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欧足联和非洲足联联合组织的子午线杯(UEFA-CAF Meridlan Cup)在1997年创办于里斯本，每两年一届，参赛球员的年龄不得超过17岁。起初，该赛事规定比赛分别由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轮流举办，参赛球队为四支欧洲球队与四支非洲球队。在2005年于土耳其结束了第五届子午线杯后，这项赛事推出了新赛制。即欧洲和非洲各选出一支18岁以下青年队。然后进行主客场两回合的比赛。今年的比赛所在地为巴塞罗那的“小球场”，欧洲联队主帅、前西班牙主帅塞斯和非洲联队主帅弗雷德里克分别带领两支U18队伍出征。
尽管这只是一场很普通的友谊赛，但却吸引了很多欧洲球探以各大俱乐部的主席和主教练的目光。拉渡尔塔、里杰卡尔德和温格等重量级人物都坐在看台上，为的是挖掘出一些天才新秀，而非洲足协正是希望通过该赛事将更多有天分的非洲球员推向欧洲。正如非洲联队的主教练弗雷德里克所说，“我们有很多年轻的球员，他们可以从这种比赛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到欧洲的俱乐部历练的机会。我相信，这些男孩子可以在未来做得更好。”
的确，非洲有很多天才新星。他们怀揣梦想，埃托奥、埃辛和德罗巴等巨星是他们的榜样，未来，他们真的有可能缔造辉煌。
米克尔
这个被从不轻易表扬人的葡萄牙狂人称呼为“一块黄金”的年轻球员是个让切尔西和曼联都难以忘却的人，因为为了他，这两家豪门曾经恨不得大打出手。2005年，被誉为“小奥科查”的米克尔凭借着在中场成熟稳健的表现和激光一样精准迅捷的传球，被评为荷兰世青赛14位“希望之星”中的个。少年时的他便已经是拉各斯百事训练营中的明星，“淘金者”无法忽视他1.91米的身高和颇具欧美气质的扎实表现。
由于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18岁以下的球员不允许和外国的俱乐部签约，所以，莱恩俱乐部一直等到2005年4月22日――米克尔18岁生日那天，和他签了第一份正式合同。四天后，莱思以675万镑(75万镑立即支付)把尼日利亚人卖到曼联，4月29日，米克尔和曼联签约。当时，他曾表示，“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在曼联这样的大俱乐部踢球，这是美梦成真，曼联彻底赢得了我的心。”但是，其经纪人希图随后却声称米克尔想要加盟的是切尔西。他是被强迫和曼联签约的。从那以后，人们从米克尔口中再也没听到曼联的“好”，他只是反复说：“切尔西是我的选择，我属于切尔西，我的心在那里。”就这样，为了加盟心仪的切尔西，米克尔与他的经纪人和法律顾问们共同制造了场漫长的转会肥皂剧。老爵爷弗格森不远千里亲自去“拜会”这位未来之星，而阿布拉莫维奇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希望错过这块“黄金”。但最终，不顾被曼联告到国际足联的危险，米克尔在去年披上了切尔西的蓝色战袍。本赛季，他已经代表“蓝军”参加了14场比赛。
萨拉米
曼联和切尔西两大英超豪门结束了米克尔旷日持久的转会闹剧后，似乎沉湎于这种你争我夺之中，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尼日利亚新秀萨拉米。今年18岁的萨拉米现效力于丹麦的米迪兰德俱乐部，司职中场。在本赛季的丹麦超级联赛中，他以出色的表现和惊人的潜力给穆里尼奥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曼联也对他很感兴趣。
现在花小钱买有潜力的年轻球员是切尔西球队建设中的个计划，因为他们希望到2010年时，不需要再向任何球队购买球员，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去征战英超和欧洲赛场的比赛。而年轻的萨拉米价廉物美，现在就是切尔西的目标之。今年年初，萨拉米曾到斯坦福桥试训，还参加了切尔西预备队同中国国奥队的比赛，对此，尼日利亚小将有点受宠若惊，“这是我人生的重大机遇，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在米克尔的争夺上，切尔西用钱砸倒了曼联，这一次，后者要反击。但米迪兰德拒绝让萨拉米去曼联试训，理由是“到处试训会让球员贬值”。这样的借口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不想放走萨拉米，俱乐部经理说：“欢迎弗格森出价，不过我们认为从萨拉米的前途角度出发，最好的选择是继续在这里蹋一段时间。”
纳尼
有“C・罗二世”之称的葡萄牙新星纳尼将在今夏进入转会市场，曼联希望利用与里斯本竞技的良好合作关系将其招至麾下，携手小小罗打造“黄金双翼”，预计其身价在1000万英镑左右。
今年20岁的纳尼出生于非洲的佛得角，有葡萄牙和佛得角双重国籍。他的速度快，盘带功夫一流，是一位攻击力极强的边路球员，是里斯本竞技青训营的“优质产品”。上赛季，纳尼进入线队效力，20场比赛攻入4球。本赛季，其进步神速，不仅在联赛中出场侣次攻入4球，在冠军杯上同样有惊艳表现，6场小组赛有1球八账，而且已经人选了葡萄牙国家队。
2003年，曼联斥资1200万英镑从里斯本引进C・罗纳尔多，这已被证明是一宗超值收购。而今年夏天，纳尼完全有可能沿着小小罗的轨迹进军老特拉福德。弗格森曾多次安排助理教练奎罗斯赴葡萄牙观察纳尼，这位小将的天赋彻底征服了红魔教练组。纳尼与里斯本竞技的合同将在2010年到期，毁约金为1300万英镑，而且目前这位葡萄牙小将的工资是队内最低的，所以他十分渴望加盟豪门。但是曼联将面临欧洲数家豪门的挑战，包括国际米兰、里昂在内的多个俱乐部都在对纳尼虎视眈眈，纳尼本人更是希望为国米效力。红魔惟的优势是与里斯本竞技的良好合作关系，在出价接近的情况下，曼联可能会优先得到纳尼。但如果国际米兰和里昂开出一张令人无法拒绝的支票，那么“黄金双翼”同现老特拉福德的画面可能就会破碎，
泰沃
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一次的两个“冤家”换成了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他们同时看中了效力于马赛的尼日利亚后卫泰沃，这名强力左后卫在非洲国家杯上的表现引起了曼奇尼和尤文前任主帅卡佩罗的注意。
这名年仅22岁的黑人后卫潜力巨大，身体条件出色，能攻善守，是当今足坛20年难遇的后卫天才。在引人瞩目的2005年荷兰世青赛上，泰沃在尼日利亚与摩洛哥的比赛中表现出色，不仅为球队首开记录，还助攻了第三球。他是一位控球能力相当出色的球员，进攻出色，防守也非常到位。去年获得了非洲最佳新秀的称号。
目前。泰沃和马赛的合同要到2009年结束，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多家豪门对他的兴趣。而这位尼日利亚新秀表示，如果有去其他豪门蹋球的机会，他的第选择就是国际米兰。
维克托・奥比纳
年仅20岁的奥比纳是切沃的一颗新星，他的所有权在国际米兰，是国米的球探在尼日利亚发掘了这个年轻人。由于当时蓝黑军团已经没有了非欧盟球员的名额，因此将他先出租到切沃。
奥比纳在意大利的起步是非常顺利的，在切沃队效力的头四个月便在意甲联赛中斩获了四球，令与切沃共同拥有 他的国米相当满意。奥比纳是切沃最具威胁的攻击点，上赛季的表现已经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冬季转会期几乎被国际米兰召回。但本赛季，国际米兰由于锋线人满为患，继续把他租借给切沃以获取更多的经验，对于“二年级”的奥比纳来说，这是决定性的一年。而出色的表现也使他赢得了多家豪门的关注，不过，国际已同切沃队达成了初步意向，还是要把这位新秀带到梅阿查球场。
阿尼切贝
身材高大的力量型中锋阿尼切贝是埃弗顿预备队的主力成员之一，在2006年1月1比1战平切尔西的足总杯比赛中替补上场，那也是他首次在一线队出场。2005－2006赛季最后一场对西布罗姆维奇的比赛中，阿尼切贝替补出场打进一球，这仅为他第二次于英超中亮相而已。
本赛季，19岁的尼日利亚小将正式被调入一队，表现出色。尤其在“太妃糖”主场迎纽卡斯尔的比赛中，梅开二度的阿尼切贝彻底赢得了主教练的信任。
艾蒂安・埃托奥
本届子午线杯上最惹人关注的球员非艾蒂安・埃托奥莫属，因为他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哥哥――巴萨射手埃托奥。为观看弟弟艾蒂安的比赛，埃托奥也开车来到了训练基地。
18岁的小埃托奥是喀麦隆青年队的主力球员。已经引起多家欧洲豪门的关注，阿森纳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他目前是被马洛卡租借到SDLa Salle蹋球，能够参加子午线杯对艾蒂安来说是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在这里，我可以学到很多我所缺乏的专业知识，而且可以纠正自己的一些缺点。同时，我们还要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团结才能为我们带来胜利。”
杰弗雷・恩图卡
年仅21岁的小将杰弗雷・恩图卡，目前在比利时甲级队维斯特罗效力，司职中场，可能即将登陆斯坦福桥。
其实杰弗雷・恩图卡本来就是切尔西的人，早在2004年，“蓝军”就已经签下了这位非洲大陆的新星。与我国球员董方卓的经历娄似恩图卡在桌到斯坦福桥后并没有真正披上蓝军的球衣，而是直接被球队租借给了比利时的维斯特罗队，双方俱乐部签订的租约合同也没有划定具体的年限。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切尔西主帅穆里尼奥已经表示，要在今年将恩图卡重新招致麾下，并正式启用这位南非新人。但是恩图卡的转会存在一个小问题，那就是他的经纪人乔纳森・巴内特目前已经被禁止参与转会工作，恩图卡要想转会切尔西就必须亲自和蓝军谈判，不过好在是穆里尼奥非常欣赏这位小将。同时，他在国内被看作是最有前途的年轻球员，许多欧洲的球队都在密切关注着他的表现在通过切尔西登陆比甲效力后，恩图卡在国奥队也成为了绝对主力，切尔西方面有理由相信，恩图卡已经做好征战英超联赛的准备了。
莫西亚
马纯济领导下的中国重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辉煌被定格在一个政策公布的瞬间。
2009年年初，在中国政府推出的一揽子救市政策中，官方第一次在《汽车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了“四大”、“四小”汽车企业的概念，在一汽、东风、上汽和长安毫无争议地被列入“四大”的同时，中国重汽成为商用车企业之中唯一被列入四小名单的企业，仅此一家。
对于马纯济和中国重汽来说，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肯定。但十年前，马纯济在从政府官员任上走进中国重汽时，这家曾经辉煌的企业却负“重“而行，步履蹒跚。
负“重”而行历史被定格在2000年7月26日，这一天对于中国重汽来说，意味着一个重生机会的到来。当天，时任总理朱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74次总理办公会议，专题研究中国重汽的问题，并形成会议《纪要》。
这份纪要原则同意将重汽主体部分下放山东管理，并调任济南市副市长马纯济担任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兼中国重汽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企业进行改革重组。随后，当年12月27日，时任朱基、李岚清、吴邦国、四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同意正式批准《关于重汽集团下放山东部分分立重组破产方案的编制》，重汽开始了自己的凤凰涅过程。
但这对于中国重汽来说，并不是一个值得轻松的时刻。有着“三汽”之称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曾经是中国重型汽车工业的摇篮。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重汽生产的黄河重型汽车成为支撑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一切在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戛然而止，并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达到顶峰：当时的中国重汽岌岌可危，资产总额93.63亿元，负债129.67亿元，累计亏损83亿元，欠发职工工资4.42亿元，生产陷入停顿。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汽的问题引发了当时政府高层的高度关注，随后才出现了国务院总理亲自召开总理办公会来解决一个企业问题的局面，这是一种重视的态度，更是一种勉励和期望。
重担被压在了马纯济身上。对于马纯济来说，他对汽车行业并不陌生，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这整整两个十年，他刚好从济南汽车配件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做到了厂长。随后，他转战政界，官至济南市副市长，时间刚好也是十年。
虽然先前有着二十年的汽车行业的工作经历，但对于马纯济来说，对重汽的重组是其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挑战，但他毫无选择。
在巨大的压力与期望之下，马纯济及其战友们开始为重汽制定重组方案，这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最终，在这个方案中，马纯济将划归山东管理的55家二级核算单位，打破法人界限，进行彻底重组，资产、人员根据重汽未来发展需要进行重新洗牌、分类安置，确保新组建的重汽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而在制订重组方案的同时，马纯济经过多方努力，从而筹集了一批资金，迅速启动重汽已经几乎停滞的生产。重汽产品月产销量由一二百辆，迅速提高到五六百辆，市场形势开始好转，原本已经涣散的职工情绪又重新开始凝聚。
这一重组方案也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随后的2001年1月18日，新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济南宣告成立。马纯济响亮地提出，新的中国重汽要实现一年持平、两年赢利、三年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阶段性目标。
在马纯济看来，原重汽的衰落，虽然有市场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重汽内部自身的问题。长期以来经营观念陈旧、技术落后、内部管理混乱、改革滞后等问题，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说到底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鉴于此，马纯济开出了他自己的药方，在重汽大张旗鼓地开展“四个创新”工程，实施“三个坚定不移”、打造产品“四个平台”以及营销工作的“三个转变”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重汽多年来企业发展无目标、产品开发无方向、企业管理无章法等弊病，并力图初步建立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
随后，在保持企业稳定的前提下，中国重汽顺利实施了减员分流工作，将7万多的职工队伍减少到2万人，这个时候的重汽，已经是轻装上阵。
马纯济和中国重汽的努力得到了高层的肯定，2002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重型汽车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问题的请示》经过李岚清、吴邦国、、朱基四位时任总理、副总理同意并正式批复，中国重汽重组工作正式落下大幕。
重组虽已结束，精彩却刚刚开始。新重汽成立后，产销量实现连年翻番增长。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重汽的产销规模已由原来的3800辆飞速提高到接近20万辆，跻身世界重卡最前列。
也就是在全球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中国重汽产销突破了12.5万辆，跃入全球重卡产销前3位。这使其在国际重型卡车制造商眼里，成为了真正有威胁能力的重量级竞争对手。也就是这一年，重汽用出色的表现，毫无争议的成为名列“四小”之一的商用车企业。
技术“鲶鱼”
对于马纯济来说，虽然世纪之初的破产重组过程让重汽重新走上正轨，但是环顾市场，他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在中国商用车市场向轻重两个方向倾斜的时候，重汽并没有拉大和竞争对手的差距。相反，市场格局的变化，反而促成更多的企业将资源向重卡这个细分市场倾斜。东风、一汽、北汽福田都将重卡项目作为了自身发展的重大战略，重汽以前独霸天下的格局早已成为过眼云烟。
刚刚走上正轨不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马纯济又经历了一次大的打击。虽然经过破产重组，中国重汽已经基本理清了产权关系。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重汽所属的潍柴想脱离门户。最终的结果是，以前百分百属于重汽的潍柴集团选择了单飞，并经过重组湘火炬而得以控制陕汽，最终和中国重汽成为了市场上的最直接对手。
刚柔并济的马纯济没有选择退缩，在与潍柴分家的同时，他将目光投向了江南，稳住杭州发动机公司成为其运作的焦点。但此时心仪杭发的，并非仅仅是中国重汽。关键时刻，马纯济显示了他的灵活与魄力，给予杭发的，不仅仅是重汽庞大的配套需求，还有更多的信任和希望。
一个后来披露的事实是，在与潍柴正式分手之前的很长时间内，马纯济领导下的重汽便已经在济南章丘筹建新的发动机生产基地，这个秘密建设中的基地与后来的杭发，一同成为未来几年重汽高速发展最重要的支撑点。也就是这个举动，让马纯济未雨绸缪的“先行”眼光彰显无遗。
杭发对于重汽的贡献不仅仅只是配套这么简单，在依靠斯太尔平台技术多年之后，杭发出品的直列泵+EGR（以下简称EGR）发动机的横空出世让重汽扮演了一次技术“鲶鱼”的角色。
事实上，2008年前后，在高悬已久的中国商用车“国Ⅲ利剑”落下之前，解放、东风、陕汽、欧曼和红岩这些国内重卡企业已然胸有成竹，因为他们早已手握电控高压共轨技术的法宝，对未来的市场也充满信心。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EGR发动机的出现而被打破。在市场上，孤军作战的中国重汽使用EGR这个独门绝技左冲右突，冲击着共轨占据主导的市场格局，携成本优势四处剿杀着其他重卡企业的市场领地。
尽管EGR发动机有诸多非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其价格优势撼动了不少原先坚定走高压共轨路线的企业的意志。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博世推出了共轨产品的低级版，价格比博世原有共轨产品便宜了500元～600元，无锡博世汽车柴油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甚至推出了一种“经济型电控共轨系统”，整个系统已比原先便宜了约1000元。而此前，博世已经悄悄把中重型发动机的电控共轨系统价格下调了300元～400元。
有评论称，这或许才是EGR真正的胜利。也正是因为重汽的一次努力，让博世在进入中国多年后，第一次有了挫败感。先前，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更凭借掌握的核心技术，博世在世界市场赚个盆满钵满的同时，也早在中国布好了漂亮的棋局。不过，没想到的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EGR在市场上的成功，让这家为国内众多发动机企业提供高压共轨技术的跨国公司，第一次遇到了来自中国本土的对手。
EGR的出现改变了博世的优势地位，降价或许是扭转局势的最好策略。尽管博世后来并不承认降价，只是“对自己那些长期合作或大批量供货的客户会有一些优惠政策，而价格调整正是其一。”但对这个结果，人们并不陌生，国内乘用车市场就因为有了吉利、奇瑞的出现导致老三样多年不变的价格出现松动。如今，中国重汽再次扮演了鲶鱼的角色。
虽然EGR让中国重汽得以树立了在市场上的先行地位，但马纯济领导下的重汽同样清醒的认识到，这绝非长久之计。与东风依靠雷诺、北汽福田依靠戴姆勒等企业相比，重汽依然缺乏成熟和尖端的技术平台来支撑未来。
这种困局在重汽HOWO A7产品的升级问题上更加彰显出来。作为重汽原先产品系列中最为重要和高端的产品，EGR发动机让A7在与东风天龙和解放J6的竞争中有些先天性的底气不足。此外，由于EGR发动机还只是从国Ⅱ的发动机改造而来，如果想继续提升，其基础平台已经无法承载，重汽必须寻找新突破点。
按照马纯济的设想，重汽这次就是要重新打造一个不同于斯太尔的全新平台。虽然多年坚持自主创新积累了一定的研发能力，但这还不够。这一次，马纯济又将如何布局？
答案在2009年下半年揭晓，当年的10月7日，马纯济与德国曼公司总裁萨缪尔森在香港签订了股权及技术转让协议。这份协议包括中国重汽控股51%、德国曼公司斥资5.6亿欧元（约60.48亿港元）入股中国重汽25%+1股，同时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将包括整车以及欧Ⅲ、欧Ⅳ和欧Ⅴ发动机等在内的技术，在中国境内授权于中国重汽及相关下属公司。
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按照后来披露的信息，中国重汽与曼公司的合资谈判，始于2008年2月，马纯济再一次让人见识了“姜还是老的辣”。
这个协议对于马纯济和重汽来说，其意义不亚于先前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决议让其破产重组。根据合资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中方从外方引进的曼TGA将放在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公司生产，该公司采用TGA的驾驶室、底盘及发动机技术，生产国产化的TGA中重卡产品；中国重汽在深交所A股上市的卡车股份公司，短期内组合HOWO A7底盘系统和MAN D20、D26发动机，开发新一代提升性卡车，中长期把消化吸收的曼TGA技术应用到重汽自主品牌产品上，提升公司的基础研发平台。
在这样一种发展思路下，于是HOWO A7的升级型产品――汕德卡T7应运而生。作为中国重汽与曼合资的第一款战略产品，该车搭载曼公司最先进的原装D20发动机，发动机使用寿命高达150万公里。
不过，目前汕德卡T7还只是企业高端形象的一种体现，真正批量生产还需时间周期。而按照马纯济的想法，因为曼技术的引进，需要中国重汽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才符合企业自主创新大方向。
“我们是以T7为主，进行技术导入，而真正上批量要等到曼的发动机国产化、对TGA底盘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之后。届时，商用车公司、卡车股份公司、济宁公司的高端卡车产品有可能会共用一个底盘平台，但各自开发生产不同的驾驶室与底盘匹配。”马纯济后来如是说。
此外，对于马纯济和中国重汽来说，产业链的打造同样具备现实重要意义。相比于潍柴集团和北汽福田等企业打造的全系列产业链，重汽在这个环节依然不能掉以轻心。目前，在济南临港开发区，有3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德国采埃孚集团、德国VOS公司和德国大陆汽车集团。这绝对是一个例外，一家中国本土企业吸引了足够多的世界目光，大企业的辐射力在中国重汽身上得到了充分表现。
资本“搅局”
在选择和曼公司牵手的6年之前，马纯济领导下的重汽便与另外一个世界商用车巨头沃尔沃有过一次婚姻。
2003年，沃尔沃卡车与中国重汽合资组建华沃卡车，随后这项目于2004年投产，是国内第一个获批的重卡合资项目。总投资额为16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双方各50%。对于当时的马纯济和中国重汽来说，其力图通过与沃尔沃的合资，找到一个未来发展的技术平台，从而支撑重汽未来发展。但令其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做到了第一次吃螃蟹，但吃的并不顺利。
事实上，自2003年成立以来，华沃公司的运作便一直不顺利。尽管双方对项目不顺各执一词，但有分析指出，合资公司经营不佳、销量低迷以及股东双方矛盾难以解决，是造成济南华沃最终走向解体的主要原因。
在马纯济看来，“沃尔沃虚假国产化，热衷CKD生产方式，实施技术封锁，导致产品成本过高，很难与其他国产重卡产品竞争”则是这个项目走向失败的必然原因。
2005年，华沃重卡仅实现了200多辆的产销量。2006年，由于销量太少，华沃开始全面停产。不过，双方并未正式宣布分手。这一消息，直到中国重汽和曼公司合资协议公开后，沃尔沃集团才正式宣布与中国重汽结束长达6年的“婚姻”煎熬。
这种煎熬对马纯济来说，成为了一种财富，在后来的与曼合资协议的谈判过程中，华沃项目的经历让其决定采用一种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去与曼合作。
在与曼公司最终签署的合资协议中，马纯济和重汽从曼公司那里得到了完整的TGA卡车及其直到符合欧V排放标准的发动机、相关零部件在中国的独家使用权。
而除了获得这些产品的技术转让外，马纯济和重汽还拿到了所有44个发动机部件的释放性文件――这是一家公司在发动机领域最基本、最核心的机密。对于重汽来说，这些文件是重汽自己独立验证和开发发动机的关键性因素。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25%的股权出让给曼公司。但对于马纯济来说，他出售给曼公司的，其实是中国重汽的光辉未来。在拥有了重汽四分之一的股权之后，得益于中国市场的庞大和中国重汽的发展，曼公司藉此同样可以从中国市场获利颇丰。
与此前大多数合资方式不同的是，在与曼公司的合资中，虽然曼获得了中国重汽（香港）25%加一股的股权，但中国重汽在得到曼众多先进的技术的同时还占据着绝对控股地位。对此，有专家指出，中国重汽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战略合作提供了一个有示范意义的案例。
在有了一次失败和一次成功的尝试之后，马纯济领导下的中国重汽，在资本市场上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这一次，马纯济的对手，还是自己的老冤家。
2010年9月底，自当月初山东重工（潍柴母公司）与上汽有关汇众的交易被曝光以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重汽上演了“横刀夺爱”的一幕，将汇众收入旗下。
根据协议，中国重汽将收购上海汇众公司的部分资产，完成收购后本部分资产将投入到中国重汽所属的济宁商用车公司，届时其工装模具及重卡产品系列将得到进一步充实。
此前，在中国重汽出现之前，山东重工一直是上海汇众的“绯闻”对象。山东重工曾派出以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主的项目组，与上海汇众进行评估协商，就在9月初，山东重工内部已经开始洋溢起即将收购成功的喜悦。据报道，当时收购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完成约90%,基本就差双方正式签约了，只剩下最后的报价。
然而就是因为最后价格谈不拢，让中国重汽有了插足的机会，有消息称，中国重汽以高于山东重工500万元的价格将上海汇众收购到手。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指出，虽然汇众的重卡资产并不算优质，但对于重汽来说，搅乱潍柴的布局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
但汇众的得手对于马纯济和中国重汽来说，并不是搅局那么简单。作为重汽优势最为明显的一个区域市场，华东地区在重汽的版图中显得尤为重要。显然，在收购汇众重卡业务之后，中国重汽在这一地区的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
按照规划，对重汽相对紧张的重卡产能来说，汇众重卡被收编之后，其生产基地将被用来继续生产重卡。同时，上海的地理位置也将为重汽节省一些物流成本，并能利用重汽旗下杭州发动机厂进行就近配套。
马纯济显然看得要更为长远一些。“我们将和曼合作推出一个新的高端重卡品牌，根据协议，我们已经将全球200多个国家进行了划分，每个公司在全球划分了100多个国家，两家之间就避免冲突。”这样来看，汇众基地就在上海这个国内对外贸易的桥头堡，对于未来海外出口市场的发展，马纯济已经预先投下一枚棋子。
此外，除了收购汇众外，2010年9月，中国重汽还与福建永安汽车公司签约，将在福建三明市设立商用车公司。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中、重及轻型卡车8万～10万辆的产能。在此之前，中国重汽还通过与成都王牌成立合资公司，完善了在西部市场的布局。
所谓艺术史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艺术史、建构艺术史的一般方法，也就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艺术史和研究艺术史问题。概括地说，艺术史主要解决艺术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艺术史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研究”艺术史的问题。想要在艺术史的研究上有所哭破不外乎三个途径，即新方法、新资料或新结论，而其中最关键。最艰难的就是方法论的建构，因为方法论关系到艺术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本期我们邀请本土学者和“海归”学者共议“艺术史方法论”话题，希望为艺术史的研究开拓出新的路径。
美术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只是近代的事。美术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滕固先生留学日本和德国有着重要关系。根据滕固年表，滕固于1920年留学日本，于1929年-1932年在德国柏林留学，研习美学与美术史。相关报道滕固获得博士学位恐怕难以成为事实，因为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他留学德国的博士论文，也没有看到他着力译介西文美术史的重要著作，但是滕固留学应该是事实。滕固回国后着力译介德国美术史学的观念，后致力于美术史学的组建与人材的培养。滕固先生对美术史学的贡献，其译介主要可从《何谓文化科学》《艺术与科学》《柯洛斯美学上的新学说》和《美术史》等文章中见出。后来用西文美术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史，重要的沦文《唐代壁画考略》和《唐宋绘画史》，以传世作品风格为艺术参照研究美术史，回避文献佐证美术史的方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也影响了我们后来美术史的研究。正是由于他的美术史的启蒙与对美术史教育的投入，中国才开始了真正美术史学的建设。他的《唐宋绘画史》批驳了“南北宗论”，”实际上也是百年来具有发轫之功的第一本中国美术史，把它视为近代中国美术史学的奠基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为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既然美术史是由德语国家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德国美术史学的发展。
美术史学最先在德国发展起来，但西方艺术史的前因是在意大利。吉贝尔蒂(Loren zoGhibertil，1378-1455)写作了《回忆录》，分别介绍了古代的艺术成就和他个人的艺术成就，并将西方艺术史分为三个阶段。这对瓦萨里产生了影响。意大利的瓦萨里(GiorgloVassri，1511-1574)曾写作了《意大利名人传纪》。在书中他介绍了齐马布埃、乔托和米开朗基罗等260多个艺术家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作品，将艺术史分为三个阶段，古典时期、辉煌时期和巨人时期，这如同一个人经历了童年――青年――壮年时期，艺术从开始走向了米开朗基罗的登峰造极，开创了传记体美术史的书写方式，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开创了西方历史性美术史研究艺术史的先河。贝罗里(Giovanni PietroBellori，1615-1696)写作了《当代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列传》，详实地叙述了当时的艺术活动，诠释了古代艺术史的观念，被“誉为17世纪艺术史的《圣经》”。
温克尔曼是最早的美术史学开拓者之一，也被誉为美术史之父。1764年，温克尔曼(JohannWinckelmann，1717-1768)写作了《古代艺术史》。在这本著作照，他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研究风格的演变。他试图通过对艺术作品风格的理解诠释，以促进大家对荚术的理解。温克尔曼认为古代艺术发展有高峰，也有衰落，是一种由兴起到衰落的不断循环发展的过程。文克尔曼说：“希腊人的艺术，有着大量的优秀作品保存下来供我们欣赏和摹仿；这门历史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审慎详尽地研究，这研究不是指出它的不完善的特征，不是在于解释它的艺术虚构，而是在于传授它的本质方面；这种传授不仅可以提供知识的养料，而且可以用来指导实践。…一而研究希腊人的艺术则应该把我们的认识引向统一，引向真理，并以此来作为我们在判断和实践中的指南。”温克尔曼认为美的原则就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认为美术史的研究即要注重自然、地理和社会条件，更要注重社会和政治因素，倡导摹仿古代的作品，加强了艺术史风格的研究。温氏的这一艺术史的理路也对艺术史学家丹纳产生了影响。丹纳的《艺术哲学》是从种族、环境和时代来研究艺术史，但是温氏却改变了这种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从环境、社会和政治等方面来研究美术史，这是一个创造和贡献。温克尔曼在论述埃及艺术史还从“气候”“国家体制”和“管理方式”对艺术的创造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影响希腊艺术发展的直接原因，这就是古代希腊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是一个适合艺术发展的国家。这是西方美术考古风格学的贡献。
德国美术史学的建立与兰克学派有着重要的关系。兰克(LeopoldeVon Ranke)是历史学家，讲究实证来研究历史，当然也包括美术史。法兰茨・库格勒(Franz・Kugler，1800～1858)是兰克的助手，从实证与艺术采风中来研究美术、建筑与雕塑，从而真正建立起了美术史，即研究作品的内在因素，如题材、风格和形式等。他的著作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绘画史手册》(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Malerie seit Constantin dem Grossen，1837)和《艺术史手册》(Handbuch der Kunstgeschichte，1842)。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是库格勒的助手，曾经负责修订库格勒的《艺术史》。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古物指南》是美术史的经典之作，在他看来，美术史、世界史和文化史三者合为一个体系，认为这是人类的精神学科，根据题材和风格研究艺术史，如在讨论建筑时根据建筑的要素、风格、类型和装饰成分来研究艺术史，对绘画主要是根据题材来研究，从而建立美术史学。这些都影响着他的学生，如沃尔夫林、贡布里希和帕诺夫斯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时代，德国还有卡尔・施纳塞(Carl・Schnaase)、马克思・泽姆绕(Max・Semrau)和安托・斯平格尔(Anton・Springer)等重要美术史学家，其成果并未译成中文，所以没有对中国美术史学产生影响。兰克学派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影响，直接改变和影响着近代世界美术史学的发展，当然也对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影响更是直接和明显。
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弟子沃尔夫林、贡布里希和帕诺夫斯基等人的美术史学观与方法影响着20世纪美术史，并使德语世界的艺术史成为一个健全的学科。这主要集中在心理分析和图像学的美术史领域。奥地利的弗洛伊德的从视觉艺术心理角度诠释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艺术，给人许多心理的启示。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提供了美术史研究的新方法。汉堡艺术史家阿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开创了图像学研究美术史的方法。他认为，艺术品是一种象征，艺术家是置于特定语境中生存的，艺术图像的起源、含义和传播可给人一定的明指、实指和暗指的意义，这种方法是打开壁画研究的钥匙。图像学有着众多有成就的美术史家，他们继承了瓦尔堡的学术理路。帕诺夫斯基(Ervin Panofsky，1892-1968)埃德华-温德(Edward Wind，1900-1971)和贡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中帕诺夫斯基的成就最大。他认为图像学首先要研究前图像志，确定题材的基本样式和形式结构；其次研究图像分析，分析艺术家所使用的文本和文献意义不明显之处；再就是分析图像的社会和文化象征意义及图像在不同时空中的演变。所以图像学又称为“视觉解释学”。后来帕诺夫斯基于30年代流亡到美国。1933年，瓦尔堡的助手萨克斯尔把瓦尔堡的私人图书馆从汉堡搬到伦敦，并组建了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这样图像学以德国为中心变为以伦敦为中心。二战期间大批美术史家来到英国和美国，这就使得英语国家的美术史发展起来。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主要是译介英语美术史学著作，所以我们得以了解美术史中西方美术史的发展。这些人的美术史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已为中国学者所熟悉。我们在研究中国美术史时，特别是中国古代美术史时，多参证他们的图像学原理，从而使我们的中国美术史学获得了突破，对中国宗教美术和原始美术多有创新。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我们了解西方美术史学主要是通过英语语系获得西方美术史的译介，而德语的美术史材料并没有直接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我们还没有对德国美术史获得较全面的理解，而从今天世界美术史的发展来看，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影响更大。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已经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于1990年出版，这是一部重要的美术史文献著作。近年来，他的部分历史著作和《希腊文化史》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而他的全集德语版已经快出齐了，相信我们不久会更好地译介他的美术史中文版并出版，从而改进我们的美术史学的建设。
德文美术史有一个专门的名词kunstgeschechte，kunst是艺术家，geschechte是故事，所以kunstgeschechte意思是美术史就是艺术家的故事，而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家心灵的故事。美术史学就是对艺术家故事的诠释。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说：“世上只有‘艺术家’而没有‘艺术’。以前，他们用有颜色的泥巴，在洞窟的岩壁上勾勒出野牛的形状；今天，有人用买来的绘画颜料设计广告海报；在这些之外，他们还做了许多别的事。我们不妨把这一切有关的活动称为‘艺术’。不过要记住：‘艺术’这个字眼，因时间与地点不同，可能代表各种不同的事物；同时也要了解，‘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艺术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幽灵，一个被人盲目崇拜的偶像。”“我们称之为‘艺术品’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奥妙的结晶，只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的产品而已。”因此对美术史的研究，重要的是对美术作品的研究。“人类制造的产品”在各个时代是不同的，这是“各种不同的事物”，因而可以说人类为创造物质而进行的相关活动都是艺术，因为这里包含着人类的心智的创作，这些实际就是物质文化。古往今来，人们试图对物质产品做出理论说明，但都是从一个方面揭示出其中的一些道理，而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类制造作品有许多相关的研究理论。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对这些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素，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载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作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一一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而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于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感情、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者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在这个以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构成的框架上，我想展示各种理论进行比较。为了强调这种构架的人为性，同时使分析更加醒豁，我们可以用一个方便实用的模式来安排这四个坐标。就用三角形吧，把艺术品――阐释的对象摆在中间：
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明显倾向于一个要素。
艾布拉姆斯的理论虽然具有代表性，但是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为了清楚地说明学术研究的发展，我们还得说明美术史在20世纪晚期的发展状况。在英国，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1819-1900)和沃特・佩特(Water・Pater，1834-1894)用美学和鉴赏的方法研究美术史。接受美学创始人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Robert・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Kgang・Iser)都是德国康士坦茨大学的教授，二人将艺术的研究角度重点从作者、文本转向读者，加强艺术的社会历史考察以及文本与读者的具体联系等问题的研究，从读者的接受角度研究艺术史。这些都可列入艾布拉姆斯的“四个坐标内”。但是在20世纪早期，艺术社会学的研究给美术史的研究又带来了新变化。德国美术史家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1903-1983)写作了((艺术学院的历史))，他认为一部艺术史，与其根据风格的变迁来写，还不如根据艺术家与周围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来写。他认为艺术史的范围包括：趣味史、美学理论史、展览史、艺术收藏史、艺术品交易史等。佩夫斯纳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美术史领域的热门课题。他选择了“艺术教育与艺术家的教育”的研究视角，考察艺术学院的演变史。沃尔夫林的学生弗雷德里克・安塔尔(Frederic，Antal，1887-1954)在沿袭老师的艺术风格方法时，将学术视角转向艺术与时代文化、社会环境结合之研究，并写作了《佛罗伦萨绘画及其社会背景》。安塔尔认为绘画内容主要是反映当时人的观念与心态。此外还有阿诺尔・豪泽(Arnold・Hauser，1892-1978)注重艺术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他写作了((艺术社会学史))。正是艺术社会学的发展，突破了美术史学以风格学和形式分析的艺术史学研究框架，并发展了美术史学的新的研究方法。所以20世纪60-70年代 以来，艺术社会学成为美术史学的一个热门课题，以艺术赞助、艺术收藏、艺术管理、艺术市场、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成为美术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贡布里希的《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早期美迪奇家族》是一篇经典性的论文。他认为洛伦佐对美迪奇家族的艺术收藏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艺术收藏、对艺术家的提携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Haskell，1928-2000)写作了《赞助人与画家：关于巴洛克时代意大利艺术与社会的一项研究》，书中以大量的材料指出巴洛克风格不是耶稣教会艺术赞助的结果与体现。麦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Baxandall)于1972年写作《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历》，这是一部影响很大的美术史著作。书中运用大量委托定制合同、赞助人与艺术家的通信，以及绘画与画家之间的原始材料，考察15世纪佛罗伦萨绘画界的经济与思想根源。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是艺术家与赞助人的“社会关系的凝聚物”，赞助人的需要、动机、购买方式、艺术家的制造等是影响艺术生产的最终形式。马丁・沃恩克(Martin・Warnke)写作了《宫廷艺术家：论近代艺术家的起源》研究宫廷艺术家的成长与艺术创作。1998年，乔亚娜・伍德――马尔斯顿(JoannaWoods-Marsden)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肖像：身份的视觉建构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一书，凯瑟林・布朗(Ketherine・Brown)撰写了《画家的反思：文艺复兴艺术中的身份塑造》一书，这些学者力图揭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深受当时艺术观念影响的现象，同时通过艺术方式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形象。20世纪80年代，美术史学出现了新史学的建设。这主要表现在以女权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方法研究艺术史。近年来还出现了将艺术作为视觉文化的艺术史学观。马尔科姆・巴纳德写作了《艺术、设计和视觉文化》，分析社会制度、文化生产者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对视觉文化的影响。何为视觉文化呢？马尔科姆・巴纳德说：“在视觉文化中它所指的不仅是视觉经历和社会阶级得以形成的制度或组织结构、物品、习惯做法等等，而且还是那些物品、习惯做法等建立那种经历和制度的历史和社会进程。”“如果按照视觉文化的观点，这些机构还应包括画廊、美术馆、博物馆、时装屋、广告公司、电影公司等等。”美术史家克拉克视觉文化理论对“艺术合作和接受的首要条件――赞助、销售、批评和舆论”予以研究。21世纪是一个传媒的时代，所以赞助、销售、批评和舆论将成为艺术史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而这些是受社会阶层结构所影响的。这样看来，美术史学的框架就发生了改变，可以用下图说明。
这六个要素组成了当代艺术史学的基本方面，而赞助与销售是市场的因素，而批评和舆论则是传媒的因素。这两个方面则是当代美术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时我们的研究侧重一个方面，从而细化了美术史学的研究，推动着艺术史学的发展，而实际上，这些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之间是交互的。正是由于传媒和市场对艺术的推动，艺术作品体现出商品与艺术相结合的特征，所以把艺术品看做审美的表现传统理论在今天是行不通的。如《蒙娜丽莎》是艺术名作，但是它已经是法国享誉世界、家喻户晓的名片。法国人通过不同的渠道成功地在世界各地宣传这个名画，这幅画作深深地吸引着世界的游人。人们到巴黎观光都想看这幅名画，人们到法国后最有印象的就是观赏到了这幅作品。法国人从中获得了数以百亿欧元的收入。《蒙娜丽莎》是法国的名片，而不再是单一的艺术品。所以传媒和市场是当代艺术史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这是西方美术史学发展的大体路经。
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古国，自古就有对美术史的研究与总结。就艺术史迹而言，我们所能看到的美术史材料主要是宋代之后的美术作品，而宋以前的艺术作品主要是靠发掘报告而展开的研究。古代艺术家已经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文化遗迹，只能按现在我们的理解来读解，以己推物，这种研究也只是一个近似的理解。从中外美术史的发展来看，人们对美术的理解是一个发展。艺术是从实用、象征、写实到心灵的意味，每一个时代的艺术有着特定的形式，而且艺术的形式又是多样的、丰富的。艺术是心灵的创造，是心灵的现实，但是心灵的世界是难以求证的，只能根据图像来证实。所以，我们对美术的研究也必须是发展的，以多途径，多元化来进行，由此尽可能地还原艺术故事的本来意义。
中国先秦古代文献对美术的论述主要是先秦的诸子文献。阮璞先生说“在晋宋以前，没有画学专著，画论资料只是散见于经、史、子书及诗人杂著，吉光片羽，亦能给人以重要依据。”葛路先生说：“诸子论美术有两个特点，一是评论者不是专搞美术的，大部分是各立其说的哲学家，这与以后的魏晋时代不同。魏晋是一些画家一方面画画，一方面发表意见。二是从论及的内容看，诸子本意不在美术，往往用美术作例子说明或比喻其学术观点，当然也有专谈美术的，但为数不多。诸子论美术的价值何在呢？尽管他们原意不在谈美术，议论也只是片言只语，东鳞西爪，但提出了一些问题：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即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即怎样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问题；艺术创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作品的关系问题等等。他们对这些问题的阐述虽不详尽，但毕竟提出来了。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诸子的美术理论，起了先驱和拓荒作用。有了这一基础，才可能产生魏晋以后的比较系统的美术理论。还要看到，有些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其价值就在这里，故应予重视、研究。”
《左传》记载：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商代就有精美的青铜器，青铜器的图像目的是“使民知神奸”，这是说明造型的社会功能。
《论语》讲“绘事后素”，讲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子夏问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日：“绘事后素。”日：“礼后乎？”子日：“起予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描写女子长得美丽，眼睛顾盼媚人。这是《诗经・魏风・硕人》中的句子，并不谈绘画。“绘事后素”是讲在白色底子上涂上颜色。子夏提的这两个问题是谈诗与画。孔子讲卜商的提问启发了我，我们可以砌磋诗艺了。孔子谈论一切，都是以礼为尺度，礼是一切社会典章制度的总和。所以“绘事后素”是讲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都要完美。《考工记》记载“设色之功”，也谈绘画中色彩与内容的关系。
《庄子》记录画师作画时“解衣般礴”的情景，此为真正艺术创作。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这是一篇描写画师受命作画的故事，表达了庄子的艺术自由思想。“解衣般礴”意思是脱衣箕踞。古人坐态或者是彬彬有礼，先跪下，脚掌立起来，屁股坐在足后跟上，上身立起；或者是箕踞，是一种不恭敬的坐法。庄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惠施凭吊，见而愤然离去。这本是一个事件的描写，但是从中人们发现，庄子是在表达作画或者创作是一种自由的活动，不要墨守礼法，只有思想不受到箝制，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韩非子》讲画笑技艺神奇，讲画人难画鬼魅易；还谈到雕塑。“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日：‘画孰最难者？’日：‘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日：‘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外储说》)
这则故事说明绘画是要表现现实，犬马是生活中所见之物，要表现就要有一个参照的标准，必须忠实于生活物象；而鬼魅则是未见之物，则没有对照物可为依据，可以随意而作，就容易。这就是说艺术要以摹仿现实的。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亦然，为其后可复者也，则事寡败矣。(《说林下》)。
雕塑在中国美术史的源头很早，但是我们所见到都是无名氏的作品，再加上早期的艺术活动者隶属于工匠，所以我们很难看到诸子文献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韩非子在这里讲雕刻制作工艺中要注意的方法，但并不是专门论述雕塑之道理，而是通过这来讲做事要全盘考虑，办事要留余地。东汉王延寿讲：“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乏丹青。”陆机说：“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大于画。”从王廷寿和陆机之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先秦文献对美术的论述中，美术并不为社会所重视，也难怪李方膺说“以画为业则贱，以画自娱则贵。”陆氏提出绘画与诗书同论，强调绘画的地位，也认识到绘画的特点与作用，是文艺所不可替代的。这如同曹丕《典论・论文》一样，具有历史意义。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突出文学的社会功用，具有深远的意义。先秦美术文献的研究是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学的开始，但是在此我们也要注意方法。王世襄先生说：“史事陈迹，远而难稽，疑古之态度，纵不妨有，但言画论，又未可不自此始也。”
自晋而降，人物山水滋长，这时期才出现了真正的画史述作。顾恺之是东晋最负盛名的画家，谢安说“有苍生以来所无”。他的画论著作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和((画云台山记》，这些都载于《历代名画记》。王世襄先生说：“真正之画论，换言之，即确为对画而发者，当自晋顾恺之之始。就其《论画》一篇，评各家之辞句中，可代其拈出论画所注视之各点，而此固后日谢赫六法之先导也。”《魏晋胜流画赞》是顾恺之对魏晋名流画家曹不兴、卫协、戴逵等人的画作的评论，评其优劣短长。《画云台山记))是一篇创作文稿。“《画云台山记》之叙述文字，亦属难能可贵。吾人于画论史方面观之，不妨谓人物画论至长康而成立，山水画论至长康而萌始。”在《晋书》的《顾恺之传》和《世说新语))等书中还录有顾恺之的一些画语。他是一位诗、乐和画兼备的艺术家，被誉为三绝，才绝、画绝和痴绝。他评绍兴山川之美时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赞美江南风光。顾氏在寺壁画一维摩诘像，光照一寺，观者众，得钱百万。顾恺之的画论主要是对人物画和肖像画而提出自己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明确提出传神论。他认为传神的得失事关人物优劣，所以传神是评画人物画的一个标准。第二，提出“以形写神”，即是通过人物形象来反映精神性格。第三，认识到艺术创作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第四，提出艺术创作中想象力的重要性，这就是“迁想妙得”。
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美术史更重视艺术规律、品鉴和美术史的编录，并自觉形成了中国画学的体系，进入了美术史学的自觉时期，这里既有个人所著录，亦出现了国家编定美术史学的著录。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绘画“六法”，泽滋后学。所以“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六法”成为评定绘画好坏的标准，书中还品评了27位画家，并按六个等级作出评定。陈代姚最的《续画品》、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法书要录》、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李嗣真的《画品录》、张怀的《画断》、刘道醇的《圣朝名画录》、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五代荆浩的《笔法论》、米芾的《画史》、莫是龙的《画说》、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康熙年间的《佩文斋书画谱》、石涛的《画语录》、张庚的《国朝画徵录》等等，都对绘画创作进行了总结，这些成为我们研究山水画发展的重要文献，从中我们可以求证山水画发展的规律。《历代名画记》是一部编录体的通史性美术史学著作，录有画人传，兼有品评和叙述，探讨了绘画的起源、功能、评定标准，继承与发展问题，绘画的时代性、地域性和艺术表现方式等。《续画品》评论湘东殿下等20个画家。张怀瑾的《画断》中提出了“神、妙、能”概念。五代荆浩在《笔法论》提出“六要”与“二病”即气、韵、思、景、笔和墨与有形病和无形病。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提出了“气韵非师”与板、刻和结三病。刘道醇在《圣朝名画录》提出了“六要”与“六长”。董其昌提出了“南北宗”等。康熙年间的《佩文斋书画谱》是国家主持编纂的美术史书籍。这些说明我们的美术史学既注重艺术规律(以艺术标准与品评论画)同时又讲究从艺术风格来研究地域绘画，一种绘画风格必有所宗并最终形成一个流派。
自近代以来，中国美术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美术考古的学术成果，二是近代欧美的美术史学研究方法被引入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之中，我们出现了一些有着建设性的学术著作。美术史著作方面，陈师曾于1926年在山东济南翰墨缘出版了《中国绘画史》，郑午昌于1929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画学全史》，被誉为“独出心裁，自出心眼，纲举目张，本原俱在”的美术史力作。1926年，滕固出版了《中国绘画小史》，并于1933年出版了《唐宋绘画史》。俞剑华出版了《中国绘画史》等。中国美术史学进入了一个建设与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美术史学进入了昌明盛世，王伯敏出版了《中国绘画通史》，并主编了《中国美术通史》。陈传席出版了《中国山水画史》，这是一部山水画的重要著作。这些主要是美术史编纂，但同时也有着独特的建树。阮璞先生出版了《画 学丛证》《中国画史论辨》《画学十讲》和《画学续证》。他在中国画论方面做出了惊人的成绩，采用的方法是文献与考据相结合，对美术史和画史公案做出了新的学术探索。王世襄的《中国画论研究》也是一部美术史学的重要著作，他运用现代艺术理论来研究中国画论，有着不少新的创获。葛路的《中国画论史》和《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将中国古代画论进行了体系化的探索，也给人以新的启发。不过国内学者的美术史研究方法主要还是文献、考据、资料、作品的真伪鉴定和艺术价值评估等。这种研究方式可用图例说明。
19至20世纪，海外中国美术史学推动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建设。李铸晋的《中国现代绘画史》一改以经典美术作品为主之写史方法，而是以个人收藏资料来写美术史，将美术史予以新的解读。美国学者研究石涛则从艺术赞助的角度来研究清初绘画中的现代性，将艺术赞助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传统美术史学，这也是一个新的路子。巫鸿的《武梁祠》《礼仪中的美术史》《美术史十讲》等采用图像学理论来探讨中国古代美术，从新美术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给中国美术史学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样，姜伯勤的《中国袄教艺术史》也吸收了图像学的理论研究墓室壁画，推进和深化了中国宗教美术的研究。美国学者高居翰撰写了《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和《气势憾人》等著作。他说：“我毕竟还是罗樾指导下的学生，所以在研究的方法上，仍以画家生平结合画作题材，并考虑其风格作为根基。至于风格的研究，则是探讨画家个人的风格，以及从较大的层面来探讨各风格传统或宗派的发展脉络，乃至于各个时代的风格断代等等。……注意到以地方派别来分类艺术家的重要性、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分野的繁杂性，以及在明代画家的社会地位与其画作题材和风格之间，我看到了一些明确的相关性。……艺术家因其生活模式而展现出某些特征，同样地，其在绘画作品之中，也会展现出一套仿佛是与之相对应的风格特征。”高氏从艺术家的社会“生活模式”来研究美术史，将社会学的艺术史方法引入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给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一些有益的启示。方闻的《心印》，对书画的风格与结构研究，从大文化背景中来讨论中国美术，也值得一读。
从中外美术史学的发展沿革中，我们发现美术史学和美术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术史的研究久长，而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则相对较短。无论东西方美术，特别是公元3-4世纪之前的美术，主要是靠发掘材料来研究，更多是无名的艺术作品，这些因受制于一定的艺术社会功能作用而发展的，也因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与艺术制作方法而产生。西方是神学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明，而中国是礼教、儒学和道学的文明。进入20世纪后，中外美术史学产生了互动，美术的概念扩大了，美术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从文献、考据、品评、艺术家的研究视野发展到艺术的整个生产机制。这一点巫鸿也有同感。他说：“欧洲传统美术史研究以绘画和雕塑为大宗，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主义学派受进化论解释模式的影响，把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演变，以及艺术家对美与完善的追求作为研究和说明的主要对象，但是这种学术取向在近二三十年受到新一代美术史家的不断批评，而最有力的挑战则是来自美术史学史，即对美术史自身发展过程的审视。一些学者相当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学科的不断变化着的内涵――包括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对材料的分类和所采用的分析模式――实际上都是不同时期与地区的特定历史现象，和该时期与地区的文化、政治、社会及意识形态密切联系。根据这种理解，甚至‘美术’和‘艺术家’这些基本概念也都必然是特定时期的发明，美术史学科的产生又是奠基于这些概念上的进一步发展。把这个理论拿到中国历史中检验一下，我们大致可以说，为观赏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和创作这类作品的艺术家均出现于魏晋；在此之前的青铜、玉器和画像等作品首先是为礼仪和实用而制作的，其作者则大多是无名工匠。虽然这些作品在晚近历史中获得了重要的商业和美术价值，但这些价值均为后代的附加和转化。这种把美术史‘历史化’的努力可以被看成是对传统美术史的解构，但其结果却没有导致这门学科的消失或缩小，而是出乎意料地引起了它的迅速膨胀。换言之，新一代的学者们并没有退入被重新定义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缩小范围，而是把更大量的‘非美术’视觉材料纳入以往美术史的神圣场地，其结果是任何与形象有关的现象――甚至是日常服饰和商业广告――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对象。以我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为例，目前的十几名教授中只有一两位仍然继续专攻往日美术史中赫赫有名的大师和杰作，其他人的研究则是包罗万象，从教堂仪式和朝圣者的经验，到光学仪器的发明所引起的视觉行为的变化，从早期电影与游乐场中活动布景的关系，到美术馆陈列方式所引起的绘画风格的改变，从书籍、图片以至钞票的印刷，到文人、艺术家、商人、官僚组织的沙龙，从欧洲中世纪绘画中花草的医学价值，到现代法院建筑的权威形象。这些研究题目不再来源于传统的艺术分类，对它们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更广泛的人文、社会及政治问题的兴趣。因为这些题目从本质上说来必然是‘跨学科’的，其长处在于不断和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互动，对美术史以外的研究领域提供材料和施加影响，但是对学科的跨越也必然造成美术史本身的危机。……‘美术史’这个名词变得越来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含义。”
巫鸿的这种学术视野告诉我们，中国美术史学与美术史已经进入了“多元化”的互动，一方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传统美术史学观，吸收新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研究每一个门类画种的具体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化美术史学的研究，更清楚地认识美术。事实上，我们老一辈美术工作者早已注意这方面的工作。沈从文先生说：“讲美术史的，且有人除了永远对‘字画同源’发生浓厚兴味，津津于绘画中笔墨而外，其余都少注意。谈写生花鸟画只限于边鸾、黄荃，不明白唐代起始在工艺上的普遍反映。谈山水画只限于王、李、荆、关、董、巨，不明白汉代起始在金银器物上、漆器上、丝绸上、砖瓦陶瓷上，和在各处墙壁上，还留下一大堆玩意儿，都直接影响到后来发展。谈六法中的气韵生动，非引用这些材料就说不透。谈水墨画的，更不明白和五代以来造纸制墨材料技术上的相关材料技术上的关系密切，而晕染技法间接和唐代印染织物又相关。更加疏忽处是除字画外，别的真正出于万千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工艺美术的伟大成就，不是不知如何提起，就是浮光掠影地一笔带过。只近于到不得已时应景似的找几个插图。这样把自己束缚在一种狭小孤立范围中进行研究，缺少眼光四注的热情和全面整 体的观念，论断的基础就不稳。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发现真理，自然不免等于是用手掌大的网子从海中捞鱼，纵偶然碰中了鱼群，还是捞不起来。”
受沈从文先生的学术影响，牛克诚在《色彩的中国绘画》中研究中国绘画时加强了对绘画工具、媒材的研究，从绘画材质方面入手，探讨绘画风格的发展，对中国绘画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
美术史学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也必须与整个美术史和美术史学的研究视野相互动，或者说把它放在当代美术史学的发展体系中来理解，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与把握中国美术史学的传承与发展、中国美术史学的传承与演变。
注释：
[1]沈宁编《滕固艺术文集・导言，滕固与近代美术史学》第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第1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
[3]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第15页，台湾联经出版社2005年版。
[4]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第32页，台湾联经出版社2005年版。
[5]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6]马尔科姆-巴纳德《艺术、设计和视觉文化》第10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7]马尔科姆・巴纳德《艺术、设计和视觉文化》第50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8]马尔科姆・巴纳德《艺术、设计和视觉文化》第44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9]阮璞《画学十讲》第1册，第52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10]葛路《中国画论史》第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12]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上册第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上册第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高居翰《山外山》第1～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15]巫鸿：《美术吏十讲》第5～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关键词：法律行为理性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罗马法学派日尔曼法学派理解与意义
人们对逻辑的渴慕，把法学变成了数学，这不仅是错误的认识，而且还会误解法律。生活不因概念而存在，相反，概念因生活而存在。有权存在的，不是逻辑，而是生活、社会关系的需求以及对正义的感知；逻辑的可能或不可能都不是物质的。
-----耶林「1
一问题及其限定
一个比较法上的争议问题
“法律行为”（Rechtgeschaefte）一词是德国学者创造的法律术语。在英美法中找不到相应的词语。「2法律行为理论在大陆民法的位置极其显赫。它被誉为“民法规则理论化之象征”；「3“大陆法系民法学中辉煌的成就（theproudestachievement）”。「4庞德也指出，在罗马法中，决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媒介是“行为”。在大陆法系，这种“行为”主要是指法律行为。而在英美法，决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是“关系”。「5
如此重要的一个制度，在部分学者那里却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这里以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导论》第2卷为例。在这本书中，他们猛烈地批判了法律行为制度：
学者贡献的法律行为原理的作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在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中，所有的交易只有一项因素是共同的，即“表示”（declaration）。但是，用法律行为来囊括所有的意思表示，这些意思表示是与物权移转行为（realacts）（比如德国法上的动产交易）、双务（synallagmatic）合同、财产让与行为、影响家庭身份的行为、有法律效力的单方意思表示联系在一起的，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是概括不了的（overstrained）。……学习德国法的外国学生可能首先就要问：这些不同层次的抽象化之间的差别是不是真的必要。如果不诉诸如此一个整全的特别概念，是不是就不能处理相关材料、叙述相关规则了呢？有必要把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合同和要约（合同的组成部分）区分开吗？……用比较法上的功能方法看，法律行为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法律行为”是德国法上的一个人为概念。它虽然有阐释和体系化价值，但作为一个认知工具（aperceptualtool），它对于私法的社会秩序而言，并不是非常有用。「6
德国法学家乌拉沙克（Wlassak）也意识到，法律行为是一个“真正的灰色理论的产物”（richtigesGeschoepf）。著名民法学家弗卢姆也赞同这种观点。「7
从立法上看，除了英美法系国家外，很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也没有规定法律行为制度。同为德国法系的奥地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就没有规定。其他地区如法国民法典、拉美国家的民法典、荷兰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等都没有规定法律行为。这些法典基本上采取用合同制度代替法律行为制度的立法技术。
在我国，也一直有关于法律行为这一制度的存废之争。据江平先生介绍，在《民法通则》的起草过程中，对采用不采用民事法律行为也有争议。反对的人认为，英美、法国没有法律行为，“日子过得也比较好”，德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抽象，难为一般人理解。但最终《民法通则》还是接受了这一概念和制度。「8在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在拟定民法典的草案时，关于是否规定法律行为，也出现了争议。
问题及其限定
本文的问题是从前文关于法律行为必要性的争议之中引发的。本文并不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民法学或者民法典是否需要法律行为，而是讨论何以当时的德国法学家会从大量的法律素材中提炼出“法律行为”这一抽象概念，这种抽象概念的提取与当时德国主流的法学方法有何种关系，以说明在当时的德国，产生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是否有某种必然性。为此，我将首先通过知识考古学分析，讨论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并通过对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语义学分析，揭示法律行为这一术语的独特性。其次，我将结合在法律行为概念出现时的主流法学方法论，讨论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与当时的法学思潮的关系，并分析产生法律行为概念的两种看似矛盾的方法，是如何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的。
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在大陆法系各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我国，民法学者基本上都接受了德国法中的法律行为理论和制度（建国后是通过原苏联接受的），《民法通则》也直接继受了德国法的立法实践。对于法律行为，我国民法学界以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在逻辑上的妥当性。这种争议的实质还是在于，是否要全面继受德国法中法律行为的制度。我的目的在于，考察德国法中产生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时的社会/政治以及学术背景，揭示这一概念在德国产生的某种必然性，我的切入点是当时的法学方法。我将指出，即使这一概念和制度的价值在今天看起来并不大，在当时的德国出现这一概念是有其合理性的。
二、法律行为概念在德国法上的源起
法律行为概念的起源
弗卢姆指出，罗马法学家仅仅认识到具体的法律行为，而并没有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在18世纪，“法律行为”还没有统一的表述方式，在法律文献中，人们既用拉丁文表示，也用德文表述，直到18世纪末期，Rechtgeschafte一词才确立。「9
在德国启蒙时期，法学家丹尼尔。奈特尔布莱特（DanielNettblandt，1719-1791），在1748年的著作中借用过拉丁文actusiuridus（可译为法律行为）和delaratovoluntatis（自愿表示），表示自愿追求法律效果的行为。他甚至将actusiuridus定义为“设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10但是，第一次使用这一术语的是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古斯塔夫。胡果（GustavHugo）。在《日尔曼的普通法》（1805年）一书中，他使用了Rechtgeschaeft一词代替罗马法中的“适法行为”（negoziogiuridico）。但是法律行为一词的真正创始人实际上是海瑟（Heise），在1807年的《供学说汇篡教程所用的普通民法体系概论》（GrundrisseinesSyestemsdesgemeinenZivilrechtszumBerhufvonPandekten-Vorlesungen）一书中，他使用了Rechtgeschaeft一词，海瑟的老师胡果（也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指出，“在整个法学史中，没有其他一部作品象这部作品一样，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11在该书中，海瑟提供了一个划分十分严格的目录。第一卷是“总则学说”，紧接着“权利”（Rechts）的是“行为”（Handlungen）。在“行为”下，有“意思表示”一章。该章中有“法律行为专论”。“意思表示”是相对于“侵权行为”（unerlaubtenHandlung）使用的。「12该书第六章详细地讨论了法律行为的一般意义、类型和构成条件，使其成为一般术语。其结构是：
第六章关于行为
1.行为的一般规则
（1）关于意思的确定
……
（3）关于意思的表示
2.关于法律行为「13
海瑟第一次揭示了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属性。这里所谓的意思表示，不是生活中普通的意思表示，而是追求私法效果的意欲意思，即法效意思。之后，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第三卷将法律行为理论进一步精致化，对海瑟所揭示的意思表示这一本质部分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发展。1794年制定的普鲁士普通邦法（AllgemeinesLandrechtfuerdiePreussischenStaaten）采用了这一概念，它规定了“行为”，但不是“法律行为”。同时它还采取了“意思表示”这一概念。1863年的《萨克森王国民法典》（BuergerlichesGesetzbuchfuerdasKoenigreichSachsen）采用了“法律行为”这一概念，该法第88条规定：“如某行为与法律要求相符，旨在设定、废止、变更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即为法律行为”。这是法典对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以及制度的首次承认。
“意思表示”是与“法律行为”密切相关的法律术语，它与“法律行为”几乎同时出现，也是德国民法的核心概念之一。格劳秀斯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deiurebelliacpacis）》中继承了传统罗马法的“诺言”所表达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18世纪末期法学的发展。「14之后，在18世纪，沃尔夫（ChristianWolff）首次提出并阐述了意思表示这一概念。在十九世纪，它成为德国
法理论中的基本概念。「15后来，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将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作为同义语使用。为了与奥地利民法典的用语有所区别，普鲁士普通邦法开始使用了“意思表示”这一概念（该法第1章第4节）。至此，“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的概念终于在法律中形成。
法律行为的语用学考察
“法律行为”的德语是Rechtsgeschaeft.这是一个组合词，它由“法律”（Recht）和“行为”（Geschaeft）这两个词合成。中间加了一个连词符s.
法律行为中的“行为”一词，在海瑟的著作里使用的是“Handlungen”。「16而在德文中，表示行为最常见的词语也是Handlungen.格尔哈德。瓦瑞格的《德语辞典》中揭示“Geschaft”的意思是“zweckgebundensBeschaetigung，Taetikeit，Arbeit，Gewerbe，BerufErgebnis，AbschlusseinermitGeldverbundenen，Taetigkeit，Handel，Absartz，Verkaufen，Aufgabe，Auftrag；Verkaufsstell，Gewerbeuternehmen.”「17另一本《英德德英辞典》则把“Geschaeft”解释为“shop”和“business”。「18而在德文中，侵权行为使用的是unerlaubtenHandlungen一词。可见，在德文中，“Geschaft”一词主要是指交易，并不是一个关于“行为”最为常用的词。
在德文中，表示“法律行为”的另外一个词语是“Rechtshandlung.”但是，弗卢姆是在与事实行为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的，认为它是“与法律行为相对应的概念”，Rechtshandlung一共包括三种：事实行为（Relakte），通知（Mittelungen），原宥（Verzeihung）。「19另外，在德语中，Rechtshandlung一词还有“法律中的行为”的意思，即法律调整的所有行为的总称。
可见，Rechtsgeschaeft一词仅仅用来表示通常所说的法律行为。之所以使用“Rechtseschaft”一词，是法学上出于区分生活中的行为而创造的一个词语。在德国民法理论和民法典中，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法律家德语”，比如unterLebenden（intervivos，生前行为），“vonTodeswegen”（moritiscausa，死因行为）、ehelicheLenbensgemeinschaft（婚姻共同体）等。正是这些法律术语的使用，使德国民法典才得以建构起来
在萨维尼那里，法律行为的定义是：“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20这一定义为后来的民法学家所接受。如拉伦兹和沃尔夫认为，法律行为是指“以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为目的的，促成个人私法关系变动的单个人或者多数人的单个或多个有内在关联的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追求发生私法上的效果，改变或者引起具体的法律关系。每一个人都通过法律行为，与其他人发生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住所产生法律效果，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规定，而是首先因为当事人意欲如此。”「21可见，在德国民法学中，法律行为的界定因素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的表意行为的存在；二是当事人的表意行为的目的是要发生私法上的法律效果。顺便指出，德国法学对家法律行为的这种界定，是德国法认定物权行为独立性一个前提，也是德国法将买卖合同中的履行行为不解释为买卖合同的结果（一个事实行为），而是解释为独立的物权行为（一个法律行为）的前提。
三、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理性法学派的体系方法
法学中出现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基本上是理性法学派（Vernuftrecht）的贡献，它与潘德克顿学派的出现有密切关系。「22理性法学派通过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的抽象得出了这一概念。潘德克顿体系从具体的物权、债权、家庭法和继承法中抽象出了一般性私法（gesamtePrivatrecht），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确立了一个总则，而总则中最重要的学说是关于法律行为的学说。从法学方法上看，法律行为概念的出现与德国当时的理性法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理性法学派法学方法的使用必然会在民法学中形成法律行为这一概念。
理性法学派形成的背景
理性法学派实际上是启蒙运动在法律领域内推进的产物。它的核心观念和方法与当时德国的启蒙思想基本一致，不过是将这种更为抽象的思想具体化了而已。
一般认为，就智识方面而言，启蒙的中心是在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激发下，寻求知识确定性的努力。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莱布尼兹的把逻辑“当作形而上学的基础”等。因为启蒙运动，按照韦伯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对世界所做的“怯魅”（disenchantment/Entzauber）。所谓“魅”，可以理解为一切不能够被实证的东西，本来经受理性检验的一切，比如宗教、传统的价值观念等。在经过理性的过滤后，科学成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在启蒙时代，一切现存的事物都必须经“理性的法庭”（恩格斯语）的审问，才能够决定自己存废的命运。
所以，卡西勒指出，启蒙精神是一种实证精神、推理精神和分析精神。「23启蒙哲学发展了源自希腊的科学精神。理性作为一种科学形态，逻辑、数学和物理等是其典型形式，特别是逻辑，它使得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和科学体系的创立成为可能。启蒙时期的这种观念无疑是受了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使自然科学成为人类知识的典范，也使得所谓的“物理学帝国主义”成为可能。而且，思想家产生了一种类似性的联想，即在人事和社会生活领域，必然也受抽象而普遍的规律或法则制约或决定。因此，人们逐渐形成了重视规律、重视普遍，重视客观与利益，相信科学与理性，并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的新型世界观。
自然科学模式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牛顿认为，几何学精神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就是以此风格写的，所有理论均以“公则”、“命题”、“证明”、“附释”的形式展开。斯宾诺莎本人即是一位决定论者，他的一个著名命题是：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决定。
而且，在理性法学派兴起时的十八世纪，哲学已经不再主张从先赋理性出发，而是要求理性活生生地运用在经验材料中，得出一般原理。因此，人们求助于牛顿的“哲学思维准则”，而不是笛卡尔的《方法论》。伏尔泰也说：“决不要制造假设；决不要说：让我们先创造一些原理，然后用这些原理去解释一切。应该说，让我们精确地分析事物。……没有数学的指南或物理学的火炬引路，我们就绝不可能前进一步。”「24所以，卡西尔指出，17、18世纪的哲学都追求“体系精神”（espritsystématique），但17世纪和18世纪的哲学是有区别的。17世纪的哲学更偏向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采取证明和演绎方法，即从一般的原理、概念和公理出发，推导出关于具体的知识。18世纪的哲学则采取了几乎相反的路径。这种观念在德国启蒙哲学中也有突出表现。「25
理性主义法学派的观念和基本方法
德国启蒙运动有一个悠久的传统。「26完成德国启蒙理念大众化的是百科全书式哲学家沃尔夫。启蒙时代按照自然科学的典范来研究社会科学的传统在德国也被广泛接受，斯宾诺莎最终促成了社会科学的数学化。后来，沃尔夫继承并推广了莱布尼茨哲学体系。「27沃尔夫受到了黑格尔极高的评价，黑格尔高度赞扬他“方法的严谨性”，并称他为“德国的启蒙老师”，沃尔夫在德国的影响很大，他及其学生组成了一个“沃尔夫学派”。他的学生在各个领域都致力于推进理性法的方法。如1735年，沃尔夫的学生、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登首次提出要建立一门指导低级认识能力的科学。低级认识能力是指来自于人的感性认识能力，包括感受、想象、虚构以及一切含混的感觉和情感。他沿用希腊哲学家对“可感知的事物”和“可理解的事物”的区分，指出“可理解的事物”通过高级认识能力把握，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可感知的事物”则借助于低级认识能力，是“感性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莱布尼兹就强调，一般科学（scientiageneralis）必须随着一般性特征（characteristicageneralis）才能够发展起来。「28
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学说对当时德国社会有深远的影响。理性法体系虽然是由普芬道夫开创的，但沃尔夫完成了这一体系的理论化。沃尔夫进一步将其推进到法学，建立了几何学法学方法。“无论是医生、法律家、传教士或外交官，甚至社交界的淑女们，都把‘言必称沃尔夫’作为时尚。”「29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德国逐渐形成德国的理性法运动（Vernuftrecht）。
沃尔夫等人倡导以几何学的方法研究法学，找到法律大厦的理论基石。他发表了九卷著作：“以科学方法探讨自然法”（Jusnaturaemethodoscientificapetrachtatum）。「30维阿克尔表述了沃尔夫的法学研究风格：
对从定理直至细小的全部自然法命题都做了毫无疏漏的论述，由此，他坚决排除了各种归纳性的和经验性的要素，从而使每一个命题都成为从各种终极性的高级概念出发、经过最为严密的推理程序得出的，并进而通过排除得到逻辑结果（logischeSchulussfolgerungen），即排除命题中的矛盾之处，使其（体系）具有几何学证明一样的严密性。「31
新主帅，新气象
德甲联赛中超级明星不多，在这个以战术纪律闻名的国家里，教练才是真正的主角，新赛季更是如此。上赛季的四强拜仁、不来梅、沙尔克04和汉堡，除不来梅队外都更换了主帅：拜仁和克林斯曼就执教达成了一致，沙尔克请来了荷兰少帅吕滕，汉堡的新帅是另一位荷兰人约尔。强队集体换帅，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德甲是首次出现，就是在欧洲足球的历史上也十分罕见。
克林斯曼强势入主拜仁，令他成为整个德甲夏季备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毕竟，双方之前的关系并不和睦，克林斯曼在执教国家队期间撤销了卡恩的国家队队长职务和主力位置，赶走了守门员教练迈尔，这些都曾引起拜仁高层的不满。
不过，当希斯菲尔德无法带领球队更进一步时，进行一次彻底的改变成了拜仁唯一的选择。克林斯曼在国家队中所做的一切，恰恰是现在的拜仁所需要的，因此他们作出了这个有些冒险的决定。克林斯曼也确实给拜仁带来了改变，他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教练组，请来了运动学专业人士，并说服俱乐部投资1800万欧元，建造了更现代化的训练中心。同时，他还要求球员们的训练时间要维持在八小时以上，这些举措赢得了球员们的欢迎。尽管在热身赛上表现平平，但是克林斯曼依然信心十足。在克林斯曼44岁生日之时，他在俱乐部的官方网站上向球迷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我不能保证这些改变会在这个赛季立刻为我们带来大耳朵杯，但它迟早会是我们的。”
除了克林斯曼外，其他两位新主帅也来头不小。沙尔克04的吕滕是荷兰新生代教练中的佼佼者，他执教特温特队仅两个赛季，就将这支中游球队带进了欧洲冠军联赛。吕滕崇尚进攻，非常重视战术纪律，在德甲执教多年的史蒂文斯非常看重他的这位同乡，曾向汉堡队极力推荐，却被沙尔克抢了先机。沙尔克04俱乐部经理米勒透露：“吕滕制订了非常完整的计划，我们相信他能成功。”汉堡请来的是另一位荷兰主帅约尔，他在荷兰和英格兰都很受欢迎，两位荷兰教练都能说流利的德语，交流沟通完全不是问题。
勒沃库森和多特蒙德队也炒了主教练。前者请来了没有甲级联赛执教经验的拉巴迪亚，他在乙级球队菲尔特的工作非常成功，赢得了德国足坛的肯定。多特蒙德的新帅克洛普则是德国最著名的“学院派”，世界杯和欧洲杯期间担任电视转播嘉宾的他，以精准的分析赢得了“荧屏上的国家队主帅”的美誉，他执掌多特蒙德之后更强调进攻，并在超级杯上以2∶1击败了拜仁，赢得新赛季首冠。这两支德甲老牌强队都可能成为改变新赛季格局的中生力量。
值得关注的还有沙夫，作为目前德甲最“长寿”的主教练，今年将是他执教不来梅队的第11个赛季。升班马科隆队的主教练道姆是久违的面孔，这位当年差一点就入主德国国家队的名帅，时隔八年后重返德甲。另一支升班马霍芬海姆的主帅朗尼克也不陌生，被称作“教授”的他执教沙尔克、汉诺威等球队多年，成绩斐然。这些“老帅新丁”也希望在新赛季创造自己的奇迹。
中游强市，整体低迷
上赛季拜仁在转会市场上一掷千金，使德甲俱乐部的转会总支出超过两亿欧元，刷新了联赛历史纪录，媒体普遍认为是2006年世界杯德国队取得好成绩的余温所致。然而，当德国国家队在今年欧洲杯上再获佳绩后，俱乐部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兴奋状态，目前仅花费了一亿欧元用于收购新球员。由于备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冠军联赛和联盟杯报名名单也已确定，大手笔引援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取代拜仁在转会市场上呼风唤雨的是沃尔夫斯堡队。马加特上赛季投入的3000万欧元为球队获得了联盟杯的参赛资格，俱乐部非常满意投资的回报。今夏马加特再度强势出击，与上赛季用3000万买下了16名球员不同，这一次他更注重质量，其中的2500万欧元花在了三名球员身上：700万的扎卡尔多和1400万的巴尔扎利增强了后卫线，400万的米西莫维奇绝对物超所值。沃尔夫斯堡是上赛季德甲前五名中失球最多的球队，引进了两名意大利国脚后卫后，马加特希望在新赛季改善防守。
沃尔夫斯堡的崛起是一种必然，有大众集团撑腰的他们，早在2002年庞德尔当政时，就提出了要在2009年打入冠军联赛的计划，虽然走了些弯路，但这个计划正在变成现实。在拜耳集团不断削弱对勒沃库森队的支持后，沃尔夫斯堡正逐步取代前者在德国足坛的地位。勒沃库森经理沃勒尔不久前羡慕地表示：“马加特能从大众集团手中要到足够的资金，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拜仁的挑战者沙尔克04也花费不少。上赛季沙尔克花掉了1500万欧元的转会资金，本赛季上升到了1800万。新帅吕滕带来了两名荷甲实力派，1000万欧元的法尔范和800万欧元的荷兰国脚恩格拉尔都是依循其战术体系精心筛选的。在吕滕的“433”阵型中，恩格拉尔将与琼斯和恩斯特组成中场屏障，法尔范则会成为右路突击手。法尔范创了沙尔克俱乐部的引援新高，尽管肠胃炎影响了他在热身赛上的发挥，但新赛季他必将成为吕滕手中最犀利的武器。
斯图加特和勒沃库森在转会市场上的动作也不小，斯图加特留住了戈麦斯，用布拉鲁兹替掉了葡萄牙国脚梅拉，引进的前捷克国脚希马克更是在热身赛上大秀其精湛的任意球脚法。勒沃库森则斥资千万引进了巴西天才中场雷纳托和年轻的德国国脚黑尔默斯。
中游球队出手阔绰，可是联赛的总转会额却只有上赛季的一半，这主要是因为积分榜三强不够活跃，在上赛季花掉了7000万欧元之后，拜仁本赛季非但没有花费一分钱引援（博罗夫斯基和布特免费），甚至还在施劳德拉夫的转会上净赚了200万欧元。进入新世纪后，拜仁每赛季在转会市场上的投入还从未少于1000万欧元。经理赫内斯给出的理由是：“我们的阵容已经非常完整。”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阵容不需要加强，实际上包括拜仁、不来梅和汉堡在内的多支德甲球队，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锋将短缺。拜仁新赛季三线作战，克林斯曼也想将奖杯全部包圆，可是球队目前只有托尼、波多尔斯基和克洛泽三名前锋。追逐马里奥・戈麦斯搁浅后，拜仁没有了其他目标，鲁梅尼格只能暂时将毫无经验的青年队小将穆勒列为球队的第四前锋。
不来梅在这个夏天失去了克拉什尼奇，弗林斯多次对媒体表示，俱乐部需要一名高产前锋，不只是为了代替克拉什尼奇，还要更好地把握门前机会。上赛季虽然球队进球为德甲最多，但是火力点过于分散。数据表明，不来梅上赛季错过了49次门前的绝杀机会，也是德甲错失机会球最多的球队。如果能有一名门前嗅觉上佳的前锋，不来梅完全有实力叫板拜仁，但至今阿洛夫斯还毫无动静。汉堡队一度受困于经济实力，目前仅有格雷罗一名中锋，虽然秘鲁人状态正佳（酋长杯上有斩获），但约尔最起码也要为他找个合适的替补，毕竟卖掉范德法特收回的1000多万欧元足以为球队买来一名优秀的中锋。
财大气粗的沃尔夫斯堡也在为格拉菲特寻找搭档，柏林赫塔、比勒费尔德、霍芬海姆和科隆都在寻找新的前锋，《体育图片》在对德甲18支球队的阵容进行了点评后表示，现在只有沙尔克的锋线足够出色，其他球队都存在问题。德甲历来以进球数字高而闻名，但新赛季中，前锋的欠缺可能会对进球数造成很大的影响。
冠军拜仁，升班马野望
德新社对德甲的18位主帅进行了一次调查，所有主帅都众口一词地将新赛季的冠军颁给了拜仁，但是球迷们并不这么看。在《图片报》的网上调查中，有超过40%的球迷对克林斯曼投下了怀疑票，这意味着在他们看来，拜仁不可能一帆风顺地举起银盘，沙尔克和不来梅仍将成为强有力的挑战者。
拜仁上赛季以绝对优势夺冠，本赛季阵容没有发生变化，从人员配备上来看，拜仁仍然是最强大的。比勒费尔德主帅弗龙策克说：“他们的替补席上坐着六名国脚，有什么理由不夺冠呢？”拜仁的防守有目共睹，上赛季他们刷新了德甲历史最低失球数，主帅克林斯曼也表示：“我们有着极大的期望，不会让冠军旁落。”
拜仁在新赛季目标绝不仅仅是国内联赛，克林斯曼要求队员们进攻速度更快，更富有攻击性，“控制敌人、摧毁敌人，不断追求进球”是他的战术哲学。克林斯曼的隐患在于如何协调好与鲁梅尼格、赫内斯和贝肯鲍尔的关系。成绩将决定克林斯曼的前途，拜仁高层不会给他任何的缓冲时间，赫内斯说过：“9月份人们将看到最佳的拜仁。”可如果到时候看不到呢？
其他球队也不会让拜仁轻松领跑，不来梅和沙尔克是传统的挑战者，武装到了牙齿的沃尔夫斯堡理想目标是进入冠军联赛，上赛季没能卫冕的斯图加特也期待着卷土重来，有资格参与到冠军争夺战中的球队可能达到3～5支。
保级大战在德甲历来最为惨烈，每个赛季都可能牵扯到半数球队，而且往往在最后两个比赛日形势才逐渐明朗化。本赛季的升班马实力强劲，科隆和门兴格拉德巴赫本是德甲老牌强队，上赛季乙级联赛冠军门兴队中拥有两名德国国脚，中场天才马林将是新赛季的明星球员。科隆连续以创俱乐部纪录的价格引进了伊希亚库和杰罗梅尔，以增强锋线和后卫线，最近又买下了葡萄牙防守型中场佩蒂特，主帅道姆将球队定位在第7名至第15名之间，足见其胃口不小。
提供讲坛给“斗士”演戏
1999年5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与国际行动小组委员会就所谓的“中国政府买卖死刑犯器官”举行听证会。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在一家华文报纸的分类广告栏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可以向需要移植器官的美国病人提供相应的器官，手术在中国进行，而且“价格优惠”。这位嗅觉灵敏的记者似乎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新闻来源，便揣着微型摄像机按广告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那位刊登广告的人。
记者谎称自己的亲戚需要移植器官，向这位“东家”打听器官是从哪里来的？质量是否可靠？ “东家”神秘地说，他在中国与执行枪决的警官有很好的合作关系，犯人被枪决后，器官立即就可以摘除。
病人需要什么，就摘什么。犯人身体强壮，质量自然没得说。记者离开后，很快就制作了有关中国政府出售死刑犯器官的电视片，并在ABC新闻台黄金时段播放，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
不久，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决定举行听证会，安排那位兜售人体器官的“东家” 作证。这位国会有名的“人权卫士”以反对堕胎和与中国对着干而名扬国会山。
史密斯说，为了保护证人的安全，证人将蒙面作证。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才发现，证人不仅蒙着面，而且用三面屏风与听众隔开。坐在听众对面的议员能看到蒙面人，而听众什么也看不见。
“东家”把自己可以买到犯人器官的“故事”说了一通之后，靠向美国提供中国“侵犯”人权信息吃饭的吴弘达接着发言。他有鼻子有眼儿地说，中国一年要处决上万名罪犯，每个犯人的器官可以卖3000美元，这么推算，中国靠出售犯人器官一年就可以赚取3000万美元的外汇。更煽情的是，吴弘达煞有介事地说，为了保证器官质量，有的犯人甚至在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就被摘走了器官。
第二天，各家报纸纷纷报道听证会的情况，顺带把中国数落了一通，一些人权组织以及公众还给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写信，“抗议”中国的不人道行为。大约半年之后，一家华人报纸报道，所谓的“出售死刑犯器官”一案，是吴弘达一手导演的。吴弘达为了给自己关于“中国出售死刑犯器官”的研究报告提供活证据，找到一个想留在美国拿绿卡的中国人。他们的交易是，此人在国会作证之后，吴将帮他办好绿卡。可是，“事成”之后，吴弘达并没有给这位不卖器官只卖良心的人办成绿卡。此人上当之后，自己跑到报社把这个不可告人的肮脏交易抖落出来。
多管齐下给中国抹黑
事实上，国会经常举行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蒙面人闹剧”只是其中形式比较荒唐、影响特别恶劣的一幕。这类听证会的特点，一是内容纷杂，包括西藏、计划生育、劳改产品、“持不同政见者”、新疆等等内容；二是次数较多，几乎每个月都有，有时一个星期不止一场；三是作证的多是“老面孔”，自封的“民主斗士”魏京生、“劳改问题专家”吴弘达以及“北京政治风波” 后陆续跑到美国的几位“英雄”，“洋证人”也总是来自人权观察、大赦国际、亚洲观察、支持西藏国际运动以及美国劳联――产联的“老相识”。
作证的少见新人，张罗着举行听证会的又何尝不是那几位“热心”中国人权的老议员？2002年退休的赫尔姆斯参议员，长期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位以“与中国对着干”为乐、为荣的老先生，折腾中国十几年，哪一次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没有他的影子？
众议院有三位跳得最厉害，一位是刚退休的、来自纽约州的吉尔曼，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一位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尔巴克尔。三位长期担任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想开个听证会，易如反掌，只要有机会整中国，他们是绝不会放过的。
除了听证会，这些闲不住的议员们还通过提出议案给中国找茬，给白宫挑刺。每年2、3月间，他们都会在参、众两院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在日内瓦人权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案。然后，举行听证会、记者招待会为之造势。有的时候还会鼓动议员联名给总统或国务卿写信。因为这类议案没有法律约束力，一般议员也懒得仔细琢磨――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共产党国家，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不会有什么错儿，即使错了，也没有人会较真儿。
举行记者招待会，也是议员大人们爱干的。听证会比较正式，证人有时还要宣誓，作假证有可能被起诉，搞记者招待会就“方便”多了。一次，网上有消息说，哈钦森参议员要在自己的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由魏京生介绍中国人权状况。我去了，想看看魏京生到底要说些什么。7、8个记者溜溜达达来了，我也夹在他们中间。不一会儿，哈钦森的一位助手走到我跟前，得知我是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后，便说：“对不起，你不能参加。” 我反问道：“为什么？通知上可没写不让中国官员参加”。“你是中国政府官员，你在场，魏先生无法说真话”。“我又不是警察，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如果说真话，又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对方见我不示弱，只得怏怏离去。
那天，房间里除了魏京生，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一直紧盯着魏京生的两眼，他似乎感觉到我是大使馆来的，几次避开我的目光。我想，他一定心虚了。 其实，魏京生也没有提供什么可以炒作的“新闻”，只是把他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无数遍的“中国侵犯人权”的论调又重复了一遍。
哈钦森参议员吹捧了魏京生一通。记者招待会进行了不到20分钟。魏京生之流为什么会隔三岔五往国会山跑？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能耐可以在美国混饭吃，要想在美国生活下去，就得靠谩骂中国。到国会山作证，国会会报销差旅费，还有少量补贴。议员们为什么热衷于找他们呢？因为这些人能够为议员们提供指责中国的素材和观点。这些议员不喜欢中国，看不惯中国，因为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与美国的价值观不同。
还有一年一份的国别人权报告。这是国会通过立法确定的制度，每年厚厚两大本，和砖块差不多厚，由国务院准备，向国会报告。每年的报告，中国部分总是内容“最丰富”的。道听途说加胡编乱造，恰似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美国知道没有哪个国家会买它的帐，但恶心
恶心你，目标也就达到了。
披挂上阵到中国滋事
少数议员不仅在美国利用国会这个讲坛整中国，而且跑到中国亲自披挂上阵，上演了好几出滑稽戏。
1991年9月4日，应外交学会邀请，佩洛西等3名众议员来中国访问。佩洛西表面上对中国主人的热情招待很满意，但私下却在谋划向中国“抗议”的闹剧。
她们以观光为名来到天安门广场。不一会儿，佩洛西等人从包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的条幅，拉开了向路过的游客展示。这一招儿也玩得太“火”了，游人纷纷表示不满一一几个外国人竟然跑到中国最神圣的地方搞示威，真是无知、狂妄到极点。堂堂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议员，居然置自己的身份于不顾，干起这违反中国法律、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执勤的警察迅速赶来将她们带离。
尽管不光彩，佩洛西等人还是出了一次风头。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以及美国报纸都在次日报道了她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消息。另一个让人笑话的事，发生在1991年3月27日。“热衷”于批评中国人权政策的沃尔夫众议员应外交学会邀请访华。沃尔夫提出，希望到中国的监狱看看。主人同意了，安排沃尔夫到北京第一监狱参观。
在参观监狱的织袜车间时，沃尔夫趁人不注意，想把工作台上几双半成品袜套拿走，被工作人员当场制止。
为了不让客人难堪，监狱负责人给每位参观者赠送了5双袜子作为纪念。没想到，主人的一番好意被利用了。沃尔夫回到美国后，在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拿出狱方赠送给他的袜子，声称这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的“证据”，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了犯人的人权，中国犯人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一时间，中国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一事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此后，沃尔夫多次在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和国会辩论中拿中国监狱生产的袜子说事。他手里拿着袜子，手舞足蹈地批评中国。于是，一些人私下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袜子议员”。
中国对犯人的教育和改造是成功的，中国犯人的重复犯罪率是世界最低的之一。让犯人参加劳动，接受教育，让其自食其力，已被事实证明是改造罪犯行之有效的途径。但中国监狱企业没有出口经营权，中国监狱生产的袜子不可能出口到美国。
沃尔夫知道自己千的“好事”，不好意思也不敢再公开到中国滋事，但他没有放弃给中国找麻烦的念头。1997年8月底， 这位议员大人竟冒充游客从尼泊尔进入西藏。在西藏的5天里，沃尔夫走街串巷，在西藏“收集中国侵犯人权的第一手材料”。回国后，发表题为《西藏――第一手的观察》的文章，声称西藏是一个国家，西藏人过着悲惨的生活，没有自由和权利；汉人大量涌人，其数量已超过藏人。中国有关组织和部门纷纷批驳沃尔夫的不实指控――西藏从元朝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以来西藏人民的生活在稳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旧西藏的36岁提高到65岁，人口从1953年的100万迅速达到1996年的240万，而且藏人始终占95％以上。但是，谎言有时比真理传得更远。
美国政府与国会在人权问题上，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牵制的关系。有时候，它们演双簧，国会在背后喊，政府则拿国会的压力向中国提要求、讲条件；有时候，它们又是冤家，国会注重眼前利益，政府看问题相对长远一些，特别是白宫与国会不是一家人的时候，闹得更厉害。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受伤害的总是中国，受影响的总是中美关系。
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首开西方近代以风格学研究艺术史之先河，其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古代造型艺术作品的风格来叙述艺术历史的兴衰演变，进而追溯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重构了以风格为主线的艺术史范式。布克哈特扩展了温克尔曼的艺术史思想，专注于以风格问题研究艺术史，以文化史视野来研究艺术风格。李格尔提出“艺术意志”概念，将艺术风格发展的动力归结为艺术内部原因，即人们对造型艺术的知觉方式。沃尔夫林是布克哈特的弟子，他在《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提出了经典的艺术风格学理论，标示西方艺术风格学理论的成熟。沃尔夫林把文化史、心理学和形式分析统一于一个编史体系中，不过多地研究艺术家，而是紧紧地盯着艺术品本身，以创作过程的心理解释为基础进行形式分析，把风格变化的解释和说明作为美术史的首要任务，力图创建一部“无名艺术史”。沃尔夫林认为文艺复兴艺术的早期、古典和巴洛克三阶段的周期概念并不是艺术的价值判断，因为一种风格代替前一种风格占主导地位后并不意味着前一种风格的消失。他发现艺术风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并提出了风格分析的五对概念，即通过“线性”与“图绘性”、“平面”与“后退”、“闭锁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性”与“统合性”、“相对清晰”与“绝对清晰”这五对概念进行风格分析。这些风格词汇侧重于分析绘画的结构，而不关心艺术品的鉴定，是一种抽象的风格分析观念。
随着西学东渐之风劲吹，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学方法被引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改变了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到民国郑武昌《中国画学全史》历时一千多年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一直是画家、画迹、画评按年代进行简单罗列的叙事模式，开创了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新范式，即以风格演变来叙述绘画史。
艺术风格学对风格的设定、解释和评判对中国美术史的断代、鉴赏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传统中国画论中，对风格的描述多以主观的品评为主导，由于缺乏科学而可靠地方法，因而也造成了对诸多作品的真伪和断代的偏差。而风格分析则使诸多学者从对艺术家生平的考证与时代背景的论述转而考察艺术本体的形式、结构演变和风格法则，希翼总结出艺术本体内部的发展轨迹，并且依照这种内在的风格规定完成断代、鉴赏等的研究。
艺术风格学将以“艺术作家本位的历史”转变为“艺术作品的本位史”,运用这样的观念梳理史料，给美术史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在古代，美术向来被看做是政治的宣传工具，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明确地讲到了“明劝诫，助升沉”的绘画功能。对绘画的鉴赏也多关注这政治的、道德伦理的社会功能，而且没有选择以美术本体为研究对象，很少考虑美术的审美功能。另外，文人介入绘画既带来了绘画风格变迁的新生机，但同时也表明中国绘画的流变从此便失去了它的本体意义。士大夫对绘画品评开始注重画面以外的因素，画家和品评者共同关注的已不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审美特征。作品所包含的社会史意义反而显得格外重要。南宋绘画，一角半边之势被认为是南宋半壁江山的写照，从而阻碍了人们对南宋绘画诗意的发掘；刚猛有力的大斧劈皱被理解为缺少文人修养的表现，从此这种从绘画本体上生发出的新技巧在中国的土壤上艰难地延续着。艺术风格学以美术本体为主位考察艺术本体的形式、结构演变和风格法则，改变了自古以来的品评鉴赏方式，避免社会性的价值判断，对美术以及美术家及其作品有了不同的评价，也因此开拓出美术史研究的新天地。
艺术风格学注重对艺品形式、结构等风格特点的研究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以绘画来说，当前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等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构图法则等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另一方面，现当代的艺术家的艺术思想也融合了西方的美术理论。中国画的传统根基似乎不再那么深厚，一些画家盲目追求新的风格面貌而玩弄笔墨技巧。此时正是需要一部不只是记载过去美术发展史实的历史，更需要一部能够指导现当代美术发展的“理论借鉴”的历史。中国美术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美术作品为本位研究美术风格演变的规律以及影响绘画风格演变的艺术思想和社会环境，对当代画家的艺术创作如何继承发展传统语言以及如何吸收外来营养有重要意义。
当然风格学有其自身的局限。风格学从作品本身出发，分析作品的色彩、线条等有其深刻性，但是抽掉其产生的复杂社会背景，概括出诸如线性、图绘的，清晰的、模糊的等概念，将丰富、复杂的作品简单化，无疑有片面性。因为，艺术作品一旦被当作纯粹的形式产品，当作线条或音调的游戏，当作与任何历史或与社会都没有关系的永恒价值的体系出现，就会丧失他对艺术家、以及对在个人艺术观照时产生的人类意义的充满活力的联系。另外，沃尔夫林总结出的五对概念是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巴洛克艺术为研究对象提出的，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以此作为标准研究其他一切类型的艺术。风格学方法论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研究角度，即是以作品为本位，研究作品的形式结构等风格特点，这也是我们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欠缺的。当然，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并不是封闭在美术本体狭小的天地之中，它有广阔的空间领域，历史文化、当下文化及各学科有着紧密的深刻联系。与美术样式、风格有着切实密切联系的历史文化、美学思想、工具材料、文艺思想及画家群体等，也是我们要着意研究的相关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