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崛起正当时。
8月24日，1500余名港澳深地区闽籍企业家聚首中原，不仅使1462亿元的大单花落河南，同时，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在随后参加的第六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晚宴暨招待晚会上，受到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用河南最好的白酒――仰韶彩陶坊酒的盛情款待。张大卫副省长更是动情地说：“为表达我们的诚意，我们各市市长、副市长、省直各厅局委办厅长、副厅长都把红酒换成了彩陶坊酒，感谢港澳深地区闽籍企业家访豫，祝贺我们的合作项目签约成功。”在张大卫副省长的祝酒词中，市长及厅长们连干六杯，仰韶彩陶坊酒充当媒介把河南人的豪爽与热情好客演绎得尽善尽美。
趁势正当时，中原建新功
近段时间，中原经济区与闽籍客商成了热门词。而在河南组织的一次次重大活动中，仰韶彩陶坊酒以“唯一指定接待白酒”的身份频频亮相，不仅展现了河南白酒的无限风情，更体现了河南人和河南民营企业家的良好形象。让河南省委书记钟情，被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称赞的仰韶彩陶坊酒，代表豫酒最高水平亮相这次投洽会其实只是一个缩影。在此之前，仰韶人便携带着蕴涵7000年文化，被誉为“中国国礼，国家名片”,“收藏中国之前的中国”的彩陶坊酒南上北下尽展河南名酒的魅力与风采。
6月11日的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和6月18日的中国商帮峰会，仰韶彩陶坊酒皆被指定为唯一接待用酒，受到了国内外政要及闽商、浙商、晋商、鲁商的好评。
6月28日，2010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仰韶彩陶坊酒为第一高端接待白酒。
7月31日，仰韶彩陶坊酒成为河南省接待指定用酒，河南省迎宾馆专供酒。
8月22日，河南16家地产大鳄组建河南省地产商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仰韶彩陶坊酒是唯一指定用酒。
8月14日，推进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打造民营企业百年老店座谈会，仰韶彩陶坊酒是唯一指定用酒。
短短两个月内，仰韶彩陶坊酒参与各类重大活动5次，让很多国内外人士记住了河南的“国酒”,记住了仰韶彩陶坊酒。
2009年，亮相北京的一系列“组合拳”更是让G20峰会国家元首、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荣誉主席连战先生、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炳坤先生等领略了仰韶彩陶坊酒的魅力。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孙孚凌更是这样赞叹：“国陶没有国界，国陶拥有国籍，国陶越传统、越现代，越中国、就越世界。”
品鉴7000年文明之源
的确，7000年前伟大的仰韶先民，以不朽的彩陶文化绽放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他们用火烧制彩陶，用陶敬天祭地，他们陶醉在最原始的陶的快乐之中。曾有人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想触摸中国酒的源头，品味千年的历史，那就选择感受仰韶酒。”
仰韶酒从来不缺少传奇。在今天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大机遇面前，作为豫商，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如何强筋壮骨，做大企业，用一己之力助推中原经济区发展，也是仰韶酒业全体员工要思索的话题。
河南有它的区位优势。“天地之中”惊世界，细数优势竞风流。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的话说，河南发展有12势：中之势、根之势、正之势、和之势、文之势、物之势、人之势、农之势、工之势、城之势、为之势、力之势。
应天时，乘地利，聚人和。仰韶酒业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契机，让产品逐渐升级换代。仰韶酒业的高端白酒――彩陶坊酒的天时、地利、人和系列，则充分抓住文之势即河南的文化优势，民族传统优势；物之势即物华天宝，资源丰富；和之势即包容、合力、宽容；农之势即全国的粮食生产核心区；中之势即区位的优势，枢纽的优势。深度挖掘7000年的仰韶文化，全力打造河南知名品牌。为此，仰韶酒业对内聘请国内酒界泰斗秦含章、沈怡方为技术顾问，提升彩陶坊酒酒质，对外，力邀国际导演陈凯歌为品牌形象代言人，展示仰韶彩陶坊的文化魅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和最具影响力的优势品牌，走出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不仅爱商、重商，他对豫商的“诚、和、创、韧”四字评价是对豫商的极大褒奖。同时，卢展工书记还寄语大家：风雨路兼程，磨砺始成锋；趁势正当时，中原建新功。华商多豫商，豫商多诚商。
关键词 仰韶文化 彩陶 纹饰 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是西方20世纪以来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时期，出现了与古典艺术和近代艺术不同面貌的现代艺术，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一个时期以某种艺术流派为主导。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立体派、未来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等。现代艺术的起源本身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在中国至少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批岩画。在新石器时期又出现大量陶器上的绘彩和玉器上的刻划纹样，以及其它形式的绘画。我们或可把这些史前绘画都看成是现代艺术的起源阶段。
早期的现代艺术绘画遗存，大多因附着于硬制材料才得以保留下来，如：岩画、陶器纹饰、玉器纹饰、青铜器纹饰、砖瓦上的图像、木质器物上的图像等等，不一定“绘”而还可能是“制”，在这个意义上“绘画”相似于“平面图像”的概念。另一方面，绘画的概念侧重于某种观念、思想、情绪的表达，而有别于纯粹装饰性的图案。
器物纹饰指绘制、刻划或铸造在器物表面的一些图像，是早期中国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古代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身就是我国早期绘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造型观念、构图方法、制作手段、象征意义及表达方式都体现了早期绘画的法则与特点，并体现了当时的文化与宗教观念。
器物纹饰主要包括彩陶纹饰、玉器纹饰和青铜器纹饰等等，其陶纹饰作为最早的一种器物纹饰表现样式，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普遍发现了它的艺术遗存。彩陶纹饰一般指在陶制容器上以黑色(少数情况下有其他颜色)描绘图像，即在陶器烧制以前绘于磨光的容器陶坯外壁(少数情况下也有绘于内壁)，再经烧制而成。中国的彩陶大约兴盛于距今7000多年至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自20世纪20年代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原始社会遗址发现彩陶以后，首先在黄河流域大量出土。大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其他许多地区的不同文化类型也都陆续发现了彩陶。仰韶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距今约七千至五千年。
在仰韶文化阶段，彩陶艺术逐步走向繁荣，诞生了古朴而精美的各类纹饰。其中人面纹和鱼纹是最为典型的两种代表纹饰。相对而言，时代最早、最频繁使用的图案就是鱼纹。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及有关中华文明史的电视专题片中，经常可以欣赏到西安半坡遗址的鱼纹彩陶盆：在红色陶盆的内壁或腹外，黑色线条勾勒出的形态各异的鱼儿栩栩如生。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不仅具有令人折服的艺术魅力，而月蕴含着深邃的研究价值。人面鱼纹彩陶盆既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又是中国灿烂的史前文化的象征和标志物之一。
鱼纹是仰韶文化早期最为常见的彩陶图案，一直延续使用到仰韶中期，时间长达千年之久。在仰韶中期之后的各支彩陶文化中，鱼纹就只是零星或偶尔出现了，不再作为主题图案。它大多绘制在盆形器外壁的中上腹部，个别使用在圜底钵、瓶形器及器盖上。盆形器上的鱼纹图案均规整有序，颇为固定，器物一周一般绘有两条鱼，头尾相接，头右尾左，有时两条鱼纹之间的空白处填充一条小鱼或其他花纹，既弥补了绘制过程产生的缺陷，又整体图案显得更加匀称而生动，其他器物上如王家阴洼的瓶形器、高寺头的器盖上偶见的鱼纹，虽然数量很少，却极富魅力，显露出了史前画工的卓越技艺。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了大量的鱼纹彩陶，其中以秦安大地湾最为丰富，该遗址完整和可复原的鱼纹盆达30余件，还有千片以上的鱼纹残片、不仅如此，这些鱼纹数据构成了完整的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序列。根据它们所处的地层以及上下叠压的关系，我们大体掌握了鱼纹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规律甚至可以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分期断代的标尺。
对仰韶文化陶纹饰演变进行研究发现，以鱼纹为主要线索，勾勒了一幅由写实具象逐渐过渡到抽象图案的演变序列，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比较写实的描摹对象阶段出发：然后是装饰性写实，即对对象作图案化处理：最后是抽象阶段，即完全脱离对象的形状，变成与自然对象不相干的几何符号。
在彩陶纹饰中，绝大部分是由各种点、线、面构成的几何纹。而点、线、面这些造型手段又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和组成部分，并在中国几千年的绘画实践中，不断融入不同的风格和技法，表现了绘画作品的不同意境。
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和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该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诞生。仰韶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非凡：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以遗址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真正传人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就此起步。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11月6日上午，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渑池县体育馆召开。11月6日下午至7日下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仰韶文化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弛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燕明研究员相继主持了三个时段的学术研讨会，共有26位与会代表进行了大会学术发言。闭幕式上，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研究员发表了讲话，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进行了大会学术总结。
一、田野考古新发现介绍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题为《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新发现》发言中介绍了西坡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该遗址自2000年到2006年共进行了六次发掘，发现了特大房址和墓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所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建筑面积达516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说明聚落内部结构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开始转变为开放式布局，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出现，也昭示着仰韶文化中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2011年9月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第七次发掘。此次发掘重大发现之一是遗址中心区的大型房址F107。F107门道向南，内可能有火塘。根据F107的剖面，推测房址的建筑程序大约为挖坑——立柱——填土——挖地穴——垫土——铺白灰面。该房址的发现为深入探讨仰韶时期大型房址的建筑工艺提供了新线索。新的发现总能带来新的启示。一个文化内涵的丰富取决于细致的田野考古，我们现在许多定性的研究需要大量考古信息的支撑。
吉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在题为《内蒙古通辽市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发言中介绍了哈民忙哈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堪称中国史前考古的空前大发现。遗址地处内蒙古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15公里，南距通辽市区40公里，总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清理面积达4000余平米，出土了大量珍贵遗物近千件。特别重要的是在7座房屋遗迹中发现了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完整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这在全国来讲尚属首次。另外在几座房址当中还发现凌乱堆弃的大量人骨遗骸，有一座房址内多达97具，反映了当时部落战争的真实场景，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居民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哈民遗址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之间，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奇特、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极其罕见。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类遗存的文化中心大体分部在中国东北的科尔沁沙地地区，年代与红山文化相当。所以，哈民忙哈遗址的考古发掘，健全了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序列，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
二、仰韶文化区系类型研究
张居中(中国科技大学)在题为《三论仰韶时代文化》的发言中把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典型仰韶文化”、“典型仰韶文化的亲缘文化”以及存在典型仰韶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时代诸文化的原始农业发展水平，随着气候的波动，各地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而由于典型仰韶文化的大举东进，与大河村文化的剧烈冲撞，才产生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西山古城，并随后形成了强大的王湾三期文化，出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的古城址。
中国古代史于100多万年前，止于公元1840年***战争前夕。
第一章 远古时代
学习要求
1.了解元谋人，北京人及山顶洞人的距今年代和发现地点、制造工具和使用火。了解仰韶文化、河姆渡氏族的距今年代和发现地点。
2.了解河姆渡、半坡的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的内容。
3.理解我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了解我国原始社会的分期和发展过程。了解仰韶文化和河姆渡等文化遗址所表明的我国先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通过考古材料和传说材料说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
考试内容：
一、我国境内的早期人类
元谋人：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发现于云南元谋，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的人类。
北京人：北京人距今约70～20万年，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北京人能利用打制石器(旧石器)和天然火，有简单语言，过群居生活。
山顶洞人：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在北京人遗址的山顶洞穴中，生活着一种模样接近现代人的古人类“山顶洞人”。他们不仅会打制石器、人工取火，而且掌握了磨光和钻孔技术，还能缝制衣服。
二、远古文化
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以磨制的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等，打制石器仍占一定的数量，骨器相当精致。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细泥红陶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并饲养猪、狗等家畜。学者们认为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的繁荣时期。由于它的遗物中常有彩陶，所以也曾被称作彩陶文化。据测定，整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半坡氏族遗址是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现的一处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氏族村落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反映的是黄河流域母系氏族公社的情况。半坡氏族普遍使用磨制石器(新石器)，已使用弓箭；开始种植粟(世界最早)，原始农牧业开始发展；能用麻线织布，烧制和使用彩陶；会建造房屋，形成了村落，过定居生活。
一、豫西地区
此地区应概述为关中、豫西、晋南地区。可分成半坡文化、史家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
半坡文化和史家文化、西王村文化、尽管在河南境内尚没有发现此类文化遗存，但做为该地区三个重要考古学文化，有必要作一描述。
史家文化。以陕西渭南文化遗址为代表。分布地区与半坡、姜寨（二期）、北首岭等均有其遗存。陶器的特征与半坡文化大体相同，代表性器形有敛口圜底或平底钵、卷唇圜底或平底盆、溜肩尖底瓶、葫芦瓶、细颈壶、鼓腹平底罐等。
庙底沟文化。因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而得名。半坡文化经史家文化发展到庙底沟文化，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即进入了繁荣时期。陶器中常见的器形有曲腹盆、曲腹碗、双唇小口尖底或平底瓶、宽肩小平底瓮、大口缸、折肩浅腹圜底釜、灶、盆形甑、釜形鼎等。纹饰有绳纹、线纹、划纹、附加堆纹以及彩纹。
西王村文化。以山西芮城西王村遣村的上层为代表。它是庙底沟文化晚期发展起来的一支地方文化共同体，但两者间尚有缺环。曲型陶器是宽沿浅腹盆、斜直壁圈足碗、镂孔豆、长颈凹腰尖底瓶、带鸡冠耳罐、带流罐、大口深腹瓮等。纹饰，主要是绳纹，附加堆纹、篮纹次之，有少量的缕孔、方格纹，土。还有红地施红彩或白彩、纹样极为简单的彩陶。
二、洛阳、郑州之间的豫中地区
因郑州大河村的发掘而得名。典型遗址有郑州大河村、洛阳王湾一期、汝州阎村、汝州洪山庙和郑州西山等遗址，以大河村遗址为例描述如下：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北的大河村。文化层分为6期，分属于仰韶文化的两个阶段和龙山文化，其中二、三期遗存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790~前3070年。大河村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大河村文化的丰富内涵，其中以多间相连的房址较为重要；增添了从大河村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证据；还提供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发生交往的史实。
第一、二期遗存。近似庙底沟文化或与之相当。有方形残房基1座。为木骨草泥墙和硬土居住面地上建筑。发现以罐和豆作葬具有幼儿瓮棺葬1座。出土物主要是陶器，有釜形鼎、罐形鼎、浅腹盆、敛口钵、红顶钵、红顶碗、豆、小口尖底瓶、灶、甑、缸和器座等。彩陶施淡黄和白色陶衣，用黑、红或褐色绘彩，主题是圆点、弧线和钩叶组成的图案花纹。
第三、四期遗存。为大河村文化的典型时期，它是大河村遗址的主要堆积，且很典型，故有人以此作为代表性遗存，称之为大河村文化。发现房屋建筑21座，分两类：一类是连间式地上建筑，包括2个、3个、4个单间再加套间，一次建造或逐步扩建而成，共发现4组。房屋作方形或长方形。墙基多用挖槽垫基的方法构筑，起建墙壁先排插圆木立柱，柱间附加芦苇束，再以横木相连，用藤条或似草绳之物缠结牢固，里外涂抹草泥，最后用火烘烤使之坚硬。居住面一般用沙质泥铺平抹光，也经烘烤。住房内一般都设有方形烧土台作为灶址。这类房屋的出现当是为了适应家庭生活变化的需要。另一类是单间房址，共发现9座，7座为地面建筑，多作长方形，面积一般在二三十平米；还有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子各1座。窖穴共49个，主要是圆形袋状坑。发现土坑墓37座，绝大多数是成人墓，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仅几座墓有很少的随葬品。加有小孩瓮棺葬61座，葬具是用鼎、大口尖底器、豆、罐、盆、缸分别组合而成。
第五、六期遗存。共发现窑穴51个，墓葬7座。在长方形土坑或废窑穴中有人骨，似原为捆绑埋葬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第五期以鼎为炊器，属早期龙山文化；第六期新出现了鬲，属河南龙山文化。
三、豫北冀南地区
后岗一期文化。根据梁思永先生的发掘，后岗一期文化表现在陶器方面的基本特征是：以素面陶为主，含有部分彩陶，以鼎、壶、钵为基本组合。以后历年后岗遗址的发扬，反复证明了上述内容，确实反映了后岗下层遗存的基本特征。后冈一期文化的另一主要发现是濮阳西水坡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45号墓有关的三组蚌壳摆砌的图案；第一组位于墓主人两侧，龙虎图案，左侧为龙，龙头向北，龙背朝西，身长1.78米，高0.65米，昂首曲颈，弓鼻长尾，前爪蹬，状似腾飞；左侧为虎，头向北，背朝东，身长1.39米，高0.67米。虎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尾部下垂，四肢交替，作行走状。在其南20米处为第二组蚌图案，有龙、虎、鹿各蜘蛛等。西水坡遗址蚌塑龙虎图案两个C14数据分别是距今6460+-135年（树轮较正），和距今6460+-45年。两个结果基本一致。由此，蚌龙当之无愧地获得“中华第一龙”的誉称。
大司空文化。这一文化的遗存集中发现于卫河、漳河流域，以安阳大司空遗址为代表。陶器中多见的是折腹彩陶盆、敛口钵、侈口斜腹碗，彩陶数量很多，主要是红或棕彩绘于灰陶或红陶之上，黑彩极少。常见纹样有弧线三角纹配平行线纹、S纹、W纹、螺旋纹、眼睫纹、蝶须纹、水波纹、同心圆纹等二十来种。
四、豫南地区
下王岗文化。以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一、二期遗存为代表，是仰韶时代早期阶段最南的一个类型。一期陶器以红陶和棕色陶为主，器类以罐形锥足鼎、钵、罐、盆为最多，有的钵、碗、盆、壶和尖底瓶，与半坡文化的近似。彩陶为红地红彩或橙黄色彩，有的纹样也与半坡文化的三角纹相似。二期陶器有甄、鼎、钵、碗、豆、杯、尖底瓶等，器盖和器座增多。彩陶多红地黑花或灰衣红彩，有条带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纹、涡纹和方格纹。下王一、二期文化跨越时期较长，其性质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以磨制的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等，打制石器仍占一定的数量，骨器相当精致。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细泥红陶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并饲养猪、狗等家畜。学者们认为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的繁荣时期。由于它的遗物中常有彩陶，所以也曾被称作彩陶文化。据测定，整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半坡文化：半坡氏族遗址是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现的一处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氏族村落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反映的是黄河流域母系氏族公社的情况。半坡氏族普遍使用磨制石器(新石器)，已使用弓箭；开始种植粟(世界最早)，原始农牧业开始发展；能用麻线织布，烧制和使用彩陶；会建造房屋，形成了村落，过定居生活。
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它是长江流域氏族公社的一个典型。能使用骨器、木器、石器和陶器。开始种植水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种水稻的国家之一)，饲养猪、狗、水牛，建木结构房屋，过定居生活。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约四五千年，我国一些地区相继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这一时期典型。那时，生产工具更加进步，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大汶口居民制作的黑陶和白陶，工艺水平很高，纺织技术也有新的进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
【摘 要】自仰韶时代开始，遗址中的房址、窖穴等遗迹上常见涂抹一层白色石灰状物质，梁思永先生称之为“白灰面”。根据考古资料，将史前白灰面房址从仰韶早期至二里头时期的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白灰面的诞生期，第二、三阶段为发展传播期，第四阶段为繁荣期，第五阶段为中心转移期。居住面、墙壁是白灰面涂抹比例最高的两个位置，而这与遗存的保存状况密切相关。在涂抹白灰面前，史前先民往往会先在其底部施加一层草拌泥或垫土，从而加强防潮等性能，另外白灰面还有坚固、美观、修补粘合等功能。
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阳后冈遗址发现几片白灰涂抹而成的圆形平面，后来在《后冈发掘小记》中提到首次发现并命名“白灰面”的情况：“ 白灰面这种建筑的遗留，在发掘后冈以前还没有见过，是一种新发现。它的名称固然不知道，就是用途也因为遗留的残破情形不能确定，所以不得已临时采用了白灰面这蠢笨的形容名称。”[1]从此，白灰面的名称被考古界沿用下来。作为史前时期就已出现的建筑材料，白灰面在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白灰面出土情况
根据现有资料，白灰面主要发现于房址等建筑遗存。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灰面房址是仰韶时代早期的山西芮城东庄村遗址F201，其居住面周边残存一层薄薄的白灰[2]。
到了仰韶时代中期，晋南的垣曲小赵遗址继续有白灰面房址的发现[3]，豫西与关中地区也开始出现白灰面房址，并且传播至汉水上游地区。河南洛阳王湾一期F1、F14两座房址居住面均使用石灰质物质[4]，渑池班村遗址所出白灰面经检测为石灰[5]。关中地区白灰面房址最早出现在白水下河遗址，共发现三座[6]。白灰面在汉水流域的使用可早至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二期，该遗址三期所出白灰面经检测为石灰，二期白灰面与三期一样光滑细腻无杂质，应属于同一种物质[7]。
仰韶时代晚期，白灰面使用范围更加广泛。西北地区此时出现白灰面房址，典型遗址有甘肃的秦安大地湾[8]和宁县阳■[9]等。黄土高原北部在仰韶晚期也存在白灰面抹饰房屋的现象，如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AF2居住面有厚0.5～1厘米的白灰面[10]。此时汉水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延续了白灰面的使用，但主要集中在汉水上游。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的墙基由土块、河卵石、白灰夯筑而成[11]，证明此时长江以南地区也存在白灰面的使用。大汶口文化晚期，皖北地区的房址中开始使用白灰面，典型遗址有蒙城尉迟寺[12]。
到了龙山时代，在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南至长江中游、西到甘青、东达鲁西的广大范围内都有白灰面的出现。其中黄河中游地区尤其盛行，各省份都发现大量的白灰面房址，成为一种普遍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现象。黄河下游的鲁西、鲁西南地区在龙山文化时开始流行白灰面，如茌平教场铺[13]、泗水尹家城[14]等遗址，而沿海地区发现较少，涂抹白灰面的技术明显从西部传播而来。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白灰面的使用趋于减少，但是西北齐家文化异常流行使用白灰面，基本上出土的房址都以白灰面涂抹居住面与墙壁。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经勘探发现密集的白灰面房址[15]，甘肃天水师赵村与西山坪两处遗址就出土26座齐家文化白灰面房址[16]。此时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常见白灰面房屋，如辽宁建平水泉F25居住面为草拌泥与白灰面涂抹而成[17]，北票丰下遗址F4、F12的居住面和墙壁用白灰涂抹[18]。内蒙古中南部在龙山时代盛行使用白灰面，到了朱开沟文化仍有少量遗留，朱开沟遗址仅出土14座白灰面房址[19]。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也存在白灰面房址，山东长岛大口遗址就出有居住面和墙壁涂抹白灰面的房址[20]。
本文对全国各地区出土史前白灰面房址的数量进行了统计（表一）。将二里头文化时期放在史前进行讨论，一是因为目前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开始于商代的甲骨文，本文的史前特指文字出现以前；二是为了完整地说明史前白灰面房址的分布趋向。
根据出土情况，白灰面房址的分布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现象（图一）。笔者将这一扩散过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仰韶早期，为白灰面诞生期，迄今仅发现山西芮城东庄村F201一处。目前虽无法确定具体地点，但白灰面诞生于中原地区无疑。第二阶段为仰韶中期的初步传播期，白灰面在中原地区扩散开来，并且传播至汉水上游地区。第三阶段为仰韶晚期的快速传播期，白灰面传播到西北、皖北、黄土高原北端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第四阶段为龙山时代的繁荣期，在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南至长江中游、西到甘青、东达鲁西的广大范围内都有白灰面房址的分布。此时白灰面的分布范围与使用数量达到了鼎盛期，而推动其不断向外扩散的动力无疑是白灰面极佳的坚固美观、防潮防虫等性能。第五阶段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白灰面的使用趋于减少，分布的中心转移至齐家文化分布的西北地区，此阶段可称为白灰面的中心转移期。这一时期周边偏远地区的白灰面使用情况明显多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白灰面的减少可能与当时土木结构建筑的发展有关。
除了白灰面房址外，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还盛行在窖穴的底部、四壁涂抹白灰面。洛阳王湾遗址三期灰坑往往以白灰面抹底[4]，安阳后冈遗址发现12座涂抹白灰面的窖穴[21]，新安马河[22]、汤阴白营[23]等遗址也存在窖穴内涂抹白灰面的现象。偃师灰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还发现涂抹白灰面的井台[24]。
白灰面除了出现在房址、窖穴等遗迹上，还会涂抹在器物上。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Y2中曾出土下腹部涂抹厚0.3厘米白灰面的灰陶器肩腹残片[25]，2016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灰坑内出土的蛋形瓮残片的腹部与足部也抹有约0.3厘米厚的白灰面（资料待刊）。
二、白灰面检测研究
关于石灰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礼・秋官・司寇》：“赤■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此记载说明战国时已有利用石灰驱虫的官职。从颜色、质地与用途等方面看，白灰面与石灰都颇为相似。当今建筑中所用石灰为熟石灰，是由石灰岩烧制成生石灰，再加水反应得到熟石灰，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经过烧制。西晋张华所编《博物志》记载了用石灰岩烧制石灰的方法：“烧白石作白灰，即讫，积著地，经日俱冷，遇雨及水浇，即便燃，烟焰起。”其中所载石灰制作流程与现在完全相同。《博物志》是一本记载异境奇物、神仙方术的书籍，作者将石灰的制作流程记载其中，可见当r知道石灰制作原理者尚少。
迄今发现最早的石灰窑出现在庙底沟二期。2004年，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出土四座石灰窑，其火塘、操作间与窑室内残存大量石灰及烧过的石块[25]。四座石灰窑的形制表现出成熟的技术水平，完全不是石灰窑的萌芽阶段，可见此前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石灰窑的出现可能远在庙底沟二期之前。
上世纪50年代，胡继高先生在郑州龙山时期灰坑、商代建筑遗址以及破裂的大口尊上发现了白灰的使用，随后他用遗址周围的料礓石（黄土中的钙质结核）模拟实验得出白灰面由料礓石磨成粉末加水调制而成的结论[26]。赵全嘏先生通过化学实验发现河南郏县太朴村、郑州紫荆山北遗址出土的白灰面主要成分均为碳酸钙，并据此推断新石器时代和商代的白灰面可能为料礓石加工而成[27]。
上世纪80年代，仇士华先生对山西夏县东下冯、河南安阳后冈等遗址出土的白灰面进行了14C测定，得出了此白灰面由人工烧制石灰制成的新结论[28]。其原理为：天然石灰岩形成于久远的地质年代，内部14C已衰变殆尽，人工材料制成的白灰面吸收了制作时期的14C，其内部含量依然可以被测定。
此后，李最雄先生对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白灰面进行了偏光显微镜岩相鉴定和扫描电镜分析，发现F901、F405两座房址的白灰面为人造粘土陶粒轻骨料和以这种骨料为集料、以料礓石烧制的水泥为胶结材料的轻混凝土。化学全分析显示，这种轻骨料是用当地产的料礓石粉碎后掺入一定量的当地红粘土，调水后制成泥浆，手工搓成棒状或做成无定形颗粒，入陶窑烧制而成。人造粘土陶粒主要成分为方解石，还含有少量石英。胶结材料的主要成分为方解石，另有少量石英、水化硅酸钙等。李先生还对料礓石粉与水拌和后的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料礓石粉与水拌和时的和易性极差，很快产生离析，无水化反应，凝结块强度极低，从而判断白灰面不可能是料礓石粉末加水调制而成[29]。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渑池班村遗址庙底沟文化的白灰面通过X射线衍射等检测发现其表面为石灰反应生成的方解石[5]，从而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仰韶时代中期人类已掌握烧石灰的技术。
进入21世纪，李乃胜等人在X射线衍射、拉曼光谱等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山西陶寺遗址白灰面的成分有石灰和生石膏两种[30]，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先民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开采石膏作为建筑材料，同时证明同一遗址的白灰面存在由不同原料制成的情况。
至此，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白灰面的成分已确定有石灰、石膏、人造粘土陶粒轻骨料和以这种骨料为集料、料礓石烧制的水泥为胶结材料的轻混凝土等多种情况，是否存在由料礓石磨碎加水调制而成的白灰面尚有争议。
三、白灰面涂抹位置
白灰面最广泛的用途是用作房屋的建筑材料，无论是在刚诞生的仰韶早期，还是普遍流行的龙山时代，房屋的居住面、墙壁等部位一直都是白灰面经常出现的位置。
为了了解各时期房址中白灰面涂抹位置的情况，笔者整理了已公布的资料（表二），并计算出各时期不同位置涂抹白灰面的数量占房址总数的百分比（图二）。
从图二可以看出，仰韶时代早期，白灰面涂抹在房址的居住面。仰韶时代中期，涂抹白灰面的位置仍主要是居住面。而且新发现墙壁涂抹白灰面的房址。仰韶时代晚期，白灰面涂抹位置开始多样化，居住面、墙壁、灶面、门道、柱洞都发现涂抹白灰面的现象，还发现一处涂抹白灰面的集水坑。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新出现了屋顶、室内柱涂抹白灰面的房址。这几座房址均出自蒙城尉迟寺z址，这是一处被突发性灾难损毁的聚落，多座房址被较好地保存下来[31]。龙山时代，白灰面的使用迎来鼎盛期，居住面、墙壁、灶面、门道、柱洞、土台、室内坑、壁龛、基槽等部位均存在涂抹白灰面的现象。二里头文化时期，白灰面在房址中的使用趋于减少，此时涂抹白灰面的位置有居住面、墙壁、灶面、门道、室内坑等。
整个史前时期，居住面始终是涂抹白灰面比例最高的位置。居住面是房址中最容易保存下来的部位，而诸如集水坑、屋顶等部位则极易被破坏，所以发现居住面涂抹白灰面的比例最接近于真实情况，而难以保存的部位比例则要低于实际情况。仰韶中期至二里头时期，墙壁涂抹白灰面的比例大致呈不断上升的态势，此现象与墙壁的保存状况有较大关联。时代越久远，墙壁越难保存下来，涂抹白灰面的比例也就越低，后期墙壁保存下来的情况较多，比例也就随之上升。可以说白灰面涂抹位置的比例与各部位的保存状况密切相关。
自仰韶晚期开始，涂抹白灰面的位置呈现多样化，这可能与房址各部位的保存状况有一定联系，但更重要的是白灰面使用技术的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白灰面使用技术越发娴熟，涂抹的位置自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白灰面总体使用量趋于减少，房址内各部位白灰面的使用亦随之减少，可见白灰面涂抹位置的多寡与白灰面使用的普遍程度也有较大关联。
四、白灰面底部处理方式
白灰面作为一种涂抹于房址、窖穴等表面且呈现出一个规整平面的白色石灰状物质而被称作白灰面。为了使白灰面达到光滑平整的效果，同时增强防潮等性能，在涂抹白灰面前往往会对其底部做一定的处理。
笔者从已公布的白灰面房址资料中整理出详细描述白灰面底部处理方式的房址，从中统计出各时期白灰面底部的不同处理方式（表三），并计算出其在房址总数中的占比（图三）。
如图三所示，仰韶早期的唯一一座白灰面房址在涂抹白灰面前，先在居住面上铺设了一层垫土。因为仅有一座房址，所以不具有代表性。仰韶时代中期开始，白灰面底部多涂抹草拌泥，铺设垫土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还有的房址在涂抹白灰面之前对地面进行夯打或踩踏，甚至经过火烤。这几种处理方式中以涂抹草拌泥与铺设垫土为主，夯土、踩踏面、火烤硬面较少。白灰面底部铺一层木板的情况仅有一例，无代表性。但是这些处理方式并不一直单独出现，而是经常呈现组合的方式。如山西垣曲龙王崖F101，经过夯打的地面上再涂抹草拌泥，最后抹一层白灰面[32]。
仰韶中期至二里头时期，白灰面底部涂抹草拌泥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说明草拌泥是处理白灰面底部的绝佳方式。随着白灰面使用的增多，草拌泥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白灰面底部处理。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开始，涂抹草拌泥始终占据着白灰面底部处理方式的首位。
白灰面底部铺设垫土的现象从仰韶早期就已出现，但并未占据主要地位，说明铺设垫土的效果并不及草拌泥。涂抹白灰面之前对地面进行夯打或踩踏的现象开始于仰韶晚期，之后比例则持续降低，说明其防潮等效果并不理想。
在普遍对白灰面底部进行处理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很多房址的白灰面直接涂抹于地面之上，底部未做任何处理，而且这一比例相当大，可达到30%～50%。
五、白灰面的功能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白灰面成分已确定有石灰、石膏和人造粘土陶粒轻骨料与料礓石烧制的水泥组成的轻混凝土三种。这三种材料制成的白灰面都有坚固、美观、卫生、防潮的功能，但是其蕴含的原理又略有不同。
石灰制成的白灰面是由石灰岩烧制成生石灰，再与水混合反应得到熟石灰。熟石灰涂抹建筑表面后吸收二氧化碳变成碳酸钙。碳酸钙具有坚固、稳定的性能，可使房屋墙壁坚固耐用，不易倒塌，居住面更加坚实平整。生石灰防潮的原理是生石灰遇水反应生成熟石灰，从而消耗掉水分，而熟石灰不具备生石灰的吸水功能，而且其吸收二氧化碳生成碳酸钙的同时会生成一部分水，反而会增加室内的潮湿度，但是，后期变成碳酸钙的白灰面非常致密，能将水汽阻隔在外，从而达到防潮的作用。另外，根据药学原理，熟石灰为碱性，能够使蛋白质变性，从而杀死细菌、害虫，因此，石灰防潮的同时还能够防止虫子蛀蚀粮食及房基柱础等。
石膏的一个主要性能是凝结、硬化快，在加水拌合后很快失去可塑性而产生强度，凝结、硬化时产生的微膨胀使石膏表面光滑细腻，具有非常好的装饰性，是美化室内的绝佳材料。石膏在硬化过程中多余的水分会蒸发出来，在其内部形成大量的毛细空隙，对空气、土壤中的水汽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所以石膏制成的白灰面同样可以起到坚固墙壁、防潮的作用。
根据李最雄先生的研究，轻混凝土不但有良好的防潮性，而且具有较好的保温性和较高的抗压性[29]。这种混凝土由人造粘土陶粒轻骨料和作为胶结材料的料礓石烧制的水泥两部分组成。粘土陶粒轻骨料外表有一层光滑、致密的釉面，内部有大的空隙或空洞，其防潮原理与石膏近似；作为胶结材料的料礓石烧制的水泥中有一定量的水化硅酸钙，具有强粘接力，使得轻混凝土具有^高的抗压强度，进而起到坚固居住面的作用。
美观、卫生的作用无需赘言，无论何种材质的白灰面其表面都是洁白平坦的光滑面，白灰面涂抹在原来泥土的地面、墙壁上，房屋内不再尘土飞扬，窖穴内的白灰面则能够有效阻隔泥土对储藏物品的污染。
胡继高先生发现的破裂大口尊上使用白灰，证明涂抹白灰也是一种修补陶器的方法[26]。白灰面干燥以后具有较强的粘接力与硬度，能够起到很好的固定破损陶器的作用。
史前时期发现的众多房屋地画与壁画都绘制于白灰面之上。著名的白灰面地画有秦安大地湾遗址F411地画[33]，其所代表的意义曾引起李仰松[34]、严文明[35]等先生的热烈讨论。陕西石峁遗址东门瓮城的东、西、南三面墙体内侧发现壁画残块近200块，均以白灰面为底[36]。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洁白而平坦的白灰面是绘作图画的理想位置。
综上所述，白灰面具有坚固、美观、卫生、防潮、防虫、修补粘合等功能，还是绘制图画的完美位置，是史前时期重要的建筑材料。
六、结 语
白灰面名称由梁思永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并沿用至今，但是首次发现白灰面的可能是主持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的李济先生。他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对此有详细记录：“顶层以下有一层极薄的石灰层，约一公分上下……在那顶层直接灰土层的地方，下不了许多还有一层极薄的石灰层。”[37]笔者推测，这两层石灰层应是两座白灰面房址，可惜李济先生当时未能意识到。晋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就已出现白灰面房址，西阴村属庙底沟文化遗址，存在白灰面的可能性极大。
在科技手段支撑下，学者们发现白灰面的成分至少有石灰、石膏和轻混凝土三种。烧石灰技术早在仰韶中期就已出现，从而将石灰烧制历史从《周礼》记载的战国时期提早至公元前4000左右。仰韶晚期人类发明了比石灰更为复杂的轻混凝土，其中人工烧制的粘土陶粒轻骨料算得上我国建筑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创造。近代研制人造轻骨料的历史不过短短几十年，而在5000年前我国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这一技术。晋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膏产地，龙山时代晋南地区的先民已开采石膏作为建筑材料，可以推测陶寺遗址的石膏应采自当地。通过对白灰面成分的研究，进而了解我国史前高超的建筑工艺，这在我国建筑史研究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国一些地区在史前时期从未出现过白灰面，比如东南沿海地区，究其原因，一是缺少石灰石资源，资源的短缺限制了白灰面的发展；二是木结构建筑的发达，可能也是白灰面发展的一大障碍。而后期白灰面房址的逐渐绝迹也应与木结构建筑、砖石建筑的发展有关。但是，从历史时期以白灰面为底的壁画，到现代房屋粉刷洁白的四壁，其实白灰面从未消亡。
附：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王小娟老师的指导，袁媛同学在收集资料等方面曾提供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1]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G]// 梁思永。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3（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小赵遗址1996年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1（2）.
[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移民局。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白水县文物旅游局。陕西白水下河遗址仰韶文化房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1（12）.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9]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省宁县阳■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1983（10）.
[1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6）.
[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澧县文物管理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J].文物，1993（12）.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3]贾笑冰，周海铎。鲁西教场铺龙山文化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01-9-2-1.
[14]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第四次发掘简报[J].考古，1987（4）.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2（12）.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17]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J].辽海文物学刊，1986（2）.
[18]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J].考古，1976（3）.
[19]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长岛县砣矶岛大口遗址[J].考古，1985（12）.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5（1）.
[22]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23]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J].考古，1980（3）.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河南偃师市灰嘴遗址西址2004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0（2）.
[25]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旬邑下魏洛[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6]胡继高。白灰面究竟是什么做成的？[J].文物参考资料，1955（5）.
[27]赵全嘏。新石器时代及商代人类住地的白灰面[J].考古通讯，1956（5）.
[28]仇士华。人工烧制石灰始于何时？[[J].考古与文物，1980（3）.
[29]李最雄。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关于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房屋地面建筑材料及其工艺的研究[J].考古，1985（8）.
[30]李乃胜，何努，毛振伟，等。陶寺、尉迟寺白灰面的测试研究[J].分析y试学报，2005（5）.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龙王崖遗址的两次发掘[J].考古，1986（2）.
[3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的发现[J].文物，1986（2）.
[34]李仰松。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研究[J].考古，1986（11）.
[35]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 www. 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超级秘书网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人类文明孕育的开始，甘肃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比较完整，各个时期的文物出土与考古发掘虽不平衡，但基本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文物链。本文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性质进行了系统梳理。
关键词 新石器时代 甘肃 老官台文化 四坝文化
甘肃省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分布及特点：
中国幅员辽阔，新石器时代文化丰富而复杂。而甘肃省这个时代的文化遗存，现在已知的有一千余处，分布范围十分广阔，基本上遍布甘肃全境。
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甘肃省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明显，反映了各个文化时期的文化特点。早期新石器文化以甘肃渭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为代表，叠压在仰韶文化层的下面，文化性质上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如聚落的分布，建筑遗址，墓葬习俗，农业生产，石器的形制和制陶工艺为仰韶文化所继承，其后马家窑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彩陶为突出特征，然后兴起的是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进入青铜时期。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序列：以秦安大地湾遗址为典型代表，大地湾一期文化-大地湾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河湟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
大地湾一期文化（老官台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甘肃省境内发现并发掘的有大地湾一期，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大地湾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位于渭河上游的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面积约110万平方米，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大地湾一期文化又称做老官台文化）。发现墓葬 11 座、 灰坑 2 个和部分遗物。发现房基、灰坑、墓葬等遗存，出土器物 2000 多件，发现的陶器均为红陶，陶质以夹细砂者为主，少量泥质陶，不见细砂陶。是敷贴模制。器种主要有圈底钵、圈足碗、深腹罐、球腹壶等。纹饰最常见者为交叉绳纹，发现十多种彩绘符号，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较少 。
仰韶文化遗存。 甘肃东部地区的泾、渭流域和西汉水流域，分布着一定量的仰韶文化遗存。甘肃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同西部挑河流域以及黄河附近的临夏、东乡、永靖、兰州等地出土的仰韶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遗物的分析认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广泛分布于甘肃东部，也扩及中部一带，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早于马家窑类型。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该遗址类型共 300 多处，主要有兰州曹家嘴遗址、兰州王保保城墓地。马家窑类型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同时还发现狩猎工具和野生动物骨骼，说明当时的人们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兼营狩猎。
半山类型。分布于陇西河谷和盆地、青海省东北部和河西走廊（永昌市以东），与马家窑类型分布范围大部分重合稍偏西， 年代约为公元前 2650-2350 年。主要有兰州青岔岗遗址、广河地巴墓地、景泰张家台墓地、兰州花寨子墓地。半山类型居民的经济生活与马家窑类型的大体相同，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
马厂类型。分布范围与半山类型相近，西部更向西伸展到酒泉、玉门一带，年代约为公元前 2350-公元前2050 年。 主要有永靖县马家湾遗址、永昌鸳鸯池墓地。马厂类型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不论在遗址还是墓地中都大量发现石制和骨制的生产工具。
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发展到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白灰面房屋是齐家文化在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成就。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齐家文化上承马家窑文化，早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000 年左右，或者更晚。齐家文化遗址主要有永靖大何庄、永靖秦魏家遗址、永靖张家嘴遗址、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天水师赵村遗址。齐家文化的墓葬和宗教习俗。居民的埋葬方式多种多样，从埋葬的类别上，可分为单人葬和合葬墓；从葬式上，可分为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侧身葬、二次葬、俯身葬等，其中仰身直肢葬是齐家文化的主要葬式，在墓葬中已出现殉人的现象，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象征社会地位的石（玉）璧礼器随葬增多，已经接近了文明 ；
四坝文化。四坝文化多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目前，火烧沟遗址有4个碳测数据，东灰山遗址有1个数据。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安志敏先生认为甘肃山丹四坝滩遗址发现的两批陶器独具特色，以夹砂粗红陶为主，多饰浓重的彩绘且凸起于器表，既不同于马厂类型，也有别于沙井文化，应单独命名为四坝文化。未发现共存的铜器，所以推测该文化属新石器时代。 四坝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
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对整个中国考古的深远影响：大地湾遗址的存在和发掘，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为其他学科的发展研究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已经发掘的文物基本上映证了甘肃陇西地区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这条完整的考古系列也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文化的界定提供了详实而准确的资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方群。甘肃地区新石器中期以前诸远古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2]陈发虎，曹继秀。陇西黄土高原新石器文化与环境演变的可能联系王建力。兰州大学学报，1993,29(4).
[3]安旭强。甘肃石器时代考古概述。绥化学院学报，第29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