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是可爱的编辑为家人们找到的劳动力多元化范文8篇，欢迎参考阅读。
一、特色劳务经济发展情况
作为龙江重要的国家一类对俄陆路口岸，**县辖6镇102个村，农业人口10.1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6.2万人，富余劳动力3.5万人；耕地面积73.3万亩，人均7.26亩。近年来，通过境内外互动，转移、中转、吸纳并举，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2004年共转移3.38万人，占富余劳动力总数的96.8%，其中，就地转移2.46万人，向境外及国内大中城市转移9200人，分别占转移总数的73%和27%。具体呈现以下趋向和特点。
1、转移领域由埠内向境外转变。充分发挥口岸中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对外投资与合作，扩张农村富余劳力就业空间。大力开拓俄罗斯市场，先后在俄十月区、乌苏里斯克、海参崴等地建成16处以轻工产品、果菜、粮食为主的综合批发市场，有1700多名农村劳动力在此从事境外营销，人均年收入1万多元。积极推进跨国投资，目前边贸企业已在境外创办各类实体52家，其中加工型38家，投资额达2.97亿元，涉及轻工产品、木材加工及金属冶炼、装璜建筑等领域，承载农村劳动力近千人。扩大对俄农业科技合作，县政府在俄罗斯租赁土地1300公顷兴建农业技术合作基地，在俄远东地区创办13家中小型农场，年输出县内外农民劳务人员2000多人，收入近2000万元。2004年，向俄、韩、日等地转移县内劳动力4300人，占转移总数的13%。
2、转移渠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做精做强县域经济，广辟转移渠道。围绕壮大口岸进出口加工业，深入实施“落地生根”工程，累计投资1.26亿元，兴建对俄进出口加工、绥阳进口锯材加工及华宇工业园区，已承载企业37户，26户建成投产，华海木业、宁城渔业、顺风松仁加工厂等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相继投产，安置农民进城务工1700多人。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培养产值超百万元、就业超百人的乡企45户，安置农村劳动力2400余人；绥阳镇创办木材加工企业28户、黑木耳加工企业15家，安置农村劳动力1000多人。加速发育农村第三产业，吸纳富余劳动力到小城镇经商、务工，**镇依托城郊优势，常年从事餐饮、运输各业农民4000多人，占农村劳动力50%以上；绥阳镇投资1800万元建成全国最大的黑木耳集散中心——绥阳黑木耳批发大市场，带动6000多名农民专门从事黑木耳销售、运输及其它关联产业。发展“能人”经济，县内及境外已有4000多名经纪人脱离土地，常年或季节性从事农产品贩销。
3、转移方式由输出向吸纳转变。培育壮大特色农业，发展袋栽木耳2.4亿袋，耳农7000余户，年产量达万吨；建成果树、蔬菜生产基地18.5万亩，年产鲜品17万吨，成为全国黑木耳生产销售第一县和沿边较大的出口果菜生产集散地。黑木耳、出口果菜、特色养殖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兴起，对本地和外埠农民产生了强劲的吸纳力。据不完全统计，4大农业主导产业年以“离土不离村”方式就地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2万余人，吸纳穆棱、林口等周边县（市）民工1000多人。绥阳镇绥西村218户农民，今年发展袋栽木耳1200万袋，冬春两季户均雇佣附近农村劳动力4人，全村年劳务费支出达到80多万元。启动建设以加工为主的中俄**——波尔塔夫卡互市贸易区，中方一侧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的商品交易中心主体工程完工，仅建筑一项就吸纳外地民工2000余人。走出国门创建吸纳基地，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十月区等地兴建劳务点300多个，面积达到4.5万亩，长期雇工4000余人，其中外地民工达2500多人，来源多为吉林、山东及本省齐齐哈尔、龙江、海伦、巴彦、兰溪、绥化、呼兰等地农民，人均纯收入1~2万元；吉信工贸集团分别与温州达芙妮、盛宏达鞋业合作，投资3000万元在俄乌苏里斯克兴建11条鞋业生产线，日产皮鞋、旅游鞋4万双，仅此吸纳温州籍农民工400人，月收入均在2000元以上。
4、转移农民由体能型向技能型、管理型转变。着眼提升转移农民素质，以县农广校为中心，利用县职教中心、劳动培训中心、农技推广中心、农机驾校的师资和设施，对农村准备从事非农产业和进城打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协调县内26户企业与各镇签订550余份用工协议，举办黑木耳栽培、木工、电工、土木工程、俄语等专业培训班53期，受培训人员1.17万人次，占农村剩余劳动力76%。对外出务工人员开展《劳动法》、《合同法》、安全知识、境外风俗、礼仪常识及专业技能培训，为打造外向型劳动力品牌奠定了基础。一批转移出去的高素质农民逐步从操作层步入管理层，由受雇于人变为雇人务工的经理人。俄十月区200多个中国劳务点中，90%以上的承包人都为**本地农民，建成俄罗斯最具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之一，产品全部直销俄市场，投入产出比1∶2，每人年净收入50万元。大肚川镇胜利村农民赵彦铭投入100万元，在十月区、西伯利亚承包菜田500亩，雇佣国内民工50余人，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5、组织形式由无序向有序转变。成立劳动力转移领导机构，确定镇村专人管理，对农村劳动力全部登记造册。加强埠外劳务市场对接，组织参加海林劳动力转移洽谈会，召开有60余个企业、800个民工参加的劳务供求洽淡会，安排劳动力600余人，占总数75%。三岔口镇泡子沿村组织村民与俄十月区星火公司签定300公顷土地承包合同，两批派出驾驶员、农业指导员98人，月工资1300~1500元；分别与华宇集团、宁城渔业、绿林牧野养貂公司及建筑企业多方联系，转移劳动力600余人，占全村劳动力6成以上，人均月工资1000元~2200元，仅此一项年可增纯收入100万元，人均增收430元。高安村发挥亲缘优势，主攻对韩劳务输出，村委会为出国农民统一办理各种手续，全村500名劳动力已赴韩350多人，年纯收入高达400多万元。制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实施意见、方案及考核办法，放宽户籍管理，为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办理城镇户口；对农民从事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给予政策、资金扶持，设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小额贷款，三岔口镇2004年落实农贷资金2010万元，其中劳务输出专项资金达320万元，占总额16%。
二、主要成效及影响
1、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2004年，实现劳动力转移收入1.56亿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12.7%，占全年人均纯收入30%以上，劳务收入成为许多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一些镇村出现了“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带活一方”的可喜局面。三岔口镇4个朝鲜族村60%的劳动力长期在俄、韩、日从事跨国劳务，今年该镇又通过边贸公司向俄输出劳动力500余人，人均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依托能人带动向韩国输出劳动力400多人、向日本输出100多人，人均年收入达5~15万元。高安村农民权仁培在俄罗斯承包了120亩菜田和5000平方米棚室，带动本村80余名农民到境外出劳务，年收入达130万元；当地农民金吉男承包了赴俄务农村民留下的200亩土地，发展绿色水稻种植，年收入近10万元，实现了境外土地开发和村域资源利用的良性互动，今年该村人均收入高达2万多元，成为依靠境外输出致富的新亮点。
2、推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转移带动全县4.3万亩耕地流转，有效盘活了农村人力资源，推动了耕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了地产优势农产品的专业、规模、区域化生产。将已转移农民弃耕的土地及山场、水面、滩涂，及时进行转、卖、租，一批专业村、种养大户脱颖而出，带动发展黑木耳、烤烟、果菜、优质米、特色养殖等生产基地30.5万亩，其中绿色食品13.5万亩；木耳专业村发展到98个，占行政村总数96%，辐射农户1.5万户，吸纳农民富余劳动力2万余人，其中绥阳镇绥西、三道河子和大肚川镇石门子村黑木耳示范区摆放规模分别达到1200、1500、1600万袋，纯收入实现1162、1329和2080万元。三岔口镇幸福村农民王会仁，通过合理流转土地，从45户外出农户手中承包了330亩土地种植圆葱，总产达1300吨，纯收入超过50万元。
3、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依托的小城镇发展体系初步形成，一批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在城镇有了稳定职业，并购房落户，去年以来已有1900名农民变“市民”，示范带动更多的农民入城安家置业。部分外出打工者致富不忘家乡，纷纷返乡回城投资创业，又反哺了“打工经济”发展。进城、返乡农民共同构成农村城镇化的建设主体，助推了城镇第三产业及公益事业发展。三岔口镇农民金圣范赴韩务工多年，回乡后投资20多万元建起一流的韩式餐馆，雇工20多人，带动全镇发展餐饮服务业170余家。绥阳镇红旗村农民董玉臣通过打工完成原始积累，现投资100多万元，建起了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木材加工厂，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56人、下岗职工15人，吸纳周边县（市）民工31人。**镇大城子村民毕希铭打工致富后不忘乡亲，多方筹措资金48万元修建长642米的便民路，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行路难问题，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高票当选为村主任。
三、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
一是受传统观念束缚和旧的小农生产方式制约，农民不会转移、不懂转移和不想转移现象仍普遍存在；受域内黑木耳等特色、高效产业快速崛起的吸引，一些农民产生小富即安、看家守业等狭隘思想，不考虑潜在的发展，不愿离土创业，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甚至回流，给资源合理利用、调精做强产业增添了压力。
二是农民整体素质不高，脑力型、技能型的高素质农民还占少数，近90%的农村劳动力均为初中以下文化，接受过技术培训的也较少，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和市场意识，转移出来后大多只能从事苦、脏、累的工作，更难向新兴产业转移，制约了就业结构调整，在与城市劳动力的竞争中也往往处于劣势。
三是除对外输出劳务趋于有序外，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仍较低，大多还处在自发、无序状态，主要途径限于“亲靠亲”、“邻帮邻”，制约了劳务经济的深层次发展；一些中介组织运行不规范，存在着信息不准、管理不细，重利益、轻服务，影响农民合法权益等现象。
四是随着近年来改革的不断深化，城镇下岗职工有所增多，导致城镇对农民工的容纳能力没能有效提升，甚至出现“吐纳”现象，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具体操作部门受职能、权限等掣肘，仍限于抓引导、拢情况、报数字，综合管理、协调力度不够。
四、对策及建议
1、深化农业结构调整，提升特色产业吸纳力。着眼创建全省重要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吸纳基地，牢固树立“抓调整就是促增收”理念，坚持发展区域性特色农业不动摇，促进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打造外埠农民吸纳平台。稳定、有序扩张黑木耳生产，力争2005年发展袋栽木耳3.5亿袋，建成部级食用菌生产基地；以创建全国黑木耳菌种生产管理规范化示范县为契机，组建世界上首个黑木耳DNA标准指纹图谱和数据库，强化菌种研发和系列食品精深加工，争取绥阳黑木耳批发大市场跻身部级龙头企业行列，将**建成黑木耳生产、加工、销售、效益的全国第一县，仅此一项产业年承载埠内外农村劳动力3万人以上。推进农业标准化、产业化、精准化，统筹发展烤烟、果菜、特色养殖等主导产业，完善部级苹果梨示范区、万头优质马鹿核心群基地建设，合理扩张发展规模，兴建绿林牧野裘皮加工厂、**对俄出口果菜批发市场等一批加工、储运龙头，壮大龙型经济，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的强势载体。
2、全方位拓展劳务输出，打造劳务经济强品牌。深度发掘口岸中转功能和现实潜力，突出境外市场信息与地产农产品、域外资本与地利条件、国外丰富土地资源与县内富余劳动力三项整合，迅速将向境外输出劳务这块“蛋糕”做大，促进农民成规模、跨区域流动就业，建成全省最大的劳务中转基地。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规模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的劳务输出新模式，推进对俄劳务输出产业化，发挥外贸企业对俄市场开拓的先发优势，吸引联合香港、江浙名企、名牌，共赴俄建企兴业，创办境外实体群、创业园，带动埠内外农村劳动力批量输出；扩大对俄经济技术合作，夯实农业种植、养殖，拓展轻工产品加工、家电装配、建筑承包、矿产开发等优势及新兴领域，为农村劳动力境外就业构筑适宜平台。广借跨国企业、驻外机构、海外亲属等媒介联络接洽，对口输出高素质“产业工人”，树立国际信誉，叫响**劳务输出品牌，促使更多农民走出国门。
3、着力发展非农产业，开辟转移吸纳新渠道。将培植壮大非农产业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长效转移的重要抓手，活商兴工强企，形成农民增收致富的骨干支撑。倾力推进中俄**——波尔塔夫卡互市贸易区建设，运营中方一侧商品交易中心，鼓励吸引两国企业相对投资，促成中俄对应建设、对等开放，建成以加工为主的特色互贸区，形成巨大的跨国商流、人流、物流，带动周边运输、餐饮等配套产业快速发展，最大限度扩展农村劳动力的承载空间。着眼创建沿边重要的轻工产品、进口木材、绿色食品加工基地，深入推进“工业兴县”，整合在建“一区五园”，规划建设带状中俄国际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型跨国连锁加工园区，促进项目集聚、企业簇群，形成特色块状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容量。发挥民营化程度高、原始积累雄厚的优势，引导全民创业，壮大民本经济，扶强做大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结合型中小企业，加速发展与区域支柱产业密切相关的商贸、饮食服务、休闲娱乐等第三产业，使农村劳动力实现可靠的职业转移。
4、实施城镇拉动战略，为转移提供广阔空间。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落实“小城镇，大战略”，加速发展一批产业密集、商贸发达、承载力强的精品小城镇，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以铁路建设、园区扩张为契机，拉大城市框架，扩展中心城区；坚持量力而行、分步实施，建设城郊型、工贸型、商业型、资源利用型等各具特色的小城镇，聚集商机、物流和人气，缩小城乡差别，进而加速实现全面城镇化，降低外向转移成本，消化吸收富余农民。注重小城镇建设同二、三产业发展相结合，鼓励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和民营资本逐步向中心镇（区）集中，释放产业聚集和扩散效应，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农民离土进城、务工经商，成为新一代的城市居民；推动闲余土地向种养能手及大户合理、规范流转，促进以适度规模经营为特征的“农庄经济”快速发展。深化城镇户籍、土地使用、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改革，完善城乡统一的就业体制，为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加速“农民变市民”创造条件。
关键词：战略；战术；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
一、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累
农村中的隐性失业被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中称为“劳动力蓄水池”，主要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指出：劳动力蓄水池是二元经济形成的结果和特征，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劳动力蓄水池发挥供给作用并逐渐被消耗掉。它的存在状态关系到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状态，如果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满足不了工业化的资本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则将加快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步改善二元经济的结构。如在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在进行工业化时，工业人口要比城市人口的比例大。1856年法国只有10％的人口生活在两万人以上的城市中，而有20％的劳动力在制造业中工作；1870年德国这两个比率为12％和30％[1]，工业化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然而，从中国来看，尽管在1953年开始的工业化初期，城乡人口的比率分别为13．3％和86．7％[2]，城市人口同样比率很低，但由于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城市一直是实行严格的进入控制，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一直发展平稳，加之工业化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重化工业战略，制造业并没有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强大吸引力。同时，由于城市过快的人口增长率，使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十分丰富，城市劳动力增长的速度也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所以，建国后的工业化进程几乎没有对城镇化起到多大作用，根本无法像西欧发达国家那样在工业化进程中来顺理成章地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依然是刘易斯所描述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累。从劳均产值来看，按“国际美元”（1979—1981年价），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1994年生产的农产品产值仅422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 080美元，日本为4 547美元，荷兰为44 339美元，美国为51 561美元；从劳均谷物产量来看，1998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谷物生产量1 194公斤，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日本的1／3、法国的1／39、美国的1／84、加拿大的1／111；从劳均肉类生产量来看，1998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肉类生产量136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8％，法国的1／32、加拿大的1／51、美国的1／84；从劳均生产农产品养活人口数来看，目前，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的农产品仅能养活3至4个人，1998年以色列为90人，2000年美国为128人[3]。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米国，但就人均产量而言，在同比单位情况下，中国仅为0．15％，泰国则跨过0．38％，我国农业的效率不到泰国的一半[4]。
那么，蓄水池里到到底有多少水呢？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一般采用两种：一是基于刘易斯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基础上的被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认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法 ；另一是由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劳均耕地面积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提出的被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定的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就两种方法的优劣比较而言，第一种方法计算比较复杂而且只能计算增量，但是比较精确一些；第二种方法虽然计算的数字不够精确，但是计算简单而且能够计算存量。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第一种方法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这实际上是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这种方法会造成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多少，其结果就值得怀疑了。第二种方法存在的主要缺陷是，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它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仅是考虑了地—劳的关系，因而缺乏量化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就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在实践中两种方法都有所采用。运用前一种方法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2000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7亿人[5]。采用后一种方法农业部课题组估算出我国1998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52亿人[6]。杨韵新估算200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为1.42亿人[7]。 这样看来，保守地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以上，“3个人的饭5个人吃”。可见“蓄水池”里的水是够满的。
未来，随着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从事农业生产，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会大幅度增加。我国现在和美、德、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阶段差不多，都是处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1000美元左右，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劳动力份额约为25％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农村就业量在社会总就业量中的比重都低于10％，中国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3～3．5亿人[8] 。
关键词：劳动力，赣南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转移
一、赣南农村劳动力及转移的总体状况
(一)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总体状况
赣南地域广宽，土地富饶，农业历史悠久，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区。2002年赣南乡村人口为661.9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0.87%。乡村从业劳动力为351.93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207.13万人，从事工业16.69万人，建筑业12.74万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3.92万人，批发零售和餐饮业7.75万人，其他非农行业103.69万人。2002年末赣南乡村劳动力总数为363.18万人，在全省11个市中排在第1位，但农业生产基本资源在全省并不占前。乡村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仅1.28亩，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2.04亩的62.75%;赣南农作物播种面积1200.64万亩，占全省的比重为15.33%，居第2位；按乡村劳动力计算，人均播种面积3.31亩，相当于全省人均水平5.09亩的65.03%，。因此，赣南的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全省较为突出。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基本特征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2000年赣南乡村从业劳动力为349.78万人，其中，外出从业人员85.98万人，占乡村从业人数的24.43%;2001年乡村从业劳动力增加到351.8万人，其中，外出从业人员90.18万人，占乡村从业人数的25.63%,仅比2000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2002年乡村从业人数为351.92万人，其中，外出从业人员94.78万人，占乡村从业人数的29.99%,也仅比2001年提高4.36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我市农村劳动力正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但相对目前宠大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来看，无论转移的规模还是转移的速度都显得迟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重道远。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
(1)年轻化。近几年来，外出劳务者多以青年人为主，男性多于女性，并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2002年外出务工劳力中，男性农民占57.58%，女性农民占42.42%。30岁以下的约占55%，31-45岁的约占31%，46岁以上的约占14%。
(2)知识化。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虽然目前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整体较低，但外出劳务者大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据调查，目前赣南在外县、外省从事劳务打工的劳动力中，大专文化的约占2.1%，中专文化的约占7.2%，高中文化的约占14.4%，初中文化的约占58.8%，小学文化的约占16.9%，文盲或半文盲约占0.8%，农村初、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外出打工的者已占绝对多数。
(3)重点性。2002年赣南外出劳务人员中，有85.07%以上在外省，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是转移的重点。以广东和福建为最，其次是浙江、江苏、上海，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外出务工务工地的选择地将更加广阔。
(4)自发性。论文参考网。外出劳务存在明显的自发性，自发性转移一直是赣南农村外出人员最主要的方式。从总体上看，赣南有组织外出打工的比重还不大，主要还是靠家庭成员带领，亲朋好友介绍，本地外出人员的示范，以及自选外出闯世界等等方式各显其能。2002年农村外出劳务者中，亲友介绍外出劳务的占58.44%，自发外出劳务的占39.25%，有组织外出劳务的占2.31%。
(5)兼业性。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保留着土地的承包权，在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外出做工经商，外出农村劳动力具明显的兼业性和短期性。特别是靠近县城和交通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民外出兼业的较多。论文参考网。一般而言，家庭劳动力较多，外出务工收入又较高的，在外工作时间就长，反之则短。据调查，有五成多外出劳务人员一般只春节回家一次，其责任田转给别人或者留给家里人种，有四成多的外出劳务者是农忙在家，农闲外出的打工。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其深刻的内在成因和外在原因，其发展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转移农民从而富裕农民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必然结果和新时期农民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选择。
1.农村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暂时不可逆转，且农业比较效益低更使有限的农业资源无法承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据统计，赣南人均耕地面积1991年0.74亩，2002年已减少到0.57 亩，低于全省和全国水平。随着赣南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用地、工业建设用地和农民个人建房用地等都将占用大量的耕地，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在一段时间内不可逆转。同时，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规模、粗放型的种养业仍是目前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的直接结果是效益的低下。据调查：种一季稻谷每百元产值的生产成本就高达90元左右，每亩水田获得的纯收入仅250元（含用工作价）左右，若扣除用工作价，每亩的纯收益只有10元或无收益。一般农户养猪每百元产值的生产成本为85-90元，平均每头猪养5-6个月，而纯收入只有60-100元。
2.农业对劳动力的总量需求呈减少趋势。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单位面积土地和生产单位农产品所需的劳动力会逐步减少。据调查，赣南70年代末水稻亩均用工近50工日，减少到目前的5工日左右；原来1人1天只能插秧0.4亩，现在1亩地用抛秧所需时间不足1小时。且对比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已由100年前的75%下降到了10%，少数发达国家已降至3%左右。可以说，农业劳动力的总需求减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规律。
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能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外出劳动力虽然艰辛，但收入相对较高。据调查测算，2001年赣南外出务工农民人均劳务收入达3218元，比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52.36%。外出务工农民如能找到比较固定的工作，每月收入少则400-500元，多的达到1000元左右，甚至几千元，总的月平均工资在600元左右，比在家务农的收入明显高许多。事实上，赣南农民近几年从土地获得的收入是递减的，而农民收入却是递增的，这递增的部分大都是由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据调查，近几年，赣南农民增加的纯收入中有近50%来自农民外出务工收入。
4.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避免劳动力资源浪费，充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并发挥每个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
5.是农民自我发展和自我创业的需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或发达地区转移，能使他们开阔眼界增长才干，许多外出打工者在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和掌握了一两门技术后，往往不忘家乡带着资金和技术回乡建厂创业，并招收使大量农民进厂务工，使农民逐步走向富裕。
三、新时期制约赣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一）受总的城乡体制和制度的制约
由于历史原因和新中国成立实行的城乡分离的政策等原因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种长期以来的城乡封闭的二元经济社会制度，严重阻碍城市化发展水平，也严重阻碍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缺乏竞争的劳动力就业体制，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配置。农村劳动力不能及时填补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岗位空缺，城市劳动力也难以到农村就业，以弥补农村在人才、技术等方面对人才的需求。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农民就业和流动的不少束缚在逐步解除。目前不少地方正在大力推进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个别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有了较大的动作，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制约有所弱化。但是，在改革城乡分割制度方面仍然没有迈开实质性步伐，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仍存在诸多障碍，如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规定了限制农民进入的行业和工种，农民外出就业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等都广泛的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就业，不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
（二）受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的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和领域受到限制
赣南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据乡镇抽样调查对10650户的24761个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推算，赣南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8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3%，两者合计达87.12%。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年。农业劳动力素质、技能低，造成大量劳动力转移后常常不得不回流并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而且从长远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将受到越来越多条件的限制，转移领域必将越来越窄。论文参考网。
（三）受区域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制约，落后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赣南作为一个农业大区，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县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赣南仍有国定贫困县8个、170个贫困乡和403个贫困村，贫困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些地区的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少，劳动力主要滞留在农业生产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剩余率高，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是困难。首先，由于农村二三产业不发达，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门路狭窄。其次，落后地区农民文化素质低，思想保守，认知和接受外界新事物困难，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宁愿守着祖辈耕种的贫瘠的土地安贫乐道也不愿放弃或离开，且闭塞的环境更造成落后地区农民一种特有的满足现状的思想意识，缺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据统计，2002年赣南外出人口为94.78万人，但作为贫困县的寻乌、安远和上犹，外出人口分别只有2.48万人、3.87万人和3.99万人，只占全市外出人口的2.61%、4.08%和4.21%，明显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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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业公司；多元化用工；意义；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1-0134-02
在我国，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就业也出现了多元化局面。经济体制的多样化，使得人们的劳动关系也趋向于多元化，非正式就业已经成为多种就业方式的一种，而非正式员工也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尤其是非正式员工在国有企业的比例不断攀升，他们在国企的改革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调查显示，许多欧盟国家非正式员工的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达到1/4至1/3左右，其中荷兰占37%，英国占 24%，法国占 27%，德国占 31%等等。在一次对广州、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调查中显示，广州有接近21%的非正式员工，天津为 14.7%，上海为 14%，成都为 12%，多元化用工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
物业公司是最早涉足临时合同制、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等多种用工方式的企业之一，使用非正式员工比例比较大，近年来甚至超过了正式员工，如湖南省某物业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有员工1 200余人，其中非正式员工900余人，占总员工人数的75%以上，他们分布在公司物管处、培训学校、幼儿园、食堂、酒店、维修队等下属单位的岗位，为公司5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该公司为例，试图从其发展过程用工形式的变化来探讨多元化用工问题，以期抛砖引玉。
一、多元化用工概况
公司前身为1996年成立的某建筑工程公司的后勤服务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03年注册为一家三级资质的物业公司，员工人数为380人（全部为正式员工）。随着业务从为总公司所属物业的管理与服务全面向社会拓展，公司所需员工人数逐年增加，陆续对外招聘了大量临时合同制员工，短短5年时间公司实现了快速跨越式发展，到2008年公司升为一级物业管理资质时员工总数达到800人左右，目前人数已增加至1 200余人。
2003—2007年年底，公司原来的正式员工逐年减少，他们分为管理人员、生产工人、服务人员和其他人员，其中管理人员包括公司领导、各部室工作人员、各物管处主任、物管员、客服人员等，生产工人和服务人员包括水电维修工、绿化工、司机、保安、保洁员、炊事员、收费员、监控员、保育员、服务员、打字员、收发员等；其他人员包括长期待岗、长期生病、长期有伤、借调、内部退养和自谋职业员工等，用工形式包括全民固定工、全民合同工、集体合同工、混岗集体合同工、城镇临时合同工、合同工等；2002年以后新招大学生属于合同工，全部为管理人员；各物管处及其他下属单位的员工主要是非正式员工。2008年1月1日起，公司将正式员工复杂的用工形式简单化，所有正式工全部改为劳动合同制，非正式员工则呈多元化趋势，用工形式包括临时合同制、非全日制、劳务派遣制、劳务外包制等，大部分是保洁员、保安和炊事员，分布在各物管处及其他下属单位。
公司的发展受益于多元化用工，通过几年的摸索，它给企业带来了增添活力、降低用工成本、保障人才供给、提高整体素质等诸多优势。
二、采用多元化用工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加速后对物业公司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公司人员结构发生变化，内部调整力度的加大，以及为了顺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采用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以降低人力资源使用成本，简化人事管理，满足公司日益增长的业务和现有人员不匹配条件下的用工需求，解决人员编制束缚与发展的矛盾，突破工资总额管理的限制。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激活用工机制，完善用人制度
经过多年的改革，计划经济时代那种“铁饭碗”、“终身制”等传统观念仍在公司存在，员工竞争意识与敬业精神不足，能进不能出的观念难以根本改变，正面解决这些弊端既需要勇气智慧，又耗时费力。采取多元化用工制度，按照业务发展，在已有正式工的基础上，将一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劳务公司，使用劳务外包工，如保洁员；在一些可代替性、临时性、辅岗位上安排劳务派遣公司的劳务派遣人员，如保安，避免了与传统用工制度的正面冲突，既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保障，又通过局部改革、迂回办法激活了用工机制，使得公司的人员安排能够根据用工效果及时进行调整，完善了公司的用人制度。
2.提高经济效率和工作效益
从公司发展现状来看，单一用工形式当前越来越无法满足公司持续快速发展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合理构建适合自己发展的用工体系，灵活运用多元化用工方式，将部分适合承包的业务包给劳务外包公司，将部分业务使用劳动派遣员工，集中精力搞好管理和拓展新业务，降低了公司运营成本，提高了管理水平，从整体上提高了公司的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
3.分（★）散用人风险
使用派遣制员工、劳务外包以及非全日制用工是为了解决公司发展条件下的用工问题，在人力资源投资与不固定业务量之间取得最佳的协调，保持公司用工的高度的灵活性，避免背上用人的包袱，减少了大量管理、离职人员劳资纠纷的风险和安全保障风险，拓宽了劳动力资源渠道，以应对市场的变化。
4.为业务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员保障
公司的编制数目是由上级组织按一定规模确定的，由于公司主客观因素以及业务量的增加，目前已经大大地限制了组织发展所需要的人员需求，采用劳务外包、派遣制、临时合同制等多元用工的途径，能满足编制外用工的特殊需要，为业务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员保障。
三、多元化用工形式实行中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正面效应；负面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2-0095-04
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由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二三产业或者本地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引起的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状态发生的变化，被称为转移就业效应，这种变化对于社会整体效用来说是提高的，但是具体到某个方面，有正面效应，也可能出现负面效应，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避免出现那些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行驶。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走出农村转移到城镇和本地非农就业，对于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一定的条件，增加了农民的人均收入，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转移后的就业市场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促使农村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主动习得一定的技能，将先进文化和理念带入农村，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观念差距。但是由于转移就业的劳动力多为农村中的优秀人才，所以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若缺乏有力的补偿机制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农村的“386199部队”现象，留守儿童和老人比例过高，农村人口整体人力资本存量下降等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正面效应
(一)转移就业的收入增加效应
农村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较高的二三产业就业，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城镇组织，都增加了转移主体的收入。尽管整体的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但是事实上转移就业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转移就业的工资水平较转移之前从事农业更高，这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力，同时也是转移就业的一个结果。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是依靠农业生产经营，主要是以粮食作物等实物形式为收入来源，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变化，农村居民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少，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比重逐年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
据统计，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已经由1985年的13.2％增加到2006年的27.4％，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由1985年的73.2％下降到2006年的54％。虽然农业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但是转移就业的收入已经成为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的扩大，转移就业收入将成为农村家庭总收入增长的新动力。
据不完全统计，在有外出成员的农户家庭，户均外出务工的收入已经占到家庭收入的近四成，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同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均年收入达到6471元，年均寄带回家现金3411元，由此推算2004年年初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约为12942亿元，年均寄带回家现金6822亿元。这种通过转移就业实现的资金资本的积累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不仅提高了生活质量，而且增加的收入还可以投入农业生产和农村非农产业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效应
劳动力地区之间和产业行业之间的转移流动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过程的投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了提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促进城乡信息的交流，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外出就业、二三产业就业、工作中的培训和经验的积累，“干中学”的过程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转移就业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农村之外的城市生活、开阔了眼界，能够初步打破二元经济社会造成的落后观念，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观、财富观、效率观、价值观、竞争观、人才观等现代观念，有利于二元经济中社会结构的转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不仅是收入的增加，资金的回流，由于特有的“两栖人”的特点，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还有人力资本的回流示范效应。现有转移就业的主体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转移后收入的增加、生活的变化，会影响到未转移的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观念，加强对自身或者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延长受教育年限或者主动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也会增加健康投资或者进行迁移投资，从而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得以提升。正所谓“农民在流动中改造了自己，也在改造别人”。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是通过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来实现的。由于历史原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加快，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远低于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二三产业就业后，不但满足了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转移劳动力对基本生活的消费，带动了城镇交通运输、餐饮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建设和发展，有助于加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步伐。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有显著的提高，由1949年的7.3％到1978年的17.9％上升为2008年的45.68％②，而城市化水平的变化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步伐，尽管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功不可没。对照钱纳里(1998)的研究结果，我国2008年的人均GDP为3300多美元，应该处于6、7阶段的52％一60％之间的城市化水平，而我国只有45.68％，若根据我国实际80％多的非农产业结构看，城市化率应该在60％以上，但是若根据60％左右的就业结构的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看，城市化率应该在50％左右。可见城市化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同步的，而落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因此，我国还应该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进一步的城市化水平。
根据2007年和2006年的城市化率和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变-化，可以计算出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与非农从业人员偏离系数为0.40，说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变化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通过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之后，形成农村土地规模相对扩大的效果，以及转移劳动力寄带回现金的经济支撑，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的自由的有限理性流动无疑已经提高了要素的生产效率，农村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
部门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了认可。据世界银行统计，就业结构变革的进程为中国1978-1995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而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以解释16％的GDP增长。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的负面效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带来的个体收入增长效应、外溢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效应、整体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示应该大力推进该项工程的进行，然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时也为移出地和移人地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方面，会出现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负面效应，应该更为关注这些负面效应，正确分析对待，并尽力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来抵御这些负面效应产生的不利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产生移出地的农业发展减缓的 负面效应
由于工业化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特点和人力资本水平导致的能力和素质差异，相对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城镇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资料统计，2006年11891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平均年龄为33.1岁，男性为65.8％，有74.6％的转移劳动力是初中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具体见表2所示：
正如上表中所示，年轻力壮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比较大，而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是老人(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44.3％)、儿童(义务教育的力量不能使所有的孩子都读书上学，有些儿童过早成为农业劳动力)、妇女(因为孩子和老人要照顾，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女性转移就业的比例低于男性)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较低(55.3％的农业劳动力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可以想象，这样的劳动力结构肯定会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个结论与上面提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矛盾，确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转移者个体的收入，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移出地来说，资源优化配置的属性使得转移就业的流动是理性的，但留给移出地的无疑是一种优质资本流出之后的荒凉与无奈。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和越来越宽松的户籍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转移劳动力选择留在城市，寄带现金数量和资金回流效应已经减弱。
对于移出地的负面作用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土地荒芜现象，由于现有土地政策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一般不会转让原有的土地，有家人的就简单维持，没有家人的甚至撂荒，尤其以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重庆、湖北等地最为严重，一些地区的撂荒率甚至达到20％，总体的撂荒水平也在5％一6％之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的土地撂荒的现实影响了我国的粮食生产，不利于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产生移入地的二元分割效应
如此之大规模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城市劳动力市场，由于能力、技能、素质等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他们只能进入到不稳定、工资水平较低、受尊重程度不高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713.86元，而同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为965.38元，后者仅为前者的一半多一点。如果按照小时工资计算，考虑转移劳动力的加班加点和工作时间的延长情况，则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就更低，仅为4.05元／小时，低于城市劳动力5.7元／小时的平均水平，且每一类岗位都要低。而且就是这种比较低的工资还经常被克扣、被拖欠，其他的劳动权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在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转移的农村劳动不仅就业上受到歧视，生活状态同样也不容乐观。衣食住行中，穿衣可以不讲究、吃饭可以简单对付、交通可以步行或乘公交或骑车，但住房是个大问题。凭借转移后只能维持生存的收入，在房价飞速飙升的城市中要想买房是不可能的，租房也只能是到偏远的城乡结合带租住简陋的房屋，基本生活条件比较差，治安较乱，而且逐渐形成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聚居区，或成为城中村，造成了城市中的二元分割状态，就连农村劳动力的子女也受到分割状态二元教育的影响，不能与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同等资源的受教育权利。
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内部二元分割的状态中，一方面是比较差的生活质量和艰苦条件，另外还承受着来自鄙视的屈辱，文化娱乐本身的匮乏和法制观念的淡漠，经常出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扰乱社会治安甚至违法事件。有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是通过增加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增加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共同作用形成。总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在为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确实为移人地增添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对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状态和工资收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城市原来的中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影响大于就业率影响，城市劳动力会降低保留工资而不是放弃就业，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没有对城市中高收入阶层造成影响，说明转移就业活动将会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更大，会产生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城市二元分割现象。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导致差距扩大效应
尽管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对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同时和各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关系，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各种收入差距关系上，学者们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
1.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如前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转移的个体有收入增加作用，这种效应同时会增加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原本贫穷的农村地区。富裕地区中转移的劳动力一般出自低收入家庭，而贫困地区的转移劳动力一般出自中上收入的家庭。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二三产业的就业，在乡镇企业或者城镇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工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6年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1375元／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00元，增长17％，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总量的贡献率为60％。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应该源自于各地区之间、各家庭之间、各劳动力之间所获工资性收入的差异。
2.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由于我国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二三就业，对一级劳动力市场基本不产生影响(当然，可能会因为一些社会管理问题而产生管理岗位，会增加对一级市场劳动力的需求，工资会更高)。工资等薪酬是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体现，既然是价格，就会受到供给的影响，由于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分割状态的二级市场的劳动力供给，造成城市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下降，从而会扩大原有的一级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别，形成城镇组内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我国每年新增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中，有一半在省外就业，这种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是复杂的。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对移入省做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经济学家厉
以宁教授所言“没有广大农民工的南下和东进，沿海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就业，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相应地导致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我国地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扩大，随着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394元，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从0.12上升到0.21。由于农业更易受到自然变化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农村的地区收入差距大于城镇的地区收入差距，且波动更为明显。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形成和变动的主要原因。越是落后地区，其内部的地区差距越大，西部地区的内部收入差距最大。
4.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就业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同时降低或者抑制二三产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如此循环缩小城乡差距，抑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而达到二元向一元的转化。然而我国的城乡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同时在发生，学者的实证分析也证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并没有实现理论预期的效果。我国劳动力大规模乡城流动与城乡差距同时扩大是个“理论悖论”。
不管是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还是城乡收入差距倍数都在显示，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愈加明显，见图1所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4元，增长了3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3元增加到15781元，增长了46倍。事实上，我国城乡差距可能比人们普遍接受的程度还要更大，目前的计算是按照统计局个人收入的概念，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较，并没有真实反映城乡之间实际收入或者实际福利水平的差别。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其所享受到的像公费医疗一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城乡之间实际的收入比可能比三倍多要高。如果考虑非货币因素进行估算，我国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形成这种实际城乡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实证研究和现实情况却显示，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滞后于城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
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收入差距之间有一个正向的反馈机制，收入差距既是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拉力因素，同时也成为一个明显的结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就业，制造业不断向发达地区集聚，内陆地区和农村发展受阻，会产生更大的差距也就形成更大的转移就业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不积极面对加以限制会造成极端的收入差距。
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的“推力器”—对我县劳务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我县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农村劳动力纷纷跳出农业粗放经营的圈子，加入转移的行列，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全面掌握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探求新形势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制约因素与对策，促进劳务经济发展，县委政研室、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农调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一、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据抽样调查推算，我县20xx年农村劳动力达42万人，转移2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66.7％，其中县内转移15万人，占转移劳动力的53.6％，县外转移13万人，占转移劳动力的46.4％，二者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5.7％和31.0％。进行转移的劳动力从性别上看，男劳动力比例高于女劳动力，占总量比分别为57％、43％；从各年龄组构成来看，以青壮年为主体，90％以上的劳动力在16－48岁之间，其中30－39岁的比重最高，占39.4％，其次是20－29岁的占28％，40－49岁的占21.3％，19岁以下及50岁以上的占11.3％。县内转移以自发转移为主要方式，主要转向我县的建材、竹木加工、建筑等第二产业和进城镇从事商贸、餐饮等服务业。县外转移的形式主要有四种：1、由劳动等有关部门和机构直接组织输出；2、通过劳务市场获取信息外出；3、依靠乡友和亲属联系外出；4、纯粹的自发转移。具体有以下特点：（一）转移的流向以省外为重点。多年来，我县农村劳动力向省外转移高于省内转移，省内转移只占县外转移总量的8.7％。省外以广州、深圳、珠海、浙江等沿海地区及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为劳动力转移的热点，转向东部沿海地区及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占87％，转向西部地区的只占4.3％。如泗里河乡在东莞市厚街镇务工的劳动力就达4000余人。
（五）参与转移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总体来看，我县北部地区转移劳动力比南部地区多。其中马迹塘、泗里河、武潭、大栗港、乌旗山等乡镇是劳务输出的重点地区，泗里河乡外出劳动力占该乡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武潭、马迹塘、乌旗山等乡镇外出务工者均达到各乡镇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8％；灰山港、河溪水、石牛江等乡镇的一些偏僻村也有部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县城周边乡镇出县务工者相对较少。
（六）转移的劳动力文化素质以初中及相当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我县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部分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有初中文化的占59.2％,高中文化的占18.4％，大中专或中等职业技术以上文化的占7.1％，小学文化的占15.3％。我县劳动力转移情况（据县农调队对100户农户抽样调查推算）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促进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行转移，是“不冒烟的工厂”，投资少，见效快，是一种隐形经济。农民外出劳务不仅给自身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而且对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促进我县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各产业中，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获得的实际报酬往往要大于农业，产业之间的这种收入差异，成为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动力。近年来 ，我县一产业收入在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5年为52.7％，1998年下降到39.1％，20xx年降至28.4％，而农民人均纯收入20xx年增加88元，达到2349元，其中外出务工收入857元，占36.5％，在增加额中劳务输出的工资性收入就占75％；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从农业获取的收入，如20xx年在家从事一产业的劳平纯收入仅1827元，而转向省外劳动力的劳平收入达到4736元，二者相差1909元。因此，我县农民收入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业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仍有所增加，主要是劳务收入的增长。据推算，我县仅转移到县外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收入每年在6－8亿元之间，剔除在外消费，每年回流县内的资金在5亿元左右。武潭镇劳管站与北京中国建筑设计院中建总公司联系输出劳动力127人，每人月工资达1800－2500元，除留足务工人员基本生活费外，该公司20xx年直接汇入武潭镇劳管站的劳动力工资共达128万元(由镇劳管站再分发给劳动力家属)。
（二）加速了经济结构调整。劳务经济来源于二、三产业，劳动力转移的程度越高，对二、三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拉动效应就越明显。从县内转移看，劳动力从比较效益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比较效益高的二、三产业，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从县外转移来看，转移的劳动力在完成资本积累后，纷纷返乡创业，投身二、三产业，扩大了产业规模。同时，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转移劳动力带回的资金为加大农业投入提供了保障，提高了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力，从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大批的农民外出劳务，可提供大量的耕地转包给种养能手和大户，为加速土地的流转、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增加农业竞争力创造了条件。
（三）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外出务工者中，一部分人员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同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带回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及市场信息，为返乡创业发展“回流型”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几年来，我县相继涌现了一批回乡创业发展民营企业的农民老板，如武潭镇农民蒋国文在东莞打工几年赚回80多万元，先在深圳办起了电子厂，后回乡投资100万元开办了桃花江纯净水有限公司，成为当地民营企业的典型。大栗港镇何介中打工完成资金积累后，建起了湘中皮件厂，安置本地劳动力120多人。据县农调队调查统计，20xx年我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达3.4亿元，其中用于发展企业的投资1.55亿元，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5.9％,其中有半成以上为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投资。武潭镇20xx年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投入资金550多万元，创办企业37个，安置劳动力1000多人。
（四）扩大了消费内需。劳务收入的增长，提高了农村购买力，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20xx年全县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22亿元，其中农村5.09亿元，占45.4％。农民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居住、医疗卫生、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明显加大，20xx年人平生活消费支出2693元，其中居住消费增长13.5％、医疗消费增长86.8％、文教娱乐消费增长29.2％。
（五）缓解了就业压力。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压力增大，农村不稳定因素增多，而在县内消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能为缓解就业压力起到积极作用。20xx年我县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仅为33.2％，在县内转移到乡镇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进城镇从事商贸、餐饮等服务业的为35.7％，而出县劳务的达31.1％，相当于提供11.2万个就业岗位。随着我县国有及乡镇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形势将更趋严峻，而有序组织劳动力转移可成为我县扩大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影响我县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我县劳务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组织化程度、管理和服务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
（一）对劳动力转移的认识不高，重视不够。尤其是一些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和偏差，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自己的事，与政府无关。同时，未充分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所潜在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把劳动力转移摆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没有把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经济工作来抓。虽然我县24个乡镇都设立了“劳动服务管理站”，但大多数只挂了个牌，有其名、无其实，特别是在乡镇劳管站与企业办合并后，由于存在债务、编制、归口管理等问题，大多是分灶吃饭，导致体制不顺，经费短缺，工作难以落实。
（二）政策措施未配套，管理工作乏力。我县劳务输出虽然起步较早，但有关政策措施未配套，劳动力市场发育缓慢，机制和制度不健全，导致劳动力流动渠道不畅、有效组织化程度低，加上赢利性中介机构较多过滥，严重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秩序。一些所谓劳务输出的中介机构，根本不具备劳务输出条件，对劳动保障政策、法律法规等知之甚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只求把劳动力送出去，很少为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考虑，导致许多农民上当受骗。如去年一对夫妇到高桥、三堂街等乡镇假劳务信息，在骗取劳务介绍费后却不知去向。
（三）一些农民外出劳务被侵犯合法权益。目前农民仍是弱势群体，进城务工时工资被拖欠、无端遭搜身、殴打及由于工作环境恶劣所致工伤得不到赔偿等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同时一些用工单位要求交纳保证金、签订不平等合同、克扣劳动者工资等现象较多，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一些农民外出劳务影响子女教育。由于农村外出打工的大多是青壮年农民夫妇，其子女正值上学求知的年龄，生活不能自理，只得寄放在年迈的父母或亲友身边，对子女学习和身心健康的培养不能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子女教育问题成为外出打工农民的一块心病。
（五）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我县转移的劳动力的文化、法律、道德、技能等各方面素质参差不齐，整体偏低，所以大部分外出劳动力主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目前，劳动力市场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技能型转变，这给我县劳动力转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四、促进我县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对策建议
劳务经济是一大产业，大有潜力可挖。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城镇化水平将大幅度提高，必将促进大量农村人口的转移；我县具有“美人窝”的品牌优势，一些中介和培训机构与外地许多用人单位建立了稳定的劳务输出合作关系；加上我县基础教育扎实、职业教育长足发展，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这些给我县劳动力转移带来了良好机遇和有利因素。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拓宽思路，主动积极地制定和实施中长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
（一）制定有利于劳动力开发就业、创业的发展政策。各级政府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把农民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加以部署，进一步提高就业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将农民的转移就业率作为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将劳务经济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抓，强化目标考核。要出台劳务输出的优惠政策，营造劳务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训。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同走出去的劳动力比、同城市的居民素质比，整体上有一定差距，影响了劳动力的外出转移。要通过各种渠道和现有的各种教育设施，积极推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培训，制定岗位培训标准，加强职业证书考试的管理，使各类岗位培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千方百计提高劳动力素质。要实施品牌战略，培养和储备一技多能人才，使外出人员在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三）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管理。为形成政府和社会多方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咨询、中介和合法权益保护的服务网络，一是要采取措施，增加投入，加强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硬件、软件建设，规范社会中介、培训机构的管理，培育多元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载体。二是要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重点，加强转移劳动力的跟踪服务和管理，对转移的劳动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要引导建立党团等组织和计划生育管理网络，并在劳动力转移密度大的深圳、珠海、广州等地区设立“劳务管理办事处”。三是劳动、公安、工商等部门要紧密配合，加大打击地下中介、非法中介的力度，规范劳动力市场。四是要加强基层劳管站建设，培育一支强有力的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工作队伍；加强乡、村两级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及时掌握和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提高组织化程度，减少农村劳动力的盲目和无序流动。五是要培育和维护品牌形象。组织劳动力输出的部门和机构，既要替用人单位把住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关，又要为输出劳动力把住用人单位的合法关，维护好双方权益，严防弄虚作假和欺诈行为，培育良好的品牌形象。
（四）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据有关资料反映，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五分之一，而劳务输出仅是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3％左右，两者极不相称。面对入世带来的新机遇，政府有关部门要放宽政策，积极开辟输出渠道，努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关键词：城市；人口；经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大城市不断吸引周边地区人口，人口规模不断膨胀。受益于此，大城市的经济也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与发达国家80%的水平还相差甚远。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中，中国仍将有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同时，从目前各国城市的人口情况看，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城市似乎已经达到了城市资源承载力的上限。这些特大城市在人口饱和的状态下还有没有经济增长的空间？它们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为此，本文将北京与香港、伦敦和东京进行了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方面的比较，试图通过比较来揭示像北京这样的国内特大城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本文使用了北京2013年、伦敦2008年、香港2012年以及东京2005年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分别来自北京市统计局、英国国家统计署、香港统计年刊和东京产业劳动局。
一、城市经济概况
1、人口规模
从城市人口规模来看，北京的人口规模最大，已经超过2千万。东京人口为1257万，伦敦为979万，香港为715万。这表明根据目前城市资源的承载力，北京的人口规模已经基本上达到上限。
从城市人口占比来看，伦敦市人口占英国全国人口的15%，东京市人口占日本全国人口的10%；而北京市人口仅占中国全国人口的15%。这表明总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可以将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特别是首都或经济中心，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但总人口相对较多的国家由于受到城市资源承载力的制约，需要考虑兴建更多的大城市。
从就业人口规模来看，北京的就业人口最多，达到1107万，东京为820万，伦敦为500万，香港为378万。从就业人口占比来看，北京、伦敦和香港均约为50%，只有东京超过60%。这表明北京的就业人口比重与其他国际大城市相仿，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
2、经济增长
从四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东京已经达到7833亿美元，位居第一，伦敦为4522亿美元，北京以2931亿美元位列第三，香港为2635亿美元。这表明经过近些年的高速发展，北京的经济规模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地区生产总值占比来看，伦敦与东京的地区生产总值均占到其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北京的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3%。这一方面表明作为首都，北京的经济地位不及伦敦与东京；但另一方面，如果考虑人口占比情况，北京的地区生产总值占比还是比较合理的。
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最高的是东京，超过6万美元，其次是伦敦的4.6万美元，香港3.7万美元，北京最低，仅有9千美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过低表明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劳动力资源使用效率偏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偏低。
二、产业分析
1、第一产业
第一，在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方面，北京与其他城市显示出明显的差别。在就业人口数量上，伦敦、东京和香港均不超过1万人，而北京的就业人口竟达到57万人；伦敦、东京和香港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均不超过2%，而北京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高达5%。这表明北京在第一产业上投入的劳动力资源明显偏多。
第二，在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方面，伦敦、东京和香港均不超过4亿美元，占全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不超过0.1%。而北京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3亿美元，占全部地区生产总值的0.8%。
第三，劳动力资源的投入数量对人均增加值产生了直接影响。伦敦、东京和香港对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投入较少但效率更高，其中东京的人均增加值接近12万美元，伦敦为8万美元，香港为3万美元，而北京仅为4千美元，与东京相差近30倍！从国外城市的产业发展来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少意味着该产业的科技水平高，农业实现机械化、现代化才能解放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只有第一产业的大量劳动力获得解放才能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支持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2、第二产业
第一，在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方面，北京的就业人口最多，达到213万，占比也最大，达到19%；其次是东京，就业人口135万，占比16%；再次是香港，就业人口47万，占比12%；最少的是伦敦，就业人口44万，占比9%。
第二，在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方面，东京的增加值居首位，达到1065亿美元；北京位居次席，达到665亿美元；伦敦为440亿美元，香港为179亿美元。
第三，从人均增加值来看，北京仍然是几个城市中最低的，仅有31万美元。香港稍高一些，为3.8万美元。东京为8万美元，伦敦则达到10万美元。虽然近年来欧洲的制造业显现出萎缩的趋势，但其制造业的科技与管理水平却不断提升，正是科技与管理水平的进步使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了对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投入，促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3、第三产业
第一，在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方面，北京的就业人口数量最多，超过8百万，但占比却最低，只有76%。伦敦就业人口有4百万，但占比高达91%；东京就业人口接近7百万，占比达到84%；香港就业人口只有3百万，但占比也高达87%。这些数据表明，虽然目前北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很多，但从比重来看，北京的第三产业仍然可以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口。
第二，在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方面，东京位居第一，达到6760亿美元，占比86%。其次是伦敦，达到4080亿美元，占比90%；再次是香港，达到2453亿美元，占比93%；北京的增加值最少，只有2242亿美元，占比仅77%。不论从绝对数量还是比重来讲，北京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都存在继续增长的空间。
第三，在第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方面，东京位居第一，接近10万美元；其次为伦敦，接近9万美元；再次是香港，达到7万美元；北京最低，不到3万美元。
此外，对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与通讯业等主要行业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各城市由于发展的重点不同，各行业的发展存在一定差异性。如从增加值的比重看，香港与东京的批发零售业占比均超过20%，是第三产业中的最主要行业。伦敦的发展重点是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高达30%。北京的发展重点是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达到19%。其次，劳动力资源分配不均。东京和香港在批发零售业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占比均超过20%，绝对数量上也远超过北京。伦敦则在交通与通讯业投入了最多的劳动力，占比达到13%。北京各行业的劳动力投入相对比较均衡，在批发零售业上投入稍高，但占比也仅有8%，比其他三个城市的占比都低。再次，在人均增加值的比较上北京仍然落后。例如与东京相比，人均增加值相差最大的是房地产业，东京房地产业人均增加值是北京的7.5倍；人均增加值相差最小的是批发零售业，东京批发零售业人均增加值是北京的1.7倍。
三、结论
1、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与伦敦、东京和香港相比，北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资源利用效率低不仅体现在能源和水等自然资源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即劳动生产率偏低。根据1978-2011年数据测算，北京人口每增加1万人大约可促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亿元。以此测算，北京的地区生产总值如果要达到伦敦的水平，需要再增加734万人口；而如果要达到东京的水平，则需要再增加2262万人口，这相当于再增加一个北京市的人口规模！从目前一座城市的承载力看，这显然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按照北京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测算，北京的人口规模根本无法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上的持续增长要求北京必须向伦敦与东京等国际城市学习，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
2、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首先在于调整劳动力在各产业的分配结构。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与世界银行的数据测算了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结果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82。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而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这似乎表明，在第一产业上劳动力资源的投入直接决定了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能力。
从前面的数据看，与伦敦、东京和香港相比，在第一产业投入的劳动力资源过多也已经成为北京经济增长的瓶颈。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过多一方面影响了这些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另一方面还进一步拉大了各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例如伦敦、东京和香港各产业的人均增加值均相差不超过两倍，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人均收入水平也就差距不大。而北京第二、三产业人均增加值与第一产业高出7倍多，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别过于悬殊，由此造成产业间的人均收入也相差过大，更容易产生社会矛盾。因此，不论从产业发展的需要还是收入的公平性来讲，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调整都已经势在必行。
3、科技与管理的进步是关键
调整劳动力资源结构的关键在于提高科技与管理水平。例如在对前述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中发现，虽然发展中国家对第一产业投入的劳动力资源更多，但其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却并不一定更多。如美国2009年第一产业以1.5%的就业人口创造了1557亿美元的增加值，虽然仅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增加值的绝对量已经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人均增加值更高达6.6万美元。这反映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先进的科技与管理引入第一产业，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可以使用更少的劳动力资源创造出更多的产出。
2.农业比较效益低。据湖南省2000年农业生产效益调查：每亩水田种粮食获得的纯收入仅150.7元（不含劳动力成本）， 若扣除用工作价，每亩的纯收益只有16.6元。养猪的纯收入也不高，平均每头只有43.3元。农业效益如此低下，所以农民说“辛辛苦苦种养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一个月”。
3.乡镇企业不景气，促使农民外出务工。近几年来，关并“五小企业”，大部分乡镇企业转制，乡镇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迫使农民外出寻找工作。仅攸县就有近1 万乡镇企业职工北上南下寻求新的就业门路。
4.外出打工收入相对较高是主要的拉动因素。目前，农民外出一般是到县城、大中城市，城市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弃农进城转入二、三产业符合人口流动总是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的规律。据调查测算，2000年湖南省外出务工农民（含季节性外出人员）人均劳务收入达4339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高出一倍多。外出从事劳务，如能找到比较固定的工种，每月收入少则400－500元，多的达到1000元左右，月平均工资为600元左右，比在家务农的收入高得多。因此， 农民总结说，“早外出早富，迟外出迟富，不外出不富”。
5.城镇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劳务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近几年来各地更加大了城镇化建设步伐，经济增长和各项建设投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较大的劳务市场。
6.城乡差别也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文化生活相对贫乏；而城市较高的工资和生活水准、娱乐和文化上的优势以及较好的发展前景，吸引着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村居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愿望比较强烈。
二、现阶段“劳务经济”呈现的主要特征
1.外出劳动力规模比较大。据2000年抽样调查，湖南省农村外出从事劳务者达842.3万人，占全省乡村劳动力总数的30％。其中， 到外乡的人数92.7万人，到外县的人数110.1万人，到外省的人数403.3万人，在本地从事劳务的人数为236.2万人，分别占全部外出劳务人数的11.0％、13.1％、47.9％和28.0％。
2.“劳务经济”增势强劲。据510个农户调查结果表明，今年1－ 5月，调查户共有常住人口1966人，劳动力1343人，其中，劳动力外出人数为436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5人，增长8.7％； 外出劳务天数为41066天，比上年同期增加5226天，增长14.6％，平均每个外出人员在外时间为3个月以上。在外劳务者中，出省人数为201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4人，增长5.9％。由此推算，今年湖南省农村外出劳务人数将达到915万多人，其中到外省的人数将达到455万多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的32.6％和16.2％。
3.外出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调查的436名1－5 月外出务工的人员中，男性约占65％，女性约占35％。30岁以下的占55.3％；31岁－45岁的占31％；46岁以上的占13.7％。
4.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外出从事劳务的一般是文化素质相对高一点的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据攸县农调队调查，目前攸县在外县、外省从事劳务打工的劳动力中，大专文化的约占2.1％，中专文化的约占7.2％，高中文化的约占14.4％，初中文化的约占58.8％，小学文化的约占16.9％，文盲或半文盲占0.8％。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远高于全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
5.外出劳动力分布较广。据调查，目前湖南省农村外出劳务人员中，有49％在外省，主要分布在广东、海南、福建，其次是浙江、江苏、上海、北京，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陕西、新疆、西藏也有湖南农村的打工者；有13.1％外出劳务者分布在省内各个城市；有18％的分布在外县外乡中；还有19.9％外出劳务者在本乡镇范围内，在当地乡镇企业劳动的人员有8.7％。
6.外出劳务主要靠“三缘关系”，存在明显的自发性。目前农村劳力外出主要是靠“血缘、人缘、地缘”关系，家庭成员带领，亲朋好友介绍，本地外出人员的示范，以及自行外出闯世界等方式。有关部门和乡（镇）村培训和组织农村劳动力输出的也有，但比重不大，农民自发组织十几或几十个人打工的较多。有的外出打工人员由于没有熟人介绍和门路，在外地转了10多天，找不到工作，只好打道回府，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赔上几百元。
7.外出劳务者大多以“非正规就业”方式从业，并具有兼业性和“候鸟型”的特点。目前，湖南省农民外出劳务大多是非正规就业，从事的行业比较广泛，但以体力劳动和经商为主；多数外出劳务者一年以内从事过多种职业。农村外出劳务者绝大多数仍然保留或种植责任田，有50％以上外出劳务人员一般只在春节回家一次；如果家庭缺乏劳动力，责任田则转包给他人，个别地方也存在抛荒现象。有40％以上的外出劳务者是农忙在家，农闲外出的“候鸟型”打工。
三、“劳务经济”的作用和影响
1.从事劳务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几年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业收入下降，农民收入之所以还有所增加，主要是得益于劳务收入的增长。湖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在农产品价格下跌阶段，也正是依靠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事二、三产业，走进小城镇和大城市，在脱贫致富、增加收入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2000年湖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97元，其中劳务性收入就占了1／3以上；农民农业纯收入下降15.5％，人均纯收入还增长了2.3％，主要是由于劳务收入增长了13.5％。
据对510户调查，今年1－5月外出劳务人员人均劳务总收入为1919.5元，比上年同期的1785.4元，增加134.2元，增长7.5％。如按常住人口计算，农民人均劳务收入有425.7元，比上年同期的365.7元，增加60.1元，增长16.4％。这充分反映劳务收入的增长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外出从事劳务是缓解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重要方式。湖南省目前农民出省劳务人数达400多万人， 相当于全省城镇就业人数的一半，并且已经超过了全省乡村从事非农产业人数的一半，出省劳务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缓解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重要方式。
3.有利于发挥城市的“扩散效应”，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外出打工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熟悉了市场，转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许多典型事例也说明，一些农民工在经过几年的打工生活后，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他们回乡后兴办企业，带动了一方农村脱贫致富。
4.劳务输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外出务工人数不断增多，在湖南省一些地方形成了滚滚的“打工潮”，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一些与劳务输出有关的中介和服务行业或应运而生、或不断壮大。2000年攸县全县输出的劳动力达11.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30.1％，收入达9亿元，占全县农民人均收入的50％左右。其中， 仅在深圳市从事“的士”的劳力就达1万余人， 包租或购买“的士”5200多辆。“劳务经济”的迅速扩张，给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