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概调查报告（精选3篇）
摘要：对H省30个样本社区的调查发现，由于脱离了地区实际，一些地方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导致农民不满情绪，甚至助推 三无 农民的产生，影响了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对此，应从土地利益源头斩断地方政府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不当激励;及时调整不切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确立农民自愿、资金充裕、产业支撑等基本建设前提;鼓励但不强制农地规模化流转，并促进欠发达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效衔接。
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和改善民生的角度看，农民集中居住确有其必要性，但在建设资金不足、试点政策不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社会保障机制等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不具备全面展开的可行性。但不少地方政府出于土地利益的需要，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名义，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以地生财 ，盲目推动拆村造城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调查显示，全国平均每六个村就有一个村在经历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 ，其中72.3%始于20xx年及以后。从全国范围看，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已经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阶段，建设热点已经从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转向河南、安徽、陕西等中西部省份;建设重点已经从城郊结合部、非农产业发达的农村，转向城市规划区以外的不发达农村区域;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县市基本实现了农村全域社区化。但一些地方拆并村庄后，农民扩大就业问题没解决，生产生活更不便利，不少地方村庄拆并不符合农民意愿。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需要高度重视。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研究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调查样本的选取
事实上，具备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条件的一般是城市规划区、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已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的发达地区，且20xx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 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 。因此，在实践中，地理上远离城市规划区、农民就业和收入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农村大规模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问题尤为突出，应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H省进行实地调研。H省的代表性主要体现在：第一，H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和粮食主产区。第二，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力度较大，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数量较多，其所表现出的问题更全面和具体。具体到H省，我们将其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每个区域按以下标准选取6个样本社区：一是社区至少部分建成且有人口入住。二是社区地理位置上不在县城规划区内，无明确规划区的需远离当前县城5公里以上(含5公里)。三是社区所在乡镇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四是社区规划搬迁范围内的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按以上标准选取的30个样本的概况见表1所示。
二、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1.基层政府直接面临公共投资债务风险。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公共投资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投资规模大。据H省省级部门测算，一个5000人规模的农村社区，其公共投资规模在2500万元左右。30个样本社区中，有10%的社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在1800万元到20xx万元之间，有80%的社区在20xx万元到2500万元之间，有10%的社区在2600万元到3300万元之间。30个社区的实际投资状况与H省省级部门测算的数字基本吻合，反映了H省的普遍状况。二是公益性强。如H省的 五通六有两集中 建设标准中，只有幼儿园、连锁超市能够通过投资形成直接利润回报，所以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即使有社会资本参与，一般也以企业或个人捐赠、赞助的方式出现。30个社区中，非政府资金在公共投资中所占比例最高仅为27%，很多社区根本没有社会资本参与。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公共投资的两大特点决定了各级政府必然是投资的主体。但由于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规模较大，导致各级政府层层下沉投资压力，普遍形成 乡镇自建，省市县财政奖补，各级支农资金整合支持 的投资格局。在30个社区里，公共投资中乡镇投资超过50%的达到25个，说明乡镇政府是主要投资主体，但与主要投资主体地位不对应的是乡镇微薄的财政收入。30个社区所在的30个乡镇，20xx年财政收入最低的仅为350万元，最高的仅为1800万元，有87%的乡镇20xx年财政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30个乡镇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方面的投资与财政收入比率最低的是0.27：1，最高的达到4：1，其余28个社区两者比率均超过了0.3：1。公共投资数额巨大而自身财政收入微薄是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但30个乡镇的社区化建设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在持续进行。其原因在于公共投资的BT模式容易使人忽视潜在的债务风险。这种 借来的发展 只是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埋下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导致并不具备偿债能力的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不断借债，来掩盖债务责任和风险，并通过利息计入本金而不断放大负债规模。 2.社区住宅垫资风险日益凸显。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住宅投资方面的垫资风险，在对30个样本社区的实际调研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截至20xx年底，只有2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达到100%，5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超过30%，其余23个社区均在30%以下。也就是说，样本社区住宅普遍处于零星购买状态，而因此形成的沉淀投资规模和债务隐患，较公共投资数额更为巨大。调研表明，截至20xx年底，30个社区在住宅建设方面的投资最高达1.3亿元，最低为0.8亿元，平均为1.05亿元。使基层政府难以回收社区住宅投资成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住房供给与农民住房需求相差较大。从表2可以看出，30个社区主导的住房形式是多层楼房，但大多数农民喜好的住房形式是单门独院楼房。农民喜好单门独院楼房的原因在于，与农户旧宅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居住地点发生转移、公共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并没有改变农民的住房观念和习惯，且便于农业机械存放和家畜养殖。事实上，基层政府并非不了解农民的住宅偏好，但H省在20xx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影响了基层政府的住宅供给决策。20xx年，H省出台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标准》提出， 新型农村社区多层和高层住宅占总住宅的比例宜结合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给予适当考虑。 这虽然是为了实现节约用地的目标，但在实际执行中推动了 原则上不建三层以下低层住宅 局面的形成，结果严重影响了农民购房和入住社区的积极性，给基层政府带来的投资浪费和债务隐患问题日益凸显。
第二，相对于农民购买力水平来说社区住宅价格偏高。30个乡镇全部宣称，以 成本价 面向农民出售住宅。但普遍的事实是，多数乡镇出于缓和自身财政压力的需要，将公共投资成本和开发商的合理利润都摊入了住宅成本中，使其实质上成为商品房开发，导致住宅价格相对于农民购买力偏高的局面。在30个社区中，住宅均价最低的社区是900元/平方米，住宅均价最高的社区是1700元/平方米，30个社区的住宅整体均价是1250元/平方米。按四口之家购买120平方米的小三房、均价1250元/平方米测算，毛坯房的总价基本在15万元左右。而H省20xx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7524，94元，农村家庭平均人口4.08人，社区房价是农村家庭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且需要说明的是，30个样本社区均属欠发达农村，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在H省平均水平以下，所以社区房价与农户的购买力差距更大。同时，30个社区中能够贷款的社区仅为6个，且这6个社区的贷款额度每户均未超过3万元;其余24个社区都规定在特定时问内分次缴清，时限一般为1年。这导致不仅大多数农民无力购买社区住宅，而且也无法借助金融杠杆来提高购买力。在购买力和购买意愿均不足的状况下，社区住宅出售率低便是必然的结果，而这将给基层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风险。
(二)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最大也是最终受益者应是农民，但不少地方却呈现 政府热、农民冷 的现象，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有媒体报道，个别地方甚至通过停水、停电、阻断交通等手段，强制进行 株连式拆迁 和 突击式拆迁 。这种不征求农民意见、不尊重农民意愿的强制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20xx年国土资源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查处借增减挂钩试点强迫农民 上楼 等行为。20xx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 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 中央和相关部门的政策与行动一方面说明国家对于 农民被上楼 问题非常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问题已较为严重。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问题，结合对30个样本社区的调研，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旧宅补偿偏低引发农民不满。在30个样本社区中，仅有1个社区允许农民购买社区住房不需上缴旧有宅基地，该政策具体规定是 政府免费拆迁复垦旧宅;旧宅复耕后归原有农户永久使用 ;其余29个社区均要求 买新缴旧 ，即购买社区住房 需无条件上缴旧有宅基地并自行拆除旧房 ，其中24个社区要求上缴给原有村集体，5个社区要求上缴给乡镇政府。在要求无偿上缴旧宅基地的29个社区中，有23个社区规定可以在购买社区新房时享受补贴，补贴额度在1万元到2.5万元之间，这实质是对农民退出旧宅基地与拆除旧房的有条件补偿，但其对农民旧宅补偿明显偏低且附加强制性条件，而另外6个社区甚至不予补偿。这实质上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因而导致农民对于人住社区普遍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
(三)农民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一般都伴随着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在30个样本社区中，有28个社区实现了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当农民集中居住、土地集中流转之后，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等民生问题便更加凸显。调查表明，土地流转未能有效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增加，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第一，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没有增加农民收入。实施土地规模化流转的28个社区，其土地流转政策基本一致，土地流转的时间最低为20xx年，最高为20xx年，一般为20xx年;农民获取一般状况下农作物(H省普遍以小麦作为参照物)种植的固定收益，即约定的亩产小麦斤数乘以当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标准最低的社区按每年每亩600斤计算，标准最高的社区按每年每亩1000斤计算。以20xx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格1.12元/斤计算，这28个社区的农民每亩土地年流转收益在672元～1120元之间。但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是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商品，粮食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再刨除物价上涨因素，这意味着以此计算的土地流转收益并不合理。微薄而且相对固定的土地流转收益与不断攀升的物价水平相比，农民的实际净收益往往是不增反降，说明多数土地集中流转未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未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大多宣称通过农地规模化流转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使农民 既拿地租又拿工资 。但这其实是地方政府有意混淆农业产业化与农地流转的区别。农地规模化流转只是作为催化剂，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一个契机和可能，但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事实上，这28个社区中有27个社区是把土地大量承包给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而这些大户进行的农业生产虽可算作家庭农场，但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民就业，因为当前农业 从种到收 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即使存在少量的人工劳动，依靠承包户家庭成员或短期临时雇工也可完成。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的经营行为，只是生产规模的适当扩大，并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所以并不能带来稳定的就业岗位。调研中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并吸收大量人员就业的只有1个社区，该社区将土地规模化流转给大型面粉加工企业，依靠该企业形成了小麦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条，从而带动了大量社区居民就业。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即生存和发展问题。虽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形成产业支撑，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并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很多地区将带动就业的主要着力点都放在吸引二、三产业投资方面。由于县城普遍设立了经济开发区、产业集聚区，依靠优越的区位和优惠政策承接了很多工业投资，所以新型农村社区依靠第二产业形成产业支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吸引第三产业带动就业方面，由于人口规模小、消费能力弱，新型农村社区也并没有足够的优势。但30个样本社区几乎全部宣称 形成了产业支撑 。对此，我们把这些所谓的 产业支撑 归为二类：一是紧邻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 商贸物流业 为支撑，理由是乡镇街区商业相对发达。二是完全不靠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 现代农业 或 农业产业化 为支撑，理由是农地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流转。但深入调研发现，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农民搬入镇区附近的社区居住，并不代表已在镇区 商贸物流业 就业;农地规模化流转也不代表农业产业化已经实现，更何谈农民因此获得了就业岗位。30个样本社区中只有1个社区依靠现代面粉加工企业形成了农业产业化支撑，其他29个社区本质上都是基础设施发生变化的农村居住区，农民并没有实现市民化，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甚至很多农民丧失了从事传统农业的生存手段，导致一个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市民的边缘群体的出现。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解决稳定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这些农民甚至将遭遇生存危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欠发达农村强制推进新农村社区化建设，是超越其经济承受能力和生产力发展阶段，以牺牲农民利益降低建设成本，以高息借债或透支未来财政等方式来换得当前发展。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不仅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而且导致 三无 农民的产生，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尚处于个别地区的试点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当对这些已出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及时纠正，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扩散和激化。
由于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脱离实际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所以纠正的关键在于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并通过政策法规未解决。具体包括：第一，优化和严格落实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避免使之成为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谋求土地利益的工具，从利益源头上斩断地方政府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不当激励。第二，严格落实20xx年中央1号文件 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 的规定。各地应及时调整不切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规划，严格限制乃至暂时停止欠发达农村的新型社区化建设。第三，以农民自愿、资金充裕和产业支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启动的前提。第四，鼓励但不强制农地规模化流转。第五，应加强欠发达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效衔接，新型农村社区选址最好紧邻镇区，使之与小城镇形成一种相生相长的关系。
0**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规定，“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今年是实施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实现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目标的最后一年。这一两年来，随着农村和城市九年义务教育相继免缴学杂费，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已接近4%。
统计
一、调查报告统计
据统计，53.33%的被调查者，也就是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对目前的九年义务教育满意程度一般。他们认为目前九年义务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还有很多偏远地区实施得并不理想，而且教育方式也不够理想。而接近60%的被调查者指出，自己身边的中小学仍旧有小部分收取学杂费。而阻碍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施展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教育经费层层克扣以及农村师资力量薄弱。而解决方法大部分人选择支持解决偏远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公共资源差距，保障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权益。
二、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
“科教兴国”20xx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规定，“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今年是实施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实现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目标的最后一年。
那么，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呢?笔者了解到，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印度、哥伦比亚、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超过4%。因此，根据数据来看，我国教育经费支出相对较少，还有较大提高空间。
三、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度
20xx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中国教育发展的近30年来，我国教育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度为95%以上，而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了21%。
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并在教育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效，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国家教育的投入总量，提高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争取延长人均受教育年限。
四、国家的财政收入数据与义务教育支出
如果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后，是否有能力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呢?
根据20xx年教育事业发布统计公报，我国高中阶段学生总数为4341.9万人，其中，普通高中2514.5万人，成人高中17.5万人，中等职业教育1809.9万人，以各地高中阶段公办学校学费标准看，平均在800元左右(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为509元，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为718元)，以此计算，如果全免高中阶段学生学费，每年需要政府新增投入350亿元。假使每年约1900多万的初中毕业生全部上高中，那么，新增高中生规模每年为500万左右，根据《20xx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普通高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包括教育事业费、科研经费、基建经费和其他经费)为2648.54元，中等职业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3124.01元，那么，为新增教育规模，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每年将增加150亿元。也就是说，在目前基础上实行高中义务教育，每年将新增教育投入500亿元。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xx年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亿元。而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发布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xx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但也只占GDP的3.48%，离开4%的计划比例尚有0.52%的差距，以300670亿元计算，就是20xx亿。而据此前有关人士对20xx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DP的5%计算，在GDP数值不变的情况下，1%即为3000亿。因此，国家应当是有能力承当十二年义务教育的。
总之，只要下定决心，在未来的20xx年中，推行20xx年义务教育，并非不能，而在于政府为不为。对于“有效时间”长达20xx年以上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刚要的制订来说，这一牵涉到教育基本责任、培养怎样的劳动者的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
一、摘要
20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一)商家办班很积极。自实行“素质教育”以来，特别是高考改革，实行“3+X”制以后，对学生的能力和全面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商家看准时机，利用暑期推出形形色色的培训、补习、家教，打出“能力与应试并重”、“文化与特长并举”等富有“时代气息”的标语，吸引广大中小学生前来报名。据调查，常德市自6月底开始，商家就在市城区开展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数不胜数的“培训中心”看得人眼花缭乱。市内规模比较大的培训中心有“剑桥少儿英语培训中心”、“新世纪暑期英语培训中心”等。他们在全市各地设有咨询处，并设立多个报名点和教学点，形成了“连锁”点。有的培训中心，如常德市阳关琴行、师院的暑期中小学生培训中心，都是综合性的培训中心，既有文化培训又有特长培训。文化方面有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特长方面有音乐、美术、书法、体育运动等。这些成规模、成气候的培训部一般采取办班的形式，进行集体教学，有比较严格的组织。另外，不少商家和中介机构还向中小学生提供家教服务，推荐一批大专院校的学生给需要家教的人。与遍布大街小巷的家教“游击大军”一样，他们主要是针对小学、初高中各门功课，采用一对一的教学方式，为中小学生查漏补缺或让其超前学习课本知识。
(二)学生家长更踊跃。对于各种培训和家教补习，家长似乎更为热情。早在暑期前夕，许多家长就开始精心设计孩子的暑期生活，到处收集有关培训的广告、打听其教学质量、观望别人参加那些培训;还有的家长四处托人寻找本科、研究生当家教，经过面试和筛选，留下最满意的，来给孩子进行一对一的补习。参加培训、请家教几乎形成了一种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风气。家长之所以热衷于送孩子进班学艺原因有：一是学生升学的形势严峻。中小学生都希望进入市内重点学校，但人多名额少，向重点中学进军不仅是“文化成绩大战”，更是“特长大比拼”。激烈的竞争不仅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压力，也使望子成龙的家长焦虑非常。因而让孩子利用暑假多“充电”，以期考上理想的学校。二是对部分家庭而言，孩子一个人呆在家里不放心，最好的办法便是送去参加培训班。三是学特长可以为孩子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打好基础。知识经济时代越来越需要“全才”，多一门特长便多一门谋生的本领。四是英语、电脑已经成为一种必备的基础技能，如果不从小就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和锻炼，将来会很难适应。因此，如常德市内的少儿英语培训、电脑培训生意兴隆、人满为患。
(三)学生减负愿望落空。对常德市城区随机抽样30名中小学生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暑期参加培训班表示愿意的占22%;可以接受的占40%;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的占21%;不愿意的占17%。暑期参加一种培训班的有6人，参加二种培训班的14人，参加三种培训班的有8人，参加四种培训班的有2人。少部分学生自主意识较强，有参加培训或请家教的要求，能主动选择自己想参加的培训班。但大部分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对培训和补习是带有抵触情绪的。由于年龄小，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或是害怕家长，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一般只要家长有这方面的要求、做出参加培训或请家教补习的安排，他们也就接受。但如果压力太大，他们有时也会发泄心中的不满。如本市紫桥小学上三年级的陈同学，暑假期间每天要学两个小时的英语，1个小时的古筝，1个小时的钢琴。回家后还要做暑假作业、读英语、练琴。小女孩常向妈妈抗议说：“无聊”、“比读书还紧张”，并强烈要求出去旅游。12岁的郑同学在本市名牌中学(长怡)读初一，她不仅成绩好，而且多才多艺。暑假里她有四门课程：英语、手风琴、书法、舞蹈。虽然平时很自觉，但辛苦久了，有时也忍不住想出去玩，偶尔还会来个“先斩后奏”，先玩一两天再说。可见，爱玩是孩子的天性。7月中旬常德市气温高达39度，室外气温有的高达42度，街道上行人稀少，偶尔看见几个，但大多数是赶着参加各种培训班的孩子们。
(四)暑期乱办班、乱收费现象较为严重。暑假补习班众多，但补习质量参差不齐，收费与办班质量相比悬殊。如：本市东方红小学，几位家长为了管好孩子，同时又解决小孩假期学习知识，一并请了一位自称是富岳外国语学院的老师，给孩子们辅导英语。学期一个月，学费每位220元，头几天教得还算满意，于是家长们都很乐意地交了钱，但之后几乎天天迟到。一位家长直言不讳地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重要的，你这样天天迟到怎能给学生作表率呢?”这位老师不仅未改正，而是撒手一去不复返了。使得这几位家长互相责备，而却又无奈之至。暑期乱办班、乱收费现象较为严重。据调查，目前除少数培训班比较正规、有执照外，大部分都是短期的经营，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有些培训班教学水平的高低、师资力量的强弱无从知晓，培训市场因而良莠不齐。常德市文化培训每期时间一个月收费从200元到400元不等，特长培训班则还要高，如有些游泳班10天一期，也要300元;如果请家教，价格会更高，而且浮动也大。一般情况下，家教是每小时10元，但有些自身水平较高的本科生、研究生每小时15元、20元甚至更高;市内某些特长方面的名师如果进行一对一的教学，每小时收费则高达50元、80元。今年常德市各种暑期培训班收费标准均比去年同期上涨，有的上涨幅度高达100%，如：某英语培训班去年同期每期(30天)为200元学费，而今年同样的天数收费却高达400元。
关于上面提到的问题的几点建议：对于暑期形形色色的培训、补习、家教班，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规范措施，清理整顿，严格审批程序，明确收费标准，坚决制止乱办班、乱收费现象。教育主管部门还可以组织“名师巡回讲演团”替代现存的形形色色的“培训、补习、家教”等班类，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公安部门、城管部门加大网吧的管理和监督，与吧主签订协议，严禁未成年人进入。也希望家长不要在不了解自己孩子的情况下盲目地投资，让孩子去学习并不适合自己的各种科目，导致孩子倍感压抑和疲劳，不仅加重了自己和孩子的负担，更容易错过孩子发展的机遇，耽误了他们的前途。
为了让学生们充分利用假期接触社会，开阔视野和提高素质，学校应成立暑期领导小组，对中小学生进行暑期安全和法制教育。制定假期工作计划，落实活动内容，做到各项活动均有专人负责，防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可引导学生利用假期深入调查城乡的历史变革、文化习俗、风土人情，挖掘家乡的文化内涵等活动。建立学生暑期科普活动基地?熏开展大型暑期科普活动，举办中小学生暑假读书动手小制作、小发明作品展览。组织学生参加拥军优属活动，为五保户、特困户、残疾人做好事。引导学生投身社会、增长知识、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增强学生自立、自强、自律能力。
各街道办事处、图书馆、科技馆等单位，应积极创造条件，大力开展以培养学生兴趣、发展学生特长、拓展学生视野为宗旨的音、体、美、劳、电脑、航模兴趣活动、读书演讲活动、社会调查、社会公益活动(小交警、军事训练等)等各项活动。有条件的单位，在暑期可为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各种娱乐室。
总之，用有益的活动挤走“空虚、无聊、孤独、没劲”，让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健康、愉快、充实、安全又有意义的假期。
四、结语
综上可看到，暑假不仅仅是学生们放松休息的时间，还是培养自己的特长，陶冶情操的好时机。学生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做很多有意义的事，不仅限于完成老师的家庭作业。学生应当学会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假期时间来主动地学习，自主学习的效率远比被动学习的效率高得多。
同样暑假也是也是一些商家赚钱的好时机，开设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不仅能让暑假在家的学生有一个再次学习的地方，而且也能丰富当地的文化氛围，可谓一举多得。只要是合法、教学质量优秀的补习班，政府应给予一定得支持。
这次的社会调查，让我感触颇多。虽说有些累，但收获还是不小的。大学生只有多接触社会，才能锻炼自己的能力，开阔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阅历。既学会调查的方法，又学会待人接物……所以说社会实践是一举多得的活动。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