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王安石立像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短文，直陈己见，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独特风貌，如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简洁明快而省力，亦记游，亦说理。
王安石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只)缘身在最高层。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不失大家风范。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诗人和散文大师。他在北宋文坛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诗继承了杜甫、韩愈的传统，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独创性，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飞来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现在的浙江宁波）做知县，任满以后回江西临川故乡，路过杭州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这一年王安石三十岁。
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八尺是一寻，千寻塔是极言塔高。第二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的“闻说”，就是“听说”。作者说：我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见太阳升起。第三、四句写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不怕浮云把视线遮住。 “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缘”，当“因为”、“由于”讲。我们不要小看这首登高游览的小诗，它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今天我们还把太阳比革命领袖，把阳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辉煌胜利。在北宋仁宗时候，国家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了。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
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全诗解释:
【飞来峰】即浙江绍兴城外的宝林山。唐宋时其上有应天塔，俗称塔山。古代传说此山自琅琊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飞来，故名。
【千寻】古以八尺为一寻，形容高。
【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句意。
【浮云】浮云：暗喻奸佞的小人。汉陆贾《新语》：“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白日也。”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 缘 】因为。
【最高层】:最高处。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诗人和散文大师。他在北宋文坛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诗继承了杜甫、韩愈的传统，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独创性，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飞来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现在的浙江宁波）做知县，任满以后回江西临川故乡，路过杭州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这一年王安石三十岁。
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八尺是一寻，千寻塔是极言塔高。第二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的“闻说”，就是“听说”。作者说：我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见太阳升起。第三、四句写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不怕浮云把视线遮住。 “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缘”，当“因为”、“由于”讲。我们不要小看这首登高游览的小诗，它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今天我们还把太阳比革命领袖，把阳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辉煌胜利。在北宋仁宗时候，国家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了。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
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登飞来峰》
年代: 宋 作者: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飞来山 一作：飞来峰）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缘 一作：自缘）
作品赏析
塔指绍兴城南飞来山（又名宝林山、塔山）上的应天塔
①②句写景，①句实写，②句虚写，虚实结合，组成一幅壮丽的美景。“千寻”写其高。③④句景、情、理相结合。这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作者高瞻远瞩，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豪情和不畏艰难，立志革新的政治抱负。
别有佳处惬人意——说《登飞来峰》与《题西林壁》
汤文熙
清代纪昀说：“东坡、半山，旗鼓对垒，似应别有佳处，方惬人意。”（《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三》）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在新法上政见分驰，互相对峙，似乎冰炭不能相容，故希望这两位奇人在别的事情上能有某种相通之处，才能使人们满意。
其实，苏轼与王安石虽然年龄相差15岁，确有很多事迹不独相通，而且巧合。比如：两人都21岁进士及第，享年都65岁。王安石号半山，苏轼号东坡，字号用意的情趣隐合。苏轼解职黄州、赴任汝州、途经金陵时，曾与王安石一起居留一月之久。据苏轼在《与荆公书》中吐露，两人曾相约在金陵买田卜邻，相从林下。两人平素多有诗歌唱和，并且见解吻合。据《西清诗话》：王安石在蒋山时，以近作《寄蔡氏女》示苏轼，苏轼看后说：“离骚句法，乃今见之。”王安石亦说：“非你见谀，我亦自负如此。”又据宋人笔记称：王安石在钟山，有人自京师来，王安石问：苏轼近来有无诗作？来人说：近闻苏轼游庐山，有《题西林壁》一绝，即诵之。王安石听后，颔首称善。两人都以文章盛名跻身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相通巧合的事迹使人感到，半山与东坡似乎是一对传奇人物。这里有二人的诗作为证：一是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一是苏轼的《题西林壁》。
《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登飞来峰》为王安石30岁时所作。皇祐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年少气盛，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发抒胸臆，寄托壮怀，可看作万言书的先声，实行新法的前奏。《题西林壁》为苏轼47岁时所作。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任黄州、就职汝州时，途次江西游庐山，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总结庐山之游的绝唱。《东坡志林》第7条载：“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可见这首诗是苏轼的精心力构，也是他勘透世情的杰作，悟彻人生的妙谛。两诗写作，一先一后，时间相隔34年，一写登飞来峰，一写游庐山，地点相去一二千里。然而对读比较两诗，总觉字里行间似有同出一辙的蛛丝马迹。
《登飞来峰》层次井然，安排稳妥。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前，据《杭州图经》：峰自天竺飞来，故名。而峰上更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转句直入情语，着“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结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转、结二句，绝妙情语，亦千古名句；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从全诗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飞来的高峰才触发得出；但无“闻说鸡鸣见日升”作铺垫，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飞来峰上千寻塔”，才能用见日出闻天鸡的故实；也只有在天外飞来的高峰见日出闻天鸡，才能导出不畏末俗乱真、站得高看得远的胆识气概。思绪条贯，勾连紧密；天衣无缝，一气呵成；前后关照，浑然一体。
《题西林壁》为苏轼游庐山在西林寺题壁之作。西林即西林寺，晋江州刺史陶范所建，为庐山重要景观之一。苏轼《东坡志林》第7条《记游庐山》说：“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即指此诗。他先后写了7首庐山记游诗，这是最后一首。这首诗对庐山作总体描述，作者立足西林寺，全诗景状从平视、俯视中写出。起句写庐山横面侧面的山势，平视庐山，奇势叠出。概括精密准确，描绘细腻生动。庐山的峰岭走向，基本如此。据南山宣律师《感通录》：庐山有七座主要山岭，一起向庐山之东，会合而成山峰，故姚宽的《西溪丛语》说：“因知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句，有自来矣。”承句写庐山远近高低的山势，俯视庐山，变幻莫测，补足起句未尽之景。可见起、承两句写景不失其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是景语，亦是情语。过去有的注本对这两句的注解多有穿凿，如施元之《施注苏诗》卷二十一，特引《华严经》中的话：“于一尘中，大小刹种种差别如尘数，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诣，各转法轮”，来坐实“远近高低各不同”句所自来。又如《冷斋夜话》记黄庭坚评此诗说：“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此又“搔痒不着”的赞语。似此注诗评诗，俱无足取，早有注家批驳，认为“凡此种诗，皆一时性灵所发，若必胸有释典，而后炉锤出之，则意味索然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二十三）转、结二句作情语，以议论的笔触，寓哲理于抒情之中，畅写人们习见的理念，即：人的主观认识，各自都有局限性。寥寥14字，道尽人情事理，故此诗一出，立成典故，雅俗咸通，竞相援引。从全诗看，后联的理念，全从前联的景语熔铸铺垫出来。理念的产生，来自奇幻瑰丽的想象，而隽永深刻的理趣，自会启发出新鲜贴切的妙语。故历代评家咸推此诗深含哲理，评价极高，最著者如《宋诗精华录》卷二云：“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现代《唐宋诗词探胜》说此诗“善状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两者融洽无间”，非禅偈所能比拟，所评极是，似可定论。
通过两诗对读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诗在立意、谋篇、炼句上不仅相通，而且巧合。从诗题看，王诗用动词“登”，苏诗用动词“题”，都用地名作宾语，构成动宾结构的短语。从体例看，两诗都是写景七绝。从全篇的立意构思看，王诗借写景抒发壮怀，句句入扣；苏诗借写景畅言事理，字字入微，且都寓情理于诗境之中。从章法看，都是前联写景，后联抒情。从表达的语势看，两诗的情语中几个用字几乎雷同。如王诗转句用“不畏”承上启下作过渡，苏诗转句用“不识”承上启下作过渡，各自的关照都极稳妥，又如两诗都用“只缘”导引结穴；又如王诗的“身在最高层”与苏诗的“身在此山中”也相同。由此看来，两诗的相通与巧合，达到逼肖，如出一辙。真是英雄所见极同，何其相似乃尔！世界上有这样的奇人奇诗，岂不是惬人心意的一大佳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