水水更流；遥想未来命运呵，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能称心如意，不如披散头发驾一叶扁舟任意飘游！起句波澜突起，不知其所从来，连用时一字长句，喷涌出郁结抑塞之气。第三句忽作转折，接以即席所见之景；第四句连类而下，是落到题面。“蓬莱”至“欲上”四句，写对才能的自负和对理想的追求，随双贯主客，然其旨在主，“抽刀”、“举杯”以下，为又一大转折，从幻想回到现实，更加重内心的忧愁苦闷，以慨激语绾结全篇。诗人想以醉酒来麻木、排遣自己的愁思，同样也是事与愿违，愁思更重。真是报国有策却请缨无门。清・沈德潜：“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唐诗别裁》卷六)清・方东树：“起二句，发兴无端。‘长风’二句，落入。如此落法，非寻常所知。‘抽刀’二句，仍应起意为章法。‘人生’二句，言所以愁。”(《赵味詹言》)此诗充分抒发了内心的苦闷与悲愤，并以末尾两句来表示同黑暗决裂的态度。诗人胸襟豪迈，语言奔放，所以并不使人过份的颓唐与低沉。读者可以得到最深切的感受是诗人的豪情与逸兴，使那颗永远不会向黑暗势力屈服的骄傲的心。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冬，又因参与李磷谋反而获罪下狱。出狱后，又被判处长流夜郎，“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乾元二年(759)，遇赦得还，往来于金陵、宣城间。上元二年(761)，李白六十一岁，闻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他由当涂北上，请缨杀敌，但行至金陵，因病折回，“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次年，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家。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他将“儒”、“仙”、“侠”三者结合了起来。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李白的人生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又始终在追求，矛盾、冲突、愤懑、狂放都产生了。所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
李白生卒年，在历史上有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2岁说；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4岁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广德二年(764)，享年64岁说；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广德元年(763)，享年63岁说；生于神龙二年(706)，卒于大历二年(767)，享年62岁说。以上诸说都各有偏颇，此牵彼掣，难以自适。本文根据“大历初”李白仍然在世的新史料，结合唐人《序》、《碑》、《墓志》等原始资料，对上述诸说逐一辨析，重新考订李白生卒纪年：李白既不卒于宝应元年(762)，也不卒于广德年间，而应卒于大历元年(766)，享年62岁，其生当在神龙元年(705)。
【关键词】 李白 生卒年 李士训 商榷
在对唐代诗人李白的研究中，有关其家世及生籍、生卒年等问题，长期以来异说纷呈，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内容。自北宋至今，专门研究或论及此类问题者，无虑数十百家。然而，由于古今学人在史料的占有上和文字的理解上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往往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明白的问题隐晦化，因而争来议去，迄至今日仍无定说。本文根据新近发现的史料，结合历史上有关李白的碑传、序跋等旧有文献，仅就李白生卒年这一问题对旧有诸说再作检讨。不当之处，祈请指正。
一、从新出史料看李白的生卒确年
历考载籍，有关李白生卒的记载，本有比较详实的碑传资料如“四序”、“四碑”(即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曾巩《李白集后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①])可以证明，其中尤以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两碑一序记事最为明皙。它们不仅明确地记载了李白的始生之年，也记载了李白的享寿之期，从中不难推算出李白生卒的准确年代。李阳冰《草堂集序》（下称李《序》）说，李白之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②]；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下称范《碑》)亦谓“神龙初，潜还广汉，(略)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③]。都明白告诉了李白乃是其父“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归蜀所生。李华《李君墓志铭》(下称李《志》)又说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④]，其享年62岁亦已明甚。自神龙初(705) 顺推62年，其卒年非常自然地就是唐代宗大历初年(766)，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可惜的是，自宋以来，由于学人对两碑一序文字推求过深，又加对李白生平史料占有不足，遂使李白生卒年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事实反而成了“问题”，千余年来，谬种流传，无人諟正。有关李白生卒年的种种误说，不仅影响了李白生平(诸如籍贯、出生地点)之研究，也影响了李白诗文系年、作品本事，乃至李白的部分诗文的真伪问题的考察和研究。
笔者新近发现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宋以来李白生卒诸说的清理，也有助于我们对李白生卒确年的再认识。今不揣谫陋，略作探讨。
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引唐李士训《记异》：
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桼拾贰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⑤]
这是一条非常珍贵的史料，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李白“大历初”(766)尚从李士训处得新出土的“绢素《古文孝经》”，并将之传与李阳冰。由此可知，李白的卒年最早也应在大历元年(766)。引录这则史料的郭忠恕《汗简》，系今存唐、宋最早字形工具书之一，所录古文字形都是五代和北宋时期可见的古文字资料，相当一部分出自战国古文，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李士训所发现的《古文孝经》字形，也著录其中，至今犹可按覆。李士训将《古文孝经》传与李白之事，还见于北宋句中正《三体古文孝经序》(朱长文《墨池编》卷一引)、王应麟《玉海》卷四一、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以及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七九、卷二六九，内容与上引基本相同，文字略异，兹不赘引。
据考，李阳冰大历初(766)从李白处得到《古文孝经》后，一方面上于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唐德宗。另一方面又成为李家秘宝，传给其子服之。贞元中，服之又传给了韩愈等人。韩愈《科斗书后记》载：
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服之者，阳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书《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畜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合之。(略)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末，(略)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盖十得四五，而归其书于归氏。[⑥]
可见，《古文孝经》被李士训发现后，自大历至贞元年间，经历了初传李白，白传李阳冰，阳冰上皇太子；阳冰又传其子服之，服之传韩愈，愈传归公(即归登)，又传张籍、贺拔恕等人这一过程。从其渊源有自、清晰无隐的传承过程看，说明李士训大历初得《古文孝经》之事并非向壁虚构，子虚乌有。那么，其“初传李太白、白传李阳冰”的记载也不应有问题。既然李阳冰所传《古文孝经》是“大历初”辗转传自李士训和李白，那么，大历初年(766)李白就应仍在人间，他当然就不会卒于传统旧说所云的四年前即宝应元年(762)了[⑦]。
李士训《记异》言李白“大历初（766）”尚在人世的事实，与有关李白生平的其他史料，诸如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李翰林墓志铭》所载十分吻合。李阳冰说李白生于“神龙之始(705)”，李华说李白享年“六十有二”，自神龙元年至大历元年，正好62岁！三条史料如此若合符契，毫无差爽，是由于三者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属于原始记录，非如后世补录，没有造伪嫌疑。他们关于李白生时、享年和最后活动下限记载的互相应证，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真象的实录，是我们判定李白生卒准确时间的宝贵资料。
不过，与这条材料构成最大的矛盾，是与宋以来认定的“至德二年”（757）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所说“年五十有七”不合的问题。因为，如果至德二年（757）李白已57岁，那么至大历元年（766）李白就已经66岁，而不是李华《墓志》所说的“年六十有二”。按常规，后人的推论是不能否定前人（唐人李士训）原始记录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为了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仍将对后人的这一推论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将《自荐表》定在至德二年是有问题的。细详李白与宋中丞（若思）交往的诸多诗文，该表实际上应该是上元二年（761）李白在宋若思搭救下出狱后所作。具体理由如下：
考诸文献，李白所作涉及宋中丞(即宋若思)的诗文，除《自荐表》外，还有《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为宋中丞祭九江文》、《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等文[⑧]。这些篇章作为李白在安史乱中身陷囹圄获宋中丞解救后与之相知相交的历史见证，是考察李白在其人生最为低落时期行踪的重要文献。自李白集问世以来，虽经多人考订整理，仍一直收录保存在李白的文集之中，其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也由于研究者多，解释各异，蒙在它们上面的疑云也越来越厚。特别是《为宋中丞自荐表》，因文中有李白“年五十有七”的自述而备受诸家关注，并由此形成了李白生卒疑年考辨上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的怪圈：一方面，人们异口同声、不加论证地将该表直接定格在至德二年(757)，从而得出李白生于长安元年(701)的结论。另一方面，又说李白既生于长安元年(701)，《自荐表》称“年五十有七”，则该表只能作于至德二年(757)。造成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毛病，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出在“至德二年”系年这一关键症结上。为了便于对李白生卒年进行分析，有必要将《自荐表》本文重要部分引录如下：
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略)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略)伏惟陛下回太阳之高辉，流覆盆之下照。特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
这则资料是许多学人确定李白生年的重要线索。但是关于该表的撰作时间，自古皆有争议。宋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宋中丞荐于圣真云：一命不沾，四海称屈。”[⑨]圣真即唐睿宗，据《新唐书·睿宗纪》，开元四年六月，睿宗崩于百福殿，谥曰“天圣真皇帝”。睿宗既于开元四年(716)驾崩，是时李白年方十余岁，宋中丞何得而荐？兹说显然错误。王琦《李太白年谱》：“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其实，《自荐表》只称李白“年五十有七”，并未标明写作的具体时间，王琦臆断此表作于至德二年(757)，是将李白在安史乱中两次系狱之事混同一次造成的。
考上引《自荐表》文，李白因卷入永王璘事下狱，“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宋若思)推覆清雪，寻经奏闻。”“前后”二字表明李白不止一次下狱。这一点，《新唐书·李白传》有明确记载：“永王璘辟（白）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⑩] 又，魏颢《李翰林集序》也有：“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罪不至此，屡经昭洗，朝廷忍白久为长沙汨罗之俦”云云[11]。仔细勘比这两段材料，一称“前后清雪”，一说“屡经昭洗”，李白不止一次系狱的事实亦已明甚。
第一次系狱地点是在彭泽，这一点在上引《新唐书》“璘起兵，逃还彭泽”及《自荐表》“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已有清楚交待。系狱的时间，引文中有“璘败，当诛”之语，考之两《唐书》，“璘败”一事发生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二月。此次系狱由“当诛”之极刑改为免死，在朝中全仗名将郭子仪“请解官以赎”竭力相保，在地方则由时任江东采访防御使的崔涣（曾相玄宗，出为江淮宣慰使）直接援手，朝野上下并力施加影响，才得以减轻李白罪责(李白集中有多篇狱中上崔相诗可证)[12]。这就是《自荐表》中“前后……推覆清雪”的“前”一次。由于此次死罪非宋中丞所解，故《为宋中丞自荐表》不可能作于本年。
退一万步讲，即便宋、李二人早已相识相交，即便宋曾在李白前次陷狱时就援手解救，但宋若思也不可能在永王璘谋逆甫平，就冒天下之大不韪，作《荐表》于肃宗，要求对李白不贬反褒、不责反用。永王璘谋反发生在安史之乱初期，其时叛军猖獗，两京（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沦陷，唐王朝军民与安史叛军浴血奋战，匆匆在灵武登基的唐肃宗新政权，执政伊始便处于生死存亡危急之秋。永王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向其兄唐肃宗争夺皇权，悍然兴兵东南，妄图割据东南奥区沃野，一时全国震惊，军民共愤。李白卷入此事，被朝野上下视为“世人皆欲杀”（杜甫诗句）的不赦罪人。郭子仪以征讨安史叛军领兵统帅的赫赫地位鼎力相救，也才得以解脱李白死刑，但仍没有办法阻止唐肃宗对李白“长流夜郎”的重判（按大唐刑律，“长流”是仅次于处死的重刑）。因此，宋若思以小小地方官职（其时宋任职地方刺史），岂敢视此事如儿戏，为刚刚免死判流的“谋反”之人求情，并且还要得寸进尺地向皇帝“特请拜一京官”？考宋若思一生为官老道，颇有谋略城府，不可能如此不谙政治气候，在至德二年（757）那种不合时宜的特殊政治背景下作出推荐李白的不识时务之举。换言之，仅就宋若思官场历练的政治经验而言，也不大可能在此时不知深浅地贸然推荐涉“反”之人。更何况，至德二年李白“当诛”的死罪并非宋若思所解，而“当诛”免死之后，他仍然是钦定罪犯“长流”夜郎的罪人，宋若思怎么可能在此时把李白揽入幕府，引为参谋？也就是说，至德二年李白是一个以“待流”之身陷于牢狱的囚犯，接着（次年）便是押解流放上路，怎么可能有分身之术自由自在地和宋若思来往相交，并洋洋洒洒为宋写出上列包括《为宋中丞自荐表》在内的一系列诗文呢？所以，《自荐表》写作时间，其非至德二年（757）无疑。
李白第二次系狱，地点则是在寻阳，时间在流放夜郎返归后。如上录《新唐书》所称：“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这一次解狱脱罪，即《自荐表》中“前后……推覆清雪”的“后”一次，是宋若思亲自出面“推覆”的结果。这次脱囚，宋若思不仅免其牢狱之灾，还将李白引入幕中作参谋，并向朝廷推荐了他。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便是此时写成的，写作时间应是上元二年（761）。我们这样说，除上述理由外，主要还有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一诗为佐证。正如诗题所示，“中丞宋公（即宋若思）”带兵入河南路过寻阳时，曾脱李白狱囚，弄清宋若思“以吴兵三千赴河南”的时间，李白脱囚入幕并作《为宋中丞自荐表》的时间也就迎刃而解了。
宋若思以吴兵三千赴河南之事，诸史没有明确记录，但也并非毫无蛛丝马迹可寻。我们考证，此事发生在肃宗上元二年（761），在唐廷第二次收复洛阳前夕。具体情况是：
其一，宋若思率军“赴河南”，是唐廷上元二年军事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考《资治通鉴》肃宗上元二年条记载，其年二月，唐肃宗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安史叛军已经不堪一击，不顾李光* *弼等统兵将领反对，强行下敕命令唐军“进取东京（洛阳）”，与叛军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展开决战。结果，唐军大败，“步兵死者数万”[13]，叛军乘北邙之胜，寇申、光十三州。军事形势变化需要唐廷增调兵力，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唐廷以李光弼都统河南、淮北、山南等诸道兵马，令其“赴河南行营”，重新组织对安史叛军的总攻大决战。其时，诸道兵马纷纷调集河南，宋若思率吴兵三千从江南（“吴兵”即江南兵）“赴河南”，即是这次总体战略部署中的一次局部军事调动。
其二，从李白诗文内容本身看，也透露出若干内证信息。李白《中丞宋公云云》一诗，有“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之句。诗中“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表明安史之乱虽未结束，但天下形势已然分晓，叛军败局已经明显，故李白诗才说其“行当剪”、“立可诛”。这和上元二年（761）总体形势发展趋向十分吻合。虽然当时唐军有邙山之败，但唐廷重新部署兵力，积极谋划向安史叛军发起最后的大决战━━洛阳会战。洛阳会战是唐廷彻底消灭叛军，结束安史之乱最关键的一战，尽管这次大战发生在宝应元年（762），但其前期准备在上元二年（761）已经开始。从诗人对形势发展趋向的正确把握和对安史叛军“行当剪”、“立可诛”的准确判断，透露出此诗的写作时间当在上元二年（761），也表明宋若思军次寻阳脱李白之囚就在这年。
其三，李白寻阳之狱获解后，还作有《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表文有“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窃号，肃乱中原”之句。考唐自武德元年(618)立国，至上元二年(761)为144年，犹可粗称150年；若是至德二年(757)，仅为140年，何得称150年呢？
以上分析，可定宋若思军次寻阳脱李白之囚是在上元二年(761)。由于此时距永王璘谋反事变已过了五年之久，肃宗政权已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对李白涉永王璘之事已经淡漠。故此时宋若思才可能既解李白之囚，又延之入幕引为参谋，还向朝廷推荐李白加以重用。因为这次推荐，李白代宋若思作了《为宋中丞自荐表》。从李白方面看，他已“屡经清雪”，“实审无辜”；从宋若思方面看，此时表荐李白已经没有什么政治风险，即使达不到目的，也不致招惹政治上的麻烦。
上元二年(761)李白作《自荐表》，其时57岁，与李阳冰《序》载李白生于神龙之始（705）完全一致；与李华《墓志》载李白享年“六十有二”、卒年当在大历元年（766）也彼此吻合；又与李士训《记异》称李白“大历初”尚传《古文孝经》一事并不矛盾。所有这些，都说明《为宋中丞自荐表》作于上元二年(761)的重新定位，是完全成立的。
总之，李白系狱有前后两次，时间、地点及解救之人皆有不同。《自荐表》云“前后”推覆清雪，魏颢《序》称“屡经洗雪”，都说明了这一点。曾巩不明究里，将两事合在一起，反诬《新唐书》有误。王琦从曾之说，作《新唐书李白传笺识》云：“《新史》以为赦还之后，在寻阳坐事下狱，而宋若思释之者，以一事分为二事，非也。”[14]殊不知，不是《新唐书》“误分”，而是曾、王等人“误合”。把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两件事情误合为一，必然导致影响李白生卒纪年的重大“误说”——李白“年五十有七”时于“至德二年”作《自荐表》。由于《自荐表》作年是李白“年五十有七”的定格座标，曾、王等人以此错误座标为依据迁就己说，就必然陷入上文所说的臆断李白卒年，然后反推《自荐表》的制作年代；又以自推臆断的制作年代，来反证李白生年的循环论证之泥潭。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有问题，固不足信。
二、清代以前李白生卒年旧说辨误
根据新出史料，我们已能够证明李白生于神龙元年、卒于大历元年了。那么，其他诸说的依据如何？症结何在呢？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从古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的不同说法。
自宋至清，学界一直流行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说，但其享年又有62岁、64岁两说，故生年也有长安元年(701)和圣历二年(699)两说。
一是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2岁说。清王琦《李太白年谱》“唐长安元年”条：“太白生。”其自注云：“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接着，王琦进一步阐述说：“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15]此说在李白生卒年诸说中影响最大，不仅旧时学人率多从之，而且目前流行的各类文学史、李白研究专著、辞典等等[16]，也大多采用此说。
此说的最大症结，在于无视李《序》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不仅臆断曲解，而且毫无根据地擅改其中的关键内容。考之李《序》，根本没有王琦所谓“《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明示或暗谕，因为其原文是：“公（指李白——引者）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乃李白“疾亟”时托李阳冰为其整理文集及李阳冰为文集作序的时间，不一定是李白的卒年。王琦“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之论，是出于对“疾亟”的误解[17]。病重即死固然有之，但是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亦是常事，王琦把“疾亟”理解为已死或既卒，因而作出“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误说。这里姑且不说李白是否真正卒于此次“疾亟”之时，即便就“公又疾亟……枕上授简，俾予为序”的前后文意连贯分析之，也决不能视“疾亟”为死亡，否则，李白既已“疾亟”身死，何又能再对李阳冰“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呢？更重要的是，李士训《记异》表明，李白这次“疾亟”后四年的“大历初”（766）仍在人世，其不卒于宝应元年亦可知矣！因此，王琦《李太白年谱》臆断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从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再看王琦对李白生年的考订。王琦定长安元年（701）“太白生”，其立论依据是根据其臆断的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762）往后推出来的。问题是：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既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因此，由此逆推的出生于长安元年（701）的结论当然也就不能成立。
此外，上引李《序》和范《碑》明明记载：李白乃其父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逃归蜀中所生，“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在此均指神龙元年（705）。王琦却称：“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今考李《志》和曾《序》原文，皆无李白生于何年的明确记载，二者的差异只在于对李白享年的不同认定：李《志》称李白“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曾《序》则曰：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在这里，曾《序》所言李白卒年“是时宝应元年也”明显有误已如上述，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李、曾二文所载李白纪年内容无论怎祥“参互考之”，也找不出“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的蛛丝蚂迹。何况武则天“神功” 年号系万岁通天二年七月改元，至十一月又改元为圣历，神功年号仅仅历时五个月[18]，就年初观之当为万岁通天，就年尾或次年观之则为圣历，无由称“神功之始”或“神功初”。如果说李《序》或范《碑》在流传过程中某一版本偶然有误，还可理解，怎么所有版本、各类文录两文都一齐误为“神龙”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实在太小！王琦擅改“神龙”为“神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换言之，王琦所云“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没有具体找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史料凭证或版本依据，故其说根本不能成立。即便如王琦所说，李白生于“神功”之初(697)，而“卒于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的享年应当是66岁，与王氏本人所认同的62岁的享年又不能合，也与其用以“参互考之”的曾《序》所言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不合。考订失据，臆断曲解，必然导致王琦《李太白年谱》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王说谬误，其他不加深究步王说后尘率尔从之的各类专著、辞书等，自然也随之谬误。
清以前李白生卒年颇有影响的另一说，是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4岁说。曾巩《李白集后序》：“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19]曾《序》不仅是曲解李《序》误定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的始作俑者，而且第一个站出来否定唐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说，将李白享年定为64岁。到南宋初，薛仲邕又据曾《序》之说撰《李白年谱》，将李白生年定在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王琦在论及薛《谱》定李白生年问题时说：“《旧谱》（即薛《谱》）起于圣历二年己亥，云白生于是年。按曾巩序，享年六十四。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也。薛氏据之，故曰白生于是年。”[20]既然薛《谱》定李白生于圣历二年（699），是完全依据曾《序》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六十有四”之说向后“逆数”的结果，那么，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依据何在呢？
曾巩首开李白诗文系年研究，对李白诗文创作年代“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由于他有这番工作，后人也相信他的结论有如他自称的那样：来自“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2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细详其所谓“白之诗书自叙”能够有助李白生卒享年考订者，主要还是那篇李白代宋若思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由于李白在该《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因此，认定了该《表》的制作年代，便可考定李白的生年了。曾巩在《李白集后序》中，非常看重并重点转述了《自荐表》中相关内容，但恰恰是这篇具有内证作用的《自荐表》，提供了否定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强有力证据。兹录曾《序》云：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七矣。
文中称及“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的“上书”，正是李白所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根据曾《序》文意，认为李白此文作于安史之乱发生之“明年”即天宝十五载（756）。然而，即便按本年李白57岁顺推，至宝应元年(762)即曾《序》认定的李白“卒年”，李白享年连虚岁计算也只有63岁，与其“六十有四”之说不合。更何况，李白作《自荐表》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是在756年。原因很简单，李白因永王璘谋反失败坐系下狱，此《表》是脱狱入宋若思幕府之后作的，这一点曾《序》自己也有明述。而考诸史籍，永王璘兵败是在至德二年即757年2月，李白下狱、脱冤及被荐等一连串事情，都是在永王璘兵败之后发生的事。而天宝十五载（756），这一系列事情均没有发生，李白又怎么可能为宋若思作《自荐表》呢？显而易见，李白作《表》时间，至少都是至德二年（757）以后的事。由于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已被曾《序》定死，因此，李白“五十有七”的年代越往后，与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距差也越大。由此，曾《序》重点转述的一条有关李白“五十有七”的纪年材料，不仅丝毫无助于其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成立，反而无情地否定了他据之构建起来的说法。由于曾《序》再也没有为其李白享年“64岁说”提供佐证，因此，其对唐人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之说的否定，从根本上不能成立。曾《序》李白“64岁说”既无凭无据，不足为信，那么，南宋“薛氏据之”，“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以定李白生年为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的说法，自然也是无本之木，难以立足成论。
自宋至清，关于李白生卒享年只有上述两说互相角力，而以清王琦之说占据优势，影响最大。两说的共同毛病是曲解李《序》中的“疾亟”一词误为宝应元年（762）李白已卒，却无法交待李《序》和范传正《墓碑》的“神龙之始”或“神龙初”李白方生的问题。由于疑窦尚多，分歧没有解决，因此，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探讨，还将继续进行。
三、当代学人李白生卒年新说商榷
20世纪以来，人们又对李白生卒年展开了新的探讨。这场探讨，首先在于纠正了历史上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误说，将其卒年向宝应以后作了下延。
首倡其说者是李从军《李白卒年辨》[22]，该文提出：李白并非“卒于宝应元年（762）、终年六十二岁”，而是“卒于广德二年(764)、终年六十四岁”。《卒年辨》首先否定了唐李华《墓志》所载的“62岁说”，认为“这个墓志，乃是伪作”。其理由有四：一是该志“终唐之世，乃至北宋前期，均不见文献记载”；“古本李白集中，也未附此文”；“《文苑英华》收李华所作碑铭十余篇，唯独没有该志”。二是志文本身“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之句，“泄露了天机”。认为“青山北址”即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所载从初葬地“龙山东麓”改迁“卜新宅于青山之阳”的“青山之阳”，“而元和十二年李白墓迁葬于青山北址时，李华已去世五十年了！又怎么可能作（此）碑文呢？”三是范传正碑文称《新墓碑》，是相对于龙山李白墓的刘全白《李君碣记》旧碑而言，而刘《碣记》并未言前已有碑，“可见原龙山旧墓无碑……所谓的李华碑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四是此志文字“短得可怜”，与李华所撰其他碑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殊异”，“仅就碑铭文字本身来看，亦非李华之作。”
上述认定李华《墓志》为“伪作”的发难，是《卒年辨》一文立论之关键，但该文所列四条理由，都经不起推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李华所作《李白墓志》自宋以来都载诸李集，并无伪造迹象；“青山北址”并非“青山之阳”，李文犯有南北不分的错误[23]。其次，李文将树于墓前的碑碣和埋于墓中的墓志混为一谈，以不见地面的墓碣而否定地下的墓志存在，其误明显更不可取；还有，《李白墓志》短于李华所撰其他墓志，也不能成为定其真伪的铁证。李华未给李白写长篇志文，实有其自身的苦衷：他因安史乱军攻入长安时逃散未及，被强署伪职，两京收复后，他也成了罪贬之人闲居江南，作为与李白有相同遭遇并且也是待罪之身的李华，除了惺惺相惜，一唱三叹外，还方便对李白生平作过多的议论吗？
另外，《卒年辨》对曾《序》李白“64岁说”极备推崇，推测说：“《李（白）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曾巩所云‘终年六十四’盖由此出。”这就大错特错了。考广德年号自763年起始，而曾《序》明明白白记载说：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曾巩既已认定李白宝应元年（762）就死了，怎么可能会再据763年以后的“唐广德以后事”来延长其享年呢？
《卒年辨》一文的毛病，在于缺乏根据地否定传世李华《墓志》和误解曾《序》李白享年“64岁说”的立论依据，由于该文以此持论的两大支撑均不能成立，故其李白“终年六十四岁”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但也需要指出，《卒年辨》一文对李白宝应以后诗文的考订非常可贵，通过李白诗文的内证否定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这是该文特别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亦有人与之呼应以示信从[24]。
继李从军《李白卒年辨》之后，阎琦《李白卒年刍议》又出新论，提出李白享年63岁，卒于广德元年(763)说[25] 。 阎文对《卒年辨》疑伪李华《墓志》大为赞赏，以为该《志》“即使不伪，亦必然有严重的夺误或漶漫”；“年六十有二不偶的‘二’”，“值得大大的怀疑！”《刍议》通过考辨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的行迹和“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的节令，考定李白至当涂投奔李阳冰，时间应在宝应元年初冬。并认为，本年十一月虽然李白“疾亟”病重，但“事实上李白病渐有好转，差不多又活了一年，到广德元年(763)才去世”。
《刍议》根据刘全白《李君碣记》“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之语，认为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下诏拜李白为拾遗时，“并没有李白的死讯传到朝廷，朝廷推荐李白的人，也必然约略知道李白尚未死。”接着，进一步推论：“李白的死，当在广德元年(763)年终，与代宗之诏是前后的事。倘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李白死后一年多，乃有代宗左拾遗之诏，这显然不大可能。”《刍议》明确表态：“同意李从军关于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的主张，却不能同意他的李白卒于广德二年、享年六十四之说。”
阎文的可取之处与《卒年辨》同，都突破了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旧说，并且，《刍议》还较《卒年辨》作了更多寻求李白文集内证的考察，这是非常宝贵的。但其毛病也与《卒年辨》同，也是建立在怀疑和否定李华《墓志》基础上的。由于《刍议》在否定李《志》李白享年“62岁”说后，对其“63岁”新说始终拿不出直接史料证据，只凭一系列“约略”、“倘若”、“不大可能”之类的推测遽下定论，因此，阎琦《刍议》“63岁”新说同样失之无据。此外，《刍议》对与其新说相抵触的李白乃“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出生的唐人《序》、《碑》等原始材料，始终只字不提，似有故意回避之嫌。
问题没有解决，于是林贞爱撰《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26]，对李白身世和生卒又作新的考辨。林文认为：“记载李白身世及出生年代最原始最权威的材料，要数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这篇序文不仅对李白家世的变迁，而且对李白的出生时间、地点、名字的来源都作了交代。既是诗文集的序文，也是作者小传。是今天我们研究这一伟大诗人的宝贵文献。”由此，林文立论主要围绕李《序》展开，确信李白是其父“神龙之始”从流放地逃回四川所生，但具体出生年月，则又不是李《序》所说的“神龙之始”即元年（705）。这是因为：“李白父母归蜀时，先流寓嶲州(今四川西昌市)，后内移定居绵州彰明青莲乡时才生李白的，因此公元705年不可能是李白降生之年，应考虑神龙二年(706)是李白降生之年比较合适。”这样，李白生年被林文定在神龙二年（706）。至于李白的卒年，林文认为：“历代研究者确信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仅仅是李阳冰作《序》之日，而《序》中虽言李白‘疾亟(病重)’，但未言其卒。”由此可知，在李白卒年问题上，林文与上述李从军《卒年辨》及阎琦《卒年刍议》的看法完全一致，均对自宋曾巩以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之说予以彻底否定。
那么，李白究竟卒于何年？林文认为李华《墓志》可信，在对该志的流传情况和内容作了考证后，林文称：李华《墓志》“虽没有说具体年代，却说‘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现知李白生于神龙二年(706)，后推六十二年，便知诗人卒于大历二年(767)。”于是，李白神龙二年(706)生，大历二年(767)卒，享年62岁，便成为林文《新考》的最终结论。
林文新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进一步廓清了因袭前人曲解“疾亟”而臆定李白卒年的迷雾，更在于肯定了唐人李《序》及李华《墓志》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把李白生年考辨导入史有明载的“神龙”范围，使这一问题开始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林文所定李白卒于大历二年（767），是根据其自定706年为李白生年后推算出来的，缺乏必要的佐证。而且，横亘于林说面前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无法解释诸家所谓“至德二年”（757）李白作《为宋中丞自荐表》时已“年五十有七”的问题。因为，若按“至德二年”李白“五十有七”推算，大历二年（767）李白卒时当为67岁而不是林文赞同的62岁。这一问题不能回避也没法回避，鲠骨在喉无法解决，于是，林文干脆果断：鲠骨并不存在——“《为宋中丞自荐表》是伪作，不是李白所写”。这样一来，林文虽肯定了人之所否的李华《墓志》，却又否定了人之所肯的李白《自荐表》，不仅步上述诸说后尘也擅疑古人，而且因疑及李白诗文而较之走得更远。我们上文已根据新史料对《自荐表》创作年代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上元二年作），该表不仅不伪，而且可作为确定李白生年的佐证。林文囿于“至德二年”作表的年代误说而对表文本身加以否定，犹之乎人正影斜，遂因影而疑其人，在方法上是不可取的。故其结论虽然较前稍有进步，但立论仍然乏力，不可能成为定论。
上述宋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纪年诸说，主要毛病都是回避或无视唐人文献的原始性，不同程度地歪曲、擅改或疑误原始记录，为迁就己说擅疑古人，肆意否定传世文献。因此，对李白生卒纪年问题，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本来简单，但却被上述诸说因回避、曲解、疑伪而引入复杂的问题回归原本。基于此，我们认为，对自来相传的唐人文献李《序》、范《碑》及李华《墓志》业已明言李白生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享年“六十有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讨论或另立异说，因为这已有新出史料为有力佐证。
只是有一点需要辨析，以公元纪年划线，李白生年究竟是“神龙之始”的705年，抑或是林文据范《碑》“神龙初”推定的706年？李白生活下限的“大历初”，究竟应定在元年（766）抑或是二年（767）？就通常习惯而言，某一年号之言“初”者，其范围往往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既可是改元当年，也可是次年或稍后。但这种“初”的伸缩范围，是以该年号本身的时间容量和跨度为转移的，某些年号时间很长如唐“开元”有29年，“初”的范围可稍宽而延及次年或稍后，大历也有十四年，李士训的“大历初”也可能“初”至元年以后；但是，如果某些年号时间很短，其初年就应是建元当年，“神龙”年号便是如此。神龙（公元705年1月—707年8月）总共不足三年，“初”的范围显然不可能占去三分之二而延至次年，这一点李《序》“神龙之始”已经点明。由于李《序》直接受托于李白，较之范《碑》更为原始，范《碑》“神龙初”实际是对李《序》“神龙之始”的转录和改写，时间概念完全等同，二者均指公元705年。李白生年一定，其下限“大历初”的“初”也就自然明白了：李白生于神龙元年，享年六十有二，其卒就应是大历元年，即公元766年。
结
语
探求李白生卒年，本当以其同时代诸人的记载为准，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新墓碑》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墓志铭》所言李白之享寿，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活动之下限，皆当时人记当时事(甚而是当事人记所历事)，为我们清楚地记录了李白生活的时段（即705――766之间）。遗憾的是，从前学人惑于“卒于宝应元年说”，对以上信史文献多致怀疑，或谓《李序》“神龙”为神功之误，或改《李志》“年六十二”为“六十三”(或六十四)，或疑《自荐表》伪托不可信，等等。我们认为，在对李白生卒纪年的辨析中，凡是以疑伪传世典籍、擅改序跋传记等原始资料为基础建立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剪除枝节，廓清遮蔽，重返唐人第一手碑志、序跋原始资料并以之持据持论，才是我们考察李白生卒纪年实事求是的态度。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卷十六著录李白《李翰林集》三十卷，自注：“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為杂著，首载阳冰、乐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第12——13页)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亦于“《李翰林文集》三十卷”自注：“希弁所藏三十卷，(略)然第一卷乃李阳冰、魏颢、乐史三人所作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卷五下，第4页) 所载俱与后世所传李白集格局相同。可见李集之有“四碑”、“四序”自宋已然(赵希弁所藏唯缺曾巩序)。
[②] 李阳冰《唐翰林李太白诗序》，杨齐贤集注、萧士赟补，《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癸卯郭氏济美堂刊本 。
[③] 范传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第17—18页。
[④] 李华《故翰林學士李公墓志并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本 。
[⑤] 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引，郑珍《笺正》本，《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刻本。按，《四库》本无卷七。
[⑥] 韩愈《科斗书后记》，《韩昌黎先生集》卷三，《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朱文公校本，商务印书馆。
[⑦] 按，吴筠《宗玄集别录》引“唐元和戊戌（十三，818年）吳筠”所作《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原序》：“元和（806—820）中，游淮西，遇王师讨蔡贼吴元济，避辞，东之于岳，遇李谪仙，以斯术授予曰云云。”似李白生活下限直至元和时期。然而据权德舆有关吴筠的文集序和传文，吴筠已于大历十三（778）年去世，何得元和十三年作序？且李白元和中尚在世之说与白诗文无一映证。可见，此《原序》显为道士制造的吴筠、李白成仙传道的仙话，不可视为信史。
[⑧] 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自荐表》、《为宋中丞祭九江文》，载《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一第4页、卷二十二第18页、卷二十六第2页、第4页、卷三十第20页，《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⑨] 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⑩]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0二《李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763页。
[11] 魏颢《李翰林集序》，《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2] 李白集有《狱中上崔相涣》(《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十一，第4页，《四部丛刊》印晴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系寻阳上崔相涣》(卷十一，第28页)、《狱中上崔相百忧章》(卷二十四，第17—18页)，将两次系狱亦分别甚明。其单题“狱中”者两篇，乃前次在彭泽狱中；题“系寻阳”者篇，则后次在寻阳狱中。
[13] 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版，第7106页胡注。
[14] 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5] 王琦《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6] 往时文学通史类著作(若通行诸本《中国文学史》)、百科类辞典(若《辞海》《辞源》等)因非专题研究，其取此说者姑不深论，而新出之唐代文学系年以及李白研究之专著亦复如是，如傅璇琮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1页、《中唐卷》第111页；郁贤浩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14页；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版)等，仍都取“卒于宝应元年”说，则深为憾事。
[17] 按，“疾亟”一词又作“疾革”，《礼记·檀弓下》称卫太史柳庄“疾革”，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本又作亟，急也。”疾革、疾亟通用，皆指病重危急状态，本身并无死亡之义。
[18] 范祖禹《唐鉴》(四库全书本)卷七：“(睿宗)十四年(即万岁通天二年——引者)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圣历。”(第14页)
[19] 曾巩《李白集后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20] 王琦《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21] 同上注卷一八。
[22] 李从军《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五期，第80－85页。
[23] 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四川师范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9页。
[24] 陈钧《李白卒于广德二年补证》，《盐城师专学报》，1999年第一期，第52－54页。
[25] 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第64－71页。
相思·惜梅
刘克庄
寒相催。暖相催。催了开时催谢时。丁宁花放迟。角声吹。笛声吹。吹了南枝吹北枝。明朝成雪飞。
本词副标题为“惜梅”，上片着重在一个“惜”字上。首两句写梅的开放和谢落。梅花冲寒而放，“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李清照《渔家傲》）冯延已亦有句云：“北枝梅蕊犯寒开。”（《玉楼春》）所以说是“寒相催”，“暖相催”是指气候转暖，促使梅花萎谢。以下两句叹息寒催梅开，暖催梅落，早开便得早落，因此就叮嘱花儿，还是迟一点开，或者干脆别开了吧。惜花之心，人皆有之，“试把花期数，便早有、感春情绪。看即梅花吐。愿花更不谢，春且长住，只恐花飞又春去。”（晏几道《归田乐》）及到花飞春去，就感伤不已，真是惜花兼又伤春。对此，作者自有不同的看法，俞陛云评曰：“花开便落，莫如不开，佛家所谓无得亦无失也。词为惜花，而殊有悟境。”作者认为，花儿开得迟些，甚而至于不开，那就没有谢落之事，当然也不会生惜花之心。此即所谓“无得亦无失”，也是妙参佛理的“了达”之语，推而广之，亦可以此胸怀对待人生其他问题，所以说是“殊有悟境。”
下片从惜梅引申到伤时，先写闻曲有感。但闻角声传出《大梅花》、《小梅花》的曲调，笛声传出《梅花落》的曲子，本来乐声与梅花的开与落并无关系，但因汉代军中之乐横吹曲中有《梅花落》是笛中曲名。角亦是军中吹器，唐大角曲就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鸣角”又有“收兵”之义，见《北史·齐安德王延宗传》：“帝乃驻马鸣角收兵。”，所以，听到角声、笛声中传出落梅之曲，就免不了要与当前时局联系起来，“新来边报犹飞羽。问诸公、可无长策，少宽明主。”（《贺新郎》）“赖有越台堪眺望，那中原、莫已**否。风色恶，海天暮。”（同上）边境告急，城危如卵，谁又能承担起恢复中原的重任呢？词意至此，已从惜花转到忧时。
“吹了南枝吹北枝”，此句承上两句而来：南枝，据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云：“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琐》《红梅》诗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峤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独早芳。’张方注云：‘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南唐冯延已词云：‘北枝梅蕊犯寒开。’则南北枝事，其来远矣。”南方气候暖和，寒流罕至，岭梅往往南枝花落，北枝方开，所以说角声、笛声吹落了南枝梅花，又吹落了北枝。这里暗与上文照应，隐指危机存在于偏安江南之小朝廷。
末句词意又是一转，仍然归结到惜梅，梅花开时韵胜香清，受人爱赏，谢时落花千万片，漫天随风旋舞如飞雪，使人不胜叹惋，难以换留，此处再一次突出“惜”字，并为上片“丁宁花放迟”之句作出了形象的诠释。
古诗原文
云一緺，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
译文翻译
一束盘起的发髻，一根玉簪插在其上，清淡颜色的上衣配上轻盈的罗裙，不知为何轻轻皱起眉头。
独自站在窗边，风声和雨声交杂在一起，窗外的芭蕉也是三三两两的，这漫漫的寂寥长夜叫人怎么办才好。
注释解释
长相思：此词调名在曾慥《乐府雅词》中作《长相思令》。
云：指妇女蓬卷如云的头发。
一緺（wō）：即一束。一说緺，读为guā，意为青紫色的绶带（丝带）。这里指饰发用的紫青色丝带。元薛惠英《苏台竹枝词》中有句：“一凤髻绿如云，八字牙梳白似银。”
玉：这里指插在女子头上的玉簪。梭：萧本二主词中误作“梳”。梭，原是织布用的梭子，这里用以比喻玉簪。
淡淡：指衣裳的颜色轻淡。
衫儿：古代女子穿的短袖上衣，又称衫子或半衣。
薄薄：指衣裳的质料轻薄。
罗：丝罗，这里指用丝罗制成的裙子（下裳），即罗裙。
颦（pín）：皱眉。黛：古代妇女用来画眉的青黑色颜料。
黛螺：《龙洲集》中作“翠娥”。黛螺，又名黛子螺。古代女子画眉用的螺形黛黑，亦称螺黛。因其用来画眉，所以常用以作妇女眉毛的代称。
相：指雨声和风声，相互应和，交织一起。
创作背景
这首词应是李煜前期的作品，当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作为南唐后主，生活在奢华的宫廷之中，并没有过多的忧心事。他经常去关注宫廷之中男女之间的情感，因此词中多反映了帝王生活中宫廷歌舞宴乐的盛况和男女情爱。
诗文赏析
这首词是描写一位女子秋夜愁思的闺怨词。
“云一緺，玉一梭”两句，分写女子发式、头饰之美，用语清新而形象。
“淡淡衫儿薄薄罗”，续写女子淡雅衣着，虽未明写容颜，但这种比喻和衬托却从侧面写出女子的容貌艳丽和气质高雅。虽只写衫裙，而通体所呈现的一种绰约风神自可想见。尤其是“淡淡”和“薄薄”两个叠词的使用，别具一格，于浅白中见新意，于细微处见匠心。
“轻颦双黛螺”，写到这位淡妆女子的表情。轻皱双眉，似乎蕴含着幽怨。相思怀人之意，于此隐隐传出，并由此引出下片。这一句突兀其来，直扣人心，不仅突出了女子愁思不解的容态，而且加强和丰富了这种容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轻”字颇有分寸，它适合表现悠长而并不十分强烈的幽怨，且与通篇轻淡的风格相谐调。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写到这是一个秋天的雨夜，秋风本就催愁，文人亦已多伤秋，更何况有苦雨相和。作者不单写风，也不单写雨，而写风雨交加，更增添了秋夜愁思的凄苦。但是作者觉得这样的环境烘托仍然不够，于是风催残叶、雨打芭蕉，“帘外芭蕉”似乎也有泪滴，秋意不仅更浓，秋思也已更苦，“三两窠”，又隐约让人感到女子的孤零寂寞。
“夜长人奈何！”春宵苦短、秋夜嫌长，原只因其一欢一愁。最后一句仿佛是女主人公发自心底的深长叹息。这叹息正落在歇拍上，“奈何”之情点到即止，不作具体的刻画渲染，反添余蕴。联系上片的描绘，不仅使人联想到，这位“淡淡衫儿薄薄罗”的深闺弱女，不仅生理上不堪这秋风秋雨的侵袭，而且在心理上更难以禁受这凄冷气氛的包围。
活动背景：XX公司发展至今以近十年的历史，是专业信息化的综合性物流公司，现有总资产超亿元，全国分公司XXX余家。XX公司依托其优秀的人才团队、先进的信息 系统、超前的服务理念和遍布全国的运营网络，日益成为物流行业的著名品牌。优秀的企业往往提供给员工宽阔的展现自我的舞台，为了实现XX公司员工间的互动，增进员工对XX公司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巩固和宣传XX公司强烈的企业文化氛围，在XX公司即将步入10年庆的前夕，我国第二大传统节日——中秋之际，举行一台富有亲情特 色中秋的晚会，让XX公司人塑造自我，塑造自己的企业形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携手努力创造XX公司新的神话。
活动主题
我行我秀(待选)
亲情XX公司人——与你同行的明天
活动目的
1. 让员工充分的展现自我，在活动的过程中认知自我及企业大家庭的氛围。
2. 实现**和员工的互动，让企业的各层工作者在共同的平台下交流。
3. 有效的利用活动的过程及其宣传策略，以别于以往的操作，让大家感受到XX公司的发展和进步。同时包装XX公司，促进其外部形象和内部文化的形成。
4. 通过XX公司生活秀使XX公司人认知及发现自我，为未来的BI行为识别系统改善进行一定的铺垫。
目标公众
XX公司总部及XX公司员工
活动时间
20xx年 月 日 晚
活动地点
XX公司总部食堂
一、活动主题：
绿色、氧气、健康、时尚；
二、活动主办单位：
长沙房地产信息网；活动协办单位：长沙阳光100国际新城；
三、活动时间：
20xx年3月12日(星期六) 8：40——14：00；
四、集合地点：
黄行路步行街中心广场植树地点：岳麓山；楼盘参观地点：长沙阳光100项目会所；
五、交通工具：
大吧车接送、自驾车；
六、种植树种、数量：
公孙树，40棵；
七、活动流程：
1/09：00：黄兴路步行街集合；2/09：15：宣誓；3/ 09：30：出发；4/09：30――10：30：赴阳光100国际新城会所（参观过程中领取干粮和矿泉水）；510：30：到达植树地点；6/10：30－13：30：植树活动开始，内容如下：
A、植树造林；B、互动游戏；c、**现场采访活动主持人、会员和阳光100俱乐部负责人；d、业主**讲话；5、14：00：活动完毕，会员**合影，乘车返回金源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